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道德情感是品德现实化的动力因素，是考察儿童知行统一性的关键点。基于2016、2019、2022年中国儿童道德发展的大样本整体动态数据（77953，77367，79914），采用回归分析、夏普里值分解发现中国儿童道德情感的发展：（1）类型不均衡，同情心表现需要关注；（2）水平随年龄的增高呈现先增高后降低的发展趋势，10岁为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关键点；（3）存在性别和城乡区域的结构差异；（4）按因素影响强度呈现独特的生态系统逻辑，从高到低排列为“个体—学校—社会支持—家庭”；生活满意度、了解儿童的人、学校和家庭心理环境是高影响因素；不同因素对不同性别和学段儿童的道德情感发展影响存在差异。由上发现提出，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培育要重视道德情感类型的发展失衡、群体发展的差异和关键影响因素，优化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生态系统，抓住发展的关键期，进一步明确教育的侧重点，提升针对性和时效性。

关键词：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动态；影响因素；生态系统

一、研究缘由

道德情感是个体品德重要构成要素，是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的中间环节，也是道德机制的关键要素。苏霍姆林斯基甚至认为，一切教育的终极教育就是道德情感的教育。新世纪以来，社会情感能力越来越受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球发起了社会情感能力的学习计划（SEL，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近几年，随着ChatGPT话题的热议，情感对人、对道德的独特意义越发突显，甚至被当作人优于AI的最后堡垒。深入中国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道德情感发展的动态研究，构建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有助于中国儿童养成健全人格，提升全民族道德情感素养，在新技术浪潮中绽放更美的中国文明之花。

前期丰富的思辨研究为儿童道德情感的量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但对当代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状况的深入了解依赖全面详实的数据分析。现有实证研究或聚焦某种特定道德情感，如移情、羞耻、爱国等，难以提供当代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类型性特征；或集中探讨某一年龄阶段儿童的道德情感现状，无法提供不同学段儿童道德情感的发展性特征。其中，卢家楣教授团队做的全国样本青少年道德情感调查非常可贵，说明了21世纪早期中国青少年道德情感积极正向发展的整体状况；苏州市和济南市儿童社会情感能力调查为中国儿童道德情感能力发展状况的国际定位提供了宝贵资料。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视角来看，儿童道德情感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文化、时代变迁的影响，基于大样本整体动态数据对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动态进行深入了解，明晰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动态趋势及重要影响因素，成为一个研究新时代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路径。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发展并非孤立发生的现象，而是与周围环境相互联系和作用的结果。“过程—个体—环境—时间”模型揭示了影响个体发展的四个要素，“过程”要素的核心作用是该理论特别关注的问题。“过程”也称“近端过程”，是个体与近端环境中的重要他人、客体以及符号持久的互动过程。儿童的近端过程主要由家庭、学校和同辈群体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特别重视家庭在儿童道德成长中的奠基作用，建构了由家—国—天下的伦理格局。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也认为，家庭是阶层划分的起点，家庭文化资本的差异导致了个体发展的不同，这种差异在代际传递过程中不断固化，产生出明显的阶级分层。目前有研究依然支持把家庭作为个体密切接触的重要“微观系统”，对儿童道德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有研究提出父母的情感忽视和教养方式是影响青少年道德发展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家庭对儿童道德成长的影响是否也在发生变化？学校是儿童白天时间的主要活动场所，国家期待学校肩负起培育新时代儿童道德的重任。学校的教师、氛围、课程、制度条例等作为学校运行的重要条件，也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着个体的道德发展。当前情境下，社会对个体道德发展也产生着显著影响，有研究发现，青少年时期的同伴影响甚至超过父母。人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对儿童道德情感影响因素的探索也要充分考虑到个体存在的关系性特质。

个体发展是认知、情感、判断、行为等因子的综合结果，因而生态系统模型是一个整体发展的系统模型。各因子因自身的特殊性，其发展的影响要素与特征应该不完全相同。探索道德情感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不仅是对儿童道德情感研究的深入，也是对现有生态系统发展理论的补充与深入。

本研究以2016、2019、2022年三轮全国大样本实证调查数据为依托，在整体梳理新时代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动态轨迹基础上，从近端过程（家庭—学校—社会关系）视角分析影响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形成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为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提供全方位、多结构、整体性考察，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培育当代儿童道德情感的针对性策略，通过助力儿童道德情感素养提升推进道德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设计

