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0期 作者：李宗桂
摘要：40年文化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980年代带有强烈的激进色彩、具有明显“向西走”的特征、以批判性为主的传统文化研究；1990年代，以国学热的兴起为标志，回归古典，开掘传统，注重传承、以肯定性为主调、具有“往回走”特点的传统文化研究；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进程扩张、全球化意识日益增强的态势下，由于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但文化建设相对薄弱而引发的人们对文化价值系统构建、安身立命之道建设的追寻，以国学热和文化热交相递进为表现形式，以理性平和的心态为底蕴，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信念支撑、具有很强现实感和实践性的“向前走”的文化研究。40年文化研究的价值主题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的互动、当代新型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中华文明的复兴。40年文化研究的主体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中国人文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学、儒学复兴、“五四”精神等。40年文化研究的成就，表现为振兴中华成为学界共识、人的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价值、文化重构成为文化研究的自觉追求、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成为时代标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共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共识、在批判中前进在守成中创新、文化研究从政学分离的自在状态转变为政学结合的自觉状态、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逐渐协调一致。文化研究也有明显不足。文化研究的趋势和前景是：通过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创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造充分反映中国特性、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
关键词：文化研究；文化精神；价值重构；现代化；当代中国；民族复兴
从1978年迄今，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已经整整40年了。[1]40年来的文化研究，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一致，不断深化、持续发展，遍及神州大地，并影响到海外。从宏观发展态势看，40年的文化研究是在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的路径上进行，跌宕起伏，高潮迭起，影响深刻，值得总结[2]。
一、40年文化研究的阶段性进程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综观40年来的文化研究，基本上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一致。40年的文化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代，带有强烈的激进特征、具有明显的向西走的特色、以批判性为主的传统文化研究。第二阶段是1990年代，以国学热的兴起为标志，回归古典，开掘传统，注重传承、以肯定性为主调、有显著的“向回走”色彩的传统文化研究。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及其意识日益增强的态势下，由于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但文化相对薄弱而引发的人们对文化价值系统构建、安身立命之道建设的追寻，而以国学热和文化热交相递进为表现形式，以理性平和心态为底蕴，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信念支撑，具有很强现实感和实践性的文化研究。
1.在批判中开新，通过文化批判实现价值重构
这是文化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横贯1980年代。乘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东风，直面落后的现实，以“振兴中华”为动力，以对封建主义的荡涤为切入点，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估为价值导向，文化研究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实践性和紧迫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超越意识。
蔡尚思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是1980年代文化研究在批判中开新的颇有影响的著作。[3]其时，以思想解放为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在思想文化层面带给人们强烈的震撼。萧功秦撰写的《儒家文化的困境》（1986）、殷陆君根据英格尔斯名著编译的《人的现代化》（1985）等书，开启了反省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视角。
超越黄土地（农业文明），走向蓝色海洋文明（工业文明），是1980年代文化研究中比较高亢的调子。有学者运用控制论系统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封建社会，认为其长期延续的原因在于其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系统。中国历史上每隔二三百年就出现一次周期性的大动乱，与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有着内在的联系。“只要不打破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就必然会推行闭关政策。”[4]相当部分论著针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局限，根据工业社会的特点，要求突破传统束缚，锐意创新，建立现代伦理规范。显然，这是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趋势相呼应的。
在1980年代的文化研究热潮中，学术界在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成分及其作用进行激烈批判和强力清理的同时，开展了对外国文化理论的翻译引进，并对港台学者相关研究成果有诚恳的介绍和积极的吸纳，显示了40年文化研究第一阶段的开放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的结合。
2.在反思中开掘，在传承中发展，其重要标志是国学热的兴起
这是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贯穿于1990年代，相对于1980年代而言，1990年代的文化讨论，“保守”的特征很明显。实际上，早在1989年下半年，以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为标志，[5]文化研究开始转向，从激烈地批判、否定传统，开始调整为重新认识传统、肯定传统。“弘扬民族文化”成为学界的时髦，以《人民日报》对北京大学学生学习国学的报道为导引，“国学热”逐渐热遍神州。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用现代意识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开掘其优秀成分，进而增强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成为这个时期文化讨论的主题。[6]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提出的文化发展和文化创新的“综合创新”论，受到学界重视。[7]“综合创新”的综合，是综合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这当然要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在学理上和逻辑上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提供了条件。
1990年代文化研究涉及面相当广泛，主要的论题有：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传统文化的特质、内涵、结构、主体内容，中国文化人文精神及其当代建构，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国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关系，中华文化与21世纪（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前景），天人合一思想，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文化自觉，等等。这些内容及其讨论的取向，反映出对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新的开掘。这个时期，文化讨论还表现出明显的全球意识，有出版社出版了国外汉学丛书，有学者主编了《东学西渐丛书》《走向世界丛书》，有学者明确提出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有学者主张“走出中西体用之争”。相对于1980年代，无论在论题选择还是学术视野方面，都是明显的前进，凸现了文化讨论的价值理性。
1990年代的文化研究开始出现政界和学界的有意识的合作。当时的国家教委直接出面组织编写了多卷本的《中国传统道德》一书，[8]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直接推动了该套书的出版，并为该书写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为该书题词。此外，国家教委高教司还组织编写了由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这些，都反映了文化研究的新气象和新格局。中共中央于1996年10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七部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一开始就明确阐释了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十五大报告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关系的阐述，是对文化研究学者在研究实践中提出的相关问题的正面回应，明确了党和政府对于相关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并强调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这就把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与学术界文化研究的根本取向连接起来。因此，文化研究在1990年代已经突破了1980年代政学分立的框架，逐渐走向政学一致、相向而行的轨道。在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热的出现，不仅具有单纯的学理价值，而且具有推动文化建设、参与文化建设的意义。
1990年代文化研究中有着明显的思想交锋。在传统文化热持续不断，国学热迅猛蔓延的情势下，有人撰文对其进行批评。批评者认为，“苏东事变”以后，在严重的精神危机面前，发掘典籍文化，弘扬民族传统文化，重塑民族精神，匡扶正气，确是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但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仅仅从“国学”中就可以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那就未免太迂腐了。如果程朱理学“被抽象地作为国粹而参与构造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不是什么新招，而是一种复古了。”“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9]这是当年对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热的批判性意见的代表性观点。这种情况，反映了文化研究的价值多元，是文化研究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表现。
值得重视的是，在1990年代的文化研究中，已有学者从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并践行了具有深刻理论思考和深入的实践观察的综合性的文化研究之路，阐发了以“和合”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文化研究观和文化发展战略，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的“和合学”。张立文在《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一书中，从古今中西之争、现代化出路的求索、人文精神的转生等方面切入，提出了和合学的整体结构、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义世界、和合学与21世纪人类文化、和合原理的运用等，并做了系统深入、自成一体的阐释。[10]这是文化研究开展以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贯通、本根意识与全球视野相结合的高水准成果，体现了1990年代文化研究高质量的一面。
3.在创造中转化，在创新中发展，国学热与文化热交相迭起
以在创造中转化提升为重要特征，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交相迭起。[11]这是文化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横贯迄今为止的21世纪以来的时期。如果说，1980年代的文化讨论是以批判、否定、激进为标识，1990年代的文化讨论是以清理、肯定、保守为标识，21世纪的文化讨论则是以开掘、构建、理性为标识。套用一个公式，那就是：八十年代是正题，九十年代是反题，21世纪是合题。[12]这个时期，文化研究有清晰的价值系统构建和中华文明复兴的意识，文化研究的自觉性进一步凸显，文化自信意识日益增强，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实践性、参与性。
21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其重心主要集中于对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阐释和转化，以及当代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构建。1990年代探讨的相关论题进一步深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成为关注的重点。总体上看，对于传统文化的肯定性评价进一步增强。中央党校推动开展的“领导干部学国学”活动，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影响甚大。山东设立的“孔子文化奖”、岳麓书院和凤凰网联合举办的“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活动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学术性奖励，对于文化研究的推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重要的是，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再到各个省市、各个高校以至行业部门的研究规划，都推出了大量的文化研究项目，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金，大大推动了文化领域的拓展性和深化性研究。关于中国文化的通史性和断代史研究性著作，专题性研究性著作，专人专书的研究著作，古籍整理注译著作，数量丰富，问题意识强烈，无论是史的开掘还是论的阐析，都有长足进步。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各级各类的文化讲座，可谓遍地开花，应接不暇。典型的时候，甚至同一天有三个上百人参加的传统文化会议在国内不同省市举行。毫不夸张地说，21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可谓盛况空前。
这个时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学术界比较主动、自觉地把研究课题与社会的文化建设实际相结合，而政界则给了学界更多的引导、理解和支持，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政界和学界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深度上交融结合。
二、40年文化研究的价值主题
40年文化研究的价值主题，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样态，但总体上是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其一，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推动社会转型，使中国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告别传统，走向现代，是40年文化研究的主要动力，也是其价值主题。
其二，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如同改革开放是从局部到全局一样，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延伸，随着社会转型的艰难坎坷的不断出现，中国的现代化并不能够停留于物质文明的层面，而是需要精神文明层面的现代化，成为文化研究的共识。因此，文化研究的当然目标是要促进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而从文化结构的物质、制度、思想三个层面来看，最根本的，还是思想文化。因此，改革、创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由此，理所当然地引出对文化价值体系构建的探索，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进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弘扬和践行。
