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教育现实形态历经多重演变。为推进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和经济协同发展谋求理论基点，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应运而生。历经兴起、快速发展和逐步拓展三大发展阶段，民族教育经济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视野涵盖民族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民族教育经济效益计量、民族教育资源投入和配置、民族教育经济发展的时代机遇和挑战等，研究方法的运用实现了从早期倾向于理论思辨和经验描述，向思辨与实证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转变，为解决民族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现实形态下的教育经济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但纵观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研究视野缺乏前瞻性、研究结论与现实契合不够、研究成果相对孤立、缺乏对民族文化的重视。着眼于2020年后我国巩固全面脱贫成果，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应进一步关注新时代的民族教育发展、探索自身话语体系建设、善用民族文化的张力，更加实效性地指导我国面向2035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民族教育与经济协同；民族教育经济效益；民族教育资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经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重要发展阶段，国家愈发重视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生关系。自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以来，教育经济研究便逐渐受到重视，而民族教育经济研究作为其中重要而又特殊的一环，为民族地区教育、经济事业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伴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现实形态的多重演变，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可划分为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兴起、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快速发展、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持续拓展等三大发展阶段，各发展阶段相辅相成。站在2020年这一历史节点，民族地区肩负着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整体脱贫向着面向2035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变的重任，我们愈发意识到民族教育与经济协同助推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回顾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历史演进，梳理阶段特征，总结所得成就和尚存局限，提出学术前瞻，以进一步强化其理论支撑力，助力新时期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
一、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兴起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教育发展刚刚走上正轨。教育经济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专门针对民族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更为稀少，“民族教育经济”甚至没有出现在任一文献资料上，只是作为单个研究方向寓于民族学研究之中，但相关思想已经在部分政策文本和研究成果中有所呈现。1951年，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少数民族教育目前应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首要任务，以满足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的需要；各地人民政府除按一般标准拨给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费外，应另拨专款，帮助解决少数民族学校的设备、教师待遇、学生生活等方面的特殊困难。”基于此，早期的研究者指出民族地区应重点发展农、牧经济，只有参加农、牧生产，才能提高各族人民的收入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增加人民福利，[1]而这一时期的民族教育被认为是为民族地区政治改革、经济建设服务的。因此，要在民族地区设置专职教育机构、培养专职人员；要在一般教育经费外增设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补助费；要重点建设民族院校，关注民族学生升学问题；要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师资等。[2]这些零碎的研究成果，逐步拉开了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序幕。
改革开放后，我国各项事业方兴未艾，民族地区开始谋求更加快速、稳定和科学的发展战略。1981年，第三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确立了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六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使民族教育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富裕文明服务；要努力缩小目前困难较大的民族地区同全国教育发展平均水平的差距，使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全国教育发展相适应，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进一步指出民族教育需要在弥补自身缺陷、探寻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上，持续为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独立且重要辅助功能。由此，之前笼统地从民族学视角出发对民族地区问题进行研究已不能适应这一时期的发展要求，专门针对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开始兴起。