本文数据源于中国德育数据库。中国德育数据库建设项目组以三年为周期，分别于2016年、2019年和2022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数据采集，对中国儿童道德发展的整体状况进行调查，道德情感作为调查的一个一级指标。为使样本具有更好的代表性，该项目进行了分组分层混合取样：以全国七大行政区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华南为分组依据，各区选择一个省份作为一层样本；每省选择一个地级市作为二层样本；各市选择三个区县为三层样本（包括一个城市中心区（典型城市）、一个城市新兴区（城乡交错带）作为城镇样本、一个周边县作为农村样本）；各区（县）选择优质、普通及薄弱小学、初中、高中各1所为四层样本；各学校以年级为单位进行采样，以3个班为年级班数上限，作为五层样本。如此，从2016到2022年六年间，完成三轮横跨全国七大行政区、纵跨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在校学生的大样本调查，有效样本量分别为77,953（2016）、77,367（2019）、79,914（2022），具体分布情况如表1（表1略）。

（二）变量定义

道德情感是个体根据一定社会道德规范评价自己和他人行为时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是本研究的因变量（见表2）（表2略）。根据指向性，本研究将道德情感分为自我指向的情感（对内）和他者指向的情感（对外）两个向度。自我指向情感指向个体自己的内在体验，自尊感和羞耻感两类典型自我指向道德情感为代理指标；他者指向情感指向个体的社会性发展，通常认为包括同情心、责任感、公正感等情感类型。本研究结合卢家楣（2012）编制的《青少年道德情感问卷》，根据自我—他人—集体—国家的伦理秩序将同情心（他人）、集体责任感（集体）和爱国情感（国家）作为他者指向的道德情感的代理指标。由此形成本研究中道德情感调查的双向四伦框架（自我和他者为双向；自我—他人—集体—国家为四伦）。数据的分析检验显示，该问卷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0.77，其中自我指向道德情感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0.64，他者指向道德情感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0.68，组合信度CR值为0.77，表明总体信度良好。问卷的效度一方面采用专家评估认定法，另一方面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模型拟合结果的相关指标分别为：CFI=0.968>0.9、TLI=0.937>0.9、RMSEA=0.086<0.1，SRMR=0.029<0.05，所有指标符合统计学标准，表明效度良好。

本文聚焦中国儿童道德情感的动态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核心自变量（见表2）（表2略）包括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个体因素是影响道德情感发展的内部因素，包括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学业成绩和生活满意度。家庭因素包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心理环境。家庭文化资本由父母的学历程度为代理指标；家庭结构通过“你目前和谁一起生活”进行测量；家庭心理环境通过“目前存在的家庭困扰”作为具体的操作变量。学校因素包括学校区域、学校类型以及学校心理环境，“目前存在的学校困扰”作为学校心理环境的具体操作变量。社会因素主要包含社会支持环境，问卷设置关心自己的人和了解自己的人来测量社会支持环境。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运用SPSS25.0、AMOS23.0、STATA进行数据分析。首先，通过三轮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和平均数差异检验，呈现中国儿童道德情感的发展特征、整体动态变化和发展差异性。接着，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究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不同层面因素对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影响。然后，运用Shapley值分解法估计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四个层面对儿童道德情感的影响效应，明晰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和差异。通过比较每类变量的贡献率，回答不同层次因素对道德情感发展的影响状况，筛选出影响道德情感的关键因素。继而，根据不同因素对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解释力排序，建构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最后，以不同性别和学段为分组依据，分别对其进行Shapley值分解，考察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影响的贡献率差异，更深入的发现影响不同性别、学段儿童道德情感的关键因素。

三、研究结果

（一）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动态

1.道德情感的发展性不足

稳定性与发展性是道德情感发展的两个向度特征。发展性是对个体道德情感水平随年龄增长越来越高的期待，稳定性是对个体道德情感发展保持一定水平的期待。如图1所示（图1略），从发展性来看，三轮调查中中国儿童的道德情感分数整体上都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发展性不足。其中9—11岁儿童道德情感得分相对较高，10岁为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关键拐点，16—18岁儿童道德情感得分相对较低。从稳定性来看，比较三轮调查中不同年龄儿童道德情感得分可以发现：三轮调查中儿童道德情感的最高水平得分分别为4.34、4.45和4.37（换算成百分制为86.8、89、87.4），最低水平得分分别为3.82、4.05和3.97（换算成百分制为76.4、81、79.4），平均得分分别为4.14、4.34和4.21（换算成百分制为82.8、86.8、84.2），说明儿童道德情感发展水平在6年间整体保持在良好水平以上，稳定性较好。