其三，当代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良性互动。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这是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是全社会为之认同的理性价值追求。要实现现代化，就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向先进文明学习。在1980年代，文化研究“向外走”、“向西走”的倾向相当明显。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受到高度关注。工具书《文化学辞典》风行一时[13]，其方法和内容主要是来自西方的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框架。与此同时，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商务印书馆的名牌产品《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世界文化丛书》和《世界学术名著精要》，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人与文化丛书》等，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介绍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内的文化研究起到了转换视角、开阔眼界、激荡思想的作用。在高度关注国外的文化研究成果的同时，研究者也关注国外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便是代表性的成果。[14]学界提出“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的明确理念[15]，展现了文化研究的全球意识，反映了文化研究的开放性。可以说，40年来的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改革创新精神，有向外国优秀文化学习的自觉性，有清醒的“文明互鉴”意识。
其四，构建当代新型文化价值系统。如果说，1980年代的文化研究是在批判中开新，重估传统文化价值，在文化建设方面处于自在状态的话，进入1990年代，则已经具有鲜明的文化重构的自觉意识，即重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构建当代新型文化价值体系。有学者从构建文化价值体系的角度，提出“时代呼唤孔夫子”，“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孔子”。[16]有学者明确探讨了以道德体系为重心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问题，更有人从古今会通而立足当代、面向世界而扎根本国的角度，阐发“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模式和特征”。[17]政界通过治国理政的实践，特别是思想文化建设经验的总结，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而在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紧接着在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学术界长期致力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学术界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个问题上，政界和学界良性合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其五，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自鸦片战争以后启动的追赶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进程。改革开放后，文化研究有十分强烈的追求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文化自觉意识。在文化研究的进程中，无论观点派别如何不同，但振兴中华、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是无可争辩的共识。在追求复兴的旗帜下，正确对待传统，创造性地挖掘、阐释中华传统文化，同时理性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吸纳西方文明的优长之处，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建设体现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当代文化，成为文化研究中百家争鸣态势下的共同取向。
三、40年文化研究的主体内容
40年内容浩繁的文化研究，场面宏大，参与人数众多，论域宽广，论题甚丰，邵汉明主编的述评性研究著作《中国文化研究30年》就有上中下三大卷共190万字，其中仅“主要著作和论文索引”就单列一卷，约70万字。[18]有鉴于此，且限于篇幅和本文主旨，只能择要论说。
1.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如果说，40年文化研究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体内容和价值取向的话，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从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而言，40年文化研究的起点和动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探索，本质上是对传统文化如何评价以及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扬弃传统文化的问题，如何找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找到什么样的结合点的问题。
在相关问题的研讨中，学术界参与性很强，竞相发表自己的见解。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世界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张岱年认为，传统文化有两方面，消极的一面对于现代化是障碍是阻力，比如专制主义、封建主义、家长制；积极的一面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动力，比如反压迫反奴役的反抗精神，发奋努力积极向上的思想和爱国主义传统。现代化要补的课主要是民主和科学。季羡林认为，我们的封建思想包袱最重。何兹全认为，科学民主是关键，“天朝大国”思想幽灵不清除，会使我们更落后。任继愈提出，要提高全民族的民主意识。[20]在复旦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估价见仁见智，观点颇为不同。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是“农业－宗法”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是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与近代人文主义属于不同的范畴。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以伦理政治为轴心，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缺乏神学宗教体系，更富人文精神。然而，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其尊卑有别的隶属观念，谦恭礼让的处世态度，重义轻利的价值判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知足的文化心理，既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又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注重人伦政治而取代了对物理的研究，限制了自然哲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素朴的整体观念和求统一的思维方式导致中国文化具有忽视理论体系建立的倾向。五四时期对国民性的反省和批判，昭示了中国文化存在着某些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素质。传统的教化政治的基本精神素质是与现代化相背离的。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不应太多地归罪于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当做可以完全抛弃的包袱的理解是片面的，有抛弃传统文化根基的嫌疑。[21]蔡尚思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优良成分，有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必须把此三者很恰当地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比较标准的现代化，也才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22]。张岱年认为，“对于传统文化，不应全盘否定，也不可能全盘否定。”中国古代不是没有民主思想，但是没有建立民主制度；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关于自然的科学研究，但是没有精密的近代实验科学。发扬民主，振兴科学，仍是我们今天的重要任务。五四运动批判了旧文化，开辟了文化建设的新纪元。中国封建制社会达2000多年之久，等级观念的阴影不易彻底消失。发扬“五四”提倡的民主精神，健全民主制度，还是我们今天必须努力完成的重要任务。[23]孙玉石认为，在外来思潮冲击下产生的反传统斗争，本身就必然包含着对传统文化反思性的批判。70年前爆发的那场反传统的斗争早已过去了。但是，封建传统文化力量仍然有大量的残留，却依然如幽灵般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啮噬着人们的灵魂。[24]这些见解，其总体上的倾向性是要重视对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因素进行清除，重视科学民主精神的培育，但同时不能简单否定抛弃传统文化，而要有鉴别地进行清理。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持平之论，而且论者观点背后蕴藏的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未来发展前景的自信。
罗荣渠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传统，也没有与传统割断一切联系的现代化。中国的出路问题不等于文化问题、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传统不等于反现代化。只有尊重自己伟大传统的民族，才能获得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真正尊重。只有善于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的现代化，才能贡献于世界文明的现代化事业。[25]经过数十年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实践，应该说，罗荣渠这些见解是深刻的、理性的，也是富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讲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罗荣渠的见解和思路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学术界有颇为不同的表现。1986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了“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论文集。[26]国内学者的代表性很强，多数人都有学界所熟知的学术印记，比如撰有“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的蔡尚思，重视文化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的谭其骧，“走出中世纪”的朱维铮，以痛批“王权主义”而名世的刘泽华，主张“西体中用”的李泽厚，提倡“新启蒙”的王元化，阐扬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庞朴，肯定明清之际启蒙说的萧萐父，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是“超稳定系统”的金观涛，重视“中华元典精神”的冯天瑜以及宣扬并致力于“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的杜维明，都在这次会议上阐发了自己的见解。大致说来，这次会议的格调总体上是平和、理性的，但对中国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批判仍然是很严厉尖锐的。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文化的特征、结构、阶段，传统文化中的儒学，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估价，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世界化和世界文化中国化等。会议明确提出，文化和文化史研究停留在“民间”阶段，由学者们主动组织，争取有关主管部门支持，容易人去政息，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具有战略眼光，对文化研究给予实际支持。[27]这实际上表达了学术界期盼与政界合作的愿望。这次会议体现并昭示了文化研究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影响深远。
儒家思想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另一会议上争论激烈。1989年底，由复旦大学主办了“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谭其骧明确表示，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没有关系。他“否认儒学能够起到起衰救弊、导致太平的作用”。“全盘西化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儒家思想文化也救不了中国”。[28]王元华提出，就思想体系而言，后一时代对前一代的关系是否定的关系。对旧传统不能突破就不能诞生新文化，每一种新文化的诞生，都是对旧文化的否定。[29]刘泽华阐发了关于理学的圣人观及其向圣王专制的转化的见解，认为传统儒家以“无我”为本位的臣民价值观，妨碍了近代价值观的确立。无我意识、臣民意识和圣王意识构成了王权主义和专制制度的道德基础。要从中世纪走出来，首先就要建立以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为构成的新的道德基础，以代替无我意识、臣民意识和圣王意识。[30]类似的思想观点，刘泽华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一书中有更广阔、深入的解析。[31]该书对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及其他规律进行了强力干预和破坏。君主专制主义不仅干预和破坏经济规律，而且还扭曲人的性灵，桎梏人的思想，严重妨碍学术文化的发展。其后，他在《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中集中批判专制政治，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而其主旨则是王权主义。思想文化的王权主义又根源于王权支配社会这一历史事实。由于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旨是王权主义，因而“我对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有效性怀疑多于相信，对张扬传统的种种说法多不敢苟同；对流行的开发传统、开发儒家以救时弊的思潮更为怀疑。”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什么是传统观念，什么是现代意识，以及如何从传统的笼罩中走出来。[32]刘泽华这种见解，属于文化讨论中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批判、强调文化研究文化建设应当增强现代意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性观点。以“走出中世纪”名世的朱维铮教授，大致也属于这种。
相对于刘泽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强烈批判和否定，历来主张批判专制主义、清除封建主义思想的李锦全教授，提出了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持中见解。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具有矛盾两重性，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是“矛盾融合、承传创新”。因此，今天应当从传统思想文化的矛盾两重性带来的社会效应去区分精华或糟粕，坚持两点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或以个人爱好代替客观分析方法。[33]儒家人文思想并非完全抹杀人的个体价值，应该说在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修养方面，是提出了平等的要求。儒家讲尊君，并非无条件服从君主。儒家有君臣对等的思想，臣事君有所选择。儒家把“道”摆在“君”之上，有“死守善道”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儒家讲行天下之大道，与有道之君的仁政相联系，固然要维护君主的利益，但同时也包含对人民的关注。因此，“我们对封建社会中的王权主义思想也要作具体分析。”儒家人文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既有正面价值，也有负面影响。[34]
