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作者：项贤明
摘要：教育观是我们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基本看法。建国初期，我们把教育同时看作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错误地估计了教育界的形势，将教育简单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导致我国教育在1966年陷入了十年特殊时期的混乱。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教育观发生了一系列重要而深刻的变革。教育，先是从阶级斗争的工具转而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接着又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强调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转而重视培养全面完整的人的素质；然后又完成了从提高劳动者素质以促进经济发展，到提升整个民族素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次飞跃；进而提出全人类通过教育共创美好未来。这一系列的教育观变革，反映了我们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面向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宏观教育观向具体政策措施的转化工作，引导和促进地方政府和学校的教育创新实践，改革再出发。
关键词：新中国70年；教育观；教育政策
教育观是“关于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基本观念体系”[1]，它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对教育的基本认识。教育政策中所反映的教育观，与学术上的教育概念有着重要的区别。实际上，“在政策过程中讨论的一切概念都是通过解释和重新组合而产生的政治产物”[2]。从学术的视角看，“教育观”或许算不上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但是，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教育观”的重要作用却不可忽视。它反映了我国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基本看法，在观念层面上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有着根本性和主导性的影响。本文尝试通过回顾和反思70年来我国教育观的发展变化，探讨发现建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以资未来借鉴。
一、初期探索：从改造走向“革命”
在总体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和国家主要将教育看作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改造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希望运用教育来培养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所需人才，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改造教育来实现对中国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同时要“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3]在这里，教育在被当作培养建设人才的重要手段的同时，也明确了对旧教育和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历史任务。1950年9月18日至29日，中央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明确了加强工农文化教育的重大政治意义，它是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强大国防军、建立强大经济力量的必要条件”[4]，提出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文化补习学校，开展机关干部业余学习和职工、农民业余教育，认为开展工农文化教育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可见党和国家最初就认识到了并且高度重视教育对巩固新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把教育看作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这是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得出的重要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迅速复苏，国家在工业化方面进步显著，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随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罗迪（Nicholas R. Lardy）曾这样评价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是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规划。”[5]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教育培养大批建设人才。1952年3月31日，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在积极地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培养技术人才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而大量地训练与培养中级和初级技术人才尤为当务之急。”[6]1953年11月26日，政务院在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中也明确强调：“我们的教育事业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培养建设人才和逐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7]195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给各地党委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必须相应地发展和提高学校教育，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和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8]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相关技术人才的现实需要，让我们认识到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事业。
在这一时期，除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外，我们还面临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任务。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多次阐述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9]。这里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改造，而教育同时是我们进行社会改造的重要工具。
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1949年12月30日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10]。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在论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时指出：“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1]，提出要“努力培养建设人材，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12]，报告同时还强调：“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作，这一工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起了伟大的作用。”[13]“我们必须运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要向他们学习。但是，我们不应当让他们所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无产阶级的队伍，相反，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转变为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新知识分子。”[14]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教育需要进行改造，教育又是社会建设和改造的重要工具，这是我们建国初期对教育的基本认识。要对教育进行改造，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对教育界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将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社会主义的世界观。
