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20年第Z1期 作者：唐智彬 郭欢
摘 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国家对乡村社会实施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农村职业教育传导并形塑了国家乡村治理目标,在积极的“形象”建构中吸引农村民众广泛参与,奠定治理的群众基础,同时通过完善多元功能保证治理能力。作为“治理术”,农村职业教育要面向复杂经济社会背景下乡村社会的“人心优化”、“秩序生产”和“能力生成”三大主题,积极发挥治理功能。基于乡村社会“善治”目标,应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认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问题,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乡村治理价值意识,通过完善实践框架不断改进治理能力,构建多元共治的农村职业教育治理框架,实现“以教育促治理,以治理强教育”的教育与治理协同改进格局。
关键词：“治理术”；农村职业教育；乡村振兴；乡村社会治理
农村职业教育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与发展情境中总被赋予一定的功能与职责，似乎任何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之下，农村职业教育都能被合理地“安顿”。简单搜索相关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无论是新农村建设、城镇化还是农业产业化、精准扶贫，抑或是乡村振兴战略，农村职业教育的“独特功能”被反复提及。但是，千帆过尽，农村职业教育还是在等待下一轮的“发展使命”。农村职业教育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伴生问题，关注发展背景变迁，关注功能变化，却很少关注变迁之下影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因素。我们既要把握不同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应该承担什么、应该如何发展”等问题，更应该弄清楚是否存在某种因素驱使农村职业教育不断调整自身能力以适应外部背景和条件，是什么因素让农村职业教育承担这样的功能。本文试图分析长期以来农村职业教育是如何在重大发展战略为主的结构性力量和权力关系的影响下而获得各种功能，以及在不同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功能是如何隐含不同特质、呈现何种内在逻辑与社会景观？本文认为，农村职业教育是一种典型的乡村社会“治理术”，是国家对乡村社会实施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具体而言，农村职业教育传导了国家乡村社会治理目标，承载治理行为；通过农村职业教育活动，国家对农村社会和农村人口施行治理。在乡村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农村职业教育的治理功能重点与形式有所差异，体现了国家权力渗透乡村和国家治理转向的基本特征。
一、改进乡村社会治理：理解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视角
“治理术”这一概念源自福柯。基于西方历史，福柯从权力技术的视角细致描绘了政府治理的构成演进和现实途径，他认为，历史地看，权力有三种典型的类型：以君权为主导的主权权力、以监狱为原型的规训权力和以生命政治为基础的治理权力。[1]所有形式的现代政治思想与政治行动，都是以关于权威能够而且应该处理各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的某种特定思考方式为基础的，这就是所谓“治理术”。从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看，“现代社会的治理术主要指各种特殊而复杂的权力得以实施的一整套制度、程序、分析、计算和策略，其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手段是安全部署”。[2]国家现代治理方式所依赖的一整套治理手段与技术，既有代表国家意志的制度与政策，又有隐形于日常生活与交往的种种规则与习俗，最终形成的结果就是“寻找最好的方式来对个人和全体的行动施加影响，从而来确保每个人以及集体的利益”。[3]因此，治理术提供着人类赖以生存、发展和实现的共同体组织，提供推动人类物质需求得以满足的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的规范秩序，形塑支撑交往活动进行的“真善美”的话语秩序以及表意系统，构建有序运行和良性发展的体制机制，从而决定着现实性上人的本质规定，[4]是现代政治理性的共同基础。
在此基础上，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在另一篇论文中所提及的“两种国家主导的重大生命政治策略”，这两种重大生命政治策略在欧洲、北美及其大量殖民地成型并广泛运用。第一种策略是提高人口健康水平。这个策略的核心是改变个人习惯，尤其是普及卫生知识，让民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通过诸如改进城市规划、城市污水处理等方式，为公众提供更理想的卫生条件，并“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等类似机制”等方式逐步改善，如对在校儿童进行体检、健康巡查以及开设诊所等形式。第二种策略也是寻求人口总体健康水平，但是将重点放在人口再生产问题上。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国家通过优生学，“改善身体政治，使得大多数民众在未来不会成为社会的、经济的负担，因而对当下人们的再生产能力施加影响”。[5]在人口再生产的过程中，除了通过从科学层面的基本卫生保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外，还以覆盖面更广、水平更高的教育和文化活动来实现对人群的治理。正如我们所知，西方国家的治理变迁经历着从传统的司法权力到规训权力和安全技术的过程，焦点从“领土”转向“身体”和“人口”。[6]这些也反映在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政策和报告中，如世界银行报告就提到，获得良好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个人成功、国家发展和繁荣的基石。所有的治理都是面向人的治理；一切的治理活动都是围绕人而展开的。完善的治理制度必须要有高素质的治理主体，才可能通过有效的治理行为实现治理现代化。
