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职业教育范畴内的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有着内在关联性和契合性，二者之间相互融通又互为支撑。这不仅是基于“五育并举”的分析框架，更是由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质所决定。其中，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有着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是联通二者的中介和枢纽。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引领，不仅能赋予职业院校思政教育更为鲜明的特色，也能使劳动教育的思想品质得以加强，更能将二者相互融通的诸实践环节贯通起来。这种贯通又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三全育人”总体格局中，以课程思政为有效载体，贯通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的课程体系，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的育人作用，注重实践环节的共享共育，以校园文化统筹各类育人资源，最终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职业教育；劳动教育；思政教育
职业教育从广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劳动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还可以说是专业版的劳动教育。因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职业导向，主要教授学生专业性生产劳动技能，最终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因此职业院校开展劳动教育就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不过现实中职业院校并未自动地实现高水平的劳动教育，学生同样缺乏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劳动实践观、劳动品质观等。这在根本上不是缺失劳动和劳动技能的训练，而是缺乏紧密贴合劳动实践的思想价值观念教育。也就是职业院校仍存在着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分隔，这既造成劳动教育的难以深入和成效乏力，又造成思政教育脱离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质，从而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根本的出路在于依据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质，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引领，融通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并依据职业院校的优势和条件在实践环节中构建起贯通的机制和体系。
一、当前职业院校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的相互分隔
在当前职业院校中，不断加强的思政教育与日益受到重视的劳动教育还存在着相互分隔与支撑乏力的问题，并未将职业教育在融通二者方面的优势真正转化出来，实现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相互融通的引领机制与中介环节还未能完全厘清，这既影响着各自育人效果的发挥，又无法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
首先，职业院校劳动教育的思想性和系统性还不强，更多囿于劳动任务的完成，而不是基于劳动本身深入展开思想道德的教育。尽管职业院校学生有更多机会参与多种形式的劳动实践，甚至还有更多专业性的生产劳动，但劳动教育并未由此深入开展，因而就存在着劳动本身所具有的独特育人价值被忽视、被淡化和被弱化的问题。学生的劳动观念依然淡薄，甚至还会鄙视劳动，他们并未真正树立起科学的劳动观。劳动教育还存在着“形式僵化、机制虚化、内容窄化”等问题，往往流于形式又内容空洞，学生也敷衍了事，应付性地完成劳动任务，而劳动本身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并未得到充分挖掘和运用。同样也存在着将劳动教育等同于简单的体力劳动锻炼，而并未理解其本质目标在于确立劳动价值观的问题。学生们也并未由此真正尊重劳动，而实际上“只有尊重劳动，才能尊重职业教育，才能尊重职业，对劳动的尊重既是职业教育入门的第一课，更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涵养职业精神的重要一环，关乎个人素质的培养”[1]。
其次，职业院校思政教育还未与职教类型紧密贴合，也比较缺失结合劳动实践进行的思政教育。职业院校在思政教育的开展中还存在着与普通教育的同质化问题，没能更好探索出适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思政教育模式。思政教育并未真正延伸到学生的劳动实践中，或者说通常的思政教育对于劳动教育还是有所忽略，与劳动教育并没能展开有效互动，一定意义上处于相互隔离之中。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们也往往并未因职业教育的类型而聚焦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予以重点讲授，更没有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贯穿于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同样在学生实习实训的专业劳动中，思政教育也并未及时、充分地跟进，课程思政还缺乏正确劳动价值观的引领，在实践环节中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并未形成共育机制以及教育资源统筹共享。这也就使得职业院校的思政教育并未能发挥出应有的功效，针对性和实效性都未得以真正彰显。
最后，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之间还存在着相互分隔的问题，这实质上也是一种相互的缺失，彼此之间并未形成互为促进的机制。职业院校的劳动教育和思政教育还未能与职业教育特质紧密结合，其中引领和融通的枢纽环节也还未能理清。职业院校思政教育并没能同劳动实践相互结合，思政教育往往没有劳动实践，而劳动实践又缺失真正的思政教育。我们依然面临没有劳动的教育和没有教育的劳动这样的困局。在整个课程体系中，从思政课到专业课对于劳动教育都有所忽略或缺失，包括在实践课程体系中，同样缺乏通过实际劳动展开的有效教育。而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劳动以外的教育和没有劳动的教育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2]。所以在职业教育中同样应“着力改变当前劳动教育被窄化、弱化，实施途径相对单一的现状；着力补齐劳动教育缺内容、缺渠道、缺载体、缺路径的突出短板；着力改变‘以教代劳、以说代劳’的现象和解决劳动教育娱乐化、边缘化的问题；着力避免走入‘没有劳动的教育’或‘没有教育的劳动’的误区”[3]。真正破除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之间存在的隔阂，实现二者从理念到机制上的实质融通。
