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的美育思想，是其整个哲学、美学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西方美学、美育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应该从共产主义学说的视域来考察、把握马克思美育思想的精髓。马克思关于美育的根本目标、实际上也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根本目标，就是达到每个个体和整个人类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本文首先重点考察了马克思的自由观和全面发展观。接着，从三个阶段具体论述了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总体上同步发展的思想：第一阶段，最初的社会形态，体现为原始的丰富性；第二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为人的潜能的片面化、畸形化日益加深和人的发展的全面性逐渐集聚；第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体现为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丰富个性”。最后，集中概述了马克思的美育观。
关键词：马克思；美育思想；共产主义学说
马克思的美育思想，是其整个哲学、美学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对西方美育思想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美育思想，既有批判的继承和吸收，更有革命性的改造、创新和超越，在西方美学、美育思想史上开启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因此，首先，马克思美育思想必须在其整个哲学、美学思想的大视域中来把握，而不能仅仅从狭义的教育学或者审美教育的具体方式等等方面来理解。其次，马克思的美育思想与他那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的现实状况、历史发展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实践密不可分，其理论价值的先进性、批判性、革命性、前沿性均来源于此。我们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孤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美育思想。在我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是我们理解其美学思想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准确、完整地把握他的美育思想的关键。因此，本文拟从共产主义学说的视域来考察马克思的美育思想。
-、马克思美育思想的核心观点
首先，我认为，马克思关于美育的根本目标、实际上也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根本目标，就是达到每个个体和整个人类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早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通过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扬弃，“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这里，“完整的人”就是“全面”发展的人。就此而言，马克思的美学美育思想与他的共产主义学说根本上完全一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在根基处与其美学美育思想相重叠。我们必须在其共产主义学说的大框架下来考察他的美学美育思想。
1848年《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宣布：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恩格斯甚至把这一目标直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1894年，当《新纪元》杂志要求恩格斯用一段话来表达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时，他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紧接着就引用了上面这段话。[3]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
由此可见，培养、塑造“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和建设由这样的个人组成人类共同体，乃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建设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式的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这个终极目标，当然也是整个教育、包括审美教育的根本目标。它的落脚点是人，是个体与作为共同体的人类。我们只有站在这个理论高度，才有可能准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美育思想的精髓。而在这个最终目标中，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两个关键词，也是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美育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继承与超越关系的基本点。虽然马克思的美育思想也有一个逐渐发展、深化的过程，但是其根本目标和核心思想是一以贯之、没有改变的。
（一）马克思的自由观
关于自由，是一个多层次结构的、极为复杂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自由首先是与人的劳动活动紧密结合的，是作为一般“劳动的尺度”而出现的。当劳动失掉了单纯外在目的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5]。
马克思据此认为，自由的活动（劳动）是人作为类的、区别于动物的一般本质。他说：“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6]，他又说，“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生产劳动。[7]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是在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造成人的类本质异化时，从相反方向、用与异化劳动对比的方式，来阐述非异化劳动条件下人的生命活动（一般劳动）的自由的类本质的。他说，人的“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8]，但是，工人在异化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9]，是一种“强制劳动”。换言之，在非异化劳动（人的一般劳动）条件下，工人的劳动活动应该是肯定自己的、感到幸福的、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的。马克思还说，“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0]“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至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11]；“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2]。很清楚，马克思通过这种鲜明的对比，阐明了人的一般劳动活动的自由、自觉性，肯定了自由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13]的本质。正是由此出发，马克思才提出了只有人能够“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著名命题：
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4]
在此，马克思不是把人的一般劳动生产（非异化劳动）与异化劳动对比，而是与动物的生产进行比较，从人类一般劳动全面性、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等特点中概括出“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这一核心特点，这种自由性集中体现在人能按照包括自身在内的“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人自身“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正是通过这种自由的生产劳动，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5]。也正因为这种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样，人类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就直接与审美、与美的规律联系在一起了，实际上也暗含着人应该回归、塑造自己的自由本质的美育内涵。
不过，马克思上述论述是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剥夺人的这种与生俱来自由本质的整体格局中展开的。因为，在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这种普遍的自由被异化了，被分解为不同阶级的对立的自由。资产阶
级有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自由。表面看来，“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个人似乎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和等级不同的地方特别显著地表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中”。[16]针对这种对立阶级这种相反的自由，马克思大声疾呼：“先生们，不要受自由这个抽象字眼的蒙蔽！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在对待另一个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17]。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时，也揭露其打着保护工人阶级的旗号鼓吹普遍自由等等的虚伪面目：“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人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真实的结论。”[18]马克思尖锐地抨击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的谎言，针锋相对地说：“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19]因为只有消灭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和个性以及滋生它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即全人类每个人的个性和自由。
