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库尔特·勒温 陈思宇 曾文婕 黄甫全 潘蕾琼

摘要：出于观照民族状况和改善族际交流关系的需要，人们呼唤对民族问题开展行动研究。由于缺乏测量进展的客观标准，消解了从业人员得到满足的合法愿望并使对相关问题的学习和认知无从发生。就此，社会实践需要一种行动研究。一种关于各类社会行动的条件与效果的比较研究，必须包括数学和理论分析的概念问题，以及社会变革中的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因此，一种行动研究的整合方式已经兴起，多种社会科学相互交叉，不同的科学交互合作。行动研究得益于若干步骤的螺旋上升，由规划、行动、关于行动结果的事实调查与再规划的周期所构成。为了检验个体对群体环境影响的特定假设，需要实验性工作坊，并对发生的重要变化加以科学记录。行动研究亦存在内在危险：一是有人秉持毋需更多社会科学的观点；二是来自“当权者”的抵制；三是社会科学被误认为是“技术统治论”。对此，需要实践者认识到只有通过社会科学，才有望获得做好一份工作所必需的权能。族际交流关系是一种双向活动，族际交流关系的改进必须研究两类群体的互动：一是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之间的互动；二是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之间的互动。

关键词：少数民族；族际交流关系；行动研究；四环节周期模型；实验性工作坊；整合方式

巴尔道先生明确地指出了人们在改善族群关系中所面临的挑战。尽管他为克利夫兰状况描绘出了一幅颇为温馨的图景，但他强调，他根本不确定自己的报告是否反映出了表面背后更多的东西。尽管巴尔道先生枚举了过去10年中不同民族所取得的重要进步，但他不确定这些进步能否继续保持，还是会产生足以扭转这一趋势的强大反压力。他质疑改善族际交流关系中所应用的方法缺乏有效性，甚至缺乏对业已证明有效的方法提出建议。因此，他呼吁开展行动研究，开展有助于实践者的研究。我有幸与很多组织、机构和个人交流，他们就族群关系领域中的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他们包括各种背景与目标的社区、学校系统、独立学校、少数民族组织的代表，也包括劳工和管理者，以及联邦和州政府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从这些交流中，我得出两个基本事实：人们存在着强烈的善意，愿意正视这一问题并真正采取行动。如果这些强烈的善意能够被转化为有组织的、有效率的行动，那么，美国族际交流关系的危险便不复存在。然而这确实存在难度。这些急于求成的人感到迷茫：（1）当前的状况如何？（2）有哪些危险？（3）最重要的是，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目前正在康涅狄格州（以下简称“康州”）的工作人员中进行一项族际交流关系的访谈调查。我们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动，以及他们遇到的主要障碍。这些工作人员中有些提出他们工作的最大障碍也许是他们自己不清楚应该做什么。

这种模糊性导致的后果之一是缺乏据以测量进展的标准。想想族群工作人员开完自己张罗的友好会议后回到家时的情景吧，他在回味他所编排的节目，他所听到的激动人心的吁求和朋友的赞美之词令他忍不住兴高采烈。然而，当又一起歧视案件被曝光时，他又困惑不已，所有这些是否只是一种粉饰？他将朋友的认可作为自己工作进步的衡量标尺是否是正确的？

缺乏成就的客观标准会导致两个严重影响：

第一，它消解了族际交流关系的工作人员对在现实基础上得到满足的合法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的工作满意或不满意主要成为了一个性格问题。

第二，在一个缺乏成就客观标准的领域里，学习无从发生。如果我们不能判断一种行动是前进还是后退，如果我们没有标准去评价努力与成就之间的关系，那就无法防止我们做出错误的结论，而且还会怂恿我们养成错误的工作习惯。真实的事实调查和评价是任何学习发生的先决条件。社会研究应当是改善族际交流关系这种实践工作的优先事项之一。

