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教育科学》2018年第2期 作者：邱学华
摘要：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中取得了两次世界第一后，已引起国际教育界的关注。欧美许多国家纷纷派专人到中国考察学习，英国决定全面引进上海的小学数学课本及配套练习册，大长中国人志气，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可是，国内对基础教育却是骂声不断，甚至有人说中国的教育问题已严重如癌症晚期，骇人听闻，颠倒黑白。许多人对中国教育存在误解，产生了各种埋怨。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唱衰中国教育的各种论调和误解，有利于正本清源，理性地看待中国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绩。中国教育理论界必须根除崇洋思想，不能用西方教育理论来否定中华教育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从盲目自卑中醒来，从崇拜西方教育理论的声音中突围出来，引导广大教师走自己的路，在国际教育界发出中国的声音。
关键词：高考；应试教育；理论缺失；理论自信
一、中国教育怎么了
2013年在上海市育才中学举行的第三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论坛上，我作了题为《国际视野下中国课堂教学的新突破》的发言。我在发言中说：“在中国教育的混沌世界中，在国内外对中国教育的一片叫骂声中。”我旗帜鲜明地喊出：“中国的基础教育是世界一流的，中国中小学的课堂教学也是世界一流的。”直到现在，还是有许多人叫骂､埋怨中国的基础教育，而且有些人骂得越来越凶，埋怨也越来越深。网络上不断有骇人听闻的消息，颠倒黑白的骂声以及混淆不清､似是而非的论调出现：中国教育残害青少年，学生的学习负担重，学的多是死知识；中国教育没有出路，赶快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中国的教育问题已严重如癌症晚期，救救中国的教育事业；等等。
这种悲观､消极､抱怨的声音与我国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和已成为经济大国､军事强国的事实是不相符的。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教育列为民生之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主要方向。这些唱衰中国教育的论调，与十九大精神背道而驰。
同时，这种不负责任的叫骂声和埋怨论调也是违背逻辑的。教育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没有适合中国国情的良好教育，哪里来的人才；没有优秀的人才，中国的经济怎能腾飞，军事现代化怎能实现？
中国教育怎么了？以前的中国经济落后，一穷二白，教育凋零，80%以上的人是文盲。经过6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有些地区已普及高中教育，同时也基本解决学生进大学难的问题，中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已超90%。在这13亿多人口的大国，教育经费相对偏少的情况下能办成这样的大教育，难能可贵。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到2020年，我国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要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0%；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1]可见中国已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这是值得中国人自豪的。
中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教材､教法，特别是在数学教育方面，已引起国际教育界的关注，许多欧美国家纷纷到中国考察学习。英国已引进全套上海的小学数学教材，包括学生用书､教师用书和配套练习册，由英国柯林斯学习出版社出版，书名为Real Shanghai Mathematics，中文意为《真正的上海数学》。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上海教育出版社曾出版了英国的中学数学教科书，称为SMP数学教材，如今英国全面引进上海的小学数学教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在变，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已经开始，必定能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2]
以上事实证明，中国的基础教育无论是学制､规模､普及率，还是课程､教材､教法都是世界一流的，而且已经得到国际公认。可是，中国教育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承受如此多的叫骂和埋怨。世界一流，并不是说已经完美无缺，我们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在教育方面都存在问题。教育周期长，复杂多变，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各不相同，专家和学者的观点也各不相同，众口难调，所以有些埋怨和误解是正常的。但是不能叫骂，不能唱衰中国教育，更不能误导中国的老百姓。
二、理论缺失的种种表现
为什么对中国教育骂声不绝，而且越骂越凶？因为有些人自以为骂得有“理”，可是这些论调大都是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甚至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把错误的当成正确的，又把正确的当成错误的进行批判，这说明问题的根源还是教育理论的缺失。
中国的教育理论界缺乏自信，崇洋风气太盛，把外国教育理论奉为真理，用外国（特别是美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成就批判中国的教育，蒙蔽中国人，给中国人洗脑。笔者现把社会流传较广，唱衰中国教育的论调梳理归纳为八个方面，并逐一进行分析。
（一）高考是指挥棒，中国教育一切问题的根子都在高考
在中国，高考决定着学生的命运，关系着千家万户，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着这样一个把国家与个人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考试制度。“高考”两字在百度上能搜索出1亿多条内容，是高频词条。高考制度是许多人骂得最凶的，把教育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算在了高考的头上，认为“高考残害学生”，“高考是教育的万恶之源”，“高考一日不除，国家一日不得安宁”，等等。一些家长为了不让孩子参加高考，把孩子早早送到国外读书，这是导致中国留学生低龄化的一个原因。
首先，我们要讨论一下，到底要不要高考？高考的成效是不可否认的，它为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人才基础。据统计，恢复高考40年（1977—2017年）间，总报考人数达21699.5万人，总录取人数达10855.6万人。也就是说，有1亿多人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成为专门人才。如果没有高考选拔出的这1亿多名人才，我们的改革开放大业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也就不可能进入世界强国行列，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废除高考，采用推荐制度选拔人才将会怎样？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会导致生源过差，教育不公平，教育质量大幅度下降，大家都有切肤之痛，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世界各国都有高考，连在已普及高等教育的美国，学生进入大学也要考试，因为学校档次有高低，常青藤名校都有严格的审核与考试。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也都有全国统一的考试，也都使报考的年轻人担惊受怕，不堪重负。因为考生不但想通过考试，还想要被好学校录取。韩国高考更是年轻人的“肉搏战”，他们要在一天时间内考完五门课，从8∶40考到17∶40。
