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美]彼得·麦克拉伦 王雁
摘 要：批判教育学是一种富有争议的方式，它试图通过辩证推理、否定之否定，以及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规训模式来解决矛盾。批判教育学面临威权式民粹主义的挑战，因此，它的明确目标是通过理解教育学与政治学交叉的各种方式，以及强调一切教育都是文化政治学的形式这一观点，从而创造自我和社会的变革。批判教育学是实践的哲学，实践者掌握教学和学习的过程，把它视为存在于全社会的强大经济与社会政治力量背景下反映个人政治与道德能动性的一种协商手段。批判教育学是由对种族和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所支持的，并朝着一个可行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它鼓励学生成为批判的、有创造力的、积极的公民。
关键词：批判教育学；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挑战；未来
一、批判教育学：一种富有争议的方式
在目前的背景下，就全球教育界而言，批判教育学仍然是一种富有争议的方式。它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强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经常在不自由的地方看到自由，在种族、阶级和性别成就存在巨大鸿沟的地方看到平等，在存在剥削的地方看到公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Trump，D.）在战略上采用“煤气灯式心理操纵”（gaslighting）①，使他的支持者准备好质疑客观现实，并认同他当时背信弃义的断言。这导致了在后真理政治氛围中出现虚假新闻和“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②的现象，并使人们相信，坚持自己的观点就等于是说真话。这个世界被认为是意见过多的世界——相比在个人意识形态舒适区为自己的意见盲目辩护，有能力提出论点并判断哪些论点最有意义居于次要地位。这导致了对理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压制，使异想天开式思维和神秘思维（它不需要经验证据来证明其主张的真实性）与承认客观的、物质的外部世界的辩证推理平分秋色。即使是对世界一流的语言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乔姆斯基（Chomsky，A.N.）而言，从所有的观点、表象和假新闻中挑出真相也并非易事。极右运动宣扬白人民族主义，并包含许多新纳粹特征，这有助于在特朗普的周围形成一种狂热崇拜。极右势力穿着黑色和黄色的佩里牌高尔夫球衫徘徊在人类文明的边缘，舒适地隐居于秘密会所，他们充当通过阴谋论混淆是非的商人，并使仇恨在红迪网③和4chan网④的阴影之下蓬勃发展。向那个戴着魔法帽（MAGA hat）⑤的愚蠢、喋喋不休的老唯我论者致敬，他现在的精神状态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为创造批判和分析的思想环境的教育家感到悲哀。
我们想强调，批判教育学本身并不是一种封存在学校教育中的方法论。它并非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只是一套简单的或主要的教学程序或分析步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同于被称为批判性思维的领域。它更关注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当然，它确实寻求通过辩证推理、否定之否定，以及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规训模式来解决矛盾。
二、批判教育学面临的挑战：威权式民粹主义
当我们生活在灾难的阴影下，什么样的未来在等待着批判教育学呢？批判教育学在当前的历史关头面临着巨大挑战，其特点是威权式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抬头。特朗普总统不过是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的极端表现。批判教育学面临的这些挑战包括：目前在大学校园里关于仇恨言论的分歧；毗邻社区的右翼影响日益扩大；仍生活在冷战反共政治枷锁中的大学管理者和政治家的过激态度；中间派学者的盛行，他们对知识与党派政治联系在一起感到不安。同时，我们可以毫无争议地说，在当前白宫政府“墨菲斯托菲林”（Mephistophelean）⑥式的领导下，专制主义笼罩着这个国家，它现在作为威权式民粹主义的化身，在美国的道德苍穹上划出了一道指向暴政的弧线。但对人类未来的严重威胁不能仅仅归咎于对如王鱼（Kingfish）⑦般的亿万富翁的卑躬屈膝，而且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和威权政体间的区别日渐缩小的世界秩序的出现。人们见证了最近欧洲和拉丁美洲威权式民粹主义政权的崛起。[1]在这里，我们既看到社会军事化的增加，也看到监视审查文化，这体现在世界各地正在发展的日益复杂的人口监控方法，例如用于监测反种族主义抗议者的地理围栏技术。
（一）“美国梦”与“美国例外论”