一、族际关系实践研究的特征和功能

社会实践所需的研究，在特征上最像社会管理或社会工程研究。它是一种行动研究，是一种关于各类社会行动的条件与效果的比较研究，也是一种能导致社会行动的研究。只做书本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这绝不意味着这种急需的行动研究在任何方面科学性不强抑或低于社会事件领域里的“纯科学”的要求。我倾向于持相反意见。热衷于工程学研究的机构，如麻省理工学院，已经越来越多转向所谓的基础研究。同样，在社会工程学方面，研究进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能够对治理社会生活的规律加以深刻洞悉的程度。这种“基础的社会研究”必须包括数学和理论分析的概念问题。它必须考虑到大大小小的社会团体，必须包括描述性事实所发现的全部范围。最重要的是，它必须包括社会变革中的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

二、整合社会科学

努力改善族际交流关系，必须完成各项任务。它得处理好涉及其他族群和本族群时的态度和刻板印象问题，儿童青少年的态度与行为的发展问题，住房供给和社区法治结构变革的问题；它得处理好地位和身份问题，经济歧视问题，政治领导问题，以及社区生活方方面面的领导问题。它还得处理好诸如家庭、俱乐部或朋友群等小型社会团队的问题，诸如学校系统等大型社会团队的问题，邻居问题，社区范围、州范围和国家范围的社会团体问题，甚至国际问题。

因此，在不考虑其他方面的情况下，仅仅责难族际交流关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没有希望的。这同样适用于问题的实践的和科学的方面。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另外一方的帮助，任何一方都无法走得太远。在过去5年里，追求一种整合性方式已经变得显著起来。整合具体指的就是开放性。这就意味着多种社会科学渗入到某一种社会科学之中。另一方面，这可能意味着不同的科学为了改善社会管理的实践目标而开展的合作。在下一个10年里，我们会毫无疑问地见证一种重新采取整合性社会研究方式的认真尝试。如果我们打算有效地理解和处理好族际交流关系，就必须将经济学也纳入这一交响曲中。

三、两类研究目标

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地了解到社会研究本身涉及自身差异颇大的两类问题，即研究族群生活的一般规律和诊断某种特定情境。

一般规律问题处理的是可能条件和可能结果之间的关系。它们以“若就”命题形式表达。关于规律的知识可以作为在一定条件下达成一定目标的指南。然而，仅仅正确行动还是不够的，就像工程师或外科医生仅仅知道物理学或生理学的一般规律一样。他还必须了解当前情境的具体特征。这种特征需要科学的事实调查即诊断来做决定。对于任何行动领域来说，这两类科学研究都是必需的。

直到最近，关于族际交流关系的事实大多采取了调查法。我们对这些族际交流关系的调查方法多少有些批评。虽然它们可能很重要，但它们通常采用的是相当肤浅的民意测验法，而不是更深层次的李克特式访谈类探寻法，后者能够有助于我们洞察到感性表达背后的动机。

不满意的第二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仅仅诊断（调查法只是一类诊断）是不够的。在族际交流关系中如同在社会管理的其他领域中一样，必须通过对各种变革方法的有效性进行实验比较研究来对诊断结果进行补充。

四、在社会规划和行动中研究的功能和地位

与族际交流关系研究的内容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它在社会生活中的恰当定位。应该何时、何地、由谁开展社会研究？

既然我们对社会管理感兴趣，那就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规划过程。

规划通常始于某个一般的想法。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所要达到的某个目标似乎是可取的。但如何确切地界定和达到这一目标往往并非很清晰。因而，第一步就是凭借可用方法仔细地考察这一想法。通常需要对有关情境进行更多的事实调查。如果规划的第一阶段成功了，就会出现两项成果：第一项是关于如何达到目标的“总体计划”，第二项则是关于第一步行动的决定。通常这一规划活动会在一定程度上修改原有的想法。

下一阶段就是去实施总体计划的第一步。

在高度发展的社会管理领域，紧接这第二步的就是一定的事实调查。

这一侦察或事实调查具备四个功能：第一，它应该评估行动；它要表明所取得的结果是高于还是低于预期；第二，它给予规划者学习的机会，即去收集一般的新看法，如关于特定武器或行动技术的优缺点；第三，这一事实调查应该作为正确规划下一步的基础；第四，它还要作为修改“总体计划”的基础。