2.道德情感发展的类型性失衡

本研究对儿童道德情感进行了双向四伦的类型划分。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儿童自我指向的情感发展优于他者指向的情感；同时，儿童道德情感的发展没有呈现稳定的四伦结构，在这三轮调查中，爱国情感和同情心的变化比较大，爱国情感有明显的排位提升，而同情心有明显的下降。

对儿童自我指向与他者指向的道德情感的数据进行差异检验的结果显示，2016、2019、2022年三轮中，中国儿童的自我指向道德情感和他者指向道德情感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而且，三轮调查中自我指向道德情感水平均显著高于他者指向情感水平（M2022自我指向=4.37，M2022他者指向=4.11；M2019自我指向=4.35，M2019他者指向=4.33；M2016自我指向=4.21，M2016他者指向=4.10）。结果如图2所示（图2略）。

对儿童四伦道德情感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儿童道德情感在四伦结构上没有稳定的相对顺序。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自我指向的道德情感和集体责任感排位比较稳定，对他人的同情心和爱国情感变动比较大。具体而言，2016年调查中，自我指向道德情感发展水平相对更高，其次是同情心，再次是集体责任感，爱国情感最低（M自我指向=4.21，M同情心=4.16，M集体责任感=4.13，M爱国感=4.01）；2019年调查中，集体责任感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次是自我指向情感，再次是同情心，爱国情感最低（M集体责任感=4.40，M自我指向=4.35，M同情心=4.31，M爱国感=4.26）；2022年调查中，爱国情感发展水平相对更高，其次是自我指向的道德情感，再次是集体责任感，而同情心水平最低（M爱国感=4.43，M自我指向=4.37，M集体责任感=4.10，M同情心=3.78）。结果如图3所示（图3略）。

3.道德情感发展的群体差异明显

从数据显示结果看，儿童道德情感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除年龄差异外，性别、城乡区域也是影响儿童道德情感水平的重要因素。如图4所示（图4略），在性别差异上，三轮调查结果均显示女生的各项道德情感水平显著高于男生，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p<0.001）。但在道德情感的变化趋势上，三轮调查结果中男女生是相近的。另外，城乡区域儿童间在各项道德情感发展上均差异显著（p<0.001）。在2016年和2019年的调查中，城市儿童的各项道德情感水平均显著高于乡村儿童，而在2022年调查中这一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乡村儿童的自尊感和集体责任感有较大程度的提高，超过城市儿童。说明我国儿童道德情感的城乡差异在近三年间正在缩减，个别类型上甚至发生了逆转，这个积极的发展动态非常值得关注，如图5所示（图5略）。

（二）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建构

1.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生态系统

为深入探究不同因素对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影响机制，我们以道德情感为因变量，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支持因素为自变量，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图3略），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层面中都存在着对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影响因素，但这些因素对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影响类型、显著程度各不相同。个体因素显著影响儿童的道德情感的发展，包括上文提到的性别，这也印证了前面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另外，道德情感水平也随着学生学业成绩和生活满意度的提升而提高。家庭因素对儿童道德情感发展也存在显著影响。数据分析发现，良好的家庭心理环境有利于儿童道德情感的发展，存在家庭困扰的儿童道德情感水平显著更低，进一步比较发现，家庭困扰中受到严厉批评的负向影响系数最大。就家庭文化资本而言，父、母亲文化水平在自尊感、集体责任感方面发挥负向预测作用。另外，家庭结构对儿童的集体责任感发展影响显著，但对自尊感、羞耻感、同情心的影响并不显著。

学校因素对儿童道德情感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数据分析显示，良好的学校心理环境有利于儿童道德情感的发展，存在学校困扰的儿童道德情感水平更低，进一步比较发现，枯燥无趣的课堂负向影响系数最大。区域因素也对儿童道德情感的发展存在显著的影响，相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儿童的自尊感、同情心、集体责任感发展均处于弱势。社会支持在儿童道德情感发展中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有关心自己的人和了解自己的人对提升儿童道德情感水平方面发挥正向预测作用。

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可以为揭示道德情感的影响机制提供初步数据支持，但无法比较各影响因素对道德情感模型的贡献率。为了更好的揭示道德情感影响机制，研究引入Shapley值分解。表4（表4略）概括了个体、家庭、学校及社会支持对于儿童道德情感发展影响的贡献率。在“个体”、“家庭”、“学校”以及“社会支持”这四个层面的自变量中，对儿童道德情感发展解释力最高的是个体因素（49.29%），其次是学校因素（20.35%）和社会支持（18.23%），最低的是家庭因素（12.12%）。这一发现与家庭在儿童道德成长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常识不一致，这可能预示着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家庭对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影响力在相对减弱。这一结果非常值得重视。