公共教育逐步灌输的道德公式和伴随而来的教义问答——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和毅力获得成功——已经被当代大学生揭露为关于资产阶级命运的包装好的历史叙事。虽然政治右翼人士吹嘘特朗普减税导致经济增长，但仍有2700万美国人缺乏医疗保险，工资增长停滞不前，削减预算影响老年人的经济保障。这一现实导致许多大学生支持民主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特朗普的政治挑战者桑德斯（Sanders，B.）。像他们之前的几代人一样，年轻的一代明白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美国梦”就像美国的噩梦，新成立的青年组织正在利用发展中的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挑战主导议题，如精英统治的辞令巩固了“美国梦”的神话，这一神话自美利坚帝国成立之初就渗透在其文化之中。这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例外论”的主张仍然在美国政治中盛行。人们相信，美国受到上帝和历史的宠爱，因此有权在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法律之外采取行动。这一想法在共和党人中仍然根深蒂固。此外，基督教福音派领袖宣称“世俗主义”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特朗普是上帝的“天选之子”，他将扭转这一趋势，并将白人基督教福音派重新置于政治主导地位。[2]俄罗斯东正教领袖基里尔宗主教（Patriarch Kirill）将普京（Putin，V.）描述为“上帝的奇迹”，这只会强化基督教作为国家权力有力捍卫者的刻板印象。阴谋论比比皆是，许多阴谋论的目的是让美国白人担心，他们国家的未来受到来自南美的非白人异教徒移民和难民的威胁，这些移民和难民被认为是社会大厦上的污点。当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参与移民辩论的时候，这些辩论往往会导致原本善良的人做坏事，因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神化”了威权政治，并赋予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意识形态以神圣的精神气质，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法西斯政权，如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o，F.）政权，都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当然，解放神学是一个主要的例外，因为解放神学从一开始就是反法西斯的。
（二）粗暴民族主义与“白人种族灭绝论”
今天，我们仍然被政治内讧撕裂，被古老的部落分裂区隔。在当代的政治舞台上，这种对派系的痴迷依然存在，并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反复刺激下继续活跃。当前，粗暴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政权依旧盛行，在民族主义动机的烟雾中，总可以发现种族主义的火焰。它在我们的历史上根深蒂固。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特朗普宣称杰克逊（Jackson，A.）是他最喜欢的美国总统。这位总统是他那个时代的特朗普，他认为存在“超出人类法律范围”的环境，使得土著印第安人不可能在“文明社会”中繁衍。他把这个想法用一项不人道的总统指示武装起来，迫使土著印第安人群体向西部迁徙，由此导致了后来众所周知的“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杰克逊假借“伟大的灵魂”（Great Spirit）⑧，以敦促美洲原住民默许他的指示，在历史回顾的光辉照耀下，体现了英美殖民主义残酷傲慢的羞辱。这种隐晦的威胁所反映的道德瘟疫，将人性最坏的一面视为爱国主义。这导致切罗基族印第安人被联邦军队从他们出生的土地上赶走。男人、女人和孩子不得不在军队的仓库里露营，被迫向西迁移，许多人徒步前进，这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煎熬，在严寒中持续了四个月，数百人在迁移的途中丧生。杰克逊对待土著民族的行为极其无端，这可以与特朗普视攻击非法移民为享受相提并论，因为他将自己内心的差异投射到最脆弱的人群身上，这是美国另一个版本的“白化”熔炼。
白人的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和他们的民族主义兄弟认为，非白人移民美国和白人人口出生率下降是导致“白人种族灭绝”的“人口冬天”的一部分，这被看作学术机构中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教育学的实践者）的阴谋。因此，“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词语是一种比较隐晦的表达，它的意思是让美国回归其白人和基督教传统，把异教徒控制住。即使白人基督徒在人数上最终寡不敌众，但是，他们仍然坚定地认为，不仅在美国境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他们依旧处于政治食物链的顶端。
