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在线期刊 > 2020年 > 第7、8、9期目录(总第一百六十七期) > 正文

论立德树人的实践逻辑与推进机制

作者:西南大学
阅读数:161

来源:西南大学

来源:《中国电化教育》2020年第8期 作者:张铭凯 靳玉乐

摘 要: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如何有效落实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立德树人实践的理论追问,要以认识论的澄清确认根本旨趣,回答立德树人“为了谁”;以价值论的引领达成价值认同,回答立德树人“是什么”;以方法论的协同践行知行合一,回答立德树人“怎么办”,据此明晰立德树人实践的理论根基。立德树人是复杂的系统实践,需以整体的、联系的、协同的思维方式统筹谋划,其实践遵循教育主导、文化助推、制度保障和生活渗透的“四位一体”逻辑体系。因由此,推进立德树人实践,有必要深入探究并发挥好五大机制的作用,即大中小学一体化的衔接机制、家校深度合作的互渗机制、文化生态系统优化的辅助机制、理念引领与行动跟进的整合机制和测评体系牵引的反推机制。

关键词:立德树人;实践;理论根基;实践逻辑;推进机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际上,“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根本上明确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要做什么的问题”[1]。正因此,立德树人成为了学界热切关注和讨论的话题,这些讨论对我们深入认识和理解立德树人何以成为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这一命题具有重要的启迪。就当前来看,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其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已不言而喻,然而,这一根本任务究竟如何落实,还处在迷思阶段。换言之,如何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有效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还有待深入讨论。毕竟,难以落地的实践不仅会阻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而且会为新时代教育育人旨趣的实现蒙上阴影。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试图从立德树人实践的理论根基剖析中,进一步诠释立德树人实践的实践逻辑,据此探寻立德树人实践的推进机制,以期有助于新时代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有效落实和持续深化。

一、立德树人实践的理论根基

理论是实践的指引,一般而言,没有清晰的、适切的、有效的理论为基础,实践将会模糊、失序、盲从。在这个意义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如何实践,亟待进行理论的追问与慎思。实际上,一切教育的问题都可以聚焦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这三大议题上来,而这又基本对应教育的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维度。由此,对立德树人实践的理论追问可以围绕三大议题和与此对应的三个维度展开,具体来看,就是要基于认识论的澄清确认根本旨趣,回答立德树人“为了谁”;基于价值论的引领达成价值认同,回答立德树人“是什么”;基于方法论的协同践行知行合一,回答立德树人“怎么办”。

(一)认识论澄清:根本旨趣的确认

“认知是行动的前提,这表现在认知对实践的指引、规范、修正等方面”[2]。正因此,如何认识立德树人的实践直接决定立德树人实践的品性和效能。关键问题在于,“认识的主体既是社会又是与社会相统一的个人。主体既在类(社会)的表现之中,又在个人的表现之中”[3]。这意味着,处于不同时代、境遇、认识水平中的主体,其对立德树人实践的认识可能会有天壤之别。由此,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亟待阐明立德树人这种任务的落实“为了谁”这一根本认识问题。换言之,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已被确立,但究竟如何认识立德树人的实践,依然还有个根本旨趣澄清的问题,即立德树人实践为了谁的问题。

诚然,新时代教育处在经济社会方方方面面大发展、大变革的特殊境遇中,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如何认识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既关系到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格局,也关系到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性质。为此,重新澄清并厘定立德树人实践的根本旨趣,明确回答立德树人实践为了谁的根本指向问题,是推进立德树人实践的前提之思。其一,立德树人实践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立德树人实践的底色和初心。只有坚守这种底色,秉持这种初心,立德树人的实践才可能驶入正途、驶向远方。因此,立德树人的一切实践必须始终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展开。其二,立德树人实践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追梦人的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追求的梦想,需要持续不断努力、持之以恒求索,立德树人的实践就是要源源不断培养这种追梦人。因此,立德树人实践就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持续开展。其三,立德树人实践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践行培养时代新人的实践。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深度融合、命运与共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立德树人的实践就是要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担当的时代新人。因此,立德树人实践就是要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襟开放推进。

