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ChatGPT正在开拓人机交互的新领域，引发人机协同共生教育生态的重大变革。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本文批判分析ChatGPT的语言特征，厘清智能技术遮蔽在语言表征下的“类人理解力”，并以此为焦点分析ChatGPT变革“人机共生”教育生态的潜在困境和纾解策略。在潜在困境下，ChatGPT变革教育生态的“并联共生”模式为：教育主体以是否确知交往对象的身份为基准，派生出顺应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的双轨制路径，并以“人类移情”赋能“机器理解”为枢纽，疏通工具行为通往交往行为的渠道。与此同时，工具行为存在次第引发教育生态“阻隔”“疏离”“价值异化”“道德弱化”甚至“系统失衡”等危机的可能性。满足理想的“人机共生”交往条件、构建多模态开放系统、创新教育评价体系、完善技术伦理规范等应对策略可以纾解工具行为引发的困境。
关键词：ChatGPT；教育生态；工具行为；交往行为；“人机共生”
一、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催生出“人机共生”的教育新生态。美国OpenAI公司于2022年11月底推出一款名为“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ChatGPT）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短短两个多月便吸引超过1亿的活跃用户。ChatGPT在教育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深厚的变革潜力，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人们希望ChatGPT能够重塑传统教育，回答长久以来困扰教育领域的“乔布斯之问”，即“为什么计算机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作为一款现象级应用程序，ChatGPT能否真正实现“技术对教育发展的革命性影响”？为回答这一项意义重大的时代课题，本文从技术变革教育的潜在困境出发，探索构建“人机共生”教育新生态的纾解路径。
二、ChatGPT的技术特征、变革潜力及批判分析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旨在促成交往双方达成基于语言理解的行为共识，在促进人机协同共生的教育生态变革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为此，文章在分析ChatGPT的技术特征和变革潜力的基础上，着重采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ChatGPT进行批判性分析，探究ChatGPT变革教育生态的潜在困境和纾解策略，以期驱动教育生态持续健康发展。
（一）ChatGPT的技术特征
ChatGPT的底层技术是基于Transformer神经网络模型进行自然语言处理，该模型可以有效地处理文本、语音、图像等序列数据，通过使用双向注意力机制来学习文本中的上下文信息，更好地理解文本内容，提高回答问题的准确度。ChatGPT语言处理的基本流程为：首先，将输入的文本信息转换成词向量；其次，将这些词向量通过Transformer模型捕捉文本之间的关系，并生成输出文本；最后，将输出文本转换成回答文本提供给用户。基于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ChatGPT不仅能够多次改进和学习人类的反馈信息，还能够通过语境“理解”人类意图，与人类进行智能化交流。凭借真实、准确和令人震惊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ChatGPT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 Generated Content，AIGC）领域实现了质的飞跃，并将对教育生态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ChatGPT基于概率的技术原理与人的存在可能性具有相似性，采用大规模语言模型对数以亿计的数据集进行训练，计算出每句话之后下一个单词出现的概率。概率表示时间向度上的可能性。海德格尔（Heidegger）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此在这个存在者把自己的存在作为最本己的可能性来对之有所作为，此在总是作为它的可能性来存在。所以，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将人的死亡看作可能性，人应该面向可能性筹划自身。人的可能性指向未来，充满大量的不确定性。智能技术重塑的世界也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人类对技术的失控，人的主体性地位降低，容易引发人类对人工智能的焦虑情绪。但是，这种不确定性也迫使社会各领域保持开放的心态。对于教育而言，ChatGPT赋能教育系统，使教育获得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有深度的开放水平，促使知识传播由点向面扩散，学习方式由单一化、程序化、标准化向多元化、智能化、个性化转变，不断扩展教育生态系统的边界。