二、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在职业教育中的内在融通
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质决定了职业院校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有着内在融通的基础和条件。劳动教育是内在于而不是外在于职业教育，而思政教育应更多体现职教特色，也应充分结合劳动实践来开展。但融通的基础和条件并不意味着融通的自动实现，而是需要一种有意识的机制引领和各实践环节的构建与支撑，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一，学校劳动教育同思政教育本身就有内在契合性，而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质更在根本上包含了二者相互融通的条件，也是职业教育规律的内在要求。劳动教育和思政教育都内置于“五育”之中，从价值目标上来看，都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普通院校的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之间存在着天然关联，二者在教育途径和方法上具有高度契合性，本身也都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且都需融入教育全过程，都离不开社会实践。而在职业教育中，这种契合理应进一步推进二者的相互融通以及在实践环节中的贯通，原因就在于职业教育本身具有的内涵特质。职业教育是以职业为导向来培养技能型的实践人才的教育，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职业性特色，区别于理论型和学术型人才的教育模式。职业教育独特的教育规律，一是表现为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二是表现为知行合一与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可以说，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看，职业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劳动教育。“与一般的劳动教育是普通教育的普及版不同，职业教育是劳动教育的专业版。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本身就包含工作或劳动技能，是与劳动操作密切相关的专业教育。”[4]所以开展并加强具体的劳动教育完全是职业教育的题中之义，更是一种内在要求，而且本身就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优势。这种劳动教育在根本上侧重的是将劳动本身所蕴含的世界观意义、社会意义、道德意义、人生意义等阐发出来，使学生获得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和实践方式。这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实现了思政教育所承担的使命，只不过是通过劳动实践而实现的一种教育，但这正是对单纯课堂的思政教育非常有益的补充。而职业教育努力实现的正是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培养的高度融合，同时健全德技并修和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所以思政教育也正是劳动教育的本质维度或首要任务，同时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的融通也正符合职业教育知行合一的教育规律。“德育与劳动教育有机结合有助于解决德育虚化问题，要在德育中引入社会公益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渗透德育，端正学生生活态度和价值观，提高社会公德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5]
其二，职业院校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融通的实现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引领，这是融通的思想交汇点，也是融通实现的枢纽环节。劳动教育的总体目标就是“通过劳动教育，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6]。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教育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基础，注重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成果的劳动价值观的养成。这既是劳动教育与技术培训的根本区别，也是学校德育有效融入劳动教育的切入点”[7]。因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与核心，思政教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为根本使命，职业院校思政教育更应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作为引领与侧重。在马克思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8]，劳动不仅创造了历史，还创造了人本身，同时也创造了社会关系及道德关系。劳动不仅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9]。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被公认为是最权威、最科学的劳动观，并在实践中引领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实现劳动教育同思政教育相融通的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依然不可或缺，是联通各种实践路径的枢纽环节。马克思也曾明确讲道：“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0]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是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的教育方针，“早在1934年，毛泽东同志就把‘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列为中华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总方针的主要内容。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又明确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确立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20世纪90年代，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提法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并在2015年的修订稿中予以保留”[11]。
