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型大学在推动区域创新中应发挥关键支撑作用。但现状是该地区创新系统主导力量仍是企业和政府，研究型大学在当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基于三螺旋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以及对访谈材料的质性分析，本文剖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体系的主要构成要素，探讨了研究型大学在其中的定位和作用，并从知识生产、科研成果的转化扩散和人力资本培养等方面分析了阻碍研究型大学在大湾区创新体系发挥作用的因素。最后提出通过完善人才评价激励制度、打通大学企业旋转门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举措来强化研究型大学在大湾区创新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三螺旋；研究型大学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背景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创新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中美两个大国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创新能力的较量。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可控、自立自强。纵观全球，区域创新已成为驱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美国硅谷的成功经验表明：一流大学、创新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协同互动是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关键。美国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机构高度聚集，以斯坦福大学为核心，在方圆十几公里范围内集聚了80多所高校，形成了紧密协作的创新共同体。高校通过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知识和技术，成为区域创新网络的枢纽。高校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支撑作用，源于其在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方面的独特优势。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高校正由传统的象牙塔加速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转变。一大批源自高校实验室的原创性成果正在催生新兴产业，重塑产业竞争格局。高校正深度融入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成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正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之路，而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发展布局中，粤港澳大湾区被赋予打造具有全球知名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大湾区地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019年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此作出了系统部署；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强调，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赋予了大湾区新的使命任务。
一般而言，湾区通常要经历“贸易湾区-工业湾区-服务湾区-创新湾区”4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人口红利和要素投入，大湾区建成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仍处于中低端水平，高端制造和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因此，从更长远看，大湾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从以传统的外贸和低端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而这其中研究型大学的支撑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然而，对标国际一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在高等教育、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和创新创业等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与旧金山、东京、纽约等城市在全球城市人才竞争力排名上相差较大；大湾区产学研合作有待进一步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机制还需进一步理顺。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看，2021年大湾区人均GDP为22858美元，而同期旧金山湾区高达161940美元。衡量区域创新活力的另一个重要标尺是独角兽企业的数量。2022年，大湾区拥有独角兽企业63家，但同期旧金山湾区却达到181家，堪称“独角兽之都”。在这样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研究型大学能否成为支撑区域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不仅事关大湾区能否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关乎中国能否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可控、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基于此，本研究拟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背景，聚焦研究型大学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以三螺旋理论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为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以大湾区8所代表性研究型大学为研究对象，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探索：一是较之西方，粤港澳大湾区的三螺旋互动呈现哪些独特特征？二是大湾区研究型大学在助力区域创新中面临哪些阻力或制约性因素？三是大湾区研究型大学通过何种路径塑造区域创新力？探究在新的历史方位下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新使命、新路径、新模式，力图为建设具有全球知名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理论框架：三螺旋与区域创新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研究型大学在区域创新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凸显。三螺旋和区域创新系统是分析大学创新角色的两大理论。本研究通过对两大理论的论证，深入解析大学、产业、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在区域创新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三螺旋理论提供系统的视角来审视大学如何与其他创新主体相互协作，进而促进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其着重于协同创新，强调大学、产业、政府三者间的紧密合作与动态互动，共同推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发展，与本研究关注的研究型大学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作用高度契合。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则侧重于创新活动的地域性嵌入，强调空间邻近性在知识溢出和区域内创新主体互动中的重要性。大学在这一系统中通过知识溢出、人才培养等多种方式成为区域创新源泉，与区域双向互动共同构建供需匹配、互利共赢的创新生态。该理论对于解释研究型大学如何在特定区域内发挥其创新引领作用，以及如何与区域其他创新要素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具有显著价值。
