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育研究》2020年第8期 作者：于超 于建福
摘 要：劳动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黄济先生受中华文化滋养，承继马克思、恩格斯对劳动的认识，借鉴中外教育家的劳动教育思想，传承新民主主义劳动教育经验，坚持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以适应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现实需要，阐释劳动教育的内涵、培养目标与有效实施。黄济先生主张将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并举而实施全面发展教育。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在知行关系上注重实践，对正确的劳动价值观的躬行践履，黄济先生以其身体力行为后学提供了最为生动的以身为教、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劳动课，生动诠释了劳动教育不是传授高深知识，而是传递永恒价值，不为学会高超技，而是领悟劳动这一真谛。
关键词：黄济；劳动教育；五育并举；知行合一
整理恩师黄济先生（1921-2015年）遗存、打理“黄济先生学馆”①，翻阅其有关劳动教育论述和就相关著作的批注，乃至与学界友人就劳动教育所作“君子之争”，不禁为其劳动教育思想的学识修养所吸引，为其对劳动教育的执着坚守而感念，尤为其热爱劳动、勤俭质朴、善待劳动者、甘于奉献的精神而动容。兹就黄济先生劳动教育思想溯端竟委，观其所由，明其奥义，察其所安。
一、观其所由：黄济先生劳动教育的思想渊源与躬行根基
黄济先生的劳动教育思想品质深受所受传统家庭教育、私塾教育、新式教育、苏联教育、当代教育的综合影响，是其真切的生活体悟所得，可谓“朴厚真挚，沉稳凝重”[1］。
（一）耕读人家和私塾中接受中华文化滋养，打下劳动教育深厚根基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黄济先生其劳动教育的学问成就与深厚根基，得益于良好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的滋养，得益于不遗余力的“少壮工夫”。
1921年7月20日，黄济先生出生于胶东即墨家境殷实的耕读人家。不幸六岁丧母，九岁丧父，当时“外无期伯叔之亲，内鲜兄姊之助，门衰祚薄，可谓极矣，幸赖祖辈躬亲抚养、不辞劳瘁而得有今日”。[2］祖辈对这位长孙寄予厚望，以儒家持家之道培养其克勤克俭、朴实耐劳、自理自励、坚毅刚强的品格和习性。每天黎明即起，整理被褥，洒扫庭除，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不曾拖沓；恪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古训，勤俭节约，用餐时若有酒水滴落餐桌，或不慎有饭食掉落，就会立即用手指蘸着入口。诸如此类习惯自幼形成，延续终生，以至于将“勤能补拙，俭以养德”作为座右铭。
黄济先生七岁入读私塾，因父丧、析居、避乱、偿债，“使学业忽就忽辍，先后更师凡五”，行年十四，除熟悉“三百千”等蒙书，“已将‘四书’及《诗》、《书》、《礼》毕读无遗”。[3］后经老秀才朱子勃开解，所诵记儒家经典成为经世致用之学，并终身铭记朱师“学古而不泥古，尊儒而不排他”之语。八九年私塾所学的经、史、子、集成了黄济先生后来进行教育学教学的专业和文化基础，[4］也为形成劳动教育思想提供了滋养的沃土。晚年不遗余力弘扬中华文化，亦端赖于此。
（二）屡屡辍学中接受新式教育，颠沛流离中体验“苦中乐”之趣
1935年，十五岁的黄济先生转至县立考院小学五年级接受新式教育，学校所开设的体育、游艺及劳作课令其耳目一新，“精神亦殊感舒适”。旧日家教及私塾养成的吃苦耐劳精神，让这位“6”、“9”不分者克服初学数学难题，终以勤奋自力而学期总体成绩得本班之冠。[5］
考院小学毕业之时，家乡惨遭日寇蹂躏，失学在家。后克服家庭经济拮据且赖友人相荐，而入青岛礼贤中学接受系统的西式教育，但终因祖母疾病，家事累身，经济日窘，弟尚年幼，乃辍学。不久祖母为其谋得小学教员之职，仍饱受家事之累，人世之苦，“幸有数百天真烂漫之小朋友，缠绕左右，使余于万恶社会之中，得睹一息之真情，而贻余一刹那之乐趣也”[6］。后辗转安徽阜阳，求学不得，谋事不就，幸因不辞劳苦完成运粮任务而得入山东临时中学，经刻苦补习，一年完成三学期课业。
黄济先生尝自题：“身系凡种降人间，非圣非贤非神仙。众称黄牛自甘为，顶风冒雪苦耕田”。出身平凡，家境贫寒，人不堪其忧的困境，颠沛流离的生活，令他以坚强意志苦耕不息，并深得“贫而乐”、“苦中乐”之趣，成就了平凡劳动者的非凡人生，亦可谓“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
（三）许身教圃，深受马列主义教育思想洗礼，率先研究并传授融入劳动教育的凯洛夫《教育学》，不断形成标志性研究成果
1946年，“家世不幸，经济困窘，备尝就学之难与失学之苦”而以“给贫苦失学无告者以求学之机”[7］为职志的黄济先生，如愿就读北平师范大学。1948年，经清华大学地下党引荐，心向光明的黄济先生到达华北解放区，入华北大学学习马列主义教育理论和教育学，次年3月留校任教，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高教园丁生涯。
1950年，黄济先生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教研室，协助王焕勋先生和援华的苏联教育专家波波夫讲授凯洛夫《教育学》②，成为该书在华早期的研究传播者之一。黄济先生就凯洛夫《教育学》（第二版）第12章劳动教育作过细致批注，其最初的劳动教育思想体系深受该书影响。汇集黄济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教学研究成果并于1963年出版的《教育学讲授提纲》（以下简称1963年《讲授提纲》），将劳动教育列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第11章专论生产劳动。从中国人民大学到北京师范大学，黄济先生对凯洛夫《教育学》和劳动教育的关注与研究终其一生。1980年，在谈到教育方针的表述时，黄济先生就以“凯洛夫《教育学》第二版还加有劳动教育”[8］为依据而积极倡导劳动教育；年逾九旬时依然发文专评凯洛夫《教育学》[9］。