高考是全世界共同的教育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已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去探索，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比较理想的办法。制定高考办法，必须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1）中国近年来有将近一千万人参加高考，中国的高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由于人数众多，所以高考不可能采取面试，也不可能采取多维度考核。
（2）考试既要做到公正､公平，又要能选拔出优秀人才。
（3）不能一考定终身，以分录人，要从多维度出发，全面地选拔人才。
（4）要照顾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民族差别等。
（5）由于缺乏诚信监督制度，高校和考生的数量众多，目前尚不能全面实行高校自主招生制度。
（6）出于对社会安定的考虑，高考改革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必须逐步推进。
以上因素使高考改革变得异常复杂､艰巨，在改革过程中往往容易顾此失彼，左右为难。例如：既要做到公平､公正，又要做到不能一考定终身，以分录人，这两者很难同时实现；既要照顾学生的个性､特长，又要避免有人利用加分弄虚作假，这两者也很难兼顾。
几十年来，我国正在不断改革､完善高考制度。从目前的情况看，现在的高考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且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认可和欢迎的。经过四年的专家研究论证，教育部已出台了新的高考制度，相信高考一定会有新的面貌。
总之，中国的高考成绩是显著的，但不是完美的。高考有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难题，不能因为有问题就受批判，更不能取消，只能根据中国的国情逐步改革，不断完善。改革的着眼点，不是为了让专家满意，而是要让绝大多数老百姓满意。
（二）“应试教育”泛滥是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
现在在抨击教育问题时，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应试教育”这顶帽子。高考成绩好了，学业成绩提高了，都被说成“应试教育”的结果。一些教改的典型学校，如洋思中学､杜郎口中学､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等，都被说成考试工厂，是“应试教育”的典型。一些专家和教育行政部门到处批评､抨击，这样谁还敢去抓教育质量呢？
前几年，我在《人民教育》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我们必须区分“应试”与“应试教育”两个不同的概念。[3]应试是指应对考试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只要有考试，就会有应试，这是很简单的常识，一百年后也不会变。其实人的一生都在应试，求学时代有学业考试，参加工作后有职场考试，中国每年有几百万人参加被称为“国考”的公务员录用考试，升职升级也都要考试。“应试教育”是指把考试､分数､升学率作为唯一的教育目标，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而不顾学生其他方面发展的教育方式。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人把两者混淆了，谁抓“应试”，谁就会背上反对素质教育､实行“应试教育”的骂名。
要不要开展“应试教育”的决定权主要掌握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手里，他们如果用分数和升学率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学校和教师的水平，并依此排名次､升级加薪，作为一种教育目标来管理学校，这就是真正的“应试教育”。学校和教师仅是奉命行事，如果教育行政部门片面追求分数和升学率，学校和教师只能把压力强加到学生头上。因此，把压力都施加到校长和教师身上，这是不公平的；有些人打着“应试教育”的旗号到处叫骂，是没有根据的。
这里要特别指出，学生必定是要参加考试的，它是学生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是一条教育规律，违反这条规律就要受到惩罚。就像工厂一定要有产品质量检验，没有检验这一关，产品质量就无法保证。美国的基础教育质量为什么低，主要原因是他们忽视考试，这就是违反教育规律所受的惩罚。所以，在《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教育法案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重视考试，而且法案还规定，如果一个学校有学生的考试成绩三年不达标，校长也要受到处罚。[4]
考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用来发现诊断学生的缺漏，及时补救，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另一方面会给学生带来压力，加重他们的学习负担。但是，学生学习必定会有一定的负担和压力，没有一点负担就不是真正的学习。
有考试就必定会有应试，这是很正常的事，为什么非要用一个混淆不清的“应试教育”的概念来抨击呢？以前没有“应试教育”的说法，只有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素质教育”的概念，为了树立对应的概念，才有了“应试教育”的说法。经过近30年的教育实践证明，“应试教育”的提法并没有对中国教育产生积极作用，还是提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为好。追求升学率并没有错，问题出在“片面”上，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校长和教师听了也会服气。所以，笔者赞成北京师范大学王策三教授的看法，不宜提“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要恢复“全面发展教育”的权威提法。[5]
（三）高分低能，中国学生只会考试，分数很高，但能力低下
在中国教育界流行“高分低能”的论调，这是一些专家从个别高分数､高智商却生活能力低下的学生个案中得出的结论。这种以偏概全的谬论在教育界流行一时，危害极大。这种论调事实上同前面两条是有联系的，他们反对高考，反对考试，认为考出高分也没有用，因为这样的学生都是高分低能的。如果按照他们的论调，考上北大､清华的学子岂不都是低能儿？
考试是教育评价的重要形式，考分基本上能够反映学生的学习水平。几十年来，我们不断研究､改进高考试题，逐步做到既考知识，又考能力。例如，现在的高考已基本没有命题作文，熟读死记范文已经没有用了，大都是先看一幅图，或根据一段文字，要考生自己命题作文，考生没有一定的语言文字水平，是写不出高分作文的。
凭死记硬背考高分的学生也不是一无是处的，这样的方式也能测试出一个人的学识水平。1926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招收研究生，考题是默写四个“一百”：（1）一百个人名，写出每个人所处的朝代和主要著述；（2）一百个古地名，写出这些地名分别对应的是今天的什么地方；（3）一百部书名，写出各部书的作者；（4）一百句诗词，答出这些诗句分别出自哪首诗或词。结果只有小学毕业，靠自学读过两年大学的王力被录取了，后来他成了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国学通才。当时的考题默写四个“一百”，看上去好像是在考死记硬背，但是如果不博览群书，熟读经典，做到烂熟于心，如果没有很高的国学修养和惊人的记忆力是无法考好的。
从大数据分析的情况来看，学生通常是高分高能，低分低能，只会出现极个别“高分低能”的情况。当今的知名科学家､企业家､经济学家，几乎都是通过考得高分进入重点大学的，几乎个个是“学霸”，如施一公（清华大学）、柳传志（西安科技大学）、杨元庆（上海交通大学）、李彦宏（北京大学）、雷军（武汉大学）等。
（四）学生学到多少知识不重要，重要的是培养能力和创造力
这句话流传得很广，影响很深，成为许多中小学不重视知识教学的依据。另外还有一句话：“当一个人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忘掉，剩下的就是教育。”这种论调把知识､能力､智力､创造力割裂开来，它的目的很清楚，用发展能力､智力的重要性证明学习知识并不重要，学校不必抓教学质量，不必考试，学生不必取得高分数。总之，学生不必认真读书，只要将关注点放在发展能力､智力上就行了。