最近几任美国总统大多在结束职业生涯时，被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和不平等共生关系压制得疲惫不堪。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迫解除对金融机构的管制，限制工会成员，减少对富人的税收，削减对穷人的社会福利计划，增加国债，解除对工业的管制，削弱环境标准，扩大经济不平等，增加军费，削弱中产阶级。问题是这些总统在多大程度上顺从或抵制了这种压力。特朗普没有正式的意识形态，但时刻生活在用推特（Twitter）对事件作出反应上，他也看到自己的声誉岌岌可危。他也不是一个工匠（表现出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或直觉主义者。[3]
事实上，特朗普和其他民粹主义领导人反映出与黑格尔（Hegel，G.W.F.）在其《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中所描述的现代市民社会作为“精神动物王国”的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个王国中，人类只顾自己，而无法相互承认。相反，他们把对方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休迪斯（Hudis，P.）写道：
“特朗普被卸下一切伪装后，是市民社会中疯狂动物精神的代表。约翰逊（Johnson，B.）、博尔索纳罗（Bolsonaro，J.）、普京、奥班（Orban，V.）也是如此。他们是反映我们时代精神的一面镜子。资产阶级的社会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来证明它的衰败了。但它将继续存在，尽管现在界定它，它就像幽灵般的幻影，缥缈不定，难以捉摸，直到它被那些憧憬和打造非资本主义未来的人从场景中逼迫出来。”[4]
（三）紧缩资本主义
全世界许多关注阶级流动的人口机构仍然团结在一起，为满足这些人口的基本需求而忧虑——食物、住所和医疗保健——在所谓的紧缩资本主义时代正使他们越来越感到无能为力。[5]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部落仇恨文化中，产业工人、农民和正在崩溃的中产阶级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忍受新自由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无休止追求的冲击，因为资本主义的存在理由仍然是企业股东的收益率，达到华尔街设定的每股收益预期，为上市公司的公司监护人寻求最佳投资机会。在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新自由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力量正处于顶峰，那些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获利最多的人仍然没有被同情心所打动。除非是象征性的，利润很少被直接用于帮助穷人，而且大多数利润被用在对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基础设施投资。
资本主义的“武士阶层”是国家主义世界秩序的核心稳定力量，他们相信自己的天赋要比工人阶级高贵得多。他们并不理睬失业者和无保险者因异化和被遗弃而发出的绝望呼声——这些人被认为是在现实中与国家无关的人——这与资本主义的价值增值和利润积累的逻辑是一致的。任何来自资产阶级的悲伤的流露，往往只是虚假慈善或纯粹治国之道的表现。在中美洲日益衰落的工人阶级的城镇和工厂里，警戒线上站得腿酸的抗议者正以惊人的频率出现。寡头公司所在的国家认为，这些人不过是其产生利润的客观障碍。在文化领域，进化生物学开始挑战基督教作为提出道德动机的主要范本，但这两种方式都同样容易被资本主义企业的需要所劫持。
学生的成功毕业率不一定会改变那些在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受苦受难者的物质地位。迄今为止，公立和私立教育并未有助于建立平等、民主、包容和批判性占上风的社会秩序。大众的学校教育再生产了社会上的阶级和种族等级制度，使白人学生、富人和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本获得了更大的购买力，他们正在利用自己的权力、特权和财富重塑社会，以积累更多的权力和特权，并为自己创造获得更大财富的可能条件。面对美国巨大的收入和社会不平等，这显然令人反感，尤其是鉴于住宅区和学校变得日益隔离并区别对待，情况更为恶劣。
三、批判教育学的明确目标
批判教育学的明确目标是通过理解教育学与政治学交叉的各种方式，以及强调一切教育都是文化政治学的形式这一观点，从而创造自我和社会的变革。但是，批判的教育工作者并非是一个庞大而单调的整体。批判的教育工作者是社会主义者，或者强烈倾向于社会主义。但并非所有批判的教育工作者都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或者左派自由主义者。许多具有进步倾向的、批判的教育工作者寻求在现有的企业/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改革，而不挑战社会秩序建立的基本经济假设。有时，这种政治观点是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例如，我们不能等到革命发生后再进行必要的改革），而另一些时候，则是因为批判教育学投射出一个广泛的政治网络，愉快地容纳了各种中左翼和左翼自由派的立场。
