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以“现实的人”为基点，认为文化的生产和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其基于实践哲学的文化主体界定，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提供了基础。文化形态既作为物质生产实践的意识形态具象化表征，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世界历史进程中，文化也呈现出世界属性，指向人的真正彻底的解放。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在文化本质论上，提出“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命题，并从国家民族维度深化文化本质认知；在文化主体论上，将“人民性”确立为文化战略内核，通过“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创新发展文化领导权理论；在文化形态论上，提出了“两个结合”这一概念，实现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出场；在文化动力论上，强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系统规划文化动力提升路径；在文化交往论上，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新范式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实践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在解读马克思主义时普遍陷入片面化或极端简化倾向，许多学者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归结为“经济决定论”的思想体系，或直接否定其存在。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96年版）后记中就曾断言：“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最大弱点在于没有文化理论。”这不仅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也遮蔽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的哲学深度与批判锋芒。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更加强调经济基础在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并非否认社会意识的存在及其能动意义，而是旨在批判唯心主义与经验主义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片面解释，揭示文化并非脱离现实存在的自足体系，从而破除了将文化视为“思维过程的果实”、具有独立历史发展的唯心论幻相。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化是物质生活过程的社会意识反映与再生产环节，既是特定生产关系的精神表达，又是人们在实践中生成、反思并改造社会关系的方式，体现着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不是空洞的思辨体系，而是深刻的社会历史理论反思——它以意识形态原理为逻辑支撑，以现实社会实践为经验基础，以人的历史活动为内在动力，揭示文化的意识形态本质属性，剖析文化的生成逻辑、作用机制与变化规律。在这一理论传统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的系统化发展与现实转化，形成了以理论自觉回应现实关怀的完整文化思想体系。本文旨在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如何在概念体系、理论结构与实践路径层面，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进行系统化发展，并实现其在新时代中国与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创造性转化。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本质论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文化本质论是文化研究的基础理论。马克思对文化本质的揭示起源于他对人本身的分析。传统哲学把人视为一种现成的存在对象并加以理解，认为可以脱离关于人的种种现象，而仅凭理性概念对其加以把握。马克思新哲学实现了“抽象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强调人不是抽象的、本质主义的人，而是在历史中和实践中自我创造、生成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以“现实的人”为起点将文化视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对象化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实践中的展开。因此，文化具有属人性，人创造文化，同时时刻都在文化中、在“第二自然”中生活。
此外，人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其意义在于通过文化超越有限性。首先，个人的生命时间是有限的，但作为类的生命是无限的，因而可以通过文化的创造冲破有限存在的藩篱、延续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获得无限的生命意义。其次，人类的生存空间也是有限的，但人类能够超越现实世界的界限，即通过文化价值在现实世界进行意义绽放。再次，人际交往通过文化符号系统这一介质，实现了跨时空的意义传递与价值交换，从而拓展了主体间性的实践维度，推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摆脱了依靠知性逻辑和对象化的知识论态度，认为对人的理解必须和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文化存在方式联系在一起，阐明了文化产生和发展中人之主体性的实践基础。同时，文化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特征，“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人不仅像在意识那样在精神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由此，文化是人的根脉与灵魂，影响着人的内在规定性，以实现和提升人的本质能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用“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这一标识性概念描绘了文化本质的现实样态，彰显了文化的实践性、常态性和内隐性特征。首先，“日用”彰显了文化生成的实践本体论特征。人民群众在日常实践中的所有活动，“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在此过程中，人们将本质力量对象化为文化形态。这种对象化过程既建构着文化环境，也通过实践的中介使主体成为“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实现了存在方式与文化创造的统一。其次，“不觉”状态映射出文化内化的认识论机制，体现了价值观念从外在他律到内在自律的运动。文化具有集合性、共通性，能够被纳入人民群众的自我身份认同之中。因此，“日用而不觉”强调了“日用”与“不觉”的辩证关系。在实践论上关注到现实的人的存在价值，凸显了实践对于文化的首要性、基础性地位；在认识论上凸显了文化的生存意义和内容，为新时代“以文化人”提供了科学依据。最后，“共同价值观念”范畴确证了文化存在的类本质属性，即文化既是个体突破“单子式存在”走向类存在的桥梁，也是“人民群众”从经验共同体升华为文化共同体的黏合剂。
习近平文化思想还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将文化本质上升至国家和民族层面进行阐释，塑造着集体视域下个体的内在规定性。文化作为共同体历史实践中本质力量的凝结，使有限个体得以突破时空藩篱。中华民族之所以绵延不绝，正因民族文化通过语言符号、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审美范式等形式，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认知图式。例如，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序列，不仅规范着个体的行为方式，更建构了文明特有的意义世界。由此，文化本质上是历史主体在对象化实践中形成的意义系统，既守护着民族的精神根脉，又孕育着未来的可能性，并通过持续的主体实践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这正是文化作为“灵魂”的深层意涵。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主体论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以“现实的人”为起点展开文化研究，开创性地确立了人的文化主体地位，提出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思想文化不过是人们现实生活过程的反映。其中，所谓“现实的人”究竟为何人？马克思深刻批判了宗教史观中“宗教的人”的荒谬性，揭露了先知或哲学家来充当“救世主”的英雄史观的狂妄、傲慢与偏见，指出人民才是作为“人”的现实主体。可见，现实性范畴是马克思建立人民理论的立论前提，即人民不是抽象的集体人格，而是通过劳动实践确证自身的现实主体。这种现实性范畴的建构，从根本上颠覆了唯心史观的认知范式。同时，这种基于实践哲学的文化主体论，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提供了本体论支撑。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秉持阶级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将文化批判的焦点置于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性的形塑过程。