从已发表的著述及其对相关著作所作批注中发现，黄济先生不仅深入研究了以凯洛夫、苏霍姆林斯基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家的劳动教育思想，而且深刻分析了从欧文（Owen，R.）到马克思（Marx，K.）、恩格斯（Engels，F.）、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有关教劳结合及劳动教育的思想；还细致研读分析了刘佛年先生主编的《教育学》③、顾明远先生主编的中师《教育学》④等有关劳动教育研究成果。年近七旬，曾于1988年协助王焕勋先生完成出版《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撰写的第三编《马克思教育思想的实施和当前面临的新挑战》总结了苏联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年逾八旬，在《教育研究》2003年第6期发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时代意义》的文章，高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的原理，并基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而持续探究劳动教育，“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10］，无愧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奠基人”[11］。
（四）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劳动教育经验，立足社会主义建设各时期教育实际，持续表达对劳动教育的深情关切与忧思
黄济先生的劳动教育思想源于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各历史时期劳动教育政策与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性审视。改革开放初期，黄济先生专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系统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劳动教育的经验和党关于劳动教育的政策文件及实施经验[12］：强调1934年毛泽东提出的“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13］是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的要求，也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方针政策和优良传统；就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的“五爱”公德教育中的“爱劳动”，1957年毛泽东提出的“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和随后又提出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邓小平提出的在教劳结合上“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14］等作过精到解读。
出于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对一代代青少年成长的关爱，黄济先生始终关注并努力破解劳动教育的时代难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针对“有些学生还存在着好逸恶劳、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而倡导生产劳动；针对“左”倾思想影响下“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并引发“过多地参加生产劳动”的后果加以反思；当发觉教育实践中劳动教育缺乏，学生劳动技能、劳动态度存在问题后，黄济先生几度发文阐释其劳动教育思想，倡议“五育并举”；直到晚年仍连连撰文不遗余力地呼吁加强劳动教育。
二、明其奥义：黄济先生劳动教育的价值取向与基本主张
回望漫长的教育生涯，黄济先生始终关注和探究劳动教育问题，就何谓劳动，劳动教育的内容、实施、培养目标以及劳动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关系，他都作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基本主张。
（一）强调“劳动”是个体及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坚实基础，倡导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
“劳动”历来是劳动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承继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劳动的认识，黄济先生从劳动对于人类存在、人的发展、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意义上界定劳动。1963年《讲授提纲》认为：“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15］。晚年他进一步强调：“人类通过劳动来控制和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实现物质变换，并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人与人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人类通过劳动来推进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促进人自身的发展”[16］。