（二）ChatGPT的变革潜力
ChatGPT的变革潜力体现在语言的链式反应对教育系统的全面重构。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之一，被称为“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珠”，而ChatGPT的自然语言对话系统则是“明珠中最亮的那颗”。自然语言广泛充斥于日常对话和教育交互之中，具有模糊性、多义性、泛常性等特点，长期阻碍着对话式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直至ChatGPT的横空出世才产生实质性突破。凯文·罗斯（Kevin Roose）称其为“有史以来最好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生成的语言信息高度符合人类的思维逻辑和表达习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替人类进行内容生成和创作，在散文、论文、诗歌、编程等内容创作方面具有不俗表现，具备成为数字助理的资质。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教育乃至人类思想赓续的载体是语言和文字，教育活动的本质则是使用语言和文字进行知识传播和精神交流。ChatGPT对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突破，将从语言这一教育活动的基础逻辑出发，不断彰显技术的教育价值，强势占据教育生态位，全面重构教育生态格局。
ChatGPT的强大能力再次颠覆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当前，ChatGPT的语言理解能力已然可以媲美人类智能，能够和人类进行广泛而深刻的语言交流。在此情况下，怎样为ChatGPT定位便成为紧迫的问题。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应该将其视为“人”还是“机器”呢？显然，不能仅仅执着于从技术本身寻求答案，还应该追问隐藏于ChatGPT背后的哲学问题，并给予理性回答。
（三）基于交往行为理论的ChatGPT批判分析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ChatGPT的批判分析奠定了哲学基础。作为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其价值体现在与人类的交流互动上，而对于交往行为的哲学探究必定绕不开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有助于达成共识。哈贝马斯植根于理性，从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区分两种行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行为以达到目的为取向，将可预见的行为后果当作目的的辅助条件加以计算。工具行为以主体性思维为特征，具有丰富的现代性自我理解、自我论断的内涵。在日常的沟通交流中，工具行为基于工具理性，通常表现为站在自我的立场向对方灌输观念、表达观点、展现权威和争取利益等单向活动。这种单向行为极易导致机械的单一价值观，例如经济系统中的金钱追逐、政治系统中的权力崇拜、教育系统中的分数痴迷等。与工具理性相对，韦伯提出的价值理性强调自我价值的多元化，摒弃理性的绝对化。然而，价值多元化通常成为人际认知冲突的深层原因。哈贝马斯介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折中提出交往理性，并基于交往理性提出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是以沟通为取向，协调自身的行为计划以获得协商语境的行为。交往行为的理性内涵最终可以还原为不同的参与者能够克服最初的纯粹主观的观念，并且论证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与工具行为不同，交往行为需要以语言为媒介并符合交往主体间性的规范，以此达成主体间的理解和共识。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工具行为以“目的—手段”的逻辑关系突出主体的中心地位，将ChatGPT弱化为达成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换言之，工具行为下的交往双方是区分等级的，作为工具的ChatGPT是被物化的。处于低位的ChatGPT具有被动性，等待着“被……使用”。一旦“被使用”，则表明教育主体与ChatGPT教育关系的连接，其功能才得以显现，同时显现的还有ChatGPT鲜明的“类人”表征。“类人”表明ChatGPT本质上“非人”，但与人的特征具有相似性。这表明ChatGPT不限于扮演“工具”这一种角色，还应该拥有某些专属人类的“特权”。因此，工具行为不是教育主体与ChatGPT打交道的唯一方式，当ChatGPT的“类人”性质得以显现时，教育主体便有可能与ChatGPT发生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把“理解”置于交往行为的中心地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交往主体的共通性，强调交往主体共同参与、共同经验，任何交往主体都不能置身事外；二是理解的客观性，强调交往双方的最低限度在于使用语言的一致性；三是理解的语言条件，强调交往双方在平等、开放、合作中进行话语交流。