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全球教育展望》2020年第6期 作者：张礼永
摘 要：中国先民早就知晓了洒扫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子夏等人认为它在教育上别有价值，然孔门内部对此也有分歧。千载之后的二程与朱熹持调和论，指出“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解决了纷争。同时，朱熹将其写入学规，成为不少私塾的教育内容，奠定了后八百年的基调。新式教育制度兴起之后，时贤除了注重其在道德上的功用之外，还以卫生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觉其有可改进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基于培养新型劳动者的需要，洒扫亦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在小学语文教科书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可惜最新的“统编本”有所弱化。在今日，洒扫可以衔接家务劳动与校务劳动，让学生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养成尊重劳动者的意识，育成刻苦勤劳的美德，只是训练方面需要得法。
关键词：洒扫；卫生；劳动；教育；道德
日常生活若离开了洒扫，根本无法想象，学校也是如此；只是校内的洒扫并不纯为清洁，应该还有点什么，可是清楚之中似乎又有点茫然。或许有谓，为何要去求得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的那一层呢？这思路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自寻烦恼。批评有一定道理，然李渔（1611—1680）云“洒扫中亦具大段学问”[1]，数千年来的儒家学者对此实有不少阐发，本就是一笔宝贵的教育财富，惜乎缺少总结；加之今日学校教育于此方面有了新表现，是进步，还是退步，亦需要审视，故实有联合讨论之必要。
一、学术史的回顾
日本学者曾言：“要探明教育用语的概念、研究教育现象的意义，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查阅教育辞书。”[2]这给予我们以启示，可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没有洒扫的条目，新修的《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仍旧未载，可见它似乎还不能归入百科之列；同期问世的部头较小的各版教育辞书，包括《中国书院辞典》也都未收。只有《教育大辞典》（第9卷）中列有辞条，将其和“应对”合释为“日常生活常识”[3]。这样的释义颇令人费解，因为衣食住行、冠婚丧祭、风雨雷电、耕稼陶渔等等都属日常生活常识，为什么独独“洒扫进退”就成了代表呢？外延与内涵似有不对应之嫌。
既然各种各版教育辞书不解释这个问题，那么只好到教育学著作中去求解。然粗检百年来有代表性的教育学著作，特别是四十年来的煌煌大著，也没有什么收获，有些甚至已经不讨论“劳动教育”了。还好“印数最多、发行最广”的《教育学》中尚保留着这一专题，并指出“教导学生学习家务劳动和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科学技术知识与劳动技能，也是劳动技术的必要内容”，“这些劳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自我料理生活的能力”。[4]可惜，未论及洒扫。
在中国知网中，讨论洒扫的文章大约有10篇，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讨论《论语》“先传后倦”之释义，如朱翔非《〈论语〉考辨三则》中有一则便是[5]，朱贡南的研究[6]也是，这些成果的思路主要是解释经训，讨论何为本、何为末，并不具体讨论洒扫。另一种是讨论朱熹的小学教育思想会提及洒扫，如赵楠楠的《朱熹的“小学”之教与“成人”之道》[7]、董奇峰的《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教起》[8]等，部分成果更看重洒扫的道德功能，如“所谓‘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是指对于道德伦理规范的践行”。还有一种就是来自一线的认识，如《洒扫应对伴未成年人健康成长》[9]、《初中学生洒扫应对能力浅析》[10]之类，其长处在于真实的感受，但论对朱熹的教育思想的认识，则存有不足，甚至误解。