可见关于自由，不但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而且有不同阶级的。这里，已经涉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法律自由、思想自由、文化自由等许多问题了。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上面马克思专门论述自由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一般类本质，目的首先就是要组织工人阶级，通过现实的阶级斗争，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消除劳动异化，把被剥夺了的人的自由本质归还给工人阶级，最终消灭阶级本身，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这里，自由已经不仅仅是理论上对人的一般本质的界定，而且具有了工人阶级通过现实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夺回自己的人类的普遍本质的含义。其次，如果说《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偏重论述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那么，到了《共产党宣言》中，他已经把人的自由本质落实到每个个体身上，并且强调“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每个个人的自由，一切人的自由也是不可能的，个人自由如果淹没在所谓类的普遍自由中，实际上也就同时丧失了这两种自由。
自由作为人的活动的类本质，属于人的精神本质。马克思在谈到异化劳动造成的结果时指出，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按：指“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即“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0]无疑，自由自觉属于人的精神能力、精神本质。而要消除异化劳动的恶果，就必须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1]，人被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异化了的自由本质，才能够真正地回归人自身。
我们看到，在马克思那里，自由与创造性密不可分。马克思在批判桑乔关于“人的本质”说法时，认为人的“自由活动”，“在共产主义者看来这是‘完整的主体’的从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中产生的创造性的生活表现”[22]，这不仅在价值尺度上把自由和创造性看成等价的范畴，而且实际上把创造性看成人的自由发展趋向的最重要标志。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人的一般劳动出发指出，这种创造性的自由劳动的“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23]，这种劳动的人
“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这就是主体的创造性劳动，是“主体的物化”，是个人目的“自我实现”，也就是自由的真正实现。[24]
马克思上述思想的最经典表述是关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的观点：
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25]
这段话是马克思“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说的。他指出，“这一生产过程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的”，“这些物质条件同时也是个人在他们的生命的再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承者”。他着重分析了剩余劳动问题，认为无论什么社会，“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从直接生产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因而“具有对抗的形式”。[26]虽然如此，马克思仍然预言道：“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27]这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那里，剩余劳动就失去了它的对抗性和强制性。接下来，马克思才说出了上面那一段经典话语。
据此，我认为，这一段经典话语，表达了如下重要思想：
第一，自由王国开始于“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必需”应该指生产维持人的基本生存所不可缺少的产品的劳动，这主要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中存在，如“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那样的劳动；“外在目的”应该指为外部条件所迫的不得不做的劳动，如谋生劳动，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也就进入了阶级社会后，“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的剩余劳动大部分作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掠夺和占有，他们的劳动只能是为谋生需要的强制劳动。以上这两种劳动对大多数劳动者而言，是不自由的。所以，只有在这两种劳动终止的地方，自由王国才开始出现。马克思这里主要是从经济学切入，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夺工人剩余价值的角度，论述它的不自由。
第二，这两种劳动，总体上体现了“自然必然性的王国”对人的发展的制约。马克思这里主要是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角度出发，指出，“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但这个领域内的自由是有限的，它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自然力受到人们的控制和支配，不再成为盲目统治人类的力量。
第三，从人类主体角度，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物质变换是“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的，这个“人类本性”应该就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但是，马克思仍然认为，“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何以然？因为以上这一切都是指人的物质生产劳动，而真正的自由王国只“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即精神生产领域。“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这种精神生产，集中体现为人类自身的自由本质和诸种精神能力的自由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而不再降低为手段或工具。这一点，也恰恰是美育的根本目的，即人以全面塑造和提升自身的精神素质和能力为目的。
第四，当然，自由王国不是无本之木、突然从天而降的，而是“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只有经过在必然王国里漫长而反复的奋斗，人类才能在自身精神本质和能力素质的建设方面，在文化文明的建设方面一步步走向共产主义，走向自由王国。诚如恩格斯所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8]。
第五，这里还需要提及，自由王国中的劳动应该是“真正自由的劳动”[29]。马克思阐述这种自由劳动的经济学性质时说道，“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30]。就是说，最大限度缩减必要劳动时间，不是为了更多获得剩余劳动，而是给劳动者（主体）腾出自由时间，以自由全面地发展个性。马克思区分了自由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相反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31]。进而变为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时间却超越了谋生劳动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更重要的是，自由时间作用的这种根本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到来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自由时间本身也需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剩余劳动的积累而扩大，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条件下，随着社会生产的日益科技化，“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一方面因为直接劳动主要变成看管和调节的活动，其次也是因为，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32]。生产者的劳动活动因而也具有全面性，有利于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33]。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时间的实质是人类对自然必然性的逐步摆脱以及对人类自身高度自由的确证。由于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相分离，它就上升为衡量财富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34]，即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会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到来。自由时间作用的这个根本性变化，实际上也标志着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
以上，我们大体上了解了马克思关于“自由”的核心思想，它贯穿于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目标这一条红线中。离开这个最高目标，我们就不能把握住马克思的自由观的精髓。同时，我们在上面讨论自由时间和自由王国问题时，实际上已经涉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了。
（二）马克思的“全面发展”观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同样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和美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贯穿于马克思毕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