1952年1月，各界人士按照自愿原则参加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政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5]。195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明确提出，要“暴露和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争取、教育多数教师，孤立和打击少数坏分子，以达到团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的目的”[16]。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认为，当时以华北和华东两区为重点的院系调整工作，是“对旧的高等教育制度、教学组织所采取的重大改革的步骤”，“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基本上是为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只能培养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所谓‘通才’”，而“我们需要大量的合格的各种专门人才，尤其是工业建设的专门人才”[17]。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论述“教育革命”，提出“学制要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让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18]。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党和国家认为旧教育是为反动政权服务的，必须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改造旧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对知识分子进行世界观改造。1955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接受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专门给上海局复电，认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一些党员是需要的，对党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有很重要的作用”[19]，同时还指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党外布尔什维克也很重要。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党当时对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是十分重视的。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从旧学校中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或者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应当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20]周恩来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提出：“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办好五·七干校。”[21]这里所说的“五·七干校”就是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将党政机关和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专门场所。
在改造旧教育和旧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我们对教育界慢慢形成了另一种认识，即认为教育界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阶级斗争。195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强调指出：“资产阶级正在学校中同我们争夺领导权，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以至敌人的特务奸细也正在经过这条路打进我们的工矿企业和国家机关中去。这里进行着严重的阶级斗争。”[22]1958年，陆定一根据中共中央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撰写了一篇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的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教育工作这条战线上，工人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是不断地进行着的。这个斗争，按其性质来说，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文章还引述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提出“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并解释说“文化革命，就是使我国六亿人口，除了不能生产和不能学习的以外，人人都生产，人人都学习”，文章还对“专家办学”、“教授治校”等所谓“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进行了批判。[23]在这里，教育已经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而且还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
在改造旧教育和旧知识分子的基础上，我们党和政府又提出了要在文教战线进行文化革命。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了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24]。这个指示明确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25]，这个教育方针的表述与1966年后特殊十年里的“两个必须”，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已经十分接近。对这段历史，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这样的评判：“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26]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的17年历史可以看出，我们从最初把教育看作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开始，在对教育本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逐渐强化了对部分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进而做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在文教战线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判断。以这一判断为基础，我们又得出了教育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的认识。为了赢得文教战线的这场斗争，我们提出要进行“文化革命”，“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27]，使我们的教育从社会主义改造最终滑向了一场特殊的“革命”。这场“革命”要打上引号，因为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28]。从重视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到误判形势，1966年后的十年特殊时期将教育简单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导致社会主义事业蒙受巨大损失，这样的惨痛历史教训，不可不记取。
二、伟大转折：开启教育现代化的新时代
中国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历史，肇始于1904年的癸卯学制，到民国时期初具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快速发展，但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进入了教育现代化的起飞阶段。正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新时代。
在1966年后的特殊十年里，我们一直将教育看作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29]1961年，教育部在直属高校工作条例中重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30]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再次强调：“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中国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31]于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两个“必须”就成为那个特殊时期我们办教育的基本方针，也反映了当年我们对教育的基本认识和理解。
1977年8月，华国锋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迅速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日益增强的物质基础，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32]，“要在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这就要从教育入手，要真正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33]。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明确否定了“两个估计”①，并强调指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34]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35]。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36]。1978年12月1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37]。这篇讲话，后来被誉为“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38]。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政策文献中关于教育的一系列表述，反映了我们的教育观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即从把教育简单地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转而承认学校教育培养人才的主要功能，承认教育在科技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1982年9月，胡耀邦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主要是从科技现代化和经济建设需要加速发展教育事业的角度来论述教育的作用的，报告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包括干部教育、职工教育、农民教育、扫除文盲在内的城乡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39]这段话，全面论述了教育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包括科学技术人员在内的各行各业人才的培养。这里提到了要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其目的很明确，还是在于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教育可以通过培养人才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当时我们对教育的意义和价值的基本认识，也是我们教育观的核心思想。