许多即使不是最具批判性的教育工作者可能会支持下列进步主题：教育是一个社会政治进程，旨在创造批判性思考者，他们将被激励利用其批判性技能来创造一个公平和多样化的社会；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中心，一些最重要的学习理论包括杜威学派（Deweyean）、弗莱雷学派（Freirean）和维果茨基学派（Vygotskyian）的方法，强调社会互动和认知、对话、辩证推理、学生体验、交流、协作和社区建设；教育不能在政治上中立，必须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以建立一个强调人权和经济权利的公正社会。批判的教育工作者非常倾向于欣赏社会主义关于普遍控制资源和生产、公平分配资源、多元文化和妇女权利的愿景。他们认为，社会必须保障食物、住房、医疗和收入等方面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应当被写进宪法。教育应该是免费的，所有的学生因为学费而拖欠的债务都应该被取消。应终止矿物燃料污染，采用可持续能源系统。“从学校到监狱”的老路应该结束，同时也应该关闭从大规模监禁中获得经济利益的监狱工业系统。移民改革应该从废除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以及美国政府为将难民儿童与其家庭分开而设立的拘留营开始。应该赦免非法移民并为他们提供一条可行的入籍道路，其中许多人作为“额外人道主义”的例子，目前正被关在这些由政府管理的监狱集中营中。批判的教育工作者非常重视挑战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关注这种政策是如何由跨国银行和公司的利益驱动的。批判教育学听上去像是对应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发出的警报。批判的教育工作者理所当然地担心：声、电磁、红外、光电和雷达传感技术的进步，正在把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向监听部门的饥渴之手。批判的教育工作者支持土著群体的主权，为保护妇女的生育权利和结束劳动的性别歧视而斗争。他们还致力于重建劳工运动和增加工会成员。
四、基础层面：实践哲学
批判教育学是实践的哲学，实践者掌握教学和学习的过程，把它视为存在于全社会的强大经济与社会政治力量背景下反映个人政治与道德能动性的一种协商手段。批判的教育工作者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揭示了生产、道德、经济和认识论前提之间的持久关系，这些关系有助于形成占主导地位的教育话语、实践和价值观。他们通过发展和批判性地使用各种语言或可理解性系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女权主义理论、文化历史活动理论、批判种族理论）来完成一项任务，即阐明社会生活的解释是如何通过中介系统（语言、文化、话语、制度组织、社会政治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产生的，以及普通人如何能够对周围环境达到一种非同寻常的批判意识，并采取行动来改变他们的环境，使他们的身体、生存和智力的需求能够被更充分地接纳。批判教育学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框架，以说明在联邦、州或地方规定的课程中讲授的官方知识经常伴随的意识形态歪曲。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实践哲学，它有助于教师揭示和解释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政治维度的教条。批判教育学同时对词⑨与世界进行解读，它支持打破学科/学术边界并从事批判实践（crtical praxis）的想法。弗莱雷（Freire，P.）认为，发展批判实践的过程，意味着反思我们在世界中以及改造世界的经验和行动：
“在辩证思维中，言行是相互依存的。但是，只有当行动不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思虑，也就是说，当它不是与反思二元对立的时候，它才是有人性的。反思是行动的必要条件，它隐含在卢卡奇‘向大众解释他们自己的行动’的要求中，正如它隐含在卢卡奇赋予这种解释的目的中：即‘有意识地激活随后的经验发展’。”[6]
批判教育学鼓励人们“发展自己的能力，批判地认识他们存在于世界中的方式，以及他们发现自己的方式；他们不是把世界看作一个静态的现实，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现实”[7]。在弗莱雷看来，“我们知道自己是受条件制约的，但却不是被确定的”[8]。正如马塞多（Macedo，D.）所指出的，“客观性总是包含着一个主观性的维度；因此，它是辩证的”[9]。客观现实只有在你试图检验它时才有意义。否则，我们可以忽略它，或选择它的某些方面，以符合我们的主观愿望。客观现实常常被我们自己的、私人的和自我选择的观念所掩盖。虽然贫穷、痛苦和苦难的巨大世界似乎常常与我们“无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受更大现实的影响。