早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人描绘成“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的全面本质的诸种形式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关系中的，体现为“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完整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而占有对象”，也即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35]原因在于，马克思认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不是与自然外物无关的纯粹“自我意识”，他指出：“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36]由此，他高度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法，指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种对象性的人，是现实的人，他“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使自身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实际表现出来”。[37]而对象性的人与自身发生全面的“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正是每个个人形成、发展其全面性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根源。
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同样是站在私有财产造成的人的自我异化和共产主义对异化的扬弃的高度展开论述的。他尖锐批判“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38]；相反，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才真正消除了这种片面性和狭隘性，人自身才能恢复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本质的完整的人，这个时候，“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39]等等，才会作为人的全面本质的诸种形式，得到全面、充分的发展；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40]。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考察，进一步论述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经济基础，他指出，“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消灭，……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41]。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既为它自身走向末路准备了经济条件，同时，也为社会个人的全面发展打下了现实的基础。比之早期的看法，此处显然更深刻地揭示出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经济和社会基础，指出了人获得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资本论》在另一处对此作了更加全面、深刻的阐述，马克思发出一系列反问：“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接着精辟地指出，“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42]这就是说，如果打破资产阶级的狭隘形式，资本主义的巨大生产力通过普遍交换，必定“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即全面性，造成人对自然力统治能力的全面发展，造成“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而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这就又把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看成是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还谈及人的全面发展潜能如何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问题。他们批判了施蒂纳否定个人欲望的发展“决定于物质情况”的唯心史观，而从唯物史观出发，强调“世俗生活条件是否许可正常地满足这种欲望，另一方面，是否许可发展全部的欲望。而这最后一点又决定于我们的生活条件是否容许全面的活动因而使我们一切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思想是否要变成固定的，也决定于现实关系的组成以及这些关系所给予每个个人发展的可能性”[43]，这里，明确提出了每个个人“一切天赋”要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现实关系和物质情况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第一，就人类个体而言，具有作为潜在存在的全面的“一切天赋”；第二，但是，这种天赋的全面性需要有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现实关系才能发挥出来，才能从每个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变化现实性；第三，这个物质条件目前还不具备，只有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才能变为现实性。[44]马克思、恩格斯还具体阐述了这种个人发展必经的历史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个人自身本质力量的发展，受其所处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的限定，在以往旧的生产方式之下，“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时才表现出来”[45]；人的这种片面性和片面存在的克服，有待于社会革命使旧的交往形式被新的交往形式所取代，“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46]这样一种生产方式新旧交替的历史过程，也就开辟了人不断走向全面发展的历史道路。
二、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总体上同步发展的思想
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建构他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体现出巨大的历史感和深刻的理论性。他的总体思路是，“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47]。
据此，马克思按照人在不断推进社会历史发展的同时创建着自身的精神文明这一独特视角，来对人的发展进行系统考察。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实际上是把全部人类史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这就是：“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8]此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属于“最初的社会形态”，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典型和最高生产方式的社会属于“第二大（社会）形态”，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则属于第三大社会形态。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提取了与社会发展相对应的人的发展的三种由低到高的形态：最初的社会形态中，基本上是自然发生的人的简单的依赖关系；第二大社会形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成；第三大社会形态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以及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通过论述人类社会的三种社会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人的发展三个阶段的形态，马克思明确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定位为“个人全面发展”，也就是人本身“自由个性”的发展。而且强调，这三个阶段历史发展的理想境界即是共产主义社会自由王国的生成，这个自由王国，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49]
要理解马克思上述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方向进行的思想，关键在于理解他关于社会分工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分工指人的不同部门多种劳动形式的分工，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发展。马克思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分工，首先是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以及城乡的分离；接着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再就是“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重要的是，“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50]换言之，分工发展的各个阶段，一方面呈现为历史上先后发展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如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等等，推而言之，也就与上述三大社会发展形态的经济基础--各种所有制形式--大体上相对应；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个人与其劳动材料、工具、产品的各种关系。这后一方面主要指分工“扩展到社会的其他一切领域”，为人的劳动的“专业化、专门化的发展，为人的细分奠定基础”。[51]
所谓“人的细分”，我的理解是指，随着分工的历史发展，人的发展由早期劳动作为个体比较完整的生命活动被逐步分割开来；到第二阶段分工使人的个性整体活动如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劳动和享受等，都被分割、肢解了；人在各个领域从事的活动和存在的各个方面，如工业、农业劳动，商业贸易活动，科学和艺术活动等等，也都专业化、专门化，被分配给不同的阶级承担；于是，分工造成“人的细分”。就总体看，分工把人类细分成各个阶级、阶层；就个体看，把整体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碎片。
