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密集型养育作为一种以儿童为中心、强调高投入与强干预的养育模式，自20世纪末逐渐在西方社会兴起，成为社会学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系统梳理国外社会学领域三十年来关于密集型养育的研究，聚焦其概念演化、兴起背景与社会后果，可以发现：密集型养育的兴起是经济不平等加剧、福利制度收缩、新自由主义思潮蔓延，以及科学育儿话语与市场资本共谋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社会后果具体表现为：强化阶层再生产的代际传递机制，激化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引发父母身份认同危机与情感耗竭，抑制民众的生育意愿。北欧国家通过构建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完善儿童福利补贴制度及推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政策，有效地缓解了家庭的养育压力，为摆脱密集型养育困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家庭政策经验。对中国而言，走出密集型养育困境需进一步完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养育责任的社会化分担，并着力培育更具理性与包容性的儿童养育文化。

关键词：密集型养育；家庭教育；养育方式；“鸡娃”；儿童

近年来，儿童养育话题吸引我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鸡娃”这一网络热词持续成为舆论焦点。在网络语境中，“鸡娃”是指一种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教育现象：父母热衷于为孩子安排密集的学习活动，不断给孩子“打鸡血”以督促学业进步。“鸡娃”的核心要义是父母在子女养育方面的深度参与，主要表现为父母密集的经济、情感和时间投入，竭力为孩子创造持续长期的、全方位的教育支持环境，以提高孩子在教育升学系统以及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鸡娃”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当前阶段全球范围内儿童养育密集化浪潮在中国社会的本土化呈现。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欧美父母在养育时间投入和经济支出等方面均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一种投入大量经济资源、情感和时间的密集型养育（intensive parenting）模式逐渐流行起来。当下，密集型养育已成为理解养育的主流“意识形态”。

密集型养育的兴起吸引了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的关注。尽管国内学界已围绕密集型养育相关文献展开了系统的梳理与探讨，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两方面局限：其一，相关研究视野多局限于中国本土情境，缺乏对国外密集型养育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与研究；其二，已有的部分研究往往单独聚焦于“母职”（motherhood）或“父职”（fatherhood），没有将密集型养育置于整体“亲职”（parenthood）框架。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国外社会学视域下的相关研究进展，旨在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跨文化比较参照。

一、密集型养育的概念梳理及界定

密集型养育（intensive parenting）是由社会学家莎朗·海斯（Hays Sharon）的密集型儿童养育（intensive child-rearing）和密集型母育（intensive mothering）两个概念发展而来。海斯在其1993年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密集型儿童养育的概念，用以归纳美国社会正在兴起的一种新的养育意识形态。在随后的《母职的文化矛盾》一书中，“密集型儿童养育”的概念被“密集型母育”替代，深刻剖析20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的母职所面临的深层文化困境。海斯将美国社会正在兴起的密集型母育意识形态界定为“以儿童为中心，依赖专家指导，投入大量的情感、劳动密集以及昂贵的经济投入”。海斯从性别社会学视角阐述的密集型母育概念，可称为一种影响父母养育实践的规范性文化标准和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倡导母亲应全身心投入到养育活动当中，并努力营造一个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氛围。密集型母育意识形态主要包括三大信念：其一，母亲具有天然的养育技能，是儿童的理想照顾者；其二，养育应该以孩子为中心，并且是劳动密集型的活动；其三，孩子是珍贵的、可爱的、天真的和神圣的，需要被全方位保护。儿童养育具有特殊且崇高的地位。海斯的研究揭示了美国母亲如何面临密集型母育角色与工作之间的文化矛盾。

来自教育学和发展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对密集型母育有所丰富和发展。相关研究发现，儿童养育的密集化趋势并非只体现在母育方面，父亲在养育参与方面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密集型母育的概念逐步演变为密集型养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密集型养育的概念已经历一个从名词到动词的发展过程，早期的密集型母育是指母亲在养育子女过程中进行密集型投入的性别意识形态，而后期的密集型养育概念扩展到父母在养育实践过程中采取的密集型的养育方式和养育行为。概括而言，密集型养育至少包含三个维度的含义。第一，对应于性别意识形态或文化规范层面的密集型养育，有关研究强调了养育活动的性别化本质，侧重于关注密集型养育作为一种文化规范、意识形态对女性福祉的影响。第二，对应于养育方式层面的密集型养育概念，则从养育方式类型学的角度进行定义，可以视为权威型和专制型养育方式的混合。第三，对应于具体养育行为层面的密集型养育，主要基于父母养育实践的外在表现形式对养育活动的密集化程度进行定义。在实证研究中通常使用养育时间投入、资源投入和情感投入密度以及家长参与各种育儿活动的频率来衡量父母养育的密集度。

