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王瑜 钟海青

摘要：由于在民族与文化身份上历史同源，在国家与政治身份上却排他相异，跨境民族国家认同的产生往往较普通民族更为复杂。根据是否为主体民族的分类情况可归纳出跨境民族身份认同中政治身份的排他性与参照性、经济影响的同向性与相对性以及文化意识的共通性与变迁性，进而提出跨境民族教育应坚持国家主流意识在国民意识中的主导地位，强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坚持“尊重差异、优先发展”的核心思想，加强校本课程与地方课程的资源开发与推广；坚持动态整合的文化发展理念，培养学生全球视野的跨文化理解能力。

关键词：跨境民族；国家认同；边境教育

由于地域、政治等原因使得这些跨境民族在长期的民族迁移过程中形成了较其他普通民族更为复杂的政治与文化属性，往往会对我国与邻国间的政治关系产生积极或消极作用。当前“一带一路”的提出为我国主要民族省区和大部分民族聚居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而作为同源而分属两国而居的跨境民族往往会因为在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历史文化等方面与邻国跨境民族的相似性，使其往往能成为促进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友好使者与桥梁。与此同时，跨境民族在促进国家间交往交流的同时，也遭遇着不容忽视的冲击与挑战，如境外敌对势力通过泛民族主义言论、宗教渗透以及挑起民族事端等多种方式来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冲击，妄图强化跨境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思想。可以说，由于在民族与文化身份上历史同源、在国家与政治身份上排他相异，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往往较普通少数民族更为复杂，

受到更多复合多样的社会层级结构与参照的影响。本文基于对跨境民族国家认同特殊性的探讨，认为边境教育对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构建与邻国友好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一、跨境民族的基本内涵与分类

所谓跨境民族，主要是指分布在两个或多个国家边境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与跨境民族概念相近的还有跨界民族、跨国民族等概念，许多学者为其概念做过大量的探讨和澄清。^[1]本文所涉及的跨境民族是按照该民族的分布地域是否跨国相连成片作为区分依据，针对其文化同源性、联系性以及互动性等突出民族性和边境地域性展开探讨。近年来学界从不同学科视角、属性对跨境民族进行了多种维度的类型划分。有学者根据跨境民族所跨居的国家数量将其笼统分为双边跨境民族和多边跨境民族两大类。^[2]或是依据跨境民族国家认同的特殊性将跨境民族划分为内部认同异质发展型、内部认同同质发展型两大类。^[3]其中，通过梳理全球各国跨境民族演进史可以发现，跨境民族在本国的民族地位以及是否曾建立或已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影响其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根据跨境民族是否为国家主体民族进行分类可以较好地发现不同类型跨境民族在国家认同上的差异与特征。

第一类是在跨境双方国家均为主体民族的跨境民族。这类跨境民族往往在历史上曾经建立过统一的民族国家，虽然因为重要的政治事件而分裂为两个或多个国家，但在各自国家中仍然是主体民族或多数民族，都在国内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由于这类跨境民族的问题往往带有较强的国家政治属性，相互的分离与统一都直接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的归属，所以在相互身份的认同方面往往表现为民族认同一致和国家认同排他的明显特征。第二类是在单边国家为主体民族，在另一边国家为非主体民族的跨境民族。这类跨境民族由于是在国内处于优势地位的主体民族，往往会对跨居在另一国家且处于非主体地位的同一民族具有较强的感召力，使对方在民族内部的参照对比中扩大认同差异并产生一定的分离倾向。一般而言，若跨境民族能成为国家主体民族，那往往意味着该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文化且具有较为牢固的民族信仰，民族成员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与凝聚力会较为强烈。这类有主体民族的跨境民族往往会对境外同一民族的境遇更为关注，并容易在参照比较中进一步强化民族归属的心理。第三类是在双方国家都不是主体民族的跨境民族。这类跨境民族在各自国家都属于非主体民族，往往因为缺少政治实体而并未形成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在各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长期影响下逐渐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族文化并建构出对各自国家较强的身份认同。最终这类跨境民族往往会形成文化相近、和而不同的“和平跨居”状况或是渐行渐远发展成为两种具有不同特征的民族。

二、跨境民族国家认同的多维特性

（一）跨境民族国家认同中政治身份的排他性与参照性

与经济、文化等影响因素不同，公民政治身份的认同具有明确的排他性，不存在相互通约的模糊空间与机会。跨境民族虽然因同源而生、毗邻而居，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上会存在较大的交互性或相似性，但是政治身份烙印确是带着鲜明的差异性。也就是说，尽管跨境民族在血缘、情感或是文化方面都具有较大的相通性和同一性，

但是对国家归属与政治身份的认同一定是界限分明的，一般不存在对双方国家都产生归属感并同时忠诚于两个政权。国家认同的核心在于对国家政权的认可与服从，而跨境民族通常会因为在实践中对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的模糊化而导致民族情感与国家归属出现冲突，进而引起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