下面，我们分别阐述三个阶段社会形态下人的发展的不同特征。
第一阶段--最初的社会形态：原始的丰富性
在最初的社会形态里，还没有分工，或者分工还不发达。比如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劳动者起先“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的前提。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就是说，这和他的皮肤、他的感官一样是他的活动的前提”。[52]这里，一方面，劳动者和劳动对象是主客体天然融为一体的。另一方面是“活的个人”[53]，他内部的诸种活动也是综合的、没有被分割的，比如生产生活资料的活动与求知活动、战争活动、各种社会交往活动乃至早期艺术活动等等，均以一种素朴自然的形式，融合在同一个个体的生活活动中。由于那时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单个人必须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生产工具的全部或大部，必须通晓多种劳动技能，他的劳动尚具有一种综合性，要完成生产全过程的各类操作，“在一种操作中，他必须使出较大的体力；在另一种操作中，他必须比较灵巧；在第三种操作中，他必须更加集中注意力，等等”[54]。“即使在那些只须找到、发现这些东西的地方，也很快就要求个人做出努力、付出劳动（如狩猎、捕鱼、游牧），要求主体生产出（也就是发展）某些才能”[55]，这决定了任何一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不依靠他人，而靠个人自己的努力来获取生活资料。因而彼时的个人劳动还具有某种不发达的综合性和完满性。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还谈到，那个时代“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他发挥这些东西，正如野蛮人把全部战争艺术当作他的个人机智来施展一样，--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说来才是必要的”[56]。这就是说，彼时，由于整个工场生产的必需，这些农民和手工业者是把他们自身多样的自然潜能（知识、判断力和意志）综合地施展和发挥出来的，而不是孤立、片面、单向的显现出来的。这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然而，必须指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并不是和谐统一的，而是异己和疏离的。马克思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57]。那时，人还没有能力改变自然界，二者的关系是狭隘的，也是互动的，而“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58]。只有当人开始逐步改变自然界时，这种狭隘关系才开始改变，人的发展才可能有所进展。
虽然，那个时期，人与自然之间保持了的最基本的协调关系，但是，这种关系还是非常简单、贫乏、狭隘的，在“单个人之间”或是“没有联系”，或是只有“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59]。因此，“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60]。对此，马克思总结道，“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61]，所以，马克思将这个阶段人的发展定性为“原始的丰富”[62]。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揭示出这个最初的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的原始性和局限性，以及必然解体、消亡的必然性。他说，“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发展的基础都是单个人对公社的原有关系（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或历史地产生但已变成传统的关系）的再生产，以及他对劳动条件和对劳动同伴、对同部落人等等的关系上的一定的、对他来说是前定的、客观的存在，--因此，这种基础从一开始就是有局限的，而随着这种局限的消除，基础就崩溃和灭亡了”。就人的发展而言，在这种原始关系下，除了个别人会有大的发展外，整体上人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的，“这里，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有很大的发展。个人可能表现为伟大的人物。但是，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63]。
这种古代“原始的丰富”自然有它值得肯定之处，即它的生产劳动是以人自身为目的的，这一点跟共产主义理想有一致之处。马克思说，“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64]。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这种不发达的“原始的丰富”从根本上说，是不值得向往的。因为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旧的原始的交往形式成为束缚生产力和人的发展的枷锁，必将被新的比较发达的社会形式所取代。“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65]。“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66]。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人自身走向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据此，马克思认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67]。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上文马克思看似不经意地提到农民、手工业者全面发挥自己三方面心智能力即“知识、判断力和意志”（知、情、意），这个“三分法”直接来源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这不仅是马克思阅读过《判断力批判》，并接受其核心理念的铁证，而且也显示出马克思把审美判断力（也包括审目的判断力）作为人自身精神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其美学、美育思想的重要方面。
第二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潜能的片面化、畸形化日益加深和人的发展的全面性逐渐集聚
马克思对这一阶段社会的定性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前的各社会形态又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68]，对于第一阶段社会形态来说，它是前进了；而对于共产主义社会而言，它只是一个已经陈旧、有待消灭、有待超越的过渡形态，虽然这个过程会十分漫长。
这个阶段，社会分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最重要的标志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马克思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69]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进一步加剧。马克思揭示出，分工“在以后的发展中愈来愈接近私有制的现代形式”--资本主义所有制下的分工，“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愈发达，积累愈增加，这种分裂也就愈剧烈。劳动本身只有在这种分裂的条件下才能存在”[70]。这种分工的实质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与他们自己的能力--生产力之间发生了分裂，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71]。马克思在另一处也谈到，在前述第一阶段人的社会关系的解体，造成了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人与自然、人与自身活动之间的分裂，其总的结果，便不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72]。这种结果的社会关系形式，只能是新的阶级对立的产生：一方面是沦为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占有资本的剥削者--资产阶级。
当然，资本主义制度有一个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其“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从而，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断变革”[73]，造成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越来越严重的对立，同时也造成工人能力的畸形、片面的发展。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系列、多层的分工，推进了它从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到大工业的转化过程，同时也是人的发展畸形化、片面化的过程。他指出：“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74]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大工业阶段，分工出现了新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势必引起科学和劳动的分离，同时使科学本身被应用到物质生产上去”[75]。科学技术是新的巨大的生产力，它首先促成社会剩余劳动的剧增，反过来成为消灭分工的最有力杠杆。其结果是，越来越先进的机器取代工人的部分劳动，“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一方面，分工和机器赋予劳动能力以片面性，另一方面，这种劳动能力只作为任何一种劳动的现实的可能性和资本相对立”[76]，也就加剧了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阶级对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近代文明社会下了以下极为深刻的判语：“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77]
