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以中国社会科学引文(CSSCI)数据库收录的2010—2019年间教育公平论文共计932篇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工具,探索近十年以来我国教育公平研究的进展,分析教育公平研究范式的转型。从教育公平研究的主题来看,从重视宏观输入公平转向重视微观过程公平;从教育公平研究方法的维度来看,从思辨研究走向实证研究;从教育公平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的相关性来看,教育输入中的财政投入及资源配置、教育机会中的背景因素、教育过程公平中的课程及教学资源、教育产出公平中的个人产出均与实证范式呈现显著相关性。在新的时代,教育公平研究借助实验经济学范式、地理学科的空间分析范式、更深层次的实证研究范式以及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技术,又拓宽了新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教育公平;教育公平研究;思辨研究;实证研究
2010年我国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表明我国教育公平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公平研究。
首先,出于应对教育公平实践中诸多复杂问题的自觉性,研究不再满足于普遍性、描述性、解释性探讨,而是更加关注研究的实践性、实证性和有用性。其次,教育公平的溢出意义,也吸引了其他学科基于自身独特研究范式的多视角探索。跨学科研究在增进教育事实与理论假设之间吻合程度的同时,也为教育公平研究带来了不同于以往书斋式思辨的诸多范式,尤其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研究范式在教育领域的新应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思辨研究模棱两可的局面。
近五年来,尤其是2017年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追求“有质量的教育公平”目标后,教育公平研究的侧重点开始转向更加关注微观、更具人文关怀的教育过程公平。伴随教育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与国际教育研究对话机会的增多,采用实证范式探讨教育公平问题、基于证据的教育干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加之这一时期连续举办了五届的“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的广泛影响力,大大地促进了教育领域的实证研究范式转型以及教育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依靠调查研究、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及实验心理学研究等基于事实、可重复、可验证和力求精确的研究范式,逐渐成为研究者洞察教育现象、把握教育现实、扩充教育知识的科学路径,教育公平研究开始迈入用证据支撑理论创新的范式转型之路。
在此背景下,有研究者开始对教育公平研究的范式转型之路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从已有相关文献来看,大部分研究多聚焦于热点主题和方法论识别两个维度,但对教育公平研究主题变化与研究方法之间的耦合性分析尚显不足。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对近十年来教育公平研究文章的量化处理,在分别考察教育公平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教育公平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教育公平的知识生产和研究方法的推进方式,并对未来教育公平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一、研究设计
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近十年来我国教育公平研究的进展如何,教育公平研究的范式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型,研究方法在推进教育公平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如何,未来我国教育公平研究的趋势是什么。为此,本研究以中国社会科学引文(CSSCI)数据库收录的2010—2019年间教育公平论文共计932篇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工具,通过对论文涉及的不同层次教育公平主题,以及所采用研究方法的分类,利用Excel软件对文章进行编码与统计,并运用SPSS.21对研究主题和方法进行相关性分析,呈现近十年来教育公平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之间的互动变化,描绘研究主题与研究范式之间的耦合关系,探讨教育公平知识生产的方式,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之所以选取十年作为一个时间跨度,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2010年是我国教育公平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把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政策的重要发展方向。二是近五年教育公平的发展,是对前五年教育公平发展的延续和深化。为了更清楚地考察近五年的教育公平情况,需要拉长到十年,在回溯前五年的基础上,分析近五年的教育公平发展。通过前后五年的对比,从纵向的时间维度了解其全貌。三是考虑到中国教育发展的特点,以每个五年规划为指引,战略性地推进教育改革发展。2015年既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又是“十三五”规划的起始之年。近五年刚好属于“十三五”阶段,与前五年的“十二五”阶段形成了两个发展时期,具有阶段性的比较特征。
