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人的本质就是哲学的最高问题。因为人的本质作为人的最深层次的自我意识，反映了人类生存的终极奥秘，被费尔巴哈称为“哲学上最高的东西”。马克思显然认同他的这位前驱者的看法，所以，他在确立“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同时，立即对人的本质问题做出积极的回应。从1844年夏至1845年春，马克思连续作出人的本质的五重规定，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全面地阐发了人的类本质、发展本质、共同体本质、社会联系本质和社会关系总和本质。这五重本质在形式上是平行的、分立的，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是人的更深层次的实践本质和社会本质的展开和说明。马克思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如此密集地阐释哲学的最高问题，表明新的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与人的本质的密切关联，说明只有达到人的本质的最高境界，哲学对人的认识和理解才是完整和深刻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执着探索植根于他对全人类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切关怀，他所阐发的人的本质的五重规定及其逻辑系统不仅是哲学上划时代的伟大创新，而且在今天也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人的本质；实践；社会性
哲学在任何意义上，其核心都是人的问题：人及其思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不仅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且，人的认识、人的实践和人的历史构成哲学的几大板块，涵盖了全部哲学的基本内容。哲学因人而丰富多彩，人因哲学而被认识和提升。但是，哲学对人的思考的最高境界莫过于人的本质问题，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本质是“哲学上最高的东西”[1]。哲学探索人的本质触及人类生存的最深层次的秘密：本质向来以其抽象和艰深包容了极为广阔的思考空间，以至无论怎样言说都很难证实或证伪。人的本质作为深奥的形上意识，更是百孔千面，扑朔迷离，一直是哲学上公认的“老大难”问题。但是，揭示人的本质是任何哲学都不能回避的历史拷问，马克思伴随着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生，对人的本质问题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积淀，成为哲学史上科学地阐释人的本质的第一人。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思想博大精深，是他划时代哲学革命变革的结晶。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思想对于当代人的现代化，提高人的素质和自觉意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人的本质的五重规定
1844年夏至1845年春，正是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期间马克思所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以不可抑制的思想喷涌，见证了他的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与此同时，马克思怀着一种紧迫感，抓紧把哲学革命变革的成果融入哲学的最高问题。一方面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人的本质思想进行清算，同时在新的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阐发科学的人的本质观。从1844年夏到1845年春不过半年多的时间里，马克思连续作出了人的本质的五重规定，从人类生产、生活和人的本性等各个层面圈定了对人本质的基本看法。下面就是具体的清单。
1.在《手稿》中马克思最先提出了人的类本质概念。类本质来源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术语，是指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特性。费尔巴哈认为，人与动物都是有生命的类，即人类和动物类。但是这两种类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他问道：“究竟什么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呢？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最一般、最普通的回答：是意识。……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绝对本质，这就是人生存的目的。”[1]费尔巴哈把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锁定在意识上，反映了他的人的本质思想的不彻底性：意识固然也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但它不是最根本的区别，意识从来不具有原初性和决定性，还有产生和决定意识的更根本的源头，比如物质和生产，等等。费尔巴哈对此视而不见，却抓住了意识这一非决定性的环节，表明费尔巴哈对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理解是弃首追尾，舍本求末。
马克思不同意费尔巴哈对类本质的理解，但认为他把类本质定位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还是有道理的，动物是与人最切近的有生命的类，他们之间不仅有横向上的共性关系，还有纵向上的进化关系，与动物相比，最能显示出人的本质特点。所以，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大方向正确，可以沿用，但必须舍弃其认定的意识本质，重新确立真正的类本质。
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人具有与动物不同的类本质不是因为人有意识，而是因为“人是类存在物”[2]。马克思对于人这个类存在物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界说：第一，人这个类与动物类不同，人作为主体，在把外部世界当作对象并进行对象化活动的同时，还把自身也当作对象，进行研究、创作等对象化活动，生成一种新的主主关系，这是人高于动物的独到之处。动物不仅从不把自己当作主体去进行对象化活动，更不把自身当作对象，而且把自身淹没在对象中，这是人这个类区别于动物类的主要方面。第二，人类和动物类虽然都是有生命的类，但是人还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3]。人的普遍性表现在人赖以生存和掌控的自然界的范围要比动物大得多：“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为人的无机的身体。”[4]而动物则缺乏这种普遍性，他们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紧紧地依附自然，消费自然恩赐的有限的现成资源。马克思认为，人时时处处把自然界当作自己的精神食粮和无机的身体，这就在自然界面前争得了自由，不是服从自然而是让自然服从人，从而确立了对自然界的主体地位。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的深层意蕴。