三螺旋理论强调大学、产业、政府“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模式。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主体，通过衍生企业、技术转移、合作研发等多种形式参与创新活动；政府从管制者转变为创新的推动者，为产学合作提供制度保障与资源支持；产业则积极吸纳大学知识成果，实现成果转化。三者相互交叉、动态互动，共同塑造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然而，不同制度背景下三螺旋主体的互动模式可能存在差异。以印度为例，政府主导的线性创新模式仍较为普遍，大学主要通过培养工业人才、校友网络吸引投资和为企业优选毕业生等方式支持产业发展。而中国独特的制度逻辑，如对创新的信念、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导向、过程管理、民主决策等，与西方三螺旋模式所依赖的制度逻辑存在显著差异。可见，理解非西方情境下的三螺旋创新，需充分考虑其制度环境，这对于分析中国语境下的大学角色至关重要。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关注创新活动的区域嵌入性，空间邻近有利于促进知识溢出，推动区域内创新主体的互动学习。大学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知识溢出、人才培养、合作研发、企业孵化等，成为区域创新的策源地。大学与区域的互动是双向的：一方面，大学输出的人力资本和科技成果转化为区域竞争力；另一方面，区域产业需求又为大学科研方向提供指引，形成供需匹配、互利共赢的创新生态。大学促进区域创新的绩效，受区域产业基础、政策环境等因素制约。研究型大学倾向于嵌入全球创新网络，而应用技术型大学则更多服务于区域发展。区域创新系统可进一步分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大学主导型。大学主导型创新系统更有利于实现区域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大学在知识创造、人才培养、开放合作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相较之下，政府主导易导致行政和创新体系僵化，企业主导则易陷入短期商业利益驱动的陷阱。
大学主导型创新系统的典型代表当属美国硅谷。国内学者借鉴三螺旋视角对该区域的创新实践进行了深入剖析。胡曙虹等指出，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持续输送优质人才和前沿科技成果，成为硅谷保持全球创新中心地位的关键；王成军等则注意到，麻省理工学院在人才培养中强调创新素养、在科研中注重原创突破、在创业服务中聚焦新产品开发等特点，与产业、政府形成了良性互动。由此可见，正是凭借一流大学在三螺旋互动中的主导作用，美国高新技术区域才得以保持强劲的创新动能。
相较之下，我国三螺旋互动尚未达到同等水平。张艺等研究发现，“双一流”建设高校与产业、科研机构的协同关系出现解耦迹象，创新资源产业化效率有待提升。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张海滨和陈笃彬基于其构建的量化指标体系，发现广东区域创新的整体实力比较强，但高校对区域创新贡献度却相对较弱。刘晖和肖喜明的研究进一步揭示，近年来大湾区高校与政府互动明显下降，而大学与产业以及三方主体的合作网络规模和密度并未发生显著改变。这似乎预示着大湾区正经历三螺旋关系的转型，即从政府主导型向大学主导型或企业主导型演进，但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马近远等对南方科技大学的案例考察，也得出了近似的判断。作为服务大湾区发展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在人才培养、科研布局、成果转化等方面虽形成了鲜明特色，但在深化校地合作中仍面临诸多掣肘，如评价机制不健全、内部利益失衡、成果转化渠道不通畅等。南方科技大学的探索历程折射出大湾区乃至全国高校融入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进程中的普遍困境。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新兴创新集聚区，正处于三螺旋关系转型的关键期。能否在中国特色制度环境下，充分激发大学创新引擎作用，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湾区能否迈向更高水平。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视角下的质性研究方法，以半结构化访谈为主要资料收集方式。基于对大湾区区域创新系统的深入了解和对研究问题的针对性分析，综合地域、学校类型等多方因素，选取大湾区8所研究型大学，分两轮进行调研。首轮调研聚焦于广东地区高校，第二轮调研则专注于港澳研究型大学，以挖掘不同地域背景下研究型大学的共性与差异。所选样本均为全国排名靠前的著名研究型大学，在推进大湾区发展中作用显著、具代表性。研究过程深度访谈8所高校的97名利益相关者，包括A校11人、B校13人、C校14人、D校26人、E校8人、F校9人、G校6人、H校10人。其中，高校管理者（院长）和专家学者（教师）受访者76名，行政人员、企业经理、技术转化部门管理人员等受访者20名。企业受访者主要来自与大学有紧密合作关系的高新技术或行业领军企业，以获取有关产学研合作、技术转移等方面的深入见解。政府受访者则主要来自与大学合作密切的市级或区级政府部门，以便了解政府在区域创新体系中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角色和行为。三螺旋语境下的大学、企业、政府话语权大致相当，但在本研究过程中，为探讨研究型大学在其中的角色定位、机遇与挑战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和针对性，研究设计选择以大学作为主要研究焦点，同时辅以企业和其他具有代表性的利益相关者。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机构，在区域创新体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通过深入研究大学的角色行为，可间接反映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影响与作用。访谈主题涵盖了大学在区域创新中的角色定位、机遇挑战、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情况、集群效应、合作影响因素、创新绩效、问题对策以及国际比较等多个维度。访谈累计时长114.22小时，平均时长107.08分钟，形成文本资料约130多万字。
在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采用分层编码方式对访谈资料进行系统梳理。首先，通过开放式编码形成主题概念框架，由编码小组成员交叉讨论以提高编码信度。其次，建立编码系统，对文本进行逐段标注、概念化、范畴化处理，通过反复比较不断精炼主题类属。再次，对编码结果进行效度检验。最后，在系统整理编码资料的基础上提炼研究发现，形成理论洞见。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访谈样本更多代表关键利益相关者的个人观点，但对于揭示研究型大学融入区域创新体系的一般规律仍具有启示意义。同时，我们在分析过程中也借鉴了诸多文献资料，以提升研究结论的理论饱和度。
四、大湾区区域创新系统的基本结构及其特征
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创新系统中，创新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区域内的企业、高等院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政府部门等。其中，政府部门和中介机构支持和促进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企业作为研发和技术创新主体是区域创新系统的核心；高等院校主要分为研究型与教学型两类，担任国家和地区的科教中心，研究型大学在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是区域创新系统的重要主体之一。本部分关注大湾区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关键行动者——大学、政府和企业，着重探讨它们的角色、资源和行动策略，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政府——区域创新的顶层设计师
