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9年第4期 作者：孙杰远

摘 要：人工智能在三次发展浪潮中，不仅实现了技术上的颠覆性变革，、币且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新的文化体系。智能化时代的文化之所以产生变异，不仅是因为技术表征的方式日益智能化，更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新建构人类的生活方式。对智能化时代文化变异的本质、特征及影响等进行解读，并提出相应的教育应对策略，是确保人类自身永续发展的根本性前提。在此之前，对智能化时代的技术表征进行归纳，有助于理解文化发生变异的技术性因素，包括应用情景生活化、应用范围广泛化、应用群体大众化和应用技术智能化等四个方面。随之而来，智能化时代的文化变异，主要体现在文化内涵之变、文化符号之变、文化认知之变以及文化传承之变等方面。针对智能化时代的文化变异，应该充分发挥教育的育人功能，要求我们在正确认识智能技术的文化本质、重构智能化时代的教师文化共生观、重构智能化时代的学习模式，以及重构智能化时代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等方面，作出相应的教育应对。

关键词：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文化变异；技术性因素；文化内涵要素；教育应对

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个科学领域，被称为21世纪三大支柱技术之一（基因工程、纳米科学、人工智能)，其发展的第一次热潮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科学家通过“逻辑专家”的“推理和搜索”方法，来解决诸如迷宫探索和各种棋类博弈问题，但是无法解决较为复杂的现实问题。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依托知识表征和推理模式的进步，开发了各种“专家系统”，让计算机能模仿专家去工作，促使人工智能出现第二次发展热潮。但是，这些“专家系统”依然表现出推理能力弱、实用性差的缺陷。在世纪之交，运用大数据的“机器学习”迅速崛起，计算机的“深度学习”能够开始模拟人脑的神经网络进行分析学习，使人工智能进人到第三次发展热潮。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正在不断改变各行各业的生产和工作方式。美国奇点大学公布了一张计算机性能指数级数发展图，预测2045年的计算机性能在机器学习的支持下，开始全面超越人类，对人类的固有文化形成挑战和威胁。当人工智能高度融人到物理系统，并能够进行自我修复、完善和复制的时候，会不断地对人类的生活和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使之产生变异。

一、文化变异概论

1.文化变异的本质

文化变异（Cultural Variation)在英美等国家中也被称为“文化变迁”“文化进化”“文化转变”等（郑金洲等，2000)，是文化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文化人类学中常使用“文化变异”一词，来表达近现代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文化内部的变异（张治玲，2004)。对于文化变异的本质，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有研究者认为文化变异指传统文化的转变，指社会变迁与外来文化共同影响下传统文化所出现的一种断裂、逆转等变化，甚至呈现出与传统精神文化、日常生活方式相背离的文化与社会生活状态，包括内外两种因素下发生的冲突变异（和梦菊，2015)。有研究者将文化变异看作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改变自身原有的性质和特点的变化（罗连祥，2014)。有研究者将文化变迁看作文化特质和文化模式的变化（孙本文，1932)。有研究者把文化变迁定义为文化内容的增量或减量所引起的结构性变化（司马云杰，2007)。还有研究者将文化变迁解释为一个社会或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逐渐放弃旧的行为选择标准体系而接受和形成新的行为选择标准体系的过程，是社会变革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结构的重新组合（刘云德，1988)。概而言之，文化变异的本质在于，当文化受到自身内部或外部变化的影响而出现碰撞、冲突、交互时，因为价值体系在内等重要组成部分的变异，使文化在整体性质发生了转变（郑金洲等，2000) 。该转变影响整个文化结构，包括文化断裂与文化传承等现象（许苏民，198幻，将造成文化内部的发展、变化与新生，抑或消亡和瓦解（和梦菊，2015)。

2.文化变异的特征

拉尔夫·林顿曾指出“所有文化，即使是最简单的文化，都处在持续变化之中”（ Linton,1949)。也就是说，凡是文化均会发生变异，文化变异具有普遍性。可以说整个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就是文化不断变异、演进的过程。尽管不同的文化类型，以及不同时期文化变迁的方向、速度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整体而言，文化变异具有如下特征：

（1）以异质文化的碰撞为条件

一般而言，文化变迁有两个动因，一是民族内部的社会发展，二是两个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之间接触所引起的在生活方式上发生的变化（克莱德·M·伍兹，1989）。无论是民族内部的社会发展，还是两个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之间接触，都意味着不同特质的文化元素出现于既有文化中，也意味着这些不同特质的多元性文化相遇时，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定程度的碰撞与冲突，进而对既有文化形成一定的冲击与挑战，引发既有文化的变化。可以说，这些差异、多元甚至冲突的文化的出现或存在，为文化变异提供了基本条件。