（一）民族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在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兴起阶段，揭示并强化民族地区的教育、经济共生发展的理论关系，转变群众思想观念，深入认识民族地区的现实困境，如何“因地制宜、扬长避短、转变思想、缩小差距”成为研究重点。研究者认为受传统型智力结构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地区长期追求的是劳动力的高数量，而不是劳动力的高质量，信奉着“生产是我们的今天，教育是我们的明天”的思想，这既束缚了民族经济，也阻碍了民族教育的发展。[3]思想观念的落后进一步体现在民族地区管理者对教育认识不够；师资力量薄弱，专业素质低，长期不稳定；教育经费不足，教学条件差；群众生活困难，迷信、愚昧，不愿送子女上学等方面，[4]这导致80年代初期民族教育发展与民族经济需求不匹配的矛盾异常凸显。为解决这一矛盾，部分研究者提出应当在民族经济和民族教育发展极不平衡的基础上，考虑不同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民族种类，探索多种形式、多种规格、多种渠道缓解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逐步实现经济落后与教育落后互为因果而引起的社会经济技术落后的恶性循环向经济、教育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转变。[5]因此，研究者开始探索测算教育投资与经济投资的合理比例，以增加教育投入；建立科学的经济核算制度，避免教育经费的盲目使用；调整民族教育自身内部结构以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6]研究者还强调要筑牢少数民族同胞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少数民族教师队伍建设，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的智力投资；消除“教育无用论”的同时克服单纯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初步普及义务教育，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以振兴民族经济。[7]
（二）民族教育经济效益初步探究
在探讨民族教育与经济发展协同发展的同时，部分研究也开始关注对民族教育经济效益的初步探究，以深化民族教育助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理论阐释力。研究者分析指出，同社会经济活动一样，民族教育也应讲求经济效益。民族教育经济效益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民族教育经费的投入、消耗过程，如果能合理地减少消耗并增加产出，即提高了民族教育的经济效益。[8]民族教育的经济效益囊括了民族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它通常具有滞后性、隐蔽性、长期稳定性、多层次性、机会可移性和模糊性六个基本特征，且不同层次的民族教育受其教育内容、性质和市场需求影响，其经济效益目标存在差异。[9]从经济核算角度分析民族教育的经济效益，就要确定各层次民族教育的投入和产出，并进行成本核算。[10]从人才培养角度分析民族教育经济效益，就要确定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者与入学者绝对数之间的数字差距。差距越小，说明巩固率、合格率高，民族教育经济效益大，效率高。而这一时期无效、低效的民族教育投入普遍存在，这主要跟教育结构不合理、教育管理水平低、教育经费使用不当、[11]人民生活质量较低和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民族语言教学和文化风俗有关。而提高民族教育经济效益的三大合理途径在于增加民族教育投资、确立民族教育合理规模和加强民族教育管理。[12]
（三）民族教育经济研究领域的正式确立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民族教育水平的提升、民族地区总体文盲率的下降，劳动者素质逐步提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开始摆脱传统封闭模式，逐步滋生强烈的发展欲望。研究者充分意识到进一步深化对民族教育和经济协同发展的系统研究，激发民族教育机能，持续提升民族教育的经济效益，是促使民族地区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合理路径。1990年，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民族教育研究”课题的引领下，王锡宏、王文长牵头成立了民族教育经济学课题组，并在《论民族教育经济学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中首次界定：民族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民族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中的作用、特点及其结构形态和运动规律的科学。它具有社会实践性、现实针对性、学科交叉性，其主要研究方法有抽象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13]由此，“民族教育经济”真正开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方向在我国兴起并发展延续下来。
二、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快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步稳定和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我国经济实力逐步崛起，民族地区进入加速发展的新时期。1992年，第四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20世纪末我国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方针政策和措施，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教育的不同发展水平，合理确定本地区各级各类民族教育的发展规模、速度和结构，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办学效益、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作为改革与发展的重点。2002年，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更强调21世纪初期的民族教育发展应从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巩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现实形态出发，抓住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处理好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关系，进一步优化民族教育资源配置，大力推进民族教育事业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实现各民族团结进步与共同繁荣。在新时期和新目标引领下，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其研究视角有了新的转向，开始注重向科学计量民族教育发展的经济效益、重视民族教育资源积累和配置，尤其是推动人力资本增长、探索把握和迎接“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时期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等研究领域拓展，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操作方法得到进一步扩展和改进。
（一）民族教育经济效益计量研究
