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哲学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共同富裕思想，“物质利益难题”是激发马克思研究反贫困问题的直接动因。共同富裕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基本的伦理向度，是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逻辑必然。普遍性规范与特殊性规定、理论性原则与实践性策略、批判性立场与建构性维度之间的辩证统一彰显了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逻辑理路，也给现代社会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在所有制结构、利益主体、推进层次、实现路径与内涵形式上得到全方位的发展与创新。
关键词：共同富裕；物质利益难题；人类解放
虽然马克思并未直接地使用“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也从未专门撰文论述“共同富裕”及其实现路径，但马克思哲学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共同富裕思想。青年马克思遭遇到“物质利益难题”而超越黑格尔哲学的自我意识并转向对政治国家的批判，继而深入到对作为政治国家前提基础的市民社会的考察。马克思在市民社会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源所在。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社会危机等问题激发马克思探索如何克服现代社会的贫困难题，并将其引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思考的根本旨趣是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解放。
一、“物质利益难题”是通向“共同富裕”的直接动因
从哲学叙事的现实对象而言，马克思是通过“物质利益难题”进入到关于收入公平与财富平等问题。青年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在加入“青年黑格尔派”之后深受“自我意识”问题的困扰，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批判性力量又吸引了马克思并将其运用到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但真正触动马克思关注贫富差距、社会公平问题是在“莱茵报”时期，他在对林木盗窃法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境遇以及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中逐渐认识到，自我意识、理性精神等形而上学的哲学话语根本不能解决现实的物质利益难题，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愈演愈烈，为富不仁、贫富分化的社会事实刺激了马克思尝试去解决这一紧迫的现实困境。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描述穷人因贫穷不得不捡枯死的树枝取暖而犯“盗窃罪”，这指向了一个违背伦常的荒谬事实，即“获得胜利的是被奉为神明的林木，人却成为牺牲品遭到了失败”。[1]摩泽尔河沿岸的贫困状况及其与政府管理部门的矛盾促使马克思得出结论，依靠现有的政治国家无法解决贫困问题，必须有更为彻底的方案，这也为马克思所主张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基础。
青年马克思将“物质利益难题”理解为“贫困问题”，这一思想肇因于黑格尔所思考的市民社会“贱民”问题。“与古典意义上的贫困不同，饱受困顿之苦的贱民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与负面效应，前者是因为荣誉、血统、声望的丧失或身心的不健全所致，而后者主要是社会分工所导致的结构性贫困、产品分配上的差异性贫困，也可称之为现代性贫困。”[2]贫困问题是黑格尔所无法解决的社会症结，黑格尔尽管尝试了诸如富人或私人团体救助、同业公会、海外殖民等方案，但都无法解决这一现代政治的难题。正是从黑格尔这里马克思洞见到必须超越黑格尔的伦理筹划，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出发才可能提出解决贱民难题的现实方案，即无产阶级的解放理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提出，解决物质利益问题是人类达至身心彻底解放的根本前提，“……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3]正是“物质利益难题”激发了马克思去思考如何解决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
马克思从现象与本质的双重视野分析了资本主义的贫困问题。一方面贫困在穷人身上表现为营养不良、衣不蔽体、流离失所或酗酒赌博等现象，另一方面贫困更深刻地体现为结构性的分配不平等，资本家利用剩余价值剥削了工人的劳动成果，结果是“工人的贫困同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成反比，……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就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4]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基于生产力快速发展而导致绝对贫困的现象正在日益减少，工人的生活水平、劳动条件与福利保障都有显著改善，但吊诡之处在于资本家与工人并没有同时变得富有，资本家占据的社会财富份额更多，而工人占有的财富份额日益下降，由此造成了发达社会中的“相对贫困”现象。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是更为隐秘但危害更深的贫困形式，它直接遮蔽了“物质利益难题”的外部显现，在工资收入、劳动力报酬、福利保障等抽象形式的掩盖下贫富问题表现为因劳动能力差异而导致的收入差别，这一做法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还原为雇佣关系，将阶级对立与社会矛盾伪装成分配差异，实质是取消了无产阶级进行所有制变革的要求。
虽然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使用“共同富裕”的概念，但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未来社会，“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5]这一立场蕴含三重意涵：1.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终极目标，全人类解放才是革命的真正目的。2.未来社会美好生活是以共同富裕为前提基础，共富是理想社会的形态要求。3.生产劳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手段，生产方式的进步提升了共同富裕的水平，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回溯马克思的思想进程，马克思将共同富裕勘定为对“未来社会”的图景设计，它恰恰是建基于对当下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扬弃之上，换言之，共同富裕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的高阶样态，是继承资本主义时代成就、传承现代社会文明成果并不断克服当代社会的发展缺陷而达到的“美好生活”。马克思不仅展望了人类共同富裕的未来图景，而且阐释了这一图景的具体规定，更是提出了合理的实现路径。在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路线筹划之中，共同富裕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维度，正是基于共同富裕的理念追求与美好愿景，工人阶级才可能成为阶级革命的主力，所有制变革也成为社会革命的关键所在。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了必然性与正当性。
