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牧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以数字驱动各行各业变革与创新已经成为世界性主题。将教育置于科技与社会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回应时代变迁与现实发展的必由之路，而理解并探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架构，对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研究构建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原理、教育数字化转型国际现象及其内涵的概念论层面锚定转型支点和价值基点；从进化论、催化论、应变论、嬗变论、督慧教育论的变因论层面解析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机理逻辑；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原则、框架、领导力发展、成熟度测评和敏捷法的基本性方法论层面勾勤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用方略，以期引发教育共同体共同致力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思考和研究，从而实现教育的变革与创新突破。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实践方略；教育创变
一、引论：我国教育信息化向数字化转型进发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1]各行各业迎来了从信息科技时代进入数字科技时代的历史机遇，社会数字化转型发展是必然趋势。从历史逻辑看，数字化转型是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社会的发展随着技术发展水平而转移，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迎来了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智能化，一个以数字技术为驱动核心的数字时代正在到来。从现实逻辑看，数字化转型源自人类对提高确定性的追求和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建构。克劳德.香农（Claude E. Shannon）认为，“信息是用来减少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信息的价值是确定性的增加。”[2]对社会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加速信息决策的科学化、精准化，而信息数字化有利于快捷发现与实现信息的价值，其伴随着将信息化整合到数据化的过程。
在这样宏大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化已经成为各部门、各行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甚至产生了能够改变现有价值主张的颠覆性创新[3]。在教育领域，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和管理者的管面临着数字时代全新发展逻辑的挑战与重塑，促成一种以数字技术推动信息的数字化思维流——向数字化模式转变。从以多媒体、局域网、单机为基础所形成的天网地网结合应用，到以云计算、多终端、互联网为基础所形成的三通两平台，再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为基础的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我国的教育信息化正向数字化转型进发。然而，我国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还有很多探索的空间。有学者认为，全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都亟须具备现实洞察力和战略导向的系统性理论框架来指导[4]。教育领域更是如此，因为教育系统具有无与伦比的复杂性。此时，我们愈发认识到，作为回应时代变迁与现实发展的一个宏大命题，尝试弥补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缺口，探讨其理论框架对于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开展的价值很大，也非常必要。
二、概念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缘起与内涵
（一）探究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原理
数字化转型指的是将数字技术融入所有活动领域，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开展这些活动的方式，为人类和整个社会带来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应用数字技术以实现自动化，它意味着数字变革对人类习惯、行为和生活以及每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影响。很难准确追溯“数字化转型”这一术语的起源，一般认为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DT/Dx）的概念源于私营企业的实践[5]。社会经济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运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解决复杂不确定性问题，不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能力的跃升，从而构建企业新型竞争优势[6]，包括数字技术的应用和社会组织的深刻变化，涉及流程、组织、结构和模式等的变革与创新。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充满无序性、差异性、随机性、模糊性和不稳定性，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逻辑起点是为了适应竞争环境的快速变化。