不同之处在于，你在多大程度上跳出被择友、家人和活动像肥皂泡一样填满的主观世界，进而主动去了解个人主观世界之外的世界。精神分析学家荣格（Jung，C.G.）认为，人类的心理是由许多独立但却相互作用的系统组成的。[10]其中三个比较主要的系统分别是自我（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被称为“情结”（complex）——集中于某一单一概念的思想、感觉、态度和记忆的集合。然而，荣格和他的老师弗洛伊德（Freud，S.）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则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概念。这是一个与人类物种的其他成员共享的无意识水平，包括来自我们祖先和进化历史的潜在记忆。荣格表示，“（一个人）出生后所处的世界已经以一种虚拟的图像形式内嵌于他。”[11]
换言之，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层面，在无意识层面上，我们必定是世界的一部分。意识化的过程意味着把一些无意识的和“自然的”思想和行为拉到有意识的层面去接受批判性的审视。这个过程也可以解释为使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使陌生的事物变得熟悉。但是怎么做呢？这是一个将我们的研究方法与我们的研究目标和/或研究内容相匹配的问题。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没有最纯粹意义上的形式；“如果我们必须解释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形式就是内容的结晶和升华”[12]。即兴表演可以作为揭示我们潜意识思维的方法之一。在批判教育学和即兴表演之间有大量相似和重叠之处。
即兴表演领域的大师之一约翰斯顿（Johnstone，K.）和批判教育学的奠基人之一弗莱雷都谈到了意识、自发性、冒险、失败和对话。他们两人的工作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为了解释约翰斯顿和弗莱雷的理论/实践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区分两对术语：真实意识和潜在意识，以及纯粹（徒手）⑩的好奇心和认识论层面的好奇心。让我们把它们置于背景之中来分析。
杜德克（Dudeck，T.）认为，即兴表演系统，是关于如何表现得更明显，而不是努力表现得更聪明或过度思考你的反应；还有如何承担风险、自发地生活在当下，以及如何通过一个“可能性的循环”（circle of probability）吸引观众。[13]他写道：
“这是第一次有老师鼓励我去冒险且善意地对待我的失败；第一次接受我自发的冲动，而不是聪明或理智的想法；承认我的想象力，而不是我那社会建构的‘人格’，作为真正的自我；行为表现更加明显，因为努力寻找原创性的过程，只会隐藏真实的我。”[14]
杜德克又指出，自我意识和恐惧是对日常生活的社会建构反应，它需要被否定以便给想象留出空间，并且找到个人的真正意识。而对于弗莱雷而言，我们确实受到社会历史现实条件的制约，我们的真正意识来自于对这些限制的认识/意识。通过真正承认这些社会条件的制约，并且愿意无条件地向他人敞开自我（去爱他人和被爱），想象力或者创造力将蓬勃发展。弗莱雷随后采用“潜在意识”一词来表示我们“干预世界的本体论使命”[15]。
纯粹（徒手）的好奇心和认识论层面的好奇心的核心区别在于，“由自发或者几乎自发的教学实践所产生的知识是纯粹的，因为它缺乏反映主体的认识论好奇心的方法论严谨性”[16]。约翰斯顿的即兴表演系统的重点是追求纯粹的好奇心，这绝非坏事或者不必要，而是非常必要并且难以实现的。纯粹的好奇心和认识论层面的好奇心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善意的情感需要与批判的认识论相结合，否则，善意的情感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然而，如果批判认识论没有善意的情感相伴，没有触碰‘神圣’的能力，没有相信直觉和直面怀疑的能力，没有谦卑到知道自己会犯错，这些都是失败的配方。”[17]
约翰斯顿说，“除非你非常在意失败的事情，否则我认为你没有权利失败”[18]。我们认为，这是指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是对失败行为的善意处理。如果没有批判的视角，一个表演性的教学行为可能会变成一个纯粹而空洞的景象。[19]
实践哲学意味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思考与行动相结合。即兴表演是一种最自然、最诚实、最有力的实践/行动方式，与批判教育学一起，为批判性反思提供了机会，并为下一轮行动做准备。
五、意识形态层面：批判教育学的社会主义未来