下一步又是由规划、实施以及侦察或事实调查的循环所组成，旨在评估上述第二步的结果，为计划第三步的规划拟定合理的基础，并可能再次修改“总体计划”。

因而，合乎理性的社会管理得益于若干步骤的螺旋上升，每一个步骤都是由关于行动结果的规划、行动和事实调查的循环所组成。

基于这种考虑，让我们检验一下处理族际交流关系的方式。我感到成功举办了一次友好会议的人也应该像一艘船的船长一样，能够敏锐地意识到他的船有点右偏了，因此迅速地转动方向盘使之往左。特定信号保证船舵跟着方向盘运动，然后他很开心地享用晚餐。在此期间，船只的开进依此周而复始。而在族际交流关系领域中，所有行动往往是基于“船内”所作的观察而极少基于客观标准，很少考虑到船只开进与航行目的地之间的关系。

我们需要侦察从而表明我们是否在往正确的方向上移动，以及移动的速度如何。在社会上，仅仅只有大学组织产生崭新的科学见解还是不够的。非常有必要把事实调查的程序、社会的眼睛和耳朵直接纳入社会行动机构。

致力于改善族际交流关系机构的研究或建立事实调查代理分支的想法并不新鲜。过去几年出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发展。两年前，美国犹太人协会成立社区交流关系委员会。这是一个行动研究组织，主要在族群交流关系领域为犹太人的和非犹太人的团体提供服务。相对于个体方式，它主要重视群体方式，并且借助于广播和报纸的大众方式。后两条重要的路径是美国犹太人协会研究单位关注的焦点。

多种项目都试图利用教育系统来改善族际关系。比如，美国教育委员会的项目，教师学院里的族际交流关系研究，底特律的公民教育研究，以及更加全面的跨文化教育局的项目。它们都表现出对更加现实、更加科学的评估和自我评估的程序的高度敏感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纽约州的州级反歧视委员会之下设有一个小组委员会专门从事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康州种族交流委员会正在积极地直接参与研究工作。大学里最近创办的主要研究机构也在帮助许多现有行动组织扩展视野，使他们更加自信地运用科学技术来实现其目标。

我甚至不可能尝试以调查的方式来讨论这些研究工作所产生的许多项目与结果，其中包括对迄今为止所使用的方法的调查，比如古德温•华生刚发表的成果：关于儿童态度发展的研究；关于族际态度与诸如政治信仰、个人在组织中的地位等因素的关系的研究；关于在遭受偏见性言语攻击时如何做出最佳反应的实验；关于犯罪团伙与社区变革的实验；关于许多新型诊断测验的开发，以及关于更精确的社会变革理论的发展。这些项目的很多研究结果尚未找到印刷发表的途径。但我相信，未来几年内富有意义性与实践性的研究产出将迅速增加。

五、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变革实验案例

有一个案例可以阐明实践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家合作的巨大潜力。今年年初，康州种族关系咨询委员会的主席请求我们为来自康州各地的50名社区工作者举办一个关于族际交流关系领域的工作坊。

这个项目由康州族际交流关系咨询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协会社区交流关系委员会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三家机构合作开展。康州咨询委员会由康州种族交流委员会成员、康州教育部的一位成员以及基督徒和犹太徒联盟康涅狄格谷区负责人所组成。康乃狄格州政府将种族交流委员会作为其日常治理的一部分显得很独特。显然，任何技术改进一旦与这个战略中心机构相结合，就会获得更好的机会并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通过对各种可能性进行全面讨论之后，合作设计了下列变革实验。

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控制族群交流关系的意识形态和刻板印象不应被视为个体的品格特征，相反其植根于一定的文化标准中，它们的稳定与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群体的族群所发生的事情。领导力培训产生的经验使我们相信，工作坊环境是提高处理族际交流关系的能力的最有力工具之一。