适应竞争环境的快速变化，首先要理解和认知世界运行的规律，然后基于此进行决策和行动，其本质是减少和化解复杂系统中的不确定性。数字技术提供了解决问题、准确预测和发展控制等获得确定性的可能性。如今，技术革新已经渗透在每个生产要素中，成为现实生产力，“被数字化”意味着每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都依赖于数字技术，故而可以将数字技术视为社会变革的驱动力。一方面，利用数字化解决方案满足组织发展需求，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例如，转换传统的生产方式，降低生产的成本，提高产品的质量，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一定程度上引发人们对竞争优势的思考，通过挖掘数字技术的潜力增强现行流程或创建新的流程而产生新价值。例如，数据决策、工具决策和体系重构。因此，谈论社会数字化转型时，更大的前景是为用数字技术改善人类生活而进行的一种人文主义努力。在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新的或不同的环境中时，实践关注的是价值成长的过程，通过引起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的颠覆性变化，最终导致系统性的变革与发展。可以肯定地说，价值成长思维缺失的数字化转型是毫无意义的，可能沦为令人悲伤的“劳民伤财”运动，值得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二）教育数字化转型国际观察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5G和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以数字生态系统、数字环境、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等概念与实践被引入各个领域。全球知名咨询公司埃森哲战略发布的《数字化颠覆：实现乘数效应的增长》报告，揭示了数字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巨大作用，指出数字技术已无处不在，带来空前的变革。数字革命对全球的影响步伐和范围呈指数增长，数字驱动变革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主题。为迎接数字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的数字化发展战略和计划，来推动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更重点推动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俄罗斯联邦政府2017年发布的《俄罗斯联邦数字经济规划》，确定了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的路线图，其中“人才和教育”是该规划提出的五个基本发展方向之一；此后，于2018年启动“数字化教育环境”项目，明确要建立安全数字化教育环境。日本的数字化发展战略源于2009年制定的《2015年I－Japan战略》，在教育方面强调要通过教育和人力资源领域建设，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信息技术人才。2018年9月，日本内阁发布《人工智能战略草案》更是明确指出要培养中学生的数字化素养和人工智能专业人才。2019年，德国联邦政府正式启动《学校数字协定》，计划未来五年进行学校信息化平台建设；2021年7月，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发布《21世纪高教数字化转型——全球学习报告2021》，聚焦包括公平使用、机构数字化转型、数字素养、虚拟协作的四项行动，以及领导力、政策和行业的三大建议。2020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布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学校联通，学生赋能》，关注教育的数字化联通。同年，欧盟发布了《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明确了欧盟层面未来需要推进“促进高性能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的发展”和“提高数字技能和能力以实现数字化转型”两大战略事项。2021年8月，我国教育部批复同意上海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区。可见，社会数字化转型发展，教育必须同行乃至先行。推动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以抢占未来发展先机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目前，有关数字化转型的描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数字化转型看作一种策略或方法。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数字化转型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和反馈的闭环，打通不同层级与不同行业间的数据壁垒，提高行业整体的运行效率，构建全新的数字经济体系[7]。二是将数字化转型视为一种过程或者模式，包括基础设施、管理、行为、文化特征的复杂解决方案。例如，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通过文化、劳动力和技术深入而协调一致的转变，优化和转变机构运营、战略方向和价值主张的过程”[8]。综合来看，虽然数字化转型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但目前并未达成统一的概念共识[9]。本研究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将数字技术整合到教育领域的各个层面，推动教育组织转变教学范式、组织架构、教学过程、评价方式等全方位的创新与变革，从供给驱动变为需求驱动，实现教育优质公平与支持终身学习，从而形成具有开放性、适应性、柔韧性、永续性的良好教育生态。其价值取向是建立在数字化转换和数字化升级的基础上，通过在教育生态系统中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促进教育系统的结构、功能、文化发生创变，使教育系统具有更强的运行活力与更高的服务价值。