(二)价值论引领:价值认同的达成

“教育领域的价值纷争直接影响到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可以说,在教育决策、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中的各种争论都有其价值论的根源”[4]。把立德树人作为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这在根本上是基于对新时代教育任务的价值认识,反映了立德树人的价值理念、价值追求、价值实践在新时代教育发展各项任务中的基础性、中心性和引领性定位,这是一切立德树人实践的基本或整体价值共识。诚然,不同历史境遇中立德树人的初衷和要求并不相同,教育场域和语境中的立什么德,树什么人的具体所指大相径庭。就当前而言,“构建和夯实道德价值共识事关社会的稳定、改革的成败和民族的复兴”[5],有必要充分探究立德树人的价值指向,确立立德树人的价值坐标,在此基础上达成立德树人实践的道德价值共识,深入回答立德树人实践的内涵和要义。

概括地说,立德树人实践在价值论层面就是要基于对新时代教育立什么德、树什么人的明确应答求解立德树人实践到底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进入新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立德树人实践既要有大视野、大格局,也要有高站位、高境界,既要明扬大德,也要严守私德。这意味着,新时代立德树人实践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准绳,并以此达成价值认同,将国家大德、社会公德和个人私德统一起来,既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厚此薄彼。具体而言,一是培养深明国家大德的人。就是把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一种大德倡导,并且使其深入学生之心,这种大德的弘扬就是要培养学生自觉担负并践履时代使命,更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是培养弘扬社会公德的人。个体社会化是社会发展对每一个个体提出的基本要求,努力创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良好社会环境和风尚,不仅有助于促成个体社会化,而且有助于个体为弘扬这样的社会公德努力奋斗。三是培养持守个人私德的人。现在的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通过立德树人实践培养一个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守私德的学生,才可能助力社会公德的弘扬和国家大德的实现,因此,促成学生的德性发展是立德树人实践的基本内涵。

(三)方法论协同:知行合一的践行

“一种真正的人的教育就在于按照社会境况的种种可能性和必然性给天生自发的活动以一种理智的指导”[6],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落实自然应该在方法论层面探索这种“理智的指导”何以可能,这是立德树人任务能否落到实处或者将以何种方式落实的基本要求。一般而言,方法论的探究内含着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指导思想层面,即为何采用某种方式、办法、举措等背后的原则、理据;二是具体方法层面,即对具体方式、办法、举措等的诠释,明确其具体所指;三是方法运用层面,即对选择的特定方式、办法、举措等如何具体使用进行说明。简言之,方法论探究就是要回答方法为什么、方法是什么、方法如何用三个基本问题。正因此,方法论问题的澄清可为实践行动的展开提供路线和支架。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理论层面阐明了立什么德、树什么人之后,亟待探索如何立这种德、树这种人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办法、举措等,这就是立德树人实践的方法论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方法论探究并非圈囿或纠结于具体方法的摸索,而是要深入方法之后,超越方法本身,凝练一种立德树人的实践智慧,其“展现为‘应当做什么’的价值关切与‘应当如何做’的理性追问的统一”[7]。具体而言,就是要明确如下几个问题:一是立德树人实践的指导思想。立德树人作为一种育人实践,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综合性,因此,这种实践必须秉持全息的、系统的、协同的思维方式。二是立德树人实践的具体方法。基于不同的立场、视角、条件等,可能探索出立德树人实践的不同方法,这实属正常,关键问题是能对这种方法做出解释,以便可以被推广和示范,这才是方法的生命力所在。三是立德树人实践的方法限度。任何方法都有其使用条件和限制,对于立德树人这样的复杂实践而言,很难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因此,必须基于对具体方法使用限度的把握推进这种方法的实践。在这三个问题中,前两个属于“知”的层面,后一个属于“行”的层面,立德树人实践的推进在方法论意义上,就是要追求这种知与行的统一。

二、立德树人的实践逻辑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基于对教育改革发展的系统认知和新时代教育创新推进的价值诉求做出的科学决断。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落实,最终要通过具体生动、可行有效的实践,但这种实践又必然要遵循一定的逻辑,这是保障实践效能的内在要求。当然,立德树人作为一种复杂实践,“立德树人的实施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8],不可能寄希望于单一的实践逻辑就可以完成预期任务,达成预期目标。因此,以系统、关联、整合的思维方式重新理解立德树人的实践逻辑,以解码立德树人的实践图像、推进立德树人实践深化。基于此,我们从教育、文化、制度、生活四个维度构建并诠释立德树人的实践的一体化逻辑系统,为立德树人实践展开提供思考视角。