将现代教育作为促进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梁漱溟曾有探索。他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具备“政治、经济、文化合一”和“政教合一”两个重要特征。在“政教合一”这一问题上，梁漱溟强调“‘教’乃道德问题”，乡村建设中应该实现“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一”，教育“应居于最高位，领导一切”，“建设寓于教育”，[7]因此，梁漱溟设计了与村民紧密联系的村学和乡学。村学和乡学既是组织，更是学校，通过教育贯穿、引领一切经济与政治活动中。从教育内容看，重在社会教育和民众教育，既有知识、技能教育，同时重视激发与培育乡村民众的“生命本体”，强调“读书明理”，“其理正在人生之理”。[8]从特征上说，村学与乡学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方案中所发展的新型社会组织，借此构建新乡村社会秩序，实现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
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治理有效”基本目标的提出，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不仅要全力促进乡村经济、农村产业的发展，更应注重农村人口素质与能力的全面提升，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创新和乡村善治目标。作为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对乡村进行治理与改进的手段之一，与其他的手段相比较，如直接的资源投入、政策干预等，农村职业教育发挥治理功能显得隐蔽而弱势，但却有效而深远。
一是总体上，农村职业教育传导并形塑了国家乡村社会治理的目标与行为。国家治理主要依托技术策略，形成了一整套理性而隐蔽的治理手段，延伸到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权力直接渗透到人口的生命及其全过程，对个人生命过程进行调控，这就是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在现代治理的实施框架中，治理者试图让被治理者相信，政府的意志就是为了让被治理者过上更好的生活。[9]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进程中，国家在以系列输入性资源和制度支持的同时，从战略上将直接影响人口质量和人群素质的教育作为促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其中一项关键内容。从功能上看，农村职业教育既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的重要路径，又是改善农村人口知识、技能和素质水平的重要方式。总而言之，发展高质量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现了国家改善农村人口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的重要目标，蕴含了改进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为了使这些治理目标更好更顺利地实现，国家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与措施，不断提高农村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与水平，以此保证农村职业教育的乡村社会影响力，并能顺利传导国家治理目标、行使治理职能。
二是策略上，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积极的“形象”建构，吸引农村人口积极参与和支持，奠定治理的群众基础。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有一项重要的治理策略就是话语建构。为使农村职业教育更为民众理解、接受，从而发挥治理功能，政府在出台大量政策与制度的同时，使用部分话语概念来宣传、动员民众重视与参与职业教育，将发展职业教育的观念传递到社会群体或个体，从而获得民众的赞同，形成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并指导具体的行动。[10]这其中，一方面，官方积极推动的系列话语概念为农村职业教育建构了高价值的外部形象；另一方面，使用话语概念本身也是治理的组成部分，使得国家重视职业教育的治理理念和发展观念得以传播、获得共识。系列的话语既有国家各类正式文件中所提及的“技能强国”、“职业教育强国”、“扶贫先扶智”等，又有这些话语概念下各地方政府和职业教育机构所宣传的“万贯家财，不如一技在身”、“一人学技能，全家共致富”等更为通俗易懂的话语，与此同时，配合上述话语，国家以巨量的财政投入吸引民众积极参与，推出了如“农村学生中职免费教育”、“中职免费政策”、“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等措施，打消农村居民对接受职业教育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顾虑，以“公益性”特征来扩大农村职业教育受众面和影响度，进一步构建农村职业教育在乡村社会的正面形象，扩大社会影响，提高社会地位，从而奠定治理的群众基础。
三是具体实践中，突出利用农村职业教育的多元功能实现社会治理。现代教育蕴含了一种对人及其精神进行生产、规范化和标准化的隐性权力技术，通过接受教育，个人成长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对于农村职业教育而言，由于其涵盖的内容全面、对象广泛，是面向农村人人的教育形式，既包括农村学龄人口，如农村职业教育被认为是我国乡村“控辍保学”的重要手段；[11]也包括有学习和培训需求的人群，如新型职业农民、农业剩余劳动力、城市转移劳动力等等。总体而言，农村职业教育治理功能的实现有赖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正规中职学校教育，农村居民的总体受教育水平得到提升，更加适应国家现代化发展对人的素质要求，这是教育的本质功能，也是包含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之中的。二是农村人口技能水平得以改善，促使农民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增强农村居民经济能力，这是保障现代治理目标实现的经济能力基础；三是农村居民综合素质与能力改进，认同并自觉践行现代社会价值观念与行为，适应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需求。多元治理功能的实现是农村职业教育促进乡村内生秩序生成和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生产的重要基础。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治理术”特征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不应只是振兴乡村经济，而是开展一场新进步运动，推动乡村政治、社会和人的现代化。[12]乡村治理不只是农村内部的自我管理和发展问题，更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3]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关系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实现。因此，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应从“治理术”的视角，突出在参与“人心优化”、“秩序生产”和“能力生成”三个方面的能力。其中，“人心优化”是基础，“秩序生产”是条件，“能力生成”是核心。