在区域创新理论中，政府通常被定位为创新活动的“促进者”和“支持者”，而不是直接的“主导者”和“参与者”。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为大学和产业的合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公共物品供给。综观本研究的案例，政府在推动高校创新中的许多做法契合这一角色定位。在宏观层面，中央政府制定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引擎。“十三五”以来，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高校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成果转化的政策与法律文件。在政策实施层面，国家进一步完善了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为引领的科技计划体系，设立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大幅增加了高校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数量和经费，同时以“互联网+大赛”“双创政策”等激发创新创业的热情（B5）。地方政府同样高度重视高校创新，以广东省为例，近年来先后出台了支持高校创新创业的20条政策和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并在深圳、广州等城市布局建设高水平大学和研究型机构。“政府搭建了产学研合作平台，给予高校很大政策支持，希望高校为区域创新注入新动能”（C8）。地方政府还出台了税收优惠、优先采购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双15%’税收政策落地，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的使命变得更为突出”（E6）。
然而，政府的角色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三螺旋理论的框架，呈现出独特的“中国特色”。首先，政府对高校科研方向和学科布局具有很强的引导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集中的政治体制机制优势。通过国家战略、重大专项等规划，政府深度介入并影响着高校创新议程的设置。如“2011计划”、国家“双一流”建设和“新工科”建设等，直接对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产生了重大影响。高校科技成果在职称和晋级中的认可、成果转化绩效考核等，都离不开政府的顶层制度设计。其次，政府推动高校创新的力度空前，相关政策具有鲜明的选择性和针对性。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倾斜性支持和国家课题设置深刻地影响高校内部的科研评价体系。地方政府则根据区域产业布局，有针对性地加大对相关高校和学科的投入，如广东省重点支持中山大学的新药研发（A8），深圳市集中力量扶持南方科技大学建设（D3），港澳特区政府着力与大湾区内地高校合作成立国家实验室（F4）。最后，政府推动高校创新的方式更加灵活多样。与西方国家相比，政府掌握了更多的创新资源，如财政、土地、人才等，调控力度更大。因此，政府推动高校创新的手段也更加丰富，包括战略规划、专项计划、政策试点、平台建设等。以南方科技大学为例，深圳市为其提供“一校一策”的扶持，开辟人才引进绿色通道，提供土地、住房等保障（D4）。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科研项目导向、人才引进策略、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中央政府推动高校创新主要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战略的考虑，而地方政府更多地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近期需求出发，两者在利益诉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例如，中央倾向于引导高校开展原创性基础研究，而地方政府更加重视成果转化和产业贡献，“市里对高校有明确的KPI要求，每年都会考核专利数量、成果转化收入、孵化企业数量等”（D13），这导致高校在科研方向选择上出现两难。中央支持部属高校发展，国家重点学科和实验室大多集中在部属高校，而地方政府则希望地方高校获得更多资源等（B4）。又如，深圳市政府在人才政策上更青睐海外背景人才（C1），而这与教育部推动人才队伍本土化的导向不完全一致（C7）。
（二）企业——分化的区域创新主体
在三螺旋中，企业通常被视为区域创新系统的核心主体。它承担着技术开发和商业化应用的主要职责，是创新活动的主导者和执行者。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主的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粤港澳大湾区正面临从传统制造业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时期，企业作为区域创新的重要主体，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并形成了突出的马太效应：头部企业在创新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中小企业则处于边缘地位。基于访谈材料的分析，当前大湾区正涌现出三种类型的企业：头部企业、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它们在创新能力、角色定位、合作模式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头部企业是区域创新的引领者和主导者，往往倾向于与高校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这些企业创新实力雄厚、拥有顶尖的研发团队和先进的技术装备，对前沿技术有强大的吸纳转化能力。它们希望通过与高校合作，共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像华为这样的大企业，与高校交流主要是为了了解技术信息”（C4）。合作多采取“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围绕企业发展需求，共建实验室、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如D校与华为开展的合作：“我们与华为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有多个联合实验室，华为派工程师来指导科研，博士生也会到华为实习，这大大加速了成果转化”（D13）。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合作中，企业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对技术路线、项目目标有更强的话语权，并且要求对知识产权的绝对掌控。虽然高校拥有知识创新优势，但在与头部企业的博弈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中小企业和传统制造业在产业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但受制于资金、人才、技术等因素，创新能力普遍不足。创新需求主要集中在生产工艺优化、产品性能提升等方面，与高校的合作多采取横向课题、技术开发、委托开发等模式，如企业委托高校教师攻克特定技术难题，或联合申报专利以分享研发成果。“澳门的地缘优势与特殊性，使得很多企业需要通过澳门高校实验室完成他的订单需求”（F3），“企业投了钱，你们帮我开发一些金属产品”（B6），“多数是一些工程开发类的委托项目，企业更关注解决眼前的需求，而不是什么颠覆性创新”（D13）。这类合作实质上是高校向企业输出“智力服务”，相当于企业的“外包研发部”。这有利于提升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带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但合作往往是零散的、短期的，缺乏持续性，“企业对研发缺乏热情，流于表面，就推动不下去了”（B4）。在利益分配上，中小企业往往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如以技术入股、提供实验场地、联合申报专利等，但受限于其议价能力不足和风险承担力有限，许多企业对产学研合作望而却步。“像我的项目面向的就是比较小型的企业，它的研发能力很差的，所以它很依赖我们”（B5）。