对于上述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论说，方克立在秉承张岱年“综合创新”的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主张。具体说来，就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他自己解释说：所谓“马学为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国文化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所谓“西学为用”，就是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一切对主体文化有学习、借鉴价值的东西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35]方克立这些见解，本质上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合理的价值，应当给以继承发展；西方文化也有优长之处，可以与中国文化互鉴，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所用，但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框架之内发挥作用。他在讨论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观点时，便用传统文化的“贵和”思想批驳亨廷顿的冲突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同文化的关系，人的身心、内外关系，阐述了儒家“贵和”思想的意义和价值，特别肯定其对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矛盾和冲突，“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36]不过，从方法论和价值观的角度，方克立认为儒家文化能够在今天起作用，只能是“支援意识”。
综观学术界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论辩，可以看出，是要解决对于传统文化的评价和取舍问题，解决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问题，以及如何对待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外国文化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因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对于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研讨，还涉及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要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观照传统文化，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阐释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满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开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去奢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就容易出现思维偏颇和价值迷失，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导致简单化片面化。这应当成为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而且，实际上也已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可所践行。
2.中国文化精神
40年文化研究的进程中，中国文化精神是受到高度关注并贯穿始终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从属于、包罗于该问题之中。同理，中华民族精神、中国人文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国学研究、儒学复兴、“五四”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及地域文化等问题的研究，都跟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研讨直接勾连。因为，这些问题都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直接相关。
张岱年是最早关注并明确阐释中国文化精神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在。[37]他还认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38]司马云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39]李宗桂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人文主义为内核的，具体表现为自强不息、正道直行、贵和持中、民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务实、豁达乐观、以道制欲。[40]陈来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有四个特点，即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41]楼宇烈认为，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42]郭齐勇认为，中华文化精神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简。他表示，这六条“可以成为中国梦的文化底蕴，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文化底蕴”。[43]关于中国文化精神还有其他颇为不同的很多理解和表述，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多个方面来阐述，认为包括人文精神、和谐意识、伦理本位、忧患意识、整体思维等方面。[44]
总的看来，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探讨，主要是从价值取向、精神支撑、民族发展动力等方面切入，是想树立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支柱，是从正面切入主题。凡是探讨中国文化精神者，都是想通过这种探讨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提振民族精神。即使不赞同论者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概括者，一般也不会否定民族文化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精神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文化认同和价值整合的重要力量。在日后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实践中，应当进一步增强这方面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讨中国文化精神的过程中，绝大多数论者都没有注意文化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关系，这是一个明显而重大的疏漏。诚然，张岱年先生在论及中国文化精神的时候，说过中国文化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但没有论证，只是直接将二者等同起来。其他论者要么没有关注这个问题，要么下意识地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这从内容相当丰富、范围包罗甚为宽广的《中国文化研究30年》第11章《中国文化精神研究》的框架和内容就可看出。该章把文化精神的研究情况分为人文精神、和谐意识、伦理本位、忧患意识、整体思维5个部分进行评述，根本就没有民族精神研究的内容，而在《中国文化研究30年》全书中也没有章节介绍。这就逻辑地引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的问题。
3.中华民族精神
尽管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缺乏足够的应有研究（至少在20世纪80、90年代如此），没有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更没有成为注意力集中的研讨专题和热点，但也有若干学者对其进行探讨。其实，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和提炼问题，早在1980年代就有学者关注。刘纲纪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理性精神、自由精神、求实精神、应变精神。[45]这大约是文化研究热潮中最早的一篇专门研讨民族精神的论文。继后，张岱年指出，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一个民族应该对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有比较明确的自我认识。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46]显然，张岱年是将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文化精神等同看待的。
与张岱年一样关注中华民族精神的，还有方立天、刘文英、李锦全等人。方立天认为“所谓民族精神，就是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47]。刘文英撰文与方立天讨论相关问题，指出：“中华民族精神应该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中具有维系、协调和推动作用的一种活的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优秀传统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是中华民族固有传统的价值观念”。[48]从思想实质和评价标准的角度看，方立天刘文英的观点属于“民族精神即优秀文化传统”论的范畴。李锦全从中华民族精神对民族凝聚力促进作用的角度探讨民族精神。他认为，从弘扬民族精神的角度讲，要弘扬的当然是民族精神的积极一面，我们平常讲的中华民族精神，亦是从积极方面来理解，这是约定俗成的。因此，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包容和谐精神，互助友爱精神，刻苦耐劳精神，公平正直精神，经世致用精神，团结御侮精神，自强奋进精神，革故鼎新精神。[49]这些见解，也属于民族精神即优秀文化传统的范畴。
伍雄武在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的考察中，从民族、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等问题入手，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他指出：对于文化来说，民族精神是能动地整合该民族特定文化（文化模式）的根据；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民族精神是它凝聚和认同的精神，引导和鼓动民族前进的精神。因此，“中华民族精神就是中华文化得以整合的精神，中华民族得以凝聚和认同的精神，得以前进的价值目标和精神动力。”[50]他提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是价值观、宇宙观、方法论，中华民族精神的展现是民族观、宗教观、国家观。21世纪将是伟大民族的凝聚，伟大精神的弘扬。
进入21世纪后，有学者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李宗桂探讨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并分析了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关系。李宗桂认为，所谓文化精神，就是特定民族文化系统反映的基本精神特质，是该民族特定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伦理观念、审美情趣等精神特质的基本风貌的反映。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精神，都是宽泛的、中性的概念，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因素，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优秀成分，构成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优秀成分的集中表现，是中华民族进步发展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不是同等内涵的概念，而是既相互联系、贯通，又有区别、各有其旨趣的概念。中国文化精神是个中性的概念，中华民族精神是个褒义的概念。中国文化精神的优秀成分，构成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这样一个区分，既有利于我们深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弊，理性超越传统文化的局限，合理转化传统文化的有益资源，也有利于我们弘扬民族正气，升华民族精神，从而在实践中更好地建设我们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在对外交往中，挺直民族脊梁，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51]
李宗桂等认为，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实践过程中产生、反映中华民族成员整体性格和深层心理、内化于中华民族性格深层、为中华民族成员所普遍接受、并在实践中指导中华民族成员行为的精神力量；它是中华民族文化优秀成分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活的灵魂，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自我整合和更新，从而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这些方面是中华民族精神与其他所有民族精神在内涵上的共通之处，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民族精神的根本要素。据此，李宗桂等人指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怀，团结统一的价值取向，贵和尚中的思维模式，勤劳勇敢的内在品质，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厚德载物的宽厚胸怀，崇德重义的传统情操，科学民主的现代精神。[52]由李宗桂主编的《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丛书》，其选题分别为《中华民族精神概论》《中国哲学精神》《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法律精神》《中国伦理精神》《中国经济精神》《中国教育精神》《中国政治精神》《中国史学精神》《中国文学精神》。可见，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阐释和构建，其路径之一是对不同学科专业蕴含的精神进行分析提炼。
4.中国人文精神
中国人文精神的研究，是文化研究的关注热点之一，也是贯穿40年来文化研究各个阶段的问题。在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种种问题的时候，在物化现象严重、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之时，以及贪腐成风、封建主义沉渣泛起之际，不少人思想困顿、精神萎靡之时，学界提出要建构当代中国人文精神，重构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最早关注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是庞朴。他在1980年代的传统文化讨论热潮中，提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重视人伦，重视现世的世俗生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等。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53]庞朴的观点当时受到质疑。黎明、白钢等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黎明认为，无论从历史真实还是真实的统计意义上看，庞朴所说的人文主义都是没有的，与其说中国文化具有人文精神，不如说是具有“伦文主义（等级主义）精神”。[54]白钢则从六个方面对庞朴观点做了商榷，认为中国文化没有人文精神。[55]
1990年代初期，由文学界最早提出“人文主义寻踪”的命题，引发了一场规模虽不浩大、历时并不太长（大致是1993到1996年）但却问题意识深刻的讨论。这个问题就是：面对世俗社会的乱象，如何安顿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停留于书斋里自咏自叹，还是应当面对社会、研究社会，解决现实的问题？讨论的发起人之一的王晓明坦承，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是摆在中国知识界或人文和社会科学界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我们今天的人文学术的最大的动力或者活力，就是来自于对这样一些问题的回答。在这一方面，现成所有的西方理论都只有参考的价值，我们必须通过自己深入的研究，创造新的概念、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回过头来看，是“人文精神”讨论第一次迫使我们发现自己对现实的隔膜，仅此一点而言，讨论就具有重要的意义。[56]这场讨论明显的不足，一是讨论中对于究竟什么是人文精神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二是停留于文学界的学者之间在自我精神安顿和困惑郁闷的消解方面，哲学界、史学界以及社会科学界基本没有参与，使得这场讨论的广度和深刻度有所局限；三是没有从文化价值系统的构建、全民族安身立命之道的建设方面着眼，显示很强的文人情调而缺乏大众性。