现代化发展程度及传统养育文化的差异使不同社会的密集型养育在实践方面呈现一定的特殊性。例如，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东亚泛儒家文化圈的社会中，密集型养育的核心驱动力是促进子女在学校教育中获得成功，典型特征是高教育期望和课内外教育的资源投入。中国父母的密集型养育实践主要围绕如何提升子女学习成绩和教育获得，在子女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全过程中进行深度干预，这种深度的教育干预主要表现为家长对孩子学习习惯的目标管理、升学路径的精准规划以及校外教育的无缝衔接三个方面。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虎妈”（tiger mother）、“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s）等与密集型养育相近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含义方面有不同的侧重，是密集型养育的不同实践形式。“虎妈”养育方式强调孩子对母亲的绝对服从，母亲通过制定一系列规则和要求对子女的教育过程和日常生活进行全方位的管控。“直升机养育”（helicopter parenting）是另一种高参与度、密集的时间投入和对儿童日常行为进行高度控制的密集型养育模式。采纳这一类养育方式的父母也被称为“直升机父母”，他们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的头顶，监督孩子的一举一动，并准备随时“俯冲”下来为孩子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密集型养育概念相比，“直升机养育”侧重于强调父母在养育实践中对孩子的过度保护与控制，以及采取与儿童发展不相匹配的养育行为和策略。“虎妈”和“直升机父母”这两个概念的共性是侧重于强调父母对孩子行为、心理的全方位控制与干预，因此这两个概念也常被视为过度养育（overparenting）。与“密集型养育”概念相比，“虎妈”和“直升机父母”的概念体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消极价值倾向，更多地出现在一些相对负面的语境当中。密集型养育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进入数智时代，数智化工具深度嵌入养育场景，拓宽养育的时空边界，重塑家庭教育生态。一部分父母开始尝试使用数智化手段协助养育，寻求更加科学化、精准化和个性化的养育支持，监控子女的日常活动。线上监护、媒介调解、精准养育等已成为数智时代养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密集型养育在数智时代衍生出新的维度。

综上所述，密集型养育是一种以孩子为中心，对孩子进行全方位关注和全面投入，以最大化儿童的未来发展潜力的养育文化规范、养育方式或养育行为。密集型养育的核心特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1）密切的亲子关系。家长以孩子为中心，高度关注孩子的心理、情感和认知发展需求。（2）高水平的养育期望。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职业发展和社会经济成就有较高的期望。（3）密集的资源投入。家长在子女养育方面进行大量的物质、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4）超常的监控与干预。家长对孩子的日常活动进行密切监控，注重深度的养育干预。（5）高度信赖专家权威。家长尤其关注养育行为和养育方式的科学性，信赖专家权威，依赖专家的育儿建议，热衷于购买市场化的养育服务（如影子教育）。

二、密集型养育兴起的时代背景

密集型养育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对此，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不同的解释框架。经济学家将养育策略选择视为一个理性的过程，认为家长的养育决策是个体的经济理性与外在约束条件（如经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取决于养育子女的“数量—质量”权衡和“成本—收益”比较。一方面，养育和教育作为现代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核心途径与社会地位获取的关键机制，其经济价值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父母采用密集型养育策略，不仅因其能够增强子女作为情感满足型“耐用消费品”的效用，更因其有助于子代应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劳动力市场，提升子女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品”的预期回报。另一方面，家庭结构少子化提高家长对子女资源投入的集中度。例如，中国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客观上促使家庭资源向唯一子女高度集中，从而强化养育实践的密集化程度。与经济学视角不同，社会学视角特别关注结构性转型与文化叙事如何作用于个体的社会行动，塑造整体性的社会事实。社会学视角的相关研究认为，密集型养育起源于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制度变迁与文化价值观演变，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催生阶层地位焦虑，密集型养育成为规避阶层滑落的策略。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与经济不平等的持续上升深刻地重塑家庭的养育决策逻辑。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与劳动力市场竞争，强化父母对子代未来阶层地位的担忧，即“阶层地位焦虑”。尤其对于中上阶层而言，其本身面临更高的地位下降风险，因此对子女可能落入不利阶层位置的忧虑更为强烈。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如美国），父母更倾向于采取密集型养育方式；而在瑞典等北欧低不平等国家，养育方式则相对宽松。教育理性选择理论从“地位下降回避”角度阐释了这一关联：优势阶层子弟因面临更显著的地位下降风险，故有更强动机投资子女教育。由此，经济不平等的攀升普遍引发了中产及以上阶层的“阶层地位焦虑”。为应对子代阶层地位的不确定性，中上阶层父母开始精细化规划与组织子女发展的方方面面，为他们的未来铺平道路。