由于针对民族教育发展的专项经费大量持续投入，在“投入—产出”的思维影响下，民族教育经济效益的计量在这一时期愈发受到重视，科学的计算方法和计量指标得到开发和运用。研究者指出当前民族教育的经济效益应当成为却尚未成为缩小地区差距的核心生产要素，要提高民族教育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需要从提高民族教育受教育者个人的收益水平、提高民族教育的公共产出水平、促进民族教育成果外溢这三方面入手。[14]同时，对民族教育经济效益的评价至少应该考虑七个方面：规模效益、人力资源效益、物力资源效益、财力资源效益、管理效益、结构效益和教育成果效益。基于此，计量民族教育的经济效益主要通过劳动生产率指标和民族地区国民收入指标。以劳动生产率指标计量民族教育经济效益，需要依靠反映劳动者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有直接关系的指标、教育程度与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条件相关的指标、教育程度与发展生产的消极性条件相关的指标、反映教育程度作用的综合指标等。以民族地区国民收入指标计量民族教育的经济效益，则主要指测算民族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民族地区国民收入所作的贡献，[15]即民族教育所形成的劳动者知识和技能在生产过程中转为物质财富的增量，通常倾向于测算教育对GNP增值上所做的贡献，但这种计量只能求得相应的估算值。[16]
（二）民族教育资源投入和配置研究
伴随着21世纪初期“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民族地区发展的总体关注度持续增加，大量财力、物力、人力资源流入。研究者逐步意识到，在有限的教育规模内，各类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提升民族教育效益、服务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民族教育资源可以分为实体资源和非实体资源、物化资源和活化资源、软资源和硬资源，具有短缺性、增生困难性、低质性和低效性等显著特征。[17]其中，民族教育投资作为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主要来源于国家预算拨款、民族地方拨款、国家专项拨款、自筹创收费用和教育费用。而民族地区一方面面临着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引致教育消费不足，并导致教育规模萎缩、教育投资效益低下的困境。另一方面还存在着经费的分配、管理和使用不善，甚至浪费的现象。[18]面对资金不足的困局，应建立国家为主、地方为辅以促进就业和产业发展为导向的民族教育投资体制，完善补偿性民族教育投资体制，并建立规范的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19]保障民族地区教育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同时，民族地区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文盲、半文盲比率偏高，这主要跟民族地区现代教育起步较晚、民族语言文字影响教育接受能力、师资力量薄弱、民族文化差异、少数不良思想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关。[20]因此，要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进一步深化对人力资本的认识，通过制定缩小知识差距的发展战略，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创新人力投资制度、调整人才资源结构、完善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市场，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配置。[21]
（三）时代挑战下的民族教育经济研究
面向21世纪，“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联袂而至，民族教育和经济发展不仅需要继续克服自身发展的历史遗留困难，还要在新发展时期的冲击下进行必要的转变。研究者指出民族教育从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模式转变到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模式一般会经历抵制、调整、适应三个发展阶段，而本阶段的民族教育大多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化。[22]在此过程中，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对民族教育的冲击，主要包含对民族地区受教育者和对教育工作者的影响，即改变升学、就学目的和学校教学内容、组织形式、社会人才需求倾向等。[23]实际上，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还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都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由于民族教育体制结构不合理，缺乏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民族师资队伍不稳定，数量不足，质量偏低；民族教育管理体制不科学，缺乏总体规划；民族地区教育成本过高，知识教育全面落后，致使其难以把握机遇。[24]因此，应当基于发展水平，确定不同民族地区的发展目标。即在第一梯度的民族地区，注重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在第二梯度的民族地区，持续推进在脱贫基础上实现致富；在第三梯度的民族地区，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在第四梯度的民族地区，探索全面实现市场经济，加快民族地区精神文明的建设。[25]再总体上转变发展民族教育的旧思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素质，改革办学体制、运行机制、招生制度和师资巩固制度，加强对学生的语言、科技等知识教育。[26]此外，在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充分发挥市场的效益机制和竞争机制，通过宏观调控，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少数民族地区，以更好地满足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需求。[27]
三、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持续拓展
2010年前后的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在深入探究民族地区现实问题的同时，研究者开始尝试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结合典型案例和相关数据分析，探索建立数理模型、创新研究技术等开展研究工作。2015年，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出要重点加强民族教育薄弱环节建设，坚持结构质量并重，适应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优化教育结构，科学配置资源，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民族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为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持续拓展，更加关注单个少数民族聚集区、相对贫困民族地区的典型困境和发展机遇指明了方向。
（一）多重方法运用下的民族教育经济研究