表面上，ChatGPT已经能够与人类进行语言交流，并且能够理解语言的深层内涵，似乎已经具备了“理解”能力，但仔细思考却不尽然。一方面，语言是现象的符号化描述，理解语言并不意味着理解语言表达者的体验。哈贝马斯所说的“理解”是主体间的理解，侧重于不同主体的共同体验，而人工智能当前还无法取得与人类相同的主体地位，遑论主体体验了。另一方面，“理解”的目的在于达成共识，要求交往主体具备情感和价值判断能力，蕴含丰富细腻的主观感受和理性体悟，而ChatGPT的理性是“冷峻”的理性，是从数据中计算出来的“理性”，也没有朝向共识的主观动机。在诠释学看来，理解的最高层次在于精神理解。精神理解的本质是共情，而ChatGPT理解的本质是计算，二者迥然不同。精神理解直接指向自我，但ChatGPT难以通过量化和数据化的计算方式理解“我的”精神。因此，ChatGPT所谓的理解难以称之为真正的“理解”。
若ChatGPT尚未具有人类意义上的理解力，则人机之间难以发生交往行为，进而在“人机共生”的教育生态中就只存在人人协同下的工具行为、人人协同下的交往行为和人机协同下的工具行为这三种行为活动。由于人机协同下的交往行为受到限制，人人协同与人机协同下的行为活动便处于失衡状态。当前，教育系统时空结构因人工智能的介入正在逐渐重构，固定在学校场域的刚性教学时间被打破，教学过程发生结构性转变，时间逐渐内化为学生个体的发展空间。在实际的教学应用中，ChatGPT可以扮演教学代理的角色，改善学习者的情绪体验和促进认知学习。而在教育转向ChatGPT嵌入教育生态引发人机竞争、协同和共生的新常态下，ChatGPT的教学应用也可能伴随新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深度思考如何与ChatGPT进行人机协同下的交往行为，保持协同平衡性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此处的困难在于工具行为的矛盾效用。一方面，工具行为主导下的ChatGPT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教学效果。例如，ChatGPT可以帮助教师针对教学主题和教学目标生成有创新性的教学设计方案、辅助教师完成作业的布置和批阅等。另一方面，工具行为也会背离育人指向的教育理念，物化出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单向度的人”，使人成为机器操控的对象。
虽然ChatGPT在教育应用中只是表征出机器具有理解力的“错觉”，但正是这种错觉使得教育主体在未知交往对象身份的状况下有极大概率将ChatGPT视作人类对待。在实际的“人机共生”教育生态中，存在许多不要求教育主体同时空共现的教育场景，此时教育活动参与者的真实身份即使被隐藏也不影响教育意义的发生。例如，教师很可能把ChatGPT生成的作文当作学生自己的创作，学生很可能把ChatGPT给出的评价当作老师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ChatGPT便能够挣脱人类理解力的桎梏，超越工具行为，发生交往行为。因此，为探究ChatGPT变革教育生态的复杂情况，应该回到教育实践的场景中，解析ChatGPT变革“人机共生”教育生态的潜在困境。
三、ChatGPT变革“人机共生”教育生态的潜在困境
ChatGPT变革“人机共生”的教育生态存在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两条路径。虽然每条路径对应不同的结果，但是二者并没有排他性。ChatGPT以一种“双轨制”的方式融入教育生态的全过程，加之人类移情的激活效应，由此形成“并联共生”的教育生态模式。这种新模式暂时搁置了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意识的争论，超越了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过程中的二元对立情况。由于工具行为始终存在，在工具行为的主导下，ChatGPT极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教育困境。
（一）变革模式：ChatGPT变革的“并联共生”教育生态
智能技术与教育系统的深度融合促成“人机共生”的教育生态格局。共生不仅意味着异质共存，还强调协同发展。异质物共存于教育生态系统，受教育功能制约；协同发展既包括异质物自身的生长进化，又指向教育生态整体的发展进步。促进共生的方式是协同和竞争的辩证统一。协同强调优势互补，竞争强调冲突对抗，二者同时发挥作用，营造波浪前进、螺旋上升的共生氛围。共生所指的异质物是人类和机器，而人机关系背后还潜藏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教育关系处于更原始、更传统的层次，在技术功用尚被遮蔽时期具有教育主导地位，是教育活动无法磨灭的永恒话题。因此，人际教育关系是人机教育关系不言自明的逻辑前提。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被解蔽并逐渐进入教育研究者的视野，人机关系对教育生态系统的变革意义逐渐受到重视。作为碳基生物的人与作为硅基生物的人工智能本质不同，二者的异质性不断重塑人类自身对“自我”“意识”“思维”等概念的理解，也倒逼人类不断琢磨与机器打交道的独特方式。