第二，新自由主义将儿童养育责任向家庭转移，密集型养育逐步成为父母管理子女发展风险的一种策略。20世纪中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日益强调个人责任与自我风险管理，呼吁收缩国家对集体性社会问题所负责任。在公共政策层面，新自由主义推动儿童养育从公共责任演变为家庭风险管理行为。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公共成本削减政策逐步消解教育的公益性，推动其向私有化、市场化方向转型。在家庭教育方面，新自由主义将家庭教育界定为私人化、个体化活动，主张国家应减少对儿童养育的直接干预，强化家庭单位（unit）在教育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要求父母承担儿童发展与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甚至将教育不平等、失业、吸毒、犯罪等社会结构性问题归因于家庭养育的失职。在此逻辑下，精细化的家庭教育被建构为防控儿童发展风险的“科学策略”与治理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案”。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鼓励家长通过市场途径获取教育服务以满足儿童的多元化发展需求，这直接催生课外补习市场的繁荣。作为新自由主义社会背景下的风险管理策略，父母（尤其是中产阶级父母）通过最大化投入来确保孩子在日益竞争性和不确定的社会中获得成功。这种“市场化养育”模式不仅强化了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更将家庭养育行为深度嵌入新自由主义的“自我负责”叙事中。

第三，科学主义养育文化的话语霸权强化了父母的“养育焦虑”，养育行为逐渐演变为一场衡量“好父母”的“道德竞赛”。20世纪后期以来形成一些特定的养育文化规范，涉及生育和养育观念、童年观和家庭教育理念等多个方面。童年观和养育观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历史和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种认为儿童是脆弱和易受伤害的“脆弱童年观”开始兴起，这一观念开始强调家长要对孩子进行全方位的发展风险管理。20世纪90年代，发展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改造了家长的养育观。其中，建立在脑科学基础上的“新大脑研究”的科学权威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大脑研究”通过脑成像、基因分析等各种技术手段来探索大脑各个区域的结构、功能及其与认知、行为和心理过程的关系，推动了儿童发展研究的范式革命，相关研究结论强调家庭养育对儿童大脑发育的重要性。“新大脑研究”的科学权威塑造了一套以“童年决定论”（childhood determinism）和“父母决定论”（parental determinism）为核心的儿童养育文化规范。首先，“童年决定论”建立起儿童早期发展状况与终身发展成就之间的因果关联，强调童年阶段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要求父母应格外关注婴幼儿阶段的大脑发育对儿童长远发展的影响。其次，“父母决定论”成为一种新的“养育决定论”，它强调儿童脆弱性的同时，极力推崇儿童发展的可控性及父母角色的重要性，将高质量的养育浪漫化、神圣化。因此，一种新的养育理念逐渐被父母普遍接纳：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资源和养育知识，做出“唯一正确的”养育投入，就能保证孩子未来的成功和幸福。以“父母决定论”和“童年决定论”为核心的密集型养育的话语使养育行为逐步变成一种“道德竞赛”：谁为孩子花的时间和金钱更多，谁就是更“尽责的”好父母。