在文学界的人文精神讨论中，哲学界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也有人从当代文化建设的层面对人文精神重建做了探讨。李宗桂认为，民族文化素质与人文精神重建密切相关，中国文化有着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传统，并且正在形成新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是对人之所以为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回答，是对人这个族类的精神追求的探讨、提升，是对民族文化的兴衰存亡的“终极关怀”和自觉奉献。所谓人文精神重建，是指在现有的思想资源和现实条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扎根现实，借鉴传统，建构符合国情、民情的人文精神系统，以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促进新时代民族精神的成长。“重建”并不是回归往古，更不是脱离现实，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着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承认“五四”以来有着经过实践验证的具有新时代色彩的新人文精神，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长期实践和理论探索而积聚起来的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我们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便容易走向推崇“国粹”、眷念往古而否定现实，或者流于空谈马列而割断历史、否定学术界拨乱反正以来的研究成果的歪路。所谓“重建”是指在现有的思想资源和现实条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扎根现实，借鉴传统，建构符合国情、民情的人文精神系统，以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促进新时代民族精神的成长。[57]
进入21世纪，中国人文精神的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成果更多。许苏民的《人文精神论》是颇具力度的富有哲学思辨而又关注现实的著作。该书从人的现实存在的哲学规定切入，以人性生成与真善美的起源为观照，中西结合，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人文精神做了阐析，提出现代人文精神的最高原则与基本要素，最后落脚于“国民性之改造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58]与之形成呼应和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深化的著作，还有立足当代文化建设的《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59]阐释传统文化精神的《中华人文精神论纲》，[60]以及中外对比的《中外人文精神钩沉》等。[61]有论者根据当时社会状况，针对人文精神建设的症结，提出了“人文精神建设的若干难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取向和人文取向的悖反，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冲突，民族文化素质现状与人文精神建设目标的距离，对传统资源现代价值的认知差距，思维偏向对文化建设的损毁。[62]很明显，进入文化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以后，人文精神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现实社会的问题出发，从解决整个社会的精神安顿和民族精神的振兴、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重构着眼，从而使得人文精神的研究具有了不同于往日的厚实感和深刻性，以及明显的建构意识和主体精神。
5.国学研究
国学研究是40年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也是文化研究主体内容中问题最多、争议最大的一个方面。关于国学的内涵、范围、历史作用、现代价值等，学界都有过相当认真的研讨甚至不乏激烈的争论。张岱年认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是约定俗成的名称。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63]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国学看作传统文化。同样的观点见于汤一介。他认为国学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想体系，“‘国学’（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虽已受到朝野上下的重视，但是对‘国学’的看法却是‘见仁见智’。”[64]尽管有其他不同的对于国学内涵的看法，但从学界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把国学看作传统文化，亦即二者是同等概念。郭齐勇就明确说：“所谓国学，乃包罗至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称。”[65]李宗桂认为，所谓国学，既指传统文化，也指传统文化研究。“近年所谓国学，本质上就是传统文化。”[66]
国学研究轰轰烈烈，参与面十分广泛，见解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但透过繁茂芜杂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国学论争的实质，是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1980年代的文化热，没有使用国学这个名词，而是使用传统文化这个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一度成了举国关注的问题，文化热遍及神州，影响海外。究其原因，一是人们对传统反思的结果，希望了解并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再度涌入国门，形成对本土文化和现实问题的严峻挑战，需要理性应对欧风美雨的冲击；三是改革深入的必然结果，需要解放思想，促进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建构适合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体系；四是对“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和“文革”全盘否定传统的后果做合理的评析。[67]在这种背景下，1980年代的文化讨论热潮的主调，基本是反传统，具有比较强烈的西化色彩。
1990年代的文化研讨热潮，明确使用了国学概念，高举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并且有强烈的“保守”色彩，与1980年代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各种各样“弘扬”传统文化的图书、影视作品，各色各样的国学讲座，纷纷登场。重新包装印刷的传统文化启蒙读物，新编的各种具有国学特色的书籍，从单本书到丛书，从原版古籍丛书到研究性的国学丛书，从数万字到数十万字上百万字，乃至千万字上亿字的“国学”图书，接连不断地问世，真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商场，在官场，在校园，在工厂，一时之间，似乎大家都在关注国学，人人都在弘扬传统，国学热真正到了近代以来空前的程度。这一时期的国学热，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文化作为历史资源的清理和发掘，是对现代化进程中本国历史文化价值的认同。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学热继续高涨。相对于1990年代而言，这一时期的国学热，更加理性，参与面更广，群众性更强，实践性也更强。人们既从学术的角度探讨国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更从国学的具体内容出发，从现实的文化建设和社会需求出发，考量国学的价值和功能，从建设性的一面衡量发掘国学资源。[68]
如果说，1980年代文化热中激烈否定传统文化、西化调子较高是一种偏颇，1990年代在弘扬传统文化旗号下高涨的国学热有盲目认同的倾向也是一种偏颇，那么，21世纪以来的国学热，显得较为理性，更为实际，更多的是从文化的民族性一面认识国学的价值，从当代文化建设的现实需求，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高度，审视国学，扬弃国学，使国学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69]值得关注的，是国学论争中的思想交锋。否定国学者，指斥国学是保守、僵死的东西，是封建主义的沉渣泛起，甚至是用来反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工具。肯定、钟情国学者，认为国学是本国文化精粹，是当今救世之学；也有对国学抱持平态度者，认为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应当把国学作为传统资源加以利用和改造，批判性吸收并创造性转化其优秀成分，理性超越并抛弃其糟粕。当然，也有各种各样利用国学以谋利的机构和人士，把国学摩登化、商业化、恶俗化，但毕竟不是主流，而况这些做法并非真正意义的研究。近年质疑国学如舒芜、苏双碧等人，其关注的要点，在于国学能否促进现代化，而不是一般意义地反对国学、质疑现代化。[70]应当说，这些年的国学论争，刚好反映了国学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一致。将国学作为传统资源，合理地予以阐释，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增添思想资源和价值选择，为本土文化的改革创新，适应世界文明发展潮流而努力，正是与改革创新、振兴中华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表现。
近年的国学热潮，特别是学术界的国学研究，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是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也是民族文化自信力增强的表现。较之近代的“国学”而言，它具有新的时代精神、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对民族文化价值的开掘和认同。近代“国学”的产生是“防御”，当今“国学”的出现是“自主”。
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历史表明，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全盘苏化是失败的，全盘儒化是不现实的。在建设当代中国新型文化的时候，以现代化为目标，坚持中国化，坚持中国特色，是有正当理由的。为此，正确对待国学，毫无疑问是十分重要的。从学术研究的立场和文化建设的实践层面考察，“国学”研究应当弘扬时代精神，防止不良倾向。一是要反对复古守旧，防止封建主义沉渣泛起；二是要反对把“国学”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三是要反对把“国学”商业化；四是要防止把“国学”儒化（亦即把“国学”片面归结为儒家思想，把“国学”等同于儒学）。[71]
6.儒学复兴
40年文化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是儒家文化的研究。而儒家文化的研究，从价值取向和文化重构的角度看，是对儒学复兴的探讨。可以说，对待儒学复兴命题和理念的态度，能够反映研究者对待儒家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的态度。
1980年代开始的重评孔子思想，从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到匡亚明的《孔子评传》，[72]都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改革开放大潮在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表现，是在儒家思想研究方面的拨乱反正。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尊孔的时代结束了，反孔的时代也结束了，现在是释孔的时代。有人提出，过去是“打倒孔家店”，现在应当是“打扫孔家殿”。以重评孔子为重心，慢慢发展到包括对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在内的儒学体系的全面重评。随着1990年代传统文化热的持续和国学热的兴起，对儒学的评价越来越高，复兴儒学成为重要的话题。
在主张或赞同儒学复兴的学者里面，其实看法也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根本的区别。汤一介提倡儒学复兴。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儒学的复兴离不开。儒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儒家传统包含政统、道统和学统三个方面，政统问题较多，道统具有排斥性，压制异端思想，学统是指学术思想的传统，它可以提供很有意义的学术思想资源，如“天人合一”（合天人）、“人我合一”（同人我）、“身心合一”（一内外）等，但必须给以合理的现代诠释。“学统的儒学”是指其学术思想的传统，包括世界观、思维方法和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等等，儒学在这些方面可提供的有意义的资源较为丰厚，我们应特别重视。基于此，当前甚至以后，对儒学不应政治意识形态化，学术最好归于学术。[73]汤一介这个关于儒学复兴的观点，应当是持平之论。这相对于那些要以儒教形式复兴儒学、以政治儒学复兴儒学、以“国教”形式复兴儒学之类的论调，显然要切实得多，这种文化儒学意义上的儒学复兴观，与以生活儒学复兴儒学的观点，[74]都有可取之处。
需要指出的是，在复兴儒学的期盼和实践中，有被学界称为儒教原教旨主义的儒家学者，企图以儒学复兴改变现有文化形态甚至改变政治形态，宣扬儒学可以解决当代中国的所有问题，宣称之所以现代化的问题没有解决，要害在于没有复兴儒学，因此要儒化中国、儒化中共、儒教立国。这种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驳斥。以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为代表的“王权主义学派”，对于儒学研究中的某些观点和倾向，抱持商榷和质疑的态度。刘泽华认为，复兴儒学并不是文明的提升，道统思维盛行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复古”偏颇，“让孔子直通古今是不现实的”。葛荃、张分田、李宪堂等人也持类似见解。这是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的质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于儒学研究和儒学发展中的某些观点和倾向表达质疑和批评。在《文化复兴与尊孔读经》《论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不能陷入误区》《摆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位置》等文章中，陈先达认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传统文化。他认为，当代中国个别新儒家中主张“儒化社会主义”“儒化共产党”的思潮是往回流的复古思潮。“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提倡的以对抗马克思主义为目的、以抵制西方文明优秀成果为旨归的尊孔读经，也是我们不能赞同的”。[75]孔子不可能救中国，儒学也不能救中国，文化复兴不是复古。方克立教授在《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等文章中，主张马魂、中体、西用，反对儒教立国，反对政治化的儒学，批评“大陆新儒学”的若干主张，反对儒化中国、儒化中共，反对立儒教为国教。葛兆光教授在《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一文中，对大陆新儒学的若干观点做了尖锐批评，甚至很辛辣地用“异想天开”来形容大陆新儒学阵营的某些人。葛兆光指出，大陆新儒学关怀的中心，已经从文化转向政治；大陆新儒学的领袖们，不再甘于在寂寞的学林中“坐而论道”，而是要从幕后走到台前，“挽袖伸臂参与国家政治与制度的设计。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大陆新儒学不再满足于‘魂不附体’，而是要‘借尸还魂’”。[76]诚然，上述对于儒学研究和儒家阵营里某些人某些问题的批评和质疑，人们见仁见智，未必都会认可，但其中谈到的问题，特别是某些尖锐的批评意见，倒是对于儒学研究和儒学发展从另一方向上的帮助。对于这些批评和质疑，如能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给以圆满回应，则将对于儒学研究和儒学发展善莫大焉。
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已经有学者有意识地关注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从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当今如何吸纳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而来。从思维方式上看，是古为今用。