（2)以同化（自我更新)或顺应（融合顺化) 为基本方式

文化变异并不等同于全盘否定“原有”文化。文化是民族生活的历史积淀，是整合而凝结成的传统，是一个社会得以延续的基础条件。任何文化的变异与发展，都是建立在自身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自我更新或融合顺化。前者是文化主体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等，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与自身文化相协调的异质文化特质，吸收其有益于改善和发展自身文化的部分，并将其纳人自身现有文化体系中，以克服既有文化的不足，并丰富与拓展既有文化。后者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纳与自身文化协调或不同的异质文化特质，互相吸收、融合、改变而形成新的文化特质，以在不断变化、改进的过程中逐步促成文化的发展。

（3)以创新与传承为导向

文化变异是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文化间不断碰撞、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其发生、发展是一个历史性过程。文化变异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发展导向是创新与传承。文化变异过程中，文化主体被迫或有意识地改造不合时宜的旧的文化因子，不断吸纳、认同、内化符合人类成就其美的追求、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文化的新样态。同时，文化主体还要有意识地维持和保护原有文化中的特有精华的延续性。这既是文化变异的根基，也是文化在变异中最优化发展的基础。创新与传承并重，将有利于人类文化在实现进步的同时，保持文化的多样性，进而实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4)以文化整合为结果

“文化的各组成要素和部分往往并不是协调一致的，有的要素和特质发生了变化，而另一些却尚未相应地进行变革”（郑金洲等，2000)。这就需要依据社会的接受程度，使不同的文化要素和组成部分相互适应，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此即为文化整合。可以说，文化整合是“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文化变迁过程中文化传承、发展与创造的结果，文化整合也意味着新的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实现文化变异，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发展，进而逐渐形成了不断演进的人类文化共同体。

3.文化变异的影响

（1)对人的影响

文化变异对人的影响往往体现为对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样式、社交形式、表达方式、认知方式、人际关系及身份认同感等产生潜移默化的、整体式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普及，人类的价值观念更加趋向自由、开放、包容、多元；人类思维中的辩证化（杜森，2016）、整体性、关联性、容错性（张义祯，2015）创新性、发散性大大增强；中国“新四大发明”（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的到来，极大提高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智能化水平；人类社会交往逐渐从线下移至线上，通过微信、微博、QQ等软件开展网络社交，在人类日常交往交际生活中逐渐占据巨大比例；人类的认知方式及表达方式，从以书本为主的纸质媒介向电子媒介渠道大幅度迁移。同时，人类对复杂世界的认识能力也随着人机协同的高度化而进一步提升；在智能技术的辅助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虚拟社交中极度靠近，但在现实社交中一定程度上却形成明显的疏离感；部分人群在异质文化间的交互与碰撞冲突中，既无法适应新的文化身份，也无法产生认同感、归属感，从而出现各类“边缘人”群体。

（2)对社会的影响

文化变异必然对社会的发展造成深远影响，带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变革。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全球化，生产力及劳动方式发生了重要变革，主要表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参与到日常生产生活中来，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劳动力；在消费增长方式方面，社群的“集群性”消费影响力增大，社群中的意见领袖可以影响内容消费（彭兰，2018）；社会生活总体质量及效率，借助更多智能化技术手段得以提高；借助现代媒体技术，文化交流强度与广度大幅度提升，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现代化智能媒介成为信息获取重要方式；资源共享范围日益扩展，共享经济、共享资源极为丰富；在社会道德观念方面，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日趋提上学界研判议程；网络语言文化、新生网络词汇、智能技术名词等大量渗人日常生活；电子媒介成为艺术呈现新兴表达方式；便携式智能设备为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带来便捷；现代建筑多集成有诸如LED电子屏、触摸屏等智能化现代技术；依托智能化技术的点餐软件风行，饮食方式迈上智能化阶梯；现代艺术服饰融人有智能化技术元素，新颖而实用。

二、智能化时代的文化变异

1.智能化时代的技术表征

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SG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信息社会更高阶段（陈振明，2015)的智能化时代已然来临，使我们的生活、工作与学习获得了极大的便利。智能化时代的技术表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应用情景生活化

