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作者：张继焦
摘 要：70年以来，费孝通就中国社会陆续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多元一体”理论“文化自觉”理论。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三种主要理论全都显得有些过时了，都需要向前推进，以便适合新时代发展的需要。经济社会的全面大转型要求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总结中国经验、讲出中国理论。然而，面对理论创新的不足，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亟需形成新的学术理论或者研究范式，也正在形成从“差序格局”到“社会结构转型”，从“多元一体”到和“一国多族”，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转变中。
关键词：差序格局；社会结构转型；多元一体；一国多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就目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范式而言，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种：第一是白描，只是单纯的民族志记录，缺乏深入的分析；第二种模式是套用，即运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具体情况，这实际上还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第三是防卫式的研究，即在对本民族或某区域的研究中，由于身为本民族或某区域的学者所具有的天然保护心理，力求保留本民族文化或当地文化的原汁原味，不愿意看到也不努力分析本民族文化或当地文化的巨大变化。
为了应对学科理论创新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有些学者从国外人类学民族学的经典理论中汲取养份。但是，西方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各民族的特殊情况。要想真正发展西方的各种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仅凭简单的拿来主义是万万不行的。[1]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已经开始积极地挖掘先辈的文化遗产，其中挖掘费孝通的学术遗产是最多的，而且也被认为是最正宗的。特别是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多元一体”理论和“文化自觉”理论已经被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尊崇为中国最权威、最经典的学术理论，是不容质疑的真理。但是，至今改革开放已过四十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三个重要理论不能说依然完全适应中国今日之国情，我们的学术需要创新型发展。因此，我们的时代使命就是要反思和发展费孝通的几个重要理论，包括在苏联影响下林耀华提出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我们需要找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运行规律，并进行基于本土的理论思考和提出本土的新理论，进而强化我们的学术自信。
一、为什么说“差序格局”理论过时了？
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功能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思考的最为基础的问题。关于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和功能，70年前费孝通首次创用“差序格局”理论来描述。[2]此前欧美一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比如涂尔干、滕尼斯、马克思·韦伯等，都是从社会结构角度出发，对社会进行描述和分析。费孝通受到这种社会结构思想的影响，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描述和分析，称之为“差序格局”社会。许烺光在《祖荫下》一书中，用“轴”这个概念来研究亲属关系，提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父系主轴。许烺光所要解释的也是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问题，但因其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白族，并不具有广泛概括性，故而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费孝通以“差序格局”来解释中国乡土社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差序格局”理论在国内国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差序格局”理论提出19年之后（1967年），中根千枝提出了“纵式社会”概念，用于解读日本的社会结构和功能。[3]
但是，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并不完全是差序格局社会。费孝通在剖析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时，所参考的是当时西方社会颇为流行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其典型特征是非常个人主义，仅仅关注一个人同另外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而今日我们的社会是集体适应的社会而不是个人社会，因此，必须用东方的集体主义的框架来进行描述。
2017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8.52%，而费孝通当年研究的是以农村为主的中国社会。因此，“差序格局”理论需要进一步拓宽其应用范围，以适应新的时代发展潮流的需要。2004年笔者基于对都市流动人口的经验研究，试图将“差序格局”理论从“农村版”发展为“城市版”。[4]今日的中国，过去静态的农村社会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网络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每一位居民。大量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向城市务工，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农业生产目的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文明助推着传统农村向现代化转型，观察分析农村问题的视角、分析方法等理应发生现代的转化。
实际上，从“差序格局”到“社会结构转型”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变已经发生了转变。1992年，李培林首次提出了“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或称“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其基本命题主要体现在被称为“社会结构转型三论”的三篇论文中。[5]这三篇论文也可以看作一种衔接，从以前费孝通看传统社会，到李培林看转型社会的一种过渡，而且他不但看到了这种结构，更看到了这种结构的作用。“差序格局”理论有一点明显的缺陷：只是说明了亲疏关系的结构，却没有就这种结构如何支配与配置资源进行详细说明。我们在研究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不仅仅要看其中的结构，因结构转型而产生的新的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以此为基础，通过对费孝通的“差距格局”理论与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进行比较，笔者认为，这是由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理论从古典到新古典的转变。
在当代跨学科研究越来越风靡之际，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单独发展，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学科对话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不但超越了普通社会学，超越了基于人际关系的社会结构分析的常规，而且颠覆了西方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假设。就是说，他不但把社会学跟经济学关联起来，而且站在更为整体和宏观的角度，来审视整个社会结构，既包括城市与农村、政府与企业的层面，也将国家、市场和社会联成一个整体；不但仔细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市场转型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中国整个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探究。它属于当代现实社会的研究，不是传统乡村社会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明显的时代性。