三、变因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机理
下面部分，本研究将从进化论、催化论、应变论、嬗变论、智慧教育论五个层面分析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机理逻辑，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教育数字化转型。
（一）进化论：教育转型的数字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在其《物种的起源》中指出：在有机的自然界，“物种”或“生命体”存在着“进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将经由“适应”过程而获得的优秀禀赋以“遗传”的方式延续下来，从而形成了自然界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这种情况发生的速度往往受到外部加速器的影响，比如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后来，达尔文主义也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是将达尔文式的“进化观”应用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对某一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进行解释和阐述。1999年，埃文．施瓦茨（EvaI .Schwartz）提出了“数字达尔文主义”概念，用来指一个技术和社会发展速度快于组织自然适应的现象。可以说，技术颠覆带来了一个“数字达尔文主义”时期，一方面是技术本身呈指数级速度在发展进化，例如，从Web1.0到Web4.0的互联网的进化过程。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同时带来了持续且不可避免的种种变化，这些变化彰显了数字技术及其影响带来的社会进化与革命，例如，从工业1.0到工业4.0的社会进化。显然，“数字达尔文主义”正是对数字技术带来变化的解释与阐述，那些不能适应数字化的组织将无法生存。
一般来说，进化是一个自然过程，但人类发展过程也存在人为进化，比如创新。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持续数字化战略实现的一种生存模式进化过程，混合了自然进化与人为进化。首先，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社会数字化转型浪潮裹挟着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自然进化到“数字达尔文主义”时期。例如，工业4.0改变就业趋向的格局、改变技术介入的格局、改变学生态度与行为、改变学习需求的格局，推动教育进入4.0时代。其次，在技术和社会的进化发展快于教育系统的适应能力的时代，教育必须通过人为进化的方式适应变化以求生存，数字化转型正是适应和生存的过程表现。例如，教育组织通过了解和编辑自身的“教育数字DNA”[10]，将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联结起来，创建一个完整的序列或组件，并通过吸收和利用数据、工具和技术进行自我改进。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进化、社会进化和教育进化协同前进，教育经历文化创变、功能创变和结构创变，形成公平优质、创新发展和包容开放的数字文化。
（二）催化论：数字技术整合的教学法创变
数字技术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它可以赋能学习环境建设：一是可提供辅助学习者学习的平台工具，例如计算机设备、学习管理平台；二是可支持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例如协同建构的数字化课程资源；三是可应用过程数据进行教学决策，例如，采集、识别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过程数据，将学习数据和情况实时同步到系统中。但数字技术的功能显然不止构建学习环境一途，在考虑数字技术时，更应着眼于数字技术可以促进的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而非数字技术本身的闪光点。现代教育包含三大信条——教学、学习和技术，三者构成一种“教育三角”，理想的情况是三者齐头并进，用技术来强化服务，从而替代、增强、修改和重塑教学任务。然而，技术集成的障碍分外部（一阶）和内部（二阶）障碍。一阶障碍是纯粹的操作性障碍，指技术使用及基于技术的教学方式；二阶障碍是应用性障碍，指教学环境的电子化与数字化[11]。因此，突破技术集成障碍，其中的关键环节包括构建学习环境，并基于此进行教学法创变。数字技术赋能学习环境为教学活动奠定了外部基础，关键是使用数字技术来建立新的教育服务、实施新方法或形成新模式，创新教法生态。数字技术在支持学习环境建设和创新教学法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也将推动人类学习范式的变革从“教学者中心”向“学习者中心”转型。事实上，学习环境为教法生态提供支撑，它们的价值目标和基本尺度则是促进教育优质、公平和高效（低投入，高产出）。优质、公平和高效被称为教育“不可能三角”或“难三角”，传统教育手段很难使它们之间获得平衡，而数字化教育有望破解“难三角”。例如，根据情境及时作出相应的动态调整和干预，使课堂教学更具有适应性；拓展教育公平的“广度”和“深度”，例如，三通两平台、三个课堂等；促进教与学的有效性，例如，融合了多种信息技术和媒体设备以实现教学决策数据化、评价反馈即时化、交流互动立体化、资源推送智能化。在社会数字化转型浪潮中畅想未来教育的模样，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整合的教学法创变，实现优质、公平和高效并举与平衡，进一步催化了教育数字化转型。
（三）应变论：数字技术赋能教育系统初性建设
“韧性”原为物理概念，用来表示材料在塑性变形和破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本来是与工程中压力测试材料或结构相关的术语，后演化为各领域应对外部危机和风险的核心概念。在教育领域，韧性是教育系统通过消纳、适调、变革来消减、规避外在冲击或应激源，或在受压下依然正常运转甚至更加完善的能力[12]，具体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宏观教学环境韧性、组织韧性、管理韧性以及微观的课堂教学韧性等内容。当外部冲击或者破坏力较低时，教育系统往往能够消纳不良影响，保持教育系统的稳定性；而一旦外冲击或者破坏力超过教育系统的消纳能力，教育系统需要进行灵活的调适；然而，在消纳冲击、适应变化之上，也伴随着教育系统的变革性发展。面对快速变化的环境，来自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冲击呼吁教育韧性的建设。