(一)编码框架
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本研究从教育公平的“主题”和“方法”两个维度进行编码。
1.研究主题编码
对教育公平主题的分类,可以从教育公平指标体系研究中略窥一二。本研究以国际认可度较高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教育指标体系为参照,其基本框架是典型的CIPP模式,即由背景(Con-text)、输入(Input)、过程(Process)、产出(Product)。强调背景因素(已有社会框架)对教育公平的弥散影响,关注教育投入与教育过程,同时强调教育产出以及对社会的影响。随后经过多次调整,在保持CIPP模式基本框架前提下,形成了目前四个方面的指标,即产出指标(A指标)、投入指标(B指标)、机会指标(C指标)和过程指标(D指标)的体系结构。A产出指标着重强调教育体系内参与者的收益,包括学生个人、教育组织机构以及社会这三类主体,关注教育产出在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两个层面上的作用。B投入指标既包含对教育系统的财政投入,也包含人力资源,如教师资源及其他物质实体的投入。C机会指标主要包括不同背景、不同性别学生在不同层级教育中的辈出率。D过程指标主要涉及学校内部因素,如学生的课堂学习时间、教师的教学时间、专业发展水平等。
我国有学者借鉴CIPP模式,构建了涉及宏观背景、输入、过程、内部产出、外部产出的教育公平理论模型。该模型反映了教育公平的社会镶嵌性以及最终产出结果的个体性,将学生的先赋因素,如家庭资本作为教育公平的主要输入因素。输入因素与宏观背景,尤其是教育公平政策、宏观资源配置情况的重叠,经由正式学校组织内部教育过程的“再造”抑或“积累”,进而产生相异的教育产出(孙阳等,2013)。
以上的研究成果,既是从宏观与微观进行的分析,又是从输入-过程-输出这个过程角度进行的分析,涵盖了教育公平研究的不同层次。本研究在参考CIPP框架基础上,结合国内研究成果,建构了如下的教育公平主题编码框架(表1略)。
根据OECD教育指标架构,因教育投入、资源配置和教育政策、法规均指向整个教育系统(OECD,2019),故将教育政策、立法与经济、人力、物力资源一同纳入教育输入(Input)部分。此外,教师从群体意义上来说,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源;从个体意义上来看,其自身素质构成了学校内部资源。基于上述双重意义,在编码过程中,将整体讨论教师流动、轮岗制度等公平问题,归为资源配置主题;将对教师培训、技能提升的讨论归为教育过程主题。同样,对信息技术建设的整体投入,其资源配置意义更加明显,因此归为教育投入中的资源配置类;而校域内利用信息技术开发课程应用模式,则视为教育过程中学校内部课堂或教学资源。
对研究方法的分类,学界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但不少国内学者都认为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范式可分为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而国外学者对教育研究方法体系的拓展,基本上以实证理论为支撑。近些年来,随着单纯使用某一种研究方法导致的劣势重叠,同时选用量化与质化两种方法的混合研究逐渐成为“第三种教育研究范式”(张绘,2012)。本研究在参考中外对教育研究方法基本分类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了对样本文章研究方法编码的基本框架,具体如下(表2略)。
感悟性思辨是指研究者从自身经验、知识积累出发,并不注重建构理论框架,具有社论形式的解释性文章。它与哲学性思辨最大的差别在于后者能够引用哲学观点、已有理论进行合法性论证。
历史性思辨是指“利用历史资料、历史事实对研究对象进行思辨性阐释”(徐辉,季诚钧,2004)。它不同于定性研究中的“历史比较研究”,后者往往有明确的原始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这种数据包括但不限于统计数据、文件、观察或访谈资料等。
数据性思辨是指基于一定数据的解释性文章,有一定的描述性数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但其本质依然是解释性的文章(Hutchinson,2004)。与定量研究中“数据统计分析”类方法的区别在于,它既没有数据来源的说明,也没有数据处理的过程,仅仅呈现别人的数据分析结果。而定量研究中的“数据统计分析”则是既包括一手数据,也包括重新对由政府机构或其他组织收集的二手数据的统计分析。
除此之外,其他定量与定性类研究因在文章内容中均呈现了比较清晰详细的样本选择、原始数据收集、分析过程,均能够有别于其他研究方法类型。需要说明的是,在量化研究的归类中,有些作者特别注明了某种具体的数据模型构建,如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基尼系数等,均依据其数据收集方式而非处理的方式纳入相应类别中。
综合以上的两个方面,确立了本研究的二维编码框架图(如图1,图1略),横轴X为教育公平研究主题维度,呈现样本文章所涉及的不同层次研究主题,主要包括:教育输入公平、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产出公平。纵轴Y为教育公平研究方法维度,包括思辨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混合研究。横轴与纵轴的交汇处,表示不同主题与不同研究方法之间假定的相关关系