第四，经济系统利用密集型养育话语作为养育营销的文化资源，使养育知识走向商品化。在密集型养育话语的诞生和传播过程中，商业部门和大众媒体推波助澜。一些商业机构和媒体以“科学养育”为名，将儿童养育包装成高度技术化、标准化的活动，刻意营造并强化“完美主义”的养育文化；这些机构通过系统化的父母教育项目，极力夸大儿童成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并将其具象化为可量化的指标。同时利用民众对“最优养育”的追求和对“不当养育”后果的恐惧，制造、传播“养育焦虑”，进而推动父母不断提高养育标准。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理念被不断地强化：在家庭教育中，仅仅由父母作为儿童发展的“风险管理者”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科学化、专业化的养育指导。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借助商业机构和媒体的力量，养育与基因一起被塑造成为决定儿童发展的两个核心因素，密集型养育逐渐演变成为“科学养育”的权威方法，其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日渐突出。资本开始在儿童养育方面不断寻求新的消费增长点，围绕儿童养育的消费文化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父母通过市场方式购买各种养育资源与服务，基于养育的社会攀比蔚然成风。一些母亲开始沉迷于购买与儿童有关的物品和服务，借此来证明自己作为“好母亲”的价值以及自己有能力按所谓社会期望的方式养育孩子。儿童养育开始卷入到消费主义话语体系当中，从自然的家庭实践异化为一场为争夺儿童发展机会的“养育锦标赛”。

综上所述，儿童养育的密集化趋势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经济转型与文化变迁，其形成机制体现为多重力量的共同作用：经济理性与文化焦虑的相互强化、国家福利职能弱化与家庭责任扩大的同步演进，以及科学话语与市场逻辑的共谋建构，等等。正是这些结构性、制度性与文化性因素共同影响，将当代父母推向密集型养育的轨道。

三、密集型养育的社会后果及其反思

密集型养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一直是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学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涉及儿童认知能力、学习成绩、心理健康和社会性发展等儿童发展的多个维度，国内已有相关文献评述，本部分主要立足于社会学视角，梳理儿童养育的密集化趋势所衍生的多维社会后果。

第一，“养育陷阱”与社会阶层固化。密集型养育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社会不平等是密集型养育兴起的一个原因，而且也体现在密集型养育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分层意义。密集型养育既可能促进社会流动，也可能加剧阶层再生产和社会不平等。有研究表明，与放任型养育方式相比，权威型养育方式下成长的孩子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高，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流动，缓解阶层固化问题。然而，这一结论成立的前提是不同阶层家长在养育方式上不存在阶层分化与变体。尽管不同阶层父母在子女养育投入的心理动机方面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但其实际养育能力却受到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结构性资源的限制。大量研究表明，尽管密集型养育是一种在各阶层广为盛行的养育方法，但不同阶层之间的养育实践方面的差异依然明显，甚至有扩大的趋势。无论是作为整体性概念的养育方式、养育投入、还是养育价值观，不同阶层父母的养育观念和养育实践差异悬殊，甚至同一阶层内部也出现类似的分殊。如果优势阶层的养育实践更加密集，而低收入阶层面临的资源约束使其始终会与高收入阶层在养育方面维持着差距，那么密集型养育则可能成为优势阶层实现地位再生产的重要微观机制。更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不平等的扩大也在通过资源分化效应和认知建构效应，逐步拉大不同阶层在密集型养育实践方面的差距。一方面，经济不平等扩大了不同阶层在可支配资源上的鸿沟。低收入父母往往无法承担密集型养育所需的资源投入与时间成本，不同阶层的养育投入不断分化。另一方面，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父母对社会不平等的理解不同，养育实践也各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对社会不平等更为敏感，从而更加主动地增加养育投入，提升养育实践活动的密集化程度。最终，养育差距的扩大进一步转化为教育成就和地位获得的不平等，弱势阶层家庭因资源与认知双重受限而陷入“养育陷阱”（parenting trap），即养育投入的不足不仅成为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无法摆脱持续低阶层处境的原因，也作为其结果——社会不平等扩大了养育投入的阶层差异，带来不同阶层儿童教育成就和地位获得差异。由于缺乏足够的养育投入，弱势阶层子弟相对较低的教育成就也难以帮助他们实现阶层向上流动。家庭养育由此成为阶层固化的一个重要微观环节。