1990年代初期出版了由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中国传统道德》，其出发点是要向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各界人士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该书题词：“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收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李岚清给该书写的序言题目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学界虽然也有论著论及优秀文化传统的问题，[77]但成果不多，且没有形成学术界的关注点。不过，也有学者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系统深入研究，揭示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价值理念。赵馥洁提炼了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理论体系的六大基本观念：人贵于物、义重于利、德高于力、群己和谐、天人合一、善统真美。[78]应当说，这些概括提炼是中肯的、精粹的，而这些价值理念，本质上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进入文化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即21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伴随中华文明复兴应有的文化底蕴的探讨，学界自觉地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张岂之主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提炼了12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天人之学、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79]该书以专题研究形式围绕这12个方面做了史论结合的阐述。张岂之在“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著作中，指出“会通”精神、天人之学、和谐理念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人文精神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80]邵汉明主编的《中国文化精神》一书，本质上是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层面进行探讨的。认为文化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或精髓”，“本书所论中国文化精神主要是从积极的意义进行阐述的。”[81]书中着重探讨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道教、佛教等流派的文化精神，并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人本精神、和谐意识、道德意识、理想主义、实践品格、宽容品格和整体思维等几个方面”，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抓住这七个方面，也就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精髓”。[82]李申申等人认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华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宇宙人生观-天人合、道法自然，其二，道德伦理观—民本、和谐、德行仁善，其三，社会价值观—承担责任、自强不息、爱国奉献。”[83]吴毅等人在其合著的《中华人文精神论纲》一书中，把以人为本、以和为本、以礼为本看作“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而列举并阐释了中华人文精神的多方面：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仁政德治的民本精神、威武不屈的爱国精神、与时偕行的创新精神、尚文敬贤的文明精神、修齐治平的责任精神、孝悌友爱的伦理精神、贵和中庸的处世精神、笃学致用的求真精神，等等。在他们看来，人文精神是“由人类优秀文化积淀、凝聚、孕育而成的精神”，“人文精神是由优秀文化孕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品格”。而“中华人文精神就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各种文化现象所蕴含的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优良品格。”[84]以上这些论说，从研究方式的角度看，属于在类别划分式基础上的内容列举，还没有明确涉及并具体阐释何以这些内容、这些传统是“优秀”的，质言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是什么，至少是没有清晰的理论思考和价值评判，没有从正面给出解答。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相关研究之中。有鉴于此，笔者才在上述学者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学界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实际，阐发了评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问题，并提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是：适应时代要求，推动社会发展，经受实践检验，有助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树立精神支撑，助力民族复兴，有益世界文明。[85]
可喜的是，21世纪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越来越跟现实的社会状况相结合，跟当代文化建设相结合。张岂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根基》，[86]陈来的《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87]以及《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88]郭齐勇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与基础》，[89]李宗桂的《“阐旧邦以辅新命”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90]都是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努力，反映出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强烈现实感和实践性，也光大了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丰富了当代文化的精神资源。
8.“五四”精神
关于“五四”精神的研究，从1980年代文化讨论热潮起来的时候就有人关注，虽不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人文精神、优秀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那样受到广泛瞩目，成果累累，但从价值评判和文化精神传承的角度看，却有着深刻的影响。论者之间有着相当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主要的观点有三种，一种是要继承“五四”精神，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新的启蒙；另一种是要继承“五四”但要超越“五四”，超越“五四”的某些片面性；再一种就是反对“五四”精神，认为“五四”运动全盘反传统，破坏了传统文化的根基，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层，而“文革”则是“五四”的恶性发展，因此要重估“五四”、否定“五四”。相关的研究情况，有学者做了相当详细的梳理和述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详细阅读，[91]本文仅就笔者认为的关键之处介绍代表性观点，并谈谈自己看法。
李泽厚提出的“五四”是“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92]引起广泛关注。其他一些论者提出“五四”激烈反传统、全盘反传统，导致传统文化的断裂和断层，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危机。学界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颇有力度的论辩。
金冲及指出，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强烈危机感，“给了民主启蒙运动以巨大的吸引力”，使戊戌运动成为“中国近代民主启蒙运动的真正起点”。因此，救亡与启蒙不是对立物；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救亡唤起启蒙”。救亡依靠民众力量，因而“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涨，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成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等无不如此”。[93]彭明认为，“救亡与变革，相反相成，而以变革为其关键”；“五四”运动“是从变革开始（启蒙运动），促进和推动了救亡（爱国运动），而救亡又反过来促进和推动了变革的深入（启蒙运动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94]谢毅认为，“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这种说法，经不住历史事实的检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95]高旭东强调，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传统与西化的运动，此前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开始接受的科学技术、民主自由，都是新文化运动推崇的对象；新文化运动不同于此前历次运动的，就在于它是一场伦理道德（善恶）的价值革命与审美观念（美丑）的文学革命。它颠覆了合群的伦理本位而推崇自由的个人本位，试图通过价值革命与文学革命为民主政治与科学的发展扫清道路，进而使中华民族走上强国之路。将“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分开并将之看成相互对立的“双重变奏”，并不符合事实。因为“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基本上是一体的。[96]从学术论争的视角看，金冲及、彭明、谢毅、高旭东等人的观点属于肯定“五四”精神的主流观点。
有学者从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思想解放和价值重构的层面肯定“五四”精神。李维武指出，从历史文化观而言，“五四”运动的最大功绩就是破除了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桎梏，为实现人性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创造了思想理论前提。从价值观来看，“新文化运动敏锐地发现和把握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价值观的新旧更替问题，自觉地承担起中国价值观重建的时代任务，这本身就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97]李维武还认为，“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极重要的政治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同时又是1915-1924年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文化保守主义者，总是以‘反传统’的罪名来否定五四运动对中国学术发展的积极意义。”而“五四”的意义是否定不了的。他认为“五四”运动的功绩在于：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崛起，使爱国主义精神、国家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深深地渗入中国现代学术发展。[98]“五四运动作为一场伟大的划时代的政治运动，强有力地震撼了中国思想世界，对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影响，促使中国人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也促使中国人重新思考追求民主、实现民主的道路，进而促使中国人对民主观念的理解和阐释发生了重大变化。”[99]
对于“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学者之间产生了激烈争论。一种观点主张从“多元化”的角度理解“五四”精神，认为不能只提“科学与民主”，而不提“兼容并蓄”的自由主义。他们认为，“五四”精神中的科学与民主已被现实抽象化了，而其对传统文化的激进否定，却现实地导致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泛滥以及社会生活的混乱。这种观点遭到不少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批评说，从文化转型的历史角度看待“五四”精神，科学与民主正是“五四”精神的基本内容，而“兼容并蓄”也属于科学与民主的范畴。即使在今天，封建迷信的猖撅和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表明，科学与民主仍然是跨世纪的艰巨任务。在迫切需要发扬“五四”精神之时，侈谈“五四”运动的消极作用，貌似全面，实质上很容易淡化“五四”精神，甚至歪曲和诋毁“五四”精神。[100]
在肯定“五四”精神的同时，有的学者也指出了某些不足。张岱年认为，“五四”运动批判了旧文化，开辟了文化建设的新纪元。“但是在道德方面，旧道德确实破坏了，新道德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五四’时期所提倡的新道德主要是资产阶级道德，鼓吹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确实立了很大的功劳，但是没有提出关于道德的比较完整的新的理论体系。”[101]这是在肯定“五四”精神的正面价值的同时，认为“五四”运动的价值在于破旧，但没能立新。庞朴认为，“五四”精神就是批判精神。“五四”运动的领导人胡适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是这次运动的精神。“五四”运动的另一领导人陈独秀说，“五四”实际宣传了两个东西，一是德先生，一是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可见，“五四”精神实际上就是“批判精神”。用自我批判的精神看，“五四”精神的不足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五四”如何对待西化，一是“五四”如何对待传统。重新估价“五四”对待西化、对待传统，这正体现了“五四”本身的精神。“五四”是反传统的，但我们不能将“五四”重新变成一个传统；“五四”是主张打倒偶像的，我们不能又重新把“五四”树立成一个偶像。[102]李宗桂指出，近现代中国特别是“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和价值重构，具有明显的“用激进方式求渐进改良”的特征，确实带有某种“激进”的情绪和色彩。这主要源于对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传统的强烈悖反心理，对帝国主义侵略之下民族文化危机的忧思，特别是对落后现实的极度不满。人们渴望尽快走出中世纪，尽快摆脱内忧外患挤压之下的文化困境，赶上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潮流，因而在与旧文化价值观决裂的问题上，言词激烈，态度决绝。这种文化心态，有它产生和发展的逻辑必然性和合理性，不能一味指责。近年有些人打着反对激进主义的旗号，从根本上否定“五四”运动的精神方向，否定“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否定它是一场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运动，是极其错误的。有的人片面认同某些海外学者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革命的胜利，甚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都归结于“五四以来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103]更是荒唐至极。但是，站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度上，我们又不能不指出，激进主义的态度和方式，不利于科学地清理民族文化遗产，不利于正确对待西方思想文化，因而也不利于新型文化的切实建设。而且，由于思想文化的“形而上”的特点，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深厚的保守主义传统的存在，由于中庸平和的思维方式的深入骨髓以及近现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致使用激进方式进行的文化变革活动，往往只能收到渐进的改良效果。从科学的理性的立场出发，应当对以矫枉过正为特征的激进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方式加以扬弃。[104]
从根本上讲，关于“五四”精神的论争，本质上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是要不要通过文化批判而实现价值重构、创建现代新型文化价值体系的问题。在我看来，“五四”精神是批判性精神，是超越性精神，是追求科学、民主、自由的神，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现代新型文化没有建构起来，不能由“五四”精神来负责，不能由“五四”运动的先辈们来承担责任，而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当时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时代条件还不具备。“五四”精神只是开辟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昭示了它的前景，而不能包办一切。如果说“五四”运动有其激进的一面，有其从根本上冲击传统文化的一面而没有对合理因素进行辨析和转化的话，那是可以讨论的。但如果说“五四”精神有问题、要否定，则是既脱离历史条件又不合当今时代要求的简单幼稚思维。今天我们正在全社会倡导并努力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民主、文明、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正是渊源于“五四”精神。因此，研究“五四”精神，今天还是要提倡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要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去衡量，而不是孤立的、片面的看到“五四”运动的某些不足，而简单夸大并否定之。