(三)编码数据信息
为保证编码的科学性与严谨性,依据上述主题与方法编码框架,本研究采用两人背靠背式的方式,由两名编码人员通过Excel对样本文章同时独立进行逐条编码,最后通过霍斯提(Holsti)①公式计算两人编码一致性。结果如下(见表3,表3略)
二、研究发现
对样本文章进行文献聚类分析和编码的结果显示,从教育公平研究主题维度来看,从重视宏观的输入公平转向了重视微观的过程公平;从教育公平研究方法维度来看,从思辨研究逐步走向了实证研究;从教育公平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的相关性来看,教育输入公平中的财政投入和资源配置、教育机会中的背景因素、教育过程公平中的课程和教学资源、教育产出公平中的个人产出均与实证研究呈现显著相关性。
(一)教育公平研究主题:从重视宏观的输入公平转向重视微观的过程公平通过图2可以发现,除了指向性较模糊的教育均衡、教育均衡发展外,教育研究者共同关注的公平主题分别是义务教育、教育质量、高等教育、教育政策、教育信息化、教育改革、基础教育等。
基于CiteSpace对教育公平研究主题的初步分类,根据上述编码框架,对样本数据进行更加精确性的筛选、分类。通过频率统计,近十年来,各个主题的整体发展情况,如图3所示(图3略)。
由图3可知,就教育公平的几个主题而言,整体上来说,近十年来,对教育输入公平的探讨是主流,文献数量共计达到545篇,占整体样本文章的58.5%。其次,是教育过程公平研究,相比于另外三个公平层次来说,数量较多,共计115篇,占比12.3%。再次,是教育机会公平研究,共计80篇,占比8.6%。数量较少的是教育产出公平研究,近十年来,只有47篇,仅占样本文章的5.0%。
从纵向时间来看,近十年来,研究者对教育输入公平的研究热情持续走低,但是对教育过程公平的研究却有所增长,整体保持上升趋势,近五年增幅尤其明显。具体而言,与其他主题相比,教育输入公平研究虽然在整体数量上明显占优,但在近十年来却呈现非常显著的下降趋势,相关研究的论文数量从2010年的88篇,跌至2016年的33篇。近五年来,对其关注虽然有所回升,但总体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类似的发展趋势也见于教育机会公平研究中,其相关研究主要呈现两个特征,即整体数量较少且保持下行趋势,近五年来始终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与上述两类研究发展趋势相反的是,教育过程公平研究保持波动上升的态势,尤其是2015之后的四年,与前五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并在多个年份中成为仅次于教育输入公平研究的高热度研究主题。对教育产出的研究,近十年来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层次的关注水平,但近两年来,对其关注甚至一度超过了教育机会公平。
这说明,教育公平的宏观研究虽是研究者的普遍旨趣所在,但这种情况正在逐渐被教育过程公平的微观研究改变(如图4,图4略)。这里的宏观研究既包括宏观教育制度与资源配置问题,也包括那种试图构建能够囊括观察到的所有教育因素、组织的普遍性价值理论的研究。具体来说,对教育公平政策与立法问题的讨论居首要地位(占整体样本文章的36.5%),其次则是对人力、物力资源配置的持续探讨,约占总体研究的12.2%。教育公平发展理念,作为指导教育公平实践、规范教育公平理论研究的一般性研究,占比达11.8%。
这一时期,随着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研究者对如何打开学校教育过程公平“黑箱”的讨论逐渐增多,尤其是对如何通过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实现微观教育公平问题的探讨渐趋明显,约占整体样本文章的5.7%。同样,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促进了一般意义上教育机会需求的基本满足,进而影响到研究者对教育机会公平研究的关注,先赋因素对优质教育机会获得差异的影响(约占5.8%)成为学者们更倾向探究的议题。教育产出公平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占比较小(只占总体研究的4.9%),在已有研究中,相对于个人产出,学者们更倾向于从社会效益角度来衡量教育产出(占总体研究的3.2%,超过个人效益角度的1.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研究主题随着我国教育发展的现实情况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教育公平研究主题的基本特征就是在继续关注宏观层面的教育输入公平的基础上,扩展、深化、优化了新的问题域,开始转向关注教育过程公平的研究。
首先,教育公平政策、立法主题一直倍受关注。之所以对教育政策、政府公共服务等共同营造的社会环境如此强调,一方面在于不同群体在何种程度上占据何种类型的教育资源与政府的合法性政策密切相关,这也意味着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弱势群体,其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有赖于政治、经济公平的实现(褚宏启,2006)。另一方面,在我国进入转型时期,探索积极治理方式大背景下,教育公平实现的制度性障碍,得以更加正面、直接的讨论。基于这两个原因,这一时期,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教育公平政策也基本可以归纳为两个维度:第一,教育治理维度,如教育治理改革(包括高等教育、普职教育、民办教育等)、义务教育学区制改革、学校内部组织与管理改革、城乡教育一体化、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等内容;第二,弱势补偿维度,如教育财政投入及资源配置的倾斜性政策完善,高校自主招生及高考制度的“扶弱”设计,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教育公平制度建设,留守儿童、随迁子女以及特殊儿童倾斜性政策的法律保障等。