知识重要还是能力重要的争论，其实就是教育史上关于实质教育（重知识）与形式教育（重智力）的争论。这个争论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东西方教育界都在研究和争论这个问题。根据国际心理学界的研究，一般认为，在知识内化的过程中人的智力会逐步得到发展，人在反复练习和应用知识的过程中会形成能力，因此，知识､能力､智力､创造力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无所谓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但知识是基础，这点是肯定的。美国心理学家加涅的累积学习原理也强调知识的学习对能力形成的奠基作用。[6]
杨绛先生的一段话能给我们带来启示：“运动员受训练，练出了壮健的肌肉筋骨，同时也练出了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意志。肌肉､筋骨属于肉体，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意志属于精神，肢体能伤残，意志和生命同存，这是不容置疑的。”[7]这段话说明，运动员只有通过训练，才能磨炼出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意志，不去训练，何来意志？同样的道理，学生只有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才能形成能力和发展智力。一个人的能力和智力不可能凭空产生，必须有引发的契机，这个契机就是学习的知识过程。
我记得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个提法，“在加强‘双基’的同时，培养能力，发展智力”。这里的“同时”两字用得特别好，把知识､能力､智力的关系说得一清二楚，具有中国特色，充分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可是，从21世纪开始的新课程改革却把这句话丢弃了，实在可惜。这句话，体现了中华传统教育的精华，是中国基础教育的成功经验，应该认真总结研究，将它逐步推向世界，为全人类的教育作出贡献。
（五）中国教师强调死记硬背､机械训练，欧美教师强调探索发现､开展研究性学习。所以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很扎实，但缺乏创新能力
这种论调在国内外流传很广，使人们对中国教育产生了很深的误解。在国外流行着一种关于中国教育的悖论：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很落后，教学质量却得高。笔者早就指出，这是个伪命题，使外国人还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眼光看中国，再加上现在新闻媒体对中国教育的负面报道多，许多人就信以为真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60多年的不断发展､不断改革，教师的学历水平和教学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据2009年湖南省抽样调查，小学教师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总人数的96.49%，沿海地区小学教师的学历已基本达标，其中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占总人数的10%左右。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水平已经接近欧美发达国家教师的学历水平，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
中国中小学的课堂教学经过全国性的八次课改，已大有改观，“满堂灌”的情况已基本消失。特别是近几年来，政府加大了教育投入，不但沿海地区的中小学用上了电子黑板，就连相对偏远的内蒙古､黑龙江､新疆､甘肃､广西等地的学校教室里也装上电子黑板，使用现代化电子设备的学校比比皆是。从主流情况来看，我国的课堂教学已具有中国特色——既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教育的优良传统，又借鉴了西方教育的长处，主要有以下六种特征：（1）强调学生自学；（2）重视教科书的作用；（3）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4）加强“双基”；（5）重视练习；（6）激发学习兴趣，充分发挥非智力因素的作用。
综上分析，上述教育悖论是不成立的，它的前提错了，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并不落后，我们的课堂教学方法不是“满堂灌”，也不是西方的探索发现，我们正在探索一条中国式的课堂教学道路。
关于东西方教育的碰撞，最有说服力的案例是英国BBC广播电视公司拍的一部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这部纪录片播出后引起轰动，改变了世界各国对中国教育的成见。以往西方人总认为西方教育比中国教育优秀，这个案例用铁的事实证明，无论是教学方法还是教育方式，中国的都比英国的好。
事情的起因是，2015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有一个比较中西教育的研究项目，研究人员从英国博船特中学抽取了50名九年级学生组成中国实验班，另选一个只有30名学生的同年级班级作为对比班。实验班的各科教师由从中国聘请的5名教师担任，对比班则由英国原任教师任教。教学实验时间为一个月（四周），然后统一测试。BBC公司全程录影，等于全程有人监督，容不得半点作假。
在开始的两周时间里，中国教师简直无法上课，英国学生的纪律太差，讲话､打闹､玩手机，甚至把家里的电茶壶带来烧茶喝。中国教师面对散漫叛逆的英国学生没有退让，坚持严格管理，找学生谈话，同家长沟通，将实在影响上课的学生请出教室。开始时，中国教师的做法遭到部分学生和家长的反对。有位家长跑到学校同中国教师争辩，说他的孩子一天不喝茶是不可想象的，不让带电茶壶烧茶喝是侵犯人权。中国教师耐心解释､开导､劝说，情况逐步发生改变。从第三周开始，学生慢慢接受中国教师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中国教师逐步展示中国式的因材施教——为后进生补课，为优秀生开小灶。他们在课外教学生跳扇子舞､扔空心球､做游戏；每周一举行升旗仪式，让学生在国旗下讲话；考前鼓励学生认真复习，争取考出好成绩，完全把中国学校的教育方法搬到了英国。四周的实验结束后，实验班与对比班接受统一测试，结果中国实验班测试的三门学科成绩都完胜英国对比班。（图表略）
在三门学科中，两班学生的数学成绩差距最大。博船特中学的校长和教师心服口服，承认中国的教学方式赢了，因为实验是在对中国教师不利的情况展开的，中国教师对英国学生不熟悉，授课班级的人数更多，开始时更是受到了学生的抵制和反抗。不仅实验班学生的成绩完胜，而且中国教师同英国学生之间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告别会上师生哭成一团，许多英国学生都不愿中国教师离开。
BBC的这部纪录片是在学校现场拍摄的，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已在许多国家播出，消除了西方人对中国教育的误解。一些唱衰中国教育的公知们，应该好好看看这部纪录片，反思一下自己的讲话。
（六）中国学生的学习负担重，苦不堪言，虽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但缺乏创造性；欧美学生学得轻松愉快，没有负担，创造性强
这是一种贴标签､想当然式的调论，已经把中西方教育脸谱化了，总是说中国学生的学习负担重，缺乏创造力，欧美学生轻松愉快，有创造力。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许多没有到过美国､只听信媒体和专家宣传的教师和家长受骗了。
美国有各种类型的学校，包括公立学校､私立学校､针对贫困家庭（主要是黑人）的特殊学校等。公立学校面向大众，管理不严，学生轻松；私立学校面向富裕阶层，开展精英教育，学费昂贵，管理严格，学生负担也不轻；特殊学校的学生则根本没人管，放任自流，基本没有负担。说美国学生学得轻松愉快，没有负担，是指哪类学校的学生呢？
中国学生也不能一概而论，城市名校的学生负担重些，而农村山区学校的学生负担轻些。总体而言，多年来经过教育行政部门的调控，学生的负担有所下降。一般要求小学低年级学生没有家庭作业，中､高年级学生的课后作业时间不超过一小时，中学学生不超过两小时。农村的小学生基本没有家庭作业，中学生一般都住校，晚上在自修课上完成作业。
在学习成绩方面，中国学生有绝对优势，PISA测试结果已能证明这一点。有些人说，这是应试教育的结果，中国学生只会死记硬背，没有能力。有一位英国人麦克雷站出来为中国人说话，他在《独立报》上发表文章指出，PISA测试结果显示，上海学生在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和科学素养三个评估项目中得分最高，测试的目的是评估学生在实际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因此不能说这是中国学生接受“填鸭式教育”的结果。