具体而言，个体因素中生活满意度对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贡献率最高（28.41%），学业成绩次之（11.15%），最后是年龄（7.71%）和性别（2.02%）；家庭因素中儿童家庭心理环境相对贡献率最高（11.54%），家庭文化资本（0.32%）以及家庭结构（0.26%）解释力均较微弱；学校因素中学校心理环境相对贡献率最高（19.54%），学校所在的区域和学校类型解释力度较小（0.66%，0.15%）；社会支持因素中了解儿童的人相对贡献率最高（9.83%），关心儿童的人次之（8.40%）。因此可见，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家庭心理环境、学校心理环境以及了解儿童的人分别是影响儿童道德情感最重要的个体、家庭、学校以及社会支持层面的关键因素。根据以上因素对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解释力排序，建构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如图6所示（图6略）。

2.儿童道德情感发展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为了考察不同因素对儿童道德情感影响的性别异质性，对不同性别儿童的道德情感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解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对于女生而言，影响其道德情感发展的因素由高到低依次为：个体因素>学校因素>社会支持因素>家庭因素，而对于男生而言，社会支持因素稍高于学校因素。影响不同性别儿童道德情感的具体差异体现在：个体因素和学校因素对女生道德情感的边际影响更大，前者的影响分别为女生49.85%和男生47.21%，后者的影响分别为女生21.50%和男生20.08%；社会支持因素对男生道德情感的边际影响更大（女生16.33%，男生20.50%）；家庭因素对不同性别儿童道德情感的影响差异较小（女生12.32%，男生12.21%），结果如图7（图7略）。

就不同性别儿童道德情感的内部关键影响因素而言，生活满意度和学校心理环境是最重要的个体因素和学校因素，且对女生的边际影响更大，前者的影响分别为女生30.43%和男生28.61%，后者的影响分别为女生21.14%和男生18.92%；家庭心理环境和了解儿童的人是最重要的家庭因素和社会支持104因素，且对男生影响更大，前者的影响分别为女生11.24%和男生11.98%，后者的影响分别为女生8.24%和男生11.83%，结果如图7（图7略）。

3.儿童道德情感发展影响因素的学段差异

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因素对儿童道德情感影响的学段异质性，对不同学段儿童的道德情感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对于不同学段的儿童，影响其道德情感发展的因素由高到低依次均为：个体因素>学校因素>社会支持因素>家庭因素，与道德情感生态系统模型的圈层排序一致。影响不同学段儿童道德情感的具体差异体现在：首先，个体因素对儿童道德情感的影响随着学段增长呈倒V型变化趋势，对初中生影响更大，而对小学生影响较弱（38.10%、47.43%和45.87%）；其次，学校因素和社会支持因素对儿童道德情感的影响随着学段增长呈V型变化趋势，对初中生影响较小，而对小学生影响更大。前者对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影响分别为24.63%、19.85%、22.26%，后者的影响分别为20.93%、18.17%、19.54%；最后，小学生受家庭因素的影响最大，家庭因素对不同学段儿童道德情感差异的影响随着学段增长而减小（16.34%、14.55%和12.30%），结果如图8所示（图8略）。

就不同学段儿童道德情感的内部关键影响因素而言，生活满意度、家庭心理环境、学校心理环境和了解儿童的人分别是重要的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生活满意度对不同学段儿童道德情感的影响度随着学段增长而增加，对于小学生影响较弱（22.57%、32.61%、32.72%）；其次，不同学段儿童道德情感差异受家庭心理环境的影响度随着学段增长而减弱，小学阶段儿童受家庭心理环境影响最大（15.97%、13.64%、10.76%）；最后，学校心理环境和了解自己的人对儿童道德情感的学段差异影响随着学段的增长呈现V型趋势，相比而言，对初中生影响较弱，而对高中阶段影响更为突出，前者对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影响分别为20.66%、17.91%、21.63%；后者的影响为10.64%、9.09%、11.22%，结果如图8所示（图8略）。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三轮大样本调查探索中国儿童道德情感的发展问题，呈现了2016到2022年六年间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整体情况、变化趋势与群体差异，并依据个体—家庭—学校—社会系统中多因素对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影响程度，初步建构了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在多元数据分析方法的支持下，得出以下核心结论，并依此提出当前开展儿童道德情感培育的有效策略。

（一）核心结论

1.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类型性失衡需要特别关注

如上所述，三轮大样本调查中，中国儿童的道德情感整体上发展良好，但存在类型失衡的问题。一方面表现在自我指向的情感发展优于他者指向的情感；另一方面表现在儿童道德情感的发展没有稳定的四伦结构，其中爱国情感明显提升，而同情心有明显下降。