（一）“人心优化”：农村职教应直面乡村治理的根本问题
乡村治理现代化关键是人的治理，人的行为是受精神思想支配的，精神思想是治理之基础。[14]因而本质上是“人心治理”，“人心即政治”，[15]所有的制度与政策都是建立在“人心”之上的。党中央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强调农民在整个战略中的主体性，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指导实施乡村振兴计划的基本原则之一。缺少农民这一内生主体的参与，乡村振兴就无法真正落到实处。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现代乡村治理格局，强调党委、政府、社会（社会组织）、公众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6]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治理人群的全员参与，因此，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人”是决定治理制度、治理手段以及治理途径的根本因素，“人心”又是这一切的基础。
但是，乡村社会治理面向的“人”及“人心”又是极为复杂的。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社会多元化与价值观的冲突，加之信息化社会与信息获取的便利，使得农民在日渐丰富的物质生活中“已然自发地感受到关于致富手段和生活目的之间的困惑、利欲追求和人际交往之间的紧张、条件改善和内心感受之间的迷茫等等。”市场经济之下，部分农民“在追求功利动机的同时自我私欲恶性膨胀，导致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社会责任感缺乏、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增加，甚至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和他人的幸福乃至生命。”传统价值观体系中的义利、理欲关系已经被农民以颠覆的方式解构。[17]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就是在这一“人心”状况基础上来推动的。孔子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仅仅依靠制度和法律条文来治理，民众缺乏道德感的约束，那么社会治理的交易成本就可能很高，降低了治理的效率。这也是我国乡村治理提出“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基本出发点。
“人心优化”是当前实现乡村“德治”的重要基础，也是改进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如何实现“人心优化”？人的“任何成就莫非人心自觉之力”，“求真恶伪是随着人心对外活动之同时自觉中，天然有的一种力量”，人心的成就，简单来说就是“真”、“善”、“美”出自人心的自觉。[18]农村职业教育应积极回应“德治”的现实要求，配合国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行动，发挥教育的隐性治理功能，直面当前乡村社会及农民受到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以及虚荣攀比等等强烈冲击因素，通过适当的教育内容与方式，引导民众在价值多元、利益分化的背景下，理解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认同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教育的催化与养育之下，不断优化乡村社会心理。以教育的方式对农民个人精神世界与价值观进行培育，规约农民人心，从而奠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人心”基础。
（二）“秩序生产”：农村职教要助力夯实乡村社会治理基础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依赖国家制度、政策以及资源的输入，更依赖乡村社会自身的秩序生产能力，这是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19]乡村社会秩序生产包括内部生产与外部支持。从外部来说，国家权力体系的“毛细血管”渗透至最基层，同时与一系列法律、制度与政策构成乡村治理体系的制度基础，是乡村社会秩序的外部支持。与此同时，深刻影响乡村社会治理格局的乡村社会内生秩序更为重要。促成乡村秩序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村民对法律、政策的遵守，也有对宗族的认可、对村庄内部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认同等等。法律属于强制性的，其他则更多取决于村民的观念，是长期教育与教化介入的结果。
新时代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根本变化是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20]在这一总体背景下，乡村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等都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与组织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等等都在变迁，村庄分化、人口流动以及代际革命等将村庄逐步变成一个有“陌生人”的乡土社会，尤其是一批批的“农二代”离乡、离土，为未来乡村社会的基本格局奠定基调。总体而言，乡村礼治秩序让位于经济权力的主宰，村庄治理结构、规则与秩序演化与变迁，[21]给乡村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治理基础与治理方式都逐步呈现新的特征。
从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来看，通过为我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体提供教育便利，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职能所在。以法律为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阶段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农民在法律公正性、权益保障功能、遵纪守法观念等方面依然存在一定不足之处，[22]如何强化农民的现代法律意识这一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有待教育的参与。乡村内生社会秩序生产取决于农民对世界、国家和社会的认知，取决于农民接受的信息量。当前，农民通过各种现代技术手段，扩展了信息来源的途径与方式，但所接受的信息泥沙俱下，有用信息、无用信息甚至有害信息都涌进了农民的视野，各类信息共同建构了农民认知和知识基础，也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与道德认知，这些都是乡村内在社会秩序生产的重要条件。在这一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发挥自身特有的组织功能，同时依托与农村基层政权、农民专业协会等机构的联系，以适当的方式扩大自身在乡村社会和农民中的影响力，将教育内容转化为对农民观念与行为的塑造，将教育形式转化为对农民集体的组织。在农村职业教育的实施中，国家的乡村社会治理理念与治理目标渗透到农村，治理行为传导至每一位农村人口，逐步在教育中形成面向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社会秩序。