关于培养创造力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小学生的主要任务是继承和学习前人创造的知识财富，然后在前人的肩膀上起飞。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和接受，因此中小学主要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而不是创新能力。在中小学，教师有责任把清晰完整的科学结论告诉学生，不能让学生漫无目的地探索､发现，造成概念上的模糊不清，这样反而会害了学生。美国科学课程标准原来的核心概念是“探索”，现在已改为“实践”，这样的改变是值得深思的。
国内外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学生没有创造力，我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为中国学生辩驳。近来《人民日报》公布了一份资料，讲的是一部丹麦拍摄的纪录片《丹麦9年级Z班VS中国初三13班》，纪录片跟拍了两个国家的初中毕业班，节目组聘请权威专家为两国学生设计了多个领域的测试，希望以此对比研究两国教育的不同之处。
代表丹麦的是奥胡斯地区最好的一所公立学校九年级Z班的学生，代表中国的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67中学九年级13班的学生，两个班的学生都即将参加本国的中考。测试项目分为阅读､数学､英语､团队合作能力和创造力。测试结果显示：在阅读能力方面，中国小胜丹麦；在数学能力方面，中国大胜丹麦，中国90分，丹麦30分；在英语能力方面，丹麦大胜中国，丹麦71分，中国29分，这在意料之中，因为丹麦普遍用英语交流。
在团队合作能力和创造力方面，中国和丹麦的专家都认为这是丹麦的强项，丹麦大胜中国是肯定的。可是测试结果却恰恰相反，中国的学生胜了。测试团队合作能力的考题是请学生以4人为一组，每组用50张白纸以及4个强力透明胶，在30分钟内搭建一个类似房子的独立支撑体，并能容纳小组的4名成员。完成搭建后，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学生的表现更好：中国学生在整个考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专注，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聆听同伴的意见，并且能很快形成共识，立即动手操作；丹麦学生则不太专注，嬉笑打闹，意见不统一，非常自我，影响了任务的完成。
测试创新能力的任务是给学生一叠相同内容的画，让他们自由发挥，添加新的内容，画出一幅新的画，并给新的画想一个标题，限时15分钟。结果也出人意料，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比丹麦学生强，专家们认为比较有创新性的画作几乎都出自中国学生之手，只有一幅是丹麦学生的。
以上两项测试结果推翻了国际教育界旧有的偏见——认为中国学生被管得太严，约束太多，因此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肯定很差，不如欧美学生。事实证明，中国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和能力，严明的纪律，优秀的执行力，坚持不懈的斗志，对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这说明中国学校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的管理办法和教育方式，对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力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东西方教育家都忽略的部分。
（七）美国有低水平的基础教育，却有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中国有高水平的基础教育，却有低水平的高等教育
这好像是两个教育悖论。中国的一些教育专家以此为美国基础教育水平不高辩护，贬低､质疑中国基础教育。这两个悖论对中国基础教育的伤害很大，仿佛说明中国的中小学生虽然成绩好，但到大学就不行了，美国的中小学生虽然成绩一般，但到大学都能很快提高。这两个悖论迷惑了很多专家的眼睛，也误导了许多家长，使他们把孩子早早地送到国外去读中小学。
这两个悖论，其实并非悖论，而是事实。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作出科学的分析。笔者将从以下四方面进行论述。
1.我国和欧美国家的高等教育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欧美国家的高等教育大都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他们有完整的办学模式､管理体系和科研传统等。我国只是在一百多年前，按照西方的办学模式办起了大学，也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的起步时间比西方晚了一二百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仍有差距，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
2.我国的基础教育水平比美国高，这也是铁的事实。前文已分析过，这里再举一个2009年PISA测试结果的例子。[8]（图表略）
当时中国的成绩遥遥领先，而美国的成绩大都低于国际平均成绩。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华人都把子女送回祖国读中小学，接受严格有效的基础教育，可是后来出现了唱衰中国教育的论调，而且越骂越凶，把他们都吓跑了，连中国的家长也吓得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了。
3.美国高等教育的高水平是靠全世界的优秀学生撑起来的。美国自己的基础教育不够好没有关系，世界各国优秀的学生都会到美国读大学，读研究生。事实上这是一种教育掠夺，美国既获得了高额的学费收入，又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流入，实在是一举两得。
前几年，我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张奠宙教授在上海遇到从美国来华讲学的威斯康星大学教授阿士凯，我们问起，为什么美国的中小学生数学成绩差，而高等教育却很厉害。他回答说，在美国高校有80%的数学教授是华人，他们大都是在中国（包括香港､台湾）接受的基础教育。阿士凯教授说出了真相。[9]证明美国高等教育水平高的一个证据就是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最多，可是其中有很多是犹太人､华人､印度人､日本人，靠的也是“外来军团”。
4.中国的高等教育为什么水平不高？我们不能把中国基础教育的高水平同高等教育的低水平联系起来，要弄清因果关系，高等教育的低水平不是基础教育的高水平造成的，因为这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人的发展规律。
中国高等教育低水平主要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不能怪基础教育。除了前面讲的历史原因外，还有三个原因：
（1）扩招带来的后遗症。以前高校每年招一二百万人，而现在每年要招近一千万人，生源不如以前，师资也跟不上。
（2）管理太宽松，只要不犯错误，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升级､毕业。而欧美大学实行的是“宽进严出”的制度，一般到大学二年级就有30%左右的淘汰率，到三年级还有20%左右的淘汰率，大学生都很紧张，如果不认真学习就不能升级，不能毕业。
（3）教学方法落后，配套设施和技术手段也落后，教师上课大都是满堂灌；中国很多的小学教室里都配有电子黑板，可在大学却很少见到。
根据对上面四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低不是由于基础教育水平高所造成的；美国高等教育水平高的归因也不是基础教育水平低，而是主要依靠外来力量的支撑。
（八）奥数的危害远甚于黄赌毒
刚听到这个观点时，我不敢相信这是一位教育专家说的，但这的确是一位有身份，在教育界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专家说的。他在一篇名为《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的博文中说：“奥数的泛滥成灾，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其对少年儿童的摧残之烈远甚于黄赌毒，远甚于网瘾，说它祸国殃民毫不过分。”
