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高书国
摘 要：家是国之基，国是家之本，家庭教育是正家立国之根本大计。伴随家庭教育的春天正在到来，家庭教育呼唤现代化家庭教育理论。当前，中国家庭教育研究理念滞后、理据不足、理性缺乏、理论薄弱，存在的碎片化而非系统化、感性化而非理性化、重诠释而非重创新、重观念导向而轻实际操作的现象比较严重。深入分析其成因，在学习中借鉴，在继承中发展，通过对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理论和西方家庭教育理论的批判性吸收，重生价值，重建体系，重构理论，打一场新时代中国家庭教育理论建设的“八年抗战”，以实现中国现代家庭教育理论的创新和理论自信。
关键词：家庭教育；理论缺失；构建策略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的现代化启于家庭和家庭教育的现代化。我们将家庭教育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的知识传授、情感交流和文化影响活动。现代家庭教育具有文化习俗传承的原生态性、现代教育理念与技术影响下的时代性、教育与被教育对象角色转化的多向性、家庭成员持续集体学习的终身性。[1]
清朝思想家阮元曾说：“正家，而天下定矣。”[2]家是国之基，国是家之本。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i Morgan）认为：家庭是一个能动的因素，它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形态进到较高的形式。只有按照一定社会规范建立起来的两性关系才具有婚姻的意义，才能构成家庭。[3]家庭是定国之基，教育是正家之道，家庭教育是父母的天赋权力和天赋责任。今天，我们常说家庭教育的春天来了，但是家庭教育理论之花尚没有普遍开放。中国家庭教育的种子在何处？中国家庭教育理论之魂又深藏在哪里？《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研究已经进行了若干年而尚未发芽出土，其主要原因是家庭教育立法缺少必要的理论和法理支撑。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家庭教育现代化的新时代，面临着理论构建、理论创新和理论自信的新课题。
一、中国家庭教育理论发展阶段研判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家，而家庭是文明的核心，家庭教育则是核心中的灵魂。中国家庭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农业文化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家庭教育理论自恰阶段”（周朝-1919年）；二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时期“家庭教育理论失范阶段”（1919-2012年）；三是工业文明成熟时期“家庭教育理论重构阶段”（2012年至今）。
（一）家庭教育理论自恰阶段（周朝-1919年）
与西方国家人本思想不同，中国是一个“家本”国家。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农业社会，以儒家礼学思想为导向，建立了以忠孝为核心，以礼教为表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互统一、相互联系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用汉朝时代黄石公先生的话说即是“道、德、仁、智存于心；礼、义、廉、耻用于外；人能志心笃行，乃立身成名之本。”[4]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告诉世人“：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大学》集中表达了中国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在内的目标设计：“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此，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所有君子儒士的个人理想和国家理想。《孝经集传》认为：孝者序也，教即礼；长幼之序，国之序。“周公以爱敬为道德之原，豫顺为礼乐之实。”古之以孝德而王天下者莫舜若也。孝为三重作用，即“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事亲、事君、立身三者为一体。所以“君子修德敬身为贵也。”中国古代“素成胎教之道”，子孙婚嫁必择孝悌。特别强调“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教，与国人交止于信。”中国古代形成了以教为核心的家庭教育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所以包括：子之教，父之教，臣之教，君之孝，“故曰，‘天子者天之孝子也’”，“天子以孝事天下”。[5]
以忠孝为核心，以礼教为表征，其教育的内在逻辑是“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个人成长和国家治理的目标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自恰关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双向循环，目标自恰，逻辑自恰。加之科举考试制度之下，社会阶层正常流动，形成一种人才辈出的体制与机制。从周朝到近代，中国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国家治理、科学发明和艺术文化方面的栋梁人才，建立了一个文明中国、文化中国和富裕中国，从1400年到1820年长达420年间，中国一直保持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中心地位。
（二）家庭教育理论失范阶段（1919-2012年）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入德先生和赛先生，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包括传统以忠孝为核心的家庭教育思想成为一种落后思想的代表。尽管学者们也翻译了大量当代西方国家家庭教育论著，研究了世界各国家庭教育思想和发展历史，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被否定、被颠覆、被抛弃，中国家庭教育在泼掉脏水的同时将孩子也泼掉了。
进入当代社会，学校教育的强势发展，从制度和体制上冲淡和消弱了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功能，家庭教育被长期边缘化。从1950年到2010年，近60年中国家庭教育研究缓慢得近乎停滞，成果短缺得几乎断线，与发达国家在家庭教育理论建设方面的差距明显拉大。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研究者学习借鉴了大量西方家庭教育理论著作，但是许多翻译成果或是食洋不化；或是全盘西化；或是成为某些学者拉大旗作虎皮的招牌；或是成为某个幼儿园谋取社会知名度的旗帜。