简而言之，学界数十年来对教育与洒扫的关系偶有论及，关注较少，有些认识尚有不足，需要一种贯通的、系统的梳理。
二、子游与子夏之争
中国先民对于环境问题非常重视，在甲骨文中已有了“洒”[11]与“扫”[12]字。甲骨文字主要是商代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部分甲骨为周初的产物，如此，先民洒水扫地的信史至少已有三千余年，可以说它很早就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诗经》中也数次出现这两个字，如《鄘风·墙有茨》中的“墙有茨，不可扫也”[13]，再如《唐风·山有枢》中的“子有廷内，弗洒弗扫”[14]，甚至出现了两字连在一起使用，如《豳风·东山》中的“洒扫穹窒，我征聿至”[15]。《诗经》主要收集的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如此可见，朝代在变，“洒”与“扫”并没有产生重大转变，它们仍是生活的一个方面。
据现在所掌握的文字史料，较早将洒扫作为教育上的问题加以讨论的，是春秋末战国初孔子的两位高足。《论语·子张》记载：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16]
卜商（字子夏）与言偃（字子游）两人均得孔子之熏陶，同为文学科的优等生①；后来也都成为一代宗师，子夏设帐于西河，子游授徒于南方，然二人对于学道门径有不同的理解。子游在南方是如何教导弟子的，史料失载，不过，在北方他曾主政一县，行政之时注重教化，用的是礼乐——屠牛（龙）之术，孔子觉得有点浪费（“割鸡焉用牛刀”），但又觉得其思路是对的（见《论语·阳货》）。子游对子夏教导弟子注重从“洒扫应对进退”这些“割鸡”小事做起，自然是看不上的。
子夏做事一直比较注意细节，孔子曾评价“商也不及”（《论语·先进》），认为是个缺点，还曾当面告诫他“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子夏自己后来也有反思：“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只不过，来自老师的批评，他还能接受，来自同门的批评，他就不以为然了。他反驳子游：学道乃是循序渐进之事，贵在有始有终。没有始，哪有终。始于何？始于小，从小事做起，由小及大，方是正途。洒扫正是儿童力所能及的小事，从这开始渐及其他高深的学问。
子夏向后学传授了六经，对儒学做出了特别的贡献。汉儒在授业时，似乎也带有子夏教法的影子。如喊出“经师易遭，人师难遭”的童子魏昭，欲拜郭泰为师，曾当面说愿“供给洒扫”，但郭泰却说“年少当精义讲书”。[17]子夏的影响仍在，这也意味着夏游二人的争论在后世绵延着。
三、“由凡入圣”的调和论
千载之后，宋儒对此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思考：“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18]“所以然”究竟是什么，程颢（1032—1085）认为，“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19]，所以“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20]。程颐（1033—1107）也说，“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至精义入神，通贯只一理。虽洒扫应对，只看所以然者如何”[21]，“如洒扫应对与尽性至命，亦是一统底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22]。可见，二程对长达千年的“先传后倦”采取了调和的论调。大程为推进教育中的洒扫等事，还做了进一步的规划，“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认为这种办法在蒙养方面“似当有助”[23]，可惜天不假年，未能完成。
朱熹（1130—1200）的思想与二程渊源极深，在此问题上也吸取了二程的观点。他在《四书章句集注》中为“先传后倦”作注释时，引用的是二程的原话，录了五条，并说第一条“最为详尽”，其余四条“皆以明精细本末，其分虽殊，而理则一”[24]。他在《近思录》中对此也多有摘抄[25]，还概括总结出古人的办法——“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26]，此后几成为不刊之论。对大程未完成的诗略一事，他也下了功夫，在《性理吟·小学》中专门讲了洒扫及其功用：“洒扫庭堂职是供，步趋唯诺饰仪容，是中有理今休问，敬谨端凭体立功。”[27]
