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正确认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劳动教育的关系对于更好地开展新时代劳动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进行溯源并对其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新时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发展方向。研究认为，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教育目的具有共性，在教育方式上均注重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而致力于为国家和社会培养经世致用之才。在新时代，新技术和新产业不断发展，生产劳动有了新形式，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扩展到更多领域，升华为内涵更丰富的劳动教育，教劳结合与劳动教育相互依托，互为支撑。

关键词：教劳结合；教育目的；教育方式；劳动教育

2020年是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政策元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教育部发布《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两份文件对新时代劳动教育作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颁布具体的实施意见。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再次重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育人方式。在顶层设计和法律地位明确的背景下，劳动教育成为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热点。

这一热点引发一系列关于劳动教育的深入思考：如何理解劳动教育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关系，两者是等同关系还是实现目标与实现方式的关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否仅为中国特色的教育方式，如果并非如此，那么古今中外的教育家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在21世纪的今天，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形式与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相比，又有哪些新的要求和差异？

现有文献对以上问题的研究分为三个领域：一是追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渊源^[1]，二是分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逻辑和育人价值^[2][3]，三是讨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历史演变和现实方向^[4][5]。本研究希望从理论本源上澄清学界关于此问题的认识，从教育的根本问题出发，梳理古今中外教育家关于教育目的和方式的思考和实践，总结不同历史阶段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方式与特征，并回答当下推进教育改革、实现教育强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即新时代如何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溯源

“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本质上是教育的目的和方式问题。对此，古往今来众多教育家有大量的思考和探索，他们的观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教育目的与方式的共性和差异。

（一）教育的目的

一般而言，教育的目的也是教育者的目的，即希望受教育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学习一定的内容，从事一定的事务，达到一定的效果。今天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范畴。早期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只有贵族统治阶级的孩子才有条件接受学校教育。古往今来众多教育家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提出了各自的教育主张。

1.培养君子与义士的中国教育

中华民族的学校教育活动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代官学就分为国学和乡学两个层级，专门讲授知识和技能。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材，对内治理国家、造福社会，对外抵御侵略。

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倡导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使更多非贵族出身的人如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等获得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孔子把教育视为治理国家的工具，认为人民接受教育、了解国家政策后，国家政策法令就可以更顺利地推行。孔子的思想以“仁”为基础，认为教育要培养理想的“士”与“君子”，协助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孟子在继承孔子的思想后加以发展，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人向善，“明人伦”，懂得为人之道，通过教化培养“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孟子把教育和培养人视为一项崇高的事业。《学记》沿用这一主张，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化民成俗。不同于儒家学派，出身手工业者的墨子认为教育的对象主要为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主张授以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为庶民谋福利的“为义”的“兼士”，在分工合作的原则下，各尽其所能，进行生产劳动，从而实现“兼相爱，交相利”。

战国后期著名教育家荀子在《劝学》中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士、君子和圣人，使其成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人才。与孟子的“性善论”不同，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认为教育能化“性恶”为“性善”。在教育内容上，荀子主张始乎读经，终乎读礼。

南北朝的颜之推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多知明达”，即增加知识，提升能力，进一步“利于行尔”“行道以利世”，即用于行动过程，修身治国平天下^[6]。

唐朝的韩愈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下来的先王之教。先王之教包括：“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原道》）韩愈认为，教育就是要培养实现“先王之教”的接班人。

北宋的张载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圣人，所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教育的内容是《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6]。他提出，教育就是要培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贤。北宋的程颐认为，教育就是要让受教育者识得道理，尤其是圣人之道，学习不在做文章，求训诂，而在躬行实践。南宋的朱熹认为，教育就是造就一个个完人，“明万事而奉天职”。

明朝的王阳明沿承孟子的思想，认为通过教育可以“致良知”，主张教育从“致良知”开始最终达到“明人伦”的目的，培养出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圣贤。他提出“知行合一”、学和行相结合的原则，认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才能求得真知。