奥数纵有千错万错，总不至于危害甚于黄赌毒吧。这位专家对奥数如此痛恨，但他可能连什么是奥数都没有搞清楚。这也是中国基础教育理论缺失的原因之一——有些专家连事实都没有搞清楚就信口开河，胡乱批评。
奥数是“奥林匹克数学”的简称，专指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教学内容。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是国际上最高级别的中学生数学竞赛，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能显示出一个国家青少年的数学水平，世界各国都极为重视。我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在奥数竞赛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连年夺冠。为了打好学生的数学基础，必须从小学､初中抓起，因此，我国自己举办了华罗庚金杯赛､初中和小学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等。现在所说的奥数范围扩大了，是指高于教科书难度的数学竞赛，说到底就是一些较难的数学题和解题思路。实践证明，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学习奥数，有利于因材施教，发展学生思维，培养优秀人才，提高教学水平，显示我国的大国风范。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为“奥数”正名》，在其中作了详细的分析。[10]
这位教育专家的一句“奥数危害远甚于黄赌毒”，够吸引眼球，被很多家媒体热炒，有些教育专家和名人也不断跟进，掀起了讨伐奥数的浪潮。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国内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停办，奥数培训班也被禁止，一些教育局下了禁令，不准学生参加奥数竞赛和奥数培训。奥数一时间竟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用教育行政的禁令来扼杀奥数。
这样做的后果也逐渐显露出来。我国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连连失利，冠军的位置也丢了。有一年，以前很落后的美国队竟然得了冠军，这是因为他们引进了中国的奥数教练。以前，每年中国都能在美国举行的国际高中数学竞赛中获得第一。而前年是中国澳门获得第一，澳门数学教育界的朋友都感到奇怪。在PISA测试中，数学素养方面，中国从第一降到了第六。在21世纪初，国际数学教育界曾预言，21世纪的数学大国是中国，现在没有人再提这句话了，因为我们已沦为二流水平了。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
有些家长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原以为奥数是中国教育的特色，后来才发现，奥数是全世界的，美国许多学校对奥数的重视程度一点也不比中国差。中国不许学生学奥数了，美国乘虚而入，抢了我们的教练，夺了我们的学生，成了奥数冠军。我们难道一点都不心痛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数学教育水平很落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奇迹般地登上国际高峰，成为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国。可在批评“应试教育”､批评奥数的浪潮下，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数学大厦倒塌了。这种自我否定､自毁长城的做法令人惋惜，必须及时醒悟，采取措施纠正错误。
2017年12月，由我国培养的两位青年数学家恽之玮､张伟在美国获得美国科学大奖——数学新视野奖，轰动世界。这两位数学家都是通过中国的各级数学比赛成长起来的。恽之玮在读小学时获得过华罗庚金杯赛一等奖，读中学时曾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满分）；张伟上中学时由于在数学竞赛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系。近来有位教授为了贬低奥数在网上公开说，奥数培养不出数学家，而这铁一般的事实就是对这位教授观点的有力反驳。
三、理论缺失的主要原因
前面从八个方面分析了理论缺失的表现以及它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下面笔者将进一步分析它们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中国基础教育理论缺失的最大原因是照搬照套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理论界历来崇洋，初学日本，后学美国，1949年后全面学苏联。改革开放后，西方各种教育理论和教学模式不断涌入，翻开我国的教学论著作，介绍的全是外国的教学理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教育界大力推行美国的发现教学法､探究教学法，近年来美国的翻转课堂和走班制又流行起来，一些大学和教育研究机构不遗余力地宣传､推行。一些教育专家热衷于翻译国外的教育理论著作，把外国的教育理论搬进来，由此成名成家，所以有的学者说，在中国是翻译家当教育家。
介绍和宣传外国教育理论是有益的，也是需要的，但不能用外国教育理论主宰中国的教育，批判中国的教育，排斥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也就是不能“喧宾夺主”､“反客为主”。有位美国教育专家到中国来考察，看了中国的教育现状后感叹地说：“美国的教育确实不如中国，但中国教育越来越像美国的了”，值得大家深思。
（二）违反教育的基本规律，缺乏教育的实证研究
前面列出的种种唱衰中国基础教育的论调，大都违反了教育的基本规律，缺乏教育的实证研究。反对高考､取消高考､反对“应试教育”等论调，都违反了“考试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条教育规律。“高分低能论”，“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扎实，但缺少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学生计算能力第一，想象力倒数第一”等论调，都没有经过实证研究，仅是某些教育专家的信口开河､以讹传讹。更可悲的是，一些所谓的“教育专家”以此作为权威论据，给中国教育“开药方”。中国教育界应该认真学习和应用教育的基本规律，敬畏教育规律。教育专家不能空谈各种各样时髦的教育理念，不能为了语出惊人､追逐潮流而信口开河，必须谨言慎行，想一想自己讲的话是否符合教育基本规律，是否对发展中国教育事业有利。
中国教育界要大力提倡教育实证研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兴教育实验之风。华东师范大学的袁振国教授大力推动教育实证研究的发展，在上海连续举办了三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也出版了教育实证研究专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郭戈先生发表了《没有科学的教育研究，就没有教育科学》一文，指出：“在当下，迫切需要教育研究者尤其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走出书斋，面向实践，深入学校和教学第一线，深入开展实验或试验。坚持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改变以单一方法为主､以思辨方法为主､以描述概括为主的现况。”[11]
（三）教育的许多奇谈怪论都源于形而上学的哲学观点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能只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因此，也不能过分夸大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而对中国教育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