其次,对教育过程公平的关注越来越明显。这一趋势的出现,一方面源自国际与国内教育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教育公平开始进入追求质量的“后均衡时代”;另一方面在于前期专注宏观教育输入公平与学生公平感体验之间的巨大落差。因此,着重考察学校内部、课堂之中等微观教育过程公平,关注学生的公平体验以及教育公平实际效果(教育公平产出的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等主题逐渐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这类研究着重关注学校教育内部的过程问题,如教师和校长素质、课堂教学、学科和课程资源分配、教学方法革新、教育评价等诸多公平问题。
(二)教育公平研究方法:从思辨研究走向实证研究
通过对2010—2019年教育公平研究采用研究方法的分类以及整理,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教育公平研究已经初显的实证化进程以及研究的方法论偏好和惯性(如图5,图5省略)。从整体上来看,研究者依然以思辨研究方法为主,这一研究范式占据整体研究的比例达到72.9%。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思辨研究一直处于下降趋势,采用思辨研究方法的文章从2010年的119篇,降至2019年的34篇。同时,基于证据32.6%的实证研究在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在整体研究中的占比情况从2010年的16.8%,上升至2014年的32.6%,尤其是近五年来,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均保持了良好的发展趋势,研究论文总量较之前一阶段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混合研究自始至终呈现出较为平缓的发展状态。
总体来看,尽管思辨研究依然是我国教育公平研究的主流范式,但是教育公平研究内容拓展与研究方法变化之间的互动性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十年来思辨方法论整体的下降趋势。以定量研究为首的实证范式虽然获得了一定发展,但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巨大,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待进一步提升。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的提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育公平的实证研究论文所占比例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运用实证范式讨论教育公平问题,许多文章已经显示出其对定量、定性研究应用的娴熟性,从而也产生了许多具有一定创新性、高质量的实证文章。近五年以来定量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种较新颖的跨学科研究趋势,即采用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法来研究教育公平问题。如采用GIS技术探查和改善公办学前教育资源区域配置的空间分布(郑楚楚等,2017);利用空间重心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探究我国地方普通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空间重心轨迹以及空间分布的变动情况(李琼等,2019);利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究优质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产生的学区房的时空效应问题(尹上岗等,2019)。虽然采用上述方法的研究仍在少数,且作者学科背景多非教育学出身。但是不可否认,这种研究方式对于教育公平的研究而言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这种研究范式也的确触及了教育公平研究与实践中的盲区。
从定性研究方法内部来看,各类具体研究方法的采用量呈梯形分布。具体而言,个案研究和参与调查最受研究者的青睐,占比分别为41%和43%,历史比较研究和行动研究所占比例则相对较少。
从研究方法内部来看,各类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呈现出不均衡的特征。总体趋势上,教育公平研究方法逐渐从以阐释为主的思辨研究向遵循证据的实证研究转变,这种转型也反映了教育改革的现实需求,或者说教育公平实践是教育公平研究方法创新的强大动力。
自从奥古斯特•孔德在19世纪中期提出实证主义以来,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社会科学研究取向,在百年间经历了多次论证并发生数次变迁,从最初孔德提出的实证主义,到20世纪早期以“维也纳圈”作为核心的新型实证主义,再到20世纪中期以后形成的后实证主义(曾荣光等,2020)。实证研究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向,以发现具有普适性的规律和原则作为目标,通过对外在于人类的客观世界的事物进行经验式的感官观察,并凭借量化的归纳与分析,从而对所研究的现实情境提供充分的因果解释。实证研究主张知识的可验证性,并通过一定的可推广性和可重复性来实现对于证据的验证。西方世界早在20世纪就经历了对实证研究的质疑和争论,使得实证研究在争议中不断发展,而我们国家的教育公平研究对“基于证据”的这一研究意识和研究文化还未完全形成。实证研究之路是教育公平研究乃至整个教育学科知识积累和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教育改革的现实需求。