智能化并不遥远，它已经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语音识别技术与语音合成技术已经具备识别一个人的声音，并使一个声音变得熟悉的能力，就如同9个月大的婴儿也能分辨出母亲和陌生女性的声音（Friedlander, 1970)。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展，无人驾驶汽车技术将逐渐成熟并被广泛应用。无人驾驶汽车代表着交通的未来，它将解放驾驶员的身体与认知限制，为人们提供足够的行动自主权（Sparrow & Howard, 2017)。忙碌的父母把孩子放到车内，无人驾驶汽车根据指令将孩子送到学校，宠物主人不必亲自带宠物就医。无人机将步人物流配送的行列，未来的网上订餐、购买的商品将在24小时内准确送达，大大缩短了运输的时间，送货速度大大提升，购物更加方便与快捷（田治江，2010）。

（2)应用范围广泛化

智能化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教育、新闻写作、智慧城市等众多领域。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智能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必将引发教育场景中的教师、学生、学习资源以及学习环境的深刻变革（袁磊等，2019）。机器人改写、撰写新闻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洛杉矶时报的Quakebot、美联社的Word Smith、腾讯的Dreamwriter以及新华社的“快笔小新”，都已成功参与到新闻写作实践中，深受好评。记者与新闻机器人的完美协作，将成为未来新闻报道的主流方式（喻国明等，2017)。在智慧城市的应急预警系统中，内置为驾驶员提供路线指引的洪水传感器，将有效减少由于选择洪水区域路线而引起的死亡（Than & Qureshi, 2017) 。

（3)应用群体大众化

基于RFID的婴儿识别防盗系统，融合了RFID的标签技术与定位技术、数据管理技术等，能够实现婴儿位置的实时监控和追踪，有助于医院管理水平的提升，保证医院的运行秩序（王肖霞，2016) 。基于智能化技术的产品已然成为老人、儿童爱不释手的新宠，人工智能产品是儿童的玩伴（闰志明等，2017)，比如，0-12岁孩子的成长伙伴—小优机器人，可以帮助孩子轻松学习语、数、外，琴棋书画也不在话下，能够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跑步爱好者爱不释手的智能手环可以有效记录运动所产生的走路步数、消耗的卡路里等信息（尚雅楠等，2016）。通过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智能化技术来监测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可以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所带来急剧增长的医疗与保健需求，成为老年人的家庭医生和医护人员的好助手。

（4)应用技术智能化

数据量（Volume)大、数据类型（ Variety)多、数据处理速度（Velocity)快、数据价值密度（Value)低是大数据的四个基本特征。厦门是信息化程度发展较好的城市之一，信息办采集全市公交车、出租车的实时GPS信息，各运营单位通过访问数据获悉当前的交通状况，合理安排车次与运量（刘辉，2018）。自适应教育超媒体系统旨在自定义电子学习环境中的教育内容和学习路径，最大限度减少学生迷失方向和认知过载的可能（Somyurek, 2015)。又学智适应学习系统能够对学生进行学前智检，了解学生的薄弱之处，并有针对性地为学生推送视频、图片等多媒体学习资料供学生弥补薄弱的知识点。学生通过学习后，学习兴趣与学习效率显著提高，知识的把握程度也有所提升（李海峰等，2018)。

2.智能技术引发的文化变异

（1)文化内涵之变

“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定义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爱德华·泰勒，2005)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内涵也随着智能技术的应用而不断地扩充、更新与完善。智能技术赋予包括衣食住行等在内的各类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使各种新兴现象、新生事物、新颖词汇涌人人类文化的范畴，使带着智能技术和智能化时代的鲜明特征成为人类文化内涵的一部分。同时，各类原有文化的内容也不断地被注人新的要素，在智能技术的引领下渐进更新、变革着人类文化的深层内涵。如故宫博物院与亚马逊电子阅读器合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智能化技术相结合，以智能产品的文化功能为载体，以创新性的文化创意为抓手，开辟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迅速将新的伦理道德困境带人人类文化内涵之中。

（2)文化符号之变

“文化符号是指具有某种特殊内涵或特殊意义的标示，它不仅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内涵丰富，还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独特文化的抽象体现。”（刘晓唯，2018)智能化时代中，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推广，作为文化内涵重要载体和形式（刘晓唯，2018)的文化符号，必然随着文化内涵的变异而发生深刻改变。例如，电子阅读的兴起打破了以纸质图书为主要代表的文化知识象征符号，为人类文化符号的表征提供了新的形式；科技进步与发达的象征性符号，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的发明应用基础上，拓展至以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科技性文化符号。如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发展水平，已成为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前沿性标志，政务、医疗、交通等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设施和内容，都逐步打上智能化的烙印。