“物质利益难题”与“共同富裕”之间虽无直接的因果逻辑，但当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审视“物质利益难题”之际，它就不再简单地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现象或社会问题，而是与人类解放这一根本目的联系起来。解决“物质利益难题”不能单纯地诉求于经济补偿或福利保障，“穷人”“贱民”或“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难题解决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短期目标，而在全社会范围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长期目标，这要求克服“物质利益难题”的物质性层面，提升为政治性层面的革命并推进到所有制变革的维度，进而为人类解放奠定基础。
二、共同富裕是马克思思想基本的伦理向度
是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衡量一种社会理论或道德学说的良心所在，共同富裕无疑是一种正义的诉求。虽然几乎所有的理论都主张为社会正义辩护，但大多数都是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社会现实的理论抽象或沦为思想的游戏，马克思将其斥之为“正义的幻象”而予以坚决批评。
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永恒公平的启示”。蒲鲁东首先确立了一个抽象的绝对的“公平”观念，这是一个类似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具有总体性力量的抽象概念。正如马克思引述埃德加的评价所言：“于是，蒲鲁东发现了某种绝对的东西，发现了历史的永恒基础，发现了为人类指引方向的神。这就是公平。”[6]蒲鲁东坚定地把公平当作为一种信仰，但他实现公平的方式却是诉诸于通过设定一定的价值比例来实现公平的交换，也即是说只要找到精准的价值交换比例，那么就可以消除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与对抗，由此贫穷与富裕只有劳动产品的交换方式的差异，而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差异。马克思批评“共产主义的假兄弟”蒲鲁东装扮成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利用重构交换价值来寻求公平的方式忽略了生产领域，这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解释，蒲鲁东所谓的公平正义不过是重返“小私有制”，也是开历史的倒车。马克思评论道：“蒲鲁东却把群众的公平当作绝对的东西，奉为历史上的神，从而就犯下了更不公平的过错。”[7]“永恒公平”看似伸张了人人平等的自然权利，但抽空了平等权利的现实基础，缺乏现实可行的实现路径，最终沦为替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工具。
马克思并不拒绝谈论平等，但是马克思拒绝抽象地谈论平等。莫尔主张完全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康帕内拉设想“太阳城”里一切产品与财富都由公职人员进行平均分配，马布里所构想的“完美共和国”中要求废除财产私有，欧文则提出直接建立“合作公社”的形式来共同占有财产与分配产品。上述诸种形态的空想共产主义方案一方面将“人人平等”奉为圭臬，提出了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式主张，这是对苦难现实的强烈批判与对平等自由的进步追求，但另一方面这种不切实际的天真想象不可避免地破产。马克思指出空想共产主义者在批判现世的不平等后，试图快速废除私有制并彻底地、无差别地完成公有制改造，在缺乏发达的生产力与现代生产方式的支撑下强行实施平均化分配，这种对共产主义“催熟式”的实验注定是失败的。
共同富裕既是一个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与理想目标，也内蕴着具体的制度设计与体制安排，更包含着清晰的所有制结构与分配方式，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筹划不是空洞的玄思、抽象的想象，而是有着明晰的规范与具体的安排，反映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就是对“共同富裕”的具体化、现实化。本质而言，只有具有现实性路径、具体化方案的共同富裕思想，才对无产阶级具有真正的平等意义，也才是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方案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理论设想。一是批评了拉萨尔“劳动是一切财富源泉”的论调，这种空泛地讨论劳动创造财富而有意地忽略劳动背后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张，掩盖了工人与资本家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严重不平等，实质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二是提出了通过联合劳动生产社会总产品的方式来实现共享发展的思想。马克思提出让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带着兴奋愉快的心情自愿进行着联合劳动，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这样的自由人联合体才可能创造越来越多的共享产品，才越有可能在最广泛程度上实现共享式的发展。三是有差别的分配方式。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劳动仍然只是谋生手段，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强调等量劳动相交换。马克思明确指出等量劳动交换是从形式上维护了“平等权利”，但在实质上由于天赋、体力、智力及社会关系等差异造成了内涵上的不平等，这是初级阶段所不可避免的现象。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分配方式提升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分配方式的渐进性、发展逻辑的层次性与总体目标的普遍性构成了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有机整体性。
虽然马克思批判抽象的“永恒公平”论，但马克思思想的本质向度始终是面向人的存在、关切人类命运与追求人类解放，人本主义或者说人学向度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特征。在人类解放的众多维度之中，平等无疑是根本性的准则，追求身份平等、机会平等、财富平等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也是社会发展的核心标尺，更是彰显了社会良知、公平道义的底线伦理。马克思从未直接使用“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但他孜孜不倦地在探求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及其实现的可能道路，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本人高尚的理论良知、人格境界与道德素养。马克思作为“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理论呈现出独一无二的巨大感召力、强大的凝聚力与持久的生命力，其重要缘由就在于马克思始终坚持了对“现实的”公平正义的探索，对“真正的”共同富裕的追求，这彰显了马克思理论本身的正义性、超越性与批判性。
三、共同富裕是人类解放的逻辑必然