要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和对立，以及人自身的异化和片面化，马克思强调，“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78]。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人对物及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集中体现在人的活动（劳动）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上，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79]。于是，“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而这必然导致人的个性的泯灭，“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这种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这种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这种情况同第一阶段的个人“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或者他的生产活动和他对生产的参与依赖于劳动和产品的一定形式”“截然不同”。[80]因为，在那个时期，个人之间要么“没有联系”，要么只有“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81]，人的活动（生产劳动）完全以使用价值为目的，对使用价值的享受，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生存、发展的需要。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社会形态中，人的自由自主的劳动活动原本作为目的，那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降低为手段，成为自主活动的否定的形式即异化劳动，劳动的目的只是谋生，只是为了物质生活（不包括精神生活）。马克思深刻剖析这种目的与手段的颠倒，一针见血地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次要形式，--现在它们互相分离竟达到这般地步，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的形式）则表现为手段。”[82]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个人的劳动活动还有相对的全面性，那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就会生来只适宜于从事片面的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得到发展。……他使自己的所有器官分离而成为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组，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职能。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从事片面职能的习惯，使他变成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83]，工人劳动的这种片面性“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这样，那种“把人说成只是人身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就实现了”。[84]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压抑人的多方面志趣和才能发展的残酷事实，也是其阻碍大多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是被作为“外力”的资本家强制“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他们自己互相结合。这种劳动就其结合体来说，服务于他人的意志和他人的智力，并受这种意志和智力的支配--它的精神的统一处于自身之外；同样，这种劳动就其物质的统一来说，则从属于机器的，固定资本的物的统一”[85]。马克思这里讲得极为深刻，他揭示出工人受到资本家的双重支配：物的统一和精神的统一，都处于他们自身之外，前者使他们“从属于机器”，后者则使他们丧失了自身“精神的统一”，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丧失，在某种意义上，使工人降低为奴隶，甚至降低为动物，“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86]。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造成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丧失，使人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87]。马克思用人的本质的绝对贫困，来概括和控诉资产阶级所有制对人的本质的戕害和剥夺，是何等的震撼人心！
但是，马克思在全方位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肢解、分裂人的本质，压抑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也辩证地揭示出它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准备了物质前提。
马克思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批评那种留恋古代的简单关系而否定资本主义物的依赖关系观点时指出，“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这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88]。因为只有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驱动的生产方式，才能逐步生产出个人关系和能力的全面性。他说：“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89]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秘密，就是创造出基于交换价值（即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正是巨大的剩余劳动，造就了巨大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所以说，“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这就“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90]的确，资本家“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但是“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91]。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还以反问的方式正面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和财富的积累，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个道理：“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92]。这段话的关键点是，要以面向未来的新的尺度，而不是资本主义“旧有的尺度”来衡量“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我认为，马克思这个思想是石破天惊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他提出要抛弃把发展生产力和积累财富、即追逐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作为最终目的的旧有尺度，而把人自身的精神建设，即全面发展作为目的本身。这是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美学“人是目的”思想在他那个时代的新突破、新发展。
当然，必须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建立在大多数人即工人阶级的巨大痛苦和牺牲上，包括导致他们每个个体人的本质被异化，个人心理的知、情、意诸功能被分割，人的多样化能力被片面化、狭隘化和畸形化。在少数资本家占有绝大部分财富，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却沦为绝对贫困的情况下，社会物质条件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为人类所专有的人的“类属”能力要获得发展，“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方能够实现。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整个社会的物质条件充分具备时，社会总体的发展才有可能“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93]。这个历史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
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发展这个历史过程是十分曲折的，“它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具有不同的、日益尖锐的和普遍的形式。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这种情况……严正地要求摆脱一种十分明确的发展方式。这个由现代关系提出的任务和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的任务是一致的”[94]。这就是说，第一，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已经发展到最尖锐最普遍的阶段，要摆脱这种关系对人的统治，就必须消灭这种关系；第二，从个人的发展角度而言，其任务是“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第三，这个任务是与推进社会发展即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的任务相一致。马克思在另一处明确把人的发展作为原则还是把买卖利益（即交换价值）作为原则，看成是未来社会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认为现在消灭资本主义、“消除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能力的那种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西提供与应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的基础”[95]，那就是与人的发展相适应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前面说到，分工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源。分工的日益发达，促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愈益加剧，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而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候，即“只有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别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现有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全面性联系起来考察，而且把前者看作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必要条件，他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这里，揭示人的发展与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互动互促关系是极为深刻的思想。