需要注意的是，在关于“五四”精神的研讨中，有些概念和思想其实是并不清晰甚至混乱的，或者是简单化的、片面的。例如，“五四”精神是蕴含于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因而它既是文化运动、思想运动，也是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评判“五四”精神应当从这些运动的整体综合效应来看，而不能孤立地只从一个方面来看，甚至用一个方面否定其他方面。又如，以“五四”为节点，其前后的文化运动既有性质的不同也有作用和影响的区别，但有的论者忽视了其发展的阶段性而进行笼统的批评或者简单的肯定。救亡与启蒙，是“五四”时期特定发展阶段具有的两重性任务和特质，从社会转型和文化重构的大视野看，二者并不矛盾，可谓一体两面，启蒙就是救亡，救亡就是启蒙，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过思想文化启蒙而实现政治救亡、社会救亡，通过社会运动、政治运动而落实思想文化启蒙，本来是一个有机衔接、内在整合的系统。而有的论者将其截然划分，导致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引发不必要的争论。至于有人说“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导致中国文化的断层或者断裂，则是一种囿于儒家道统思维的守旧价值观的体现。用科学、民主、自由的新思想新价值，用社会主义的理念，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促成传统文化的新生，构建新型的价值系统和社会形态，是“更化”和革命并举，对于旧邦新命的实现，具有莫大的功劳。
9.其他
40年文化研究的内容实在丰富，除了上述方面之外，还有诸多方面。主要的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研究，文化产业研究，中华文化与21世纪研究，文化中国研究，中国文化通史和断代史研究，经学史研究，儒学史研究，儒家文化研究、道家文化研究、墨家文化研究、法家文化研究、兵家文化研究、道教文化研究、佛教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化理论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海外中国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关系研究，文化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105]港台学者的文化研究，海外华人的中国文化研究，甚至西方汉学家的研究，等等，都是内涵丰富、成果客观的研究。但限于本文篇幅和论题的主旨所在，只能从略，留待他日另撰专文进行探讨。
四、40年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
40年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大致有如下方面。
其一，振兴中华形成共识。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与真理标准讨论相追随，与“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相一致。在40年的研讨过程中，学界始终以推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进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职志，“阐旧邦以辅新命”成为学者们的文化自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就是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国，新命，就是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自由主义派学者，或者保守主义派学者，其学术立场、观点和方法尽管各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但在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振兴伟大的中华文明这个基本问题上，却并无二致。问题只是在于，最终是哪种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取得成功。从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的特征上看，无论具有激进主义色彩的批判者，还是秉持保守主义特质的守成者，或者主张渐进变革的中和者，都以振兴中华为使命。在这个意义上讲，40年文化研究的不同派别和论争，其文化认同、价值整合的最大公约数，便是振兴中华。
其二，文化重构是学界的自觉追求，是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所在。按照文化研究、文化发展中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者互动的见解，从40年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历史进程看，文化重构成为自觉追求。质言之，文化研究的自觉意识、问题意识，从一开始就十分鲜明而强烈，并且持续始终。从1980年代的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到1990年代以重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为标志为重心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再到21世纪以来的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调的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最终汇归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弘扬和践行，都反映了立足当代、依托传统、面向世界的多元开放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在文化研究方面的振兴中华意识和价值（思想文化）重构目标，经过40年的理论研讨和实践验证，我们可以用这样一段话来凝练地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106]
其三，人的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而这是由文化研究直接推动并促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追求现代化始终是全社会上下同心的目标。但关于现代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述。从1950年代的工业化，到1960年代初期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再到1980年代的“实现四化、振兴中华”，[107]基本都是在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没有重视人的现代化。尽管一度强调“人的因素第一”，但却不是从现代化的层面入手考虑的问题。1980年代文化研讨热潮兴起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专家阐发的“人的现代化”的理论，深刻影响了文化研究特别是现代化研究的思路。国内学者在吸纳借鉴西方学者见解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明确提出了“我们还需要第五个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反思国民性，提升全民族整体综合素质，反对物化，反对异化，反对金钱拜物教，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是与文化研究的直接推动密切相关的。平心而论，文化研究固然有某些不足，但文化研究高举人文精神的旗帜，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纳借鉴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批判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批判传统文化的消极价值，批判西方文化的不堪方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道德理性和价值理性，从而对于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于全民族素质的提升，都产生了重大的积极作用。特别重要的也是最为核心的一点，是确立了新型的现代化认识理念，这就是：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化是为了人、是“人化”，而不是为了物，不是“物化”。21世纪前后，遍及全国的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建设，各个省（市、区）经全社会讨论后确立的各种各样的“新时期某某（人）精神”，其背后的精神实质，无不反映着促进人的现代化的用心。从国家层面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弘扬、践行，其所昭示的毫无疑问是人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讲，40年文化研究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学术界的文化研究与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和价值取向是高度耦合的。
其四，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成为时代标识。40年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在民族文化意识的层面唤起了自觉意识和自信精神。1980年代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开场的传统文化研究，以现代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荡涤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污泥浊水，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便是文化自觉的体现。尽管那时人们还没有能够从主体精神挺立的角度、从文化价值观的立场明确提出“文化自觉”的理念，[108]还处于自在阶段，但却是通过切实的文化研究特别是传统文化研究，明确了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必须立足当代中国，必须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科学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为目标，建构新型文化价值体系。1990年代后期，费孝通系统阐发了文化自觉的理念。[109]费孝通文化自觉理念最终要实现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见，文化自觉逻辑地包含了文化自信的思想。文化自觉的理念，为学术界广泛认同。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系统阐释，激活了1980年代文化研讨热潮兴起以来的文化自觉意识，将原本处于自在状态的文化自觉，提升到十分明晰的自觉状态，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价值理念，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110]有关文化自觉问题的研讨，激发并彰显了文化自信。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掘发，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生长，通过学术界的长期努力，逐渐形成了明确的现代化不是西化的共识。走自己的路，根据中国国情（历史的和现实的），挺立民族文化的精神自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学界的主流倾向。对于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派、保守主义派，以及其他思潮和流派乃至不入流不入派的学者而言，在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世界性和现代性的统一方面，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同时，中华文明也能而且一定能崛起，成为具有共识性的观念。在文化自信问题上，政界和学界在21世纪以来高度协同，其标志性的反映，便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四个自信”，特别强调文化自信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11]显然，学术界的文化研究成果和相关认识，与这个论断高度一致。可以说，这个论断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成为时代标识的典型体现。
其五，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共识。改革开放带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从物质到精神，可以说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动。在经济社会迅猛发展过程中，转型期社会出现的价值失落、精神迷茫、思想困顿，一度困扰着人们。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如何构建一个适合所有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解决安身立命之道的问题，成为学术界长期努力的方向。经过较长时期的研讨，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共识，这就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文化精神、中华人文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都是精神家园建设的价值依托，而中华文化成为精神家园建设的最大公约数。换言之，精神家园的构建，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助推器。
其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共识。在具有深厚绵长的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振兴中华，要解决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要实现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要重构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在思想文化方面必须有所依托。这个依托，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研究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特质、历史作用及其现代价值的探讨。尽管人们对于何谓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见仁见智，甚至两相悖反，但在早已走出简单地、盲目地反传统时代的当今，人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是一致肯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取得了共识。在今天，完全意义的复古主义或者全盘西化，基本上是没有市场的。这不仅与40年来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大发展有关，而且更与问题意识强烈、现代精神充溢的文化研究的推动有关。
其七，在批判中前进，在守成中创新。从方法论的角度审视，从文化研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实际影响效果考察，40年文化研究总体上是在批判中前进，在守成中创新。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在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引领下，扬弃传统文化，吸纳外国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巩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思想文化，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成为40年文化研究的主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可以创造性转化为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甚至直接承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渊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有其自身的人文精神，作为“五四”遗产的科学民主精神，今天仍然要发扬光大，但需要超越“五四”的某些历史局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等，都是在批判中前进、在守成中创新的重要成果，也是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和特征。