第二，女性“工作—家庭”平衡困境与性别不平等。密集型养育加剧了女性在公共领域（职场）与私人领域（家庭）之间的角色冲突。一方面，密集型养育意识形态使母亲面临职业责任和母育期望相互冲突的文化矛盾，这可能会增加女性由于“工作—家庭冲突”带来的严重压力与焦虑。密集型养育带来的经济压力和现代化带来的平等化的性别意识形态呼唤女性走出家庭进入职场，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提升收入和实现个人发展的事业当中。而密集型养育意识形态又要求女性作为社会再生产者主动承担起养育子女的主要责任，投入更多的时间、情感和资源助力子代的健康发展。两种文化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工作—家庭冲突”，将女性置于更加矛盾的角色困境当中。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无偿照料工作的性别差距迅速扩大，密集型养育促使母亲承受前所未有的“工作—家庭”平衡压力。另一方面，密集型养育的盛行可能会强化传统的养育分工模式，带来家庭领域中更为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受到刻板性别规范的影响，女性长期被视为养育责任主要承担者，养育相关的活动也一直被视为“女性化任务”（feminine-defined task）。在儿童养育密集化趋势的背景下，以母亲为儿童养育核心参与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并未得到根本性扭转，绝大部分的儿童照料的任务仍然由母亲承担。在密集型养育意识形态中，儿童养育的多数要求都是针对母亲提出的。母亲不仅需要更多时间投入，还需要具备多线任务处理能力，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安排更严格的时间日程表，投入更长的与孩子独处的时间以及更多管理照顾儿童的总体性责任。因此，密集型养育不仅会对女性的职业生涯（公共领域）造成负面影响，也会造成家庭领域更为严重的性别不平等。

第三，“好父母”的身份认同困扰和“情感耗竭”。密集型养育相关的不切实际的养育文化规范可能会使父母（尤其是母亲）产生严重的“养育焦虑”和身份认同危机。当前，密集型养育已成为父母建构身份认同的一种新的手段，父母通过精细化的养育实践进行自我建设与自我肯定。但学者更多的担忧在于，密集型养育作为标准化的文化脚本与客观现实情境存在矛盾——文化期待与现实行为的差距则是“养育焦虑”和“情感耗竭”的根源。一方面，作为一种刻板的性别规范，密集型养育文化规范迫使女性努力迎合一种不现实的角色期待。当母亲们将自己的养育实践与主流育儿标准相比较时，她们不得不努力思考如何重构自己的身份认同，甚至会对自身无法“胜任”母亲角色感到内疚和自责。由于资源限制和专业知识匮乏，低阶层母亲往往有着更强亏欠感和挫折感。另一方面，密集型养育的文化规范要求母亲聚焦孩子各层次的发展需求，做出自我牺牲，这与西方社会大力推崇的以个人自主、经济独立、自我实现、个人权利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存在矛盾。越来越多的母亲将子女的成功视为自身价值的体现，优先考虑满足孩子的需求而非自身的需求，她们不惜以牺牲自己的职业发展、睡眠和个人休闲时间为代价，来保障孩子参与足够多的有助于促进智力发展和成就的各种活动。在一些西方国家中，尽管母亲的育儿时间大幅增长，但其工作时长却并未缩短，这表明她们通过挤压休闲娱乐时间以增加养育活动时间。精细且烦琐的养育活动限制母亲的社交和休闲，让母亲面临着严重的情感耗竭。

第四，高养育成本与低生育率问题。密集型养育与少子化形成恶性循环：少子化是密集养育的重要原因，同时密集养育高昂的经济成本（教育投入）、时间成本（精细化照料）及机会成本（职业中断）又进一步抑制民众的生育意愿和动机，影响人口的可持续性。在东亚社会，教育“军备竞赛”尤为激烈，当日趋精细化的养育危及个人福祉时，一部分民众的生育意愿和动机会受到抑制。一方面，密集型养育的高昂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给父母职业发展带来的机会成本是育龄人群在做出生育决策之前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那些担心儿童养育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的人往往不想生育子女。另一方面，养育密集化趋势和裹挟着消费主义话语的养育文化引发民众普遍的“养育焦虑”、“教育焦虑”，挫伤民众的生育积极性。一项基于瑞士的研究表明，与儿童权利的新定义及养育模式相关的新规范的传播使得养育的感知成本大幅增加，这是生育水平由“婴儿潮”向生育低谷断崖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也发现，民众的生育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生育和养育成本的约束，经济资源、时间限制和照料成本是抑制民众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四、走出密集型养育困境：北欧家庭政策的经验与启示