（3)文化认知之变

文化认知是复杂的文化心理活动，是以认知主体所掌握的文化为中介，接收和加工外界事物信息，并通过文化手段完成对认知客体的认知，进而获取价值性认识的过程（王四正，2016）。它强调文化及其因素在认知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文化如同贯穿于人脑中的红线，参与了文化主体的认知全过程。智能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认知对象的呈现方式，随之引起文化认知方式的转变。人们开始通过智能化设备及媒体，来认识世界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智能技术也拓宽了文化认知的范围及视野，由从前只能认知族群生活区域周边的文化及对象，拓展为可以通过智能手段观察、了解远在千里之外甚至大洋彼岸的他族文化境况。文化认知的内容也由仅能认知本民族的文化生境及其文化符号，拓展到得以通过智能技术手段和智能设备充分理解他民族或他文化的文化符号、文化内涵、文化语境等。智能技术发展引发的文化变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奠定了文化认知及技术手段方面的扎实基础。

（4)文化传承之变

文化传承是人类自身及文化延续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人类文化在不断的交流、碰撞、冲突、融合、革新中实现发展与进步。智能技术发展促使文化在传承方式、传承内容、传承选择、传承媒介等多方面发生深刻变革。例如，在智能技术的支持与辅助下，传统文化不必以手把手传承为唯一方式，而是可以借助智能技术与设备，以多媒体视频、电子档案等电子化、信息化等形式得到保存和传递。智能化文化传承媒介及手段的变革，决定了文化传承中传承内容与价值的选择，必然与智能化文化媒介所承载的内容特点具有密切相关，如信息传递的迅速性、便捷性，单位时间内所包含信息的密集度等。同时，智能化时代中文化传承的媒介，将以迅捷的速度实现文化传承媒介间的代际更新，不断为各民族文化的沟通与交融提供便捷化、信息化、智能化、高效化的优良载体。

三、智能化时代的教育应对

1.正确认识智能技术的文化本质

在智能技术引起人类传统文化变异的既定前提下，如何实现人类及其文化的健康发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复杂的问题域中，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认识智能技术的文化属性，从而为其找到与已有文化的对接、融合而非颠覆，最终促进与实现人类的自由。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马克思等，1995)具体而言，尽管智能技术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文化的变异，但是其自身也因为固有的文化本质，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和更强的功能上实现人类的自由，成为促进人类与文化自由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地去认识智能技术的文化本质，并如何实现其与已有文化的对接与融合。

智能技术的文化本质到底如何?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由技术引发的文化难题。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智能技术以制造可以代替人类的某些能力为主旨，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日益智能的机器乃至类人生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技术发展的目的和趋势。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之上，由此而生成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人化的具体表现，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类的自由。但是，智能技术所建构的关系就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智能机器人的日益发展，让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类人生命，在未来是否具有类似于人的主体地位和道德意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动发展成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机器之间的复杂交互，因此在智能技术所创建的场域中，人类的技术化和技术的人类化，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此一来，在这个场域中所生成的文化就变得日益复杂，也就是说，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其文化会日益技术化，而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可能会生成类人的文化，并且这两种文化的界限会日益模糊。这正是让人对未来产生忧虑的地方。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无论哪种类型的文化和技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总归凝结于人类身上。“文化的内在生命和终极价值正在于其中所蕴涵的人的自由，技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感性活动形式、历史的存在方式或文化形式，其终极价值亦在于人类自由”（于春玲等，2011)。但是无论如何，只要确保智能机器的主体性不能潜越于人类之上，其意识的发展也被赋予人类美好的道德品质，我们就依然能够对人类的未来保持乐观。

教育场域中的智能技术，其承载的功能就在于促成人类传承自身的文化，以及适应和改造智能技术所创造的文化。这是在教育中引人智能技术的根本目的。离开了这个前提，智能技术对于教育而言只能是有害的。因此，如何充分发挥人类的主体地位，如何选择相应的智能技术做为教学与学习的工具，便是重中之重。当然，“工具”一词显得过于乐观，传统的人类与技术所建构的主客体关系很有可能会被消解，因为智能机器在类人化的发展过程中，很有可能成为类似于甚至超越于人类的主体性存在，在未来很有可能颠覆人类的主体地位。如此一来，“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的定义会被重新书写，因为教育不仅是要使人类适应所处的智能环境，更重要的是促使人类在改造智能环境的过程中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和发展自身的潜在能力。

