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双减”政策是我国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的重要战略决策，从学校课后服务水平、课堂教育教学质量、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等方面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但也将不可避免地给教师带来工作负担加重的风险。研究以风险管理理论为依据，搭建教师工作负担的风险管理框架，通过识别和分析这一政策给教师带来工作负担加重的外显型风险和内隐型风险，提出以学校层面的风险控制为基本核心，以家庭层面的风险分散为基础保障，以社会层面的风险分散为必要补充的三方联动式风险化解之策。

关键词：双减；教师负担；风险识别；风险化解；风险管理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学生为本、回应关切”“依法治理、标本兼治”“政府主导、多方联动”“统筹推进、稳步实施”为基本原则，将“双减”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开展落实，从而推动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建设教育强国^[1]。《意见》从学校课后服务水平、课堂教育教学质量、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等方面，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和教师提出了新要求，所以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是“双减”政策的根本着力点所在。让学生的课后时间回归校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义务教育学校课后育人活动的实现，但这也将不可避免地给教师带来工作负担加重的风险。荷兰教育家格特·比斯塔（Gert Biesta）把这种风险描述为“教育之弱（The Weakness of Education）”，这意味着任何教育参与—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参与都是有风险的^[2]。教师的教育参与伴随着风险，源于社会与学校不能把教师看作是校内教育行为和服务责任的唯一主体，不能清晰地划分教师工作的界限。因此，“如何在双减政策平稳推进的同时，精准识别和化解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的风险”成为本研究关注的焦点。基于风险管理理论，研究立足于我国“双减”政策中对教师工作职责的要求，通过分析这一政策可能给教师带来工作负担加重的风险，最终尝试探讨合理的化解之策，以期为维护教师权益、缓解教师工作压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保障，而这也是推动“双减”政策切实落地的应然之举。

一、教师工作负担风险管理的理论框架

（一）风险管理理论框架概述

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是预先运用各种管理策略和方法，把风险可能导致的不良情况减至最低的一种系统化管理过程。1955年，施耐德教授第一次提出“风险管理”的概念^[3]。此后，学者们开始以跟踪不确定性风险的产生和控制为目标，探索包括对风险的量度、评估和应对策略在内的风险管理过程，进一步提出风险管理的研究框架。直到1989年，罗伯特·查雷特（Robert N.Charette）提出风险分析、风险调控两个阶段的风险管理模型^[4]，学界开始用具象化形式解读项目的风险形态。巴利·玻姆（Barry W.Boehm）于1991年用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取代了风险分析阶段，而风险评估和风险调控两阶段又包含着管理技术的四个重要子集，即风险识别检查、风险优先级划分、风险管理计划和风险监控^[5]，这是对风险管理两阶段论的继承和发展。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对风险管理阶段的划分也更加精细和多元。纽约大学坦登工程学院的查尔斯·塔皮耶罗（CharlesS.Tapiero）教授以事前风险管理、事后风险管理和风险稳健三个阶段进行风险管理模型设计，认为风险是不可完全消解的，通过风险管理可以将其负面后果降低到可承受的水平^[6]。1997年，拉尔夫·克里姆（Ralph L.Kliem）和埃尔文·卢丁（Irwin S.Ludin）在《降低项目风险》一书中以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调控和风险报告四个阶段构架起新的项目管理模型^[7]。同年，克里斯·查普曼（Chris Chapman）提出风险管理过程中定义、聚焦、识别、结构、所有权、评估、评价、计划、管理九阶段的流程图，以高度组织化的阶段划分为风险管理提供可靠的分析模型^[8]。2005年，约翰·弟雷泽（John R.S.Fraser）等通过研究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应关注的问题点，归纳出建立业务环境、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迁移/治愈风险（Migrate/Cure Risk）五阶段模型^[9]，成为风险管理理论成熟的重要推动力量。如今，风险管理过程三阶段和四阶段划分法是学界最普遍使用的模型。