其三，这种融通不是将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相归并，二者也并不能相互替代，而是以各自保有独立性为基本前提的。融通是为了打破分隔，形成育人的协同合力，探索融通的有效路径。实际上也是为了推动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形成相互促进且共同发展的新教育生态，最终是为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来切实提高育人实效。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实际也就是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大军，所以树立科学的劳动观是首要的。但在现实情况中，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又都有缺失。在通常的思政教育中，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是薄弱或缺乏的，在实际的劳动实践中，也往往更注重技能训练，劳动教育中的思政教育功能发挥还是不足的。“劳动教育虽然涉及劳动知识、技能、美感、体能等全面的培育，但劳动教育的核心目标只能是德育——劳动价值观（情感、态度、价值）的培育。”[12]职业教育的目标和使命就是培育高素质劳动者，使他们不仅具有劳动技能，更要具有正确的劳动观。劳动教育首先还是树立起劳动者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理念，同时在劳动协作教育中加强集体主义观念，一定意义上还可树立起自觉的工人阶级意识，确立起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陶行知也曾指出，“劳动教育的目的，在谋手脑相长，以增进自立之能力，获得事业之真知及了解劳动者之甘苦”[13]。所以“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具有相关性，内容具有关联性，在实施路径的方式方法上也可以相互借鉴”[14]。
三、贯通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实践机制
职业院校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在理念上有着相互融通的基础和条件，在实践中可将其转化为可行的现实举措，相对应地在形式上表现为两种教育相互贯通的具体机制，这一机制有着诸多环节的相互支撑，具有一种系统性的构架。劳动教育本身也融入整个育人体系之中，而并非孤立存在。“劳动教育是通过与专业课、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创新创业、产教融合、校园文化建设等相结合来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15]具体而言，这种贯通职业院校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实践机制又体现在这样几方面：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引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在整个体系中发挥引领作用，既是贯通和联结各部分的理论基础，又是通过各环节的实施最终内化于教育对象的目标诉求。正如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所强调，劳动教育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贯彻始终，强调劳动是一切财富、价值的源泉，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一切劳动和劳动者都应该得到鼓励和尊重。所以首先要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本身的研究，以此为教育教学以及贯通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其次，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是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的思想交汇点，要将此转化为现实贯通的联结点，并将形成和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作为根本目标。再次，在具体实施中，各环节相互协同又各有侧重，共同置于“三全育人”的大格局之中。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劳动教育必修课中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进行正面的理论讲授，在其他课程中以课程思政的方式有机融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在实习实训等实践活动中通过实际劳动来促成正确劳动观的养成，在校园文化及网络空间的建设和运用中营造良好氛围，并统筹各类育人资源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在学生思想中的形成，再通过各种具体活动形式展现出来。
二是着重实现课程体系上的贯通。在课程体系上以“三圈”课程及三个课堂的贯通为整体构架，依托课程思政实现全课程育人，并将思政教育同劳动教育紧密结合。课程体系的“内圈”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劳动教育必修课，在这些课程中系统集中讲授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以及与劳动相关的理论，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中圈”是指综合素养课、思政选修课、劳动教育选修课等，以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进行思政和劳动教育；“外圈”是指所有专业课程，以课程思政的方式将劳动教育寓于教学之中，这本身也是职业教育课程思政的侧重和特色。“除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外，其他课程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16]注重三个课堂的相互衔接和贯通，第一课堂以正规教学的方式发挥教育主渠道作用，使课程都融入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第二课堂以丰富多样的实践形式来进行劳动教育并融入思政教育；第三课堂则以网络空间为主阵地，与现代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又开放式融入各种社会育人资源，在思政和劳动教育中破除物理时空的界限。