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肯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是个好文件”[40]。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并同意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开篇即提出了新的“两个必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41]这一新表述，集中反映了我们的教育观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正如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明确了教育的基本功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阐明了教育的重要地位”[42]。新的“两个必须”突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转移，标志着我们对教育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简要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和国家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教育观的变革，从1966年后十年特殊时期简单地把教育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变到肯定教育是科技进步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这一重大的教育观变革，开启了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新篇章，为后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获得巨大发展，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需要特别阐明的是，这一教育观的重要变革，是在教育政治功能之外，承认并重视教育的经济功能，而不是以教育的经济功能取代了政治功能。党对教育的政治功能的承认和重视，是始终一以贯之的。邓小平同志1978年就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43]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赵志奎等研究人员在研究改革开放初期这段历史时也发现，“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党内外都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思想倾向，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44]。党对教育政治功能的重视，贯穿了整个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在2018年9月10日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45]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其他重要教育政策文献，对教育政治功能的重视实际上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始终如一地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说明我们的教育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变革，并不是简单的从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转向重视教育的经济功能，其实质是我们党、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教育的基本认识的一次拓展和深化。从1966年后的特殊十年间狭隘地把教育看作简单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到在重视教育政治功能的同时强调教育在社会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的教育观向更加全面地认识教育这种社会现象，迈进了重要一步。
三、回归本真：从知识和能力到智力和素质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教育观主要还集中体现为重视教育在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以及重要教育政策文献中对教育观的表述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对教育的理解从片面的知识、技能等转而强调全面完整的人的素质，反映了我们的党和政府对教育的宏观认识也日益全面和深刻。
早在1985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46]在这里，更加综合的“素质”概念被提出来了，并逐步取代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科学文化知识”、“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等表述。邓小平在讲话中回顾工作时说：“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办了过去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党的认识能力有了新的提高，表明我们党已经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新问题。”[47]党的这种认识能力的新提高，也表现在教育观的变革之中。1987年10月25日，赵紫阳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教育的论述中，开始提到了“劳动者素质”和“智力开发”，报告指出：“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48]报告强调要把教育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而不再仅仅把教育看作培养科技人才的工具；教育要提高的是劳动者的“素质”，而不仅仅是其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教育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也不再局限于科技发展和经济振兴，还包括了“整个社会的进步”。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强调“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49]。报告在强调科技重要性的同时，也要求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教育除了要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科技人才外，还要提高“全民族”的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我们对其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根本作用和重要意义的认识日益全面深刻。
随着我们对教育重要战略意义认识的日渐全面和深入，教育的战略地位也日益突显，逐渐从为科技进步培养人才的工具，上升到与科技并驾齐驱的位置上。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报告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50]1995年，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话，曾对“科教兴国”做过这样的阐释：“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繁荣昌盛。”[51]这个讲话，在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提出“教育为本”，突出了教育在科教兴国战略中与科技同等重要的地位。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52]报告突出强调了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重要作用的先导性和全局性，并且提出要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把教育与科技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前沿，认识到教育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带有根本性、先导性和全局性战略作用，是我们在教育观上的一大进步。
在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的同时，党和国家还提出了另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战略意义的教育新观念，这个教育新观念就是“素质教育”。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认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53]。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的，从单纯的培养劳动力和科技人才，转变为更为综合全面的“提高民族素质”。这里的“人才”，也不再限于科技人才，其涵义也变得更加广泛。这个《纲要》还强调，“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必须大力加强”[54]，要求“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55]。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作为中央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了“增强适应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和迫切需要的素质教育”[56]这一新的教育表述。这一表述在“素质教育”之前加了一系列的定语，用以说明实施“素质教育”的战略意义集中表现为推动我国教育适应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和经济体制变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和需要。1999年3月，朱镕基同志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57]。党和政府在这一时期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既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在劳动力和科学技术人才培养方面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也反映了党和政府对教育的认识进一步变得更加全面、更加深刻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9年6月15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标志着“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入新阶段”[58]。1999年6月13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59]这个《决定》还从德、智、体、美等不同方面，以及教育体制改革、教师队伍建设、各级各类学校等不同角度，对如何推进素质教育，逐一进行了阐述。从邓小平关于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科技人才等重要思想开始，到素质教育新理念的提出，这一思想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过程中经过一脉相承的发展，由一条原则性的总方针，向可操作的具体教育政策迈进了重要一步。