高校是初创企业的孵化器，一批科技型初创企业由高校教师或毕业生创办而成。依托高校的技术积累和人才优势，初创企业从源头参与科技创新，加速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在大学科技园、创新创业中心等孵化载体的支持下，许多初创企业从教师的科研项目中拆分而出，“我们学院比较成功的老师，他的公司员工也有几十人，包括毕业的学生，博士生、硕士生，每年的营业额有2000万”（B4）。
高校为初创企业提供从孵化到加速的全链条服务，以期从企业成长中获得丰厚回报。“对于一些应用前景好但还不够成熟的技术，我们鼓励教授以知识产权作价入股，成立公司进行市场化孵化。学校提供初始资金和孵化服务，教授团队负责技术研发。股权通常是教授占80%，学校占20%”（D13）。
传统理论往往将企业视为一个整体，强调企业作为区域创新的主导角色。但在大湾区的案例中，企业呈现出较大的异质性。不同类型企业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差异显著，在合作机制和利益分配上也有所不同，共同构筑了一个立体化、生态化的创新网络。这种创新格局与大湾区正处于多个发展阶段叠加的状态密不可分：传统制造业大规模集聚，中小企业数量众多；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兴未艾，头部企业异军突起；此外，在政策激励、市场驱动下，大批初创企业加速涌现。然而，大湾区的企业创新在整体上呈现“峰值显著，中值偏低，谷值较多”的金字塔型结构。处于塔尖的是少数头部企业，它们引领了区域创新发展的方向；中部是大批中小企业，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塔基是为数众多的初创企业，潜力巨大但仍处于成长期。这种结构性特征导致了创新要素配置的低效率，影响了大湾区整体创新水平的提升。
（三）大学——区域创新的潜在引擎
大学通常被视为与政府、产业界并列的区域创新主体之一。大学不仅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造的源泉，更应主动融入区域创新系统，通过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理想的状态是大学要突破象牙塔的藩篱，积极开展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与政府和产业界形成良性互动，共同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系统。
纵观粤港澳大湾区8所典型研究型大学的案例，可以看到它们正处在从传统的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向应用研发、成果转化、创业孵化等多元角色转变的过程中。研究型大学通过成立研究院、应用型学院、共建联合实验室、设立技术转化机构和成果转化平台等举措，加强了与产业界的合作、推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为区域创新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同时，高校还不同程度地探索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立创新创业学院，开设创业通识和专业课程，注重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人才。总体而言，大湾区研究型大学正逐步强化其在区域创新中的源头、支撑和主导作用。
必须看到，大学在融入区域创新体系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以A校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区位优势，与广东产业界建立了密切关系。但这种合作大多是自发的、松散的，集中在传统产业和技术含量不高的领域，合作的广度深度还不够，没有形成体系化的校企协同创新机制。“那个时候学校搞横向课题很积极，做了不少钱，但都是些‘小打小闹’，没有攻克关键核心技术”（A6）。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面对新形势，在政府支持下，A校力图通过综合改革实现弯道超车，迈向世界一流大学，为此加强基础研究、大力引进领军人才，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但在追求“高精尖”的过程中，A校也出现了偏差：片面追求学术排名和论文数量，加剧了“SCI至上”等问题，“现在校长比较急功近利，要马上提高论文的学科排名，这样一来强调SCI论文、ESI排名，招聘了很多博士后发论文”（A6）；原本较强的人文社科被边缘化，“由于经费太少，很多优秀的文科教师选择了离职”（A6）；“非升即走”的人事制度改革在实践中出现偏移，没有完善相应的职业发展机制，引发了青年教师队伍的职业焦虑，“现在原始创新我们好像做不出来，技术转化我们也做不出来”（A3）。可以说，A大学正处于转型阵痛期——原有的产学研合作模式被打破，但新的学术评价和资源配置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投向基础研究领域的巨额科研经费未能快速产出标志性成果。部分教师转向更有利于提高学术声誉和职称晋升的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和横向课题的兴趣下降。这一现象在大湾区内地研究型大学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现在论文数量都已经超过美国，但大学还是希望所有教师天天发那么多论文”（C8）。在科研评价和资源配置上，它们普遍向基础研究和纵向项目倾斜。这些大学也在积极探索“破五唯”改革、实行“代表作”制（D13）、谋划学科交叉融合（A9）、推动科研组织模式变革，如“项目负责人”制（Principal Investigator，PI），但目前取得实质性突破、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原创性成果还不多。
在知识扩散或成果转化方面，研究型大学均采取了成立技术转化机构、建设成果转化平台、出台成果转化政策等举措，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比如，B大学通过下调横向项目管理费等举措，较好地调动了教师开展横向合作的积极性，走出了一条比较成功的产学研结合之路。C大学充分利用毗邻香港、民营经济活跃的区位优势，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开展广泛合作。但从总体上看，研究型大学成果转化工作在机制完善度、服务能力、政策环境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实际成效还不够理想。大学对教师创业或校企合作的态度也并不明朗甚至有顾虑，存在约束和管理的复杂流程，反映出其在服务社会与学术自主之间的徘徊。高校成果转移转化的广度、深度与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相比还有差距。
在人才培养上，这几所大学在传统上对该区域有较大的影响力，比如A校毕业生深耕于珠三角地区的政商界（A2）；B校毕业生则与区域的产业界有更密切的关系（A7）；C校是“回应地方经济发展所需建立的一所地方性大学，所以它的实用性非常强”（C3）；E、F高校立足国际化视野，着重培养港澳社会发展所需高端人才（E3）。为了回应培养创新人才的需求，大湾区研究型大学基本上都成立“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开设创业选修与专业课、加强校企合作、培养应用型或复合型人才等。作为新型研究型大学，D校实施了最为激进的改革：推行书院制和导师制，实施跨学科和项目式教学，专门面向产业培养首席技术官（Chief Technology Officer，CTO），着力打造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实施“新工科”培养模式等，但受建校时间短、规模小等因素影响，改革成效有待进一步检验。反观A大学“虽然最早设立创新创业学院，并且也曾经兴极一时，但目前已被划归教务处，变成一个因为合法性而存在的机构”（A3）。