人是社会的一分子，时代变化和社会价值观变迁可能会折射进儿童的个体生活经验中。在虚拟技术和数字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虚拟生活和社交媒体正日益走进儿童的日常生活，成为新生代推崇的社交方式，压缩了新生代在真实生活中的情感经验和他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可能导致他们认为现实生活中缺少关心和了解自己的人，从而限制了他者指向道德情感的表达和养成。

爱国情感的积极发展态势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着近年来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效。爱国情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新时代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指明了方向，也为爱国情感的培养提供了重要遵循，近几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儿童爱国情感的发展。

同情心的大幅度下滑意味着这是当前道德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同情心是道德情感的核心成分，是对他人不幸遭遇产生共鸣及对其行动的关心和支持的情感。范梅南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分居、离婚是现代家庭生活的现实环境。家庭关系紧张、冲突矛盾频发、亲子互动减弱使得儿童依恋关系和安全感缺失，以及家庭教养方式上的情感专横性，使当前儿童在情感上较为任性、缺少移情、宽容不足，进而影响了同情心的发展。另外，教育中的应试倾向、过于注重竞争的学校环境可能忽视了同情心的培养。

2.关注儿童道德情感得分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的降低趋势

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儿童道德情感整体表现出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虽然这一结论与部分研究结论不一致，但有一些相关研究的佐证。OECD的调查结果也发现10岁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高于15岁儿童，小学到初中呈现下沉式发展的趋势。儿童道德情感的这一发展趋势非常值得理论与实践的关注。

人的道德情感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青少年的道德情感可能处于较为敏感和高涨的状态，情感表现单纯强烈，情感表达丰富多样，容易出现冲动反应，但不宜简单地把这看作是一种道德情感发展的下降或退后的标志。生理学结果显示，与抑制和思维等高级心理过程密切相关的额叶在儿童10岁时才能发展成熟，而前额叶的脑沟和脑回的发育到12岁才能完成。这一研究结果也符合道德情感发展的动态网状模型，该模型认为情绪情感的发展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是生物和社会的多重建构，它的发展不是阶段性的，而是动态的，类似于网状向前发展。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可能发展出丰富的情感调节和应对机制以面对复杂道德情境。这些机制可能导致个体道德情感表现出更多的冷静和理性，这也可能是导致道德情感得分下降的原因。

同时，三轮调查结果都发现，10岁左右是儿童道德情感得分最高的年龄段，这说明这一时期可能是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关键时期，这对于相关教育、课程与教材的设计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把握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关键期是非常重要的。

3.关注道德情感发展的性别和区域差异

研究结果发现男女生道德情感水平在三轮调查中表现出稳定的差异性，客观反映了性别社会化的特点，这与以往研究一致。随着心理和生理特征的发展，儿童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特征不断凸显，女生更能够体察他人的需求、情感和道德价值，进而表现出更高水平的道德情感。另外，Gilligan也认为道德情感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更关注情感和关怀的因素，而男性更注重规则和公正性的因素。OECD的调查结果同样支持了这一性别差异，认为女生的责任心、同情心水平高于男生。然而，道德情感的性别差异究竟是生理性原因还是社会与文化差异建构的结果，还需要更多证据。

道德情感发展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性别上，还体现在城乡区域差异中。本研究中2016和2019年的两轮调查结果中城市儿童的道德情感得分均高于乡村儿童的道德情感得分，而在2022年的调查中农村儿童的自尊感和集体责任感得分高于城市儿童，城乡差异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这一结果可能与当前课程改革的实施、学校对儿童生活的关注、农村生活以及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关，也可能与新媒体传播对城乡信息差的减弱存在密切关联。总之这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积极信息。

4.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模型

个体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它存在于一定的关系性场域和关系氛围之中。环境是个体之外的社会综合体，是“发展性”德育系统中情感培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社会综合体为个体提供的大量的、支持性的道德环境，是道德情感发展的重要保障。根据文化建构主义的观念，人的发展是其与所在文化和社会环境相互建构的结果。那么，中国儿童的道德情感发展特征与状况，也是儿童与中国文化和社会环境建构的结果，因而具有中国文化和社会特征，可能存在自己的道德情感生态系统模型。在这一思路下，借鉴生态系统理论，本研究根据因素影响强度排出中国儿童道德情感的生态系统逻辑顺序，从高到低依次为“个体—学校—社会支持—家庭”。