有人认为美国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复兴。这无疑是一个过火的断言。虽然目前有不少于42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候选人在20个州竞选公职，但这些候选人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形式，跟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相比，其实更类似于社会凯恩斯主义（Social Keynesianism）。他们在政治上提出的社会主义愿景，意味着要向左翼的社会民主迈进，就像几十年前在欧洲取得的成就一样。在这一愿景中，所有的改革举措都是在现存的企业/资本主义秩序的范围内进行的。不幸的是，这一愿景目前正嵌入一个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进程，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空间，也没有像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所设想的那样，用社会主义版本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这是穿着进步自由主义服装的资本主义。但我们所需要的解决方案决不能留给资本主义市场来决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不正确的。灾难不一定包含自我克服的种子。我们需要根据21世纪所创造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从根本上来重新思考资本主义。
对于那些右翼人士，他们害怕批判教育学成为对美国青年进行社会主义灌输的一种形式。我想强调的是，批判教育学是一种邀请，而不是灌输。诺里斯（Norris，J.）引用沃特森（Watson，L.）的话强调解放的工作必须是互惠的：“如果你来帮助我，你是在浪费时间。但是，如果你的解放与我的解放息息相关，那么让我们一起努力。”[20]批判的教育工作者不会把他们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强加于学生，而是会创造相互尊重和理解的空间，以便讨论和辩论在更大的公共领域仍然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但是，如果社会要沿着自由的方向前进，他们就必须参与其中。在合作而非竞争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必须超越抽象的理论知识进行这些辩论，并且有目的地影响我们的政治现实要素，以创造有意义的行动和社会现实的替代方案，通过行动实践取向或者深度反思实践，给我们的公共现实带来新的生活。深刻地反思实践必然带来具体的团结统一。
如果我们在课堂上发挥创造力，这将意味着，例如，抵制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规则冷酷地强加于美国生活各个方面（工作场所、礼拜场所、学校到监狱的渠道、医疗保健、学校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公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几乎都在私有化，导致消费者公民意识和道德跌至底线。批判教育学致力于创造批判性的公民意识，打破你“无法与权威协商”的鸵鸟心态，结果在教育商业化趋势的控制下，从K-12一直到大学教育，包括营利性特许学校的恶意扩张，使你仍然深陷在消费者公民意识的熔炉中。因此，实践的批判教育学意义上的创造力要求我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创造力为谁？”“谁受益？”和“基于何种目的的创造力？”
我们在一个对话的空间里提出这些问题——这可能是一个K-12教室、一个法学院的研讨室、一个教堂的地下室，或者一个社区中心。对话的目的是使陌生的变熟悉和熟悉的变陌生——这是一种去掉文化适应，去掉赞美，去掉社会化，质疑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形式。但这是一个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过程，它并不遵循规定的步骤。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社会心理缓冲期，在这里，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放弃等级制度，教育者愿意接受学生的教育，当这种做法奏效时，它创造了一个极限空间，一个“假设”的“虚拟时刻”。如果世界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呢？如果这是一个充满欢乐、爱、希望和团结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充满危险、恐惧、仇恨和分裂的地方呢？社会对我做了什么？我喜欢什么？我想改变什么？我们如何重新进行社会化，以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世界，例如，资本不从劳动阶级流向富人？我们如何重塑自我，如何创造空间以便通过协商让我们找到在生活中有意义的东西？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含有教育学的维度。所有的交流都是教育学的。当我们在教室里看到国旗时，那是一种教育学，是爱国主义官方教义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与学生协商并共同构建课程。