陈淳（1159—1223）是朱熹晚年的得意弟子之一。有门人请教“小子当洒扫”的主张，陈淳说：“须是先从事其小者近者，而后从事其大者远者，是谓循序渐进，由末以达本，工夫不偏靠在一边。”他还评价程颐之论“说得甚快而旨意甚微”，幸亏朱熹“断得分明，于学者极为有力”[28]。也就是说朱熹的意见被弟子继承了。
朱熹还有一项事业也被后学继承了，那就是将洒扫纳入到私塾的学规中。朱熹率先在《童蒙须知》中辟有“洒扫涓洁”章，要求“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29]，这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程端蒙在《程董二先生学则》中提出“堂室必洁净”，要求学生“以水洒堂上，良久，以帚扫除尘埃，以巾抆拭几案”，如“别有秽污，悉令扫除，不拘早晚”[30]。明人吕坤的《社学要略》“教童子，先学爽洁，……学堂日日扫除，桌凳时时擦抹”[31]。清人周凯订有《义学规则》十八条，中有一条即为“学堂必洁净”，要求“每日生徒之值日者，早至学，以水洒堂上，良久，以帚扫去尘埃，以巾拭供桌及师傅几案，务须洁净”，还要求各位学生“各拭净自己几案，方读书；别有污秽，随时扫除”。从中能够体会到他所说的规则“皆就朱子论定之意，注解稍为增易”[32]。可以说，这些都遵循了朱熹的主张及思想，个人所见不同之处只有一点：明人沈鲤在
《义学约》中要求“每早轮一人扫地，自下而上，年长者免”[33]，华亭顾氏《家塾课程》中指出“塾中洒扫，于诸生中年长者，每日轮派一人承值，周而复始”[34]。也就是洒扫一事该由小学生负责，还是大学生负责，见解略有不同。其实关键在于塾师个人的教法是否严格，倘若教法不严，即便明令大学生负责，大学生也可以转交小学生负责，这就成了变相的欺凌。
以上所举学规部分是“实然”，部分则是“应然”，是作者们期望出现的“理想教育”。事实上，朱熹的规定在私塾中无法完全落实，小户人家合组的朋馆（亦称“共馆”或“散馆”）中，确实有洒扫的问题需要“弟子服其劳”；而大户人家的家塾之中，虽有洒扫的需求，但弟子根本不用动手，因为自有奴仆会来代办。不少儒家学者也不讳言此节，程端蒙曾说：“其余悉令斋仆扫拭之。”[35]魏校也说：“点洒扫者，先以序入执事，其余轩舍，以役人代之。”[36]
四、新式学堂中的新旧矛盾
清末，迫于抵御外侮及自救图存的需要，清廷开始创办新式学堂，它们与私塾相比，师多生众、规模更大，洒扫于其中自然是重要的部分。同时，随着学堂的增多并渐成体系，洒扫也迎来了转变之机。
（一）从“旧矛盾”到“新矛盾”
清廷初办洋务学堂，期待颇高，对学生也异常优待，如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可以自带仆人，馆里还配了苏拉、皂役等伺候茶水、灯烛、洒扫等事[37]，江南水师学堂直接将“学生房内洒扫添灯等事情，均由听差伺应”[38]列入其开办章程。1904年初，实行新式学校系统时，似乎仍未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在“癸卯学制”的系列文件，特别是《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39]中，并无明文规定校内的洒扫由谁来负责，所以新式学堂极大可能与家塾一样，由他人负责洒扫。民国初年也继承了这一做法，这从后来的评议中可窥见。郭传琇曾道：“古者小子入学，必先习洒扫，盖欲养成好洁耐劳之习惯，以为治家国之基；今日骄倨学子，凡校内洒扫之役，必委责仆夫，若耻为下役者然。呜呼！一室之不治，将何以治家国耶！”[40]这是以“今不如昔”来作评判，视角虽偏颇，但却道出了事实。另有化名“初日升”者则说：“修身上讲的那些洒扫拂拭之事，本不是高远难行的，竟将他搁在一边，当作纸上空谈，咳！照这样的去施行教育，造出的人材，更比以前读四书五经做八股策论的人还不如了，尚能望他适应现代潮流吗？”[41]这是基于“知行合一”角度而言的。可见，虽历经了从皇权到民权的政体剧变，但教育尚未完全摆脱阶级属性，不少教育者、受教育者的观念也还没有转变过来。经过“五四”的洗礼，再加上教育规模的扩大，向日的对立局面已不能维持，“旧矛盾”逐渐瓦解，然“新矛盾”也随之酝酿而出。
所谓“新矛盾”是指有学者开始以新的视角来审视学堂中的洒扫问题，特别是以卫生的眼光。或许有谓，洒扫本就是为了环境的卫生，哪里来的新呢？主要是因为科学的进步，显微镜的发明，让人类可以探索更加细微的物质的属性。如尘埃，普通视之，并无什么，显微视之，内含无数的病原细菌，是各种疾病（鼻炎、扁桃腺炎、气管支炎、肺痨、肺炎、皮肤病、白喉、沙眼等）寄宿的媒介。所以教室的洒扫是一件小事，但在卫生上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上官悟尘直接将学校让儿童负责洒扫的做法称为“惨酷的课业”[42]，指责校方是将“以被保护的学童，反立在被牺牲的地位上”。只是限于经费，学校并不能免除这一做法，于是他建议采取补救的做法。一是“凡十岁以下的学童，禁止洒扫，务必选上级年长学生，代执彼劳，并须有校役的帮助”。这一点上，古代学者倒有与之暗合者。二是“洒扫[地面]的前一刻，先用喷壶平均喷水，以避尘埃飞散”，对于桌椅和用具上的积尘，也不要用鸡毛掸子扫尘，“宜用湿布擦拭”[43]。这样，学校才算爱惜学童的健康。