家庭教育理论失范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以封建礼学为基础的家庭教育体系被彻底打破，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理论的根基，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失去了原有的灵魂。第二，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传统家庭教育理论、思想、内容和方法与现代社会和现代家庭经济社会发展、人的成长与培养目标之间相互错位，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理论失去了整体存在的合理性；第三，迅速变革的中国社会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变迁，家庭成员参与教育能力提升，家庭教育需求与功能变迁，家庭理论的适应性面临巨大挑战，理论重构的历史性任务迫在眉睫；第四，理论缺失是中国家庭教育面临的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西方家庭教育理论、模式与方法面临水土不服和中国家庭教育理论成果的本土化问题并存。
（三）家庭教育理论重构阶段（2012年至今）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6]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和家庭教育。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7]新时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家庭教育的基础性作用、战略性地位不断上升，家庭教育成为未来中国教育新的重要的增长点。
中国家庭教育理论进入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家庭教育理论从失范到规范的新时代；一个中国优秀家庭教育理论发扬光大的新时代；一个家庭教育理论集成创新的新时代；一个中国特色家庭教育理论自信重构的新时代。
二、中国家庭教育研究中的理论缺失
理论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概念和原理的体系。理论缺失是家庭教育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是家庭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补上的一个短板。在研究过程中，理论缺失主要表现为理性缺失、理论失效、理据缺乏。
（一）理性缺失：家庭教育理论研究感性化而非理性化
家庭是一个有情感、有温度、有个性的地方，而家庭教育研究离不开对于共性与规律的理性思考。当前，家庭教育理论与方法研究篇目比较多，但影响度不高。本人以家庭教育为主题在“知网”检索出27997条相关信息，其中有6670篇家庭教育的论文，其他均为与家庭教育相关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留守儿童、家校合作、家教指导等方面的文章。在6670篇论文中，大体上有98%的文章从来没有被人引用过，2%的文章仅被引用过1次，被引用率超过两次的不到1%，6670篇论文中只有2-3篇最多被引用过7次。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家庭教育研究个性有余、共性不足；感性有余，理性不强，整体上理论水平不高。另一方面说明，研究者多局限于个人体验，仅仅始于家庭教育重要性的分析，在很少可见的问卷调查中也常常陷于数据的浅层次说明，而缺少对数据关系的分析和理论拓展与提升。
人们常说，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世界上只有一个哈姆雷特——那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标准的哈姆雷特”。当代中国建筑堪称“中国速度”，一是有高水平的设计系统，二是有高质量的建筑标准件，前者解决整体设计问题，后者则解决建设时效的问题。中国家庭教育理论既缺少设计系统，更缺少具有学术共识的“预制板”和“标准件”。家庭教育研究者不在同一概念、同一平台、同一语境下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而是各说各话、自说自话，有的甚至占着“嘴巴大”的优势不停地说胡话。没有系统设计，没有标准件，只有砖头甚至沙子，中国家庭教育的理论大厦如何构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两个常用的方法：一是隐喻，二是实证。整体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科学特别是家庭教育的研究方法是运用隐喻而非实证。这种隐喻多于实证的方法，更多地表现为感性化的个人体验，而不是理性化的普遍实践。
（二）理据缺失：家庭教育理论研究碎片化而非系统化
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是人类理性发现的产物，理论依据是理论层面的依据，是理论客观性、真实性、可信性的基础，是理论合理性的必要条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家的解释是：“家，居也。”左丘明在《左传》中更为深刻地提出“：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谓夫妇也。”家既有物质属性、经济属性，更有生命属性和文化属性。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初步形成了以忠孝为核心，以至善为本源，以个体体验、经历和故事为载体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进入现代社会，传统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被打破，中国的家庭教育理论的形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散见于名人著作与论述之中；二是多见于家训家规之中；三是存在于史学家的历史记录之中。历史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家庭教育思想和研究成果。从孟母三迁到《三字经》，从诸葛亮的《诫子书》到张奂的《诫兄子书》，从清朝康熙年间的《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到清朝末期的《教女遗规》，①从朱柏庐的《朱子家训》到曾国藩的《家书》，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明朝黄道周先生的孝道集成之作《孝经集传》，千百年来我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家庭教育成果，构成了中国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传统的家庭教育理论框架对于进入21世纪的中国来说不能完全适用。