（三）面向“能力生成”：农村职教发展应嵌入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乡村能力”是支持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主要指乡村自我生长、自我发展的能力系统。从治理的角度看，乡村内生能力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组织”能力。我国长期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小农生产基本特征造成了农村的组织化程度偏低，造成资源动员能力、自治能力薄弱，在宗族力量基本退出乡村治理力量之后，如何发展乡村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激发农民自治意识，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二是“发展”能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乡村产业发展能力和乡村居民的个体发展能力。“产业兴旺”与乡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及收入增长是治理现代化的经济基础，这些都是由发展能力决定的。乡村社会组织能力的发育与发展能力不断提升，才能持续改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从能力基础来观察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问题，不难发现，当前在高度开放与流动的大背景下，我国乡村社会出现了持续分化，各地状况高度迥异。既有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老人、妇女与儿童留守中西部贫困乡村，空心化状况严重；也有由于地理位置、资源基础等优势而成为“资本下乡”的重点区域，共同的问题是组织能力欠缺和发展能力不足、社会治理基础薄弱。
回顾历史，梁漱溟在对乡村发展与治理历史与理论进行分析之后，将“乡学、村学”等类似教育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依托，并通过各种合作组织将农民组织起来，引进技术，发展生产。[23]“将消极的彼此顾恤，变成积极的有所进行”，“使乡村的每一份子对乡村团体的事情都有力地参加，渐以养成团体生活，使内地乡村与外面世界相交通，借以引进外面的新知识方法”。[24]因此，从新时代乡村治理的背景看，要“将农民组织起来”和“将农民发展起来”二者并重，这是当前农村职业教育的核心能力之一。
从这一意义看，农村职业教育利用自身网络健全的条件，发挥立足乡村、依靠农民的优势，面向农民、面向乡村的“赋能”，是形成社会治理功能的基础，也是发挥治理职能的重要方式。农村职业教育“赋能”的方式有多样：一是为农村学龄人口提供充足、优质的正式中等职业教育机会，推动农村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提高农村人口总体教育水平和人口整体素质。二是依托县级职教中心、乡镇农校等机构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所需要的技能培训服务，弥合其与城市产业的“技能断裂”。三是农村职业教育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农业技术推广等方式，为乡村居民提供职业培训服务。以农民发展能力提升为例，农民的农业生产能力、自主选择能力（如对劳动就业、生活方式、市场活动及社会交往方式等多方面的选择能力）、新知识的吸纳运用能力以及非农就业能力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显得越来越重要。[25]在方式上充分利用现有乡村基层的组织优势，与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与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合作，挖掘并引导乡村的教育需求，推动“三教统筹”与“农科教结合”，将外在于乡村各个职业院校和行业领域的教育资源整合并转化为乡村组织能力与发展能力需求的教育目标，形成乡村现代化的高水平的农村职业教育支持系统。
三、面向乡村治理治理现代化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路径
晏阳初在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一切的教育工作与社会建设必须有事实的根据，才能根据事实规划实际方案”。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事实依据就是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背景，物质条件是基础，但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是乡村善治的关键所在。因此，一方面不能忽视制度供给和物质资源的现代化，涵盖乡村治理制度现代化、乡村公共设施现代化、乡村农业技术、农业效率现代化以及乡村民众收入增长等等。另一方面更要关注村民本身的现代化，重视乡村居民的身体与精神健康，人的思想进步、勤奋品质养成、知识增加、技能增长、方法改进以及心理健康等。因此，在乡村治理中，必须关注人的行为背后的精神问题、思想问题和能力问题，把改造提升人力资本作为重要任务，[26]这些都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因此，既要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制度和资源输入，更要通过发展面向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农村职业教育，回应乡村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同时不断改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生态问题，[27]从而形成“以教育促治理、以治理强教育”的乡村社会发展格局。
（一）基于乡村社会治理改进视角理解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问题，提升治理价值意识，开发治理价值