反对高考，反对考试就是夸大考试作用的消极面，掩盖考试作用的积极面。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各有长处和短处，不能用美国教育的长处与中国教育的短处相比较，并以此否定自己。有的人以偏概全，把个别现象当成普遍现象，当成科学结论，“高分低能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中国教育理论界充斥着美国的教育理论，但现在是应该强调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时候了。传统中医的理论基础就是辨证论治，治病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该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诊治。古代医药学家孙思邈说过，食物用之得当则养生，用之不当则伤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辩证地看待食物，食物可以养生，也可以伤人。同中医理论一样，中国传统教育中也有辩证的思想，“恰到好处”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最高境界。中国教育理论界应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哲学辩证思想，以此作为观察和分析教育现象的哲学基础。
（四）缺乏民主､公正､争论的学术气氛
中国教育理论界缺少争论，大都是随大流，一边倒。21世纪开始新课程改革后，有个别的专家在课改会上气势汹汹地说：“特级教师是最大的障碍，教研室是最大的堡垒。”这是因为特级教师和教研室的教研员敢于对新课改提出不同的意见。我特别敬佩北京师范大学王策三教授的勇气，他敢于对新课改说“不”，提出自己的看法。[12]四川省社科院的查有梁先生，也大胆地对新课改的功过是非进行了全面科学的分析。[13]
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缺乏争鸣的氛围，大都是一片沉默，面对教育理论界的种种唱衰中国教育的奇谈怪论，没有人敢站出来争辩。在“围剿”衡水中学的浪潮中，为了弄清真相，我两次去衡水中学考察和学习，亲眼看到的与有些媒体所宣传的衡水中学是高考工厂，靠加班加点､残害学生的健康获取高升学率不同，他们的经验是“加强德育提高升学率，而活动是德育的载体”。衡水中学不但开足全部国家课程，而且每周还比别的高中多一节体育课，保证学生每天8小时的睡眠和1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在课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和社团活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提高精气神。所以，我在这所学校看了使人惊奇的现象，学生排队买饭时都在看书本，走路时都是一路小跑，为的就是争分夺秒地学习。这样能使80%的毕业生考取211或985重点大学，不正是我们苦苦追求的理想办学境界吗？这样一所好的高中为什么要受到围攻，遭受非议呢？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一篇文章《从“衡水中学争议”说开去》想要发表，几家杂志社都婉言拒绝，并好言相劝：你也是一位知名的教育专家了，何必去蹚这个浑水呢？最后，这篇文章在《中小学教材教学》杂志上发表了。[14]
（五）媒体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袖手旁观的态度
许多奇谈怪论大都是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散播开来的，媒体宣传的威力很大。其中最厉害的渠道是微信公众号和个人博客，它们传播信息的速度极快，一时间就能形成铺天盖地之势。有些媒体明知道奇谈怪论没有科学根据，会唱衰中国教育，可是他们担心蹚浑水没有什么好处，而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不敢刊登反驳的文章。在中国一般争论不起来，谁强势谁就争得了先机。由于没有反驳，没有争论，许多奇谈怪论越传越广，越传越凶。
四、解决理论缺失的对策
中国基础教育理论缺失的问题由来已久，散播甚广，影响很深。纠正这种潮流并非易事，从理论缺失到理论自信，必须花大力气认真对待，从以下几方面采取对策。
（一）扫除“一切向西方看”的崇洋风气
我们不能把美国的教育理论奉为真理，照搬照套；不能用西方的教育理论指导中国的教学改革。中国人应该从盲目自卑中醒来，从对西方教育理论的崇拜中突围出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大声疾呼，不能照搬西方的教育理论；著名学者钱穆早已说过，中国教育最大的错误就是模仿西方；许多有识之士也纷纷指出，模仿西方会给中国教育带来种种危害。可是，多少年过去了，模仿西方的错误依然没有停止，看来光在口头上号召或建议收效甚微。中国人的崇洋思想根深蒂固，必须采取具体的措施，特别需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科研部门以及高等师范院校加强顶层设计，从源头抓起，而这个源头就是培养教育理论人才的系统工程。
各类师范院校的教育理论专业在设置课程时，应该加强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重视教育实践，动员和组织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专家和导师走出象牙塔，深入教育第一线调查研究和考察学习。20世纪60年代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工作，当时学校规定教育系的教师要分期分批到华东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和小学挂职学习､锻炼，我和叶澜都在附小工作过。国际上有些国家把教育专业作为第二学历，本科毕业生必须在中小学工作几年后，才能到教育系继续深造，成为教育理论的专门人才。
参与各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和设计相关出版选题的人员，应该关注中国的教育研究问题。各有关部门应提供资金支持，在选用教育理论方面的人才时，不能只看学历或海外留学经历，还应该考虑其是否有在中小学教学的经历。总之要形成一种风气，鼓励大家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深入中小学进行教育实践。
（二）进一步发掘中华教育的优良传统，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并使其逐步走向世界
不破不立。扫除“一切向西方看”的崇洋风气，这是破；但是光破不行，还必须立，中国教育理论必须走中国化的道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的源头在哪里？其实最好的东西，并不在西方，而在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遗产里，就是中华教育的优良传统。
远在殷周时代成书的《易经》，总结了从远古时期到周朝的人类生存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其中的蒙卦第四指出：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意为师长不应该强迫孩子接受教育，而应该等待孩子来求教，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不是要我学，而是我要学”。我们的祖先在原始的生命直觉指引下，提出“童蒙求我”的观点，认为教育应当被置于受教育者之前，这在人类教育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创造。这种“童蒙求我”的教育思想，被历代中国教育家所重视，并发扬光大。
孔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教育家，他的名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为：不到学生想弄明白，又弄不明白时，先不要告诉他是什么意思；不到学生想说却说不出来时，先不要告诉他该如何表达。如今，孔子的教育思想已远播海外，闻名世界。
我们要重视这样一句话：教学，教学，教学生自己学。这句话说得透彻见底，通俗易懂。《学记》是世界上第一本教学论著作，非常有意思的是，它不叫“教记”而叫“学记”，主要论述了学生“学”的规律和方法，这说明重视自学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所在。
继承和发扬中华教育的优良传统，是我们树立理论自信和教育自信的基石。我们应该有计划､有目标地开展对中华教育传统的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弄清楚中华传统教育精华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以及如何将其应用于现代教学中。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人做了，并有了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有朱永新的《中华教育思想研究》。[15]