教育实证研究方法遵循证据原则(PrincipleofEvidence),这是实证研究区别于思辨研究最为重要的特征。相较于思辨研究方法以观点来佐证观点,实证研究则提供大量且充分的证据支撑,这无疑使得经过实证研究方法论证的教育政策和实践具有了更加可信的特征。通过对这一阶段的教育公平研究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学者们倾向于通过量化研究当中的定量描述来分析教育公平政策的实施与困境,数据来源大多采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上海调查数据(PISA)、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以及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等大型数据,具体的定量描述方法包括教育基尼系数、泰尔系数、锡尔系数、倾向值匹配法、反事实模拟法、多元回归分析、混合效应模型、增长曲线模型、收敛模型、面板数据模型等。例如有研究以《中国教育年鉴》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的数据作为来源,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2004—2013年各省义务教育水平的指数值,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从“财政分权”的角度对义务教育均衡提出一定的事实证据和相应的政策启示(严雅娜等,2017)。与此同时,采用质化研究方法探查地方在政策实施当中的现实情况也非常值得关注。这一部分研究通过案例研究、访谈法、观察法等深入地方的政策实践,自下而上地反映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与面临的困境,为政策的重新调整和决策优化提供了鲜活生动的证据。
(三)教育公平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的相关性分析
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升级换代后的部分教育公平研究,如个人效益,财政投入效益及精准性,学校内部公平的课程、教学等问题,几乎都能够在实证研究范式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如表4,表4略),并通过不同研究者反复检验、争论,得以进一步确证。实证方法与教育公平主题之间的这种一致性,超出了以往思辨研究的范式,越来越加速了实证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而扩展了教育公平所涉及的诸多领域。
1.教育产出公平:个人产出与实证方法显著相关
教育产出公平主题下的个人产出,与各研究范式均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区别在于与实证范式各具体研究方法均呈现正相关,而与思辨研究呈现负相关。在实证范式中,与定量研究的相关系数最高,r值为0.375,混合研究次之(r=0.202),最低的是定性研究(r=0.117)。个人产出公平主题与思辨研究的相关系数绝对值,甚至高于定量研究(r=-0.458)。这说明教育产出公平中的个人产出层面研究不采用思辨研究的概率非常高。在这一主题下,学生学业成绩差异、个体兴趣爱好差异、信息素养及语言能力差异以及职业偏好差异等均是教育产出公平实证研究的主要内容。
研究者之所以在探讨教育个人产出公平问题下更多地采用实证研究,一个可能性的原因在于,个人产出大多包含具有一定测评性质的学业表现以及个人态度类内容。因此,相对于思辨研究,借助定量的调查数据分析以及定性研究的访谈、观察等方式,是获得个体包括认知、非认知能力在内以及其他素养发展的真实情况的可靠方式。
以着重关注学生经历一定教育后,获得知识、技能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为例,通过选择能够较好体现学生关键能力的主要变量,为包括教育产出公平在内的多种研究项目,提供丰富的基础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采用调整重要协变量后的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多层回归、非线性关系、交互作用、中介作用、因子分析、结构方程建模等进行深入分析(陆璟,2019),揭示为实现特定结果需要调动的文化、社会、制度、经济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相对于上述着重关注学生学业层面产出公平,近五年来,教育个人产出开始越来越关注学生参与学校组织后,非认知能力、社会与情感能力等软技能的获得公平。最典型是2017年OECD在全球启动了社会与情感能力国际比较研究(SSES),共有美国、俄国、芬兰、韩国、加拿大、意大利、土耳其等11个国家参与了该项目。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正式加入该项目,作为OECD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项目的唯一中方代表,华东师范大学与苏州市教育局合作积极推进社会与情感能力测评项目在中国的实施。研究经历了工具研发(ItemTrial)、现场彩排测试(FieldTest)和正式测试(MainStudy))三个阶段,在正式测试阶段,项目组对参与学校(苏州全市10个区县的151所中小学校)的中小学生、家长、教师、校长等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在跟踪调查及数据初步整理与分类基础上,进一步从学校与学生两个层面上进行随机抽样,收集学生自身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水平的数据。在对数据结果充分分析基础上,开展基于证据的学校变革教育干预,开发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的课程资源,研发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的家长教育资源等(黄忠敬,2020)。