粤港澳大湾区正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不足等巨大挑战。虽然在部分优势产业领域已经涌现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企业，但在生物医药、芯片制造、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尚缺乏领军企业和创新高地。种种迹象表明，大湾区研究型大学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支撑、区域产业创新、服务中小企业成长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充分，距离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创新引擎还有不小差距，有必要进一步探索阻碍研究型大学发挥作用的因素。
五、阻碍研究型大学发挥作用的因素
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型大学质量高体量大，理应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发挥关键作用，但目前研究型大学整体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与其经济地位不匹配。现有许多量化研究已表明，我国天津、上海、浙江等地的高等教育都优于大湾区内地高校，换言之，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创新体系目前并非以大学为驱动，而是以企业为主导，政府和企业的影响力远高于大学，研究型大学的作用亟需加强，访谈揭示大湾区研究型大学在知识生成、知识转化与扩散、人力资本生成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知识生成环节：学术生态异化与创新动力不足
大学已然成为创新资源最为富集的场域，理应担负起区域创新的重任。然而，通过对8所大湾区研究型大学教师的深度访谈，我们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高校的知识生产活动常常受制于体制机制的掣肘，独创性研究乏善可陈，创新绩效与资源禀赋不相匹配。访谈中教师们的无奈和困惑，昭示着这一悖论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1.学术的游戏：大学排名与人才帽子
表面上看，高校在科研导向上存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失衡的症结。然而，这只是矛盾的表征，背后是学术资本主义语境下市场逻辑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和侵蚀。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驱动下，大学不得不通过迎合计量化的效率指标来展示自身的进步和卓越，陷入“排名政治”的自我规训中。学科门类与规模扩张、科研产出量化成为制胜法宝，而成果产出较低的学科则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裁撤的威胁。“学校一直在扩张、花钱，一直在大规模地招人，现在给外界的印象是招了特别多人，这些人又留不下来”（A6）。
短视化、同质化的竞争生态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形成。在这一生态中，高校教师要么遵从这一游戏规则，要么黯然离场。“很多学术巨擎通过发文章得到很多头衔、很多资源，又继续发更多的文章，进入名利双收的良性循环，但对国家而言其实是做了很多无用的投入。因为他既没有做出从0到1的突破，也没有做出从1到100的应用落地”（C4）。学者的研究议程越发受制于外在评价标准，论文发表、纵向课题等显性指标左右学术抱负，学术生产愈发批量化，研究的原创性、长远价值沦为次要考量。
2.马太效应：PI制改革中的赢者通吃
PI制的原意是将资源向优秀科研人员集中、快速集聚攻关力量，旨在打破论资排辈，建立“能者上、庸者下”的竞争机制，被视为释放创新活力的利器。国内大学推行PI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一位受访者表示，“教授可以自主组建科研团队、支配经费，对研究方向有很大的自由度”。然而，受制于“重项目轻团队”的评价导向，PI制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资本逻辑为项目制改革提供合法性基础，而项目制的推行又最大化地迎合了资本逻辑对标准化、同质化学术生产的渴求。以可预测性、确定性为导向的科研项目管理，要求以最小的时间成本换取最大的科研产出，学者们通常不得不顺应这种要求，放弃长周期、高风险研究，以加速研究项目的更替与资金的积累速度。以项目负责人为核心、金字塔型的团队组织形式，虽然提高了项目执行的效率，但也强化了科研队伍内部的科层化分工，导致“马太效应”，加剧科研资源配置的失衡。“没办法，现在国家都是大项目制、省里也是，没有大团队的就寸步难行，很多老师连拿项目都很难”（B1）。在“赢者通吃”的竞争中，拥有雄厚资源的大PI团队很容易形成垄断，而青年PI和小团队则处于劣势，知识生产要素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分化态势。
3.不发表就出局：青年教师的生存困境
青年学者群体的生存状况透视出学术资本主义的权力运作对学术生态的深刻影响。在建制化的PI体系下，青年教师不得不依附大团队生存。但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对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有偏向，团队内部贡献难以得到公平认可。以至于有受访者坦言，青年教师能否在学术界站稳脚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人际关系。“非升即走”和“预聘-长聘”的考核制度将发表压力最大化，迫使青年学者趋同性地选择确定性高、成熟稳定的科学研究议题，创新想象力被技术理性驯服。加之经费资助和编制晋升的激烈竞争，青年教师的学术生涯充满变数。虽然“破五唯”改革势在必行，但却可能演变为在原有指标基础上叠加考核，反而加重青年学者的生存负担。“从我们现在国家评价指标上来说，实际上还是有帽子的，我们现在虽然是不让刻意强调，但即使不说，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B4）。
4.学科交叉：在“无人区”艰难突围
学科交叉融合是知识创新的沃土，但僵化的学科分类体系、本位主义的评价机制，使得跨学科研究难觅容身之地。“学校的院系设置按照传统学科划分，跨学院合作存在体制障碍”，“你提出一个新的东西，必须各种细节都做得很好，无懈可击，别人才会认可你”，“学校还年轻，学科发展尚不成熟，因此缺乏跨学科发展硬件条件”（E5）。话语权力通过划定合法性边界，排斥另类话语，从而维系既有的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在学科本位主义的藩篱下，交叉研究往往面临“学科归属不明”的尴尬，在同行评议中处于劣势。从事交叉学科、开拓新兴方向的青年学者往往面临更大的晋升压力和职业风险。久而久之，学者开拓交叉领域的积极性被削弱，学科壁垒日益牢固，创新的活水也就断流了。可以看出，在排名政治、帽子竞争、项目制治理、学科分类体系等权力技术编织的规训网络中，虽大幅度提高了科研产出，但也导致学术生态日益异化，同质化竞争盛行，创新主体分化，学科交叉受阻，造成了高校在知识创新上的结构性困境。
（二）知识扩散环节：体制障碍重重，成果转化不畅
大学理应持续地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供给。但纵观访谈材料，高校在协同创新网络中的枢纽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其症结在于，一方面高校内部运行的科层化特征与创新活动的开放性难以契合，另一方面高校与企业、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在协同过程中分歧重重、共识缺失。
1.旋转门未打开：大学教师跨界流动受阻
大学教师既是知识的创造者，也是知识扩散的关键主体。通过“旋转门”机制在高校与产业间的双向流动，教师可以促进知识在不同组织情境中从隐性到显性的转换，推动“学习的飞轮”。高校教师在大学与企业的跨界流动中仍面临重重阻碍。其深层次原因既有观念差异、外部政策环境不连续等，也有高校内部评价和激励机制的掣肘。一方面，传统社会的固化认知，教师理应以教学科研为本。虽然国家鼓励大学教师创新创业，但大学对此的态度通常是“大学教师作为一份全职工作，如果同时还要兼任企业的相关职位，想必就要有相当多的精力放在公司里面，教师本身如何保障科研和人才培养，毕竟精力肯定是有限的”（C7）。频繁变化、缺乏延续性的政策环境加剧了教师投身产业的顾虑（C3）。另一方面，在高校“重学术、轻应用”的职称评定导向下，教师参与横向项目、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不高，“横向课题占评职称比例很低，有用但是只是锦上添花”（A5）。晋升评审、成果奖励等关键环节对科研人员创业抑或到企业任职缺乏明确认可，使“旋转门”缺乏体制保障。此外，从企业到大学的反向流动机制也不健全，“你去企业做一段时间，你年龄就上去了，年龄等问题放在那里，学校不一定会要你，所以你回学校的机会和通路就比较少了，除非你在企业做得非常成功”（C4）。