明末清初的颜元认为，宋代理学家的错误在于没有“守孔子下学之成法”，没有“身习夫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属而精之”（《存学编·卷一》）。他主张，应该“学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事也”（《存学编·卷一》），六德和六行是道德教育，六府和六艺是知识技能教育。颜元强调习行和实践，学的方法不以读书为主，而以习行实践为主。同时代的黄宗羲也认为，教育就是要使受教育者博通经史，明之于心，致之于实用，经世致用。

近代教育家陶行知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救国。陶行知师从杜威，他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反对洋化教育，反对传统教育，主张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

纵观以上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教育目的有两个层面：一是站在个人的角度，把受教者培养成圣贤、君子或义士；二是站在国家和社会的角度，培养受教育者承先王之志，承担一定的使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教育需要传授相关的内容，注重学、知、行的关系，并最终反映在实践上。总体上，各类教育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紧密联系，即保障整个社会长治久安、有序发展，教育目的的共性大于差异，教育内容与教育目的相匹配、相契合。

2.培养自然人和自由人的西方教育

在西方，“教育”的英文“Educate”源于拉丁文，有“引出、导出”之意。古希腊的柏拉图把教育看作实现理想国家的工具。他在《理想国》中提出学前教育思想和教育体系设想，认为国家应实行统一的义务教育，开展艺术教育，把培养哲学家作为教育的目的，这反映了柏拉图维护古希腊贵族阶级统治的意图。

随后教育的发展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学校教育体系最初普遍有宗教背景。以法国为例，各地的学校受天主教会严格控制，课程以宗教神学为核心，向儿童灌输传统宗教信条，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实施严格的学习纪律和体罚。

18世纪的法国教育家卢梭提倡自然教育，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符合自然要求的“自然人”，教育要发展儿童的天性，适应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的自然本能。19世纪，为适应工业革命带来的改变，欧美出现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教育革新运动是其中之一。马克思主张培养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即生长”“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思想和主张。在杜威看来，发展民主主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由的人，为资产阶级培养人才。面对美国传统教育脱离社会和儿童的问题，他的教育思想对当时美国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之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不仅在美国盛行，也成为全世界现代教育的理论基础。

纵观以上西方教育家的思想，笔者认为，“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一方面，以知识为载体教会个人思考，促进个人发展；另一方面，为社会培养所需人才，使之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不同的社会产生不同的教育目的，教育目的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阶级性和政治性，但在根本上具有一定的共性。

（二）教劳结合是实现教育目的的必然方式

教育的目的需要依托一定的教育方式来实现，这一方面体现为教育的内容，另一方面体现为用哪些方式使受教育者掌握教育的内容，实现一定的个人和社会理想。

孔子在教育弟子方面注重以“身教”潜移默化地教育弟子，注重启发式教学，反对机械灌输式的教学，注重培养弟子的学习自觉性。“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孔子也是古代第一位重视“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善于观察不同学生的特点，从而针对不同的对象给予不同的教导，使其发展各自所长。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因材施教的主张，认为教学应该循序渐进，尊重客观事实；另一方面重视人的意志锻炼，主张通过意志磨炼，培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格。

墨子同样根据不同弟子的知识现状，实施不同的教学方法。墨子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兼士”，他在教育内容上注重生产知识和技能，在教育方法上重视言行一致，认为学生要把所学知识和行动结合起来，躬行实践，否则知识就是无用的教条。墨子认为求得真正的知识要亲身观察、实地调查。

同墨子一样提出教育需要与实践结合、与生产劳动结合的中国古代教育家不在少数。战国末期的荀子把学习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闻见”“知”“行”。“闻见”是感性的认识，“知”是进一步的理性认识，“行”是最后的实践阶段。三个阶段中，荀子尤其重视“行”：“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此外，荀子还认为教育需要专心致志，日积月累才能显出成效。

宋代朱熹继承了孔、孟的教学方式，并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两点主张：一是“穷理”与“笃行”相结合。朱熹不论是教育学生，还是自己治学，都主张“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二是坚持循序渐进、熟读精思的原则。他编写《童蒙须知》，以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习惯，要求儿童“始于衣服冠履，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朱熹认为读书要有先后次序，反复练习，学与思结合才能彻底掌握和领悟知识。