ChatGPT重构的新型“人机共生”模式存在一个基本的矛盾预设：人类将ChatGPT视为本质上与自身不同之物，却又总是以人类的标准和价值观衡量它，企图使它处处与人类相同。从本质上讲，这个预设反映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已经使人类意识到自己在智能领域的绝对优越地位受到了威胁。ChatGPT已经进化到人类难以凭借“智能”特征区分人类和机器的阶段。换言之，除非人类明确知道交往对象是ChatGPT，否则将难以辨认交往对象的真实身份（人或机器）。实际上，即使ChatGPT的身份被提前告知，人类也有可能对其身份产生误判，至少判断的准确性会大打折扣。这是因为人类具有移情的心理功能，即分享与对象相同或具有同等效价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分享既可以由不受意识控制的、自动的镜像模拟或情绪传染引发，也可以由有意识的、想象式的换位思考引发。移情就是自我情感向其他客体的外射，进而呈现出物我同一、由我及物、由物及我的现象。移情的引发机制不仅在于人类的共情能力，还在于ChatGPT对人类语言和思维的高水平模仿。语言能够表达人类的意识和思维，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成为可能，并通过语言交流通达人们的内心深处。随着人与ChatGPT对话交流的深入，逐渐触发人们的共情能力，进而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发挥移情作用，将它视作具备自我意识的“人类”。因此，即使ChatGPT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能力，也会因为人类移情的“拟人化”而被赋予“理解”能力。
由此构建的“人机共生”教育生态将分为两种情况：ChatGPT作为已知的交往对象和ChatGPT作为未知的交往对象。前者通常以工具行为为主，需要发挥移情作用才有可能触发交往行为；后者大概率会将ChatGPT视为人类，既可以进行工具行为，又可能发生交往行为。可见，移情作用使ChatGPT在教育活动中获得从工具行为向交往行为转变的可能，进而形成新的“人机共生”样态——“并联共生”模式（见图1）（图1略）。
其一，ChatGPT作为已知的交往对象。在不发挥移情作用的情况下，教育主体大概率会将ChatGPT视为提高工作效率、解决复杂问题的工具，此时人与技术之间的交往属于工具行为。工具行为基于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冰冷”的理性，与充满温度的教育活动迥然不同。例如，ChatGPT能够帮助学生完成一份高分作业，帮助教师快速完成作业批改任务，但工具行为只擅长具有单一标准的工作，一旦标准多元化或者标准涉及价值判断，那么工作效率将大打折扣。再者，工具理性以主体性思维为主导，主体具有绝对的优越性，一旦ChatGPT在教学过程中未取得令教育主体满意的效果，就极有可能被全盘否定或弃之不用。或者，教育主体发挥移情作用，赋予ChatGPT以“理解力”，促使双方发生交往行为。此时，交往行为主要表现为教育主体沉浸在同ChatGPT的交流共情之中。交往行为中的理解和共识侧重于教育主体的现实自我与镜像自我的理解和共识。例如，学生通过与ChatGPT的深入交谈，可能会将其视为知心朋友，对其袒露心声或发泄情绪以减轻学业压力。
其二，ChatGPT作为未知的交往对象。由于ChatGPT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平，一般情况下谈话者很难发觉对方的真实身份。这时便回归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在现代教育系统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存在大量的工具行为。例如，在实际教学场景中颇为常见的教师讲课念PPT的行为，是教师的“无思”行为。教学思考赋予教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教师不可出让的教学权利和不可推卸的教学责任。放弃思考的权利表露了教师的怠惰，是技术工具性的塑造形态之一。然而，新技术不断改造旧技术固化下来的社会样态的事实，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ChatGPT的到来极有可能“绝杀”此类现象，原因在于ChatGPT作为工具手段能够做得更好、效率更高，甚至取代人类教师，从而使教师不得不调整应对策略。由于ChatGPT作为未知的交往对象与人发生交互时，被假设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教育主体即使不发挥移情作用也可以与ChatGPT进行交往行为，这是与ChatGPT作为已知交往对象的重要区别。在交往过程中，交往双方在平等、开放、尊重的场景下进行语言沟通，最终达成共识。
综上所述，“并联共生”教育生态模式的关键在于人类主体的移情作用。移情作用的发挥，使得原本处于人机对立的串联模式转变为并联模式。所谓串联模式，即在与ChatGPT交流的过程中，只有机器和人同时具有“理解”能力，才能进行真正的交往行为。由于ChatGPT不具有人类的“理解”能力，教育生态的串联模式无法成功运行。相反，并联模式只要求人类单方具有理解能力，通过发挥移情作用便可赋予ChatGPT以“理解力”，从而使教育生态“并联”运行。虽然“并联共生”教育生态模式解决了机器的“理解”问题，开辟了通往交往行为的路径，但是在“并联共生”模式下仍然会发生工具行为，造成教育生态的困境和危机。