人作为有生命的类，其生命活动不仅是自由的，还是有意识的，人不仅进行生命活动，而且还把生命活动当作自己的对象，不断地思考生命活动的性质、目的和意义，因此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5]。而“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6]，也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作对象，因此动物的生命活动无目的、无意识，一切听凭于本能，是无意识的生命活动。这样，马克思就通过人与动物生命活动的对比，过滤出自由和有意识这两大特征，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人的类本质就凝聚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中。
2.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人的类本质概念的同时，还推出了“人的发展的本质”概念，这是在类本质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揭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而提出来的新概念。
马克思说：“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2]这里首先必须明确，人的发展的本质作为一个概念是指何而言？人的类本质是指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的特性，是人任何时候都具备的绝对特性。但是这种类本质，不过是表明人已经从动物中分化出来的静态属性，然而，人脱离了动物后并不是静止在那里，人还要继续进化，发展才是人的常态。因此，人的本质不能滞留于类本质上，还要有表明人的发展常态的发展的本质。
那么，人的发展本质是什么呢？从马克思提出这个概念的前言后语中可以看出，要理解发展本质的寓意，必须首先解决两个前提性的问题：一是异化以人的发展本质为根据，要顺着异化产生的原因和根据的线索来理解发展的本质。二是私有财产的起源如何与异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挂起钩来？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并把他们合理地串联起来，就可以找到人的发展的本质的答案。很显然，这是一个十分艰深的问题，关涉到异化、私有财产及其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意义，是正确理解全部人类历史演进的关键性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说法，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的发展和分工的出现：“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既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3]因此，分工和扩大再生产产生了异化，那么，分工和扩大再生产又是怎样或通过什么成为人的发展的本质的根据呢？马克思怕读者走弯路，又特别提醒大家，在寻求人的发展本质的动因时，要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和异化与历史发展进程的关系作为参照系。私有财产起源的物质前提是生产发展，出现剩余产品，使私人占有成为可能。而人们之所以去追逐私有财产，这又和人具有需要本性以及私有财产先天就具有满足需要的特性纠结在一起。私有财产的起源放大了人的需要和它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二者的结合凝聚成历史发展的真实的动力图景。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人活动的终极目的不外是满足生命的需要，而这又只能通过生产、分工和扩大再生产来实现，这恰恰与异化对历史发展进程形成有机关联。异化源于分工和扩大再生产，生产的发展始终是历史进步的发动机和起搏器，而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要前提，没有异化，就意味着没有生产的分工和扩大，人们的行为都是心想事成，也就没有历史进步的动力和契机了。所以，无论是生产、私有财产和异化都离不开需要，人的需要是生产、异化和私有财产的终极根源，也是历史发展的真正起点。这样，马克思提出人的发展本质的各种相关的要素最后都聚焦在需要上，需要成了人的发展本质的深刻内涵。
马克思对人的需要一直予以高度重视，不过在其他场合换了一个说法，称需要为“人的本性”。在《手稿》中马克思批评粗陋的共产主义者，说他们“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5]后来马克思在《形态》中有又说过一句千古名言：“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
人的需要本性何以作为人的发展本质的核心而与动物根本相区别呢？表面看，动物也是有生命的存在物，似乎也有满足生命活动的需要。但是马克思在《形态》中坚决地拒绝了动物具有需要本性的说法，在马克思看来，人基于自己的需要才与他物发生关系，认为这种关系都是为我的需要而存在的，这是一种真正的关系。动物没有主体的需要意识，它与他物的关联完全是出于本能，因而就不是为我的真正的关系。马克思就人与动物是否存在因需要而形成的与他物的关系进行了对比，有一段精湛概括：“凡是有某种关系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1]所以，人有需要，为我而与他物发生关系，动物谈不到需要，一切出于本能，也就不存在与他物的关系问题。需要作为人的发展本质的核心，进一步地深化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3.1844年7月31日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了《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在提出人的发展本质的同时，又增添了人的共同体本质。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是针对《德法年鉴》曾经的合伙人卢格在西西里织工起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所提出批评，其中牵涉到对人的生活共同体问题不同见解的交锋。卢格断言“在人们不幸脱离了共同体和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原则这种情况下爆发的”起义肯定失败。马克思争辩道，西西里织工起义“决不是在思想脱离了社会原则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不过在这里不和他纠缠这个问题，“只是还要讨论一下‘人们不幸脱离了共同体’这种情况”[3]。