在数学教育方面，华东师范大学的张奠宙教授做了大量极其重要的工作，他组织编写了《中国数学双基教学》和《数学教育的“中国道路”》。特别要说明的是，在后一本书里，他总结归纳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学教育的六个特征：教学导入､尝试教学､师班互动､变式练习､提炼数学思想方法以及正在发展为“四基”的“双基”教学。[16]
（三）重视总结和推广教育改革中的成功经验
前面谈到，从理论缺失到理论自信，关键在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源头有两个，一个是中华教育优良传统中的精华，另一个是教学改革中的成功经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教育实践是教育理论的源泉。教育改革中涌现出许多优秀人物，创造出许多成功的经验，这是中国教育的宝贵财富，是中国特色教育理论的鲜活材料，我们必须认真提炼､总结，并及时推广应用。顾明远先生指出：“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教坛涌现出一批优秀教师。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勇于创新，刻苦钻研，不断学习，紧跟时代的步伐，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熟稔的教育技能，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的教育经验，丰富了教育研究的理论宝库。”[17]
在这方面，以中国教育报刊社张新洲为主导的团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们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著名教学流派”丛书，先后推出了17本，其中有《于漪与语文教育》､《顾冷源与青浦经验》､《蔡林森与洋思经验》等。后来又编辑出版了“教育家成长”丛书，先后推出了45本，其中有《李吉林与情境教育》､《邱学华与尝试教育人生》､《张文茂与责任教育》､《魏书生与民主教育》等。由袁振国教授策划的“中国当代教育家”丛书，先后推出了16本，其中有《刘彭芝：人生为一大事来》､《李镇西：与青春同行》､《李烈：给生命涂上爱的底色》等。可贵的是，这些书的作者都是战斗在教育第一线的基础教育界的精英，他们有各具特色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为中国基础教育理
论提供来源。
在教育理论界我最敬佩三个人：一个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先生，20多年来，他深入中小学教学第一线，推进新教育实验，现在身居高位，仍不放弃；一位是我的同学华东师范大学的终身教授叶澜先生，她不但有很高的理论造诣和学术地位，而且义无反顾地走进中小学开展新基础教育实验，现在她年事已高，却仍在坚持；还有一位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原西南师范大学校长宋乃庆教授，他身居要职，却几十年如一日，深入小学课堂，热衷教育研究，还主持编写了西南师范大学版小学数学教科书。关于他们的事例我还可以举出很多，我相信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一定能构建成功，中国教育人一定会走出自己的道路。
（四）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教育文化交流，在国际教育界争取话语权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赞赏和支持，已有几十个国家认可和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这是来自中国的声音，是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标志，值得每个中国人自豪。
现在许多国家派人到中国来学习基础教育的经验，如果我们告诉人家：中国的教育已到“癌症晚期”､救救中国教育､奥数危害甚于黄赌毒……人家肯定会被吓跑。现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一秒钟就能传遍全世界。这些唱衰中国教育的奇谈怪论，在外国都能看到，一些美国､加拿大的朋友经常问我：中国的高考和应试教育真有这么可怕吗？
中国的教育并不是完美的，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但不能信口开河，用战争式的语言开骂，应该有事说事，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前面的大量事实已说明，中国基础教育的成绩斐然，举世瞩目。每位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应该用真诚的眼光和爱护之心来看待中国基础教育面对的问题，并进一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问题。
中国的基础教育想要在国际上受到尊重，就要先尊重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总结提炼教改的成功经验，积极扶持推广教改经验，树立自己本土的教育名家形象和教改成功案例，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这些就是中国教育的实力，有了实力才能在国际教育界争得话语权。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建立对外宣传的专业队伍，组织翻译力量把中国的教育著作､教学理论､教改经验､典型人物事例翻译成外国的语言文字，并要创造条件在国外出版发行。我们要有自己的外文国际教育期刊，建立国际交流的平台。以前我们大都是将外国理论“请进来”，把外国的教育理论和经验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传播；现在应该重点抓“走出去”，把中国的教育理论和经验翻译成外文，传播到国外，让世界知道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声音。
我认为中国有两件宝贝应该先走出国门：一件是国学，另一件是数学教育。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现在世界各地开设的孔子学院就是证明。中国的中小学数学教育是世界领先的，已得到世界的公认。世界各国中小学数学学科的课程体系､教材编排和使用的数学符号大致相同，是可以互通的。目前，英国率先引进了上海的小学数学课本，这只是开始，以后还会有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会对中国的教材和教育经验有更多的需求，我们必须早作准备。
中国人民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中国教育理论界的同仁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要做到教育自信，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为中国和世界的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S].人民出版社，2010：7.
[2]邱学华.有感于英国引进上海小学数学课本[J].小学数学教师，2017（11）.
[3]邱学华.我所追求的理想学校[J].人民教育，2010（7）.
[4]李雪峰，何晓东.“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对中国教育的启示[J].宜宾学院学报，2011（10）.
[5]王策三.恢复全面发展教育的权威——三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J].当代教师教育，
2017（1）.
[6]郭本禹.外国心理学经典人物及其理论[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7]杨绛.走到人生边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88）.
[8]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上海项目组著.质量与公平——上海2009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结果概要[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