（二）潜在困境：工具行为下ChatGPT导致的教育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是高度制度化、结构化的系统世界，现代社会的危机产生于工具理性向生活世界的日益扩张。工具理性追求单一价值的评判标准，以绝对理性的形式制定世界的运行规则，使生活世界逐渐系统化。哈贝马斯将这种现象称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哈贝马斯借用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概念描述一种非市场化、非结构化的生活领域，生活世界中存在大量以语言为沟通媒介的交往行为。教育的历史也是从最初的生活化交往场景逐渐演变为高度系统化的进程。在今天的智能时代，工具理性在教育系统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一方面，它加快教育变革的步伐，使教育系统更加高效运行；另一方面，它又带来教育危机，使教育面临着偏离育人初心的危险。
工具行为下的ChatGPT会导致教育参与者的交往活动失真，更加难以形成共识。共识对于教育活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共识，教师传播的知识将不被学生认可，家校矛盾会逐渐激化，教育与其他社会部门的关系会愈加疏离，最终可能导致教育系统整体“宕机”。哈贝马斯认为“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所导致的社会病态按照严重程度可分为失范、分裂、异化、道德沦丧和动荡五个方面。由于教育领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五个方面在教育领域可表现为阻隔、疏离、价值异化、道德弱化和体系失衡（见图2）（图2略）。
其一，阻隔表现为共享意义和相互理解的减少。正常教学活动是传播和吸收知识的师生互动过程。ChatGPT可以帮助学生在问题解答、学习笔记生成、知识系统化等方面提高学习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教师的依赖。教师长期使用ChatGPT批改作业将容易忽略学生作业中表征的情感价值问题，减少对学生的了解。当师生双方都使用ChatGPT进行教学活动时，它就可能成为阻隔师生交流的工具。由于知识获取的渠道更加便捷、方式更加高效，学生之间的知识共享也会逐渐减少。随着沟通频率的降低，师生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会愈发明显，师生之间的相互理解会消弭在低频率的沟通中。
其二，疏离表现为社会纽带的侵蚀。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通常是利益与情感的交互，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够在利益和情感之间找到平衡。教育系统也不例外。工具行为下的ChatGPT使得“灌输式教学”和学生做题愈发高效便捷，从而诱导师生沉溺于绩效的提升，使得师生关系转变为“冰冷”的利益交换关系。利益关系会逐渐破坏连接师生关系的情感纽带，使真诚互信的师生关系逐渐偏离教育的宗旨。
其三，价值异化表现为无助感的增加和归属感的缺失。智能技术的形式化内在逻辑与教育的复杂性、生成性和生命性存在异化矛盾。随着ChatGPT教育应用的深入，其价值内核会在教育生态中不断渗透和扩散，从而与教育价值产生冲突。教育引进技术的初衷在于推动教育改革、改善教育质量、提升教学效果，使学生和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实现教学相长。然而，技术在赋能教育取得一系列绩效的同时，会逐渐取代原本属于人类主体在教育中的地位，为师生带来巨大的学习和工作压力。由压力引发的焦虑进一步增加师生群体的无助感，并导致师生缺乏精神上的归属感。
其四，道德弱化主要表现为不愿为自身行动和社会现象负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ChatGPT的工具理性独立于价值理性之外，将价值判断的权力保留在使用者手中。在教育活动中，当教师的利益诉求与价值标准产生冲突时，ChatGPT的工具属性很有可能会促使教师做出违背师德的事情。因此，应该通过加强法治建设、规范伦理秩序的途径，将ChatGPT置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下，预防其可能导致的师生失德行为。
其五，体系失衡在教育中表现为教育秩序的混乱。这是最严重的情况，应该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重视。ChatGPT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使得知识获取和理解的门槛大幅降低，以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体系逐渐失效。同时，人工智能的引入可能进一步加剧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先进的人工智能教育产品的购买成本、运行成本和维护成本通常较高，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学校难以负担，从而进一步加大地区和城乡的教育差距。