共同体一般是指共同条件和共同利益的生存集体，常见的有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卢格所谓的共同体是指政治共同体，即德国的国家和制度。但是卢格却否认这种共同体的政治性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在重复“关于非政治的德国的老调”[4]。在马克思看来，过去的所有起义都是在与国家政权相脱离的状况下，去反对国家政权，“没有政治影响的阶级企望着消除自己同国家制度和统治相脱离的状况”[5]，建立起由自己统治的国家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当然带有鲜明的阶级和政治性质，完全是政治共同体。“可是与工人相脱离的那个共同体，无论就其现实性而言，还是就其规模而言，完全不同于政治共同体。工人自己的劳动使工人离开的那个共同体是生活本身，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人的本质。”[6]行文至此，马克思断言：“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7]这种共同体现实性强，规模大，远远超出政治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体现工人真实本质或者说人的类本质和发展本质的现实生活本身。异化劳动使工人与自己的类本质和发展本质相异化，这远比资产阶级脱离政治共同体，处于在野地位的危害要严重得多，这是人的本质的丧失，无异于非人化。所以马克思说：“消灭这种相脱离的状况或者哪怕是对它做出局部的反应，发动起义反对它，其意义也更是无穷无尽。因此，产业工人的起义不管带有怎样的局部性，总包含着恢弘的灵魂。”[8]马克思特别强调，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是共同体的精髓，只有每一个单个人的需要和本质在共同体中彻底实现，这种共同体才是现实的而不是虚幻的共同体。所以马克思又说：“那个脱离了个人就引起个人反抗的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本质。”[1]共同体的功能就在于它能够创造条件，去充分展示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才能。这个思想为其后的《形态》所印证，马克思在那里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2]
4．在1844年夏秋之际，几乎与提出共同体本质的同时，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又提出了人的社会联系本质，指出：“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3]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社会联系本质是与共同体本质同时提出的同一层级的概念，它们互相包容，互相说明，是人的本质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如果说共同体本质表明了人的类本质和发展本质的实现条件和途径，那么，社会联系本质就把共同体本质具体化，现实化，表明类本质和发展本质只有在共同体内的社会联系中才能实现。社会联系是共同体的内涵，共同体是社会联系的基地，只有共同体的存在才生成社会联系，只有社会联系才维系共同体的存在。因此，马克思在提出共同体本质的同时，必然要提出人的社会联系本质。
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先天就具有社会联系的需要和本性，人不交往和联系就不能生产和生活；二是人在通过实践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不断把自己的社会联系本性外化，创造和生成新的社会联系，使不同时代的社会联系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社会联系既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又具有时代性和再生性，是人须臾不可离开的内在本质。人生活在社会中，长时期的、多方面的社会联系和交往内化为人的本质特性，离开这种本质人也就不成其为人。所以马克思又说：“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4]社会联系形态多样，涵盖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但是马克思强调：“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5]像个人与共同体的统一一样，真正的社会联系也必须反映个人的利益和需要，在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中实现人的社会联系本质。
5.1845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的社会关系总和”本质，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把人的本质视为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是费尔巴哈的观点，费尔巴哈不理解实践和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性，他视野中的人都是单个人，即使是团体和社会对他来说也不过是单个人的简单相加，而不是通过实践凝聚成的人的共同体。
费尔巴哈用表面直观去看这些单个人，发现每个人都有意识，于是就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意识、感情和爱，即马克思所说的“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地、把许多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7]费尔巴哈还想把意识、情感和爱提升为“宗教感情”，企图建立爱的宗教，去化解尘世纷争。马克思批评说：“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8]所以，费尔巴哈的整个的人的本质思想，从他所设想的单个人，即马克思称之为“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9），到他所赋予人的本质以意识、感情和爱，都是抽象的，“观念化的”[1]。马克思的任务就是批判这种抽象性，用现实性来浇筑人的本质。
实践是人的本质通往现实性的唯一道路。一方面，实践消解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个体，把人的本质赋予现实的具体的人。此前，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类本质、发展本质、共同体本质和社会联系本质都是用来表征人类与动物的总体差别，只要是人作为人无一例外都具有这些特性。因此，人的这些本质只是针对总体人，说明人类的根本特性，不是针对个体人，也起不到表征单个人及其他们之间区别的作用。而人的本质研究的着眼点，不仅是为了揭示人与动物的总体区别，还要把人的本质锁定到每一个现实人的身上，揭示出个人的特质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这也是人的本质研究的重要使命。实践是区分个人及其相互区别的唯一途径，只有实践中人的不同分工、活动及其生成的不同的社会关系才凸显出每一个不同的个人。这里所说的个人和费尔巴哈视野中的抽象的单个人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是用实践过滤出来的现实的个人，后者是用表面直观看到的一般人和抽象人，这种人的抽象性根本承载不了人的现实本质。而现实的个人恰恰是人的本质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把人的本质及其相互间的差别落实到个人上，才能够认识和把握现实的具体的人，人的本质才算真正植根于现实性的基础上。