然而，即使良好和成功的工作坊，似乎也很少有机会在族际交流关系领域引领长期的改进。从工作坊活动返回的个体充满激情和崭新洞见，他将再次面对社区，一个人可能要面对10万人。显然，他的成功很有可能达不到他的新目标，很快失望的情绪就会把他打回原形。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对于任何社会变革而言都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其持久性的问题。

为了检验关于个体对群体环境影响的特定假设，以下变量就引进了实验性工作坊。代表方面通常来自城镇，一镇一位。为了面向众多社区，工作坊不管怎样都得努力吸引住众多代表。如果可能的话，还得在工作坊里组成团队，使之在工作坊结束后仍然保持团队关系。这就为保持长期的激情和群体生产力创造了机会，也为参与者实现所期待的变革增加了权能。参加工作坊的三分之一的代表团成员即使在他们返回社区之后，仍将会得到一批专家的帮助。

工作坊的教学人员包括三位博士。这里没有时间阐述培训程序的细节。然而，我应该提及与研究相关的几点。

实施这种设计的第一步，需要对不同社区面临的不同类型的族群交流问题进行广泛的事实调查。必须精心挑选社区及其族群工作团队成员，以便能够比较三个变量的结果。总而言之，这一项目必须面对我们前面为一般规划过程所提及的同样的问题。

康州种族交流委员会的全州咨询委员会成员所拥有的经验能够迅速提供充分的数据，以确定哪些城镇需要更精确地加以研究。为了评价工作坊的效果，必须在开展工作坊之前进行一项诊断，以确定社区工作者的思想路线、行动任务以及他们必须面对的主要障碍。工作坊结束几个月后，类似的再次诊断亦将需要进行。

为了了解工作坊产生了什么的变化或者没有变化将会怎样，显然有必要科学地记录在工作坊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我就此感到研究面临着最困难的任务。仅仅记录讲座或项目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对领导力形成的描述，必须就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小组、参训人员的小组分配、每个小组的内部与小组之间的摩擦、危机和他们的成果，以及最重要的一天又一天中整个管理模式的变化，对所有的细节进行逐一列目记录。这些大量的事情似乎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决定着最终会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坊。社会科学家在客观地记录这些数据资料时必须面对的任务与历史学家差别不大。我们必须学会在不降低效度和信度的标准情况下，处理这些相对较大的周期单位和社会主体。这些效度和信度标准是我们在心理学记录更加微观的行动单元、分钟或分秒的活动周期时所习惯使用了的。

记录工作坊重要事件的方法包括每天结束时举行一次评价会议。参加不同小组的观察者汇报（加以录音）他们在每个群体发展中如何从众多个体混杂状态变成一个整合的“我们”，在诸如此类的事项中所观察到的领导模式、进展或缺乏进展。小组长们亦就相同事项发表了看法，众多参训者也补充了他们的意见。

这些以科学记录为目的的评价会议对培训过程所产生的巨大教学效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非常客观的氛围里，教学人员准备公开讨论他们的过失，这不是威胁他们自身的地位，而是产生了更多的欣赏和带来了轻松踏实的心情。这在族际交流关系领域是比较难得的，因为在该领域中，即使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和从事促进族际交流关系工作的人员，都满带刻板的情感与态度。

这种经历和类似经历让我相信，我们应将思考、研究和培训看做一个三角形，为了有利于任何一个角，必须将彼此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人员培训，几乎就不可能改进行动模式。事实上，当前培训人员缺乏胜任力已成为影响已开展的更多实验取得进展的最大阻碍之一。对大量社会科学家进行培训，使之既能处理好科学问题，又能完成好精巧任务，并与实践工作者一起建成富有成效且精锐的团队，是族际交流关系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管理取得进步的先决条件。