通过长期观察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笔者在“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基础上打了两个小补丁，指出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即政府和民间是分开的，并提出了两个（一对）新概念：政府主导的“伞式社会”[6]与民间自组织的“蜂窝式社会”[7]。之所以提出这两个新概念，是因为从2011年到2013年笔者与日本学者渡边欣雄教授之间的三次学术交锋。2016年，笔者到曼彻斯特考察，打出租车看到司机，很像印度人，就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他来自巴基斯坦；在这个城市开出租车的，75%都是巴基斯坦的。这些都是蜂窝式社会。来自同一个地方来的人，共同从事着同一个行业，大家互帮互助、互惠互利，自然地形成了一个“蜂王”“蜂后”“工蜂”等经济性和社会性“蜂窝”。
80多年来，在国内外一大批学者的持续探索基础上，特别是2009年以来的十年间，我们以对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探讨作为主要内容，力图超越涂尔干、滕尼斯、马克思·韦伯、马林诺夫斯基等欧美古典社会学人类学理论，正在形成新古典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研究范式，试图引领人类学民族学进行第四次革命。[8]
二、为什么说“多元一体”理论过时了？
1988年，费孝通首次正式地提出了“多元一体”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一个从分散多元发展成为一体多元的过程；在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本层次的民族意识，中华民族是高级层次的民族意识。[9]30年来，学术界对这一理论进行过多次探讨，既有共识，也有分歧。我们基于新国家主义的“国家－民族”理论视角，认为“多元一体”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主要原因就是此理论没有在现代国家框架下讨论民族问题。“多元一体”理论主要探讨的是各个民族和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摆正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位置。对待民族问题，我们不能太强调多元而不强调一体，我们不能太强调单个民族的权力、资源和利益，而不去强调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意识。“多元一体”理论侧重于从“民族－国族”角度进行探讨，没有强调国家的地位，没有深入探讨国家－民族的关系，应该将“多元一体”发展为“一国多族”。
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包括三种主要的类型：民族与民族（民族—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民族（国家—民族）的关系。第一种类型包括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各个民族与所谓的“国族”之间的关系，但它们都属于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层面，没有涉及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后两种类型则关注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但是对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中谁先谁后、谁主要谁次要的问题，第二种类型和第三种类型的看法和做法是不同的，第二种类型为“民族—国家”视角，强调民族比国家优先，第三种类型为“国家—民族”视角，则强调国家比民族优先。[10]
对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七种理论或观点。西方国家大致形成了三种基础理论：民族—国家理论[11]、多元文化主义理论[12]、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等，中国也根据自身国情，并结合国外的三种基础理论，形成了四种民族问题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1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去政治化”理论[14]与“第二代民族政策”[15]等。这七种理论更多地说的是民族与民族（包括国族）之间的关系，主要强调了民族属性而忽视了国家属性，多是针对“民族—民族”关系或“民族—国家”关系的探讨，没有对“国家—民族”的关系进行深入讨论。摆正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对现代国家制度进行顶层设计的基本点。
我们需要学会辩证地看待来自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16]经过比较分析，我们看到，来自欧美的“民族—国家”理论对现实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民族—国家”理论强调一族一国，可能会助长民族分裂主义。其次，“民族—国家”理论主张民族的主体性，强调民族比国家的优先性，可能会助长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而且，无论是大民族的民族主义，还是小民族的民族主义，都不利于我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现在，我们中国提倡的是治国理政。我国目前的治国理政目标是要建立起现代“国家－民族”治理体系，而不是“民族－国家”管理体系。现代“国家－民族”治理体系突出的是国家而不是民族，可以消解民族分裂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小民族的民族主义等。
我们要建立的现代“国家－民族”治理体系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社会结构支撑的。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强调“大一统”的思想，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政权，均为天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统体制”是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社会结构特征。换言之，中国自上而下的“国家—民族”伞式关系，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民族关系上这种“伞式相互支撑”特征依然延续。时至当代，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之间的关系、各级地方政府与当地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亦呈现出“伞式相互支撑”进行权力分配和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特征。
从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到我们基于国家—民族理论的“一国多族”，其强调国家和民族的位置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国多族”所暗含的意思是在整个国家框架下，各个民族无论大小都是平等的，不是大民族小民族，各民族有各自的民族自治地区。我们为什么把西部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区叫做“民族自治地区”呢？以前，费孝通讲过英文“社区（community）”一词的翻译情况。为什么叫社区？因为它是社会里的一块区域。我们讲社会结构，将大社会中的一个区域，叫社区；我们研究的是社会，社会里的一个区，叫社区。民族自治地区，也是民族自治的一个区域，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地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中国，有5个民族自治区、30个民族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中国西北部的一个民族自治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华大地上的一个民族自治区域，它不能行使国家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民族自治地区的关系，是整个中国和部分地区的关系，是中国的全部领土和局部领土的关系。中国自上而下的“国家—民族”伞式关系，包含了国家整体的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民族自治地区的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各个民族的权利和资源的分配。中国就是这样的一种“伞式社会”。