其八，从政学分立到政学结合，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逐渐协调。40年文化研究的历程，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政界和学界在文化建设问题上从各自分立到相互观照再到逐渐融合的过程。知识界的批评精神、独立意识、距离意识，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表现为文化研究与政界的文化建设平行发展，交集不够。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政界对文化建设的日益重视，学界对文化重构在社会实践层面落实的渴求的增强，以及对政界关于文化建设的方略的理解的加深，政界与学界逐渐加强合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谐文化建设等方面有了文化自觉层面的合作。政界对学界在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作用有了更多的期盼和依靠，而学界则更加理性自觉地认同、接受政界的文化建设理念及其方针政策，积极参与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复兴中华文化的旗帜下，以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轴心，政界与学界进行了深度而有效的合作，展示了新时代的新气象。
五、40年文化研究的明显不足
在充分肯定40年文化研究成就的同时，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其间也存在着诸多不足。
一是文化理论准备不足、建设不足。几乎是爆发式出现的以传统文化再评价为重心的文化研究热潮，缺少足够的文化理论支撑。尽管学界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努力进行弥补，但离满足实际需要还有很大距离。由于本土的文化学理论先天不足，于是大量引介了外国的文化理论（以西方为主，也包括日本），而这些文化理论基本是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领域的，与我们的需求相隔甚大。其后，国内学者撰著的文化学理论，要么是在评介外国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基础上生发开去的散点式论说，要么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主要是唯物史观的模式去套，或者是在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范围内的类比式阐释（有的从事文学研究的，写出来的文化学专著几乎就是文艺学的翻版）。总之，自成一体、系统严谨、别具特色、吸纳外国文化理论长处而又具有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风范的文化学理论，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需要文化研究界的艰辛努力和独特创造。[112]
二是现代化理论准备不足、建设不足。文化研究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其他诸多因素、诸多环节的支撑，而现代化理论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我们缺少自成系统的、成熟的现代化理论。改革开放后，在时代需求的迫使下，学术界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引进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但是文化研究要解决的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中国社会的问题，必须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问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都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问题，而是涉及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方面的重大而又基本的问题。现代化理论的准备不足和后续的建设不足，使得文化研究的现代性难以在理论上自足，更难以在实践中创生。这些年文化研究中诸多问题的无谓争论，本质上跟现代化理论建设不足，研究者对现代化的理解有偏差密切相关。
三是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结合不足。一般说来，文化研究是学界的专业，而文化建设是政界的事业。但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构架及其运行机制来看，从文化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二者很难截然划分。学界的文化研究，既然以振兴中华为目标，以文化重构为任务，本身就是参与文化建设。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高扬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理念，便是明证。而政界的文化建设方略、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要吸纳各方面特别是学界的成果，也少不了必要的研究。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部门设立的各级各类研究机构，实际上从事的就是决策咨询、政策建议性质的应用性研究。综合地看，由于历史的、现实的种种因素制约，整个40年文化研究的历程中（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结合不足，政界与学界的融合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
四是理论与实践相贯通不足。文化研究特别是传统文化研究中，重视历史传统有余而直面当代实际不足，倾心书斋学问、关注形上研究有余而“转识成智”、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不足。割裂“思想”与“学问”，甚至抬“学问”以压“思想”的现象并不鲜见。甚至，有人公然宣称，凡是讲现实的，凡是与当今社会实践相关的，都不是学问。这个问题，需要在日后的研究实践中加以矫正。
五是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清除不足。40年文化研究的最初10年，不仅学术界，而且全社会都十分激烈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同心协力清除封建主义余毒。遗憾的是，随着1990年代开始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论的转变，在对传统文化表示温情和敬意的同时，轻视以至疏忽了对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和清除。进入21世纪后，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潮流中，学术界缺少严肃的、有力度的对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没有很好地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没有很好地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荡涤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这大约也是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的表现，值得我们在日后的文化研究中高度注意，纠偏补弊。
六是学科整合和建设不足。由于文化理论的准备和建设不足，以及由此而来的学科建设缺失，故文化研究者的研究缺少学科专业的支撑。就国家现有的学科学位建设归置来看，文化研究者几乎来自绝大多数文科和相当部分自然科学学科。文科的哲学、史学、文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自然科学的理学、工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也有文化研究者。几乎所有的文化研究者都不是在“文化学”意义上进行的研究，而是依托既有学科，引进文化理念，面对文化内容，而进行的带有明显原有学科特质的研究。曾经有人呼吁进行学科整合，实现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但至今没有真正实现。各个学科专业的学者，基本还是在原有学科的圈子里打转。教育部建设的全国文科重点研究基地，有若干个文化研究的机构，在学科归属上，教育部是将其放在“综合性学科”的。在文化研究开展40年后的今天，在大力倡导文化自信的时代，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当下，加强学科整合，实现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突破，正当其时。
六、文化研究的未来趋势
如果以10年左右为阶段的话，大致以2040年为界限，[113]未来的文化研究，将会出现这样的趋势，呈现出光明的前景：自觉追求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努力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追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长远一点看，在2050年左右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在这个历史时期，文化研究者们将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坚韧努力，通过现代化建设实践，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时代条件，创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铸造充分反映中国特性、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概略而言，当有如下趋势：
其一，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相结合。随着中华文明复兴步伐的加快，随着国力的进一步增强，随着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增长，文化研究必然要进一步面对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面对生活实践，自觉参与到文化建设的宏伟工程之中。而文化建设的宏伟工程的蓝图设计和具体实施者，也将进一步重视文化研究者的意见，重视吸纳其有价值的成果，将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其二，更加关注现实。文化研究者将走出经院学术研究的老屋，迈进新文化建设的殿堂，不满足于解释历史文化传统，不满足于描述现实文化现象，而是深入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把握世界风云变幻的实际，改造既有文化，创建新型文化，以促进当代中国的“人的现代化”，推动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
其三，更加关注理论。文化研究者将总结文化理论薄弱以至缺失的历史教训，总结40年文化研究的经验，借鉴外国文化的优长之处，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构建为枢纽，创建适用于本国国情的、严整系统的文化学理论。
其四，更加关注文化学学科建设，文化学成为学理性强而且独立设置的学位授权学科。在学术界学科整合、跨界研究文化的基础上，在国家日益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新时代条件下，在文明互鉴理念引领并对西方文化学消化吸收的同时，推动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的学科学位制度建设，使文化研究获得应有的地位，从现有的要么放在综合学科要么附属于传统学科的框架中剥离出来、解放出来，是文化研究发展趋势的应然之道。
其五，重视文化的民族性，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经过1980年代的“向西走”和1990年代的“往回走”，21世纪的文化研究具有回归价值自我、挺立民族精神自我的理性平和“向前走”的显著特征。未来的文化研究，将在这个基础上，摈弃狭隘民族主义，光大理性民族主义，重视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风范，在文化创造中彰显民族智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智慧。
其六，多元一体，多流汇归。未来的文化研究发展态势，将会有更多学者参与。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视角、不同价值取向的众多学者各自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众声喧哗，各擅所长，推动中国文化研究日益深化和拓展。在“文化中国”的意义上，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学者参加的人数和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甚至西方汉学家（比如安乐哲式的学者）也将更广更深的参与进来。由此，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最终多元一体、多流汇归，中国文化研究成为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构成，中国文化的发展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有机构成。
其七，古今中西问题仍然是研究的重点难点。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传统论题已由天人古今之争转变为中西古今之辩，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化框架中处理中西关系、古今关系。尽管一百多年来历经辩难，高论迭出，但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真正解决，不仅在理论上没有解决，而且在实践上更没有解决。原因显而易见，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还在发展进程之中，社会转型文化转型还没有完成。因此，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重点甚至是难点。
其八，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显学。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以及强调“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强调文化的“根”和“魂”的价值，给文化研究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支持和政策支持，从而能够感召、凝聚更多的力量参与文化研究。在文化研究界，将会有更多的学者以更大的热情，更坚定的信心，开展原创性的研究，为国家的现代化，为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思想文化的支撑。
注释：
[1]按照文化的核心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观点来看，1978年上半年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下半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的拨乱反正，理所当然也属于文化的范畴。
[2]文化概念十分复杂，文化研究的范围极为广阔。限于篇幅，同时也为了突出主题，凝练问题，本文所研究的文化，专指思想文化，全文以思想文化的研究为对象而展开。质言之，是以当代中国的精神进程为研究对象，以思想文化为研究轴心，择其要者而论之。同时，本文不是学术综述，无法也不必追求巨细无遗，而是以问题研究为着眼点，从学术的层面，以研究的眼光和方式，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彰显本文的价值主题，昭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思想价值、逻辑发展和精神归宿。
[3]蔡尚思：《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蔡尚思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想进行总批判，批判其封建主义，肯定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在该书《新版自序》中，蔡尚思指出：“对孔子儒家有感情的，既无所谓‘尊孔复古’，对孔子儒家进行批判的，也无所谓非圣无法’”。该书刊印的“范文澜同志手札”中，认为该书是“对封建主义进行严正的批判”。
[4]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5页。
[5]1989年10月7至10日，在北京和曲阜举行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会接见了海内外部分代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开幕式发表讲话。
[6]参见李宗桂：《优秀文化传统与民族凝聚力》，《哲学研究》1992年第3期。
[7]李宗桂：《“坚持马列”的综合创新论》，载《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5-232页。
[8]国家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中国传统道德》5卷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包括德行卷、规范卷、教育修养卷、理论卷、名言卷，另有“简编本”1册。
[9]罗卜：《国粹•复古•文化——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
[10]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11]“国学”和“传统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学术界有颇为不同的理解。本文把“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连提并用，是为了尊重文化研究中的实际情况，便于读者了解而已。
[12]李宗桂：《文化研究的反思与前瞻——答〈社会科学论坛〉记者问》，《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8期。
[13]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文化学辞典》，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14]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15]汤一介：《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6月15日。