增强教育系统韧性，意味着更加强调教育系统自身调整所形成的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以及通过创变实现增量式发展的能力，其实质就是教育系统能够维持自身稳定，并不断迈向高质量教育。而数字化转型是增强教育系统韧性行之有效的思路与取向[12]。教育系统可应用技术调整教学结构和服务方式，有效应对外部干扰、抵御外部冲击，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例如，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爆发，虽然全球教育系统普遍受到疫情冲击，但我国迅速实施超大规模的在线教学与居家学习，原来的“面对面”，变为“云操作”“屏对屏”“线连线”，凸显了技术对增强教育系统钿性的积极作用。所以，应对COVID-19的教育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教育向数字化方向发展，由“回不去”的无奈变为“不回去”的觉悟。此外，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实践也显现出目前教育系统缺乏转型战略预备、技术设施不配套、数字能力未就绪、教学创变起点低等问题，暴露了教育系统所存在的潜在风险和脆弱性。由于外部危机随时可能冲击和影响到教育系统，教育系统必须要习惯并善于应用数字技术，特别是要从线上线下“混合学习”做起，将混合学习作为新常态，同时狠抓数字文化建设，通过教育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增强教育系统韧性。
（四）嬗变论：数字技术融合教育生态的蝶变
生态系统的概念起源于自然科学领域，用于形容生物科学中各种生物群落与非生物自然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构成的各种系统整体。后来生态系统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范式，涵盖了其生命与非生命成分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生态系统中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概念维度有助于探索生物生态系统对于其他学科的隐喻潜力。斯宾塞将生物学与社会学联结起来，指出生物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的内在关系准则是一致的[13]。教育作为社会活动的子系统，教育系统可以被隐喻为一个生态系统，通过生态系统这个透镜来理解教育系统是非常实用的，因为它能让人们认识到正在经营的和研究的是怎样的一个复杂系统，能更好地理解其适应性，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用[14]。
教育作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具有开放性、多元性、非线性、涌现性、混沌性等特性，在对教育的复杂性问题的认识中，隐含着复杂科学的关联视角。复杂性科学范式假设教育系统本质上是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并且容易受到缓慢的增量变化和快速变化的事件的影响，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重大差异，从而无法准确预测除最短时间之外的任何事件的结果。这种现象与“蝴蝶效应”相类似，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此外，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认为系统演化的动力本质上来源于系统内部，微观主体的相互作用生成宏观的复杂性现象。比如，数字原住民以数字化作为生存与实践的主导方式所形成的数字化需求，拉动教育系统的内生发展。在复杂系统自组织和适应的概念框架内，发生在主体层面的交互作用，将影响系统持续演化的反馈。综合来看，一方面，技术并不存在于社会结构之外对其施加独立的力量，技术和社会领域高度交织在一起，并以无数种方式不断地相互创造[15]。技术已经融入了社会生态系统中，正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驱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从生态系统论层次看，教育生态系统内嵌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另一方面，技术在教育系统中具有内在的教学价值[16]，技术可作为教育这一复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嵌入不同但互补的价值逻辑中，这些逻辑关联着教育系统的运行与发展，触发了教育数字化转型，推进教育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蝶变”。
（五）智慧教育论：人本智能引领未来教育创变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从网络、数字到智慧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网络强国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中国是各领域的业务形态变化，智慧社会要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17]。可见，智慧社会是社会未来发展的高级形态。关于智慧，哲学家冯契教授认为：“智，法用也；慧，明道也。天下智者莫出法用，天下慧根尽在道中。智者明法，慧者通道。道生法，慧生智。慧足千百智，道足万法生。智慧，道法也。”在中国哲学思想中，“道、法、术、器”兼备才是最好的策略，“道以明向、法以立本、术以立策、器以成事”。其中，道是核心的思想、理念和规律，即价值观；法就是法律、规章、制度、方法，即最根本的战略、方法、指导方针、思路；术和器是行为、技巧和工具，需符合法和道。因此智慧作为“道法”，又可作为实践的起点和导向。
