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道德发展阶段模型是科尔伯格道德发展和道德教育理论的核心。自其博士论文起，科尔伯格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普遍适用的人类道德发展阶段模型。这种兴趣贯穿了科尔伯格的整个研究生涯，并驱使他采用一种跨文化的普遍视角来看待人类的道德发展。道德发展阶段模型隐含着一种对人类道德发展和文化梯度关系的进化论预设，并强调这一模型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和适用性。科尔伯格的这一主张及其支持性证据表明，道德在本质上与文化无关。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可以辨别出一种定性的、逐渐更为适当的道德发展阶段模型。尽管该模型在西方文化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适用性在非西方文化中受到挑战。审视和考察科尔伯格提出的道德发展阶段模型在跨文化背景下的普遍性及相关论争，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

关键词：科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模型；文化进化论；跨文化论争

科尔伯格（Kohlberg）是现代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创立者，其提出的道德发展阶段模型为解释个体道德认知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框架。更为重要的是，科尔伯格将这一阶段模型的心理机制分析从狭窄的范围提升到对该领域的实质性哲学分析，并赋予了一种文化普遍性。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跨文化比较的不断涌现，道德发展阶段模型的普遍性和适用性受到了严峻挑战。因此，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并就其引发的跨文化论争展开考察。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道德发展阶段模型在跨文化研究中遭遇的挑战和争议并不能减损这一理论的意义和价值。

一、道德发展阶段模型及其文化进化论预设

1958年，科尔伯格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一篇雄心勃勃的博士论文《10至16岁时期道德思维与选择方式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Modes of Moral Thinking and Choice in the Years 10 to 16）。在博士论文中，科尔伯格首先指出道德发展研究的重点是个体的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而非道德行为，并对个体道德判断的推理模式进行了细致描述。为了让道德判断的研究易于实证分析，科尔伯格对“道德判断”进行了清晰的界定：（1）道德判断是一种优先于其他价值判断的判断；（2）道德判断是与自视为善或恶的判断相联系的；（3）道德判断所确证或依据的理由不限于特定情境中特定行为的后果；（4）道德判断倾向于更高程度的普遍性、普适性、一致性和包容性；（5）道德判断被行动者视作一种独立于不同个人偏好和利益取向的客观理由。在此基础上，科尔伯格将个人的道德判断发展定义为“对正义和公平的思考和推理”，并将“道德发展”这个议题整合成一个独特的、统一的研究领域。受限于样本的数量，科尔伯格当时试图界定的是个体道德发展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s），而非真实的、严格的道德发展序列阶段（sequential stages）。伴随着资料的收集与完善，科尔伯格开始用“道德阶段”（moral stage）替代道德类型，并提出了“三水平六阶段”模型。这一模型在科尔伯格1969年发表的重要论文《阶段与序列：社会化的认知发展取向》（Stage and Sequence： The Cognitive-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Socialization）中得到系统呈现。个体的道德判断被分成前习俗、习俗和后习俗三种水平，每个水平包含两个连续的发展阶段。它们依次是：服从与惩罚定向、天真的自我利益定向、好孩子定向、维护权威和社会秩序定向、契约的法律定向、良心或原则定向。

科尔伯格对这个道德发展阶段模型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并归纳为四条原则。第一，阶段发展的序列是不变的。个体的道德发展必须依次遵循既定顺序，如果未经历紧邻的前一阶段的发展，就无法进入更高阶段。第二，个体在阶段性发展中无法理解超出其当前阶段以上的道德推理。一个处于第二阶段以自己的愉悦为标准区分好坏的人是无法理解第四阶段基于固定社会义务的道德推理。第三，个体在阶段性发展中会被吸引到比自己主导阶段高一个层次的推理。科尔伯格断言更高阶段的推理在认知上比低阶段的推理更为充分，因为它能以更加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问题和困境。第四，个体只有经过认知失衡才能实现阶段的移动。如果个体在所处阶段的道德取向没有受到干扰，就不会有任何可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从这些原则设定中可以看出，道德发展阶段模型具有一种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这是因为受皮亚杰（Piaget）的经典著作《儿童的道德判断》（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hild）的影响，科尔伯格看到了儿童作为道德哲学家的品质，以及通过结构主义的方法建立道德发展基础理论的潜力。他坚信个体的道德发展是一个具有明确方向且持续的生长模式，其思维结构从“更原始的”到“更进化充分的”。不过，在对道德发展阶段划分的认识上，科尔伯格要比皮亚杰激进得多。道德发展阶段不应该只是一个描述性的分类概念，而更是一个事实性的分类概念。如果立足于一个更加充分的概念、经验和方法论的框架，个体道德发展的实证数据可以支持明确不变的阶段论主张。