另一方面，只有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才能冲破费尔巴哈为人的本质设定的意识壁垒，真正给人的本质填充现实的内容。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一直是哲学史上争议不休的问题。旧唯物主义强调自然界的决定性，认为人的本质就是自然本质，宗教神学把人的本质赋予神和上帝，唯心主义认为精神和思维是人的本质，而费尔巴哈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竟然把意识奉为人的本质，可见，确证人的本质是多么艰巨和复杂。马克思从自己划时代的哲学革命变革的立场出发，坚持把人的本质和实践相挂钩。实践对人的本质现实化的巨大贡献是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奠定了生产关系和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基础，而社会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连接着不同的人，是人的本质及其相互区别的终极确立者。
社会关系的生成和发展是个自然历史进程。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分工也不发达，人与人之间共性多，差别少，人都是以自然人的身份出现。这时人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婚姻和家庭成为最早和最自然的关系。伴随着三次社会大分工和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出现，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分工急剧扩大，人类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发达和细密。在原有的家庭关系基础上又产生了种族、民族、宗教、国家的关系。与此同时，在经济关系基础上有相应地产生了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关系。这些关系好比一张大网，任何人都连接着多方面的关系，都在这张大网上布下自己实践活动的经纬线。每一个人的家庭、职业、经历、品格、信仰、教育、组织和生理等多重线条相互交织，形成自己独特的纽结，这些各不相同的纽结锁定了不同的人，构成个人的本质，是对每一个人的具体定位。这就突破了先前类本质、发展本质、共同体本质和社会联系本质的总体化和一般化的局限性，不仅在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意义上来揭示人的本质，而且通过人现实生活中的多重社会关系来规定人、指谓人，把人的本质固定在个人身上，真正体现了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至此，马克思终于用实践及其社会关系的总体定位驱散了蒙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重重迷雾，实现了人的本质这一哲学最高问题的划时代的革命变革。
二、人的实践本质和社会本质：人的本质的归结与演绎
人的本质问题在中国研究起步较晚，长期来一直没有把它当作哲学的最高问题予以重视，加之资料稀缺，介入的研究者较少，从未形成引人瞩目的研究氛围。在一般的教材和研究成果中，基本上都停留在解读“社会关系总和”的水平上，人的类本质、发展本质、共同体本质和社会联系本质还是鲜为人知的天外来客。本文的任务不仅是把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五重规定从书本的潜藏状态召唤出来，加以界说，还要进行分析和研究，首先是把马克思平行展开的五重规定，从互不相关的分立状态进行归结，找出背后深层次的思想奠基及其演绎逻辑，昭示马克思内心深处潜藏的体系建构。
细心揣摩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的五个规定，总觉得它们都是直接的、具体的、表象的东西。还没有挖掘出产生和决定这些具体本质的更深刻的源头，因此，虽然五个规定构成人的本质，但不是一级本质，而只能是二级本质。
就其属性和来源而言，马克思人的本质五重规定可以分为两大类：人的类本质和发展本质出自《手稿》，主要是由人的生产、劳动和实践衍生出来的；而人的共同体、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总和本质出自三篇论文、摘要和《提纲》，主要是对人的社会性的展开和发挥。而实践和社会性恰恰是马克思最先提出和确立的人的深层本质。
马克思在《手稿》《提纲》和《形态》中一直把实践视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特性，是人之为人的最深层的基础，是划时代哲学革命变革的关键词。早在马克思以前，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都提出和阐发了他们所理解的实践概念，其中不乏卓有见地的精湛思想。但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在承接前人积极思想成果的同时，又单独把矛头直指同时代的费尔巴哈，是在批判他的直观唯物主义基础上阐发的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费尔巴哈占据马克思以前唯物主义的制高点，马克思既继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又批判他的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不彻底性，从一开始就起点高，统揽以往唯物主义的是非得失，使马克思的新实践观具有集大成的优势。
马克思在《形态》中把近代以来的唯物主义区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培根和霍布斯为代表的“纯粹”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太纯粹了，只看见物质和机械运动，否认人和精神的存在和意义，是一种绝对化的见物不见人的唯物主义。第二阶段是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1]费尔巴哈看到了人，并在自己的哲学中推出了人，把人和自然视为哲学的最高的对象。但是费尔巴哈看到了人又不理解人，马克思说“他只把人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1]。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感性活动召唤出来，用活动来判定他和费尔巴哈之间的分野。马克思所说的感性活动就是对象化活动，也就是劳动、生产和实践。马克思在《手稿》中说实践是“生产生活”，“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3]实践既创造了世界，人化了自然，同时也生成了人，赋予了人以内在的实践特性。人因实践而成为主体，实践因依附和承载于人而被提升，成为人的终极本质。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人的类本质和发展本质就是人的实践本质的具体化，也是对实践本质内涵的展开和说明。