伞式社会下“国家—民族”的关系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权力分配和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因素。自上而下的分类管理机制主要表现在中央对地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各种优惠和扶持：政治的优先性、经济的援助性、社会的发展性、文化的传承性、生态的保护性等等。
中国各个民族自治地区都是一种资源配置权利分配的实体，各个民族自治地区之上的实体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实体。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可以作为我国各民族的一个统称，是国族，但它只是一个虚体，不是实体；它可以是带有政治性质和象征意义两种含义的虚体，但它不能作为资源配置和权力分配的实体。因此，我们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总之，从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看，我们应该首先强调国家的优先性，然后从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民族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引导各族群众增进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正确途径和必由之路。[17]为了做实“多元一体”理论，从虚体和实体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将国家居于民族之上的位置找回来，将“多元一体”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为“一国多族”，这与我们长期以来的常用说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一致的。
三、为什么说“文化自觉”理论过时了？
1997年1月4日，费孝通在讲话中第一次采用了“文化自觉”这个概念。[18]此时中国经济尚未完全发展起来，提出这个理念对于中国当时的状况和未来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1997年，87岁高龄的费孝通用“文化自觉”这个词高度凝练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的意思，[19]此后又进一步说明了“文化自觉”。[20]1997年之后，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东西文化比较等不同领域的大牌专家张岂之、乐黛云、李宗桂等，都对“文化自觉”问题进行了阐释。一方面，他们对“文化自觉”的论述可能或多或少与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有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得知“文化自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是一个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学科绕不过的话题。
结合笔者多年来的研究经验和自己的一些感悟，认为“文化自觉”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明显地带有老一代学者的学术印记。“文化自觉”虽然是费老于20世纪末提出的，却象征着20世纪初那一代学者心中充满了文化焦虑。因为在20世纪初的时候，中国还很贫穷落后，原来五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自满被西方列强携带坚枪利炮轰碎，整个国家弥漫着一种文化自卑的气氛，后来在一批仁人志士的带领下，终于开启了文化自强的道路，逐渐产生了文化自觉。
第二，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启迪了一批中国学者的研究思路。直到2017年，相关学科的学者还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纪念费老发表“文化自觉”20周年。大家本着继承弘扬的态度，对其津津乐道，重温这个学术遗产的价值。
第三，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念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笔者认为，最好是把费孝通理想主义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观念跟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现实主义的“文明冲突论”结合起来看待、研究文化和文明比较好。费孝通的“文化自觉”16个字是理想的、是美好的，我们不能只是说说好话，因为现实是残酷的。在现实世界中，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关系既非完全“美美与共”，也非完全“文明的冲突”，而是可能存在着对立、同化、并存、联结等四种或多元状态。现在，我们研究各个民族的时候，很少研究竞争和冲突，这是不够全面的。我们搞研究的时候，应该面对现实，分析现实，就像涂尔干所说的“用社会事实来说明社会事实”，不能把现实社会理想化。以理想化的理念来研究现实社会，说起来和写起来都显得挺好，却是跟现实社会脱节的，所形成的认识也很难符合实际情况。
今日中国的文化思想既要树立文化自觉，更要强化文化自信。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社会处于大转型时期，早就已经摆脱了一穷二白的旧模样，基本上处于中等发达国家状态。因此，今日雄立世界的中国仅有文化自觉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有文化自信。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文化自信”问题，更加凸显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中国从文化自觉向文化自信是就中华民族整体而言，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虽然很多民族、很多地方都发展起来了，还有很多地方由于各种原因仍然处于贫穷落后、欠发达的状态，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状态依旧存在。尤其是对于很多少数民族同胞和一部分汉族同胞来说，可能还处在文化自觉的阶段。因此，全面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的各项部署和安排，聚精会神地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真心实意地帮助、促进欠发达地区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展目标的实现，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意义重大。
笔者与家人曾在欧美国家待过几年时间。笔者觉得，西方国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那么强，我们在西方学者面前并不总是当学生，我们应该学会跟他们平等交流和对话。如果非要让自己向欧美学者鹦鹉学舌，这是一种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做学问的方法，也是一种学术不自信的表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不应该大量地存在崇拜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风气。[21]在“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对待西方学术，我们不能总是仰视，我们要学会平视，这才是我们的学术自信。[22]
最近一些年，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和发展，但是，因为我们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都在发展，可能会形成一些新东西。日本学术界在该国发展的过程中就曾经提出过一些新的学术理论。在世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里面，亚洲的日本和印度两个国家的学者在管理学、经济学界是有一些贡献的。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们中国学者对世界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贡献偏少，不少中国学者在现在的世界学术界中还处于论证西方学术观点的阶段。[23]因此，我们仍需要大踏步前进，建立起“文化自觉”，树立起“文化自信”。
现如今，中国光有“文化自觉”是不够的，更应该有“文化自信”。有了“文化自觉”，才能有“文化自信”；有了“文化自信”，才能有“文化自强”“文化创新”。[24]
四、结语