明朝王阳明在教学上重视“知行合一”的原则，认为不管是只思索不躬行还是任意去做不省察都不可取，都不能获得真知，只有“知行合一”才能求得真知。王阳明也注重“自求自得”的原则，提倡独立思考，不盲从。他同样在教育上贯彻“循序渐进”“量力性”和“因材施教”的原则，认为学习要“随其分限所及”，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特别是在儿童教育方面，王阳明反对束缚儿童身心、教育手段粗暴、施加体罚，主张对儿童的教育要依据“乐嬉游而惮拘检”的特点进行，从“诗歌”“习礼”“读书”三个方面陶冶儿童情操。为了更好地教育儿童，他在《训蒙大意》中还加入了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等方面的教育内容。

在西方，古代的学校教育以学习知识为主，劳动体现在学习之余和校外教育中；近代教育家们开始注重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并与社会环境变化紧密联系。16世纪，资本主义刚刚萌芽，学校教育不再只是贵族的特权，普通大众也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提出教育与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相结合的思想。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贝勒斯最先提出劳作学校的理念。18世纪，卢梭将劳动教育作为培养“自由人”的基本方式，以使人在具有各种思想品质的同时能够自食其力^[7]。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提出，合理组织青少年儿童从事体力劳动，能够促进其智慧和道德发展，这是劳动教育增智和树德的代表性论述。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代表欧文认为，完善的新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他在英国纽克兰纳建立性格形成学园，推行工厂的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实验[7]。马克思充分肯定欧文的实验，并据此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教育原理，该理论为解决工人阶级片面发展，进而为整个人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8]。德国的赫尔巴特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教育理论体系，提出“教育性教学原则”，将教学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清楚、联想、系统、应用”。具体而言，即“清楚”教材、将新知识与旧知识“联想”起来、把新旧知识“系统”概括、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的方法，培养既能维持君主政体又能组织社会生产的人才。20世纪的英国教育家怀特海认为，教育不仅要注重知识的学术价值，更要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培养实用性人才。他认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需统筹两种教育使个体充分和谐发展，使受教育者既有专门知识，又有文化素养，进而达到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的。他倡导教育应该适应学生身心发展，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培养随着生产部门日益分化而急需的各种专业性人才。

总体而言，中外教育均注重知识与现实的结合、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强调学以致用、教劳结合。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各不相同，教育的具体目的是什么、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与各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三）社会主义国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溯源

社会主义教育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即消除城乡差距，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实践、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政策主张之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关于教劳结合的实验，认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9]。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马克思要求“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当按照不同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10]。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11]。马克思的教劳结合思想包含了提高社会生产、综合技术教育、人的全面发展、工人阶级成长和改造现代社会等多个方面，体现出教育改变个人、改造社会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劳动与智育、体育的结合，为后来的德智体或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内容提供了早期探索。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教劳结合思想，他指出：“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可能得到解放”^[12]。在恩格斯看来，生产劳动对个人具有重要意义，是人自由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与马克思的教劳结合思想相呼应。

列宁1897年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中强调了教劳结合的重大意义，他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者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13]列宁将教劳结合与实现未来理想社会联系起来，并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将教劳结合与综合技术教育付诸实践。1919年《俄共（布）党纲草案》规定，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把教学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结合起来^[14]。列宁1920年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青年团应当“把自己的训练、学习和教育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不要关在自己的学校里，不要只限于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只有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15]。列宁教劳结合的思想和方式对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教劳结合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专指教学或学校教育与体力劳动及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生产劳动相结合，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劳动者的专业技术和文化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生产劳动”不仅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这是“质”的变化。教育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种结合需要贯穿于学习进程中。无论是中小学、高校，还是家庭和社会，都必须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环节，这是“量”的变化。让学生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也能体验现实生产和服务的过程，更好地观察现实世界，为未来真正投身于生产劳动，承担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做准备。