智慧教育是通过构建技术融合的生态化学习环境，通过培植人机协同的数据智慧、教学智慧与文化智慧，本着“精准、个性、优化、协同、思维、创造”的原则，让教师能够施展高成效的教学方法，让学习者能够获得适宜的个性化学习服务和美好的发展体验，使其由不能变为可能，由小能变为大能，从而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格品性、较强的行动能力、较好的思维品质、较深的创造潜能的人才。为了践行智慧教育的理念，需要用技术来构建一个“智慧的”（智能化）学习环境，例如，智慧终端、智慧教室、智慧校园、智慧实验室、创客空间、智慧教育云。在这个环境条件下，要有智慧的教学法，例如，差异化教学、个性学习、协作学习、群智学习、人境学习、泛在学习。此外，还要有智慧的评估，例如，基于数据、全程化、多元化、多维度、主体化、可视化、以评促学、以评促发展。它的核心是以培养智慧型人才为目标，整个教育生态中将“人”这一要素置于中心位置。围绕这一核心思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促成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智能一人本智能，将人类置于教育设计、开发、制造、应用与发展的中心。数字智能时代，从“数据一信息一知识一智慧”的数据智慧层次，在一定程度上为信息时代的“智慧教育”架通了技术与智慧之间的桥梁。随着技术的发展，一种以“人本智能”为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趋势将不可避免。发展人本智能的思维方式，使智慧教育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具备思想基础和技术条件。而智慧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高级形态，将“以人为本”的思想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的起点和导向，通过人本智能引领未来教育创变。综合来看，社会进化、生态系统变化、学习和教学环境变化等导致教育系统转型发展的内需、内因和外需、外因的出现，最终促进教育转型的数字达尔文主义、教学法创变、教育系统軔性建设、教育生态蝶变，走向以人本智能为核心的智慧教育，如图1所示（略）。
四、方法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方略
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如何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当下教育领域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许多教育组织在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中，还没有实现较大的突破。面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应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原则、框架、领导力发展、成熟度测评和敏捷法的基本性方法论层面进行一些重要突破，如图2所示（略）。
（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原则
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强调技术推动教育创新和变革的过程，其产生和实践有着重要的发展意蕴，可以把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逻辑视为具有价值意图支配的行为选择，在实践活动中的深层次的生成原则包括：“问题驱动＋理念引领”的原则、“系统进化＋创新突破”的原则和“价值评估＋迭代优化”的原则[18]。当然，对于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多重逻辑的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活动不仅需要问题驱动和理念引领，还需要系统进化和创新突破，同时伴随着价值评估和迭代优化。然而，虽然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多重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上述的实践逻辑很少同时发生在一个实践活动中，其过程有可能是一种逻辑或多种逻辑作用下的转型实践。教育组织可能只是关注到某种逻辑的个别要素，随之凸显出基于某一实践原则的方式、方法和行为等，但需要强调的是，其他原则也往往隐含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活动中，需要以上述生成原则为抓手，以此形成具体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和方法。具体来讲：
第一，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根植于教育组织当前的情况和需求。一方面，问题驱动机制通过探寻问题解决方案，推动教育数字化实践，以改善教育组织的现实情况；另一方面，理念引领机制通过高层次的发展目标、愿景拉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问题驱动立足于现实主义，理念引领立足于理想主义，理念会激发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也会促发新的理念发展，二者往往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教育数字转型实践活动。因此，教育组织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数字化转型实践中注重问题驱动的实用主义和理念引领的理想主义应用及其二者的整合，形成过去和未来、问题解决和未来发展的有机统一。
第二，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存在客观发展规律。教育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实践行为不仅会通过“系统进化”促进系统性发展，而且会通过“创变”来适应变化，这种创变则强调追求创新突破。因此，在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中，需要进行系统化的统筹布局：一是通过微创新实践诱发教育系统由量到质、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进性发展；二是通过破坏性创新实践促成“突变”式改变；三是关注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的关系，通过系统内部的相互依赖性引发系统进化，进而获得变革性的发展，促进整个系统的进化。