在教育内容上，从强调“双基”（即“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智力和能力到强调更加综合全面的“素质”；在教育对象上，从人才到劳动者进而到整个民族；在教育目的上，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到全体国民的素质提高，我们的教育观在变革中日益完整全面，不断接近教育的本质。在我们的教育观中，教育从阶级斗争的工具、培养劳动力和人才的工具，逐步向教育培养“人”这一本真意义回归。
四、重要拓展：从为经济建设服务到民族复兴的基石
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就一直是我们教育观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逐步认识到教育是通过培养人来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在教育领域里，“人”是一切问题的核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又进一步深刻认识到教育培养人，不只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相反，经济发展也是要为人服务的。于是，我们的教育观又逐渐从经济建设转向“人”本身，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教育的作用和价值的认识，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飞跃。在我们教育观的核心表述中，教育的意义又得到了一次重要的拓展，即教育不再仅仅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工具，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60]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再次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61]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提高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和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到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从教育为经济建设培养人才，到育人为本，这一系列关于教育的论述的变化，反映了教育观的深刻变革。教育从最初的科技现代化的基础到强调教育本身就在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并且“人”在我们的教育观中也逐步回到了中心位置。《共产党宣言》曾这样批评资本主义教育：“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62]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教育不再是将人培养成某种工具，而是以人为本，人本身就是教育的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是我们民族、我们每个人解放自身的手段和途径之一，而不是相反。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63]新时代、新形势和新任务，对我们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在促使我们的教育观发生重要的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64]这一段关于教育的论述，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教育观变革的理论成果，明确提出了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将其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工程的重要战略地位，突出强调了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同时明确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把培养人作为教育的根本。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65]在肯定教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同时，也强调指出教育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人的发展与民族的发展，在我们的教育观中是统一的。我们的教育观认为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人才，但这里的“人才”，首先是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发展经济所需要的简单工具。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引用《资治通鉴》里的典故，进一步对“育人”和“育才”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在这里，育人和育才是同一教育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并且其中育人是更为根本的方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个人、民族的层次上，而且还在整个人类的层次上，对我们的教育观进行了新的重要论述。这也是我们教育观的一次重大的拓展和深化。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清华大学的贺信中写道：“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人类社会需要通过教育不断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需要通过教育来传授已知、更新旧知、开掘新知、探索未知，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更好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66]教育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而且也决定着人类的今天和未来。在这里，民族的振兴和人类的发展统一起来了。中华民族不仅要通过教育和社会发展来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还要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人类一起共同创造美好未来。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写道：“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67]，因此，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来论述我们的教育观，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在这里不再限于个人的成才，也包括由个人组成的群体、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观与其解放全人类的政治信仰目标，在理论上达成了逻辑的统一。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高屋建瓴地总结指出了我们在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观点：“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68]他紧接着强调指出：“这是我们对我国教育事业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来之不易，要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69]这九个“坚持”，总结概括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在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教育观的变革和发展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在教育改革实践中获得的重要理论认识，集40年教育观变革之大成，纲领性地表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教育观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教育观先是从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变为教育要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继而认识到教育在其本质上应当促进人的综合素质乃至全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然后又拓展到教育是民族复兴乃至人类进步的基石。这一系列的教育观变革，确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是我们对我国教育事业规律性认识的来之不易的深化。整个40年的探索历程是连续的，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的。本文在这里分成三段来回顾，只是为了叙述和分析的方便。