放眼未来，劳心与劳力相分离的情况会减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异将不明显，两者的结合将更紧密。教育也需顺应社会生产实践，注重与新的生产劳动形式和各类社会实践紧密结合。

二、中华民族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演变历程

回溯中华民族历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做法源远流长，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结合方式。

（一）远古时代：先民抗争天地，教劳不分

在远古时代，鸿蒙初开，天地混沌，先民们与自然抗争，付出了大量辛劳，并引领子孙后代开创了一片天地。诸如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鲧禹治水、钻燧取火等神话故事反映了先民们的劳动精神和奋斗之美。传说在尧舜时期，“尧聘弃使教民山居，随地造区，研营种之术……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号为后稷，姓姬氏”（《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孟子·滕文公上》）这表明，在远古时代，先民共同劳动，教育是在一代一代传授生产劳动经验的过程中实现的。

（二）古代：官学重六艺，私学重实用

进入阶级社会后，教育成为剥削阶级的特权，不再为全民服务，反而成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劳动人民被迫参加生产劳动，统治者及其子弟则远离生产劳动，学习文化和知识^[16]。在官学教育体系中，商朝有了专门的教育机构，《礼记·明堂位》记载，“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只有贵族家的孩子可以进入学校，读书识字，专门学习，教育的阶级性逐渐显露。周朝的教育体系进一步发展，分为国学和乡学两部分，前者分为大学和小学，后者包括塾校序庠。教育的主要内容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就有动手实践的内容和环节。为发展教育，政府专门设置主管教育的官职。《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大司乐即为专门的教育官职。汉朝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建太学。官学教育以培养饱读诗书的仁人志士为主，大部分儒生进入政府体系，这一传统在隋朝设立科举制度后得到强化。官学教育服务于朝廷和政府，服务于社会治理。不过，官学教育也重视实践，明初国子监生学习到一定年限，会被分到政府各衙门“先习历事”，类似于今天的高校实习制度。

在私学领域，最初的私学起源于家庭教育，然后发展为私塾。私塾的规模有大有小，教学内容比官学广泛，在各个时代涌现出大量的代表性私学人物。春秋战国时期，官学受到冲击，私学不断涌现，出现百家争鸣的现象。孔子虽然对劳动和劳动教育的论述较少，不过强调仁义礼智信，提倡“言必信，行必果”。墨子是“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重视劳动教育，创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综合性平民学校，包含文、理、军、工等学科。汉朝时，耕读成为私学领域的重要教育模式，比如郑玄“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后汉书·张曹郑列传》），是最早的半工半读模式。西晋时，徐苗“少贫，躬耕力学”，凭耕作以支持自己的教育活动。唐朝时，熊履素“居南昌山三十余年，倾产买书，聚徒讲业，睱则荷锸躬耕，弟子自远而至者均衣食”（《江西通志·卷六十六》）。宋朝时，书院兴起，不少书院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教授治兵、水利、治民等。如胡瑗“重经义及时务之风”，在学校中设经义斋和治事斋，学习讲武、治民、水利、算术等，以明达体用。陆九渊上承孔孟，下启王阳明，率弟子开山造田，聚粮筑室，相与讲习。元朝时，社学教育兴起，学生边耕边读，农忙务农，农闲入读。明朝时，吴与弼“居乡，躬耕食力，弟子从游者甚众”（《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一》）。清朝时，书院渐弱，后期兴办学堂。明末清初的颜元认为人人应以生产劳动为己任，他把礼、乐、射、御、书、数、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经世之学作为教育内容。马光裕“率子弟躬耕，四方来学者亦授田使耕，所居成聚”（《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七》），倡导“学贵适用”。

除了统治阶级开展的学校教育以及专门的私塾和书院外，还有更多劳动人民“子承父业”，以“师徒制”的教育形式，把长期积累的经验代代相传。这些都说明，在古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

（三）近代：新式课堂和工农主义思潮注重实践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社会发生了巨变，不管是生产劳动还是教育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在生产劳动方面，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遭到了巨大冲击。在一些领域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劳动方式，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大量懂得科学技术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人才。