思想的逻辑与现实的关切紧密相连，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理路呼应着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理论旨趣，是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关键环节。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人类解放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航标作用，具有马克思的理论旨归的意义，具体而言：1.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毕生事业的动力源泉。马克思甘愿放弃优渥体面的生活、饱受颠沛流离的艰辛，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无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处于低潮、仿徨甚至遭受到修正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攻击时，马克思从未放弃人类解放的终身信念。2.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价值主线。综观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与革命事业，先后经历了文学批判、哲学批判、科学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晚年的人类学研究诸阶段，之所以先后出入与来回跨越这些领域，缘由都是为了更为深入彻底地研究人类解放的可能路径，特别是马克思将研究重心与精力投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为了寻求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而实现普遍意义上的人类解放。3.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理论的终极关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理论的本质，马克思的现实关切直接体现为其对人类解放的深刻忧思与积极探索。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真正能激发各具特色、富有个性的个人联合起来形成自由而平等的共同体，核心动因就在于人类解放的愿景与目标。
马克思在批判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之后确立了人类解放的崇高目标，但人类解放绝非抽象的理念、虚幻的想象，而有着具体的规定与现实的路径。共同富裕是人类解放的应有之义，它构成了解放的现实基础与客观前提，具体而言：
（一）“共同富裕”与“人类解放”有着共同的语义基础
“人类解放”涵盖了“共同富裕”，后者为前者奠定了客观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目标追求。“共同”一词直接切中了“人类”所内蕴的普遍性意涵，它直接否定了“独占”“垄断”“特权”等私有形式，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特殊阶级利益的袒护，它将被“共同占有”“联合体”的形式所超越。“富裕”概念直接蕴含于“解放”概念之中，“解放”包含了政治解放、经济解放、文化解放等多重维度。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解放必定是建立在成熟发达的生产力之上，而且超越了民族历史的局限而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否则，“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8]
（二）“共同富裕”与“人类解放”二者之间的逻辑裂缝亟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活动拯救
富裕并不必然导向解放，特殊阶级的富裕更不意味着全人类的普遍解放，二者之间的语义共通性不等于逻辑必然性，从富裕到解放之间的逻辑裂缝亟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予以拯救与沟通。青年马克思在批判了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所提出的政治解放方案之后，认为现代政治国家并不能导向人人平等的解放道路，必须返回到作为政治国家之现实基础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自利性、政治国家的虚伪性使得发达富足的资本主义社会仍旧存在根深蒂固的阶级对立、阶层分化、贫富不均等顽疾。究其实质，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根本原因，它创制的生产方式导致了生产资料、劳动方式、产品分配与社会积累的不平等性、非正义性与剥削性，造成了少数人据有大量财富而大多数人却陷入日益贫穷的境地。克服“富裕”与“解放”二者之间的逻辑断裂必须从变革生产方式入手，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矛盾的张力与平衡之中，生产力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增加社会财富与促进社会繁荣的动因。生产关系直接规定了劳动产品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形式，因此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才能实现从“富裕”到“解放”的逻辑转换，这要诉诸于现实而具体的社会革命。
（三）在经由“共同富裕”通向“人类解放”的道路上，“富裕”是基础，“共同”是关键，“解放”是目标，三者形成整体式的有机关系
马克思极为重视发展生产力对于人类解放的重要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发展生产力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更需要重视发展生产力。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0]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都应该掌握与运用发达的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共同享受”发展的成果。在“共同富裕”这一命题中，“富裕”是基础，“共同”是关键，它意味着“共有”“共享”，然后才可能是全人类的解放，而非特定阶级、阶层的解放。《共产党宣言》就郑重表明：“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1]“为少数人谋利益”和“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是资产阶级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的本质差别，只有后者才切中“共同”这一根本要求，它是打通“富裕”与“解放”的关键环节。
（四）“联合行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原则
为了实现全人类的普遍解放，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行动起来的主张，“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2]在无产阶级革命尚未胜利的时代，联合先后历经了“劳动者的同盟”、劳动者联合为无产阶级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这三个阶段，这是通向作为人类解放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原则。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人与人之间是既彼此平等又相互依赖的关系，人们有了一致的利益与共同的目标而联合起来，一起消灭雇佣劳动、共同发展生产力、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与共享社会财富。“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3]正是在这样的“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们因为共享共有而实现了共同富裕，因为个性自由与全面发展而实现了人类解放。
四、实践辩证法：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逻辑理路
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内蕴着深刻的逻辑理路即实践辩证法，它构成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视角与语境条件下的思想硬核与理论主旨。正是基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指引并运用于理论与革命的具体实践中，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更具创造性与科学性。
（一）从普遍性规范与特殊性规定的辩证关联中勘定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