资本主义，尽管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却只是构成这个世界的众多可能性之一。社会主义是另一种可能性。为何如此？当教育者开始与学生进行批判性对话时，它是由作为文化工作者的教师发起的。这个与学生共同建构课程的空间，采取了一些策略，如“异轨”（detournement）⑪的理念，由传奇的“字母主义国际”（Letterist International，LI）⑫创造，后来又经过“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SI）⑬改造。这是一种使主流社会反对自身的方式，与当代某些形式的“文化干预”并无不同。
在课程共建中与学生的提问式对话构成了一种性格教育学，使学生能够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对社会的更为正式的理解去解读世界与词，即辩证地理解自己和社会形态，以及他们的主体性，这使他们走向一条解放的道路，一种变革的社会行动形式，一种以不同方式建构自我和社会的方式，一种尊重多样性、平等、缔造和平和保护生物圈的方式。这与弗莱雷所批评的传统灌输式教育相反。在这种教育模式中，知识被储存在学生的大脑中，作为让他们学会“正确”方式的一种社会化手段；也就是说，以技术官僚的、可量化的方式学习，使他们学会接受主流价值观、道德观，行为准则和精英统治的神话。
这就是赋权的真正含义，这个词不幸地被企业文化所劫持，就像美国前总统里根（Reagan，R.）劫持“革命”一词一样。我们所说的“赋权”是一种干预，它主要体现在人权、平等和社会正义等许多方面。我们还必须强调，我们把反法西斯和亲社会主义放在首位。我们发展了一种批判教育学，称之为“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它是针对批判教育学已经被简化为与学生进行“感觉良好”的驯化对话的批判形式。“革命性的批判教育学”是由对种族和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所支持的，并且朝着一个可行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在一个劳动力需求随着技术发展而下降的经济危机中，实际工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而趋于固定，工资增长相对于经济创造的总价值下降，这导致了工作环境的恶化。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批判教育学鼓励学生成为批判的、有创造力的、积极的公民。批判教育学因新自由主义、威权式民粹主义、极右势力以及批判教育学内部各群体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均对其社会主义未来愿景的持续发展构成了难以克服的障碍。虽然不能保证批判教育学会占上风，但要实现可持续的社会主义未来，就必须继续为社会主义未来而奋斗。
注释：
①“煤气灯式心理操纵”一词源于1938年英国的舞台剧《煤气灯下（Gas Light）》。它意指从心理上去操纵说话的对象，以至于他们怀疑自己是否精神正常。说话者往往语气相当自信，不断否认、批判谈话对象对现实的感知、感受、记忆等，使对方产生自我怀疑，甚至质疑自己是否精神正常。这是一种试图去改变他人对现实的认知，以实现操控对方行为的手段，是一种典型的心理暴力或洗脑形式。——译者注
②“另类事实”是指新闻媒体常常会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认知能力以及立场，对事实进行选择，将自己希望表达或者突出的内容进行特别处理。通过不断的选择、强调，甚至排除，生产出具有选择性事实的新闻。——译者注
③红迪网是总部位于美国的匿名社交网站，是美国流量最大、用户最多的社交网站之一。——译者注
④4chan网是一个完全匿名的网上综合讨论区，用户遍布全球，但大部分来自欧洲和美国。——译者注
⑤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时与其支持者头戴印有“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红色棒球帽（红色代表美国共和党，即Republican Party），此处是作者采用隐喻的修辞手法对特朗普进行讽刺。——译者注
⑥“墨菲斯托菲林”是德国传说中的魔鬼。歌德（von Goethe，J.W.）的著名诗剧《浮士德（Faust）》中的魔鬼名为“墨菲斯托”（Mephisto），亦即“墨菲斯托菲林”的简称。——译者注
⑦王鱼，意指首领或掌握绝对权力的人。——译者注
⑧印第安人认为“Great Spirit”是世界和一切生命的源头，能给予印第安人的子孙以必要的启示和指导。它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天爷”或“苍天”，而不是西方拟人化的“上帝”。——译者注
⑨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中把“词”（word）视为对话的精髓，“我们在词身上找到了两个方面：反思与行动……真正的词同时也是实践。因此，说出一个真正的词，就意味着改造世界”。详见：Freire，P.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50th Anniversary Edition）[M].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8：87.——译者注
⑩弗莱雷用“徒手”（unarmed）一词来澄清“纯粹”的含义。详见：Freire，P.Pedagogy of Freedom：Ethics，Democracy，and Civic Courage[M].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1：37.