马克思明确了文化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揭示了文化场域中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运作机制，确证了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关系的历史同构性。在此基础上，他批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虚假的普遍性及其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本质。资本逻辑通过将交换价值抽象化，使文化产品沦为物化意识的载体。马克思不仅戳穿了“文化中立性”的虚假承诺，更指认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争夺“文化领导权”，才能破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认知蒙蔽。他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构建更高形态的思想文化，进而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中的文化主体论，将“人民性”提升至文化战略的核心范畴，构建起立体化的主体性框架。首先，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是文化发展的根本价值旨归。不同于被市场经济所控制、永远只能做资本的“奴仆”的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始终以人民为主体。在文化创作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优化文化供给与服务机制，不断丰富各族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进而增强文化自信。其次，文化建设依靠人民是文化领域的根本动力。人民要实现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转换，将文化认知转化为文化实践，积极自觉地进行文化诠释和文化创新，在实践中不断凸显作为文化创造主体、行动主体、享有主体的身份。最终，文化发展成效由人民评判。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构建起以“人民评判权”为核心的价值坐标体系，真正确立了文化效能评估的元标准，为文化治理的反馈调节机制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深化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领导权思想，提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通过制度化保障机制确证了文化主体的政治归属问题。在理论建构层面，明确将党的文化领导权确立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最高原则，并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在实践运行层面，通过制度化安排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转化为文化治理实践：思想领导重在通过理论武装掌握意识形态阐释权，政治领导强调文化领域重大决策的把控能力，组织领导聚焦专业人才队伍的政治素养建设，制度领导着力完善文化法规标准体系。在价值实现层面，党的文化领导权本质上是实现文化治理效能转化的政治保障。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抬头、外来资本主义观念涌入、消费主义庸俗文化肆虐的背景下，如果离开了党的全面领导，文化工作和舆论导向必然会偏离正确方向，“为人民服务”更无从谈起。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形态论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关于文化存在的形式或文化如何构成的问题是文化研究的“元问题”。在文化发生学的视阈下，人类实践所建构的文化存在，无论是具象化的物质实体，抑或是抽象化的精神范畴，始终呈现为一定形态。在本体论视角下，特定文化形态的同一性基于其内在结构的本质共性，这种本质性要素构成文化形态自为存在的逻辑基点；在认识论视角下，文化系统通过符号表征体系的差异化运作实现自我确证，从而在主体认知维度形成文化间的差异机制，完成文化主体性的自我彰显。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形态论的核心命题在于揭示文化形态作为物质生产实践的意识形态具象化表征，其本质是特定社会经济结构的观念形态映射。他们通过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阐释，确立了文化形态伴随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范式。资本主义文化形态具有双重面相。从进步性维度看，其通过理性主义祛魅封建神权文化。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人类社会三个阶段的社会形态，在“第二个阶段”中以资本为基础建立“物的依赖性”社会，呈现为消费主义文化，“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即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从批判性维度看，其作为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载体，通过商品拜物教的符号编码将社会关系异化为货币增值的附庸，使伦理、艺术等精神生产沦为市场交换的商品，并以自由平等的法权话语掩盖剥削实质。
在系统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将眼光投射到全部人类历史，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民族学笔记》等文献中建立起贯通人类文明史的宏观分析框架，展现了文化人类学的知识性特征。文化形态以民族为基本单元，各民族的传统差异巨大，文化形态的选择必然受自然环境、历史进展和主体对象性占有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凝结为独特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与心理结构，形成多元共生的文明图景。与此同时，文化形态的演进始终遵循经济基础的决定性规律，但本质上皆为“社会总体生产”在观念领域的对象化表现。旧有文化形态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摧毁后，依附其上的意识形态必然发生重构。何以重构？他们的社会革命包含了观念形态，这样就涉及文化传统的命运了，因而以革命家的身份提出了“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有学者评价“在政治与文化政策层面，简单地主张与传统观念决裂，让人们觉得文化传统的切割似乎是可以随意进行的，这会发生新的问题和矛盾”。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两个结合”这一重大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共同“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指明了生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具体路径，丰富拓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形态论。中华民族五千年波澜壮阔的文明史，成为构筑出特有社会历史现实的重要文化因素。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伟力，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理论和文化具有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和坚实的文化根基。
“第二个结合”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命题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理性与实践逻辑吸纳人类文明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以五千年文明积淀承载民族精神。习近平文化思想回答了“结合”何以可能与如何可能的问题。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以民为本”“修齐治平”“知行合一”等宇宙观、社会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具有内在契合性。另一方面，二者形成了“和而不同”的互补关系，蕴含着异质文明间的深层对话机制。由此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土化，塑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范式；又完成了中华文明的时代化，铸牢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二者的深度融合构建起兼具现代性张力与传统厚度的文化范式，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持久的精神支撑，能够“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论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文化动力论在文化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核心在于探讨文化力量的存在形式、发展方式、社会功能以及与政治、经济、技术等其他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其将焦点转向文化的运动过程，使文化研究从“文化是什么”进一步走向“文化如何运作”。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文化动力是根植于物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之中、由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所孕育的变革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将文化生产力视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在《巴枯宁〈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两种生产力”的概念，明确提出了“精神方面的生产力”，并把语言、文学、技术能力等归入生产力之中。恩格斯亦指出，由于“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形成“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即文化的发展推动了民族的形成。作为人类在物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思想体系与价值构造，文化动力本质上具有精神生产性质。它通过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与社会关系的互动生成，构成推动历史进程的精神维度；并且它的生产主体，即作为历史实践者的人，始终以“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将思想、意志、情感等主观因素注入文化创造过程，使精神力量通过物质载体或符号系统实现具象化。