以瑞典、丹麦等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依托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传统，通过系统性家庭政策创新，构建了养育责任社会分担机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北欧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扩大了制度化的儿童养育支持，其核心逻辑是通过普惠性养育支持政策实现养育成本的社会化分担。尽管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提升劳动参与率和促进儿童发展，并非专为解决密集型养育而设，但在实践中却有效平衡父母的工作与家庭责任，显著减轻了家庭的养育压力。北欧社会的有关经验为中国社会走出密集型养育困境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健全儿童补贴制度，降低直接养育成本。瑞典、丹麦和冰岛等北欧国家将儿童照料置于家庭政策的核心位置，推行“去家庭化”的全覆盖、高质量普惠性托育政策，强调早期幼儿教育与保育并重（ECEC），并将其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统一提供。以丹麦为例，2015年，6个月至2岁儿童有接近九成登记于公立托儿所或小型家庭式日托机构。这种普惠性服务得益于政府的高额投入：数据显示，2019年，丹麦保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2%，位列经合组织（OECD）前列。通过社会化服务替代家庭内部精细化照料，不仅显著降低家庭养育的直接成本，也舒缓父母在时间与情感上的过度投入。此外，北欧国家已形成相对完善的现金补贴制度，通过“公共服务+现金补贴”的组合模式分担家长的养育压力。例如，瑞典的“儿童津贴”为每名16岁以下儿童提供每月约1250瑞典克朗的补贴，并对多子女家庭给予额外倾斜，切实缓解中低收入家庭育儿的经济压力。

第二，改革劳动制度，完善育儿假制度，削减间接的养育成本。在劳动制度方面，北欧国家通过立法保障劳动者享有弹性工作安排的权利，实现“工作—家庭”平衡，允许父母根据育儿需求灵活调整工作时间，以适应多样化的养育需求。例如，瑞典早在1974年就引入父亲带薪产假制度，并不断优化完善相关机制。目前，瑞典允许父母在子女8岁之前每周减少最多10小时工作时间，以便更好地兼顾育儿职责。在育儿假制度方面，北欧国家尤为重视通过父亲假期配额（daddy quota）促进性别平等和养育责任分担。例如，瑞典为父亲提供约13周左右的专属育儿假，另有43周的共享育儿假可供父母双方共享；冰岛实施带薪育儿假父亲配额，父亲有3个月不可转让的专属带薪育儿假和3个月的父母共享育儿假。此类制度有效激励父亲深度参与育儿过程，打破传统上由母亲主导育儿的责任格局，促进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与养育分工合理化。

北欧经验表明，破解密集型养育困境不能完全依赖家庭自我调适，而需系统性政策创新，通过国家干预将儿童养育从私人负担重新转化为公共责任。北欧经验的阶段性成功不仅源于制度设计本身，亦与其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价值基础密切相关。北欧国家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模式，政府具有一定的财政能力以支撑高投入的公共服务；同时，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公共育儿理念，对儿童养育的公共干预高度信任。此外，北欧社会的性别平等文化根基深厚，女性劳动参与率高，男性在家庭照料中的角色被社会普遍认可，这为政策的实施提供文化土壤。

相比之下，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与制度环境在若干方面存在特点：一是财政分担能力有限。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地方政府间财力差异显著，普惠性托育和育儿补贴体系的均衡推进仍面临较强的现实约束。二是文化观念差异明显。中国长期以来的家庭主义和子女中心主义文化传统，使家庭仍被视为儿童养育的首要责任主体，公众对政府介入家庭事务的接受度相对有限。三是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依然固化。女性仍然承担主要的照料劳动，工作场所灵活机制尚不完善，男性育儿假制度的执行率较低，性别平等政策的实际落实仍需进一步强化。因此，对中国而言，摆脱密集型养育困境不能简单地照搬北欧模式，而应在尊重现有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家庭政策体系。