三是将劳模（工匠）育人特色作为贯通主线。劳模与工匠是职业院校思政教育和劳动教育的最鲜活载体，可以直接发挥榜样育人的作用，而其承载的劳模（工匠）精神又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最生动体现。这本身既是思政教育，又是劳动教育，二者的融通也最直接体现在劳模（工匠）这一具象化载体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17]劳模（工匠）作用的发挥也是多重的，既可以请劳模（工匠）走进各类课堂，直接进行思政教育和劳动教育；也可让学生走近劳模（工匠）身边，在劳模（工匠）的实际工作场景之中进行浸润式或实践性的教育；还可以将劳模（工匠）精神转化为教育素材和资源有机融入各类课程的教学内容之中，对更多学生进行更深入更持久的教育。劳模（工匠）育人完全可以有形地贯通职业教育中的思政课、劳动课、专业课，这成为最鲜明的特色和亮点。同时劳模（工匠）精神育人还可完全无形地融汇于校园文化之中，营造良好育人氛围。比如一些职业院校基于办学类型和劳模资源优势，在实际探索中构建了劳模（工匠）精神育人的典型模式，包括聘请劳模教授，建立劳模育人实践基地，成立劳模（工匠）精神教育实验班等举措，搭建起教育教学平台、实践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平台和文化育人平台等，取得良好的育人效果。
四是注重实践环节的共享共育。实践性是职业教育最鲜明的特色，知行合一、工学结合也是职业教育育人的独特规律，这些也完全体现于职业院校的思政教育和劳动教育之中，两者的实践环节相互贯通，彼此实现共享共育。这又可从三个方面来着力，首先是实现场域的共享，统筹各类实践基地和实践场所，将思政教育的实践基地与劳模育人的实践基地以及各类实习实训基地都贯通起来，在内容上实际是将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以及同专业教育都融通起来，使之都“在场”。现在还存在的问题就是相互的阻隔和缺失，思政教育应延伸到劳动实践之中，而在专业技能的实践培训中也应加强思政教育。其次是实现师资的共享共育，特别是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中，思政教育和劳动教育都不能局限于学校的课堂之中，而且还要存在于实习实训的企业之中，承担教育的不仅有思政教师、专业课教师，还有企业中的师傅、劳模工匠等，要让学校的教师更多走进企业，也让企业的能工巧匠来到学校，实现师资上的多元共育。再次是在教学形式上充分体现实践性，并更多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在真实的实践中体悟并接受教育，教师在其中做好引导。学生的真实实践并不能被替代，而这本身正适合于职业教育，也是思政教育和劳动教育不可或缺的教育方式。
五是以校园文化统筹各类育人资源。作为系统工程还需在精神文化层面对各类教育资源予以统筹融通，营造良好育人氛围。特别是职业院校可将劳模（工匠）文化作为校园文化主线，并注重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宣传教育。“劳动教育发挥以文化人的作用方式具有间接性和潜在性，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18]在具体形式上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包括多注重朋辈间的教育，在学生中间开展小劳模（工匠）之星的评选活动等。更主要还在于发挥精神文化统领作用，一方面各条实践路径的探索成果要提炼、汇聚于精神文化层面，不断提升宣传推广效果；另一方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进一步统筹更多社会性和开放性的育人资源，并将其提炼、转化，以便更长久地促进学生的思想成长。
贯通职业院校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应置于“三全育人”的大格局中，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引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密贴合职业教育特点和规律，最终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新技术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必须注重‘人’的发展，这不仅是工作世界与技术理性对职业教育的要求，更是立德树人价值理念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基础性、中心性、引领性定位所决定的。”[19]这也正是倡导这种融通的意义所在，而这种融通和贯通本身也正是职业院校开展劳动教育和思政教育的鲜明特色，且有着引领示范的积极意义。
注释：
[1]李珂著：《嬗变与审视：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重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0页。
[2]苏霍姆林斯基著：《教育的艺术》，肖勇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页。
[3]曾天山、顾建军主编：《劳动教育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39页。
[4]赵伟：《试论劳动、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11期。
[5]曾天山、顾建军主编：《劳动教育论》，第67页。
[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人民日报》2020年3月27日第1版。
[7]唐爱民，王浩：《劳动教育与学校德育的融通：意蕴与路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8]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557页。
[11]李珂著：《嬗变与审视：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重构》，第61页。
[12]檀传宝：《开展劳动教育必须解决好的三大理论问题》，《人民教育》2019年第17期。
[13]陶行知等著：《生活教育文选》，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14]刘向兵等著：《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
[15]李珂著：《嬗变与审视：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重构》，第87页。
[1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人民日报》2020年3月27日第1版。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4页。
[18]李珂著：《嬗变与审视：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重构》，第109页。
[19]石伟平，林玥茹：《新技术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中国电化教育》2021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远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