文化作为力量的实现，一是通过先进意识形态作用于社会实践，塑造阶级意识觉醒与社会矛盾转化的思想场域。恩格斯晚年阐发了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点，指出意识形态“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同时，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也反映了文化作为要素之一，能够与其他因素形成合力推进社会历史发展。二是借助文学、艺术、制度等物质化载体，将科学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信仰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的变革能量。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三是通过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实现阶级主体意识的历史性生成，使无产阶级“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由此可见，文化的动力功能始终贯穿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全过程，从生产关系再生产到社会革命，从日常生活的价值建构到文明形态的跃迁，始终为历史变革提供精神动能。这种双向互构的辩证运动，最终使文化动力成为撬动历史变革的杠杆，在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中书写着不可替代的篇章。
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到文化动力既受物质生产方式制约，又能通过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发挥作用，因而强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为精神文明提供现实场域；而精神文明绝非物质条件的机械投影，亦遵循相对独立的历史辩证法：在历时性上，可超前于经济基础萌发革命性意识；在共时性上亦能对物质实践进行能动反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二者辩证互构的把握，使文化动力成为打破物化支配、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杠杆。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阐述了提升文化动力的实践路径。一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这是由于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集体价值和制度模式，能够对文化进行筛选、规约及指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建设为文化发展校准航向。二是坚持文学艺术引领新时代新风气。“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因此，文艺应发时代之先声，领时代之风气，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高尚的文艺引领时代风气，引导社会崇德向善，促进人民思想解放。三是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通过思想浸润与实践转化，既能统合多元价值诉求，又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的精神动能。
五、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交往论的坚持和发展
文化研究中的同一性与多样性、主体性与他者性、动态性与创造性等核心命题，均与文化交往相关。这一关联根源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实践活动以交往为核心，而文化则定义这些活动的精神内核。从本体论维度而言，文化存在的根本特征在于其主体间性，即“文化诸特性之间的相互交织既有发生，亦有消失，而文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特定的性质、命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的历史”。这种动态生成机制表明，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并非预设的静态存在，而是在与他者的交往互动中持续生成又不断重新诠释。
在唯物史观框架下，交往这一范畴涵盖所有社会关系。各交往形态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而是构成交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其中，经济交往是“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是交往体系的基础。政治交往作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表达，与文化交往共同构成社会交往的意识形态维度，并“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因此，由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新的生产力突破旧的交往形式的束缚，使文化交往处于动态发展中，持续创造着交往的内容和形式。需要注意的是，文化交往在具有派生性的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在跨文明经济和政治交往中发挥整合功能。
随着“资本扩张的世界需求”加速了资本流通，民族历史实现了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地域性的交往“被各个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于物质生产领域，“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一方面，文化交往通过消解“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使文化由民族性向世界性不断发展，实现人类文明成果的普遍共享；另一方面，借助“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的机制，使各文化主体突破了自身“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最终指向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终极关怀，即唯有在充分发展的世界性文化交往中，人才能实现“真正的力量”的本质复归，完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跨越。
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交往理论的当代发展，其理论贡献集中体现在文化交往范式与价值理念两个维度。其在遵循“人类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型交往范式，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为首要法则。“尊重”既意味着坚持文明的平等性，即不同文明只有颜色之别，“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又体现出对文明价值差异的理解，每一种文明都“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针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等错误思潮，提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将马克思“世界文学”构想转化为双向互动的实践机制：既通过“走出去”战略构建中国话语传播体系又秉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的辩证态度推动文明创新。
在价值理念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价值”霸权，展现“和而不同”的政治哲学，对内破解了西方势力“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的意识形态渗透，又对外构建起了保障发展中国家平等追求自身权益的新型国际关系。可见，这种从交往范式到价值体系的全面创新，构造了一种新型平等国际关系，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提供了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指导性的中国方案。而从核心理念到国际关系新结构的转换，形成了一种新文明形态的基本范式，即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将朝着实现人的真正彻底的解放进一步迈进。
（本文参考文献略）
初审：黄华强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