个体是影响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首要因素，其中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相对更高。相比于家庭、学校和社会，个体在儿童道德情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这一研究结果印证了OECD的调查，生活满意度与社会情感能力存在重要关系。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自己生活的整体评价和情感体验，是健康心理状态的重要内容。根据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积极情绪能够拓展儿童的思维和行动空间，注意范围的拓延有益于儿童觉察他人的需要，对同情心等道德情感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因而，当儿童生活满意度较高时，认知灵活度增强，可能具有更多有益于社会性发展的道德情感。生活满意度已被证明与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结果密切相关，对生活的积极评价更容易促进积极情绪体验，有益于同情心等道德情感的发展。利他主义发展理论也指出个体的道德发展与其关注他人的程度有关。生活满意度高的人往往有更高的心理幸福感，当人们感到满足和幸福时，更有可能关注他人的需求和情感，并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关怀和慷慨行为。因此，生活满意度是影响道德情感表现的重要因素。

进一步分析发现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存在性别和学段的差异。生活满意度对女生影响更突出，同时对小学生影响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女生在情感表达和内省能力方面更敏感、更易察觉自己的情感状态，生活满意度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其对自身情感和他人情感的敏感性，进而使女生表现出更积极的道德情感。另外，相比于中学生，小学生处于道德发展的初期阶段，其道德情感更多地受到具体行为和外部激励的影响，对个人的主观感受关注较少。随着认知能力和情感发展的进一步成熟，他们对生活满意度的认知和评估能力将提高，进而可能对道德情感产生更明显的影响。

学校是影响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第二位因素，其中学校心理环境的影响程度具有相对优势。学校是儿童期的重要生活场域，对儿童道德情感的培育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点既是全社会的期待，也得到了三次数据的支持。学校通过有组织的学校德育课程和活动，有针对性地培养和发展儿童的道德情感，还提供多样化的社交网络拓宽学生的视野，促进儿童对不同道德观念和行为的理解与尊重，这都有利于儿童道德情感的积极发展。

学校心理环境是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健康的学校心理环境中丰富的社会情感体验和良好的情绪品质氛围是儿童道德情感孕育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儿童在具有安全感、信任感的校园环境中，会逐渐接受这种气氛所蕴涵的道德文化导向。进一步分析发现，学校影响效应对于小学生作用更大，小学生更容易接受学校环境的影响，更容易在学校的正面心理环境和教育干预中获益。

社会支持是影响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第三位因素，其中了解儿童的人的影响程度相对更高。本研究发现关心和了解儿童的人构成的社会支持系统对塑造儿童的道德情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关心和了解儿童的人不仅可以为儿童提供一般的社会情感支持和鼓励，让儿童感到被关爱和重视；还可以成为儿童的道德角色模型。儿童通过模仿和学习，吸取社会化经验和情感的启发与指导，从而培养了相应的道德情感。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高的个体会更自信的展示自己，这也使其更倾向于展现自己的道德品质，继而表现出更高的道德情感。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支持的影响效应表现出性别差异，对男生作用更大。

家庭是影响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第四位因素，其中家庭心理环境影响程度相对更高。尽管本研究发现家庭对当前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影响处于最外圈层，但家庭仍然构成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家庭是儿童最早接触到的社会环境，对个体道德情感的形成和塑造起一定的作用。在家庭因素中，家庭心理环境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按照情绪心理学中情感相互转化的规律，恐惧、害怕容易转化为攻击和仇恨，而安全、信任则容易转化为同情和爱。实际上，这也是道德的“感召与传递效应”，即儿童更有可能将自己在家庭氛围中接受到的关爱、尊重和支持传递给他人，从而培养对他人的关心和积极的道德情感。相反，不良的家庭心理环境可能带来个体情感的不稳定问题。

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初中生和高中生而言，家庭影响效应对于小学生更为突出。小学阶段是道德发展的基础性阶段，儿童的道德观念正在形成和巩固。家庭作为儿童最主要的社会环境，对其道德情感具有直接而持久的影响，而后家庭的影响随着距离和交往逐渐弱化。