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人们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业已成熟，“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96]，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过程，也同时是人自身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精神建设和发展的过程。生产“实践在继续着，人本身在发展着。这就意味着会有新的劳动方式，新的劳动结合”，它们在“破坏共同体的旧有的经济条件”，改变着现有的客观条件的同时，“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97]。马克思在此表明，人的发展不是自然自发的，而是需要人在改变、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自觉地改变、锻炼自身的思想品质、精神观念等等，以便为人的全面发展积聚主体条件。这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当人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原先个体活动借以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变成束缚现有生产力和人的发展活动的社会桎梏，“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消灭的前提”[98]，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灭，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
第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丰富个性”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有这样一个总体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因此，这里谈的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决不是任何偶然的个人，至于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99]这段话内容很丰富，首先，它真正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的“唯一的社会”，过去和现在都从来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其次，它是一个集体，是由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团结一致构成的联合共同体，因为集体是个人发展的手段，“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第三，这个集体，“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00]，虽然以前也有“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集体，但那是一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它是资产阶级社会中“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101]；第四，因此，只有在以前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斗争都被扬弃了的“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102]；第五，这里“一切人”指个人，指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即资本主义社会解体后形成的新的历史阶段上的个人，他们“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群体、作为阶级成员参加到集体、即共同体中的，但他们并不是任何偶然的个人；第六，要建立起一切个人能够获得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联合共同体，别无他途，必须通过共产主义的革命，“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103]。所以说，上面这段话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性质说清楚了。
马克思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特征是个性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对此，他首先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加以论证，指出越是能容纳社会生产力更大发展的社会形态，就越是能导致人自身更充分全面的发展，当社会“自身登峰造极的时期”，即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时期，“是它自己完成这样一种形态的时期，在这种形态下它和生产力最高限度的发展相一致，因而也就是和个人最丰富多彩的发展相一致”[104]。其次从共产主义社会使个人极大地增加了自由支配的时间来阐明这一点，他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05]，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能够享有比以往任何社会的人更为充足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他们“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06]。由于“所有人”即一切个人，有了足够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就有可能获得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潜能和才智，使自己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马克思曾经描述过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人们的这样一种生活样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07]这里，马克思一是指出了每个人的活动范围、领域不受限制，非常广泛，取消了活动的专门化，达到了活动的多样性、全面性；二是指出了人们的活动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而且可以随性变化，自由自在，没有任何外在强制；三是通过举例说明人的活动既有物质劳动，也有精神活动（如从事思想文化理论的批判），物质劳动（打猎、捕鱼、畜牧）也不是纯物质性的，而是带有消闲（或休闲）性、精神性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这一人类最重要分工业已消灭。人的活动到了这个阶段，就同其在私有制下的传统形态分道扬镳了，变成如同“作曲”那样具有艺术性质“真正自由的劳动”[108]。
我们前面引用的马克思那段话专门强调了共产主义条件下个人能够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获得自由发展。艺术的发展，主要指艺术想像力和艺术创造鉴赏能力的发展，而这本质上就是人的审美兴趣、能力的培养和发展，这乃是审美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关于共产主义由于消灭分工，消除地方、民族及个别艺术领域的局限，才能够充分发展每个个体的艺术才能，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十分精彩的论述：“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即使在一定的社会关系里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出色的画家，但是这决不排斥每一个人也成为独创的画家的可能性，因此，‘人的’和‘唯一者的’劳动的区别在这里也毫无意义了。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109]这段话不仅告诉我们，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以往艺术家受到职业发展的局限和对分工的依赖现象不复存在，艺术天才集中于个别人、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状况也得到彻底改变，而且展示出人人的艺术天才都得到充分发展，人人都成为艺术家，成为艺术创作的多面手的美好前景。
我们还需要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高屋建瓴，站在共产主义革命和世界历史性的高度，第一次把个人的全面发展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与整个世界的全面生产发生广泛的联系这一点明确揭示了出来。他首先确定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的社会转型时期[110]；其次，这一时期，一切“都由于竞争的关系而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一切都打上了“世界历史性”的印记，“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同样，“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而“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111]；再次，因此，在社会这一转型过程中，“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由于这种世界的历史性，“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揭示这一历史转折点是最为关键的，它实际上已经提到了超越地域、民族局限的最初的全球化、世界化生产及其全面性；又次，这种“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的实际联系，造成“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112]，就是说，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这种世界性的全面生产和个人的全面依存关系，就能转化为形成各个个体的丰富、全面的本质的强大动力。马克思下面这段被广泛引用的话，也只有在这种全球化、世界化生产的大视域下，才能得到全面、正确的理解：“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13]其实，这句话里包含着重要的美育思想，试想：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如何能成为公共的财产，为各民族人民所共享？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如何能形成为世界的文学，为各族人民共同接受和欣赏？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环节，就是美育。文学艺术作为精神生产的重要部门，它要突破地方和民族的局限走向世界，必然也必须包含着审美教育突破地方和民族的局限，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中介和手段。实际上，马克思为共产主义革命向美育提出了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如前所述，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个性的丰富性，绝不是第一阶段“原始的丰富”所能比拟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诸种异化、对立和分裂，是对最初社会形态简单的自然融合状态的否定，那么，共产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那些异化、对立的扬弃和再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也是在更高文明阶梯上的综合。它保存了以往人的发展的全部丰富性，在本质上，“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114]，因而是更高社会形态中人自身更高层次的丰富性。