基于这种不变阶段论的信念，科尔伯格致力于为人类的道德发展建立一个稳定且普遍适用的发展序列。围绕检验道德发展阶段模型的普遍适用性，科尔伯格进行了极为持久的跨文化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科尔伯格和同事在土耳其、墨西哥、新西兰、洪都拉斯、肯尼亚和中国台湾的以半文盲农民为主的村庄进行小规模研究，以评估道德发展阶段模型的普遍性。这些研究发现，在前习俗和习俗水平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显示出相似的道德推理模式。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跨文化研究，科尔伯格为道德发展阶段模型注入了一种文化进化论预设。他认为阶段性的道德成熟观念隐含了一个线性的、普遍的文化进化过程。道德阶段不仅在文化上是普遍的，而且还映射了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所有人类个体都可以按照相同的路径发展，只是发展速度可能有所不同。特别是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后习俗阶段）代表了道德推理的成熟形式，对应着最成熟、最普遍的文化模式。为此，科尔伯格采用了英国社会学家霍布豪斯（Hobhouse）在《道德进化》（Morals in Evolution）中对各类民族道德文化的分析结论，指出道德发展阶段模型除了是在揭示个体之间的道德差异，它也在演绎不同文化梯度的道德结构变化。它既是一种关于人类文化进化的本体论承诺，也是一种用人类理性加以描绘的文化梯度模型。这一模型提供了对不同文化背景下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这些观念是如何随着社会变迁而演变的深入洞察。特别是对从前习俗水平到习俗水平的描绘，这是任何社会、任何文化中的个体都必然要经历的道德成熟过程。

由此，科尔伯格呼吁所有类型的文化群体都理应在道德发展阶段模型中展示所有水平的道德推理。他强调，所有文化背景的个体都有能力达到模型中的所有道德阶段，并应努力鼓励和推动最高水平的道德推理。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不同文化中的道德发展差异，还能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道德进步和理解。在一些特定的文化群体中很难看到后习俗水平的推理，是因为这种文化不够复杂。这种复杂理应体现在个体的道德反思能力上，如果文化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反思的，那么其进化程度较低。对此，科尔伯格提出道德教育的关键是推动个体反思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继而审视和评价所接受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规范。个体应该具备一种超越群体偏见和文化束缚的道德意识，从而能够进行自主的道德推理和决策。因此，有效的道德教育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革命者，而不是美德的灌输者。换言之，道德教育是一个超越特定文化和社会背景的普遍现象。道德教育的方法理应能促使个体与不同的道德困境和文化观点进行对话，勇于对传统道德观念进行质疑和挑战。只有这样，个体才能发展出更为充分的道德心智。

二、道德发展阶段模型的文化偏见

在科尔伯格的主张中，道德在本质上与文化无关。在不同的文化脉络中，人们可以辨别出一种定性的、逐渐适当的道德判断模式序列。科尔伯格的这种取向遭到一大批文化人类学家的质疑。后者认为，道德无法从文化中抽离，它是不同文化群体的价值观、价值标准或规范的综合体现。在这些群体中，道德之所以具有力量，是因为它在文化脉络中占据了规范性的地位。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不同的规范性，因此不能对不同文化群体的道德规范进行价值比较。所有人类的价值观、信念、规范、制度和身份结构，包括关于对错和善恶的道德论证，都是一种习俗形态。换言之，它们都是人为创造的文化产物。这意味着所有的价值规范和社会结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文化装置，它不具备“客观”的正当性。