劳动的内涵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17］。黄济先生所研究和讲授的凯洛夫《教育学》在“劳动教育”章节就主张“教给青年学生重视苏维埃人民的体力和脑力的建设性劳动”[18］。1963年《讲授提纲》认为，马列主义教劳结合原理的实质“就是要把年青一代培养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的、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共产主义的全面发展的新人”[19］。晚年他依然强调“树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观点”[20］。
（二）主张劳动教育必须包含生产技术劳动、社会公益劳动、自我服务劳动
就劳动教育内容而言，凯洛夫《教育学》着重论述了“学生适当参加体力劳动”[21］和“学生参加公益劳动”[22］。黄济先生用红笔分别框上，并在1963年《讲授提纲》中将生产劳动分为三种：在校办工厂农场中参加劳动；学校安排的下厂下乡劳动；社会公益劳动和自我服务劳动。中等师范学校课本《教育学》将小学生劳动内容分为手工劳动课、自我服务劳动、社会公益劳动和生产劳动。[23］黄济先生在该书第296页批注：生产劳动可以列在第一位，在小学可把手工劳动包括在内，可分为手工劳动和机械劳动，第二是社会公益劳动，第三是自我服务劳动（包括家务劳动）。他在晚年明确提出，劳动教育“从其基本内容来分，可分为生产技术劳动、社会公益劳动、生活服务劳动等”[24］。与之前分类相比加入“技术”，体现了对劳动技术的重视，所言生产技术劳动“属于劳动技术教育的范畴，在基础教育中就是马列主义所主张的综合技术教育的内容”[25］。
值得关注的是，黄济先生在中等师范学校课本《教育学》第297页批注中不赞同把家务劳动与自我服务劳动分开，认为家务劳动属于自我服务劳动，而自我服务劳动“属于日常生活的范围之内，内容非常广泛，从个人的起居饮食到家务劳动和学校生活，都应有规范的要求。中国古代对此就极为重视，如朱熹主张从儿童时代，就要培养他们应对的能力。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开首就提出‘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要求”[26］。黄济先生将自我服务劳动（包括家务劳动）纳入劳动教育的组成部分，就意味着劳动教育不再局限于学校教育，也不限于马克思在大工业生产背景下提出的教劳结合。
（三）主张劳动教育旨在培养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劳动习惯、思想情感和道德品质，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教育
凯洛夫《教育学》指出，“除了养成学生对于劳动重要性的认识以外，同时，必须培养他们正常的劳动技能和习惯”[27］；“养成他们爱好和尊敬劳动的情感；养成他们有计划地、坚强地工作技能与习惯；养成他们对劳动的自觉的社会主义态度”[28］。结合中国国情，1963年《讲授提纲》将中小学开展生产劳动表述为：“培养学生共产主义的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和工农的思想情感，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克服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观点以及劳心与劳力分离的观点；同时，要在劳动过程中，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学习一定的工农业生产的知识和技能”。
黄济先生晚年主张在劳动过程中集中进行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劳动习惯的教育。其中，把劳动观点的教育置于首位，即“教育学生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克服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树立学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观点，认识到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社会走向理想目标的根基和动力；使学生认识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已成为光荣豪迈的事业，劳动将从负担变为责任和快乐”[29］。所谓劳动态度教育，即“使学生学会劳动创造，以忠诚的态度来从事劳动，树立社会责任感；使学生认识从事劳动是公民的神圣职责，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忠诚地履行工作任务，为社会主义建设尽职尽责”[30］。如此培养的充满理性的劳动态度是富于担当精神的。而劳动习惯教育，是“要从小做起，从小事做起，日行月就，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勤俭朴素的优良作风，反对好逸恶劳奢侈浪费的恶习”[31］。如此以道德意志支撑而养成的劳动习惯，与劳动观点、劳动态度浑然一体，旨在培养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
（四）坚持“五育并举”，将“劳动教育”列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在劳动创造中启智、育德、健体、益美