首先，人的实践活动是类活动，具有自由的有意识的特性，与动物相比，自由自主和有目的追求既是类意识和类特性，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独有的特征。因此，类本质是实践本质的构成要素，是在自主和目的性层面展开了的现实化的实践本质。可以设想，没有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的类本质，人的实践本质就空泛化，落不到实处；没有人的实践本质，自由的有意识活动的类本质就成为无水之源和无本之木，就会抽掉它对实践的寄寓和描述关系。所以，实践本质下探至类本质和类本质探伸到实践本质都是逻辑的必然。
其次，人的实践活动是体现人的需要本性和发展本质的活动。人只有通过实践，而且是扩大再生产的实践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体现人的发展本质。所以，人的实践本质内蕴着发展本质，人的发展本质必然是实践本质的要素和体现。人只有基于需要本性而不断向前发展才能生存，离开了需要动力和发展常态，人静态的生存就维持不下去。动物没有需要本性和发展本质，生命存在一直处在危急中，只要环境发生变化，他们就会灭绝，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有多少物种在消失。人类不能在停滞状态下生存，人只要懈怠下来，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灾难和危机就会把人类压垮。人类生存确实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停将溺亡。所以，人的发展本质不仅内蕴于人的实践本质，而且人的实践本质也依赖发展本质，实践是发展了的实践，发展是实践中的发展，它们不仅相互依存，而且还彼此互动。
总之，人的本质是总题目，马克思突破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意识界定的狭隘性，选定从实践层面加以界说。实践是人的本质的第一层次。而人的实践又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和以需要本性为基础的，因而人又具有类本质和发展本质，它们一起构成人的本质的第二层次。
由于的实践本质的重要性和特殊地位，使它在人的本质系列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概念，马克思在《提纲》中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人的本质历来都带有一定程度的神秘性和思辨性，只有实践才是打开人的本质的一把钥匙，人的实践本质不仅是人的本质和类本质与发展本质之间的中介，而且它统揽人的类本质和发展本质，是对人的本质思想的终极奠基。
和人的实践本质一样，在马克思人的本质系列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即人的社会本质。社会本质统领人的共同体本质、社会联系本质和社会关系总和本质，与人的实践本质相呼应，共同构成人的本质大厦的两大支柱。
社会性与实践一样，是众所公认的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人既是实践的动物，又是社会性的动物。社会性与实践相互包含，互相说明：人在实践中相互交往，形成共同体和社会联系，并结成广泛的社会关系，使人具有社会性。而人只有在社会和共同体中才能进行生产和实践，如马克思所说：“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3]，而且任何活动和生产都不仅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也满足他人的需要，是为社会而进行的生产。人与社会密不可分，社会产生人，人组成社会，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社会性与实践属于同一层级，人既是实践的存在，同时也是社会性的存在，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也就意味着这种社会性与实践紧密相连，是实践中形成的社会性，是社会中生成的实践性。因此社会性与人，与人的实践须臾不可分离，人的这种社会性凝聚为人的社会本质。
但是，人的社会本质不同于某些动物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蜜蜂、蚂蚁等也是与生俱来的社会性的生物，离开社会性它们也不能生存。但是它们的这种社会性完全是出于本能，不是人所独有的作为人的意识对象的那种自觉的社会性。动物和它的社会性是直接同一的，它不把自己同这种社会性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社会性。人则把这种社会性变成自己意识的对象，进行研究、思考、重组，选取最佳的社会组合。所以，动物的社会性根本不能与人的社会性相比拟。动物在这种社会性中所进行的生命活动也根本不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也不具备以需要为内涵的发展的本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动物只能进行所谓的“生产”，而不能进行对象化的实践。“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3]
正因为人与动物不同，人的社会本质“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4]，而是人自己意识的对象，是可以不断地进行再造和创新。经过长期的历史过滤和积淀，人的社会本质最终衍生出人的共同体本质、人的社会联系本质和人的社会关系总和本质。
人的共同体本质是人的社会本质的直接体现，社会就意味着个人的集合，但把许多人集合起来绝非易事，必须有一定的内在关联和机制，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把大家聚拢在一起，这种关联及其形式就是共同体。共同体生成的动因源于生产实践和生命延续的需要，单个人不能进行生产，也不能繁衍生命，只有能够协作进行生产和延续生命的人集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共同体。所以，人类第一个共同体首先是家庭血缘共同体。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和生命得以延续的单位。在家庭共同体的基础上，人们的交往和联系增多，把大家集合起来的机制和形式也随之增多，逐渐形成了共同体多样化的趋势。当代还出现了社区共同体、单位共同体、保护环境的绿色生态共同体、女权主义共同体等等。共同体的多样化是利益多样化和交往多样化的反映，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势。当未来生产高度发展，产品空前增多，人们不需要在生产上花费更大的精力的时候，共同体的生活和交往自然就成为人类的主要的生活方式。