2.体制机制障碍：科层制约束下的低效运转
高校内部行政化、科层制的运行机制，与技术转移的市场化、专业化要求之间不相适配，制约了知识扩散和协同创新。在科研项目管理方面，从立项、过程管理到验收等环节，普遍存在手续繁琐、程序冗余的问题。“一个项目，光学校的审批走半年，等程序走完，可能整个市场风向就完全变了，企业不可能会这么有耐心地去等”（A3）。繁文缛节阻碍了时效性，难以对接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
在成果管理和转化机制方面，高校的人力资源配置不足，专业服务能力有待提升。以技术转化中心为例，作为连接高校科研与产业应用的纽带，它在知识扩散中应发挥关键作用。但有工作人员反映：“像我们科只有两个人，我们平时审合同，一个人要看全校30万以下的合同，另外一个人就要看全校30万以上的合同”（B8），技术转化队伍人手严重不足。要真正发挥好技术转化的功能，必须有通晓技术又熟悉市场的复合型人才。但现实是技术转化中心往往流于形式，多位受访者表示，其与企业的合作是通过私人关系牵线搭桥或机缘巧合之下建立的，而非通过大学的公共服务平台，产研合作处于一种松散耦合状态（B6）。在科研资源的配置上，高校内部的资源分配机制相对僵化，缺乏灵活性和弹性空间。科研资源如实验场地、大型仪器设备等，通常根据学科规模、发展规划等进行统筹分配，优先保障学校重点支持的学科领域。而对于产学研项目而言，在资源争取上往往处于劣势。有受访者直言“实验场地设备分配不到位”“申请多年，是没有批的”（A3），资源供给与技术转化的需求难以有效匹配，折射出科层制条块分割下资源配置的刚性和低效。
3.协同创新不足：利益主体博弈下的共识缺失
多元利益相关者在协同创新中的目标差异、诉求不一，是当前产学研合作潜力未能充分释放的症结之一。高校与企业在知识产权归属、成果收益分配等方面的博弈尤为突出。如在与头部企业合作中，高校往往处于话语权劣势，“企业非常看重知识产权保护，如果涉及核心技术，不太愿意与高校分享利益”（C4）。中小企业虽在这方面的诉求没有头部企业那么强烈，但在对高校科研成果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上，依然难以达成一致。初创企业对知识产权的态度则相对灵活，有的甚至用“只要随便给他们挂个名字”（B7）来换取校企合作。可见在成果归属这一敏感问题上，高校与不同类型企业均未形成契合的利益分配机制，影响了成果转化的效率。
利益分配不对等影响了企业、高校、教师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以横向项目为例，高校倾向于收取较高比例的管理费和劳务费。“学校会提一部分管理费，可能横向的项目提的管理费百分比高一点，纵向的项目百分比低一点”（C8）。而对于联合攻关等重大项目，企业和高校对于资金和资源的投入规模、成果收益的分享比例等也存在不小分歧。从教师个人角度看，收益分配机制的不合理，也挫伤了将科研成果推向市场的积极性。利益分配的失衡抑制了“产学研”主体的协同创新意愿。
企业与高校在创新周期、风险偏好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目标导向上难以实现同频共振。中小企业受制于资金和技术实力，更关注短平快的技术需求，而大学教师通常关注长远的科学问题。两类主体在时间维度上的错位导致了合作动力不足。而初创企业风险偏好高、渴望快速发展，但高校实验室的研究节奏较为稳定，难以适应初创企业对创新速度的要求，影响成果的快速孵化。高校与企业在行动逻辑和诉求上的差异，制约了协同创新的广度和深度。
（三）人才培养环节：双创教育边缘化，教改负重前行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理应成为区域发展的“发动机”。但访谈显示，大学生的专业能力难以适应产业发展需求，校企合作的广度深度不够，创新创业教育成效不彰，教学改革乏力。
1.供需错位：专业设置滞后于产业变迁
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其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应对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及时响应和动态调整。在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前，大学却常常成了“跟跑者”，许多专业的设置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学校有的专业确实紧缺，但还有一些专业可能与社会脱节，培养出来的学生找不到工作”（C1）。当然，高校也在主动求变，比如提出培养“社会高端就业人才”（A1），采取“大类招生、通识教育、专业分流”的模式（A6）。“我们学校成立了新工科建设委员会，对接区域产业、探索交叉复合专业”（B3）；学校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增设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专业（C5）“响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健康学科”（F2）。但高校专业结构调整往往缺乏前瞻性且束手束脚。这一方面是由于外部因素，如产业发展太快、人才需求预测和供需对接机制不完善等原因造成。“其实我们对行业、企业的真实需求并不太了解，培养方案制定主要靠学校老师开会讨论”（C5）。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内部的组织惯性。行政审批制度相对僵化，“教改委的审批太慢，从申报到获批往往要两三年时间，有的热门专业申请多轮都没通过”（D3）。在“以学科为本位”的传统治理结构下，跨学科交叉融合举步维艰。于是，一个“刚性”的供给系统，与一个“潜在”的需求系统，在错位中渐行渐远。
2.协同育人不畅：各取所需的产教融合
产教融合是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错位的一剂良方，这也是8所高校近年来大力推进的举措。比如实行“3+1”人才培养模式，最后1年让学生直接进入企业实习或参与科研项目（B11；C2；D4）；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开展订单式培养（C8；D9）；与知名企业联合培养工程硕士（D15）。但现实中，不少校企合作项目沦为各取所需的“联姻”：学校图挂牌评估、拉关系，企业图税收减免、提升品牌（D5），而在课程设置、师资共享等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却往往各自为政。“一些校企合作项目走过场，企业不愿意投入资源，只让学生去基层岗位打杂”（B7）。“学生一年在学校，两年去华为，学生在华为学到什么，学校完全不知情，回来跟你说，老师，我要毕业了，你得签个字”（D5）。这反映出联合培养缺乏全过程管理，校企双方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过程、考核评价等方面的协同还不够。
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看，通过校企协同育人机制，高校可以更敏锐地把握产业需求动向，及时更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践、毕业设计等机会；而企业可引导高校培养匹配岗位要求的人才，又可借助高校智力资源提升员工技能，形成人才供需互动。但目前这种良性互动局面尚未形成，高校与企业仍处于各自为政、松散合作的状态。
3.名不副实：被边缘化的创新创业教育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中，8所研究型大学也进行了诸多尝试：成立创新创业学院，开设创新创业通识课和专业课；搭建创业园等孵化平台；成立创业导师库，聘请创业校友授课；举办创新创业竞赛、培训等。但随着创业项目多以失败告终，高校师生的参与热情不断降温，创业教育在喧嚣过后又回归了边缘。
以A大学的案例最为典型，创新创业学院一开始作为独立学院定位很高，到后来跟管理学院合署办公，最后被划归教务处的职能部门下，虽未撤销但早已有名无实（A3）。一位受访者指出，“现存的创业学院培养，实际上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就跟现在要求学生做‘劳动教育’一样，我们并没有创新的想法，只是重复在做原有的事情，为完成上级的要求，我们把它归类为‘劳动教育’。就像工科，教育部要求培养实践能力，我们就把实践能力培养放在专业培养里，划到创业学院就算了”（A8）。“上创业课的老师自己都没创过业，讲的东西学生未必信服”（A3）一语道破症结所在。大学为完成创新创业教育全覆盖的硬性指标，匆忙上马了一批创新创业课程，却鲜有经验丰富的双创导师。学生选修创业课程、参加创业大赛，只是为了完成学分要求。“由于过于强调获奖，导致一些学生团队只是包装导师的现有成果”（A3）。这些项目往往停留在想象阶段，至于创业孵化该如何精耕细作、如何规避创业失败的风险，几乎均未涉及。“课堂上做的项目大多是假的，最后做个汇报就结束了。但真正创业哪有那么容易”（A2）。从多方受访者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看法中足以看出，创新创业教育尚未真正纳入人才培养体系，缺乏系统设计和制度保障，存在重形式、轻实质倾向。