（二）从学规到课文
在洒扫上，新教育与旧教育相比，还有一个新变化，便是运用教科书来宣传，有图有文，儿童一看就懂（见图1，图略）。如清末的《修身教科书》第2册中有《清洁》一课，要求“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44]，同时附有插图；在同期的《最新国文教科书》第2册中也安排《洁净》一课，以两位同学为例：“黄生与陆生同学，黄生性喜洁，每日必沐浴。常整理衣服，拂拭几案，书房卧室，洁净无尘。陆生不然。黄生告之曰：‘污秽不去则生病，不可不戒也。’”[45]民国初年的“共和国教科书”系列对此更进一步，原版第1册均无此要目，从第2册才有，新版则有所变更。如《新修身》第1册第9课即是《清洁》，无甚文字，附图一幅。[46]
《新国文》第1册第24课也是关于洒扫的，只有“开窗、扫地、拭几”6字，同时附有插图。[47]到了第2册再次强调了洒扫，第25课为“天方明，人已醒，披衣下床，日光满窗。梳洗完，至窗前，取帚扫尘，取布拭几”，也附有插图。[48]到了第3册直接排有题为《洒扫》的课文，辞曰：“房屋之中，污秽日积，不宜居人。故每日早起，比用帚扫地。扫时先以水洒之，则灰尘不扬”[49]，而这次并未安排插图。循序渐进之意，由此可见。
到了20世纪30年代，如《复兴国语课本·初小》中仍有关于洒扫的课文，在第3册第13课，题为“扫地”，且是“对话体”，比之前命令式的短句要柔和：
清儿拿着抹布，正要抹桌椅。妈妈说：“孩子！你先扫地，扫了地，再抹桌椅。”
清儿拿着扫帚，正要扫地。妈妈说：“孩子！你先洒水，再扫地，灰尘就不会飞扬。”清儿听了妈妈的话，先洒水，再扫地；扫了地，再抹桌椅。[50]
无论是短句，还是对话，都比学规来得具体实在，可惜多数是讲家庭之内的事情。
（三）注重校内的洒扫
根据地的教科书，在洒扫上更多是讲校内之事，足见其认识上与“国统区”有别。
“大家的事大家做，昨天你们扫地，今天我们扫地，明天他们扫地，大家都来扫地。”[51]这是晋冀鲁豫边区《初级新课本》中的内容。晋察冀边区《国语课本》的主张与之相似：“大家的事大家做，昨天你们扫地，今天我们扫地，明天他们扫地。轮流值日，大家都要扫地。”[52]陕甘宁边区的《初小国语》中有《整理教室》一课：“功课完了，大家来整理教室。有的洒水，有的扫地，有的擦黑板，有的抹桌椅。今天我们整理，明天你们整理，后天他们整理。大家的教室，大家来整理。”[53]三篇课文都有插图，虽然画工和印刷与“国统区”相比有距离，但注意图文结合倒是共同的，且课文所传达的含义，无疑更注重集体主义品质的培养。
五、洒扫与“劳动者”的培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五四”以来新传统的影响，一直比较重视劳动的价值，洒扫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展现。
（一）课文中的洒扫从家中跨到校内
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2条中提出“五爱”为全体国民的公德，中有一爱便是“爱劳动”[54]。徐特立随后在专文中指出，“要肃清以往旧社会的那种鄙弃劳动的错误思想，建立新的劳动观点，把劳动看为高尚的、光荣的，不是勉强被迫的劳动”[55]。
为了完成这项新德目，当时的语文教科书中比较注意劳动的配置。以洒扫为例，1950年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第1册第34课为《扫地》：“我在家里，天天扫地，房里院里，都扫得很干净。”[56]第2册第8课题目依然为《扫地》，但场所从家里移到了学校：“大家的事大家做，昨天你们扫地，今天我们扫地，明天他们扫地。轮流值日，大家都要扫地。”[57]
1951年版《初级小学国语课本》中也有同样的设计，第1册第13课先言家中的洒扫：“弟弟洒水，洒好了，哥哥扫地。哥哥扫地，扫好了，地上很清洁。地上很清洁，大家都欢喜。”[58]第2册第6课再言校内的洒扫，文字同上一版[59]。
1955年版《初级小学课本·语文》第1册除了在正文中排有“哥哥洒水，我和妹妹扫地”[60]的课文之外，还在“预备教育”部分绘有儿童扫地的插图，这为后来者编辑语文教科书提供了思路[61]。
也是在这一年，教育部公布了《小学生守则》，其中第10条规定：“好好当值日生。积极参加课外活动。”[62]不少出版社为守则配图解时，对此条直接以洒扫的图像来说明。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图解，不仅是第10条，包括第
14条和第18条也都是以洒扫来呈现的（见图2，图略）。[63]