正如我在工作坊中所看到的，来自康州各地不同城镇的代表，从一群在观点和兴趣上相差甚远、毫无关系的个体，转变为一个合作团队，这不是基于友好的基础，而是基于愿意面对现实困难并实实在在开展事实调查，共同克服难题；当我看到角色扮演模式的出现，看到根据计划主要责任逐渐从教学人员转移到参训人员时；当我在最后一届会议上看到，州咨询委员会得到了代表们的极力拥护，支持其将全州教师学院与社区族际交流关系的特定方面联系起来的计划时；当我听到来自不同城镇的代表们和代表团队拿出了他们城市工作坊计划和其他一些立即将要实施的计划时，我情不自禁地感受到了行动、培训和研究的深度整合为族际交流关系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可能性。我非常喜欢跟你们诉说这种感觉。

族际交流关系无疑是国家和国际事务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知道，它们具有潜在的危险性。社会研究的战略必须考虑其所涉及的危险。我们必须区分清楚社会科学的外在困境障碍与研究过程的内在危险。首先，我们发现一群人似乎秉持“我们不再需要更多社会科学”的观点。在这些偏见的爱慕者中，我们发现了各种类型的实践者、政治家和大学校长。很遗憾的是，在反对积极推进社会科学的人当中，有许多物理科学家。他们似乎认为社会科学没有产生对社会管理实践有真正价值的东西。我认为，除非产生更好的社会科学，否则无法用其他方式说服这班人。

第二个对社会科学的威胁来自“当权者”。这些人分散在各个管理层，有劳工领袖和政治家，在政府机构以及国会里也有这类人。他们莫名其妙地忧心忡忡，生怕他们和其他人知道了事实，他们就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想，社会科学家应该谨慎地区分这种担忧背后合理的以及不合理的因素。我们必须认识到事实调查与政策制定的区别，谨慎地探讨事实调查融入立法社会机器而产生民主效益的过程机制。

然而，毫无疑问，在一些当权者对社会研究怀有敌意之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愿面对现实。

站在实践者方面，第三种非常真实的焦虑可由下列实例阐明。我向社区委员会成员汇报关于族群交流关系研究的结果时，从他们的反应中感觉到大学或一些国家组织研究部门的社会科学家迟早都会指手画脚地明确告诉各州当地社区的工作者在美国到底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

他们明确认为社会科学是“技术统治论”。这种忧心显然是基于对“规律”一词非常普遍的误解。社区工作者没有认识到，社会科学中的规律性就像物理科学中的“若就”关系，是介于假设条件和假设效应之间的联系。这些规律不能告知人们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以及当地特定的存在条件。换言之，这些规律并不能起到诊断的作用，诊断工作只能在当地进行。规律也无法提出变革的策略。社会管理犹如医药，实践者通常需要在各种治疗方法中进行选择。他在诊断和治疗两个方面也像医师一样需要有很多技巧和独创性。

就社会科学的进步而言，关键在于实践者必须认识到通过社会科学而且也只有通过社会科学，他才有望获得做好一份工作所必需的权能。不幸的是，在社会规律和社会研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迫使实践者向善。科学给予医生和杀人犯、民主和法西斯更多的自由和权能。社会科学家也应该认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

六、关于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研究

本文不打算讨论开展族际交流关系研究的详细结果。不过我觉得我应该提出其中两点，这两点可以说明基本方面。

族际交流关系是双向的。这就意味着为改进族群关系必须研究两类族群互动。近年来，我们逐渐认识到，所谓的少数民族问题事实上是多数民族的问题，即黑人问题就是白人的问题，犹太人问题也是非犹太人的问题，等等。当然，族际交流关系的解决也离不开少数民族特定行为和观点的改变。在改善的道路上遇到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似乎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缺乏自信心和自尊心。少数民族倾向于接受那些有地位的人的隐性判断，即使这些判断直接针对他们自身。在少数民族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中，往往会产生许多与他们自己的群体根深蒂固的敌对心理。随之而来的是过分顺从、愧疚感以及导致无效行为的其他原因与形式。如果一个个人或群体与自己都不和谐，那么他既无法正常生活，也无法与其他群体开心共处。