马克思曾将教育理解为智育、体育、技术教育三件事，[32］1963年《讲授提纲》就其时代性和必然性作过客观分析。凯洛夫《教育学》提出的智育、综合技术教育、德育、体育、美育，黄济先生结合中国国情作了吸收与借鉴：“根据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原理，根据当前的实际需要，弘扬我国的革命教育传统，将劳动教育列入教育组成部分之中，把德、智、体、美四育增补为德、智、体、美、劳五育，乃是应有之义，也是当务之急”[33］。除了1963年《讲授提纲》单列“生产劳动”一章，黄济先生在1980年《试谈教育方针问题》一文中呼吁在教育方针中加入技术教育并体现劳动教育；[34］在1993年他又强调，“劳动技术教育又是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须”，“还是提五育为好”[35］。
黄济先生深知，将劳动教育纳入全面发展教育组成部分未必合乎西方教育学的学理逻辑。依照西方身心二分的逻辑，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身心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就是身育和心育。其中，身育即体育；心育含与知情意相对应的智育、美育和德育。由此，教育被分析成体、智、美、德四育，劳动教育因不存在与四育并立的学理基础，故难有一席之地。与西方学理重身心分析不同，中国传统教育采用知行逻辑，善于融通相盈。基于对中西教育各自的内在逻辑，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原理的把握，黄济先生确信劳动功用遍布四育，响亮地提出：“劳动可以启智”，“劳动可以育德”，“劳动可以健体”，“劳动可以益美”。[36］这就从中国传统教育知行合一逻辑出发，确立了劳动教育与四育的并列关系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意义。
（五）主张将劳动教育有效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使家庭、学校与社会协同开展，贯彻终生
凯洛夫《教育学》主张“学校教学和课外教育工作的内容本身，在思想方面应当促使学生养成正确的劳动观点，激发学生对劳动者的深深尊敬和从事劳动的愿望”[37］。黄济先生在此处批注：“仅凭教学和课外工作能达到这些要求？”进而提出了涉猎广泛、贯彻终身的劳动教育。
1963年《讲授提纲》指出：“必须加强生产劳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尽可能把学生的生产劳动和教学互相结合起来”。[38］随着科技发展，黄济先生晚年提出中小学实施劳动教育必有两个结合，即“生产劳动教育与科技教育相结合”，“劳动活动与思想品德教育相结合”。[39］劳动教育与德育相似，不可能像某些课程一样仅凭课程教学就能达到目标；学校教学中加强劳动教育不是单纯增加劳动课时，劳动教育绝不限于劳动课程和课堂，而是要将劳动教育与品德教育、科技教育相结合，并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黄济先生始终认为，劳动教育“不只是学校的任务，家庭和社会都应密切配合进行，家庭在儿童的劳动教育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社会应当提供青少年进行劳动锻炼和实习的条件和场所。因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要协同地进行，使其有效地实施”[40］。尤其是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教育不是学校所能独自完成的使命，学校必须与家庭和社会协同进行。如果学校、家庭、社会彼此之间所传递的劳动价值理念相互抵牾，劳动教育效果必打折扣，必然引发学生价值冲突与迷茫。从横向上讲，家庭、学校与社会要涵盖全场域地实施劳动教育；从纵向上讲，劳动教育不是任何一个时段的使命，从早期家庭到就读学校及至回到社会，需要贯彻终生。
三、察其所安：黄济先生劳动教育的思想特质与躬行践履
黄济先生劳动教育思想独树一帜，有着值得铭记与传承的精神气质，其劳动教育思想的建树，为构建体现新时代要求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尤其可为躬行践履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提供不可多得的示范。
（一）黄济先生劳动教育思想是融会古今中外的学问，在传承借鉴中体现着本土化底色和中国化的努力
黄济先生超越古今时限，跨越中外地域，努力实现古今中外劳动教育思想的融会贯通。其劳动教育思想的形成，恰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和劳教结合思想指导下，借鉴西方教育理论，汲取苏联劳动教育经验教训，继承中国劳动教育优良传统，总结新民主主义劳动教育经验，着力结合中国实际，就本土化、中国化劳动教育所作的持续探索。
黄济先生晚年在总结苏联教劳结合和我国学习苏联教劳结合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国是在学习苏联教育过程中走自己的路，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来进行创建的”[41］；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和与之相关的教劳结合理论，还是西方教育学理论乃至苏联劳动教育经验，只有开展“创造性学习”而不是直接“拿来讲”，只有与中国国情及劳动教育实际相结合而不是直接套用，才有持久的生命力。他赞赏西方教育学理论围绕“身心全面发展”而提出的德、智、体、美四育，同时依据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综合权衡与审视，力倡“五育并举”，创造性地于身心二育之外、于知行功夫之中融入益于全面发展的劳动教育。