（二）风险管理理论框架对研究教师工作负担风险的适切性

经过半个多世纪国内外研究者的不断补充和完善，风险管理作为研究复杂社会问题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领域中。这一理论的关键在于将机构内各个层次、各个种类的风险进行通盘管理，强调一种集成的、战略性的、覆盖全范围的系统化管理范畴，广泛融入对一切利益相关者的关注，针对不确定的不同方面预先制定风险管理战略，以便于开展更加全面的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具备一定的适切性。一方面，该理论论述了一种集成式、系统化的风险分析和管理思想，这为教师工作风险的来源分析和化解策略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教师工作负担存在外显型风险和内隐型风险，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具有复杂性的，需要通过多元角度、多重因素对其进行分析和研判。同时，教师工作负担的风险化解和规避也需要教育系统中参与成员的协同合作来完成。另一方面，该理论强调预先运用管理策略把风险的不良后果减至最轻，这种对风险进行预期性的管理和控制，在风险管理的时间节点上为“双减”政策中教师工作负担加重的风险分析与化解提供了思路。当前，我国“双减”政策正处于颁布的初期阶段，在落实行动尚未成熟的前提下，预先对该政策背景下的教师工作负担进行风险分析与管理，能够抓住先机，迎接挑战，从风险中开拓新方向，提高教师减负工作的韧性和实效。

本研究基于我国“双减”政策中学校教师工作和职责的新要求，针对可能给教师带来工作负担加重的风险进行识别，结合社会教育的现实情况加以全方位分析，从而提出可行的风险管理和化解策略。同时，我们必须明确教师工作的风险是不稳定的动态存在，因此风险管理是按照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化解三个阶段循环往复的过程，如图1（图表略）所示。

二、识别与分析：“双减”政策中教师工作负担的外显型与内隐型风险

风险管理理论要求我们在风险发生前或风险发生的初期阶段，运用感知、判断或归类等多种方法，持续识别所面临的外显的现实风险和内隐的潜在风险，以及从错综复杂的大环境中系统分析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因素。当前，“双减”政策正处于颁布的初期阶段，各项举措的落实尚未成熟。在此背景下，教师工作负担的风险具有不稳定性和可变性，外显型风险较为显著，成为风险管理的主要着力点，同时内隐型风险也需提前发现和预先管理。因此，现阶段的风险识别和分析应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系统化过程。

（一）教师工作负担的外显型风险

“双减”政策重申学校的教育主阵地作用，学校承担的责任越多，就越容易引发教师工作负担的连锁风险。政策中特别提出教师必须参与课后服务、轮岗流动等要求，给教师工作带来最直接、最显著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课后延时服务“5+2”模式使教师工作时间延长、工作任务加重

“双减”政策一经发布便得到各省的积极响应，首要任务就是落实课后延时服务。为保障开学后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的全覆盖，广东省^[10]、江苏省^[11]等多地教育厅在2021年秋季开学前印发的推进课后服务水平的实施意见中强调，在每周一至周五的5天里，学校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课后服务。而且结束时间要依照当地的正常下班时间灵活调节，实行弹性离校机制，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学校提供延时托管服务。提供延时服务的学校从原来下午三点半至四点放学延长服务至下午五点半到六点，甚至还会更晚，这无形中延长了教师在学校的工作时间。一直以来，教师群体身负育人重任，工作时长也常常远超8小时。“双减”政策下，教师要将额外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生的课后辅导，原本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被分割，教师的备课、科研甚至休息的时间被大大缩减。同时，这也对教师自身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处理好工作与生活的时间关系提出了新挑战。

除了工作时间延长以外，课后延时服务的实施内容也将使教师面临工作任务增多的风险。作为校内教育教学的重要延伸环节，在延时服务的内容上，《意见》要求教师强化基本托管服务中的作业管理，另外还要求教师发挥创造性，自主研发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在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的基础上，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和素质拓展的有效性。这使得教师在常规的教学任务结束后还要负责开展课后辅导和兴趣活动，校内工作量必然会增加。教师不仅要进行学科内容的备课、批改作业，还要花更多的心思在开发趣味性和创新性的课后服务活动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教师的工作负担，甚至会影响教师的工作情绪与态度。