“共同富裕”首要的是一个价值性规范，既不能被精确地测算、描绘，也不能被准确地预测、判断，相反它是马克思寄托对人类未来社会形态的美好愿景与理想图景，是对未来世界提出的至善价值与崇高目标。作为一种普遍性规范，它以弱约束的力量、宽泛的边界与引导性的价值观引领着人们信任人类未来的美好图景，也是指引无产阶级不断成熟壮大的灯塔。与此同时，共同富裕又克服了虚幻的想象与宏大的理念，在具体规定中彰显其可行性与现实性。马克思详细地刻画了在“自由人联合体”的具体规定，在《共产党宣言》中具体提出在未来“最先进国家”可以采取的“十条措施”，①这十条措施高度可行有效。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具体的经济模式、分配方式，有力地确证了共同富裕的可行性。围绕着“共同富裕”，普遍性为特殊性提供了价值引导、伦理规范与方向指引，而特殊性为普遍性供给了客观基础、现实路径与可行方案，正是在两者之间的辩证关联中不断生成了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
（二）从理论性原则与实践性策略的内在张力中保持共同富裕思想的生机活力
马克思明确地规定了共同富裕的制度属性，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非正义性，正在于其背离了人人平等、按需分配、财产共有的目标，因此废除私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逻辑前提。这一理论性原则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但又遭遇现实情境的冲击与挑战，为此马克思提出了理论逻辑与实践策略的辩证统一，具体如下：其一是劳资矛盾从“生存性斗争”转向为“发展性斗争”。马克思将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勘定为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工人必须反抗与推翻资本家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资本主义国家适时进行弹性调整，受修正主义所影响的工人也逐步放弃激进斗争转而接受雇佣劳动关系，斗争的目的转变为寻求自身福利与条件改变。马克思早就警惕并忧虑这一修正主义式的政治撤退，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日益接受、驯服于这一模式之下。其二是大工业生产既弱化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降格了劳动者在资本增值中的重要性，又在事实上强化了脑体分离的对立效应，机器大生产、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动等催化了贫富差距，工人阶级日益沦为新的“数字穷人”。其三是由大工业所激活的世界历史导致无产阶级受剥削程度更深、方式更为复杂，帝国主义以海外贸易、殖民地等策略转嫁了本国阶级矛盾，进而使得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行动不断被消解。理论性原则与实践性策略的折返往复构成了马克思共同富裕的时空坐标，彰显出马克思的深刻洞见与理论前瞻，也反映了特定理论研究受到具体历史情境的影响与限制。
（三）从批判性立场与建构性维度的互动视角创新共同富裕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首先是从批判性视角阐明“共同富裕”的思想意义，它直接对勘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及其根源问题。为此，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三种社会状况的后果都是工人沦为贫困的命运，“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增长的状态中，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完满的状态中，贫困持续不变。”[14]倘若任凭工人如何辛勤劳作、艰苦挣扎，也都无法摆脱贫困的命运，对照资本家的贪婪无度、不劳而获，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批判便具有必然性，为此必须彻底消灭私有制。废除私有制的直接后果是无产阶级与其他群体实现了高度的利益一致，这一批判性立场为通向共同富裕提供了可能前提。然而，摧毁旧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建设新世界，废除私有制的目的是彻底根除资本主义的症结与强健新的社会机体，为此马克思从多重维度中建构了未来社会的基本面向：在所有制关系超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提出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在社会关系上克服虚假平等、扬弃异化关系，形成个性自由而又彼此依赖的“自由人联合体”；在社会产品分配上克服按资分配，以按劳分配为过渡最终走向按需分配。建构性进路的共同富裕是马克思留给现代社会的思想遗产，为解决包括中国社会在内的当代世界的贫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
五、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内涵
马克思共同富裕为人类文明贡献了思想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是继承与发展了这一重要思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与实现人民解放为促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共同富裕确立了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一部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为了扎扎实实地推进共同富裕；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实现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为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既是对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传承延续，也是对其的发展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5]这是对新时代共同富裕精辟概括，它既是我们长期奋斗的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的战略指引。新时代共同富裕观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它“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高度充分认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目标的维度深刻领悟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重大价值，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文明协调发展的广度自觉明确新时代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16]为了推进这一伟大战略，关键是要理解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新”在何处？