黄济先生熟读经史子集，精研中国传统文化，其劳动教育理念与日常践履均深受中国传统学理开蒙，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古为今用。他时常强调“在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时，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科学历史观为指导，做到去粗取精，古为今用”[42］；认为中国传统劳动教育中有的内容虽然是剥削阶级对子女的要求，但依然应该成为培养社会主义的公民、劳动人民的后代所需借鉴的内容。其劳动教育思想注重劳心与劳力相辅相成而共进，肯定孟子提出的劳心与劳力分工是历史的进步，是治国安民所必需，但并不认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有高低贵贱之别；立足中国传统与实际，承认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但现在只能逐步地缩小差别；认同恩格斯所期待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43］。
（二）黄济先生的劳动教育思想具有与时偕行的品质，对劳动教育价值的坚守一以贯之，一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
对未来教育，马克思强调，教劳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44］；列宁在未来社会理想视域中强调“把青年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45］的历史必然性。据此，黄济先生一直将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视为具有与时偕行品质的现代化教育思想，而不是僵化的教条。“以时为大”早已扎根黄济先生劳动教育思想中。1963年《讲授提纲》就提出开展生产劳动“要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因人制宜”[46］并提出系列应对策略。他始终强调：“在组织学生参加劳动时，一定要从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作出恰当的安排”[47］；教育的组成部分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认识的深化、现实的需求，而有所改变和有所增减”。他分析了新中国全面发展教育组成部分的历史变迁：“从‘三育’（德、智、体）到‘四育’（德、智、体、美）再到‘五育’（德、智、体、美、世界观和德、智、体、美、劳），可见教育的组成部分，它将因客观的需要和教育家的不同理解，而有所变动，即因时、因人而异”[48］。万变不离其宗，教育的组成部分“应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可以根据具体的需要而有所取舍”[49］。
年过古稀的黄济先生对劳动教育的呼唤格外引人注目。1992年，黄济先生有感于当时“对学生参加实践锻炼的意义重视不足，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强调的不够”[50］而疾呼将劳动教育纳入教育组成部分。21世纪初，面对因劳动教育被软化、弱化、淡化而影响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强烈呼吁“五育并举”。至于由“四育并举”向“五育并举”是否适宜，则始终采取开放达观态度，也乐得“奎兄”（对挚友瞿葆奎先生的称谓）与“济兄”（瞿葆奎先生对黄济先生的称谓）商榷。2005年6月，黄济先生复信应答“奎兄”：“从中国
近代的教育传统来看，王国维先生的列表（列表中以体育、德育、智育、美育培养‘完全之人物’）可以说是在哲学和心理学方面都有一定的根据，而且逻辑严密”；“我所以提出把劳动教育列为教育组成部分，文章的考虑：劳动在人的发展中的特殊意义和作用以及当前的需要，独生子女的教育，学生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也是为了使教劳结合方针落到实处，这些考虑我至今还未放弃”；同年又撰文强调：“把劳动教育列入教育的组成部分，将现在的德、智、体、美四育，增补为德、智、体、美、劳五育，以有利于学生更完善地全面发展”[51］。守望“五育并举”若此！“济兄”与“奎兄”尽管因学理逻辑而有一时争辩，但对劳动教育价值的坚守绝无二致，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其争也君子，堪称“当今中国教育学术争鸣的典范”[52］。
（三）黄济先生的劳动教育是知行合一的学问，以身为教，成为躬行践履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的典范
黄济先生信奉孔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和“躬行君子”（《论语·述而》）、陆游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剑南诗稿·冬夜读书示子聿》）及张栻所言“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南轩文集·答朱元晦》），确信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知和行的关系上“重实践是其主要特点”[53］，深知做“经师”不易而做“人师”更难。秉持如此“知行合一”理念，他自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其永远追求的目标；其所倡导的劳动教育，绝不限于纸上所得，而是行胜于言的躬行践履，是崇尚历经践履的“真知”。在他那里，无需开设专门的劳动教育课程，亦无需给后学系统讲解何谓劳动何以劳动，却为后学提供了最为生动的以身为教、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劳动课。这样的课程，不是传授高深知识，而是传递永恒价值；不为学会高超技艺，而是领悟劳动真谛。