与此同时，跨境民族在自身身份意识的建构过程中有着较其他民族更多的参照体系，他们不仅会与本国的其他各民族进行比较，与本国其他地区的同族展开对比，还会将境外的同族作为参照。在这种不同空间与维度的异同比较中，跨境民族逐渐认识到本族身份与其他民族的差异性与特殊性，进而产生对自身政治身份、文化身份以及经济身份的认识与认同。其中跨境民族政治身份意识的建构，往往会受到自身民族在境内的经济水平、社会地位以及民族政策等方面影响，还同时接受来自邻国同一民族政治地位的参照作用。正是由于政治身份认同建构时具有的参照特性，在单边或双方国家为主体民族的跨境民族实践中，若遭遇两国跨境民族在各自国家的政治制度、民族政策以及发展地位等有明显差距时，其政治身份的认同乃至国家认同会更容易出现失衡。

（二）跨境民族国家认同中经济影响的同向性与相对性

由于地处偏远，跨境民族的居住环境往往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都会相对落后于沿海或中心的发达地区，这使得他们在资源配置与政策支持中处于一种相对匮乏和弱势的依附地位。正如学者埃里克森所说：“族群的身份认同被有意识地操作和应用于经济竞争中。”^[4]若跨境民族发现其与毗邻而居的境外同族在发展资源与经济能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时，落后一方有可能会诱发出对现实政治制度与政策执行的不满，进而导致其对政治身份的质疑和国家认同的弱化。这是由于两者具有相似宗族历史、文化传统与地域环境却因为在国家利益支持与发展有差异而造成了一种民族心理失衡。这种心理失衡并非是在于客观事物与物质条件上的绝对差异，而是人们会结合其民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期待与其实际获得的资源与支持产生的心理相对差异。因而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往往与国家的资源投入、地区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同向性。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虽然能较大地影响跨境民族对国家和家乡的归属感，但是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就能根本上解决国家认同问题。对于许多跨境民族而言，“贫困可以成为分离的理由，富裕也可以成为独立的借口。”^[5]也就是说，跨境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国家认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跨境民族对本国的认同并不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这种发展是否能促进民族文化传统与国家核心价值相融合。所以，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影响当地跨境民族国家归属的主要因素，但绝不是唯一因素。对于毗邻国家为主体民族的跨境民族，政府应尤其重视对其民族传统与文化的尊重以及加大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现代主流文化的相互契合，才能避免其离心倾向的出现。

（三）跨境民族国家认同中文化意识的共通性与变迁性

作为一个民族构成的核心要素，民族文化通常是以历史、信仰、习俗等复合体形式对民族的自我身份定位与认知进行动态影响。作为分布在相邻国家国境线的同一民族，境内外跨境民族在文化渊源、地理环境、传统习俗、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方面都保持着历史的共通性。加之许多边境地区长期的探亲访友、通婚互市、节日聚会等民间交往活动持续地积累着稳固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内聚力。这使得大部分跨境民族在民族内部仍保持着许多共同、互通的民族特色，其在情感、信念等心理层面的民族归属与认同不会因为国境线而消失。这一特性虽有助于促进国家间的文化交往，但各国政府会更加警惕避免因跨境民族文化内部相互靠拢而导致与本国主流文化分离，也可能会造成本国跨境民族出现文化相对封闭、心理相互防范、民族与国家离心倾向产生的紧张局面。^[6]

另一方面，不同于政治边界以及政治身份的稳定性，民族文化在实践中更多是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变迁特性，文化内容会在传播与传递过程中根据当下社会的主流需要而被选择性地承接与记忆；文化边界则会随着民族居住的传统地域边界以及现代网络媒体中语言边界不断漂移和扩散。大部分获得充分尊重和平等发展的跨境民族都会在与境内其他民族相互的文化濡化中实现“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巨大转型，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局面。而对于跨境民族内部的不同文化支系而言，由于各自接受所在国家民族尤其是主体民族的文化影响，也会在各自的文化变迁中不断生成新的特征与分支，彼此之间的文化同一性不断减少，进而形成具有各自稳定政治意识的“和平跨居”文化形态。

三、跨境民族国家认同的教育路径

（一）跨境民族教育应坚持国家主流意识的主导地位，强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

针对跨境民族政治身份认同的排他性及其可能受到“泛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影响的可能性，我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在跨境民族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将跨境民族教育作为抵御境外敌对势力意识渗透、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的重要工具。为此，尽管对于身处不同地域或发展环境的跨境民族应采取不同层次或动态的教育政策，但是培养学生牢固的国家主流意识与坚定的政治立场必须是跨境民族教育的根本前提。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背景下，我国的主流意识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其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凝结着各族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对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并不意味着要削弱对跨境民族的文化传承，而是将各族语言、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都置身于中华民族认同这一范畴规约中，确保核心价值观能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唯一的主导价值。