近年来，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密集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从法律层面确立家庭教育支持体系，从教育改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入手，以应对密集型养育带来的社会问题。这些在家庭教育和育儿支持方面的政策“组合拳”，体现了政府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治理密集型养育问题的思路。一方面，通过法律法规和教育改革缓解教育“内卷”，引导养育行为回归理性。例如，近年来出台的《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强调要深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家长提供科学化、专业化和规范化的家庭教育指导；“双减”政策则通过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压力，遏制过度教育竞争，重塑健康的家庭教育生态。另一方面，国家正加快构建育儿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202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现金补贴制度，对0-3岁幼儿家庭提供普惠性育儿补贴，标志着养育成本社会共担迈出实质性一步，具有里程碑意义。展望未来，中国应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儿童养育中的责任，统筹推进托育服务扩容提质、育儿假制度改革、弹性工作制度推广及多层次补贴体系建设，逐步构建“可负担、可持续、可获得”的现代家庭支持政策框架，更好地分担家庭养育压力。

五、结语

儿童养育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而密集型养育却是一个新兴的现代性社会现象。在传统社会中，父母在口传身授中获得养育知识养育后代，以喂养、监护为核心的传统养育活动具有较强的经验直觉性和代际传承性。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对养育子女的理解方式和养育实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儿童养育走向密集化与复杂化，逐渐被建构为一项涉及多项要求，需要大量经济资源、专业知识和情感投入的复杂任务。如何应对儿童养育的密集化趋势已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一项全新课题。对国外社会学视域下的密集型养育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密集型养育兴起是对社会结构转型、制度变迁和养育文化嬗变的现实回应：经济不平等催生阶层地位焦虑，迫使家庭通过密集投入规避阶层滑落；新自由主义使养育责任个体化，使家庭（父母）成为风险管理的唯一主体；科学话语（如“童年决定论”、“父母决定论”）与市场逻辑共谋将养育塑造为需专业干预的“技术化”行为；而消费主义则进一步将养育转化为阶层身份攀比的竞技场，将父母推向资源透支与情感耗竭的困境。密集型养育及其带来的阶层再生产、性别不平等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社会后果值得高度关注。

社会学视角下的密集型养育研究为我们理解密集型养育兴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了解密集型养育概念及其话语变迁过程、分析密集型养育普遍化趋势的社会后果等问题奠定基础。国外密集型养育的相关研究和实践表明，密集型养育困境本质是文化期待与制度支持的失衡。密集型养育困境的破解，关键在于智慧地实现养育责任的社会化再分配，这要求通过系统性的公共政策重构责任分担机制。当前，一些国家已开始从育儿经济补贴、养育指导、劳动制度改革等方面介入，以缓解密集型养育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从实践看，充分整合政策工具包，让公共政策切实托底家庭教育和养育职责，或能逐步扭转儿童养育的过度“内卷化”趋势，推动社会向更公平、更友好的育儿环境转型。

近年来，国内关于密集型养育的研究虽有所增多，但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研究应充分借鉴国外社会学视域下的相关成果，聚焦具有本土特色的密集型养育现象，分析其对儿童和家庭福祉的影响，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如生育率下降、社会固化与代际公平等问题）。同时，鉴于儿童养育日益密集化的现实趋势，亟需加强密集型养育的系统性政策研究，以构建科学与包容的养育支持体系，缓解父母“养育焦虑”，提升儿童福祉。

（本文参考文献略）

Intensive Parenting in Western Sociological Studies: Contexts, Social Consequ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LiMing HuangJinghui

Abstract: Intensive parenting, as a child-centered parenting approach characterized by high investment and strong intervention, has emerged in Western societies 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 and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topic in the field of sociolog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ree decades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Western societies on intensive parenting, focusing on its conceptual evolution, contexts of emergence,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rise of intensive parenting results from the interplay of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intensifying economic inequality, the retrenchment of welfare systems, the spread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collusion between scientific parenting discourses and market capital. Its social consequences are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reinforc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mechanisms of class reproduction, intensifying work-family conflicts for women, triggering parental identity crises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suppressing fertility intentions. Nordic countries have effectively alleviated family parenting pressures through universal childcare services, comprehensive child welfare subsidies, and gender-equal parental leave policies, thus offering valuable policy insights for addressing intensive parenting dilemmas. For China, overcoming these dilemmas requires further improving family support policies, promoting the share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hildcare, and striving to cultivate a more rational and inclusive child-rearing culture.

初审：魏莉莎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