基于对各学科研究方法的熟练掌握，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研究者开始尝试运用各类统计分析方法和数理模型对现实问题进行剖析。如运用教育生产函数方法结合样本调查数据，采用两水平线性模型，分析不同层面投入对民族教育产出的影响。[28]使用OLS方法和分位回归技术，考察中国城镇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总体水平及其长期变化趋势，通过与汉族比较，发现在经济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总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而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29]在分析出人力资本通过内部作用和外溢作用已经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中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少数民族人力资本是民族地区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是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Granger原因。[30]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指出民族教育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科技成果与地区生产总值具有很高的相似关联度。[31]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少数民族聚居省区基本公共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进行分析，发现民族八省区公共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投入增速较快，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提升的整体效率较好。但总体教育投入尚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线之下，其中师资力量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差距显然。[32]采用明瑟收入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技术，印证人力资本积累、外出就业对民族地区农村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再进一步运用有序Logit模型对影响农村居民主观经济评价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证实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且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从事农业劳动与非农劳动间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别。[33]
（二）民族教育经济发展典型困境和机遇研究
随着民族教育经济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民族地区教育、经济现实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典型困境和机遇成为本阶段研究的重点。研究者指出当前民族教育还不能充分适应各区域民族文化背景和经济特点，致使各级各类教育都存在发展模式趋同、缺乏特色和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其中，“因富辍学”作为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中一个新的典型特案，就主要跟课程设置的趋同性、少数民族地区过于注重短期经济实效有关，致使教育“学以致用”的功能价值无法凸显，进而导致“读书无用论”泛起。因此，要注重培养人才的实用性，使其学有所用，学有所值，并通过教育政策宣传引导观念转变。[34]同时，还应加强民族教育政策的灵活性，合理定位各级教育的培养目标，强化民族教育课程的本土化，完善民族教育管理体制。而面对部分资源型民族地区存在的“资源诅咒”效应，应充分认识到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过分依赖外力协助重点发展资源相关的产业经济，而忽视地区内生发展力的提升。进而需要通过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减缓或消除资源型民族地区对教育、科技等部门的投资挤出效应，改善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型民族地区的创新内生能力。[35]近年来，研究者还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既是经济纽带又是文化长廊，有利于推动沿线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更是我国边境沿线民族地区实现快速发展的契机。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民族教育充分发挥培养各类人才、提高民族素质、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重视应对“一带一路”建设对民族文化的冲击，避免急功近利的倾向，并防止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思想传入。基于此，民族地区应在基础教育阶段广泛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在职业教育阶段致力于培养技术型人才、在高等教育阶段注重培养高层次文化精英和政治人才。[36]同时，研究者还认为高校民族教育智库建设是民族地区高校参与“一带一路”和诸如“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机制。创建高校民族教育智库，应采取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相统一、研究中心与校内各院系相融合、学校与区内高校及智库之间相协同、民族地区高校与国内其他高校及智库之间相协调等多种策略。[37]此外，研究者指出劳动力转移是“三区三州”特困地区摆脱贫困的重要举措。而在“互联网+”成长初期，受贫困者忽视教育经济价值、教育文化程度，素质能力较低等因素影响，“三区三州”的劳动力转移遭到阻碍。为此，需要在“互联网+”发展期，突显教育经济价值理念，进一步优化劳动力转移职教培训。[38]
四、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成就和局限
伴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现实形态的多重演变，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历经了兴起、快速发展和持续拓展三大发展阶段，研究视野逐渐扩展，运用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产出了众多极具价值的成果，为促进民族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审视这些研究，仍可发现存在一定局限，需进一步探索改进，以适应民族地区的未来长远发展。
（一）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成就
1.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