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国家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一方面，体现了国家推动教育现代化、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国家总体意志，是优化乡村教育资源，从而促进乡村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不断提高我国农村人口精神境界、道德意识和法治意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民技能形成，通过赋能农民而提高农民的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与乡村经济社会秩序，奠定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
在推动社会与公众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治理价值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应理解共识形成的复杂性与长期性。首先应充分明确农村职业教育的治理价值结构、治理价值标准以及治理价值判断，从公众理念层面确立农村职业教育价值的认知。在治理价值理念基础上，逐步树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隐性规则”或者非正式制度，为改进乡村治理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在达成这种社会共识或者价值认同之前，国家、政府以及相关机构应从理解农村职业教育的乡村社会治理价值的内容与方式出发，努力构建农村职业教育形象的积极话语体系，继续利用我国在促进观念传播与“概念先行”方面的经验，逐步形成一整套价值指向明确、内容清晰、逻辑严密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宣传话语体系，尤其广泛宣传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居民实际经济利益与现实价值直接联系，将农民从职业教育中获得的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统一起来，获得乡村居民的认可，赢得群众基础，这是形成农村职业教育治理价值共识的基础，并逐步形成农村职业教育的“治理”意识。对地方政府和基层管理者而言，应认识到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不仅仅只是完成从中央政府到省级政府的一种常规的工作任务或者“政绩工程”，不只是为了数据统计上的“光鲜”，而是在政府责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基础工程，关系到治下的民生幸福与长治久安。最近，课题组关注到农民文化技术学校这一重要的基层农村职业教育机构，从统计数据上看，年度培训人数近4000万，但课题组走访却发现，乡镇农校在乡村社会的存在感却基本可以忽略，农民对参与培训也较“无感”，对政府部门宣传的农校和培训工作也不以为然。因此，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与凸显治理价值的社会共识，需要话语建构与现实行动的共同促进，通过一系列目标清晰、组织严密的宣传活动与区域教育发展政策相结合，逐步形成农村职业教育在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方面的价值意识。
（二）完善实践框架，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乡村治理能力
从治理的视角来看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既有发展理念滞后、社会治理价值被忽视的因素；也有制度欠完善，限制了社会治理功能的发挥。最为关键的是，只有提升当前农村职业教育的自身能力，才能有效地发挥其在改进乡村社会治理、服务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实践其作为国家的乡村社会治理术的角色。基于治理功能的农村职业教育实践框架应重点与乡村治理现实需要衔接，在能力提升中突出治理价值和治理功能，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协同推进。
一是完善农村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建设，发挥其“龙头”作用，强化农村中职在优化县域内教育资源、提升区域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比例与水平，承担培养、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强化农村技能培训与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农业新技术扩散等方面的职能。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的“最后一公里”建设。目前，不管是“精准扶贫”项目还是乡村公共服务，我国都已经基本实现了资源直通农民的基本目标，但优质农村职业教育资源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建设力度不够。因此，重视农村职业教育体系的基层组织与机构建设，发挥其立足农村、贴近农民的优势。
二是完善农村职业教育内容结构。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职业教育要面向乡村的重点群体，配合国家的重大规划与行动，发挥自身在培养新型农民、新“乡贤”过程中的作用。梁漱溟认为，乡村的贤能之人，其首要责任就是“培养人心、教育地方”。农村职业教育参与培养新兴职业农民等乡贤，既有乡村经济发展的考量，又有改进乡村治理的深意。与此同时，农村职业教育要充分考虑乡村的区域特色，分类发展。我国乡村区域分化特征明显，存在不同资源条件、教育水平、群体特征，发展需求也存在差异，治理模式也有不同选择，因而面向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农村职业教育也需要采取相应方案，通过充分研究所在区域的治理需求与重点，制定科学的农村职业教育方案，选择适合的教育路径、教育资源与治理需求相对接，从而实践体现区域治理特色的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容与模式。
三是创新农村职业教育实施手段。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扩散，城市与农村的信息“鸿沟”越来越小，各种智能终端也在乡村得以普及，宽带网络扩散到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民的信息与资源获取途径与方式更加多样化。在农村职业教育实施过程中，应借助信息技术便利，开发适合农民群体的教学模式与学习方式，将面向农民的国家涉农政策、农业新技术、法律常识等丰富、多元的职业教育知识内容进行合理设计，大量开发类似微课、短视频等教学资源，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呈现，并通过微信群、公众号、社交工具等途径面向农民群体推送与扩散。
（三）构建“协同共治”的治理框架，以农村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促进形成乡村“善治”格局