洋务运动中，李鸿章认为，“洋务诸事项，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筹议海防折》）。清末新政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要求各类学校开设实用类课程。在洋务派的主导下，逐渐建立了外语、军事、技术等新式学堂，学堂的课程设置不仅有理论文化知识，还有实践课程，并设立了实习制度。例如：福建船政学堂的课程既有算术、法文、物理、机械等基本课程，还有船体建造、机械制造和操纵等实践课程；天津水师学堂培养轮船驾驶人员，学生必须实习一至两年。

民国时期，仁人志士探寻救国救民之道。俄国十月革命后，受马克思主义及俄国教劳结合实践的启发和影响，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早期的教劳结合探索。19世纪20年代工农主义教育思潮中，“以工兼学，勤工俭学，工人求学，学生做工，工学结合，工学并进”的教育教学方式广为普及。1934年，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把“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确定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同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设“劳作专修科”，以培养和充实中小学“劳作科”的师资。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后，倡导教育切近实际，与生产劳动结合。在红军大学和苏维埃大学引领下，各学校将劳动列为必修课，学生要一边学习知识，一边从事生产劳动。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教劳结合为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来，沿承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遵循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1.1949—1977年：教劳结合表现为多种形式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劳心与劳力的分离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爱劳动”列为国民五项公德之一。1950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中指出，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17]。同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指出，教育务必与实际相结合，加强学校与工农生产的紧密联系。1950年，《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规定，“课外自修、生产劳动、文娱活动及社会服务应有计划地配合正课进行”。1955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报告》，要求通过体力劳动进行劳动教育，同时在课堂中贯彻劳动思想教育。同年，《关于小学课外活动的规定的通知》提出，生产技术教育要与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并举。1956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普通学校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的指示（草案）》《1956—1957学年度中学授课时数表》，都对生产技术教育的每周上课时间和具体要求作了明确规定。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8]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校毕业生劳动生产教育的通知》，教育部发布《关于初级中学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的通知》，均要求学校教育与农业生产相结合。1958年，共青团发布《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时任教育部长陆定一在《红旗》杂志发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均明确提出教劳结合的教育方针，提倡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同年8月1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正式开学。1964年，毛泽东指出，目前的教育模式过度重视文化教育，所学知识和实践有过多差距，要加强劳动实践。1965年，毛泽东批评学校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指出劳动教育是“贯彻用手与用脑、学习与劳动、生产与教育、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的必由之路。

在此之后，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边学习、边劳动，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成为广泛推广的教学模式，不过在实际推行中，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逐渐变成了勤工“减”学，“工”即“学”，以劳代学，劳动成为任务，成为改造思想的手段。劳动教育在政治、经济和认识上的意义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对生产劳动又片面极端地理解为体力劳动，过于强调生产劳动的作用，将其作为政治口号和思想改造的工具，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对立起来，给教育事业和生产劳动带来了极大损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初衷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学工学农学军”，后来逐渐发生变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发生了异化。

综合而言，这一时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使工农群众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也使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实践，更加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工农群众与知识分子都在自己欠缺的一面得到学习和发展，双方相互增进了解，但其中出现的异化现象为后续发展提供了警示。

2.1978—2011年：教劳结合依托于劳动技术教育

改革开放以后，教育事业迎来了新的阶段。其中，首先是扭转之前对劳动和劳动教育的一些认知偏差。1978年，邓小平在《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适应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教育的质量和效率也应迅速提高，这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法和内容上提出了新要求。为此，对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样参加劳动要有恰当和详细的安排，以保证教育事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19]。而且，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内容上，既要考虑到当前需要，也要考虑到未来技术发展的要求^[19]。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要根除长期存在的轻视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的错误观念，坚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教育方针。1982年，《教育部关于普通中学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的试行意见》明确了初中、高中的劳育学时。1984年，中央发布《关于高等学校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若干规定》，重新规范教劳结合的方式。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应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对之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导向进行了修正。