总的来说,近十年来,应接不暇的公平问题,客观上要求教育公平研究提升通变能力。因此,如何充分观察、把握现实,优化或拓展原有研究,从而回应、改进、引导教育公平,提升研究的实用性,成为这一时期研究者的新旨趣,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证研究开始逐渐得到重视。相应地,这种应用问题导向下的教育公平研究旨趣,也开始向所依托的方法论层面蔓延。虽然依然存在相当程度的思辨范式路径依赖现象,但这种解释性的研究在近五年学界极力倡导实证转型的大方向下,整体保持下降趋势。科学实证范式以跨学科的“问题导向”方式,逐渐打破以往教育研究的“学科中心”情结,引起国内广泛关注并越来越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主流范式。
注释
:
①教育程度与教育途径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前者意味着纵然受教育者接受了同等程度的教育,在教育系统内度过同样多的年份,并且获得了同样的正式资历,但他们的教育途径是不同的(厄尔•霍珀.工业社会中教育与社会成层、社会流动的关系[M]//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参考文献:
[1]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2]陈晓宇.谁更有机会进入好大学[J].高等教育研究,2012(12):20-29.
[3]陈叶烽.最后通牒实验与人类公平感[J].南方经济,2014(6):81-85.
[4]褚宏启.关于教育公平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中国教育学刊,2006(12):1-4.
[5]风笑天.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差别及其结合[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2):68-74.
[6]何克抗.教育信息化是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1(4):16-21.
[7]何克抗,等.运用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大幅提升农村中小学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09(2):5-18.
[8]黄忠敬.教育政策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9]袁振国.中国教育政策评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
[10]黄忠敬,孙晓雪.深入学校内部的教育公平追求[J].中国教育学刊,2019(9):16-21.
[11]黄忠敬,等.OECD教育指标引领教育发展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12]黄忠敬.社会与情感能力:影响成功与幸福的关键因素[J].全球教育展望,2020(6):102-112.
[13]加森,比格斯.分析制图与地理数据库[M].曾东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13]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M].社会学研究,2010(3):82-113.
[14]李琼,等.中国地方普通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时空演绎分析[J]经济地理,2019(2):48-57.
[15]刘精明.能力与出身: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机制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4(8):109-128.
[16]刘妍.基于研究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政策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2):132-142.
[17]沈丽萍,王海兵.西方教育人种志发展的四个阶段[J].比较教育研究,2014(1):65-69.
[18]沈欣忆,等.MOOCAP学习者在线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评价模型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19(7):38-46.
[19]孙阳,等.中国教育公平指标体系研究之探讨[J].教育研究,2013(10):111-120.
[20]万明刚,白亮.“规模效益”抑或“公平正义”——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巨型学校”现象思考[J].教育研究,2010(4):34-39.