20世纪初是中国家庭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高潮期。1914年，顾树森先生著有《蒙铁梭利女史新教育法》；1925年，陈鹤琴先生出版《家庭教育》成为现代中国家庭教育标志性的成果。1936年，程其宝等人合编《教养合一之新教育》。1950年后，家庭教育领域成为“一片沙漠”，除了傅雷先生的《傅雷家书》，没有太多的新鲜成果。1980-1990年代，许多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卢梭的《爱弥尔》、马卡连卡的《家庭和儿童教育》、皮思科博士的《皮思科育儿经》等著作。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五年，家庭教育论著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出版了《家长教育学》（赵刚，2010）、《家庭教育心理学》（庞海波，2011）、《家庭改变儿童——当代儿童家庭教育专题》（王小英主编，2015）、《中国家庭教育研究文库》（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等众多家庭教育研究成果。
总体看来，中国家庭教育的研究成果算不得少，但是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这些成果就仿佛是万里海岸上散落的珍珠，加之时代变迁、思想落后、理论陈旧，就整体和历史地看，分散而缺少集成，自说自话多而研究共识少，缺少对家庭教育特点与规律的把握与揭示，碎片不少而体系未成。
从理论系统集成角度分析，一方面，我们缺少对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家庭教育理论的系统收集与分析；另一方面，缺少对中国家庭教育思想、理论的集成；再一方面缺少对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经验的摒弃和世界先进教育的借鉴与创新。由于研究的理据缺失，中国家庭教育理论建设缺乏必需的实践依据、数据依据、事实依据和论证依据，理论体系难以构建。因此，这里我们贸然下一个结论：中国现代家庭教育理论无论是引进还是创新都是碎片化而非系统性的。
（三）理论缺失：家庭教育理论研究重诠释而非重创新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学术理论大成之作《大学》的一个核心思想，也是中国家国关系和家庭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古人之论、名人之论、哲人之论是中国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三大重要来源。可惜的是，家庭教育研究者常常止于古人之论、名人之论和哲人之论，采用的方法是重依尊传统而非研究现实，追求的目标则是前人思想的诠释而非理论的创新。
传统士大夫是中国古代学术界的主流，也是家庭教育论著的主要作者。中国有丰富的家训家规，构成了以家族成员为教育对象、以劝诫惩诫为手段的家庭规则体系。孔子家有《孔氏祖训箴规》，颜之推有《颜氏家训》，阐释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这些箴规和家训最初多是集于一个封闭的家庭，而后被广泛推广，从一个族群对后子的期望转变为世人教育孩子的行为引导。多贵族而少百姓、多名士而少平民，在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整体实践与理论构建中体现出家族化趋势胜于大众化的特点。
回顾中国家庭教育研究和理论构建，陈鹤琴先生的《家庭教育》（1925），依据儿童学习的性质和原则，通过长期观察，实证性呈现了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今年是2020年，将近100年，其在家庭教育研究方面的权威性至今无人超乎其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代家庭教育研究缺少坚持数年观察与实验的实践活动，自然达不到对规律的认识和理论的提升。
理论的价值在于把握规律和指导实践。无论是传统家庭教育研究还是现代家庭教育研究，重价值引导轻实际操作成为最重要的短板，既有研究理念的问题更有研究方法的问题；讲求逻辑推理而缺少必要的研究工具。研究人员缺少先进的中国家庭教育的统计工具、调查量表和指标体系，所产生的理论研究成果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推论到推论。理论浅尝辄止，而非入木三分地对事物本质的深刻把握和对家庭教育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很难有顶天立地之作！
三、中国特色家庭教育理论构建的基本思路
家庭教育理论是一种系统性科学。中国拥有优秀的家庭教育理论与文化，中国特色家庭教育理论创新需要基于中国本土，并在批判、扬弃与继承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理论和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优秀的家庭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关于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以阐释、评价、修正、拓展为手段，结合21世纪家庭教育发展趋势与需求，通过批判性检验和充分的论证方法，揭示家庭普遍规律，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教育理论体系。
美国印第安大学斯坦纳教授在《理论构建方法论》一书中提出理论构建的两个过程：批判与建构。她提出理论构建的实质一步是批判。理论的批判由阐释与评价两个环节构成，只有科学、准确地阐释，才能准确有效地评价，通过评价得其得失、得其优劣，推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理论的构建包含修正与拓展两种模式（图略），其一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对现有理论进行修正、完善和系统化；其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向新的理论空间进行拓展、延伸和创新——在批判中创新、在创新中建构。