4.教改乏力：惯性束缚下的艰难探索
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8所研究型大学均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比如推行书院制和导师制、项目制教学、“新工科”建设、创新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CTO人才等。“我们推行全程导师制，从学生入学开始就匹配导师，4年都由导师指导学习和生活。同时实行书院制，打破学科专业的壁垒，实行通识教育和个性化培养。学生前两年在书院学习，后两年再分流到专业”（D13）。这些探索既有宏观的培养模式改革，也有微观的课程教学创新，反映出高校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范式转型的努力。
然而，组织惯性和利益相关者的抵制是变革的常见阻力。在“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导向下，教师投身教学的积极性本就不高。“大家心都还是在科研，因为你教得再好，对于你升职称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大家的心不在教学上，很多时候制定教学课程就是乱制定的”（A4）。甚至从学生的视角来看，教学创新也是吃力不讨好，“学生评教时直言，喜欢的是‘水课’，不喜欢讨论和研究性学习”（B10）。这恰是应试教育惯性的表征，对开放性的研讨避之不及，遑论创新精神的培养。于是，教育出现了“友好化”的现象，讲求师生之间的“相互放过”（D15）。教学改革之所以乏力，根源在于现行的管理体制和评价机制难以有效激发教师的内生动力。
六、如何强化研究型大学支持区域创新的能力
研究型大学应与区域创新系统互相影响，形成态势良好的互动模式。粤港澳大湾区研究型大学要成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引擎，还需进一步结合自身发展特征，根据区域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和产业结构进行需求调整，打通教育与其他参与者的沟通渠道，结合知识生成、知识扩散、人才培养三环节，通过重塑科研评价机制、完善旋转门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有效协调粤港澳大湾区利益，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机制，强化研究型大学支持区域创新的能力。
（一）重塑科研评价机制，激发创新活力
科研评价机制无疑是影响高校知识生成的关键因素。“我们的指挥棒，实际上是国务院学位办的学科评估”（A3），这一指挥棒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高校的科研方向和资源配置。当前的评价体系仍存在诸多弊端，导致高校同质化竞争，创新动力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和高校携手合作，在顶层设计和微观实践上共同发力，建立科学、合理、多元的评价体系，调动各类人才投身科研创新的积极性。
构建分层分类的多元评价体系。部分受访者就表示，科研评价不能“一刀切”，而应根据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的特点，建立差异化的评价标准。“学科评估实际上就应该分类”（A5），基础研究型、应用研究型高校的侧重点本就不同。“针对一些基础学科，我们要鼓励坐个10年冷板凳，不要去打扰他，让他潜心去做研究……应用研究就是另外一种情况”（C7）。由此可见，科研评价体系应坚持分类指导，做到因校施策、因人而异。对以基础研究为主的高校，要完善代表作评审机制，突出原创性贡献；对应用型高校，则要将成果转化应用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对不同学科，评价指标也应体现差异性，工科可强调专利和工程应用，人文社科侧重学术影响力。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也要分层设置考核标准，给青年教师更多包容和支持。只有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才能调动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学科教师的积极性，发挥各自优势，形成错位发展、良性互动的创新生态。
以PI为核心的科研组织模式已在大湾区研究型大学中广泛推行，有效带动了科研团队建设，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但在实践中，PI制与高校原有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理顺，一些高校对PI的权责划分不清，影响了PI的自主性。未来，高校应进一步完善PI遴选、考核、退出机制，并根据PI的科研绩效实行差异化管理。同时，高校还要创新PI团队的组织模式，鼓励跨院系、跨学科PI组建协作群，聚焦重大需求开展攻关，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对于PI团队成员的考核，需要更全面地考察其对团队的贡献。作为大学可持续发展的生力军，青年教师是未来的希望所在。当前，不少高校实行“预聘-长聘”的教师聘任制度，对青年教师实行“非升即走”。这一举措旨在激发青年教师的科研动力，但也加剧了他们的职业焦虑。要让他们潜心科研、挑战未知，高校要进一步完善预聘教师的培养支持机制，在科研启动、导师指导、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在考核评价中，要建立代表作评审制，将教学、服务等方面的表现纳入其中，为青年教师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
许多原创性突破发生在学科交叉领域，建设交叉学科既有利于知识的交叉融合，催生科学新发现，也为复合型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提供“苗圃”。为此，高校要从顶层设计和资源配置上予以保障。在学科设置上，积极布局交叉学科，为跨学科项目预留指标；在教师评聘中突出交叉学科背景，打破学科身份界限；在学生培养中实行学分互认，为跨专业学习引航；在平台建设上统筹建设公共实验室，为不同学科背景的师生提供共享空间。与此同时，还要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如知识产权归属、成果认定、利益分配等，消除体制机制障碍。
（二）完善旋转门机制，激活知识扩散动能
知识人才流动被视为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扩散的主要途径。通过在不同机构和区域间流动，并与周围群体互动交流，知识人才促进了新知识的创造，也加快了知识的传播。但目前，高校与企业间人才流动的“旋转门”还不够畅通。要让“旋转门”转起来，一方面要完善相关政策，鼓励高校科研人员到企业挂职或兼职，参与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另一方面要为企业家、工程师等进入高校任教提供便利，在职称评聘、薪酬分配等方面予以倾斜。高校还可以试点“教授企业家”等新型用人机制，吸引企业界优秀人才入校任教，带动教学和科研面向产业需求。旋转门机制将显著提升高校、企业、政府三大创新主体间的互动水平，构建起三螺旋协同创新格局。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机制、平台、服务等方面形成合力。受访者普遍认为，成果转化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关键在于疏通转化渠道，提高审批效率。大学“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完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分配办法，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B7）。也有受访者建议“加强科学管理，通过综合效益评价、检查监督课题进度鉴定和推广课题成果”等环节，保证成果转化质量（A1）。要发挥大学科技园、新型研发机构等平台的纽带作用，引导高校成果向区域产业集聚地、创新创业集聚区等辐射转移。广泛开展协同创新，吸引行业骨干企业进驻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打通高校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对接通道。