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历经数十年的发展，从兴起之时寄生于民族学研究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再到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逐步揭示了民族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中的作用、特点、运行规律及其现实意义，标志着研究者在重视民族地区发展的复杂现实基础上，充分认识到了将民族教育与民族经济割裂开来进行研究难以解决实际问题。同时，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破除了单纯从单一学科视角解决民族地区发展的经济、教育困境，更加注重综合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多层次分析。研究视野从兴起阶段笼统地分析我国民族地区整体教育和经济发展关系，逐步拓宽到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州、各民族省区、各省民族地区，再到各边境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民族地区、多民族聚居地区等具体区域的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研究主题囊括民族经济与教育协同发展、民族教育经济投资成本和效益、民族教育资源配置和利用、民族教育需求与供给、民族教育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等。研究方法也实现了从研究兴起时采用纯定性的理性思辨法和经验描述法，到快速发展时期定量研究法出现，开始采用问卷调查法，再到持续拓展时期综合运用思辨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科学实验法、数学模型法、比较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等的转变。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日渐完善，为解决民族地区不同现实形态下的教育经济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2.产出了众多的研究成果
虽然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经济研究兴起较晚，但发展迅速，其地位和作用也逐渐凸显。通过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系列数据库平台，以“民族教育经济”“民族教育资源”“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民族教育经济效益”“民族教育需求与供给”等作为检索主题，采用精确匹配方式统计，截止到2019年12月，共检索获得文献532篇。基于检索文献，运用中国知网文献分析工具“计量可视化分析”对全部检索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文献的发表情况见图1，图表略），民族教育经济研究自1983年正式产出第一篇研究成果后，虽然不同年份之间产出的研究成果数量略有差距，但成果总数呈现明显上升趋势，符合逐步兴起、快速发展和持续拓展的阶段发展特征，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已然成为我国民族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
3.促进了民族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数十年来，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推动了民族教育与经济的长期协同发展，为民族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了两大突出贡献。其一，基于对民族教育经济效益的科学计量，助力民族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实现更加快速的增长。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首次提出2000年国家整体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的目标，这随之成为衡量我国教育投资的重要标准。2012年，这一目标得到实现，而早在2007年，这一比例在民族八省区就达到4.57%，并在后续的十几年里持续稳定增长，甚至一度达到6%以上。其二，基于对人力资本的深刻解读，强化了民族地区人民广泛接受各类教育的意愿。截至2018年底，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少数民族在校学生达到3067.25万人，占全国在校学生总数的10.99%，比1951年的少数民族在校生数增长了30倍。各级各类学校少数民族专任教师达到146.22万人，比1953年的少数民族专任教师数增长了23.21倍。民族地区已然步入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学前和高中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局面，民族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重大跨越。
（二）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局限
1.研究视野缺乏前瞻性
由于民族教育经济研究是一项具有较强应用性的研究，它围绕着各个历史时期民族地区教育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展开。因此，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多倾向从早期经验层面或后来通过实证研究和统计工具对民族教育已有成就和现存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立足于当前现实形态的发展策略。这些研究虽然能对完善当前民族教育政策、解决部分突出问题给予参考，但多为就问题论问题的即时研究和评价民族政策或战略实施成效的评估研究，研究的出发点仅在于补齐短板、缩小差距和优化措施。而新时代的民族地区即将迎来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巩固扶贫脱贫成果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渡的关键衔接期，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如果总是跟着历史和当前现实走，忽视就如何引领我国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和民族政策未来发展进行具有指导意义的探索研究，就难以助力民族教育与经济的长期协同并进，更难以推动民族地区摆脱当前发展相对滞后的境况，在我国整体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弯道超车”。
2.研究结论与现实契合不够
教育经济研究是典型的融合研究，且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教育经济研究存在诸多共性。从当前研究情况来看，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趋向于将教育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直接移植到本研究领域之中，容易忽视由各民族地区的发展特殊性带来的研究特殊性。研究者虽然对其所沿用的定量、定性研究方法的操作把控较好，也取得了一些实际效果，但总体过于注重单一方法使用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欠缺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计量模型是否适合解决不同历史、文化和环境影响下部分特殊民族教育经济问题的周密考虑，致使某些关键的外部诱因和内部驱力在单一方法的运用下难免遗漏，最终导致在多个区位条件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地区得出的研究结论并无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与民族地区现实情况偏离，从而出现“研究上”和“经济上”的两种“现实”。