2.重构智能化时代的教师文化共生观

“共生”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生物学，并随着学科之间的概念互鉴而逐渐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普及开来。共生是一种关系的思维方式，即不但承认自我，还要肯定他者的独立价值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不容忽视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孙杰远，2010)。共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各个文化主体的必然选择，是单个文化主体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理性应对，既要维护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又要吸取外来文化的养分，实现自身文化的不断进步。

文化共生主体属性差异使共生关系存在于不同领域，并且需要不同的分析框架。在智能化时代的教育领域，文化的共生进一步复杂化，因此应当对教师的文化共生观进行重构。第一，教师作为一个社会个体，在智能化时代面对各种文化变异时，必须具备自觉改变那些从认知到实践的角度看来与其他信息不一致的信念和行为；第二，教师作为教育者，在教育实践中要尊重和理解文化变异所造成的师生和生生之间的“数字鸿沟”。在前智能化时代的文化变异中，教育者主要考虑民族、地域或语言等差异作为文化共生的起点，从而在各个亚文化圈中寻求共同点，实现文化共生。在智能化时代，对信息社会生存方式的认可态度以及对信息工具的适应和掌握程度，成为区分不同亚文化圈的重要指标。具体而言，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网络依赖程度、信息工具介人学习的程度、正式学习和碎片化学习的分配比率等方面。第三，师生和生生之间的发生了潜在的、交互的文化强制。尽管师生和生生之间都有着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意识，但是个体对智能化时代的文化变异的反应出现了不均衡。一旦个体表现出对文化强制的抵制或反抗时，师生和生生之间就产生了很多矛盾，这就是文化强制的外显。

3.重构智能化时代的学习模式

（1)阶段性学习转变为终身学习

智能时代科技知识指数级的快速增长，使终身学习、提高技术、调整专业等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想要在人工智能的经济体系中保持同步，终身学习对各行各业人士来说都是必需的。终身学习可以帮助每个人培养和保持有价值的技能。目前大多院校以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为根本，人才培养方案通常以未来职业需求的假想为依据，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来执行，并接受上级的监督与评估。然而，复杂知识的快速发展，使教科书所承载的知识在墨迹未干时，就很有可能已经过时。用人单位需要对新人职员工进行培训，才能使员工胜任工作岗位的要求。用人单位还根据社会发展，定制特定业务需求的学习内容，对员工进行不定期的培训。这些培训通常存在于企业内部，并与非传统教育机构进行合作。继续教育虽然是高校教育的组成部分，但通常处于从属地位，甚至无足轻重。高校需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转变与用人单位松散的耦合关系，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设计大学课程，为用人单位的员工提供高质量的终身学习项目。以目标为导向的学习模式，对于在校大学生和在职人员都会提供帮助，高校要有意识地把终身学习作为工作的重点来落实（约瑟夫·E"奥恩，2019)。

（2)集体化教学转变为智适应学习

“人工智能+教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教学”的简单整合，而是希望能够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使教育产生质的飞跃。智适应学习理念由又学习创始人栗浩洋在“智适应——2018全球人工智能自适应教育峰会”上提出，其基本指向是实现人工智能支持下的学习者自适应学习。“智适应学习”系统运作过程可以概括为：搜集学生多维、完备、有效的学习数据，利用算法模型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学习结果进行精准测评，并通过预测学生未来表现、智能化规划学习途径，向学习者推送不同类别、不同难度级别的学习内容，最终使学习者的学习效率最大化。“智适应学习”系统不仅能采集学生的学习数据，还能采集学生的行为数据，从而使数据分析更加精准，以便更好、更有效地向学生提供建议，同时也能实现学习的个性化（房晓楠，2018)。

（3)理论与实践割裂式学习转变为体验式学习

体验式学习的模式与任何传统模式均不同，因为它把课堂和真实世界体验集成在一起。通常学生通过参与实习、合作项目、勤工俭学、全球体验和原创研究机会进行体验学习（约瑟夫·E·奥恩，2019)。在学中做、在做中学，将课堂知识应用到生活的情境中，以及将现实世界的知识应用到课堂中。学生沉浸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体验不同的问题、挑战和对社会问题的理解，从而对世界、对正在学习的科目、对自己形成更丰富、更全面、更深刻的认知。体验式学习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还能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人际沟通协调能力，以及将知识应用于新情景的能力，这些思维与能力都是人类相对于智能机器的竞争优势。