据此，马克思赞颂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115]。
以上，我们概括地勾勒了三大社会形态与人的发展相对应的历史进程：最初社会是原始的丰富性；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发达和异化的加剧造成少数人的专门发展和多数人的片面、肢解，为第三阶段准备了物质和精神条件；共产主义社会真正达到每个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三、马克思的美育观概述
马克思虽然没有留下专门、系统的美育论著，但是，从我们上面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视域下，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思想分三个大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其实，从根本上说，这也就是马克思美育观的思想核心和理论基础。两者在最终目的--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上是完全一致的。当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是包括经济、政治、哲学、伦理、法律、文明、文化、艺术等等一切方面的内容宏大的理论体系，美育只是其中的一个具体方面。然而，我们认为，美育却是实现这一最终目标的不可缺少也无可取代的重要环节，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美育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方式。除了上面主要从共产主义学说视域来考察马克思的美育思想外，下面还想从审美和艺术角度做一些补充阐述。
迄今为止，我们虽然没有发现马克思直接使用过“审美教育”这个概念（术语），但是他可能阅读过审美教育概念的提出者席勒的著作。美国学者L.P.维赛尔的论文《席勒与马克思关于活的形象的美学》就试图考察这种思想上的联系，他在介绍D.麦克雷兰认为“马克思关于人活动的方式是艺术的，并源出于浪漫主义，特别是席勒”的《美育书简》之后，说道：“我无法确证，马克思是否熟悉《美育书简》，然而在十九世纪初叶这部著作对于每个对美学理论感兴趣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重要的”，马克思当然也不例外。他以很大篇幅从多方面论证了席勒的美学美育思想同马克思美学美育思想之间的紧密而深刻的内在联系，有相当大的说服力。[116]众所周知，席勒美育思想的核心观点，是揭露近代社会中的诸多矛盾和人性的分裂，如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等等的脱节，人性的内在联系被割裂，变成一个个断片；他主张用审美教育来克服和解决这一系列矛盾和分裂。马克思同样揭露了现代社会的诸多矛盾，如讲到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成为现实[117]；又如讲到个体身心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甚至“器官”；如此等等。不过，马克思解决所有这些矛盾对立的方案不是席勒提出的美育方案，而是共产主义运动，他说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18]。虽然马克思的思想远远超越了席勒，但是，二人在揭露现代社会的诸种内在矛盾和人性的分割方面，方向是一致的；这些矛盾单单靠美育自然不可能真正解决，但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这种努力，他的共产主义大方案实际上是包容了美育方案在内的，因为，在本质上，如前所说，共产主义最终落脚点是人的精神品质的建设，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言而喻，其中也包含着个人艺术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和建设，即审美教育。而且，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教育特别是审美教育的最重要任务，应该是把人培育成为一种超机器、超工具的自由自觉、全面发展的社会存在物，而不是沦为私有制下那种机器的奴隶和局限于狭隘劳动的工具甚至“器官”。
作为马克思关注审美和美育的一个重要旁证，马克思不止一次提到人的内在精神本质包括“知识、判断力和意志”[119]这个来自康德“三大批判”的术语，实际上肯定了人具有与三者相对应的知、情、意三种心理功能，其中，判断力主要是指审美判断力，在私有制条件下三者都受到压抑。有意味的是，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劳动时指出，人的活动本身已受他人“意志和智力支配--它的精神的统一处于自身之外”[120]，这里似乎有意识地避开讲“判断力”，因为工人劳动是受到资本家的意志和智力支配，当然资本家不可能用审美判断力来支配工人；但是工人自身的“精神的统一”（当然包括审美判断力在内）却被异化“在自身之外”。在看似不经意中，马克思实际上把审美判断力看作是人的精神本质、心理功能之一，而且在批判中指向恢复工人这种包括审美判断力在内的“精神的统一”，这就是美育的功能，虽然他主要集中注意力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未能对此加以重点阐述。
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因为只有革命才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121]。由此可见，马克思要求无产阶级在革资产阶级命的同时，也要革自身“陈旧的肮脏东西”（主要指不良的思想、品质、作风、习气等等精神、道德方面的缺陷）的命，要求他们加强自我修养，改变自身的缺点，锻炼出新的品质好的作风，造成新的力量、新的观念和新的语言等等，在这个自身的革命中，美育无疑可以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虽然没有明说，但其中内含的意义应该不言而喻。
为了从根本上弄清楚马克思的美育思想，有必要首先了解他对“美的规律”的阐述。上面我们引用过《巴黎手稿》中的一段话，马克思是在对人与动物的生产活动作全面对比时提出“美的规律”的，他突出了人的生产劳动（创造对象世界）的四大特点即全面性、超越性、创造性、自由性，核心是人的自觉性与自由性，体现了人的自觉的目的性通过对象化的活动在对象世界中的实现，所以，美的规律首先应该是人类劳动的一个基本特点，我们不能离开人类的劳动活动，孤立抽象地谈论美的规律；其次，美的规律不但同客体（对象）的尺度有关，而且更同主体（人）的尺度有关，是两种尺度的辩证统一，体现着人的劳动活动的自觉性与目的性，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再次，这两种尺度的统一的客体表现就是美，主体表现就是美感，因为有了这种统一，人与世界之间才有可能形成或者建构起现实的审美关系，即现实地生成对象的审美性质或美，同时生成主体的审美意识或美感；又次，这种统一中，体现着每一个个人的活动的自由性、创造性和个性，所以会产生满足、喜悦、兴奋的感觉，乃至幸福感，这正是美感的特性。在上述意义上，美的规律也就是审美的规律，是形成人与世界之间审美关系的规律。明乎此，就能明白，《巴黎手稿》为解决“美学之谜”开辟了全新的思路，开创了美学史上一场深刻的革命。当然，实际上也为审美教育问题直接提供了新的扎实的理论基础。我们只有在正确理解“美的规律”基础上，才能懂得美育的本质在于：在探究人在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社会的同时也建造人自身，使每个个体都超越狭隘的分工，成为自觉接受审美教育，通晓多种文化知识，既懂得按照自身的内在的尺度、又懂得按照自然界一切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劳动的积极主体；也才能真正懂得审美教育与其他各种教育方式的区别与互补关系，深刻理解美育的独特性质和功能，比如审美、美育与伦理、道德教育的关系，审美、美育与增长知识、智育的关系，审美、美育与劳动、劳动教育的关系，审美、美育与提高体质、体育的关系，等等，进而懂得在全面育人的“五育”中美育处于与其他四育交汇的中心环节。
马克思在论及艺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时，有一段话与美育直接相关：
艺术生产满足艺术消费，创造懂得欣赏艺术的大众，美育。“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一旦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野状态和直接状态，--如果消费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野状态的结果，--那么消费本身作为动力就靠对象来作中介。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122]
在此，马克思告诉我们，第一，艺术消费，根本上必定受到艺术生产的决定，什么样水准的艺术生产决定着什么样程度的艺术消费；第二，人类艺术生产随着文明的发展总是逐步提升的，也总是决定着要使艺术消费需要的逐步提升，艺术消费，即艺术欣赏和享受，必定要“脱离它最初的自然粗野状态和直接状态”，这一点不可能自然达到，而必须靠艺术生产改变自身“停滞在自然粗野状态”，因为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只有改变原因，才能改变结果；第三，艺术消费也不是被动、消极的，它也会反过来影响、作用于艺术生产，艺术消费也是生产的“动力”，它靠艺术对象即艺术生产的产品（作品）作为中介，艺术消费（欣赏和享受）对于对象（艺术作品）所感到的需要，是它对于对象（作品）的知觉所创造的，就是说，欣赏和享受能够创造对于艺术作品的需要（需求），这种需求反过来左右艺术生产的方向、方式；第四，因此，“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就是说，艺术生产创造出的艺术作品能够“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这句话十分关键，它直接关系到审美教育，它明确要求艺术作品能够培养、塑造出有审美能力素养的大众。马克思在此实际上要求艺术家创造出具有很强艺术魅力和高度美学水准的作品，来培养和提升大众的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而这正是实施美育的最重要方式和途径。