为了评估和检验科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模型的普遍性，文化心理学家斯内瑞（Snarey）全面调查了科尔伯格早期在2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45项小规模跨文化研究，详细审查了各种方法细节，包括样本大小、翻译差异、困境适应、面谈程序以及分数的平均值和范围。这项调查对道德发展阶段模型的普遍性提出了质疑。尽管不同类型的文化个体表现出了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的道德发展特征，但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并不普遍存在，而是存在较大的模糊性。斯内瑞特别批评了科尔伯格在后习俗阶段表现出的文化进化论倾向。他指出，经济和技术落后的文化群体，其道德规范（例如语言和信仰体系）可能更加复杂。这些文化群体的成员即使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对习俗和规范的理解也不一定低于工业化地区的个体。因此，斯内瑞认为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模型存在单一文化的偏见。将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设定为原则性道德，这反映了一种特定文化的世界观，这种观念自启蒙运动以来获得了声誉，并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中得到延续。这种观念往往将那些无法完全尊重个体自由和权利的文化视为简陋和落后。对此，斯内瑞呼吁在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模型和评分手册中增加更多的文化广度。

文化人类学家施韦德（Shweder）对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模型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这一模型是一种“发展式”的单一文化道德模型，核心在于将道德和文化视为同质性事物，并遵循特定的发展轨迹。这隐含着一种假设，即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之间存在道德上的高低优劣之分。无论是直觉判断还是道德推理，一夫一妻制在道德上就是比一夫多妻制更合理，民主制在道德上就是比专制独裁更优越。因此，道德发展阶段模型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偏好的层级制度。允许和支持个体享有应得的自由，这既是个体道德意识的进步，也是文化演进的方向。然而，施韦德指出这种理论只是为崇尚自由的西方启蒙社会准备的，缺乏普遍的文化适用性。在科尔伯格的跨文化研究中，很少有人能够达到后习俗阶段的根本原因是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在本能上拒绝用纯粹理性的方式来构建一个客观的道德观念世界。在科尔伯格那里被视为具有理性吸引力的特定道德原则框架带有浓厚的强迫性。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拒绝科尔伯格的后习俗阶段的道德原则，并不意味着其将道德定义为主观偏好，也可能因为他是通过其他概念起点来建构客观道德的。

施韦德进一步指出，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模型对作为个体的人进行了抽离，深植于一种个人主义的道德自我本体论之中。这就把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的人提升为一个“道德人”的规范模型。它的基本假设是，人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随着反思能力的培养，其道德推理的发展将趋向于最理性的方向。然而，这一模型只符合西方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严格区分自我和他人的笛卡儿（Descartes）分类系统的特殊实验结果。这种模型会造成其他生活在非西方社会个体的道德自卑，破坏了道德理论应有的容忍性。它缺乏历史根据，只关心如何认识人的“原子论”式的社会作用而无视他和社会之间联系的道德意义。尤其是在第五和第六阶段，该模型涵盖了“社会契约”和“个体拥有与外部社会独立且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观念。然而，这些观念实际上只是西方文化的狭窄范畴，或者说仅存在于受过西方教育的中产阶级成人之中。这意味着，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模型不必具有、实际上也不应具有道德的普遍性。这种阶段模型不应该被广泛地使用，它更多的是科尔伯格本人的理论想象和信仰陈述。它不仅隐含着判别出某些文化中“在道德上优越”于另一些文化的标准，而且降低了个人和文化之间的道德差异。道德发展阶段模型更关注不同文化群体所使用的或共享的道德原则及其相应的理由、依据和论证，而不太关心这些道德原则的实际用途，例如它们究竟是被谁使用以及何时被使用。