3.研究成果相对孤立
由于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存在多样性，致使个性问题比较突出，即使同样的问题在民族地区内部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异。因而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多倾向于从单一个案民族地区出发揭示并分析其所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相关策略。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特定地区摆脱困境，推动教育和经济协同发展，但个案之间是有界限的，当前多数的个案研究成果仅能作为案例予以借鉴，较少能成为广泛推广的经验，致使针对不同民族地区的研究成果相对独立。虽然从实际出发的研究基点值得认可，但由于个案研究的实际面过窄，诸多研究仅能触及某些民族地区教育和经济发展困境表征，而不能完整挖掘整体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的潜在规律。一旦部分民族地区的“后来者”盲目追捧和推广部分教育经济研究的“成功案例”，就会使其既没能解决实际问题，又没能赶上“先行者”的脚步，甚至衍生出更多困难。
4.缺乏对民族文化的重视
与非民族地区不同，民族文化对民族地区的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影响深刻。长期以来，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倾向于将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教育割裂开来。一部分研究者仅强调民族文化对民族经济的助推和限制作用，却忽视民族教育在二者之间的纽带作用。另一部分研究者又将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单独分割出来，更多地站在如何融合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的角度去分析我国民族教育的走向。事实上，民族经济是民族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任何源于物质基础的文化，其发展、传承和创新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不能在短期内轻易实现，需要依靠民族教育对民族文化进行全面剖析，才能引导各文化主体的思想观念以适应和促进民族经济发展。此外，在少数关注到民族文化的研究中，研究者多倾向于对民族文化采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应对方式，却忽略了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可能会受限于自身的认知能力，在某一时期某些看似合理、优秀的民族文化可能会在未来成为阻碍民族地区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在某一时期一些被认为是迷信、落后的民族文化，也可能会适时地转变为助推民族教育、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有利因素。如果一味地对民族文化进行筛选和剔除，可能会使得民族教育和经济发展在长期的相对滞后中失去自身的民族特色。
五、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学术前瞻
基于现存的一些局限，2020年以后的民族教育经研究需要在完善自身的基础上极目前瞻，适时调整研究内容、逐步完善研究方法、持续深化研究内涵，为推进新时代民族教育与经济的协同发展强化自身的理论阐释力。
（一）调整研究内容，关注新时代的民族教育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国进入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时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应当及时调整研究内容，进行更多具有前瞻性的探索研究。如从宏观上关注民族教育现代化发展，提升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质量以保障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缓解民族教育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境况以满足民族地区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诉求、探索民族教育如何更好地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现代化发展服务、关注民族教育长远发展的经济效益测算、创新民族教育经费多渠道投入机制、优化民族教育资源配置、化解人类获取资源的能力的有限性与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并适当降低人的物质欲望、探究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产业与民族教育的有效结合等。从微观上深入对现代民族学校治理中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学校制度变迁与绩效改革、学校管理的交易成本控制、学校资源投入与产出优化、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效率提升等微观教育经济问题的分析。总之，立足现实问题，拓宽研究视野，瞄准未来发展趋势，剖析核心要素和区分影响因素，强化对民族地区重大现实和长远问题的解决力、预防力和胜任力，才是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长远发展的出路。
（二）完善研究方法，探索自身话语体系建设
受历史背景、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民族文化等因素影响，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国的民族教育经济研究需要强调与教育经济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不能盲目地倾向于使用定量研究范式和经济学话语体系，应当在充分关注现实问题外部多重诱因和内部多维驱力的基础上，为解决不同区位、不同发展水平的民族地区教育经济个性问题探索“理性”和“人文”并重的民族地区本土化理论和混合研究方法。同时，研究者应当统筹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教育经济效益等因素对民族教育经济问题进行分类，并适当考虑特殊个案，依类进行调查研究，着重进行比较分析，找到不同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滞后的本质，形成有层次、有内涵、契合现实的研究结论，以生成差异化发展目标，避免盲目赶超，再因地制宜、提出适合不同类别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战略及对策。总体上，民族教育经济研究还是应当更多地与教育学亲近，即始终以促进人的成长、增长人的幸福为其研究的最终目标，避免过多地强调成本、价值和效益等，再辅之以经济学、心理学、民族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方法，形成自身完备的话语体系。这才是促使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日臻完备的关键。
（三）深化研究内涵，善用民族文化的张力