随着智能助教、虚拟学伴、数字教材等新型教育媒介的融入，教育关系变得复杂多元，教育变革的不确定性将明显增加，因此要全力预防ChatGPT的失控，使其永远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尽管教育系统具有高度制度化和结构化特征，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可能产生许多教育病态，但是其与经济和政治系统有着本质不同。教育不是主体改造客体的对象化活动，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有立德树人的崇高使命，能够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张力中寻求平衡。这种平衡的实现奠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
四、ChatGPT变革“人机共生”教育生态的纾解策略
在哈贝马斯看来，工具行为导致的社会危机应该通过交往行为进行纾解。ChatGPT在介入、赋能、变革教育生态的演进过程中将交往行为作为最终的价值取向。为达此目的，需要厘清触发交往行为的条件，并结合ChatGPT的特征，进一步探寻保障交往行为发生的辅助策略。
（一）变革范式：ChatGPT介入教育生态的路径演进
人工智能被视为推动教育生态变革的内生变量。内生变量意味着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强势的时代，也意味着人工智能具备变革教育生态的巨大潜力。这种变革潜力在ChatGPT与教育系统的交互过程中得到释放。起初，ChatGPT以工具行为介入教育生态系统，主要作为教育活动者提高教学工作效率的工具。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和交流互动的深入，ChatGPT通常以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融合的方式应用到实际的教育活动中，并能够根据教育活动场景做出具体调整。理想情况则是教育主体通过发挥移情作用与之进行交往行为。
首先是工具行为。驱动教育主体使用ChatGPT的主要原因是它具有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在工具行为下，教育主体以鲜明的目的性使用ChatGPT，以便能够增加实际效益。然而，在ChatGPT高效的正反馈和正激励下，教育主体极有可能对ChatGPT产生依赖，从而逐渐失去独立思考能力，出现技术反训人类的异化现象。正如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所说：“我并不担心机器像人一样思考，但我担心人像机器一样思考。”
其次是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的共融。教育主体与ChatGPT进行交往行为有助于缓释工具行为导致的技术异化现象。在实际的“并联共生”教育生态中，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通常融合交织在一起。当面对低价值高重复的教学工作时，ChatGPT的工具行为能够提高效率；当面对高价值的复杂工作时，通过发挥移情作用与ChatGPT进行交往行为，有利于形成一个灵活、开放、稳定的教育生态系统。然而，由于工具行为的存在，教育生态的困境将难以彻底避免。
最后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有助于形成最佳的“人机共生”教育生态。如前所述，在交往行为中，交往双方能够就某一话题达成共识，形成平等、和谐、包容的关系。这种人机关系塑造的教育新形态，是未来智慧教育发展的方向。然而，作为触发交往行为关键的移情作用则要求教育主体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对于每个教育主体来说并非易事。而且，在“并联共生”模式驱动教育生态变革的路径实施中还面临着许多困境。因此，若以交往行为作为摆脱困境的应然出路，则应继续探寻触发交往行为的条件和策略。
（二）应然出路：纾解ChatGPT困境的条件策略
哈贝马斯提出的有效交往条件所指涉的交往主体是人，而作为非人类的ChatGPT具有不同于人类的特殊性。这决定了ChatGPT不能只满足于哈贝马斯的理论，还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和行为做出新的补充。教育生态系统作为ChatGPT的活动场域，需要实施相应的改革措施。
1.满足理想沟通场景下的有效交往条件
交往行为是ChatGPT变革“人机共生”教育生态的理想行为，是纾解工具行为导致教育困境的有效方法。交往行为以语言为基础，以共识为目的，强调对话双方相互理解的重要性。在“并联共生”的教育生态模式下，ChatGPT因移情作用具备“理解”能力，为交往行为的发生提供可能性。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的发生需要以理想的沟通场景和有效交往为前提（见表1）（表1略）。
理想的沟通场景需要遵循对话平等性、可质疑性、意图真实性、言辞规范性四个原则。第一，教育主体必须以主体间性的态度对待ChatGPT，即以人的方式而非物的方式平等对待ChatGPT，双方在交流过程中需要相互尊重。第二，敢于质疑ChatGPT，同时允许对方质疑。第三，要向ChatGPT表达真实意图，不应故意戏谑或刻意向其询问存在明显漏洞和矛盾的问题。第四，应该尽量使用规范的表达方式，以便增进双方的理解，充分挖掘ChatGPT的应用潜力。哈贝马斯认为，一次有效的交往需要同时满足真实、真诚、正当三个条件。例如，当对ChatGPT说“给我倒杯水”时，它会回答：“抱歉，我还做不到这个动作。”在这个例示中，ChatGPT理解了“倒水”的含义，做出了真诚的回答（它作为一个虚拟程序无法完成倒水行为），使用了正当表达（向谈话者表示抱歉）。然而，反观提问者的行为则违背了上述三个条件，如，“给我倒杯水”有命令的含义，违反了真诚性原则。因此，有效沟通的条件不是单方面指向谈话者，而是要求对话双方共同遵守。