由此，施韦德指出道德发展阶段模型不仅隐含着一种文化偏见，还具有一种文化缺陷。科尔伯格的理论没有考虑不同文化在道德判断和价值观上的多样性，而是通过一个普遍的线性路径对所有文化进行评判，进而人为地制造出不同道德体系之间的不平等。这导致非西方社会的道德观念在该模型下被误读或低估，同时高估了西方本土社会的道德体系。例如，科尔伯格将个人自主性、权利和理性推理视为道德发展的顶峰，但这种价值观并不适用于所有文化背景。与此相应，强调集体责任的文化被科尔伯格视为停留在较低的道德发展阶段，然而这些文化的道德成熟度在其社会框架中同样复杂且有深度。概言之，科尔伯格有意将道德体系进行等级化排序，暗示某种体系更“高尚”或“先进”，但这实际上割裂了不同文化对道德与善的理解与追求。在这里，施韦德认为道德发展研究的核心应从发展心理学转向文化心理学，学会理解并欣赏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道德世界。当人们思考道德问题时，并不存在一个中立、客观、理性的位置来进行反思与比较。在不同文化语境下，个体对道德世界的意义探索和诠释是不可通约的，这意味着每个人在道德发展上都有潜力朝不同方向发展。文化应被视为多样且平等的，每种文化都应依据其自身的道德标准和内在的道德目标得到接受和承认。道德研究的方向在于营造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而非拘泥于单一理性的范式。

三、道德发展阶段模型的道德单一性

除了来自文化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批评之外，一些心理学家和伦理学家也对道德发展阶段模型的适用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科尔伯格的模型不仅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对道德的定义和理解也过于单一。科尔伯格将道德判断的理解局限在一种人类理性能力的范围之内，未能充分考虑道德判断的情境性和多维性。这导致道德判断的界定常常仅限于“公平判断”或“正义判断”的框架之中。这一狭隘的视角忽略了道德判断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情境中的复杂性。针对这一点，领域理论（Domain Theory）和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s Theory）均对科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模型的普遍适用性提出了批评。

首先是来自领域理论的批评。心理学家特里尔（Turiel）和努奇（Nucci）指出，科尔伯格对个体道德发展路线的线性描绘过于简单，忽略了个体在不同情境下对不同道德领域的反应差异。个体的道德判断可以划分为多个领域，包括道德领域、社会习俗领域和个人领域。道德领域涉及普遍伦理原则，例如公平、权利、伤害和正义；社会习俗领域与特定社会中的规范、礼仪和风俗相关；个人领域则关注个体的选择和偏好。这些领域在不同情境中有各自的规则和判断标准，个体会根据具体情境作出适当的反应。换言之，道德判断并非单一且普遍适用的过程，而是根据情境和领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道德领域，个体的判断基于普遍的伦理原则，具有跨文化的相似性；在社会习俗领域，个体的判断更多受制于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规范，这些规则可以随着情境的变化而改变；在个人领域，个体有更大的自由作出自主决策，不受道德或社会习俗的限制。

相比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模型，领域理论试图提供一种更加灵活且情境化的道德发展框架，以解释个体在不同情境下如何作出道德判断。特里尔认为，科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模型的缺陷在于未能明确区分道德、社会习俗和个人选择，从而低估了儿童早期的道德能力。在一些文化社群中，儿童很早就能理解道德与社会习俗的差异，并对特定行为表现出复杂的道德反应。例如，他们不仅能识别对错，还会结合情境和他人权利作出判断：撒谎通常是不道德的，但若是为了保护他人，则可被视为合理。这表明儿童并非机械遵循规则，而是能灵活应对道德情境，理解行为与情境的关联。更重要的是，这种复杂性并非源自儿童理性能力的提升，而是源自所属社群文化的复杂性，很多互斥的道德判断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甚至可以共存。这意味着个体的道德发展不是一个同质性结构，而是一个异质性结构。在日常实践中，人们对道德义务的感知常常超出伤害、权利和正义的狭隘范畴。正因如此，我们对道德义务的理解不能局限于理性规范或纯粹的认知框架。相反，我们需要承认嵌入文化中的多样化道德领域塑造了人类行为和社会互动。个体的道德判断发展并非科尔伯格线性模型所描述的逐级进化过程。儿童并非从单纯服从权威或基于自我利益的思维，逐渐转向更高级的道德理性思维。相反，他们在早期就表现出更复杂、多元和动态的道德发展模式。