(一)教育主导逻辑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落实好这一根本任务必须发挥教育主渠道的作用,使教育真正成为立德树人的主导力量。需要说明的是,立德树人语境中的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从场域而言,其必然是学校、社会、家庭等教育场域的共生和作用的聚合。因为,“在家庭、社会和学校的教育发生矛盾时,学校的教育作用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降低以至抵消它的教育效果”[9]。更为严重的是,在立德树人教育中,“本应协同一致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间甚至出现了隔膜与对抗”[10]。在这个意义上,立德树人实践的教育主导逻辑包括学校教育引导、社会教育促动和家庭教育在场的三位一体逻辑。其中,学校教育引导逻辑指的是学校通过课程教学实施、学校文化建设和教师言传身教等一系列学校教育活动,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一切活动开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不标新立异、矫揉造作,也不随心所欲、脱轨失序,以“人无德不立”的高远认识谋划学校教育发展。社会教育促动逻辑就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强学校与社会的关联,在社会资源的利用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中,一方面盘活立德树人实践的单调局面,另一方面让立德树人实践真正在社会真实情境中得以深刻体悟。家庭教育在场逻辑就是要把家庭纳入立德树人教育的整个体系中,使其成为推进立德树人教育实践的帮手,密切家校合作,以家校教育的一致性增强立德树人教育的合力,让学校和社会立德树人实践通过家庭教育得以巩固、彰显。总而言之,发挥教育在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落实中的主导作用,就是要破除学校、社会和家庭三方教育的各自局限,使三方在相互衔接和系统整合中实现优势互补,最终推进基于教育主渠道的立德树人实践。

(二)文化助推逻辑

文化具有浸润、涵泳、滋养、哺育等作用,对于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落实而言,文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比于教育的直接、文化的作用发挥往往是潜隐的、悄无声息的。但文化的作用并非都是积极和正向的,因此,有必要认清文化的真相,以更健康、更适宜的文化助推立德树人的实践,是彰显文化对立德树人内在价值的理应考量。问题在于,文化总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文化无论从存在形态、生成时序还是作用发挥方式而言,都不可能自觉发挥其滋养、助推立德树人实践的积极作用。这意味着,有效发挥在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落实实践中的作用,必须重新认识文化的特性及其作用机制,否则,恐怕不仅难以发挥文化在立德树人实践中的助推作用,而且还可能因为文化的惰性消解立德树人的实践效能。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处理好不同范畴中的文化关系:比如存在形态范畴显性文化与潜在文化的关系,生成时序范畴传统文化与时兴文化的关系,作用指向范畴动力文化与阻滞文化的关系,等等。实际上,任何文化都处于文化网中,单纯某一种文化对复杂的立德树人实践而言,其作用微乎其微,况且长期以来,思维和行动的惯习都有意无意地牵引我们重视显性、时兴、动力型文化,对那些潜在、传统、阻滞型文化冷漠甚至无视,这种无意识大大削减了文化合力,也难以让文化在当前的立德树人实践中真正发力。总之,“文化育人是‘立德树人’的隐性路径”[11],“只有把一切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充分调动起来,作为立德树人的实践载体,才能培养出兼具历史底蕴与时代特质,兼顾国家使命与全球视野的现代人才”[12]。由是论之,在立德树人实践中,廓清文化逻辑实质,就是要以文化整合的、发展的、辩证的思路,激活各种文化的内驱力,以为立德树人实践深化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

(三)制度保障逻辑

“立德树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良好的顶层设计,工作很难取得成效”[13]。而制度“能在相对稳定的结构中、在一整套目标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有序的运行模式”[14],不仅为实践的开展提供必要的规范,而且为实践达成预期目标提供有效的支撑。在这个意义上,完备、科学、有效的制度系统对立德树人实践的开展显得尤为重要。需要指出的是,立德树人实践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任何单一制度的作用都难免会有捉襟见肘的尴尬,因此,我们强调制度系统的作用机理。所谓制度系统,就是由一系列彼此相关、内部一致、指向趋同的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或制度圈,这种制度系统中的每一种制度具有相对独立的作用及其作用发挥方式,又同受该制度系统中其它制度的影响,这些制度的“使命”就是通力合作保障某一实践行动预期目标的达成。就立德树人实践而言,其制度大系统至少包括这样三个子系统:一是顶层制度设计系统;二是过程制度协同系统;三是测评制度反哺系统。其中,顶层制度设计主要包括立德树人到底立什么德、树什么人的理念制度,基于立德树人的教育改革创新制度,服务立德树人的社会支持制度等。过程制度协同主要包括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立德树人的衔接制度,全员、全程、全方位系统推进立德树人的整合制度等。测评制度反哺包括对学校立德树人能力、社会立德树人环境、家庭立德树人氛围等的评估,进而测评学生德性的养成,监控、改进、提升立德树人的实效。在立德树人实践中,这三个子系统彼此相连、循环作用,共同形成了制度保障逻辑链环,为立德树人实践的顺利开展和实践效能的不断提升保驾护航。