（二）洒扫成为入学教育的基本部分
1957年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64]。劳动也因此得以升格，从国民公德之一上升为教育方针之一。
此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或出版的各版语文教科书中，洒扫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如1961年版《十年制小学课本·语文》第1册在识字部分就有洒扫的内容，“爱劳动”直接配以洒扫的插图[65]；“值日要认真”配了5幅插图，分别为“洒水”“扫地”“擦黑板”“整理桌椅”，最后的成果是“教室里很干净，桌椅很整齐”[66]。在课文部分也有关于洒扫的，第13课为《值日》：“今天是我们小组值日。我们一到学校就洒水、扫地、擦黑板，擦桌子椅子。做完了，我们看教室很干净，桌子椅子很整齐，心里真高兴。”[67]这种从简到繁、螺旋上升编排的好处在于知识前后有联系，便于衔接；另外，将洒扫的内容写入课本，原本抽象的内容可以直接与儿童的生活构建起联系。
1964年版《初级小学课本·语文》第1册在看图识字部分依然安排了“洒水”“扫地”的内容[68]，课文部分也有《值日》这一课，不过与1961年版中“一到学校”的设定不同，时间上改为了“放学后”[69]，更符合一线的事实。
1978年版《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课本·语文》在“准备课”部分就安排了一幅洒扫的插图，此后这几乎成为一种定例。如，1981年版《五年制小学课本·语文》、1984年沪浙京津四省市合编《六年制小学课本·语文》、1987年版《六年制小学课本·语文》和第二版《五年制小学课本·语文》，在进入拼音学习之前都有这样的插图。惟次序上略有别，1978年版为第2幅，1981年版为第5幅，1984年版为第3幅，1987年版六年制为第5幅、五年制也为第5幅。
（三）洒扫在语文教科书中逐渐淡出
1989年版《义务教育五年制小学教科书（实验本）·语文》中，“入学教育”的部分不再收录洒扫图，而是将其转入“看图说话”，且置于“基础训练7”[70]中，安排上已经比较靠后。1993年版《六年制小学教科书·语文》保留了“看图说话”中的洒扫图，位置也基本上相同，但在前面有个铺垫，在“看图学词学句3”中描写了儿童在家庭之中帮忙妈妈洒扫的情景，这样先家庭后学校、先学例句后学说话，也有个过渡在其中。
2001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第1册，只保留了家庭之中的洒扫，但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学习拼音的时候，以插图的形式来进行，但图中“拖地”与“擦玻璃”的似乎是成年人[71]；第二次是在识字的时候，第3课《在家里》也是以图的形式启发学生“在家里做些什么？”，其中有擦桌子的插图。同期使用的2006年北师大版《语文》中仍有校内洒扫的知识。[72]
最新的“统编本”在课文的选择与编排上“很传统，很中国，也很有趣”[73]，但是入学教育没有洒扫，识字部分没有洒扫，课文也没有洒扫。第1册如此，第2册也是如此。这或许是百余年来语文教科书建设上的一大消退。
六、总结与讨论
教育与洒扫数千年的交流史，春秋战国是一个转折点，从生活的一个方面转变为教育的一个方面，只是此时儒家内部对子夏的主张尚无统一的认识。直到下一个转折点的到来，即两宋时期，宋儒持调和论，解决了认识上的分歧，并将其纳入学规，成为不少私塾的训练内容。元明清三朝学者代有坚持，惟其阶级属性亦很明显。晚清民国是另一个转折点，一方面是教育制度的剧变，从私塾转为学堂，另一方面是观点的变化，时贤接受了西来的卫生学，并以其重新审视学校中的洒扫，也有学者以新的人才观来评判校役负责、学生不负责洒扫的现象，根据地的情况与“国统区”又有别，可谓各种思想交汇混沌，此时毕竟是过渡时期，在所难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教育需要培养新型劳动者，以洒扫为代表的劳动成为学校的基本任务，也不再有阶级之别，同时，它在语文教科书中的地位也一再上升，从第2册调入第1册，从普通课文成为“入学教育”之一，可谓是又一个大转折。但是最新的“统编本”中对此有所弱化，这或许会成为一个小转折，不过，好在《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已经发布，一线自然会有所加强。