其次是来自道德基础理论的批评。心理学家海特（Haidt）认为，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模型过于强调正义和权利，将它们视为最高的道德判断标准，却忽视了其他同样重要的道德基础。海特认为，人类的道德判断并非建立在单一的普遍原则之上，而是基于多种道德基础。这些基础在人类的不同社群和文化中通过演化逐渐形成，包括关爱/伤害、公平/欺骗、忠诚/背叛、权威/颠覆、圣洁/堕落等不同维度。每个道德基础都源自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对适应性需求的回应，因此个体的道德判断会受到这些不同基础的影响。这些道德基础是先于个体存在的，是一种受环境意外和历史意外影响的文化建构物，它不能被随意地改造和编码。人虽然是拥有意愿、需求和偏好的自主的个体，但他的道德判断必然受到所属社群文化的先天支配，其终究会在特定的文化中形成特定的道德规范。从人被生下来的那一刻开始，其已经是一个所属社群的“道德动物”。人的道德观念往往是文化传承的结果，而非完全自主的选择。人的道德生活史首先是对所属社群中习俗和标准的适应和展开。这也意味着，道德判断本质上是一种快速的、自动的、不在认知控制之下的文化直觉。

在道德基础理论的支持者看来，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模型之所以呈现单一性，源于其对文化差异缺乏敏感性。科尔伯格没有意识到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道德的疆域是不一样的。这种疆域并不只限于崇尚“自主伦理”的西方社会，也发生在崇尚“集体伦理”的东亚社会和崇尚“神性伦理”的印度社会。一些社会的个体会将公平和权利作为道德推理的核心，而另外一些社会的个体则会更重视忠诚、权威和圣洁的重要性。后习俗阶段在某些文化中的滞后或缺乏现象并不反映道德判断能力的差异，而只是由于研究者对不同个体的道德思维缺乏足够的文化敏感性。因此，道德基础理论认为，个体的道德发展路径无法用个人主义的文化来预先设定，它需要经由文化的参与而发生转换与改变。道德疆域在很多时候远远超出伤害、权利和正义的范畴，儿童的道德知识还有着其他的来源，例如文化习得和天生的道德直觉。道德发展研究不应强行比较或压缩不同文化的多样性，而应关注不同群体解决道德困境的方法差异。科学探索无需追求永恒真理和普遍不变性，而应寻找回应正义与自由问题的多种创造性方式。人类道德发展是否存在普遍顺序并无定论，是否需在多元环境中让儿童内化西方高阶原则亦存争议。

最后，无论是领域理论还是道德基础理论，都指出道德发展阶段模型在方法论上存在显著的文化限制。科尔伯格通过让受访者回答道德困境问题，并据此评估其处于何种阶段，但这种方法仅关注口头表达，忽视了更深层次的道德理解。批评者认为，科尔伯格的模型在研究中只选择了能够言语化的道德观念作为评估标准，忽视了那些难以清晰表达的道德理解。这种方法限制了对道德发展的多样性把握，难以全面呈现道德推理和行为的复杂性。事实上，在一些特殊文化群体中，个体未必擅长以语言呈现其概念或思维过程，他们的道德理解或许复杂和深刻，却难以准确言说。这种文化敏感性的缺失，让道德发展阶段模型在特定语境下无法捕捉个体真实的道德判断。一些跨文化研究发现，人们的道德理解通常超出其表达范围，道德观念往往通过社群文化中的默会知识或直觉影响个体的实践。关键在于观察一个人在社群中的行为，而非他们的言辞。道德观念不是个体的发明，而是通过文化成员在特定文化实践中的参与而“默默传达”给他们的。因此，评价个体的道德发展不应简单地以“阶段”方式呈现，而应采用更为复杂的“文化脚本”或“文化产品”来进行描绘。