百多年前，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列宁曾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理论是人类对于主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解和系统论述，是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正确的理论是客观事物本质与规律的正确反映，对于人类生存、生产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一）马克思关于家庭的理论与当代中国家庭教育实践相结合，体现理论性与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实践的、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和科学性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家庭和家庭教育研究，明确提出“两种生产”是家庭产生和发展的动力，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提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8]同时，马克思认为应该“根据现有的材料来考察和阐明家庭，而不应该通常像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和阐明家庭。”[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的，是把这些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不了解、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937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论述了理论创新的认识论过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21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网络化趋势日益明显，家庭结构具有小型化、少子女、老龄化特点更加凸显。新时代家庭教育理论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及家庭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紧密结合当今家庭发展特点和趋势，实现马克思关于家庭的理论与当代中国家庭教育发展趋势特点相结合，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
（二）传承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理论与借鉴西方家庭教育理论相结合，体现继承性与批判性
中国家庭教育理论中的修身教育、因材施教的理论与思想，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父为子师的观念与方法，都需要在现代家庭教育理论研究中加以传承。同时，更加理性地分析批判中国家庭教育中父为子纲、望子成龙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等陈旧思想，实现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让孩子自由发展是西方家庭教育理论核心之所在。卢梭提出自然主义的教育思想，主张更加注重儿童当下的现实的幸福，更加关注儿童的自然天性，把生命成长的权利还给儿童。“儿童中心”的思想成为主流的教育哲学思想。瑞典教育家爱伦·凯发表《儿童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声讨传统的旧教育思想和制度，并宣示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儿童就是进步本身，儿童天性中有“至善”，教育的使命要促进儿童生命的自由发展，成为独立的自由的人。在蒙台梭利看来，幼儿不仅是个肉体的存在，还是精神的存在。儿童不仅有其已然存在的心灵世界，而且还拥有自身生命的秘密，也就是生命发展的潜在能力。西方家长希望并相信孩子具有独立研究和动手能力，能以宽容的心态去营造一种利于培养孩子创造力的环境和氛围。成人的任务是去了解生命成长的秘密和需要，尊重儿童、理解儿童、帮助儿童。学习借鉴西方家庭教育理论，要避免照搬照套，更不能全盘西化，需要在批判中借鉴、在借鉴中吸收、在吸收中创新，实现世界各国各种家庭教育理论与文化相互交流、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取长补短和创新发展。
（三）经典家庭教育理论方法与现代技术理论方法相结合，体现融合性与拓展性
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并行不悖，理论创新有赖于方法创新，方法创新支撑理论创新。家庭教育是一门非常复杂的社会科学。传统家庭教育理论包括许多经典理论的研究方法，包括精神分析学派、习性学派等理论，大都以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为主，而缺少家庭经济学、家庭历史学、家庭生态学以及实验科学、脑科学和大数据的参与和支持。德国学者在《批判理性论》中指出“科学既非通过借助演绎法从显明直觉推导可靠真理，亦非用归纳法从显明知觉推导此类认识而进展，而是毋宁通过思辨与合理论辨，通过建构与批判”。[10]家庭教育经典理论必须深入现代儿童发展学、现代心理学、新型脑科学等新兴科学技术，通过批判与重构，创新理论思维模式、理论体系框架和理论表态方式。
人类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浪潮更加猛烈地席卷全球，5G技术将爆炸性成长，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和网络学习全面走进家庭，电脑网络、通讯网络和媒体网络深刻地改变着家庭生存环境、家庭关系和家庭文化形成过程，家庭教育的理念、内容、方法与模式都在经受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和洗礼。与其他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家庭教育理论创新必须而且必然与现代技术紧密结合，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构建起21世纪基于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全方位、综合性、立体化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
（四）挖掘传统家庭教育理论与拓展更大理论空间相结合，体现本土化与国际化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拥有丰富多彩的传统家庭教育理论思想的宝库，从中国家庭教育中的以德为先，到西方家庭教育中让孩子自由发展；从中国家庭教育中以礼为要——从家庭伦理到社会秩序，到西方家庭教育中法治精神——从自我约束到公民社会，都是人类家庭教育发展的理论经典。这一切都需要在深入挖掘的基础上完成一个中国家庭教育本土化的过程。本土化理论研究需要本土化实践，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家庭群体、世界最大规模的家庭教育实践过程，应该而且必须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教育本土化理论。