五、砥砺前行：以素质教育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的17年，我们党和国家尚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初期。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那样，由于经验不足和认识偏差，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冒进，我们的教育观也出现了过度阶级斗争化的倾向。1966年5月之后又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十年，我们的教育观更是迷失在特殊的政治斗争之中。这些历史教训，都应当认真总结和记取。不过，我国教育事业真正的现代化历程，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待我们不断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反思。
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历程，每一次教育观的变革，都推动了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40年教育观变革的历程，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其中很多经验的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70]。同时，作为一种学术上的探讨，本文认为其中也还有可以进一步改进之处。概括言之，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进一步做好宏观教育观的具体化，增进其转化为教育实践的可操作性。从宏观的教育观到具体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和教育教学实践，其中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转化环节。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国家审时度势，为适应不同时期的新要求，及时地变革我们的教育观。要很好地贯彻落实这些教育观，我们就有必要把这些教育观进一步具体化，逐步使之转化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政策措施、办学模式和教育教学策略等。回顾40年来的教育观变革历程，有些情况下恰恰是由于我们的具体转化工作没做好，影响了原本准确及时的教育观变革在具体教育教学实践中贯彻执行的效果。
以提出“素质教育”理念这一教育观变革为例。“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是系统阐述教育作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提升整个民族素质的基础这一教育观的一个十分重要而有益的尝试，是符合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实际对教育的要求的，也是符合世界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大潮流的。党和国家在宏观政策上提出实施“素质教育”，我们在教育管理体制、办学模式、课堂教学、课程设置中应当具体进行怎样的改革？这就需要我们教育理论界和教育实践部门共同探索，在弄清素质教育的具体内涵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研究提出在实践中贯彻这一教育观的具体途径、步骤和措施。主要由于我们对这种教育观具体化的研究不足，导致在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的过程中，很多教育实践部门都不同程度地感到不知所措，无所适从。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第9条中，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素质教育”，但由于我国教育界，尤其是教育学界，对“素质教育”这一重要教育观的认识不够具体深入，因而，这一条在提出“素质教育”理念之后，却主要论述的是创业精神教育、法制教育、落实“音、体、美”课程和青春期教育等具体问题[71]，没有站在应有的战略高度把素质教育这一重要教育观全面系统地论述清楚，因而未能有效地引导人们全面地认识素质教育。有些地方和学校甚至简单地将素质教育理解为开好“音、体、美”课程、少考试甚至不考试。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张力主任主编的《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在分析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和政府重要政策文献中有关素质教育的论述基础上，曾尝试联系教育改革的实际，对素质教育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并总结出素质教育的五个特征：“面向全体”、“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重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发展学生主动精神，注重学生个性健康发展”和“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可持续发展”[72]。这本绿皮书还对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间的关系、素质教育与考试的关系、素质教育与发展特长的关系、素质教育与教育质量的关系、实施素质教育的外部条件、对实施素质教育之前和之后的基础教育的正确认识等，我们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所面对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但一方面可能是限于篇幅，另一方面还可能是因为其研究主要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和教育改革重要政策文献出发的，对各地推进素质教育的实践经验和遇到的实际问题关注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因而报告关于教育管理、办学模式、课堂教学、课程改革等方面具体的可操作性的阐述尚未得到充分系统的展开。况且作为一份专业的研究报告，其对教育实践工作没有约束力和很强的引导力，因而对我们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实际工作，并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像这一类专业研究成果，如果能进一步具体化为在教育管理和教育教学过程中可操作的模型和模式，并且能转化为官方正式政策文件，应能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作用。
第二，进一步做好宏观教育观的系统化，加深全社会对相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作为一种社会改革，教育改革能否被整个教育界比较深刻地理解和认识，能否获得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往往直接影响着教育改革的效果，有时甚至还会直接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成败。一个教育观变革，要让教育界对其有深刻的认识，要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就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对这种教育观的变革进行系统的论述，阐述其现实的实践基础，清理它与相关教育理念之间的关系，讲清楚其来龙去脉，让大家都了解它根系何处、来自哪里、去往何方。
这里仍然以提出推进“素质教育”这一教育观变革为例。纵观“素质教育”这一宏观教育观从邓小平同志关于“劳动者素质”的论述开始到今天的发展变化，不难发现其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中的重大战略意义。素质教育理念提出初期，主要是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升级换代，以及知识经济的兴起等实际需要；到后来，这一教育理念还被赋予了通过全面提高民族素质来促进社会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意义。这一教育观的变革，刚开始就在我国教育界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和争鸣，但由于缺乏真正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这些研讨不但没有起到深化认识的作用，反而一定程度上在教育界形成了莫衷一是的思想局面。譬如：在讨论过程中，我国教育界还提出了“升学教育”、“应试教育”等理念，却没能很好地在理论上理清“素质教育”与所谓“升学教育”、“应试教育”之间的关系。“应试教育”理念的提出，为“素质教育”找了一个对立面，而我们又未能及时地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进行系统清理，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素质教育”的认识和理解，最后导致有些地方和学校甚至将素质教育简单等同于片面的“减负”，主要表现为：（1）无差别的全体“减负”。无论你有无数学天赋，你的数学教学都绝不允许所谓“超纲”；（2）无目的的盲目“减负”。不管你长大是否想当数学家，只要给你的数学进行“减负”，那就符合教育领域的政治正确；（3）不问学生负担实际情况的强行“减负”。无论学生是否感到学业负担过重，都必须一律强制“减负”。这种片面减负的情形，一直延续至今，愈演愈烈，甚至有日益滑向“学业不精，负担不轻”之局面的危险。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对这一教育观变革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致使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教育观变革，最终被我们狭隘的视野扭曲了。本来，“素质教育”这一新的教育观的提出，的确应当解决“应试教育”的问题，但这只是它要解决的很多问题之一，而绝非是全部。它在我们的教育改革中有着更高的战略目标和意义，即通过全面提高民族素质来促进社会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战略目标，简单的“减负”显然是不足以承担的。
由于对“素质教育”缺乏系统深刻的认识，面对“应试教育”，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形成多少真正有效的教育改革措施，“应试教育”问题和“学业负担过重”问题一样，都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以至于形成了今天有目共睹的改革僵局：考试改革手忙脚乱，“减负”呐喊不绝于耳；考试指挥棒威力不减，学业负担一点没轻。究其原因，我们未能及时有效地让社会大众正确地理解和支持这一教育观变革是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有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历史，科举文化在社会上根深蒂固，表现为“高考状元”受到大众热捧，以及社会大众对“一考定终身”的人才选拔模式普遍的文化认同，等等。要真正完成“从‘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轨道”的改革任务，我们必须争取社会大众对这一教育改革的理解和支持。要获得社会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就必须首先对“素质教育”这一新的教育观进行系统的深入浅出的阐释，让社会大众对这一教育观真正形成正确的认识。