另一方面，针对跨境民族在不同国家作为主体民族而形成心理上的对比差异，我国的跨境民族教育必须强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共通性。即，作为具体某个民族成员与共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是一致的而非对立的，跨境民族教育应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核心意识枢纽，培养学生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和法制精神。其中，针对境外为主体民族的跨境民族，教育实践中应尤其注意避免出现单向的强制性价值灌输或语言植入，更不能人为割裂地去实施所谓“民族认同教育”和“国家认同教育”，而是应提升跨境民族学生对本族历史、国家历史的认识以及对其民族身份、公民身份的理性反思能力。这些知识与能力可以帮助学生摆脱被动接受附加在血缘、宗族等天然纽带关系的“前喻文化”，^[7]进而自主地、审辩地进行自我身份价值的发现与重构。这就需要突出对跨境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家主流意识中共同包含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核心价值观念，促使跨境民族价值、信仰与国家统一、社会发展有机结合。

（二）跨境民族教育应坚持“尊重差异、优先发展”的核心思想，加强校本课程与地方课程的资源开发与推广。

一直以来，经济发展方面的因素被普遍认为是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边境民族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尽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主要是受到历史发展、地域环境等多方因素影响，但整体上我国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仍处于资源输出型的生态失衡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会造成跨境民族教育的供给与需求处于一种失衡或错位状况，进而阻碍跨境民族对自身身份的理性建构。可以说，跨境民族教育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为此，我国应坚持“尊重差异、优先发展”的核心思想，继续实施补偿性教育政策，通过加大教育资源开发与投入为地区经济向内生增长型的可持续发展转型服务，实现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能相互促进、供给平衡。例如，通过加大提供外语、外贸、旅游等方面的职业教育供给满足跨境民族经济往来需要。这不仅可以增强跨境民族对地方优秀文化的认同、促进中华文化传播，更能增强边境地区经贸合作、改善地方民生。

另一方面，尽管我国不少边境地区生活水平与办学条件近年来获得大幅改善，但因贫穷产生的“读书无望论”或因富裕出现的“读书无用论”^[8]等观念反而在部分边境地区有所蔓延，并对跨境民族学生的国家身份认同起到了阻碍作用。也就是说，单纯依靠发展地区经济或是进行大水漫灌式的教育资源投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跨境民族国家认同问题。为此，针对其在经济影响下表现出的相对性与矛盾性，跨境民族教育不能停留在外在的经济支撑与价值灌输，而是要以饱含家国情感的文化价值教育为根基，依靠各族在漫长历史交往中的文化共通性逐渐培养跨境民族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具体而言，这就需要将教育资源配置精准到学校内部，适当加大对边境地区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与推广，使跨境民族学生能在地方课程学习中了解当地民族文化的变迁，熟悉家乡的语言、风俗等知识，产生对家乡和祖国的热爱，进而形成正确的国家观与民族观。

（三）跨境民族教育应坚持动态整合的文化发展理念，培养全球视野的跨文化理解能力。

当前整个民族教育实践中最深的失衡危机不在于地区或民族间在政治地位或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更多在于民族的地域文化和传统文明不断衰落、消亡。一些民族成员在缺少足够的本族文化自觉情况下可能会受到“文化进化主义”的影响，简单地将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主流先进文化割裂或对立地看待：认为发达地区文化才是先进的，而本民族传统文化则是静态悬置于固定历史空间中的落后文化，进而导致了本族传统文化价值的“污名化”^[9]。这就很容易遭遇极端民族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的意识陷阱，对民族与国家的身份认同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衡甚至冲突。为此，跨境民族教育应坚持一种动态整合的文化发展理念，即文化整合不仅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空间概念上的交流、交往、交融，更是包含了时间维度上跨境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近代文化以及先进文化的贯穿融合，帮助学生从历史变迁的整体性视角去理性认识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本国主流文化的相互形成关系，从而认识到本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学生对民族身份与国家身份的认识统一。

另一方面，针对跨境民族文化的历史共通性，必须清楚认识到跨境民族（尤其是境外为主体民族）可能面临的文化冲击，其背后往往意味着本国主流文化与境外主体民族文化的利益价值博弈。为此，跨境民族教育应坚持培养学生求同存异的理性文化观，增强学生全球视野的跨文化理解能力。这意味着跨境民族教育不能简单将本族语言或文化作为一种知识工具传授给学生，而是不断强调多元文化对于个体、民族以及国家的情感意义、价值内涵以及精神蕴意等方面影响，使学生具备理解、包容甚至欣赏不同来源的文化能力。^[10]其中，这种能力的培养应打破以主流文化为中心的单向文化输出模式，打破跨文化理解教育只限于跨境民族学生这种狭义思维，着重强调民族文化在跨境民族学生与其他民族学生（尤其包括主体民族）的共同参与和交互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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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富英.全球化背景下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J].贵州民族研究，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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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谢爱磊.“读书无用”还是“读书无望”——对农村底层居民教育观念的再认识[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3）.

[9]Link B G.,Phelan J C. Conceptualizing Stigma[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1(27).

[10]王瑜.论全球化时代民族跨文化教育的合理性发展[J].教育科学，2016（1）.

Discussion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border National Identity and Its Educational Approaches

WANG Yu ZHONG Hai-qing

Abstract: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is often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at of ordinary ethnic groups,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origins in nati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and political identity.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whether it is the core nation or not,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core idea of "respecting differences and giving priority to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the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school-based courses and local course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dynamic integration and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of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National identity; Border education

责任编辑：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