费孝通于71年前（1948年）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31年前（1988年）提出了“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理论，22年前（1997年）提出了“文化自觉”理论，而我们60后这一代人和上一代的50后都没什么新的理论创建，只是在继承和发展包括费孝通在内的老一辈学者的一些旧理论。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多元一体”和“文化自觉”等三个重要理论由于时过境迁都显得不合时宜了，迫切需要推出新的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为此，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范式必须转型，实际上也正在转型之中：即从“差序格局”到“社会结构转型”，从“多元一体”到“一国多族”，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笔者希望，由“社会结构转型”、“一国多族”和“文化自信”三大理论共同构成的新型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可以逐渐地成为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后起之70后和80后学者以及新一代90后学人，继续前行的方向与未来。
注释：
[1]张继焦：《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比较分析：后现代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2]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观察社出版本，1948年版，第22-30页。
[3][日]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陈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4]张继焦：《差序格局：从“乡村版”到“城市版”——以迁移者的城市就业为例》，《民族研究》2004第6期。
[5]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5第1期。
[6]张继焦：《“伞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新概念》，《思想战线》2014年第4期；张继焦，杨林：《“伞式社会”与洋务运动时期现代企业的产生及发展》，《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张继焦，李金操：《“伞式社会”与中国古代工商业经营》，《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张继焦，李宇军：《观察中国市场转型的一个新角度：地方政府与老字号企业的“伞式”关系》，《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张继焦，殷鹏，万斌：《政府与老字号企业的伞式关系研究——以致美斋饭庄为例》，《创新》2015年第6期。
[7]张继焦：《“蜂窝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另一个新概念》，《思想战线》2015年第3期；张继焦，刘佳丽：《从企业人类学视角看老字号的“蜂窝式”发展模式：以张一元茶庄为例》，《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8]张继焦：《企业人类学：人类学的第四次革命》，《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
[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10]张继焦，尉建文，殷鹏，刘波：《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
[11][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2][英]C·W·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叶兴艺，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4]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5]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6]张继焦，尉建文：《三论“国家－民族”关系：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7]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18]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16页；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19]1990年，日本朋友曾在东京为费孝通举办了80岁生日会，他在生日会答谢词中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
[20]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
[21]林毅夫：《中国学术界不能只是引进》，《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8月13日。
[22]张继焦，肖明远：《在国际学术殿堂 讲好中国故事》，《民族论坛》2016年第8期。
[23]张继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书写中国学术自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22日。
[24]张继焦：《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性转向》，《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
Are Professor Fei Xiaotong' s three important theories outdated?Reflection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research paradigms in China
ZHANG Jijiao
Abstract: As for Chinese society,since 1970 Professor Fei Xiaotong has put forward three important theories:“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1948),“diversity in unity”(1988)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1997) which have exerted much influence at home and abroad. Because China has experienced enormous changes in the past 40-year reform and opening-up,it seems that all the three theories are somewhat outdated and need improvement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new era. It is worthy for anthropologists and ethnologists to sum up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nd establish Chinese theories under the overall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However,Chinese anthropologists and ethnologists are in a dilemma of lack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and wait for new theories. It is good to see that some new research paradigms are taking shape,that is,a shift from the above－mention three theories to“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multi-ethnic groups in one country” and “cultural confidence”,which are the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new anthropologists and ethnologists born in the 1970s,the1980s and the 1990s.
Key words: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diversity in unity;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multi－ethnic groups in one country; cultural confidence
责任编辑：亚力坤江·艾思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