社会联系本质出自一篇摘要，表面看是孤立的，与另一篇论文中提出的共同体本质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它们都在同一时间提出，表明马克思当时思想中一直存在着人的社会本质的悬念，一有机会接触到社会联系问题，哪怕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也毫不放过，立即抓住。这也说明，社会联系本质与共同体本质是马克思这期间的思想牵挂，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逻辑关联，需要我们去揭示。
孤立外在的共同体只是人群的一个围城和大框，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形式上的圈定，没有真实意义。如果围城中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人群就会涣散，最后这个围城和大框也维系不住，人的社会本质就体现不出来。所以，在提出共同体本质的同时，必须用有血有肉的内容充实它。这时马克思立即推出了人的社会联系，认为这种社会联系是共同体中人与人的黏合剂，通过这种联系，人群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维系了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所以，真正的社会联系对共同体或对人的社会本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联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共同体，社会联系的紧密和稳固程度决定了共同体的命运。
马克思揭示社会联系本质为思维转向，转向社会关系总和本质奠定了基础，人的社会联系直接关联着人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动态过程，社会关系是社会联系的相对固定化，多种联系的碰撞、磨合最后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所以，社会联系恰恰为向社会关系的过渡提供了一个路径和起点，马克思紧接着就在《提纲》中阐发人的社会关系总和本质的原因正在于此。
在马克思看来，像费尔巴哈那样，离开实践和会性，把人的本质赋予抽象的单个人，那么这种本质也必然是抽象的，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即“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1]。只有社会关系总和才使人的本质具有现实性，而社会关系总和恰恰锁定的是人的个体及其本质。所以为了批判费尔巴哈人的本质的抽象性，最后必须把人的本质落实单个人身上。费尔巴哈的单个人与马克思的单个人的区别在于，费尔巴哈的单个人是离开实践和社会性的抽象的单个人，马克思的单个人是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总和的纽结，这种人身上凝聚了人的多方面的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现实化、具体化的集中体现。所以，《提纲》不仅在思想和逻辑上是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质观的有力批判，而且是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最后归结。至此，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完成了人的本质思想的逻辑建构，为人类深刻地认识自己、提升人的自觉意识做出了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三、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哲学既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世界观，又是人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意识。哲学作为人的自我意识之塔，人的本质盘踞塔顶，确如费尔巴哈所说，是哲学上最高的东西。人的本质意识是人所独有的自我反思，由于涉猎最高的本质境界，所以不是任何时代都能完满达到的，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类努力去思考、触摸人的本质问题。从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就能认识人的本质时起，哲学对人的本质的探索从未中断，各种哲学思潮都曾经提出过对人的本质的不同看法，什么自然、思维、上帝、善恶等都曾纳入人的本质的视野，充当了不同时代的人的本质思想的重要内涵。特别是近代文艺复兴以来，批判宗教天国幻想，弘扬尘世生活成为哲学永不衰竭的主题。但是批判宗教，就必须揭示神的本质，而神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所以借助宗教批判，人的本质的研究也高潮迭起。各种更为精致的、富有哲学理性意蕴的人的本质思想更多地喷涌出来。据统计，人的本质、本性和人性的定义加起来不下二百多种，费尔巴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人的本质是哲学上最高的东西。
本质是一种绝对的形上思维，摸不着，看不见，只能凭借思维来把握。那么人类为什么知难而上，不屈不挠地探索人的本质呢？这与人类具有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类本质密切相关。人的本质思维如同哲学一样，也是在长期的科学和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哲学虽然历史久远，但早期的哲学并未派生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本质意识，人类也曾经经历了有哲学而人的本质思想匮乏的时代。一直到近代，经过中世纪的漫长的冬眠，人类进入了经济发展、民主意识增强、人道意识觉醒的商品经济时代，竞争成为一切领域的关键词，由此极大地焕发了人的主体意识。时代召唤人，也塑造人，人的时代化、主体化、能力化，成为各个领域取得成功的最后关键。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人的本质意识以不可阻挡之势被召唤登场。
哲学思考人的本质，不管其直接动机如何，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瞄准人的素质，目的是适应时代需要，塑造一代新人。所以，哲学史上除了少数主张人性本恶的哲学家以外，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是在理想和应然的意义上界定人的本质，近代以来把人的本质定义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更是得到普遍的认同。哲学家们希望人以动物本性为警戒，彻底划清人与动物的界限，成为一个脱离兽性的真正的人。
马克思承接哲学先辈们不懈探索人的本质的优良传统，在批判地继承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划时代的人的本质的五重规定。认真辨析可以发现，这五重规定本身既是对人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正面的、积极的因素的发掘，也是对人的进化发展史的充分地肯定，召唤人们珍重人类的历史积淀，确守人的五大本质的坚挺而不流失。