四、科尔伯格对跨文化论争的回应

总结现有对科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模型的批评，可以发现其主要集中于模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问题，特别是后习俗阶段隐含的文化偏见和道德单一性。由于缺乏足够的经验证据和实证数据，后习俗阶段更多被视为科尔伯格基于西方本土社会的理论建构。虽然人类社会需要稳定的道德价值序列作为支撑，但不同社会的道德价值序列可能是不可通约的。这些文化论争提示我们，在探讨道德发展时必须考虑文化和社会差异，以及对道德观念的哲学解释。因此，道德发展研究应更多关注跨文化比较，揭示道德理念的多样性和动态性。面对争议，科尔伯格本人也曾作出回应。在后期著作中，他承认理论模型和研究范围的局限，认为需要引入额外的文化变量来解释道德现象的多样性。不过，对于“文化偏见”的批评，他坚称这是误解。他并不声称道德发展阶段模型在文化上是普遍适用的，即在所有文化中都有现实基础且可接受。他的本意是指道德发展阶段模型中的基本道德原则是普遍的，而批判者忽视了他理论之中的“方法论非相对主义”（Methodological Nonrelativism）倾向。这一立场主张，虽然文化之间存在道德标准差异，但研究必须采取非相对主义的方法。换言之，文化背景虽然不同，但理解道德发展仍然依赖某些超越文化差异的普遍原则。这些原则确保了道德发展研究能够在多样性的文化之间建立可比性。

科尔伯格相信存在价值性质的道德真理，这些内涵的道德价值并非简单的、想象的产物或随意编造的文化事物。就像物理原理界定了物理法则或物理现实一样，道德真理的持有者认为这些真理也界定了社会法则或社会现实。因此，道德发展阶段模型的提出旨在应对道德判断中的价值相对论。科尔伯格认为，道德不是个人品味或观点的问题。如果道德准则像语言或食物一样多元且平等，其尊严便会受损。在这一背景下，领域理论和道德基础理论因过度强调文化多样性与情境性，而体现出道德相对主义倾向，忽视了道德判断的规范价值。在科尔伯格看来，这些理论混淆了道德发展研究中“观察”与“规范”的区别。研究者确实能在不同文化中观察到多样的行为和心理发展，但这些现象不能直接转化为道德标准。个体实际持有的价值观与应当持有的价值观必须在规范层面加以区分。换言之，某种行为即使在特定文化中普遍存在，也不意味着在道德上值得追求。道德判断具有一种严肃的理性与非理性之分，既不能源自外部文化语境，也不依赖文化传递。道德判断的发展阶段体现了个体在道德推理结构上的本质差异，文化或可促进、延缓甚至阻碍这种发展，但无法改变其固有序列。这种阶段性还意味着个体的自我必须依循一个不变的层次顺序，才能形成道德。科尔伯格进一步将这个层次顺序提炼为一个反映互惠、平等和公平操作的道德判断形式。就本质而言，这种道德判断是个体自我构建的理性知识，是理性在个体中的映射。个体的道德成熟并非某种品质在不断改善，而是他对什么是道德、什么不是道德的理性意识不断增强。这种意识必须超越文化限制，冲击文化中不道德的成分，从而促进文化的变迁。

进一步看，科尔伯格关心的是界定和比较个体道德发展的逻辑层次，而非划定个体道德发展的内容特征。在他看来，道德不是文化的天然特征，而是规定性的。尽管道德阶段本身并不是一种理论，但作为对道德发展的描述，它们是逻辑分析的产物，而不只是心理学理论的产物。这意味着个体的道德判断可以用真或伪的逻辑项进行评估。个体的道德发展阶段必须具备一套逻辑的组织或理论上的解释，才能算作“真正”的阶段。在一个既定的序列中，每个道德阶段的各个方面必须在逻辑上涵盖其他每个方面，从而形成每个道德阶段之间的逻辑结构。正因为有这种逻辑性的保证，我们才能清晰地区分道德发展与单纯的社会化。那种将道德发展定义为个体对特定文化外部规范的直接内化的观点是严重错误的。要理解人类道德的力量和持久性，不能脱离道德真理或自然道德法则这些作为前提的逻辑项。道德发展阶段模型的核心在于，通过经验确认任何理性人都无法否认的前提中的道德概念，同时这种推导符合规范伦理学的演绎逻辑。这种推理逻辑的主要创新在于形成一个全面的价值内容集，并明确定义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构，从而以一种连贯的方式将个体展现的所有价值观类型与讨论的道德问题联系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看，后习俗阶段的提出旨在基于道德推理的经验数据来测试和完善伦理原则，以寻求道德直觉、理论原则和经验观察之间的一致性。第六阶段并非一种实证心理学的发现，而是伦理思想的理论方向。这意味着道德发展阶段的普遍性不会因跨文化挑战而动摇。作为一种规范伦理学主张，其根基的稳固与否并不取决于相关的文化心理学，而是需要在规范伦理学或哲学内部加以探讨。科尔伯格认为，这种普遍伦理学的诉求赋予道德发展阶段模型更广泛的适用性，而非局限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或心理建构。道德发展阶段模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于它充分体现了一种从描述性观察（“是”）到规范性标准（“应该”）的合理过渡。道德发展的阶段表达是根据形式化的方法来定义的，而更高的道德发展阶段理应更接近哲学家所定义的真正道德推理的形式化特征。毕竟，通过关于道德发展的实证探究来推测出某种发展方向的适切标准，这种推测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即使是价值中立本身也潜藏着道德倾向。