[16]舒默：《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孔子》，《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17]李宗桂：《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模式和特征》，《中州学刊》1993年第1期。
[18]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30年》3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9]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甚至在1990年代初期创办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以适应并支持相关的研究。
[20]费孝通、梁漱溟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专题座谈），《群言》1986年第11期。
[21]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14页。
[22]蔡尚思：《我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看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2期。
[23]张岱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24]孙玉石：《反传统与先驱者的文化选择意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25]罗荣渠：《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26]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7]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2页。
[28]谭其骧：《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有关联吗？》，载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国际交流办公室合编：《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16页。
[29]王元化：《四点意见》，载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国际交流办公室合编：《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19页。
[30]刘泽华、李冬君：《论理学的圣人无我及其向圣王专制的转化》，载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国际交流办公室合编：《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3-188页。
[31]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32]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自序》第4页。
[33]李锦全：《矛盾融合承传创新——论中国哲学、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载《今日中国哲学论文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34]李锦全：《论儒家人文思想的历史地位》，《哲学研究》1989年第11期。
[35]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36]方克立：《儒家文化与未来世界——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载《方克立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470-479页。
[37]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1984年。
[38]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学术月刊》1985年第12期。
[39]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
[40]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45-363页。
[41]陈来：《中华文明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载《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51-57页。
[42]楼宇烈：《以人为本——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载《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46-58页。
[43]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44]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30年》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7-171页。
[45]刘纲纪：《略论中国民族精神》，《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46]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
[47]方立天：《民族精神的界定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哲学研究》1991年第5期。
[48]刘文英：《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1991年第11期。
[49]李锦全：《试论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及其对民族凝聚力的促进作用》，《东方文化》1994年第3期。
[50]伍雄武：《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凝聚新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7页。
[51]李宗桂：《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52]李宗桂等：《中华民族精神概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77-151页。
[53]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论纲）》，《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54]黎明：《中国传统文化有“人文”主义精神吗？——与庞朴先生商榷》，《光明日报》1986年3月17日。
[55]白钢：《“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论纲）”驳议》，《光明日报》1986年3月17日。
[56]王晓明：《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57]李宗桂：《民族文化素质与人文精神重建》，《哲学研究》1994年第10期。
[58]许苏民：《人文精神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59]杨岚、张维真：《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60]吴毅、朱世广、刘治立：《中华人文精神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61]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著：《中外人文精神钩沉》，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62]李宗桂：《人文精神建设的若干难题》，《学术研究》2003年第2期。
[63]张岱年：《〈国学丛书〉序》，载张岱年等：《国学今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页。
[64]王杰主编：《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总论篇），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65]王杰主编：《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总论篇），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66]王杰主编：《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总论篇），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第96页。
[67]参见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64-382页。
[68]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牵头编写的《公民道德格言》和《社会公德四字歌》，在宣传现代公民道德的时候，吸纳了国学中的合理成分，例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公民道德格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社会公德四字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69]李宗桂：《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建设》，《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
[70]舒芜：《国学质疑》，《文汇报》2006年6月28日；苏双碧：《从“文化热”到“国学热”的反思》，《北京日报》2006年8月28日。
[71]李宗桂：《国学与时代精神》，《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
[72]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匡亚明：《孔子评传》，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
[73]汤一介：《关于儒学复兴的思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74]黄玉顺：《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
[75]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光明日报》2015年7月3日。
[76]葛兆光：《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思想》（台湾）2017年第33期。
[77]蔡尚思：《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李宗桂：《优秀文化传统与民族凝聚力》，《哲学研究》1992年第3期。
[78]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4页。
[79]张岂之主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第3页。
[80]张岂之：《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
[81]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页。
[82]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7页。
[83]李申申等：《传承的使命：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84]吴毅等：《中华人文精神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9页。
[85]李宗桂：《试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8期。
[86]张岂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根基》，《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0期。
[87]陈来：《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民论坛》2018年第3期。
[88]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89]郭齐勇：《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孔子研究》2017年第1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与基础》，《光明日报》2014年4月2日。
[90]李宗桂：《“阐旧邦以辅新命”——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滋养》，《人民日报》2014年5月19日。
[91]《“五四”精神的文化反思》，载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30年》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2-243页。
[92]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
[93]金冲及：《救亡唤起启蒙》，《人民日报》1988年12月5日。
[94]彭明：《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9年第3期。
[95]谢毅：《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评价》，《红旗文稿》2015年第10期。
[96]高旭东：《重估“五四”：文化与文学的特征及其复杂性》，《南国学术》2016年第1期。
[97]李维武：《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观重建及其启示》，《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2期。
[98]李维武：《五四运动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载《中国哲学的传统更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29页。
[99]李维武：《五四运动与民主观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变化》，《学术探索》2011年第8期。
[100]李登贵：《五四精神：重评还是重申？——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述评》，《哲学研究》1995年第5期。
[101]张岱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102]庞朴：《以五四精神继承五四精神》，《文史哲》1989年第3期。
[103]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和林毓生都持这种观点。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林毓生：《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载《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79年；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104]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7-138页。
[105]有学者撰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载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研究30年》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506页，内容翔实，可资参考。
[10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107]中国共产党在1950年代制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明确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这个工业化就是“四化”。第一次提出“四化”是在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56年，把这一任务写进了八大通过的党章。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08]有文献依据的最早谈“文化自觉”的论文，是许苏民教授发表在《青年论坛》1986年11月号上的《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109]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参见费孝通：《对话•反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110]李宗桂：《文化自觉与文化发展》，《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112]参见李宗桂：《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标志》，《学术月刊》1991年第4期；《“文化学”建设与文化现代化》，《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113]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研究就很明显地呈现出这个10年一代的特点，1980年代、1990年代、21世纪最初10年，具有很明显的不同特点，其论题和方法论也有明显差别。
责任编辑：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