第三，“问题驱动＋理念引领”“系统进化＋创新突破”应外延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行动上。随着外部环境的发展与变化，将不断涌现新问题和新挑战，同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需求也会促使理念不断发展。此外，系统进化和创新突破更是一个动态和复杂的过程，其实践过程更多体现了“迭代”思想，通过持续规划、持续评估不断逼近目标。而迭代优化作为一种逐渐逼近目标的方法，前面的结果会影响后一次的行为，后面的迭代是前面的改进，需要在价值评估的基础上进行迭代优化来适应变化。因此，在开展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中，一是通过持续迭代实践来保持、加速和放大实践效果；二是通过评估来调整改进、抑制减缓或纠正偏颇的实践活动。
（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框架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将倒逼传统教育教学样态产生重大变迁，并以此推动未来教育模式的变革。例如，多媒体、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扩展了教育和学习的空间，5G通信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教育应用为促进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手段。但数字技术融入教育体系可能仅带来数字化转换或数字化升级，并非教育数字化转型。在过去教育技术的实践中，教育领域不变的是“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教育服务本质，以及对教育优质、公平和高效的追求。那么，对于教育组织来说，弄清教育数字化转型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转变什么、用什么工具、以什么方式等，是数字技术驱动教育模式创新和教育生态系统重构的关键。对此，可以采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框架作为路径指引和实践抓手，更好地帮助教育组织思考和制定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蓝图和策略。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框架首先需要明确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战略，并以数字技术体系作为支撑底座，在此基础上对组织活动、流程、模式等的方方面面进行重新定义。一方面，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终极框架版图是什么尚未可知，需要在转型过程中进行文化和技术的动态调整，这种调整不一定非得是革命性或颠覆性的，可能是渐进式、增量式和迭代式。另一方面，不同的地区、各级各类学校的环境条件、组织文化和实践能力存在着巨大差异。在极其复杂的环境条件和各具特色的教育情境中，难以构建具体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数字化转型模型。在建设教育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框架时，需要具备适应意识和发展意识，根据教育组织当前发展状态，确立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战略计划，包括组织构架、实践领域、技术应用、路线与策略等。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领导力发展
面对不断变化的教育生态环境，如何把握组织转型的战略方向、路径和方法，对教育组织的领导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领导力是领导者在特定的情境中吸引和影响被领导者与利益相关者并持续实现群体或组织目标的能力[19]。而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中，教育组织的数字化转型领导力发挥统领作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组织视野和发展方向，进而决定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败。原先基于行动和反应的线性“命令和控制”领导模式可能不太有效，这就要求发展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领导力，促进教育组织数字化转型领导力的高效成长，保证数字化转型稳健推进、高质量落地。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领导力，特别是在组织结构、文化和效果等方面的影响能力，内在地影响组织成员的数字化意识。它包含一个基本标准，即领导者必须有数字化的技能和知识，故而需要培养领导者的数字化价值、数字化演进和数字化生长意识。具体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积极联结和促进组织内部和各组织间的转型项目，探索用于研究、教学和治理的新型网络模型；二是建立支持和征求意见机制，为数字化转型的新想法和新观点的交流创造物理和虚拟空间；三是建立持续评估和监控组织文化的机制，以此使转型实践的信息能够在整个组织中快速流动，尤其是传递给决策者；四是开发和部署未来情境，根据各种未来结果积极对机构进行韧性测试；五是促进能够导致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有效变革合作，更好地协调和扩展已经存在于学生、教师和管理者等核心力量间的互动网络，从组织结构图转向保护这些网络可以实现更好的信息流动。
（四）教育数字转型的成熟度测评