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理论构建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是一项并行不悖的原则。本土的就是世界的。一方面，我们坚持本土化思想与本土化创新相配合；另一方面，我们也坚持国际化思想与国际化标准相结合，采取运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学术标准和学术语言，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和愿意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学术理论思想。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拓展中国家庭教育理论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家庭教育研究者要有责任、有信心、有担当，创造出基于中国本土实践、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视野和世界水平的现代家庭教育理论体系。
四、中国特色家庭教育理论建构的对策建议
中国家庭教育理论构建的困境在于：一方面，想捡拾起传统的理论体系，但以农业社会为背景、以传统思想为基础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并不完全适用于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和21世纪未来的中国与未来的世界；另一方面，想学习、借鉴甚至依托现代发达国家家庭教育理论，构建中国现代家庭教育理论体系，但是国际的经验又水土不服，缺少必要的文化基础和民意基础。中国家庭教育理论构建的唯一出路是：价值重生、体系重构和理论重建。
（一）改变思维方式，建立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
从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家庭教育经历了“唯家庭教育是教”的第一阶段；进入农业社会又经历了家庭教育为主、学校教育为辅的阶段；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是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为辅的阶段；现在则处于“唯学校教育是教”的尴尬阶段；未来需要进入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共同发展，共建共育的新阶段。[11]
以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特别是家庭教育重要论述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教育理论。“家”是家庭教育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12]家庭教育，家庭既是主角，更决定了教育的内容、模式与方法，确定了其教育对象、教育空间、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质的规定性。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i Morgan）认为：家庭是一个能动的因素，它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形态进到较高的形式。只有按照一定社会规范建立起来的两性关系才具有婚姻的意义，才能构成家庭。[13]家庭教育的实践证明，有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有一千个家庭就有一千种家庭教育。现行的家庭教育研究，常常将家庭视为一个静态的变量，而不是动态的变量来看待，进而将“家庭”泛化、淡化、虚无化，甚至会出现一种无视家庭的家庭教育理论。这样的研究必然导致研究理论远离家庭教育实践，形成一种空洞而用处不大、无人过问的理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一样：“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14]家庭确定了其教育质的规定性，规定了教育的对象、范围、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离开了这一确定的空间，家庭教育将不复存在。家庭是家庭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最大变量，更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变量。家庭教育以血缘为纽带，原生家庭决定家庭教育的品质与层次。中国家庭小型化、核心化、多样化趋势直接影响现代家庭教育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方式。
家庭既是人的身体居所，更是人的心灵归宿。要让心回归家庭，首先教育要回归家庭。家庭教育一定要回归家庭，坚持儿童优先原则，建立以家庭研究为基本、以教育研究为本位、以现代技术为支撑、学科融合发展相互促进的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框架。
——家庭教育必须回归家庭。家庭是家庭教育质的规定性，也是家庭教育存在的物质、文化和人文基础。分析家庭形态、家庭生态和家庭状态，是探寻家庭教育发展特点与规律的基础。
——坚持儿童优先原则。儿童是家庭的未来，是民族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儿童是家庭教育的第一主体和受益者，服务于儿童就是服务于家庭、服务于国家。
——以教育研究为本位。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核心词，家庭教育既有其不同特点和特殊规律，又有其作为教育的共同特点和共同规律。正确把握和处理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是研究家庭教育的关键所在。
——以现代技术为支撑。建立以实证为基础的现代家庭教育理论，需要依靠现代医学、现代心理学、脑科学，依靠互联网、大数据等网络技术，依靠持续观察、科学实验、追踪研究等现代研究方法，并形成技术支撑体系促进现代家庭教育研究。
——以学科综合促发展。要告别传统单一教育学为主体的家庭研究范式与方法，集合不同学科专家学者共同开展合作研究，针对家庭教育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集体攻关，长期不懈地开展追踪研究、持续研究，探索家庭教育规律。
（二）回归中华文化，挖掘光大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理论