此次“双减”并非首次提出课后服务，早在2017年教育部办公厅就曾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中小学校在课后服务的主渠道作用，以及教师应主动承担的课后服务责任^[12]。据教育部官方统计，截至2021年5月底，全国共有10.2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共6496.3万名学生、465.6万名教师参与了课后服务。其中，师生的参与率均高于50%，课后服务工作取得重要进展^[13]。经计算，在课后延时服务中平均每位教师需对接约14名学生，这无疑是教师工作负担增加的表现。学校实行课后服务“全覆盖”以及可能提供寒暑假的服务，这些都并非“看管”性质的服务，而是教育、成长与发展性的服务。教师不应成为替家长看护孩子的“保姆”，因此，学校在课后延时服务的方案设计中尤其要关注师资安排的问题。

2.跨区、跨校交流轮岗制度导致教师工作的不稳定性攀升

在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方面，“双减”政策强调了学校开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的必要性。北京市率先采取行动，在新学期大面积、大比例推进校长和教师轮岗制，以区域内校长交流轮换、骨干教师均衡配置、普通教师派位轮岗三种形式展开。在教师层面，规定在公办学校内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并且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6年及以上的在编在岗教师，原则上都要参与交流轮岗。交流轮岗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在城区完善学区和教育集团内校际的师资交流轮岗；二是在区域、校际、集团之间借助双师课堂等方式向薄弱学校和地区输出优秀教师^[14]。除北京外，上海、深圳、武汉市武昌区等地也迈出了教师轮岗的改革步伐。

义务教育学校教师轮岗交流，在健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的同时，也使教师工作面临更多不稳定因素的风险。首先，教师按照规定每6年就要到另一所学校交流轮岗，交流的年限尚不确定。原来学校的同事和学生都已熟识，在新学校中面临新的未知，轮岗教师对新学校的文化存在一个心理适应和认同的过程，教师需要花时间重新认识同事、学生以及家长，有时会力不从心，这是教学环境的不稳定性。其次，有些教师原工作学校离家比较近，上下班方便，若参与跨区交流，路上通勤的时间可能将有所增加，加之交通不便等问题导致工作中被动因素的不稳定性。部分教师为了轮岗到自己心仪的学校，可能会寻求一些特权，导致轮岗学校安排出现徇私偏向。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致使教师工作的不稳定性增加^[15]。再次，在这一制度实施以后，轮岗教师在新环境中的福利待遇问题、职称评聘问题、编制管理、体制转变等问题如何解决，如果缺乏教育行政部门联动机制的支持^[16]，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教师轮岗的不确定性。

可以预见，我国未来将有越来越多城市实行教师跨校、跨学区流动制度，充分发挥教师轮岗交流的实际效能。因此，当前亟须对由此引发的教师工作不稳定风险进行系统审视和优化。

3.社会不同立场群体对教师的过度期望削弱教师工作的自主权

“双减”政策中指出，教师要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要强化对作业完成的指导职责，提升学生在校学习效率。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一直是近年来教育改革中最实际也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教师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和认可，不论是其承担的工作本身，还是教师自身职业素养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社会公众通常把为学生减负的重任完全施加在教师身上，寄托于教师超出工作职责的期望^[17]。加之目前校外培训机构受到更加严格的管理和控制，课后辅导压力将更多地向教师转移，使教师不得不被动承担更多的工作责任，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师职业的自主权。

伦理学视角下“自由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没有自由就没有责任”。教师承担相应的教学育人职责，采取一系列教学行动的过程必须是自主自觉的，且不能受到外力的强制与胁迫。当前，教师工作的自主性依然没有得到广泛接受与高度尊重，有时甚至会受到全社会的干预和监控。尽管学校、家长和普通社会公众等各个社会群体都有权对教师的工作发表评论和建议，以此进行监督，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学校教育实践和改革之中，但他们并不能将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完全施加给教师，或对教师的教学实践进行实质性干预^[18]。这将使教师内心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压迫感和束缚感，导致教师思考需求的消退。