第三，进一步做好在宏观教育观指导下的地方教育创新，同时促进地方教育创新的经验有效地提升和转化为宏观教育观的改进。教育观是关于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基本观念体系，是我们对教育规律的抽象认识的政策表述。党和国家提出一种教育观，是在大政方针层次上指明我们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中央政府教育部门可以据此制定相关教育政策，地方政府也可以据此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本地的教育政策。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教育观上，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是一致的。
伯尔曼（Paul Berman）在一份题为《社会政策的宏观与微观执行研究》的兰德公司研究报告中认为，社会公共政策的执行分为“宏观执行”（Macro-Implementation）和“微观执行”（Micro-Implementation），“宏观执行和微观执行是两个很不相同的过程”，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其制度环境不同，微观执行的制度环境是具体的公共服务地方提供组织（local delivery organization），而宏观执行的制度环境则是从中央（联邦）到地方的整个政策部门（policy sector）。不同的制度环境，令其所面对的问题往往在性质和类型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因此，“联邦政策的微观执行往往暗含着地方组织对该政策进行改变的必要”[73]。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较大，很难做到一条具体政策适应所有地方，因此，在实施中央教育政策过程中，我们必须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做适当的调整。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观变革过程中，允许和重视不同地方的教育创新，引导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宏观教育观变革过程中正确有效地进行教育创新，并且加强对地方教育创新经验的研究总结，从中提炼出带规律性的认识，用以改善此后的宏观教育观变革。
我们还是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例。“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观，它还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对地方政府和学校来说，还需要有一个与本地教育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素质教育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学校中具体该如何实施？主要阐述大政方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以及中央层面的宏观政策，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一展开详细的论述。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1990年，江苏省教育委员会颁布45号文件，提出要“转变教育思想，树立国民素质教育的观念”，“推进小学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由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撰写发布的《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称“这可能是较早以政府文件的方式明确‘素质教育’一词和确立素质教育地位的”[74]。1991年，江苏省又在全国率先召开素质教育研讨会。《人民教育》杂志1996年第二期发表长篇通讯《大面积推行素质教育的探索——湖南汨罗市中小学教育改革12年写真》，并配发评论《加快素质教育的区域性推进》。这一年，全国设立了10个素质教育实验区。1997年9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又在山东烟台召开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总结推广湖南汨罗、山东烟台大面积推广素质教育的经验。本来这些都是探索素质教育宏观教育观如何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贯彻落实的大好机会，但回顾分析这些会议和报道等材料，发现其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树立样板和典型来推动中央教育政策的贯彻落实，而对样板和典型的分析研究不足；地方政府的相关文件也大多是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推动措施，对本地实际情况和本地教育改革经验的分析研究不多，经过研究发现问题并向中央反馈的公开材料也很少见。我们一贯重视中央教育政策在各地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却对地方政府的创新重视不足，以致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我们常常既不能有效地调整中央政策以适应本地实际情况，也难以总结地方经验促进中央政策的修改完善，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素质教育这一重大教育观变革的实施成效。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9月18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经过40年的探索，我们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已经得出了一系列规律性的认识，我们的教育观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面向未来，我们既要不忘初心，牢记我们为何而来；同时也要对40年的经验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总结，砥砺前行，改革再出发。
注释：
①1971年7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认为，1949-1966年十七年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谓“两个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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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Changes in China’s Outlook on Education Since 1949
XIANG Xianming
Abstract: The outlook on education refers to our basic views on educ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regarded education as a tool for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By the year of 1966, due to the wrong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education sector, we simply took education as a tool of class struggle, resulting in plunging the education system into a decade of chaos in China’s mainland. Over the last 40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series of important and 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our outlook on educational policy.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in our policy idea has shifted from the tool of class struggle to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t first, and then turned from emphasizing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at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a completed man. After that, we have taken a great leap from taking the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way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uman resources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taking it as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n proposed that people in all over the world should create a better future through education. This series of changes in our idea on educational policy reflects our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logic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further do a good job to turn the idea of macroscopic policy of education into specific measures, and through systematic discussions to deepen the whole socie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outlook on educational policy. We have to keep the original purpose in mind, encourage each other to march forward, and further the reform to promote the educational innovation practice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schools.
Key words: 70 years since 1949; outlook on education; educational policy
责任编辑：徐德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