(四)生活渗透逻辑

教育与生活具有天然的联系,一方面,教育具有引领生活方向、提升生活品质的作用,另一方面,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始终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就人与生活的关系而言,“生活就是人的生命活动展开的过程,人只有通过自己的生活,才能实现自身的生命潜能,丰富、建构自己的人性,才能真正成为人”[15]。更何况,“一个人的道德认识,来源于社会生活,形成于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加深并得到强化”[16]。因此,“道德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个体生活的过程”[17],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落实应充分观照教育与生活的联系,将立德树人任务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始终,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有效发挥日常生活对立德树人的常态化作用。具体来看,立德树人实践的生活渗透逻辑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无形植入、社会实践的有意激发和情境生活的特别带入。其中,日常生活的无形植入要特别注重生活的常态化、真实性,以真正发挥生活立德、生活树人的潜移默化的价值。社会实践的有意激发就是要鼓励学生通过参与社会公益、生产劳动和社会文化活动,不断塑造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升其道德境界。情境生活的特别带入就是既要利用好现成的特殊情境,也要开发创造可能的新情境,让学生在丰富的、鲜活的、富含营养的生活情境中具身化道德认知,同时深化对立德成人的体认。总而言之,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深入落实,生活作用不可小觑。当然,生活本身又具有复杂性,如何在适当的生活中渗透立德树人的理念,这既应遵循具体生活的特点,也应尊重教育的规律。理想的状态是,立德树人与生活达成天作之合,让立德树人在生活中常态化,也使生活本身自觉发挥立德树人的价值。

三、立德树人的推进机制

追问立德树人实践的理论根基,就是要在根本上阐明新时代为什么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研判立德树人的实践逻辑就是要解析其行动理据和基本遵循,而这些探讨最终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立德树人到底该如何推进的问题。因此,我们基于前文的理论追问和逻辑研判,加之对立德树人在载体、主体、方式、资源、效果等实践困境的反思,探索提出立德树人的系列推进机制,这些机制是前文理论和逻辑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是可操作的实践方略,旨在为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切实落实和实践深化探寻推手。

(一)大中小学一体化的衔接机制

众所周知,教育是一项系统的、持续的育人活动,尽管不同类型、不同学段教育育人的具体要求、规格不尽相同,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指向一切教育活动的。换句话说,立德树人必然贯穿于教育全过程。然而,长期以来,尽管我们高度重视各级各类教育育人过程中的育德,也逐渐确立起了以德为先的价值导向,但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立德的标准、依据并不清晰,且各类型、各学段立德实践要么重叠要么脱钩,并没有很好的衔接。从个体发展来看,学生的德性心理发展具有阶段性和关键期,且这种发展是持续不断的结果。因此,着眼于学生德性心理发展推进立德树人实践特别需要关注各阶段教育之间的衔接,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的德育衔接机制显得极为迫切。这种衔接机制的构建有必要重点思考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大中小学相衔接的立德目标确定。目标的确定是立德树人实践基于大中小学系统化推进的基础,这里的目标设计既要遵循各阶段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更要注重各阶段目标的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此外,各学段立德目标的确定还应注重在五育融合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考量,避免因单独抽离而使立德目标束之高阁。二是大中小学相衔接的德育教材建设。教材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和基本依据,基于大中小学相衔接的德育教材建设包括两个层面:即深入挖掘现有教材的育德价值,同时与时俱进创新性开发新的德育教材。“加强整体规划,形成由浅入深、循环上升、有机统一的大中小学德育课程体系”[18]。三是大中小学相衔接的德育评价跟进。评价具有导向作用,大中小学相衔接的德育评价特别需要处理好与智育等的关系,可探索在综合素质评价中加大德育的权重,并使其与高校考试招生密切关联。总之,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的衔接机制就是要以系统的、关联的、贯通的思维,将立德和树人作为相依相促的过程,基于五育融合的整体视野,一方面彰显德育在五育融合中的先导作用,另一方面推动五育之间相互衔接、彼此促动关系的深化,由此实现立德树人的深化发展。