除此之外，有关政策文本中几乎很少涉及“教师的自主权”这一维度，教师的教学管理规程、教师的评价及职称晋升等都交给学校主管，由各地政府集中控制，教师更多的是政策的被动接纳者。这些都将导致教师工作自主性的缺失，从而影响教师在现实工作中追求内在的“自我实现”。

（二）教师工作负担的内隐型风险

“双减”政策引发教师工作负担的风险，不仅体现在教师延时工作增加、教师轮岗流动不稳定等这些比较直观的方面。随着教培行业受到更加严格的管理，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师队伍削减，教辅人员面临新一轮就业问题，同时为学生进行课后补充性辅导的任务也将归到校内教师身上，可能占用教师的生活和休息时间，这些也从侧面隐含着教师工作负担的内隐型风险。

1.学科类培训机构教师再就业，加剧教师工作的竞争压力

“双减”政策从多个维度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进行全盘规范，监管力度空前，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这一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使学科类培训机构整体业务大幅减少。同时，许多提供学科类辅导的培训机构野蛮竞争的现状得到治理，经营性学科培训行业将不复存在，学科培训也将逐渐回归其应有的本质和目的。以K-12教培为主要经营业务的培训机构，如新东方、学而思、好未来等，受此冲击，亟需进行调整和转型。

“双减”政策颁布后不久，以字节跳动教育板块为代表的多家在线教育培训公司纷纷对部分业务部门进行了人员调整，开启大规模裁员，有些公司将运营、教研、教师、销售等基础岗位员工全部辞退，只留下管理层以及产品设计部门员工，导致不少岗位的工作人员面临失业。这部分教培行业中被裁掉的员工在选择未来的就业出路时，难免会考虑下一份工作的稳定性和职业内容的关联度。公立学校教师岗位是公认的“铁饭碗”，因此也将是多数教培教师再就业的首要选择。相关部门也十分鼓励经验丰富的培训机构教师进入公立学校授课，这意味着大批拥有多年教学经验的准教师们将涌入考编大军之中，考编人数越来越多，竞争也将日益加剧。

近年来，许多高学历的名校毕业生被教培行业吸纳，经过裁员后，这部分人才将逐步转移至教师队伍中。那么，在未来学校中，教师职称评审的竞争将愈发激烈，晋升标准等也有难度增加的可能，教师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迎接这些未知的风险。

2.教培行业的教职人员需求锐减，教师工作的吸引力降低

根据比较权威的求职招聘平台“智联招聘”的数据，教培行业在7月份发布的招聘职位数比“双减”政策颁布前三个月相比，下降了32.4%，超过四成的教培行业人员选择转行^[19]。这一数据预示着2022届师范毕业生毕业后即将面临相对沉重的求职压力。教培行业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度成为吸纳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就业的蓄水池，更因高额的薪酬获得许多“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的青睐。当前，教培行业的教师人才需求锐减，使得师范类专业的大学生们重新思考职业规划，面临就业新抉择，有些应届毕业生可能会选择备战公务员考试、应聘企业等其他岗位。

“双减”政策落地实施，培训机构部分教师开始转岗、转行，教师工作的吸引力也因此减弱，较为典型的表现是2021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的报名人数呈现略微回落的趋势。根据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数据，在2021年下半年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中，全省报考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15027人，增幅为6%^[20]。这一增幅较过去两年已有明显降低。而在教育发展速度较快的北京，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社考办统计，2021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北京地区近9.2万人报名，与2020年同期相比出现小幅下降^[21]。