（4)重理轻文转变为文理兼修

从运算的角度而言，智能机器人超越人类的左脑（工程逻辑思维)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难题。从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角度来说，人类要保持对机器的优势，一个重要的策略是不断加强左右脑之间的协调，即在实践中超越科学和人文的壁垒，并融通这两种文化（王作冰，2017)。与历史科技革命一样，人工智能的出现，会导致当下许多工作的消亡，但又会创造很多新的工作。宽厚的综合素质，能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变迁。文理兼修的重点是推行通识教育。通识教育能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还能为未来生活增添幸福与快乐。如果忽略人文情怀，而任由人工智能将师生引向虚拟世界，使师生脱离人类社会，陷于人与机器交流的数据世界，那么人类的精神世界将逐渐萎缩（赵慧臣等，2018)。

4.重构智能化时代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1)以创新能力为核心

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沟通方式以及思考方式，也促使人类反思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促使教育者重新思考“教育目标”（赵慧臣等，tom)。人工智能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人类的基本能力。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与机遇，王作冰（2017)认为，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我们既要充分利用智能技术，造福人类；同时要有竞争的意识，发挥人类的独到优势，培养人工智能不擅长的能力。这是智能时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方向。教育评价以教育目标为依据，对教育体系具有导向性功能。“以评促建、迎评促学”是教育评价旨趣所在。工业时代的教育评价体系，以标准化的考试测评学生对标准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情况，这种评价标准体系严重影响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需要重构以创新能力和核心素养为中心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测评学生掌握的知识体系和考量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水平。

（2)以三大素养为基础

读写能力历来都是教育质量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智能时代尤其需要。在智能时代，人类不但需要具备与人沟通能力，也需要具备与机器沟通的能力。美国东北大学约瑟夫·E·奥恩教授（2019)认为，科技素养、数据素养和人文素养是制胜未来的关键。其一，科技素养。要想机器更好地服务人类，需要了解机器的原理。在数字技术中，编码是人机沟通的语言。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编码紧随于语文和数学课程之后，在早期的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Scratch之类的编程软件使学生不再受限于精确计算机指令的语法，而专注于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考。其二，数据素养。物联网时代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学生需要数据素养来管理大数据流，需要具备筛选、分析、理解和利用大数据的能力，在数据的洪流中找到意义所在。其三，人文素养。技术的发展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伦理的困境。技术越是高度发展，越是需要对人性的关怀。人文素养为我们提供了社会环境，是我们与这个世界交流和沟通的方式。

（3)以大数据为支撑

实施教育评价是教育教学决策的重要前提，而有效的教育评价依赖于全面、可靠的评价依据（卢秋红等，2om>。大数据技术通过全方位、全程性采集学生学习数据与行为数据，利用优化算法进行多维度、多层次地深度挖掘和科学分析，以寻求数据背后隐含的关系与价值。利用大数据，使教育评价突破传统评价体系对学业成绩的依赖，将碎片化评价整合为系统化评价，保障评价的全面性和动态性。同时，大数据还在支持多主体、多形式、多元化评价，以及纳米级的精细划分等方面，能进一步丰富和提高教育评价的功能与精确性。对数据的多维深度分析，可使家长、教师及学生了解到学生的个性化品质，以便因材施教，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如何架构数据体系、构建算法模型，充分发挥大数据在未来教育评价中的作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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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Variation and its Educational Response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SUN Jieyuan

Abstract：In its three waves of develop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not only achieved revolutionary changes of technology, but also constructed a new cultural system to a large extent. The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resulted from not only the reconstruction of human life style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AIT) but also the increasingly intelligent technical characterization. Therefore，to ensure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t is a fundamental premise to interpret the ess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f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educational counter measures. Prior to this, the summarization of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helps understand the four technical factors of cultural variation, including life-oriented application context, extensive application range, popularized application group,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technology. Subsequently, the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variations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cultural symbols, cultural cogni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responding to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educational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essenc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reconstruct the symbiosis of teacher culture, the learning mode, and the educational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so that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can be fully played.

Keywords：The Age of Intelligence；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ultural Variation；Technical Factors；Cultural Connotation Elements；Education Response

责任编辑：廖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