⑪“异轨”是情境主义国际的领军人物德波（Debord，G. E.）提出的概念。它是指对各种文本、图像、音轨、电影作品等进行匿名的自由挪用，以此来实现超越资本主义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统治的真正的交流。德波指出，“异轨是引用的反面，是时刻做假的理论权威的反面……是反意识形态的畅通语言”。参见：德波.景观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131.——译者注
⑫字母主义国际是1946年在法国巴黎成立的一个政治与艺术团体。字母主义最早是由伊索（Isou，I.）于1945年发起的前卫艺术运动。而由德波创立的字母主义国际则是在反对伊索的字母主义运动基础上建立的团体，其理论更接近于后来的情境主义国际。字母主义国际提出的“心理图像”（psychogeography）、“漂移”（derive）、“异轨”等概念，都在后来的情境主义国际中有所发展和运用。参见：张颢曦.情境主义国际：尚未结束的乌托邦[J].新美术，2013（2）.——译者注
⑬情境主义国际是由德波于1957年在法国巴黎创立的政治与艺术团体，后于1972年解散。其主要代表人物德波的著名论著《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和范内格姆（Vaneigem，R.）的《日常生活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深刻影响了后来的鲍德里亚（Baudrillard，J.）和哈维（Harvey，D.）等人，成为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性学术资源。情境主义国际明确阐释了“建构情境”（constructed situation）的概念，即“由一个统一的环境和事件的游戏的集体性组织所具体地精心建构的生活瞬间”。“情境主义”这一概念就是从这个核心概念而来的。参见：姚继冰，张一兵.“情境主义国际”评述[J].哲学动态，2003（6）.——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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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s to and Possible Future for Critical Pedagogy
Peter McLaren & Wang Yan
Abstract:Critical pedagogy remains a controversial approach to education worldwide it does seek to resolve contradictions through dialectical reasoning, through the negation of the negation, through challenging the disciplinary modalities of domination within capitalist societies. Critical pedagogy i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Authoritarian populism. The manifest goal of critical pedagogy is to create self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various ways that the pedagogical and the political intersect, underscoring the standpoint that all education is form of cultural politics. Critical pedagogy is a philosophy of praxis whose practitioners grasp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s a means of negotiating one's political and moral agency within the context of powerful economic and sociopolitical forces that exist in society at large. Critical pedagogy is underwritten by a Marxist analysis of race and class, and arcs towards a viable socialist alterative to neoliberal immiseration capitalism. Critical pedagogy encourages students to become critical and creative activist citizens.
Key words:critical pedagogy; populism; nationalism; capitalism; challenges; future
责任编辑：黄丽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