师范类专业学生在毕业后可考入公办学校编制或者到教培机构就职，较其他专业来讲，职业发展方向相对明确，一直是高考生选择的热门专业。就目前来看，师范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范围有趋向紧缩的迹象，校内教师也将承担更加烦琐的工作任务。这些都将影响师范类专业的报考率，原本热度高涨的师范类专业对学生的吸引力也将出现降低趋向的风险。

3.教师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模糊，教师工作、家庭和生活间矛盾凸显

“双减”政策中指出，学校主导的课后服务有场地、资源、师资、管理等多方面优势，其中有很大的创造空间，教师要有效实施各种课后育人活动，这是促进学生发展、减轻校外培训负担、解除家长后顾之忧的关键举措。尽管有些学校开始实行教师弹性工作时间制，但要完成教学备课、作业批阅、家校沟通、个性帮扶等工作，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会远超8小时。长此以往，教师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将会趋于模糊。

针对校内工作任务烦琐、任务结构不合理、非教学工作量偏高等一系列问题，教师不得不把工作延伸到下班后，导致他们放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上的精力相对减少，从而可能引发各种矛盾。根据研究者近期对全国8个省份的中小学教师工作、生活样态的调研结果，教师在校工作时间较长，还普遍存在加班的情况。其中，班主任的加班问题更加突出^[22]。从现实层面来看，“双减”政策中为教师设立更多的要求，将导致他们在工作、家庭和生活中间更加难以划分边界，尤其是夫妻双方均为教师的家庭，可能会面临工作与生活之间矛盾加重的风险。

三、控制与分散：“双减”政策中教师工作负担风险的化解之策

风险管理理论认为，风险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绝对的客观存在，尽管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去改变风险出现和发生的条件，进而降低风险导致的损失程度，但不可能让风险完全消解^[23]，因此风险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不利风险，也称作“纯粹风险”。“双减”政策指向的是教育改革的系统性命题，由此引发的教师工作负担的风险，是教育界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必须采取合理的方式方法进行化解。只要教师职业存在，其工作风险必将相伴而生。因此，在教师工作负担风险具有不确定性的前提下，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联动，以学校层面的风险控制为基本核心，以家庭层面的风险分散为基础保障，以社会层面的风险分散为必要补充，多主体协同助力教师工作中纯粹风险的化解，如图2（图表略）所示。

（一）学校层面的风险控制—基本核心

1.鼓励全体教职工积极参与课后服务，明确职责范围，为教师分担压力

课后延时服务应遵循学校主动承担、教职工集体参与、学生自愿等基本原则。学校在提供延时服务期间应开放校内的资源场地，如教室、操场、图书馆、运动馆、实验室等，鼓励包括学校教学辅助人员、学校行政人员、后勤人员在内的全体教职工积极参与到课后服务中，为学科教师分担工作压力。学校可以在作业辅导的基础上，开展文体类兴趣拓展、益智游戏、综合实践等多样化服务。

同时，学校要厘清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的边界，在推进“双减”政策的课后服务时，要把握好校内教育的“可为”和“不可为”，进一步细化校内教育的服务内容。合理规定教师的岗位职责和工作时限，适当减少程序烦琐的评比和检查活动，降低产出要求，减轻教师的工作强度，减少不必要的额外工作任务^[24]。

2.实行弹性工作时间等灵活的管理机制，给予教师更多自由空间

为了缓解教师在校内超负荷工作的压力，学校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制”，保障教师合法的休息时间。由于各个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师人数各不相同，各学校需结合实际情况，为不同学科的教师合理规划弹性上下班的时间，增强教师工作时间的灵活性，重拾教师职业吸引力。学校可以采用“核心工作时间”与“弹性时间”相互衔接的方式，即教师每天的工作时间由“核心工作时间”（教师每天必须按时到校的时间）+“前后两头的弹性时间”（教师自由支配的上下班时间）组成，如下图（图表略）所示。

学校要为教师安排其能力范围之内的教学任务和课时，尽可能地让教师自由分配工作时间，帮助教师优化时间管理，以便教师能够在更从容的状态下参与课后服务，激发他们的专业发展动能和教育教学热情，提高工作效率和效果。