（二）儿童道德情感培育建议

1.重视发展失衡，抓住当前儿童道德情感发展中的薄弱项，特别关注儿童同情心的养成

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各个因子并非均衡同步发展，而是呈现出一定的类型性的失衡态势，其中他者指向的情感发展需要关注，特别是对他人的同情心的培育急需加强。因而提升儿童他者指向的道德情感，让儿童学会同情，是当前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同情是一种以关心为基础的关系，诺丁斯大力倡导以“关怀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这对儿童道德情感养成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儿童同情情感的培育中，首先要帮助儿童在生活中创造不同的关怀关系，通过儿童最熟悉和接近的亲子、同侪、师生关系，引导儿童懂得人与人间的关怀，即以自身的行为、生活的经验让儿童理解什么是关怀，什么是人与人间的共情与情感支持，通过示范关怀他人、尊重他人的行为，培养和提升儿童他者指向的道德情感。其次要富有情感地与儿童就情感问题展开对话，通过开放且诚恳的亲子沟通、师生对话，更深入的了解儿童的情感需求，并借由这一过程，教会儿童学会倾听他人、理解他人的需求，进一步学习关注他人的情感。再次要多带领儿童走进生活实践，鼓励儿童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或志愿服务项目，在参与学习及助人实践中体会关怀他人带来的价值感，反省如何更好地关怀他者，解决与他人相处中遇到的问题。最后对儿童走向他人的探索与发现，多给予积极的肯定，家长和教师应善于发现并鼓励儿童走向他人、关怀他人的言语和行为表现，积极反馈对促进儿童同情和他者指向性情感的发展具有推进作用。

通过同情心的培养，帮助儿童培养指向他者的道德情感，使他们能够关心、尊重和关爱他人，在行为和决策中考虑他人的利益和福祉，进而为对集体和国家的情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当然，儿童情感培育是一个长期过程，也特别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协同努力和相互支持。

2.关注群体差异，在制订各种教育方案（课程、教学内容、活动等）时兼顾不同群体儿童在道德情感发展中的特殊需要

本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性别和城乡区域儿童群体的道德情感发展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男生低于女生，农村低于城市，中学生低于小学生，这提示国家教育与课程、教学方案的实施中，要关注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弱势和困难群体。就性别差异而言，要重视男生道德情感的发展。由于传统的性别情感期待存在差异，男生常常被认为是独立的，情感需要相对较低，因而社会对男生的情感支持、关注和引导普遍不足，甚至认为无足轻重。目前的研究发现男生的道德情感明显低于女生，问题行为明显高于女生，因而，在道德情感发展上，男生群体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弱势群体。这需要教育工作者给予一定的重视，在道德情感的方案设计中考虑到男女生的性别差异，根据不同性别儿童的兴趣、能力和学习节奏以及社会情感角色期待，设计培育内容和方式以适应不同性别群体的需要，以最大程度地促进男女生道德情感的共同提升。

其次，儿童的道德情感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并形成10岁的突降点，虽然有待于实证，但仍然需要引起关注。生命发展的敏感期是人最具可塑性的时候，通常也被当作教育的最佳时机或关键期，教育者要准确把握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关键期，在这一阶段给与即时、必要、适当的正确引导，有针对性开展教育活动。在关键期的教育引导常常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而错过关键期，则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发展漏洞，后期的补救或许有些效果，但往往难以达到最佳状态。当前教育中对儿童情感及道德情感的关注，往往与青春期教育同步，较少考虑到道德情感发展的特殊需要。依据此研究结果，儿童道德情感的培育与引导要早于青春期，因而儿童道德情感的培育时间要适当提前，在内容上也不能与青春期两性情感的萌动混淆。

最后，虽然从数据上看，城乡的道德情感发展差异正在缩小，乡村儿童的自尊感和集体责任感有反超城市儿童的趋势，但总体水平仍低于城市儿童，农村儿童的道德情感仍需更好地关注，特别是留守儿童群体。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长期的城乡发展差异，导致农民群体的自信、自尊、羞耻等道德情感的发展相对较弱，这一道德情感倾向也通过家庭和社会传导到农村儿童群体，给农村儿童道德情感发展带来特殊的挑战。在教育中，教师要注意抓住最近国家的各项惠农措施，多向学生传播农村和农民在发展中的成功案例，突出农村发展的空间与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村落后、农村人低人一等的认知偏见，为农村儿童道德情感的培育减轻外在的压力，创造良好的环境。