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马克思主张废除私有制，消灭私有制与建立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性保障，但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制，而对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马克思并没有具体规定与明确阐释。新时代共同富裕观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不搞“一大二公”、不做“一刀切”，正是体现了唯物史观原则。现阶段的生产关系必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允许私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的目的正是为了推进高质量的发展与生产力的进步，这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在利益主体上主张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马克思主张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社会里，利益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它超越了阶级、阶层、敌我等一切差别，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无差别概念，意味着每一个社会成员无论政治立场、职业、身份或其他，都有权进行“按需分配”，这是马克思基于全人类普遍性解放而提出的理想图景。但在通向这一最高目标的过程中，还不能做到完全、普遍和彻底的无差别分配，因此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既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逻辑必然，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更是在改革开放与新时代激发人民的主动精神与释放改革发展活力的时代要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体现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实践原则。
第三，在推进层次上强调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共同富裕本身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单纯追求绝对平等只是将平等抽象为观念，相对平等是更为具体、更加真实的平等。理解共同富裕需要科学认知“共同”的内涵，它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平均贫富、杀富济贫。“我们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17]差别富裕是通向共同富裕的关键，合理有序的差别将促进高质量的公平。
第四，在内涵形式上坚持全方位的总体性成果与全结构福祉。马克思早就指出，解决吃喝住穿等根本需要问题是社会文明的根本前提，但物质文明只是人类解放的一个方面，未来社会里每一个体都是全面而深刻的自由人，人的全面性包含着物质富裕与精神繁荣的统一。
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既要追求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将蛋糕做大做强，也要提供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积极向上、弘扬正气、催人奋进的文化产品与精神食粮，还要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等等，它既是一个总体性的成果，也是一个全方位的福祉，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等多维领域，人民群众也因此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第五，在实现路径上坚持科学统筹、循序渐进的基本理路。“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部署，要科学统筹“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社会富裕与个人富裕、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等多重复杂关系。科学统筹的关键是循序渐进、有序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安排。当前围绕共同富裕目标，分阶段实施了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共同富裕三个阶段，其中，脱贫攻坚是全面小康的底线任务，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全面小康的兜底保障与客观基础；全面小康既是脱贫攻坚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只有全面进入小康阶段的社会才可能通向真正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则是脱贫攻坚与全面小康的目的所在。当前所安排的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体系，正是有序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
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要求，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特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推进的共同富裕战略，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坚持与继承，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创新，更是对世界文明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实践。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在“最先进国家”可以采取的十条具体措施：“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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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arx's Thought of CommonProsperity: ItsPhilosophicalLogic andContemporary Value
Pan Bin
Abstract: There are rich and profound ideas of common prosperity inＭarx's philosophy. The “problem of material interests” is the direct motivation forＭarx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anti⁃poverty. Common prosperity constitutes the basic ethical dimension ofＭarx's thought, and is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his theorization of human emancipation.Ｍarx's thought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embodied in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the universal norm and the specific stipulation;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 and the practical strategy; and between the critical stand point and the constructive dimensi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on prosperity hasalso undergon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and innovations in terms of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the owner of social interests, the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alization path, and the contents of common property.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problem of material interests; human emancipation
责任编辑：刘佳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