3.学校收入的分配向增加教师薪资福利倾斜，以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近日，相关部门再次提出“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25]。据教育部官方数据统计，去年义务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24万亿元，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52.3%，其中用于教职工工资福利支出的比重为63.9%^[26]。

提升教师福利待遇，校方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学校在各项收入的分配上，要向提高教师福利待遇倾斜，保障教师合理的劳动收入。学校在核定绩效工作总量时，依据课后服务性质，全面考虑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因素，把用于课后服务补助的经费额度，作为教师绩效工资增量并予以单列。学校通过多种渠道解决教师的基本住房和基本生活需求，要建立帮助教师解决实际生活困难的长效机制，健全教师的福利保障，确保教师的劳动劳有所得。

（二）家庭层面的风险分散—基础保障

1.明确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承担的角色、责任与义务

家庭教育是学生减负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明确规定，家庭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要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遵循家庭教育特点，贯彻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27]。因此，家长要明确家庭教育的关键性作用和应承担的角色、责任与义务，树立正确的家长教育理念，丰富家庭教育的方法和知识储备，充分发挥家庭的教育职能，密切配合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共同引导学生主动成为生活和学习的主人。

在校内的课后延时服务结束后，学生回归到家庭中，其监督责任就转移到家长身上。家长应在学生放学后监督学生进行相关课业学习。家庭教育也体现在积极鼓励学生在家中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进行课余时间的体育锻炼、阅读和兴趣活动等。家长要牢固树立立德树人意识，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现代生活理念^[28]，着眼于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科学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2.给予孩子更多亲情关爱，家庭情感交流促成良好的家风家教

“双减”政策之下，家长要理性确定孩子成长预期，合理引导孩子的身心发展，给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在家庭生活中，家长必须理解和尊重孩子的内心需求，防止过度施压或放任不管。在关注孩子心理情绪的前提下，积极与孩子沟通，让孩子感受到来自亲情的关爱和家庭成员之间亲密的情感，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形成良好的家风家教。

家风是家庭生活方式、社会文化氛围的重要体现^[29]。家庭成员的品格修养、认知水平和道德情操对孩子是一种耳濡目染的隐性教育，家长的言传身教对孩子有着强大的感染力，在无形中影响着孩子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情操。家长要重视家风建设，以家庭美德塑造孩子的优质品格，为孩子真正拥有轻松、愉快的学习和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三）社会层面的风险分散——必要补充

1.提供社区假期托管服务，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

社区是集合社会各项资源、便利大众生活、为居民就近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社区在学校放假期间向学生们提供托管服务，契合学生利用假期认识社会、接触社会的需求。在市委、市政府、教育局等多部门的支持下，由社区开设寒暑假托管班，负责社区内学生的暑假和寒假托管，方便家长接送。

社区托管服务以社区为主体，招募有相关经验的社区志愿者参与管理与服务，则不存在强制学校教师参与的问题，而且更具社会教育性质。学生放假在家，既拥有了充足的休整时间，又能够在课余时间了解社会，以便更好地融入社会。因此，社区的托管服务也应区别于学校的课后延时服务，在提供基本照看服务的同时，积极整合区域优质资源，开放社区内的公共场所，包括图书馆、阅览室、科技馆、体育场馆等，尝试进行一些具备拓展性的社会教育活动，为学生提供绿色安全的休闲娱乐场所。

2.充分利用少年宫等社会资源开展实践活动，促进兴趣学习和资源共享

“双减”政策中提倡以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活动场所作为校内教育的必要补充，拓宽课后服务的渠道。目前，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机构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全面优化课程结构，暂停原有的学科类培训服务内容，拓展兴趣培养、社会实践等多个领域。青少年活动中心将开设体育、音乐、美术、科技、信息技术等综合素质类课程培训，组建社团开展兴趣课程、公益社会实践课程等，发挥社会教育对学生兴趣学习的促进作用。同时，结合学生的兴趣和实际需求，少年宫可以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开展猜灯谜、演话剧、书法、创意绘画等特色课程，组织一些可以让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的更有社会意义的活动，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层次和水平。例如，上海市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就以“云端少年宫”为纽带，借助技术手段挖掘在线特色资源，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双线同步和区域内学习资源共享^[30]。