如果说“劳动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正确的劳动价值观”[54］，那么，劳动教育的真谛则在于对正确的劳动价值观的躬行践履，黄济先生以其身体力行生动诠释了这一真谛。步入黄济先生学馆，即可见用于自我服务的缝补浆洗之物，不同型号应有尽有的劳动工具；有穿过数十年的鞋帽衣物，用过的陈旧不堪的箱柜衣橱，一张张用药说明书正反面作为便笺留下的密密麻麻的文字。记事本中，有自己和老伴写给医护人员、售货员等普通劳动者一封封感人肺腑的信件留底；有多次陪同保姆去校医院为其挂号看病取药的记事；有精心辅导保姆王和平考取大学的欣喜；也有未能将曾姓保姆培养成“第二个和平”的愧意；更有特殊年代即使身陷牛棚依然任劳任怨数年如一日将锅炉“烧的暖气每年都最好最热”的感人事迹。他许身教圃，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九十一岁那年“五一”节期间，精心准备三日作了场报告，自以为过了个有意义的劳动节；九十二岁那年冬天，依然拒绝他人接送，每周骑着三轮车往返学校为研究生和访问学者系统讲授《四书》课。他毕生深究细研，艰辛探索，笔耕不辍，成果丰硕。其著作一版再版，每一版都花费精力修订，《教育哲学通论》、《国学十讲》所作细致改动只可惜尚未来得及修订再版。晚年为中华文化研究与传承呕心沥血：右手粉碎性骨折却用左手撰写近两万字《诗词学步》提纲；年已九旬还基于开设的27期“古典文化专栏”完成《国学十讲》，主编并逐字审阅《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八卷；仙逝前两年，精心策划并启动出版《中华国学教育经典丛书》；临终前为写作《诸经选读》，强忍颈部骨折牵引剧痛，在病榻上研读《战国策》……黄济先生自称“只行耕耘”而“不求闻达”，即使获得“全国教育科研突出贡献奖”也不以为意，对好评如潮的学界赞誉及媒体采访均持谨慎态度。
难能可贵者莫过于黄济先生将甘愿奉献的劳动价值观完美融入其人生哲学。“我深深感到一个人来到世上是不容易的，不要白走一趟，要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一点东西。所以我的人生哲学是：1应当大于1（即1>1），不要等于1（即1=1），更不要小于1（即1<1 ），更不能等于-1（即1="-1），如果小于1或负于1，你就把别人的东西给拐走了。一个光辉的人生，应是1等于10，甚至等于100，1000……越大越好”[55］。无论承担何种劳动，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始终自觉奉献，心系祖国，报效社会，奉献得越大越好，是黄济先生劳动价值观的真实写照。斯人之逝，让太多人痛惜，再也见不到那位平日里骑着三轮车的老先生了，却令人震撼地见到：早已留下的捐献遗体的遗嘱；所捐眼角膜为两位患者带来的光明；去世当年“捧回”的“感动师大年度新闻人物”奖杯；其书桌上一直摆放并信守的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名句……何止是“不带半根草去”或“不把别人的东西给拐走”，分明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何止是“愿化春蚕丝吐尽，织成锦绣饰神州”的济世之志，分明是崇高奉献精神的躬行践履！
注释：
①“黄济先生学馆”开馆于2019年4月6日，落成于尼山圣源书院，用于对黄济先生遗存的收藏、征集，开展黄济先生的研究与思想传承。
②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曾在新中国风靡一时。黄济先生所使用和对“劳动教育”章作过细致批注的是黄济先生学馆馆藏的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的《教育学》，本研究以该版本为据。
③该书1963年以“内部讨论本”交由国内学者研讨，1979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黄济先生学馆”藏有经黄济先生细致阅览和批注的“内部讨论本”。
④中等师范学校课本《教育学》由顾明远先生与黄济先生主编，该书第十三章专论劳动教育。黄济先生作为主编之一，对该章认真研读并作批注。本研究所使用的是“黄济先生学馆”馆藏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的版本，简称“中师《教育学》”。
参考文献：
[1]瞿葆奎.劳动教育应与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并列?——答黄济先生教授[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3）.
[2][3][5][6][7]黄济.雪泥鸿爪·自传[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黄济.黄济先生口述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8][4]黄济.雪泥鸿爪[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1.
[9]黄济，王晓燕.历史经验与教学改革——兼评凯洛夫《教育学》的教学论[J].教育研究，2011（4）.
[10]石中英.黄济先生对中国教育学术的贡献[J].中国教育科学，2013（3）.
[11]顾明远.斯人已去，友谊永存[J].中国教师，2015（2）.
[12][15][19][20][38][41][46]黄济.历史经验与教育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83-214、272、401、372、403-406、2、406-407.
[13]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328.
[14]邓小平文选（第1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04-105.
[16][24][25][26][29][30][31][33][39][40][48]黄济.关于劳动教育的认识和建议[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17][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8.