(二)家校深度合作的互渗机制

学校是立德树人的主阵地,学校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主渠道,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在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落实中是“旁观者”或“局外人”,恰恰相反,学校和家庭在立德树人过程中可以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一方面,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性教育活动,这种活动具有典型的制度化设计特征,可以保障学生在不同阶段树立并发展与这一阶段相适应的德,这种德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另一方面,家庭作为学生成长的重要场域,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生德性发展的首站。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家风传统等,都会对学生的德性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深远的影响。相比于学校制度化的德育,通过家庭教育进行德育,更具有生活性、更生动具体,是真正可以润物无声的具身化德育途径。然而,长期以来,立德树人的实践过于依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似乎无足轻重或者熟视无睹,这大大折损了立德树人实践的实效性,也让立德树人实践处于学校教育外无路可走的尴尬中。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留守儿童教育问题,非原生家庭教育问题等出现,立德树人实践更加需要考虑家校深度合作。这种合作机制指的是家庭学校双方彼此正视并重视其在立德树人中的角色、作用,并由此达成合作共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督促学生的德性发展。具体而言,这种机制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内容:比如基于家校合作的学校德育制度建设、推进家校合作的家庭德育跟进、指向学生德育发展的家校合作方式调适等。总之,家校深度合作的机制,就是要突显家庭和学校在立德树人实践中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作用,惟其如此,立德树人实践中学校不再“孤军奋战”,家庭不再“隔岸观火”,家校深度合作,最终使学生在身临其境中真正将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文化生态系统优化的辅助机制

“无论什么样的时代,教育的问题,从来都不限定于学校内部,不止于教育本身”[19]。教育与社会文化生态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并进行着深刻复杂的互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生态既为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落实提供了必要的土壤、条件和基础,也为立德树人实践能否达成预期目标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基于此,推进立德树人实践就是要在文化生态系统的诊断、调适和改进、优化中,培植文化沃土,以发挥好文化涵养、文化反推的重要作用。况且,立德树人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文化生态对其影响是多方面的、持续性的,唯有这种影响朝着共同方向发挥合力的时候,才可能把立德树人实践推向纵深。在这个意义上,立德树人实践推进的文化生态研判应特别注重文化环境系统的整体改善和优化,并强调文化系统合力的作用发挥。具体来看,这种文化环境系统的优化包括如下几个层面:其一,学校文化的德性渗透。“学校文化建设应该在服务立德树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彰显价值”[20],就是要以立德树人为价值诉求,对学校文化进行整体设计并重建学校文化系统,实现文化立德、文化树人的目的。其二,社会文化的德性传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主流文化,塑造整个社会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良好风尚,让社会成为立德树人广阔场域和有效熔炉。其三,家庭文化的德性哺育。传承并发扬优良家风家训,让家庭文化成为立德树人的基础文化,发挥家庭文化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初始价值。总而言之,以文化环境系统优化辅助立德树人实践,就是要把学校文化、社会文化和家庭文化共冶一炉,确立起立德树人的价值共识,以德性贯穿和彰显的文化生态系统推进立德树人实践在良田中深化。

(四)理念引领与行动跟进的整合机制

立德树人实践的推进是理念引领与具体行动跟进共同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念和实践持续循环,贯穿于立德树人的全过程。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理念和行动在根本上是与立德树人旨趣一脉相承的,是基于对立德树人的核心要义、关键任务、目标追求等的深入理解确立的实践理念和行动方略。具体而言,理念引领包括探寻学校的办学哲学、育人理念、“三风一训”等理念系统与立德树人旨趣的内在关联,基于此进行学校理念系统的调适,使其与立德树人理念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校不需要特色理念,而是说学校的整个理念系统的构建应该是以立德树人的上位理念为指引的。行动跟进意味着具体可行的行动方案论证、行动路线确定和行动效果测评。这种行动在整体上是对立德树人理念的具体践行,当然也是不同学校基于自身的基础、条件、特色进行的校本化实践,在这个层面,指向立德树人的行动是可以呈现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的。当然,学校是立德树人的主场域,但仅仅依靠学校难以推进立德树人的长足发展。家庭对子女的期待、社会对人才的诉求都是立德树人的重要导向。因此,理念引领要真正彰显引领作用,还应重视与家庭教育观、社会取才观等理念的统一。同时,关注与这些观念相匹配、相一致的行动跟进,不能让立德树人成为高悬的口号,而应成为学校、社会、家庭育人的道德法则。如此一来,理念之间互通了,行动跟进了,这样的理念与行动才具有整合意义,也才可能把立德树人实践推向深入。