3.抓住影响儿童道德发展的主要因素，通过改变这些主要因素，实现儿童道德情感生态系统的优化

尽管从数据来看，儿童个体因素是其道德情感发展的首要环境，但个体环境中的各个要素，都与学校、社会和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相互影响，组成一个整体的发展生态。儿童生活的外在环境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对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学校、社会、家庭生活环境中都存在着对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主要因素。抓住每个环境中的主要因素，优化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环境生态，是提升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系统工程。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模型明确了影响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环境排位，个体与学校是对儿童产生直接而重要影响的两个环境。学校是学校教育最可能直接进行干预和改善的环境。抓住影响儿童学校生活体验的核心要素，降低儿童学校生活中的困扰其道德情感成长的消极因素，提高儿童课堂学习效率，让儿童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对学习生活和学校生活充满兴趣，提升儿童学校生活的积极体验，是学校环境提升的重点。同时，学校也是帮助学生实现其他圈层环境改善的重要力量。学校通过引导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交往观，学会与人交往与沟通，改善儿童与同龄人、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与更多的人建立起关心关系，向更多人敞开自己，获得更多的了解与理解，从而改变儿童的社会人际支持系统，使社会支持系统在儿童道德情感的发展中不缺位，并能最大程度地给儿童道德情感发展提供积极的支持；同样，学校也可以通过家长学校、家长课堂等活动，改变家长的育儿观念，督促家长以积极正面的方式多与儿童交流与沟通，学会欣赏与发现儿童成长中的小进步，并即时给予积极的反馈。这一方面可以密切家长与学校、儿童间的协作发展关系，形成儿童培养的合力，另一方面也能够减轻儿童的家庭生活困扰，改善儿童的家庭生活环境，从而为其道德情感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个体环境也不是孤立的。学校困扰因素的减少，关心与理解儿童的人际关系的建立，以及家庭生活的和谐与幸福指数，可以直接提升学生生活满意度，从而也会影响到儿童的整体生活态度，有利于提升学习成绩，使其个体环境因素得到改善和提升，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生态系统得到最终的优化。生活是道德根基与归宿，生活的方方面面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形成相互传导、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动态系统。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变得很容易在生活中遗忘生活，甚至在生活中丑化生活。儿童积极道德情感的培育要鼓励儿童积极深入地了解生活、体验生活和理解生活，从而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优化自己的生态环境，美化生活。

本研究通过三次大样本调查结果的深入分析，探索中国儿童道德情感的整体动态发展趋势，并以此建构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这是一个略显大胆的尝试，存在着一定的理论风险：首先，道德情感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万物互联的角度看，影响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因素实际上是无法穷尽的。本研究以儿童道德情感的双向四伦为结构，以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的12个因素的数据为基础进行模型建构，因素的数量略显不足。这可能使目前所建构的模型本身面临巨大的挑战。因而，本文所提出的中国儿童道德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毋宁说是在有限因素的前提下提出的一个理论猜想，在后期研究中，将进一步根据相应研究结果，增加并扩展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步验证、修正和完善。但从文化建构主义出发，本研究认为中国儿童的道德发展具有自己的模型，这一点是确定的。其次，尽管本文对儿童道德情感的界定参考了已有理论与研究经验，但道德情感的调查是复杂的，其信度与效度的提升、研究方法的创新仍然面临一个开放的未来。在未来研究中可将眼动跟踪、生物反馈等测量方法与AI的情感识别技术结合起来，使数据更全面、结论更具客观性和全面性。另外，本研究数据分析采用三轮全国大样本的调查数据库，是目前最为完整的数据，但更为科学精准、全面地观察道德情感的动态变化需要严谨的纵向追踪研究，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这个难度非常大，希望在技术进步的支持下，能够借助大数据技术逐步实现。最后，鉴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儿童，因而所构建的是中国儿童道德情感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该模型是否在其他文化和文明形态下同样有效（文化建构主义应该不完全支持这一理论的普遍性推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尚有待跨文化研究的检验。

（本文参考文献略）

Dynamic Evolution and Ecosystem Modeling of Chinese Children’s Moral Emot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ree Rounds of Large-scale Empirical Surveys

SunCaiping GeDandan

Abstract: Moral emotion is a motivating factor for character realizations, which is a key point to examine the unity of children’s cognition and behavior. Based on a large-scale overall dynamic data set on the mor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ildren in 2016, 2019, and 2022 (sample sizes: 77,953, 77,367, and 79,914), using Sharp Index decomposition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 have got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ly, the types of Chinese children’s moral emotion development are not balanced, with insufficient expression of sympathy. Secondly, the level of moral emotions initially increases and subsequently declines as age increases. The age of ten is a critical develop-mental milestone for moral emotions. Thirdly, structural differences in moral emotions among Chinese children exist based on gender and geographical region. Fourthly, there is a unique ecosystem logic by the intensity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factors, in descending order of “individual-school-social support-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people who know the child, and the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school and the family are the high-impact factors.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ren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school segments. From the above finding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moral emotions in Chinese childre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al imbalance of the types of moral emotion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oup and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ptimize the ecosystem of children’s moral emotion development, seize the critical period of development, further clarify the focus of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relevance and timeliness.

Key words: Chinese children; moral emotion; development dynamics; influencing factors; ecological system

初审：王悦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