教育数字转型是一个复杂且持续的过程，难以通过简单的观察、量化的阈值去评估教育组织是否实现了数字化转型。而教育数字化成熟度是一个具有基础性和引导性的工具，可以帮助教育组织评估当前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性，并为组织的转型走向、路径和策略提供具体的依据。目前，已经有一些国家、地区、组织建立了教育数字化成熟度模型，例如，欧盟委员会教育和文化总局制定了《欧洲数字化教育组织参考框架（DigCom-pOrg）》，从愿景、文化、过程、技术和数据五个方面评估欧洲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20]；德勤咨询公司则从用户、策略、技术、操作、组织与文化这五个方面制定了“泛组织数字成熟度模型”，这是一个具有通用性的成熟度测评框架。因此，采取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测评的方式，判断和评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情况，以之作为价值评估和迭代优化的反馈工具，是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用方法。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熟度测评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要依据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层次，从联通、数据、智能的演进思路进行评估；二是注重结合实践阶段，评估单点试验、局部推广、扩展复制、优化创新等阶段过程中的效果和效率，从而做好上下两阶段的衔接，推动整个组织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三是要注重整体和部分相结合，既要测评总体数字化转型程度，又要从不同维度诊断和评估实践过程，了解教育组织当前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找出问题、分析原因，并以促进目标细分和短周期迭代的方式进行迅速调整和改进。
（五）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敏捷法
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是从欠缺到完善的过程。总体来讲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的需要，不断克服和改造自然能力的过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又不断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人们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当今社会，科技高速发展和社会不断变革，人类、活动过程和环境均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教育系统也受到来自内外部变化的影响。可能存在这样的现象，教育组织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仅沿着既定路线线性执行，没有关注内外部需求和变化，导致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过时”“无用”“低效”。据《福布斯》杂志报道，84%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失败，原因是试图适应具有旧结构和过时流程的新数字应用[21]。
认识和应对变化是教育的主要职责之一[22]。教育数字化转型并非旧习惯的简单数字化扩展，也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其过程应该是持续变化的。教育组织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中，需要在快速变化、模棱两可、动荡的环境中，具备自我更新、适应、快速变化并取得成功的能力。敏捷是一种创造和响应变化的能力，可作为满足需求和适应变化的关键，特别是在需求经常变化的复杂环境中。敏捷法作为实践敏捷理念的结构化方法和工具，具有适应性规划和对环境变化快速响应的特点，不仅能帮助教育组织抵御突如其来的干扰，还能帮助组织完成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任务。采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敏捷法，一是要关注不断发展的技术场景并有效地改变计划，通过各种可靠、安全和可扩展的技术来支持组织内外的各种教育数字化转型方案；二是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进行持续学习、持续规划和持续评估，以确保满足教育系统和学习者的基本需求；三是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框架动态发展需求相一致，在实践过程中需要灵活的计划，以适应任何突然的变化。
五、结语：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
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目前正向人类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正逐渐发展为现代社会人类生存与实践的主导方式。相信在不远的未来，教育系统必将经历一场系统性的数字化转型革命。事实上，未来已来，转型已至。站在建设数字中国的新征程，再次审视教育数字化转型这一重大议题，尽管其面临着数字技术应用的重大机遇期，但依然存在着一系列挑战。例如，数字技术带来了解放生产力和变革生活方式的机遇，但也带来了数字技术与实践的适配和衔接问题、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等挑战。国际国内兴起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讨论与试点行动，表明人类正在迎接一个全新的教育社会。面对席卷而来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未来浪潮，我们必须抓住机遇、直面挑战，为教育变革和创新做好准备。对此，本研究试图抛砖引玉，以求教育共同体致力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思考和研究，进一步推动中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理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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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