[18][21][22][27][28][37]凯洛夫.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302、307、309、305、302、304.
[23]顾明远，黄济.教育学（试用本）[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297.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17.
[35]黄济.对教育方针的回顾与浅识[J].现代教育研究，1993（2）.
[36][47][49][51]黄济.劳动教育与教劳结合[J].劳动技术教育，2005（4）.
[42]黄济，于超.略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J].中国教师，2014（13）.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0.
[45]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413.
[50]黄济.试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
[52]于述胜.教育学术应该这样争鸣[J].中国教师，2006（1）.
[53]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21.
[54]胡君进，檀传宝.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观与劳动教育观——经典文献的研析[J].教育研究，2018（5）.
[55]黄济.对人生的一点感悟[J].中国教师，2015（2）.
Promoting Students' All-Around Development in Morals, Intelligence, Sound Constitution, Aesthetics and Job Skills, and the Unity of Their Knowing and Acting——The Spirit of Respectable Educator Mr. Huang Ji's Thought on Labor Education
Yu Chao Yu Jianfu
Abstract:Labor is the foundation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human society. Nourished by Chinese culture,Mr. Huang Ji（1921—2015）inherited Marx and Engels' understanding of labor, absorbed the ideas of labor education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educators, and used for reference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New Democratic labor education; he adhered to the socialist labor values, and by catering to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and practical needs of human beings in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illustrated the connotations, goals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he advocated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by combining labor education with moral education,intellectu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Adhering to the practice-oriente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practice of correct labor values, Mr. Huang provided his successors with the most lifelike labor lecture, where he set a good example, and exerted a subtle influence on the character of his students by creating a labor-oriented environment, thus vividly interpreting labor education:it is not to impart profound knowledge,but to convey eternal value;it is not to teach students to master super skills,but to let them understand the true meaning of labor.
Keywords:Huang Ji; labor education; all-around development in morals, intelligence, sound constitution, aesthetics and job skills; 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ng
责任编辑：安庆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