作为嵌入在乡村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农村职业教育既有“农、科、教”结合的优势，也有横跨教育和培训、农户与企业等各种异质性利益主体的复杂性，因而要通过完善农村职业教育治理框架，以改进乡村治理和适应乡村振兴的发展需求。从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在特质及其所处乡村经济社会特征，基于“协同共治”的治理思路，可以从治理结构、治理方式以及治理支持系统三个方面不断完善乡村职业教育治理框架，改进农村职业教育治理水平。
一是在治理结构上，形成以国家层面教育治理原则与区域教育治理策略相结合的农村职业教育治理结构体系。国家层面属于宏观制度层面的教育治理，具有原则性、统领性以及基础性的特征。国家推动农村职业教育治理，应首先明确农村职业教育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利、义务及责任，使教育治理主体权责明确、边界清晰。具体而言，国家通过出台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和法规，健全制度，明确农村职业教育治理思路与治理结构，奠定治理框架。区域教育治理则应在国家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制度的总体框架之下，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征，选择适应地区发展需求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同时，统筹区域职业教育资源建设，强化基于地方财政支持的多元投入机制，构建适合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组织机构开放互动，形成基于整体改进多主体协同的农村职业教育治理体系。
二是治理方式上，注重“内外结合、主体协同”。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多元主体、多方资源参与的过程，因此治理也应注重多主体协同推动。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实施的是强调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的治理模式，县级职教中心发展模式也是采用这一方式，而且近年来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国进民退”现象越来越明显。统计显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政府投入占比由2005年的53.09%增长到2016年的87.67%，而社会投入占比由原来的1.2%减少至0.44%，农村职业教育中的社会投入占比可能更低。在这一背景下，如果不能推进社会多元办学、多元治理，将不利于激活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活力，突出学校办学特色。因此，应根据农村职业教育办学特点与治理要求，积极构建“校企、校地”等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模式，创新体制机制，促进产教融合，提高农村职业教育机构的组织资源汲取能力，形成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基本格局。
三是治理支持系统上，形成与乡村社会积极互动的治理格局。农村职业教育立足乡村、依靠乡村，因此，农村职业教育现代治理体系的形成有赖于与乡村社会之间形成有效互动，实现资源与信息沟通。从组织上说，农村职业教育机构要积极融入乡村社区，通过开放办学，以一系列贴近农民需求、吸引农民参与的农村职业学校运行与建设活动突出其与农民利益的相关性，改变农村职业学校的“外来者”形象，在对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提升农村职业学校的本地适应性与乡村文化融入性，立足乡村社会，贴近农民，逐步办成属于农民自己的学校，从而形成最广泛、最强大的治理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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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 Rural“Governance Technique”: Connotation and Path
Tang Zhibin Guo Huan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rural society.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ducts and shapes the goal of national rural governance, attracts rural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sitive“image”construction, lays the mass foundation for governance, and ensures the governance ability through improving multiple functions. As a“governance technique”,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face the three themes of“people's optimization”,“order production”and“ability generation”in rural society under the complex economic and social background, and actively play the governance function. Based on the goal of“good governance”in rural society,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value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stantly improve the governance ability through improving the practical framework, and construct a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multiple governance, so as to realize the collaborativ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and governance featured by“promoting governance by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by governance”.
Keyword:governance;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董自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