(五)测评体系牵引的反推机制

当前,立德树人实践的现实状况如何,立德树人的难题和困境在哪,立德树人有无可以推广的典型案例,立德树人的成效如何等等,这些问题既是开展立德树人实践的基础,也是推进立德树人进程的关键。然而,由于教育测评等相关研究的滞后,立德树人实践几乎是摸着石头、凭着感觉向前发展,我们过多地关注到德育的低效,而且往往是以结果性评价作出终结评估,特别是由于典型缺德或失德事件的发酵,使得学校德育成为众矢之的,这给新时代复杂境遇中的德育到底如何推进以深重打击。面对这样的难堪,德育实践似乎难以抛出掷地有声的证据证明其显著效果,也因此难以提出令人欣喜的德育推进方案。鉴于此,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的优势,加强立德树人实践的测评体系构建,为新时代立德树人实践深化厚植实证根基是可行之思。具体而言,这种测评体系的构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一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研判测评标准;二是创建理论模型与分析网络;三是提升测评的科学性和对实践的指导力。“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21],通过大数据的有效运用,让立德树人实践的实效基于数据发声,并以这些数据为基础,创建立德树人理想模型并进行学理分析,最终以测评科学性的提升指导立德树人实践的改进、优化,助推立德树人实践由理论构想走向实操深化,由证据无力到证据确凿,由注重细枝末节到关注系统整体。值得注意的是,立德树人测评体系构建过程中特别需要关注其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让数据及其作用发挥本身道德起来。总之,基于测评体系的构建牵引、反推立德树人实践,就是要推进立德树人实践基于循证思维,提升科学化和实效性水平。

参考文献:

[1]靳玉乐,张铭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5-10.

[2]张铭凯.论立德树人与课程知识的道德价值实现[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21-28.

[3][苏]M.A.帕尔纽克.刘继岳译.作为哲学问题的主体和客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67.

[4]石中英.杜威的价值理论及其当代教育意义[J].教育研究,2019(12):36-44.

[5]韩桥生.道德价值共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5.

[6]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10.

[7]杨国荣.论实践智慧[J].中国社会科学,2012(4):4-22.

[8]冯建军.构建立德树人的系统化落实机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4):8-18.

[9]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535.

[10]徐蕾.培养道德自觉:立德树人的现实路径[J].当代教育科学,2016(15):56-59.

[11]骆郁廷,郭莉.“立德树人”的实现路径及有效机制[J].思想教育研究,2013(7):45-49.

[12]韩丽颖.立德树人:生成逻辑·精神实质·实践进路[J].东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201-208.

[13]戚如强.习近平立德树人思想的理论渊源与精神实质[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7):35-42.

[14][美]波普诺.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94.

[15]高德胜.生活德育:境遇、主题与未来[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2(3):5-10.

[16]彭虹斌.道德人格形成的实践机制研究[J].教育科学,2013(2):26-29.

[17]易连云.重建学校精神家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68.

[18]张力.纵论立德树人——教育的根本任务[J].人民教育,2013(1):10-13.

[19]李政涛,文娟.“五育融合”与新时代“教育新体系”的构建[J].中国电化教育,2020(3):7-16.

[20]张铭凯,靳玉乐.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学校文化——兼论学校文化建设的文化失守与文化复归[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1):188-193.

[21][英]迈尔-舍恩伯格,[英]库克耶.盛杨燕,周涛译.大数据时代[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9.

The Practical Logic and Promotion Mechanism of the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Zhang Mingkai Jin Yule

Abstract: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is the basic task of education. Actually, how to implement this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re both a theoretical issue and a practical issue. For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s practical issue, we need to define the purport of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by clarifying epistemology in order to reply the question of “for whom”. We need to achieve the value consensus by leading axiology in order to reply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it “. And, we need to bring out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doing by collaborating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reply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o”. Based on abov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s practical issue can be set up clearly.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is a practice paradigm which is complex and systematic, and it needs a way of thinking which is macroscopic, connected and collaborative, and then take al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To implement the issue of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we should follow the logical system of“Four in One”, which include education-led, culture-driven, system-guaranteed and life-influenced. What’s more,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good use of five mechanisms, namely the connection mechanism of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elementary schools,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integrating family and school, the auxiliary mechanism for optimizing cultural system,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theory leading + practice following” and the reverse-pushed mechanism for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Keywords: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practice; theoretical basis; practical logic; practical mechanism

责任编辑:张小刚

版权所有 |教育学在线 京ICP备1234567号 在线人数123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