社会科学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通过为少数群体成员提供足够的个人自尊来解决问题是没有希望的。这些个人所经历的歧视并不是针对他们个人的，而是针对群体成员，只有通过将他们作为群体成员的自尊提高到正常水平，才能产生补救的方法。

美国南方许多白人显然认识到了进步的前提之一是增强南方黑人的自尊。另一方面，对于许多自由主义者来说，开展积极项目以提升群体忠诚度的观点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将群体忠诚和群体自尊问题与沙文主义联系起来。

我认为，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使群体的普遍自尊和群体的忠诚度达到对社会所有群体来说完全自然和必要的现象的同一水平。这意味着应该尽一切努力来降低百分之百存在的膨胀的自尊。从我的经验来说，我认为提升少数群体的自尊心是改善族际交流关系的最具战略意义的手段之一。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之间的关系。任何从事族际交流关系工作的人都不能忽视我们今天生活在同一世界这一事实。无论在政治上它会变成一个还是两个世界，毫无疑问就事物相互依赖而言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无论我们想的是天主教徒、犹太人、希腊人还是黑人，美国的每一个群体都深受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这个国家的族际交流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国际事件尤其是殖民地人民的命运所形成。关键在于这个国家的政策是否会效仿雷蒙德•肯尼迪所指出的殖民帝国的国际种族隔离政策。我们是否准备放弃在菲律宾所遵循的政策，并且在处理好美国各州互相依赖的时候为这种剥削政策道歉，它使得殖民帝国主义成为全世界最令人憎恨的制度。或者我们将遵循约翰•科利尔提出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哲学，以及美国种族事务协会为了美国人的相互依赖所提倡的理念。这是一种逐渐走向独立、平等与合作的模式。无论永久剥削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它对美国国内情况只会是一无是处并且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国际舞台上的种族歧视极大地阻碍了美国族际交流关系的进展，并可能危及民主的各个方面。

族际交流关系的发展无疑充满着各种危险，在这一领域中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许多障碍。不过，我所能描绘的这幅图景，即过去几年的研究尤其是社会研究组织所取得的进展，让我感到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关于族际交流关系的大规模社会研究毫无疑问将会对这个国家的历史产生持久的影响。

然而，同样清楚的是，这项工作需要社会科学家拿出极大的勇气。正如柏拉图所定义的，它需要勇气。它需要社会精英齐心协力和普通民众伸手相助。

ActionResearch and Minority Problems

Kurt LEWIN Translated by CHEN Si-yu ZENG Wen-jie HUANG Fu-quan PAN Lei-qi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minorit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group relations, there is a call for action research. The lack of objective standards by which to measure progress deprives the workers of their legitimate desire for satisfaction on a realistic basis and thus no learning can take place. In this regard, the research needed for social practice is a type of action-research,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conditions and effects of various forms of social action, having to include mathematical and conceptual problem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to include laboratory and field experiments in social change. An integrated approach has become articulated. It may mean an amalgam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to one social science, and the cooperation of various sciences. Action research proceeds in a spiral of steps each of which is composed of a circle of planning, action, and fact-finding about the result of the action. To test certain hypotheses in regard to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as against group settings, the experimental workshop is introduced. It is obviously necessary to record scientifically the essential happenings during the work shop. The methods of recording include an evaluation session at the end of every day. The workshop setting is among the most powerful tools for bringing about improvement of skill in handling intergroup relations． We might distinguish the inner dangers of action research. First, a group of people seem to subscribe to the idea that we do not need more social science. A second threat to social science comes from “groups in power”. A third group of people envisage a social science“technocracy”. Thus, the practitioners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only through social sciences they can hope to gain the power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Intergroup relation is a two－way affair. This means that to improve relations between groups, both of the interacting groups have to be studied: the minority and the majority, and the local, the national,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enes. This job demands from the social scientists an utmost amount of courage.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ies; group relations; action research; a spiral of four steps;experimental workshop; integrated approach

责任编辑：毛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