技术转化中心要成为连接高校与产业的纽带，“一头连着科研院所实验室，一头对接产业和市场”，为成果供需双方牵线搭桥。技术经理人就像一个“中心点”，“所有的人都围着这个中心在转、来咨询，转化就会转动起来”（A8）。可以说，打造一支懂技术、擅市场、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是破解成果转化难题的关键所在。他们熟悉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运行规律，能够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在技术估值、产权保护与交易、创业孵化等环节发挥关键作用。同时，要创新选人用人机制，一方面建立基金项目与计划引进科技人才，壮大科创人才库，另一方面畅通技术经纪人的发展通道，让他们有稳定的职业预期和成长空间。
（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赋能区域创业生态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战略对人才提出了新要求。高校必须主动适应这一变化，加快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包括对接行业企业，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切实提高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和社会适应度。
深化产教融合，需要校企协同发力，在育人理念、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实践平台等方面形成合力。如A2提出的“成立地方研究院对接支柱产业”，B3建议的“引入前沿交叉学科内容，推行产教融合”，E1提出“支撑横向项目合作”，以及D17分享的“在综合项目的牵引下，让学生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提高能力”等做法，都体现了高校积极适应产业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努力。未来，高校要进一步强化需求导向，完善产教融合长效机制。比如面向区域产业发展规划调整专业设置，邀请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引入企业真实项目开展教学，建立教师和学生到企业实践锻炼的常态化机制等。同时，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鼓励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过程。政府也要完善相关政策，在专业学位授予、实践学分认定、“双师型”教师评聘等方面为校企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重塑创新创业教育，使其不只是专业教育的“添头”，而应内化为人才培养的“底色”。首先，坚持以提升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造能力为本，在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实践活动等各个环节促进专创融合、课赛融通。其次，要加强校地、校企、校校协作，建立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此外，还要加快建设双创导师队伍，健全创业导师遴选、培养、评价、激励制度，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师资保障。创新创业学院应成为先行先试的“试验田”，探索符合学校实际、彰显办学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
在人才培养中，教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不可或缺。然而，当前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导向，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教师投身教学的积极性。事实上，教学工作量大、强度高，教学改革创新也需要教师付出大量心血。高校要着力营造重教学、重育人的氛围和政策环境，在职称评聘、岗位晋升等方面向教学一线教师倾斜，切实提高教学业绩在教师考核中的比重。同时，要完善教学名师、教学成果奖等评选表彰制度，加大对教学型教师的宣传力度，在全校形成“以教学为荣”的浓厚氛围。培养高素质教学型教师，还要完善教师专业发展体系，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用科研反哺教学。
总的来说，粤港澳大湾区研究型大学在支持区域创新上仍面临诸多障碍。但只要政府、高校和企业三方形成合力，在科研评价、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方面深化改革，这些困境就一定能够突破。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必将释放巨大创新潜能，成为支撑建设全球知名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引擎。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Empowering Regional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Zhuo Zeli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research universities should play a key supporting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innova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that the dominant forces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re still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s, and the rol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it needs to be further enhanced. Based on the triple helix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ies and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 material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innovation system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ocuses on the positioning and rol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then analyses the factors that hinder the roles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innovation system in terms of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iffus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capital.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important rol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novation region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by improving the talent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system, bridging the talent flow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and innovating the mode of talent cultivation.
Key words: Greater Bay Area;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triple-helix; research universities
初审：王悦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