（四）三方联动、多主体协同的风险分散

1.构建“三位一体”的教育格局，形成教育合力

“双减”政策的落实，除了需要学校和教师的努力，更需要家长的理解、支持和社会成员的配合。学校需完善与家庭、社会的合作范式，达成减负共识，在与家庭、社会的对话中协同发展^[31]，更好地发挥整体效益。学校可以依托家长委员会、家长座谈会、家长沙龙等渠道，为教师搭建与家长沟通交流的桥梁。以上海市宝山区“未来学校”为例，学校积极探索全区内的教研深度合作，建立由教育专家、教研员、名师联合组成的“全学科教研共同体”，在实现区域优质资源共建、共治和共享的同时^[32]，也为教师课后服务能力的提升发挥集体力量。

在“双减”政策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严格管控后，家长要明晰社会中的培训机构所真正具备的育人条件和应承担的育人责任，纠正过去将孩子完全交给培训机构进行辅导的一些误解。同时也要密切与社会的沟通，与社会教育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共筑减负教育的大厦。

社会要协助家庭与学校，构建“三位一体”的教育格局。依托社会教育平台，广泛开展各种教育合作与教育实践，密切与家庭和学校之间的相互配合，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三位一体”教育格局^[33]。社会各系统要承担起教育的社会责任，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学习资源，让具有教育经验的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到社区教育的专职或兼职人才队伍中，为家庭和学校分散育人压力，最终促进教育社会化的实现。

2.教育行政部门沟通区域内服务资源的调配与合作

教育行政部门是沟通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黏合剂，可以统整区域内学校、社会的课后服务课程开发，实现课程资源的区域调配和共享。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为例，其通过绘制学校周边范围内的教育资源地图，为各年级学生开发实践课程，以其优越的地域科技教育资源为孩子打开放眼世界的窗口。同时聘请各行各业的研发者、建设者或领军人物，让他们带着自己的专业知识走进“智慧课堂”^[34]。

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还可以开展提升教师课后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针对性培训，协助学校教师对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进行指导，抚平学校、家庭和社会中的教育焦虑，激活家、校、社共育磁场。

此外，可尝试以区（县）为单位引入支持学生个性化学习的信息技术，通过技术赋能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如石家庄市第一中学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了作业、限时、考试全数据化，学生根据系统推荐进行个性化练习，精准解决学习痛点，拔高学习短板^[35]。这一举措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教师评价过程。以大数据、信息化等技术赋能教与学，在师资、技术相对薄弱的学校可能难以以学校为主体实现，但是可以区（县）为单位联合社会、高校等可提供技术服务的组织机构为区域内的学校提供整体支持。

注释：

①作者简介：于川，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学校管理、教师教育（石家庄050024）；杨丽乐，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师教育、终身教育（石家庄050024）

②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河北省《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执行情况研究”（编号：HB19JY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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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Analysis and Risk Resolution of Teachers' Workload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Policy

YuChuan YangLile

Abstract:The "doublereduction" policy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decision to enter the high-qual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track.It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schools and teachers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in terms of after class service,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and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after-school services.But this policy will inevitably bring the risk of increasing teachers' workload.Based on the theory of risk management,this study aims to build a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for teachers' workload,identify and analyze explicit and implicit risks that this policy brings.Also,this paper proposes a tripartite joint risk resolution strategy including school-level risk control as the basic core,family-level risk dispersion as the basic guarantee,and social-level risk dispersion as the necessary supplement.

Key words:double reduction,teachers' workload,risk identification,risk resolution,risk management

责任编辑：王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