关于“三育”和“五育”的争论反映出中央对劳动的重视。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应当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并适当进行劳动教育，使青少年儿童受到比较全面的基础教育^[20]。同年，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彭珮云提出“五育全面发展”的理念。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教育方针中保持了“三育”的表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劳动教育被认为包含在德育中，是德育的一部分^[4]。此后，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延续了德、智、体“三育”的表述。

从1998年开始，劳动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得以提升。1998年，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中学劳动技术教育管理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在普通中学开展劳动技术教育的过程中，对师资队伍和组织领导方面的要求。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21]。这“四个尊重”成为新世纪教育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倡导的劳动价值观。2010年，胡锦涛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重申了“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的思想。

在这一时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确保教育的目的没有与社会生产需求相脱节，拓宽了培养人才的途径，有利于培养出更符合社会生产需要的人才，促进社会生产的改进和发展。

3.2012年以来：教劳结合与劳动教育互为依托

2012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教育事业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发表关于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讲话，引导青少年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劳动价值观成为重要的教育内容。

2015年，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要求在青少年中加强劳动教育。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新时代劳动教育要“体现时代特征，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2020年7月教育部发布《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提出各级各类学校要在育人过程中开设劳动教育课程，开展劳动教育活动，将劳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2021年4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至此，劳动教育与其他四育并列，正式成为育人体系的组成部分，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教育战略，并以法律形式得到确立，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制度迈上新台阶。

综合而言，2012年以来劳动教育成为“五育”之一，是教育内容和人才培养的一部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是教育目标，教劳结合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或教育目的的方式。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乃至更早的历史看，教劳结合是长久以来的教育方式，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是深化这一教育方式的重要举措。加强劳动教育是方式，深化教劳结合是目标，方式与目标的关系有新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教劳结合主要指劳动技术教育。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中，劳动教育不仅包括生产劳动教育，也包括生活劳动教育和服务劳动教育，更包括劳动技能和劳动知识的教育，尤其包括劳动价值观的教育。笔者认为，新时代劳动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再一次飞跃，既是重要的教育内容，也是重要的育人方式，是教劳结合的深化和升华。新时代劳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教劳结合体现在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劳动教育与教劳结合具有内在统一性，两者相互依托，互为支撑。

三、新时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现实方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新业态层出不穷，生产劳动有了新形式，教育不能再只是简单地与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相结合，也必须与新的产业相结合，继续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在以学校教育为主导，突出各学段差异的同时，也要发挥学校、家庭、社会和政府的协同作用。

（一）教育与服务业及人工智能产业相结合

改革开放前，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较小。改革开放后，这一占比不断提高，1985年开始超过第一产业，2012年开始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超过50%，2019年达到53.9%。与此同时，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1994年超过第二产业人数，2011年超过第一产业并持续增长，2019年达到3.67亿人，占7.74亿全部就业人数的将近一半^[22]。与此同时，数字技术被应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改变了不少传统行业。

为了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形式需紧跟时代变化，探索与服务业和人工智能产业结合的方式。首先，第三产业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缓解就业压力。其次，从事服务性劳动要掌握行业基础知识，拥有主动服务客户的意识，具备职业责任感与吃苦耐劳的精神。再次，在传统的教育方式及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教师队伍综合作用下，学生以学习知识为主，动手实践不足，对服务业和服务工作的认识不充分，缺乏应有的服务意识、服务精神和劳动精神^[22]。各级各类学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让学生从思想上认可实践的重要性，树立服务意识，学习服务技能，培养服务精神。最后，人工智能时代人们需要更深入地学习。我们不仅需要计算机知识，也需要具有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多领域的观察或体验。

（二）注重大中小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差异化

面对着新时代和新业态，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需与时俱进，将劳动教育融入不同学段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小学阶段的劳动教育以培养和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为主，低年级注重劳动意识的启蒙，高年级注重培养热爱劳动的积极态度；初中阶段增加职业启蒙的教育，使学生了解劳动创造的价值；普通高中阶段需深入开展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丰富学生的职业体验，让他们体验生产劳动的职业差异；职业院校的劳动教育应与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和技术相联系，增强学生的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培养其认真负责的劳动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普通高校需围绕创新创业，发掘学生专业知识和生产劳动的联系，结合第三产业、数字化时代的变革以及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在校内外组织实训课程、开展公益劳动与志愿者服务、开展技能竞赛和创新创业等活动，使理论知识与实践更好地结合。