中华家庭教育文化是一个宝库，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帝国积累下丰富的家庭教育文化和理论资源。回归中华文化是增强中国教育自信的重要途径，优秀的家庭教育传统也是推进中国家庭教育现代化的巨大动力源泉。对于传统教育文化可采取三种方法：一是全面继承、发扬和发展中华家庭教育优秀文化——这些文化反映了人类家庭教育的共同成果，具有普遍意义和共同价值，也将是新时代中国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分离、扬弃和改造传统家庭教育中有价值而又存在糟粕的部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三是抛弃传统社会家庭教育封建的、殖民的、过于西化的理念、理论与方法，净化家庭教育的理论环境。为此，我们建议组织出版《中国古典家庭教育大系》，为中国现代家庭教育理论寻找定位、提供资养。
（三）开展分层研究，构建系统集成的家庭教育理论研究模板
学术研究不仅有学问之术，更有学问之道。《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家庭教育理论研究体系庞大，长期欠账，短板颇多，因此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家庭教育理论与科学的探索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既然科学发现是科学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要理解和把握这种‘神韵’的产生过程，肯定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显而易见，关于科学发现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尤其是从理论角度进行探讨，因为这势必要涉及到科学发现的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15]理论研究要采取“知难行易”的策略与方法，一场战役一场战役地打。针对所要系统地开展家庭教育的战略研究、政策研究、基础研究以及策略与方法研究，采取“顶层设计、分期施工、分工合作”策略，发挥持久战精神，再打一场新时代中国家庭教育理论建设的“八年抗战”。
正确处于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联系、相契合、相配套并形成体系，是理论研究成功的关键。由于家庭与家庭教育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难以测量性特点，必须创新理念、创新思想、创新工具，才有可能取得创新成果。从演绎的角度来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归纳的角度分析，万物生三、三生二、二生一。一是什么？“一”是道，“一”是规律。
构建家庭教育理论的知识体系——多建标准化的“预制板”。在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认为，“概念和基本原理都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一切概念，甚至是那些最接近经验的概念，从逻辑观点看来——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16]——这种约定成为研究者的共识，也是理论研究的基石。家庭教育理论如同一座大厦，要建大厦必须先打基础，准备好预制板——这些预制板就是家庭、社会以及学术界对于家庭教育的理论共识，甚至是理论构建的“标准件”。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社会学教授德尔伯特·C·米勒（Dellber C. Miller）准确地阐述了概念与理论构建之间的关系：“概念定义和理论建构携手成为科学研究统一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要领分析是一个使科学探究的进程在理论上达到顶点的阶段——一个基本的必需的阶段。伴随着行为科学中对‘理论’这一述语越发独特的理解，要领因此成为理论或理论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元素。要领要素越精确和精炼，那么理论也就越精确和精炼。”[17]只有制作精良的预制板，才有可能搭建高质量的学术大厦。为加快中国家庭教育理论基础建设，我们建议组织编写《中国家庭教育大词典》；组织支持高水平专家研究出版：家庭学、家庭生态学、家庭教育学、家庭教育心理学、家庭教育社会学、家庭教育经济学、儿童发展学、父亲学、母亲学等著作，在追求家庭教育论文、论著量的增长的同时实现理论研究质的提升。
（四）开展跨学科研究，促进家庭教育学科融合和理论创新
儿童发展具有综合复杂性，家庭教育具有综合复杂性。《21世纪学习的革命》一书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是：“把知识划分为单独的类别或学科的整个思想起源于来里士多德。把人类经验划分成学科的做法早就过时了，甚至有碍创造性洞察力的发展。”[18]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是未来学术的发展方面，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研究路径之一。
要让科学研究系统的研究人员构建一种自组织系统，其研究成为自组织行为。每一个研究人员都用自我智慧与知识，搭建起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的阶梯。当前，面对家庭教育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组织跨学科专家开展合作研究，从生理学、生理学、家庭学、家长学、教育学、学习学等方面进行研究。重视家庭与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重视家庭与教育相互作用的机理研究，重视家庭特点、类型、文化的研究，分析家庭教育类型与孩子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在跨学科合作研究过程中，要防止“一学独大”，避免“学术山头”和“学术霸权”。
（五）政府提供支持，完善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和服务体系
家庭教育理论研究的任务十分艰巨，永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同样，做好家庭教育理论研究也需要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参与。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主要明确家庭教育发展方向，研究家庭教育发展规划，创设家庭教育发展环境，提供家庭教育发展政策资源、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在家庭教育研究中，政府可以从发布重大研究项目、提供研究资源、搭建研究平台、提供研究数据等多方面，进一步完善家庭教育研究服务体系。同时，在高等学校增设家庭教育专业，增加设置硕士点和博士点，扩大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培养新生代的家庭教育研究力量。
今日之时代非昨日之时代，今日之教育更非昨日之教育。需要强调一点的是：理论建构不仅要有科学性、系统性、完善性，更要有创新性和可接受性。