或许有谓，关于历程已梳理得较为清楚了，但是对于儒家学者提出的进阶尚不明了，洒扫，包括应对、进退等事真的能“由凡入圣”吗？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塑造了一位佛法高深、武功高强的神秘人物——“扫地僧”，其平日里的主要工作就是洒扫藏经阁，一扫四十余年，兢兢业业，从未厌倦，结果在武林大会上力敌数位高手，并解决了萧氏父子的心病，为武林化解了恩怨。[74]“扫地僧”的成长倒真算是“由凡入圣”了。然而，那毕竟是小说家的创作，与现实有距离。现实之中，将洒扫做到极致的，可能还是名扬世界的日本“国宝级匠人”新津春子，她对80多种清洁剂的使用方法倒背如流，也能够快速分析污渍产生的原因和组成成分。在她的带领下，每年来往旅客约6 600万人的羽田机场成为全世界最干净的机场。由此可见，只要专业过硬，即便是洒扫匠，亦可做出非凡的成绩。问题在于学校中的洒扫并不是为了培养专业的洒扫匠，而是培养一般的洒扫意识与能力。
学校中的“洒扫”，常和“值日”及“劳动”两词混用。事实上“劳动”的范围最广，个人劳动、产业劳动、公益劳动、家务劳动、校务劳动等都属劳动。“值日”除了教室的洒扫之外，还包括维持校内外的秩序等。也就是说三者之中“洒扫”的外延最小，可为什么三者有时被作为同义语呢？这是学生在校内劳动的特殊性所导致的。试观今日之中小学校，有几家有附属工厂，学生有多少机会可以去试验工业劳动？有几家有附属农场，学生有多少机会可以去试验农业劳动？学校花园倒是有的，可惜里面的花草树木基本上不用学生去种植。有几家有附属商场，学生可以去试验商业劳动？概言之，学校仍难摆脱“读书学校”的形象，学生也偶有机会去参与社会公益劳动，然机会不固定，且因人因校而异。这样一来，洒扫就成为最重要的劳动形式，可惜，部分教师指导不善，部分家长更是越俎代庖，使学生失却了很好的锻炼机会。
行文至此，或许有谓：此篇将为洒扫正名乎？非为正名也。只是基于洒扫与教育的渊源流变以及个人所见所闻所历，谈一谈如何让洒扫真正发挥教育的作用以及教师于其中应注意些什么。
一是卫生问题。洒扫，洒扫，先洒后扫。古人虽未发明显微镜，但已知晓灰尘有害，对于年幼体弱的儿童而言，其害更大。所以一定是先洒水再扫地，不能边洒边扫，更不能扫完再洒。古人因是个别授业，不存在借助黑板进行教学的需要，而擦黑板产生的粉尘，现在已经想了许多办法来压制，但仍难完全杜绝。湿擦法就显得通用性更强，还有口罩之类的防护品，应当让学生佩戴起来。
二是安全问题。学校若是平房，擦玻璃一事危险性还不那么高，但城市里地租高昂、学校面积有限，自然是高楼林立，这样一来擦玻璃的危险性也就相应地提高。教师于任务开始之前应当有所提醒，任务进行之中应当时时留心，以免发生意外，必要时甚至可以取而代之，亲自上阵。
三是合作问题。班级内的学生虽然年纪相仿，但个性不一，有的沉稳，有的急躁，体力也不一样。如此，卫生小组究竟是同进退，还是各自负责，谁先做完谁先撤，教师应当从一开始就树立起相应的规矩。否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大家都不愿认真完成。
四是效率问题。洒扫一般都是安排在放学后，而放学之时，同学们都着急回家，负责的同学有时会图快，洒水、扫地、整理桌椅等只是随便弄弄，部分教师比学生还着急，回去得也更早一些，对于学生敷衍塞责的表现既不知晓，更谈不上去纠正。长此以往，容易养成学生投机取巧的恶习，于人格上实有妨碍。
五是道德问题。洒扫可以训练学生积极认真负责的态度，有助于形成美德，这已为历史所证明。这里所言的道德还有另一层表现，有些老师喜欢将洒扫的事情交于学业成绩表现不那么优秀的孩子，而且是将味道最臭、环境最差的厕所交于他们，成绩好的孩子则不用，甚至教室的洒扫也可以免除。这虽然可以调动部分孩子的积极性，但实在不是一个好办法。教育部也早言“不得把劳动作为惩罚学生的手段”。这不仅是对小学的要求[75]，也是对中学的规定[76]。可惜部分学校并未完全遵守，甚至今日偶尔还能耳闻目睹。这不仅歪解了劳动，也助长了部分同学好逸恶劳的恶习，于道德上有很大妨碍。
六是守一问题。我们也会见到有些学生在校积极洒扫、热爱劳动，在家却不愿伸手；还有一些学生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将家里打扫得干净整齐，在校却不怎么积极。这两种表现都是不健康的，其背后的认识都是不健全的，前者媚上，后者自私。杜威曾言：“不能有两套伦理原则，一套是为校内生活的，一套是为校外生活的。”[77]这实在是至理名言，教育应当避免出现这种分化，该去追求家中与校内、行为与认识的统一。
七是代劳问题。现在部分家长唯恐孩子做不好，故而愿意多伸手，家中如此，校中也是如此，当孩子承担洒扫之责时常特地赶来，结果孩子失却了锻炼的机会，做不好；越做不好，越得不到锻炼的机会，造成恶性循环。当然，学期开始之前，部分家长主动联系班主任，帮助其洒扫教室，这是成人之间的相互体谅与协作，也能促进家长对教师工作的理解，这另当别论。
八是参与问题，主要是指教师是否参与洒扫。个人所见所历，教师于此似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只管发布号令、布置任务，不予以指导，也不予以验收，像个甩手掌柜；二是人在现场，但手插裤袋，不是木偶，更像监工，个别涵养不足的，见到学生做得不足或不对的，甚至恶语相向；三是愿意放下师表的架子，和学生一道洒扫，一道流汗，一起开始，一起结束。在学生心目中，毫无疑问更喜欢第三种教师，只可惜遇见这样的老师少之又少。这一条完全是基于个人幼年的经历及感想，个人色彩较重，或许有违背事实之处，还请大家批评。