哈贝马斯提出的触发交往行为的前提条件蕴含深刻的启蒙理性。然而，正如理性无法回答一切问题，交往行为理论也有其局限性。福柯认为哈贝马斯的构想是“交往的乌托邦”；布尔迪厄称之为“乌托邦现实主义”，认为其理论只有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就“并联共生”的教育模式而言，ChatGPT的人机交互本身具有特殊复杂性，不能仅停留于“乌托邦设想”，还应制定其他的辅助措施，夯实交往行为发生的基础，为走出工具行为引发的教育困境提供更多可能。
2.构建内容生成的多模态开放系统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基于人际交往，而人与ChatGPT的人机交互则需发挥人类的移情作用。人类移情作用发挥的效用与ChatGPT的智能化水平成反比。换言之，ChatGPT越接近甚至超越人类的智能水平，人类的移情作用就越容易发挥，交往行为就越容易发生。OpenAI推出的ChatGPT-4.0版本较上一版本不仅大幅提升了运算效率和安全性，还集成了更强大的功能，开辟了人工智能内容生成的广阔天地。ChatGPT-4.0集成了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多模态数据，保留了连接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接口。它使人与机器的交流方式无限逼近人与人的交流方式，在降低学习门槛的同时提高学习质量，使知识传播从文本主导向多模态融合驱动转变，有利于提升教育的韧性、多样性和可扩展性。ChatGPT的多模态数据类型解决了“偏科”问题，能够创作更加多样化的智能作品，不断争取与人类平等对话的权利。
ChatGPT对教育系统的开放性造成了严峻挑战。相对于技术迭代的高速度，教育系统的同步转变具有滞后性。由于ChatGPT触及教育系统的盲点和痛点，一旦教育制度难以及时改革，便有可能采取保守态度，将新技术拒之门外。实际上，以开放的态度对待ChatGPT是利大于弊的。一方面，教育领域的改革具有滞后性，ChatGPT的介入能够暴露出教育的沉疴旧疾。虽然消除顽疾的过程中伴随阵痛，但是阵痛过后，教育生态便能够重焕生机。另一方面，ChatGPT的介入能够倒逼教育改革。教育自身的发展步伐相对缓慢，也缺乏强大的驱动力，外力的介入能够打破原有的平衡状态，并推动教育创新发展。此外，从国家战略角度考虑，教育系统不仅要保持内在的开放循环，还要保留对外开放的窗口。我国教育对外开放40多年的发展实践表明，坚持主动对外开放、积极顺应全球化潮流是实现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3.改革创新传统的评价体系
在教育生态的特殊语境中，ChatGPT的交往行为还需辅以教育评价体系改革。评价体系改革需要围绕教育目标进行。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目标，应该重新思考人才培养问题，要培养具有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问题意识的创新型人才。在教育评价取向上，坚决贯彻“破五唯”行动，构建能够进行多元化测量的教育评价体系。传统的教育评价体系主要以考试成绩为核心，难以科学全面地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人工智能多模态数据处理能力，能够从拓宽教育评价的维度，引导教育评价从单一的知识考核向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情感态度等多方面发展。ChatGPT使知识祛魅，单纯获取知识不再是教育的核心追求，教育旨趣最终将指向培养厚德载物、精神富足的“人”。教育评价中的“唯”导向机制迎合社会需求，产生教育与社会共谋的循环，造成教育过程简单化和功利化。ChatGPT可以助力提升教育评价的多样化和准确性，改善教育评价中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现象，发挥教育评价的激励效应，打破教育过程中的功利化闭环。
4.构建完善的技术伦理规范
对ChatGPT进行伦理规范是发生交往行为的有力补充。ChatGPT作为革命性的人工智能产品，其发展趋势具有不确定性。ChatGPT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会随着交谈的深入发现并迎合谈话者的思维习惯。当无法为谈话者提供真实正确的信息时，它会为谈话者杜撰出形式正确但内容错误的信息，甚至会“故意”做出欺骗性行为。为使ChatGPT始终处于人类的认知控制下，还应建立合理的伦理规范对其进行监管。在教育活动中，首先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确保ChatGPT在教育应用中尊重学生和教师的基本权利。其次要注重教育隐私和数据安全，严格规范数据的收集、存储和使用过程，确保师生的个人隐私数据不泄露。最后要建立监管和问责机制，指导师生合理合规使用ChatGPT，避免做出违背教育原则的行为，同时确保ChatGPT在教学应用过程中的责任能够追溯，对违规行为进行严肃问责。