因此，科尔伯格承认，虽然将经验事实作为伦理标准的依据容易犯一种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但在道德发展研究中可以将这种谬误降到最低。通过经验的充分性和伦理的正当性，心理学家能够使这一过渡变得合理。通过展示道德推理阶段的经验观察，可以揭示普遍认可的伦理原则。对此，科尔伯格认为可以通过证明更高级道德阶段对普遍人类价值的贡献来正当化这些阶段。后习俗阶段不仅在认知标准上优于前面的阶段，而且在道德标准上也更出色。其推理方式之所以被认为值得追求并具有普遍意义，在于它以一种“反思均衡”的方式促进人类繁荣和社会合作。这理应是人类文化共同的发展趋势，即向更包容和原则性的道德推理发展。因此，可以通过更高道德阶段在增进普遍价值和人类利益方面的作用来论证其规范性和正当化。否则，个体的道德判断就没法像科学陈述那样被证实、被建立或证明为真，而仅是主观意见。科尔伯格的努力体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深层愿望，即通过科学研究和哲学反思建立一个普遍适用的道德知识体系，从而实现道德判断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为全球伦理对话和跨文化理解提供理论基础。这种追求并不限于他个人，也贯穿于康德（Kant）、罗尔斯（JohnRawls）、哈贝马斯（Habermas）等西方哲学家的工作。他们共同致力于寻找超越特定文化和历史情境的普遍伦理原则，以期为人类社会提供共同的道德基础。

总之，道德发展阶段模型是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核心。他毕生致力于该模型的整合与扩展，以形成一个涵盖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跨学科研究体系。通过实证研究和哲学分析，他试图揭示人类道德发展的核心要素，并识别一种超越文化和社会局限的普遍发展路径。这一研究动机凝聚了他对人类道德发展的深刻理解，对道德教育及相关领域意义重大。尽管该模型饱受争议，但其价值并未因此削弱。相反，跨文化论争推动了对其假设和框架的再思考，使我们能够以更全面和谨慎的视角理解文化因素在道德发展中的作用。

（本文参考文献略）

Seeking a Universal Model of Moral Development Stages——Cross-cultural Debates and Examination of Kohlberg’s Mo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Hu Junjin

Abstract: The model of moral development stages is at the core of Lawrence Kohlberg’s theory of moral development and moral education. Since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Kohlberg has been committed to establishing a universally applicable stage model of human moral development. This interest ran throughout his entire research career and drove him to adopt a cross-cultural and universal perspective on human moral development. The model of moral development stages implies an evolutionary presump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mor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gradation, while emphasizing its universality and applicability across cultures. Kohlberg’s assertion and the supporting evidence suggest that morality is essentially independent of culture.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people can identify a qualitatively distinct and progressively more appropriate model of moral development stages. While this model has certain explanatory power within Western culture, its applicability has been challenged in non-Western settings. Examin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universality of Kohlberg’s proposed model of moral development stages, as well as the related debates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s, helps us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Kohlberg’s theory of mo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Kohlberg; model of moral development stages; cultural evolution theory; cross cultural debates

初审：普清筠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