简言之，洒扫于教育上确有价值，这早已为古人所认识。居于今日，学校附属设施及设备有限，而洒扫可以沟通家务劳动与校务劳动，甚至可演化为公益劳动，是多数学生最重要的劳动形式，而且它确实能够让学生形成洒扫的意识，养成勤劳的习惯，育成尊重劳动的作风以及对事认真负责的态度，只是需要教师正确指导，甚至亲身示范。愿全国中小学的教师们共勉之。
注释：
①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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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of Education and Sweeping between Millennia
Zhang Liyong
Abstract:The Chinese ancestors grasped the importance of sweeping on life very early. Having realized its unique training value for children, Zixia and others included sweeping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while there was also disagreement within the Confucian school. After a thousand years, Cheng brothers and Zhuxi hold the theory of reconciliation, which pointed out that Learn how to clean the courtyard and deal with people or things are the foundation of becoming a saint and resolved the dispute. At the same time, Zhu Xi wrote it into the academic rules, being reflected in a lot of private schools' education content,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llowing 800 years. After the rise of the new education system, in addition to paying attention to its moral function, savants at that time re-examined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ygien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light of the need of cultivating new types of workers, sweeping had also received full attention, playing a role in the language textbooks of primary schools. Unfortunately, it has been weakened in the latest National unified compilation of textbooks. Nowadays, the sweeping education connects with housework and school work, helps students form good hygiene habits, adopts a sense of respect for workers, and develops the virtues of hard work. Regardless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sweeping education, we need to work on the training method.
Keywords:sweeping; hygiene; labor; education; morality
责任编辑：黄丽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