任何时期，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经济的发展都是无法分割的。民族文化一方面对民族教育和经济发展具有助推作用，有利于避免民族教育趋同化，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多元人才，带动民族地区地方产业的振兴；一方面又牵制着民族教育和经济发展，限制了部分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转变，阻碍了民族教育和经济发展的改革创新。民族文化在民族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长期以来，张力的助推力和牵制力始终处于长期共存、此消彼长的状态，这也是导致民族教育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完备的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应当揭示文化张力的存在，不仅要重视民族文化的参与，还不能简单地使用“进步”或“落后”的评价标准对民族文化进行选择和摒弃，而要注重对民族文化进行引导，善用其张力的助推作用，缓和其张力的牵制作用，促使各文化要素“好的更好，坏的变好”以服务于民族教育和经济的长远发展。
研究源于现实，又引导现实。2020年后，我国民族地区发展的现实形态即将开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脱贫到实现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建设的转变。进入新时代，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需要尽快走出自身局限，持续深化研究的前瞻性、全面性和科学性。但是，受制于当前研究者相对稀缺、人才培养相对滞后、研究成果产出和传播途径相对较少、研究平台建设相对不足、研究关注度相对不高等现实境况，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在短期内走出局限的动力尚显不够，难以为我国民族地区未来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提供完备的理论支撑。鉴于此，基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我国巩固全面脱贫成果、建成更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我们还应该努力培养更多高水平人才和建设更多高质量学术资源平台，为民族教育经济研究提供更好的人力资源和学术资源，进一步提高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理论水平，拓展并改进完善研究方法，才可能促使其更具实效性地指导我国面向2035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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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Academic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Ethnic Educational Economy in China
Xuemin Zhang Zichen Yao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the reality of society,economy and education in ethnic regions has undergone multiple evolution. In order to seek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economy in ethnic regions,the research of ethnic educational economy came into being. After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rise,rapid development and gradual expansion, the research of ethnic educational economy has gradually became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research domain. The research vision gradually cover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thnic education and economy,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benefits of ethnic education,the input and allocation of ethnic educational resources,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times for ethnic educational econom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early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and empirical description,to the combination of speculation and empirical,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which provides rich theoretical basis for solving the educational economic problem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reality in ethnic regions. 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limitations in the research on ethnic educational economy in China: lacking of foresight in research field,lacking of agreement between research conclusion and reality,research results are relatively isolated and lacking of attention to ethnic culture. Focus on the long-term goal of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compreh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modernization after 2020, research on ethnic educational economic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own discourse system,make use of the tension of ethnic culture,and guide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2035 in ethnic areas more effectively.
Key words:cooperation between ethnic education and economy; economic benefits of ethnic education; ethnic education resources
责任编辑：杨腾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