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样，在家庭教育理论创新方面，中国的教育理论工作者要善于研究家庭教育理论的普遍问题，构建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价值、体现共同关注、体现中国精神、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可接受性强的理论体系，从而发现和提示普遍规律，学会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把中国教育故事和教育理论讲出去，为家庭教育健康发展、为培养振兴民族振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贡献，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教育的理论自信。
注释：
①该书虽然提出“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亦无可以不教之人，而岂独遗于女子也”的历史一问，但其教育思想、理念与做法基本是封建性的，而且糟泊颇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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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51.
[3][13]王小英.家庭改变儿童[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1.
[4][汉]黄石公.素书[M].东篱子，解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92.
[5][明]黄道周.钦定四库全书：教经集传[M].北京：中国书店，2018：17-25.
[6]习近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9/29/c_1121747887.htm.
[7][14]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2-10/8145929.shtml.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
[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EB/OL].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65327045/.
[10][德]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批判理性论[M].朱更生，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46.
[11]高书国.新时代家庭教育趋势与特点[J].中国国情国力，2019（9）.
[12]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EB/OL].
[15][16]李醒民.科学的革命[M].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201-203.
[17][美]德尔伯特·C·米勒（Dellbert C. Miller），内尔·J·萨尔金德.研究设计与社会测量导引（第6版）[M].风笑天，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23.
[18][美]阿克夫，格林伯格.21世纪学习的革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4.
The Theoretical Lack and Self-Confidenc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Family Education Research
Gao Shuguo
Abstract:The family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country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family, and the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pla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amily. With the coming of the spring of family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calls for modern family education theory. China’s family education research concept becomes out of date, with lack of reason, lack of rationality, weak theory, the existence of fragmentation rather than systematization, sensibility rather than rationality, interpretation rather than innovation. Emphasis on concept orientation rather than practical operation phenomenon is seriou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nnovation and theoretical self-confidence of Chinese modern family education theory, the author deeply analyzes its causes, draws lessons from the study and develops in succession, through critically absorb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education theory and Western family education theory, re-establishing the system, reconstructing the theory, and making a “eight-year war of resist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family education theor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family education; lack of theory; construction strategy
责任编辑：王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