[9]邱学华.中国数学教育不要向美国学习[J].小学教学（数学版），2015（11）.
[10]邱学华.为“奥数”正名[J].中小学数学（小学版），2012（6）.
[11]郭戈.没有科学的教育研究，就没有教育科学[J].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版），2017（3）.
[12]王策三.应该尽力尽责总结经验教训——评“十年课改超越成败与否的简单评价”[J].教育科学研究，
2013（6）.
[13]查有梁.十年课改的统计诠释[J].教育科学研究，2012（11）.
[14]邱学华.从“衡水中学争议”说开去[J].中小学教材教学，2015（10）.
[15]朱永新.中华教育思想研究[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16]张奠宙，于波，著.数学教育的“中国道路”[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
[17]顾明远：为中国当代著名教学流派丛书作的序；邱学华与尝试教育[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2）.
Abstracts Deficiency of Basic Education Theory in China and Its Solutions
Qiu Xuehua
Abstract: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reform and development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success and attracted atten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mmunities, especially after Chinese students won two champions in 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Many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nt educational experts to learn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decided to introduce Shanghai＇s math textbooks for elementary school and associated workbooks. All these enhance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show Chinese people＇s ambitions. However, in China，the basic education is receiving criticism continuously. Some people even say that China＇s problems in education are as serious as the late stage of cancer. Because of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education，there have been various grievances. Now there are eight major arguments about education in the society, which are“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s like a baton，and it is the source of all education problems in China”;“the proliferation of exam-oriented education is the main problem of Chinese education”;“Chinese students are good at taking exams and could get high scores, but they have poor competence”;“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are ability and creativity, how much knowledge students have learned does not matter”;“Chinese teachers emphasize too much on rote memorization and mechanical training”;“Chinese students＇have heavy learning burdens and are lack of creativity”;“China has high level basic education and low-level higher education”;“the danger of Mathematical Olympiad class is far more than pornography, gambling and drug abuse”. Fundamentally, these blind accusations are caused by the deficiency of educational theories. Analyzing these arguments and misunderstandings of Chines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s conducive to getting to the bottom of problems of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clarifying relevant concepts, dispelling criticism without scientific basis and treating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China＇s basic education rationally.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theories in China must eradicate western-worship, avoid denying traditions of Chinese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western educational theories, respect the basic laws of education, focus on empirical studies, treat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education dialectically, create a fair and democratic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change the attitudes of media which sometimes contributes to the spreading of rumors or stands by and does nothing. We should further study and explore the noble traditions of Chinese education, build an educational theor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ummarize and populariz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 Chinese education reform, strengthe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guide teachers to follow their own path, and give out voices from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mmunity.
Key words: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exam-oriented education;deficiency of theories;confidence in the theories
责任编辑：李晓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