这一点是由于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不同于认识的、宗教的、伦理的把握世界的方式。马克思在论述人的概念思维即认识方式时指出，认识作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123]。概念思维掌握世界的方式是认识，其他三种掌握世界的方式分别是艺术、宗教和“实践”，这里的实践在康德和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中都是指伦理道德实践，如康德“三大批判”纯粹理性（理论理性）讲认识论，实践理性讲伦理学，判断力讲审美（美学）。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审美的方式，不同于认识、宗教和伦理掌握世界的方式，他强调了艺术、审美掌握世界方式的特殊性或者说独特性。正因为此，就教育学而言，审美教育（美学）不同于理论教育（认识论）、宗教教育（神学）、道德教育（伦理学），它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和功能。这也就在理论上回答了前述美育与其他教育何以有性质上区别的根本原因。
涉及美育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在特定条件下的不平衡关系。马克思在论述“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124]时拿希腊人同现代人相比，指出，“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如“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希腊神话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但是，当社会进入现代，“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现代社会较之早期希腊社会，当然已经大大发展了，但是“这种发展排斥一切对自然的神话态度，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125]。这就是特定条件下艺术生产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关系的典型案例。马克思认为，理解这种历史跨度很大的不平衡关系并不十分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给出了一个答案：“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126]这个答案十分令人信服。它告诉我们，对于后续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而言，艺术的经典具有历久不衰的审美的魅力，而且时间跨度越大，这种魅力也越大，这也就是我们在实施美育时特别重视艺术经典欣赏的原因所在。
这里还要指出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马克思的观点，他在说到“理解这种不平衡还不像理解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那样重要和那样困难”时举例说“例如教育”[127]。马克思在此没有进一步展开这个观点，需要人们做一些阐释。依我的理解，马克思这里讲的是现代教育与“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关系问题。按理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现代教育也应该获得大的发展，应该普及教育，使大众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教育两极分化。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单方面鼓吹环境决定人的发展的教育观时指出，既然人只是社会环境的产物，那么，社会本身又是什么力量造成的呢？“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128]。马克思揭露其教育观是一种阶级分化的教育观，即承认和肯定永远需要有一个由于少数人组成的高出于社会之上的天生的专门教育者，他们负有教育大众的使命，而大众只配永远当受教育者。马克思这里不但阐明了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的辩证法，而且说明了在现代阶级社会中，教育的不公正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的原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所以，必须用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来终止这种对大多数人不公正的阶级的教育。[129]具体到儿童教育，马克思揭露那时儿童被迫充当童工，在工厂从事低工资的成人的劳动，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提出“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130]的合理要求。这个要求是使儿童获得接受公平教育的权利，其中包括接受审美教育的权利。马克思还提倡“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131]，其中，自然也包括美育与劳动生产、与劳动教育相结合的含义。最后，美育还是全方位的，它必须与劳动教育、智力教育和体育等充分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132]。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有极为重要的论述。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要消灭分工，就需要有全面发展能力的人来经营管理社会生产，这就“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这种新人是超越具体生产部门和个别业务能力的，“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恩格斯认为，要培养这种新人，消除每个人能力的片面性，教育是一个最为重要也最为有效的手段。他说：“教育将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133]这里教育自然包括美育在内。恩格斯的上述观点，是对马克思教育思想的重要补充。
注释：
①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美育思想史”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ZDB024。
参考文献：
[1][8][9][10][11][12][13][14][15][20][21][35][36][37][38][39][40][86][87][95][114][115][11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3，95，93，96，96，97，97，97，96-97，97，97，120，123，168，163，124，123，126-127，92-93，124，258，120，126-127，120.
[2][6][7][18][19][50][113][117][121][129][130][131][13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2，147，146，430，416，148，404，162-163，171，417，422，422，308.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89.
[4][49][51][54][56][74][79][83][84][91][119][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9，649，392，387，400，400，649，387，399，649，400.
[5][23][24][29][30][31][32][33][34][41][106][10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2，112，113，113，218-219，221，222，222，218，36，218-219，113.
[16][22][43][44][45][46][66][70][71][82][94][96][99][100][101][102][103][109][110][111][112][12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6，248，286，287页，80，81，81，74-75，75，75-76，515，516，516，85，84，84，516，460，42，40，42，4.
[17][57][58][69][10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7，81-82，82页，82-83，85页.
[25][26][2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6-927，925，926.
[28][德]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2.
[4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8.
[42][48][52][53][55][59][60][61][62][63][64][65][67][68][72][78][80][81][85][88][89][90][92][97][98][120][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86，104，483，483，492，108，485，109，109，485，486，497，109，102，488，410，103，108，469，108，108-109，287，486，494，497，469.
[73][75][7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90，489，490.
[7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3-4.
[9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二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24-125.
[104][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M].刘潇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67.
[10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2.
[116][美]L.P.维赛尔.《席勒与马克思关于活的形象的美学》[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26.
[122][123][124][125][126][12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19，27，28-29，29-30，27.
[13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56-557.
责任编辑：王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