（三）发挥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的协同作用

家庭是劳动教育的起点，学校是劳动教育的主阵地，社会是劳动教育的大熔炉，政府可以为劳动教育提供综合保障。家长要培养孩子从小爱劳动的习惯，让孩子们掌握生活技能，尽早实现生活自理，养成爱生活、爱劳动、爱整洁的意识和习惯。学校需全面开展劳动教育：一方面，要开设劳动课程，开展相关活动；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家校互动，引导家长认同劳动教育，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社会要大力宣传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以公益广告、劳模讲座等形式助力形成积极向上的劳动风尚。政府需建立健全劳动教育政策体系，为学校开展劳动教育提供便捷的场所，加强劳动教育督导和评价，并鼓励各单位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优秀劳动者的社会地位。

四、结语

教育要服务于人的发展，实现个人全面发展，也要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实现教育者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具有不同的教育目的，但在教育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共性，而其中的重要表现即是通过教劳结合来实现教育的目的。

在新时代，劳动教育与教劳结合具有内在统一性。为实现教育目的，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需传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精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求：教育不仅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相结合，也与服务业生产相结合；劳动不仅包括生产劳动，也包括生活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劳动教育的内容不仅包括具体的劳动知识教育、劳动技能教育，也包括劳动价值观教育；劳动教育的形式不仅包括各类劳动实践活动，也包括在思政课、专业课等课程中融入劳动教育元素。总之，新时代劳动教育是千百年来教育方式和理念的延续，是教劳结合的延续和升华，最终是为了实现教育目的。

参考文献：

[1]檀传宝.何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经典论述的时代诠释[J].课程·教材·教法，2020（1）.

[2]黄济.关于劳动教育的认识和建议[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3]徐长发.新时代劳动教育再发展的逻辑[J].教育研究，2018（11）.

[4]李珂，曲霞.1949年以来劳动教育在党的教育方针中的历史演变与省思[J].教育学报，2018（5）.

[5]刘向兵，张清宇.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对劳动教育的探索[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7）.

[6]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130，254.

[7]伍晓榕，张雪琳.“教劳结合”理论在地方院校计算机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应用[J].宜春学院学报，2011（3）.

[8]黄济.劳动教育与教劳结合[EB/OL].https://www.doc88.com/p-912993694223.html?r=1.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0.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18.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7.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8.

[13]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63-464.

[14]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65.

[15]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8.

[16]杨少成，周毅成.中国教育史稿（古代、近代部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5-12.

[17]刘燚，张辉蓉.建党百年来劳动教育的历史变迁与反思展望——基于教育方针分析的视角[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4）

[1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6.

[1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08，107.

[20]姚冬琳，何颖诗，谢翌.1949年以来小学劳动课程变迁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J].中国德育，2021（4）.

[21]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60.

[22]党印，咸丽楠.服务业人才培养中融入劳动教育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酒店管理专业为例[J].劳动教育评论，2020（3）.

Integrating Education with Labor Production:Its Theoretical Origin,His-torical Evolution,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s

DangYin LliuLihong ZhangNuo

Abstract:Properly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grating education with labor production and labor education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better carrying out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This study,by tracing the theory of integrating education with labor production and sorting out its evolutionary process,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integrating education with labor production in the new era.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aims of education in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s are common by focusing on combining theory with reality and integrating education with labor production,thus striving to cultivate talents for the state and society.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industries,new forms of labor production are emerging in the new era,whilst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with labor production is being expanded into morefields,and is being upgraded to more meaningful labor education.Thus,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with labor and labor education are both mutually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supportive as well.

Key words:integration of teaching with labor;educational goal;mode of education;labor education

责任编辑：赖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