与人的本质的五重规定的崇高意蕴相统一，马克思在同时期还相应地解决了与人的本质概念纠缠在一起的人的本性和人性概念的关系问题。人的本质、本性和人性一直是难以区分的哲学坚果，历史上许多哲学家都持人性本恶或不善不恶的“白纸说”。马克思既然已经为人的本质做出了科学的积极的定性，这就决定了他在人的本性和人性问题上的相同立场。关于人的本性，如前所述，马克思只说过“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和“需要所具有的人性”，除此之外，马克思再也没有其他说法，而需要恰恰是人类发展本质的内在根据，是任何时代都要积极加以面对的积极因素。关于人性，恩格斯的说法十分经典，他在《反杜林论》中说过一段名言：“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程度上的差异。”[1]所以，人性是相对于兽性而言，兽性是野蛮、残忍、贪婪的代名词，人世间的自私、报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都是兽性的变种。既然人来源于动物的事实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那么同理，人从动物中分化出来的事实，也必然决定了人已告别兽性，而具有与兽性相反的人性。马克思从未给人性直接下过定义，但他在《神圣家族》中把用“非常残酷的手段”“狠狠地把人弄死”称为“惨无人性”。可见，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性是指人的善良本性，即通常所说的同情、恻隐、友善、仁爱、利他、诚信等等。这样，马克思就实现了人的本质与人的本性和人性三大概念的统一，在理论上不仅使人的本质自身概念清晰完整，而且也扫除了可能带来的相关障碍，完成了理论上的统揽、突破和创新。
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一直到社会关系总和的个体本质所进行的全部探索和努力，都是为了把人的本质这一最高的形上思维从天国拉向人间，变成人们可以理解并付诸实践的现实鞭策。在马克思看来，缺失人出场的哲学是空洞无物的哲学，而研究人不去触摸人的本质这一哲学的最高东西，对人的认识和理解就是不完整的，有欠缺的。以往哲学对人的本质的研究的最大弊病是抽象化，没有把人的本质这一思辨艰深的形上难题沉淀为对每一个个体人都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现实关照。马克思以解放全人类的宽广胸怀，把健全人的本质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奠基，呼唤人的本质的实现和人的素质的提升。为此：
第一，要树立人类大意识。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首先是以类整体出现在世界上，人的生命虽然以个体的形式来到世间，但是诞生一个生命，同时也就把人类长期积淀的类特性携带过来，正是这些特性在人的社会关系中使人成长为人。所以，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个人的命运与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马克思说：“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后解放自己。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特别是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任何个人的命运最终都与人类命运相一致。所以，一切志存高远的人，都应该胸怀全球，放眼世界，把自己的进取与人类的进步相联系，在人类的发展中实现自己的发展。这绝不是虚妄谈玄，当今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系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人办好自己的事同时也就是在为全人类服务，更不要说直接为全人类服务的那些事业，如航天、潜海、南极科考、地震救援、国际维和等。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作为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已经为全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贡献都是自觉的，同时都伴随着民族的牺牲和代价。马克思时代把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联合和相互支援称为国际主义，认为是一切共产主义者应尽的国际义务。其实国际主义的出发点就是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品格。
第二，自由的有意识的类本质召唤我们增强人之为人的自觉性，努力培养庄强自重的健康心态。人自成一类而与动物相区别主要源于自由和有意识两大特性。人挣脱自然和社会的束缚，在自然界面前争得了主体和自由的权力和地位，这是人迈出动物界的关键性的一步。人类的这个基因在人类长远发展中不仅继续发挥作用，而且越来越显得十分重要，是人的真正的生存常态。不自由就不能自强、自立，一切仰仗后台和靠山，看人眼色，仰人鼻息，奴性十足，表现不出任何的主体和独立品格，这就完全有违人的自由的类特性，是向动物依附自然、融于自然的本性的复归。古人为争自由曾发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号，其实自由作为人的类本质是主体沉思和奋斗的过程，是人对事物研判和奋发实践的结果。一切思想和行动的懒汉，都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见解和举措，就只能听从吆喝，随波逐流。所以自由和自强、自立密不可分，只有付出努力，深思、果断、慎行的人才会真正获得自由。
人的类本质还包括人的生命活动具有有意识的、目的性特征，马克思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2]人之所以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完全是为了人化自然，实现人和自然在满足人的需要的基础上的统一。因此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性的活动，人把自己的活动和自己分开，当作意识的对象，服务于人的生命需求和发展。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作为类特征给人类生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人有意识和目的才是人，动物没有意识和目的，也不和他物发生关系，一切全凭本能，动物的这种天性也殃及于人，是人在动物阶段自发本能的遗传和返祖。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没有高远的志向，没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崇高追求，因而也不愿付出艰辛和努力，浑浑噩噩，得过且过，让动物式的本能支配了自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有意识活动的特征。这种现象在当今的人类活动中相当普遍，一些人从不把自己的工作当作思考的对象，也从未下功夫去思考和研究自己的工作的性质、特点和要求，努力创造性的工作，而是把自己和工作混在一起，他就是工作，工作就是不能分开、不去研究的自我。这种动物式的工作态度只能导致懒人庸政，平淡无奇。