[21]王伟宜.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状况分析:1982—2010[J].教育研究,2013(7):61-67.
[22]王卫华.教育思辨研究与教育实证研究:从分野到共生[J].教育研究,2019(9)139-148.
[23]徐慧,汪斯妤.留守儿童的公平感与幸福度:来自实地实验与调查的依据[J].南方经济,2020(4):40-52.
[24]严雅娜,谭建立.财政分权对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基于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4):24-31.
[25]杨红.拉祜族女童的教育选择:一项教育人类学的回访与再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26]杨小微,李学良.关注学校内部公平的指数研究[J].教育科学研究,2016(11):5-12.
[27]姚计海.教育实证研究方法的范式问题与反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64-1.
[28]叶庆娜.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大规模学校成因的经济学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3(2):33-37.
[29]叶晓阳,丁延庆.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教育质量与社会分层[J].社会,2015(3):193-220.
[30]尹上岗,等.基于教育公平视角的城市学区房价格时空效应——以南京主城区公办小学为例[J].经济地理,2019(9):82-93.
[30]袁振国.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4-17.
[31]曾荣光,等.教育科学的追求:教育研究工作者的百年朝圣之旅.[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0(1):134-176+192.
[32]扎丽玛,张际平.文化回应教育理念下的创客教学模式建构[J].中国电化教育,2019(6):102-107.
[33]张绘.混合研究方法的形成、研究设计与应用价值[J].复旦教育论坛,2012(10):51-57.
[34]张尧,等.面向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教育变革——徐州市同步课堂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实践[J].现代教育技术,2019(6):90-95.
[35]赵丹,等.农村学校撤并对学生上学距离的影响——基于GIS和OrdinalLogit模型的分析[J].教育学报,2012(3):62-73.
[36]郑楚楚,等.公办学前教育资源区域配置的空间特征与均衡程度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17(2):17-26.
[37]郑磊,王思檬.学校选择、教育服务资本化与居住区分割[J].教育与经济,2014(6):25-32.
[38]Baker,R.,Yacef,K.TheStateofEducationalDataMiningin2009:AReviewandFutureVision.JournalofEducationalDataMining,2009(1):3-17.
[39]CameronLA.RaisingtheStakesintheUltimatumGame:ExperimentalEvidencefromIndonesia.EconomicInquiry,1999(1):47-59.
[40]HershkovitzS..Socio-spatialAspectsofChangesinEducationalServices:TelAvivandJerusalem.ServiceIndustriesJournal,1991(2):137-153.
[41]JohnsonRB,OnwuegbuzieAJ.MixedMethodsResearch:AResearchParadigmWhoseTimeHasCome.EducationalResearcher,2004(7):14-26.
[45]OECD.EducationataGlance2019:OECDIndicators.Paris:OECDPublishing.2019.
[46]RomeroC.,VenturaS.Educationaldatamining:ASurveyfrom1995to2005.ExpertSystemsWithApplications,2007(1):135-146.
FromPhilosophicalResearchtoEmpiricalResearch:ParadigmShiftinEducationEquityResearch
HuangZhongjingSunXiaoxueWangQian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932academicpaperspublishedinCSSCIdatabankandexploresthedevelopmentofeducationalequityresearchinChinainrecenttenyearsandanalyzesthetransformationofeducationalequityresearchparadigmthroughcontentanalysisandcodingresearch.Researchfindings:(1)theresearchtopicsofeducationequityshiftfrommacro-equityresearchtomicro-equityresearch;(2)theresearchmethodofeducationequityshiftfromphilosophicalresearchtoempiricalresearch;(3)lookingatthecorrelationbetweenresearchtopicsandmethods,empiricalresearchisstronglyrelatedtoresourcesdistributionininputequity,contextfactorsinaccessequity,curriculumandpedagogicalmaterialsinprocessequity,andindividualoutputineducationoutputequity.Theneweducationequityresearchmethodsincludeexperimentaleconomics,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educationalethnography,andinformationtechnologyineducation,etc.
Keywords:Educationequity;educationalequityresearch;philosophicalresearch;empiricalresearch
责任编辑:宋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