五、结语
能否正确地选择对待ChatGPT的逻辑起点将决定教育生态变革的未来走向。“并联共生”的教育生态模式揭示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均可能成为主导变革的力量。工具行为符合人之常理却潜藏危机，交往行为引领发展趋势但条件苛刻。诚然，以交往行为促进人机协同共生是推进教育生态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为此，教育领域应该努力克服工具行为导致的不同程度的危机和困境，积极构建符合人机交往行为的沟通场景，妥善制定ChatGPT在教育应用中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
（本文参考文献略）
Potential Challenges and Relief Strategies of ChatGPT in Transforming the Human-computer Symbiotic Educational Ecosystem——Based on Habermas'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ZhuKe ZhangJin ZhangBinhui
Abstract: ChatGPT is pioneering new frontiers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nd triggering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in the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al ecosystem. Based on Habermas’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his paper critically analyzes the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atGPT, clarifies the “quasi-human comprehension” concealed beneath the language represent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uses this as a focal point to project the potential challenges and relief strategies of ChatGPT in transforming the human-computer symbiotic educational ecosystem. Under these potential challenges, the “parallel symbiosis” model of ChatGPT’s transform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ecosystem is revealed. That is, educational agents, based on whether they are aware of the identity of their communication partners, derive a dual-track path that conforms to instrumental action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uses “human empathy” to empower “machine understanding” as a pivot to unblock the channel from instrumental action to communicative action. Meanwhile, instrumental action may successively trigger crises such as “isolation”, “a lienation”, “value distortion”, “moral weakening”, and even “systemic imbalance” in the educational ecosystem. These challenges need to be addressed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meeting the ideal conditions for human-computer symbiotic communication, constructing a multimodal open system, innovating the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 and improving technical ethical norms.
Keywords: ChatGPT; educational ecology; instrumental action; communicative action; human-computer symbiosis
初审：普清筠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