第三，马克思首次提出的人的发展本质对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确认，人的发展的本质基于人的需要本性，需要提供永不衰竭的强大动力，砥砺人们保持发展常态，促进人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前进。因此，人类必须永远牢记发展使命，用发展的视野来解决一切社会难题。对社会历史来说，不发展就要后退，个人也是如此，在激烈的竞争中，你不前进人家前进，对于飞速发展的环境来说，前进慢了就是后退。所以必须树立发展意识，正确对待人的需要本性。无论是经济、政治或社会行为，需要都是源头和起点，一个没有需要或需要不断衰减的社会，是没有生机和活力的，需要作为人的本性，不能压抑，只能正确引导。推升正当需要，反对不合理的非正当需要，对于虽然合理但因客观条件不具备而无法实现的长远或特殊的需要，要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优势，说服群众，在奋斗和发展中逐渐解决。马克思的人的发展本质思想给人类指明了一条永不停歇、永远前进的光明大道，需要是动力，发展是硬道理，一个国家、民族、社会和个人只要认清并抓住了这两头，就必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第四，马克思揭示的人的共同体本质，发人深省，感悟至深。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共同体，其意不仅是指共同体作为人的生存的基本方式体现了人的社会性本质，而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强调，只有因工人的劳动被异化而“使工人离开的那个共同体”，即“真正的共同体”才完满地体现了人的本质。十分明显，马克思说的共同体是没有被异化的、真正表现人的类本质、发展本质和需要本性的那种理想的、良善的共同体。现实生活中一切共同体都受到异化的污染，真正的共同体难以寻见。但是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这种真正共同体的要素总是不断地被增加和积累，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的共同体正在不断地被呼唤、培植，正在走向自觉地缔造真正共同体的过程，人的本质实现和发扬的渠道也在日益增多。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地为培育真正的共同体而努力，从社会和个人层面反对一切不正之风，不断净化社区、社团和各种组织的活动宗旨和氛围，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伟大目标和人的本质的积淀而做出实际努力。
第五，马克思祈望的人的社会联系本质是人的共同体本质的展开和延伸，填充了共同体本质的实际内容，其含义与共同体本质是一致的。人生活在共同体中，就意味着人处在共同体内的相互联系中。马克思追求反映人的本质和生活、不淹没个人需要和利益的“真正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也带有理想性，但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也是在不断积累和增加着。社会主义社会为建立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为消除社会联系的异化，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朴实纯真的相互交往奠定了基础和前提。但是，正像真正的共同体必须落实到个人需要和反映人的本质一样，社会联系的净化也需要每个人的努力。个人是社会联系的主体和承担者，如何在个人的联系中既反映个人利益的真实一面，又不损害别人并且做到诚信利他，这始终是人的本质建设的重要课题。现实生活经验证实，多少贪官都毁在交友不善和社会联系的扭曲和异化中。因此，人的社会联系与共同体本质并非是单纯的形上思维，而是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它们作为人的社会本质的体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六，马克思人的社会关系总和本质是他哲学形成时期探索人的本质思想的最终归结，此后马克思一生再也没有回到人的本质问题上，因此，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出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意义上是社会关系总和”的命题，具有终极的经典意义。反对人的本质的抽象化是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现实化的基点是要将人的本质从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总体视角转向个体的人，落实到单个人的本质上，只有这样，人的本质才能成为可以具体把握的现实本质。社会关系总和是人的多方面社会联系和交往集合的纽结，是对人的具体定性。人的现实性、本质性就体现在社会关系总和上。因此人的本质修养和历练必须从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入手。
社会关系表现为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生产关关、阶级关系、组织关系、家庭关系、单位关系、社团关系以及其他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个体的本质和个人的现实取决于人在所有这些关系及其总和中的状况和表现。总和不是简单相加，而是有机构成，是这些关系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其功能早已超越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而是表征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特征。个人只有在这些关系中才能锻炼和提升自己，领导和组织部门也要在这些关系中考察个人。只有考察某个人在多方面社会关系中的自然状况和现实表现，才能得出结论，这个人品行是否端庄、本质是否高尚、能力是否很强、是不是一个谦虚谨慎、遵纪守法、善于团结共事的人，由此才能得出结论，这个人是否可以信赖和任用。
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本质思想，揭示人的本质的现实性，是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马克思最后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终结了抽象的人的本质观，宣告了科学的人的本质观的诞生。马克思卓有见地的人的本质思想既在理论上反映了划时代哲学革命变革的深刻意蕴，又对人的本质的净化和提升具有实际可操作的指导意义，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极大升华，真正体现了哲学的最高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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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小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