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有着优良的理论与实践传统，其精髓大量地蕴含于马克思主义的各类经典著作当中。《反杜林论》作为“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鲜明的价值立场以及严谨的科学精神。本文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构建、实践内涵提升、育人价值引领等内容，充分挖掘《反杜林论》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丰富而又开放的意义阐释空间中汲取养分，为提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提供理论指导与启示。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精神；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
一、基于现实需要的“批判的批判”
《反杜林论》序言部分写道：“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结果。”它是机会主义国际思潮涌动背景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斗争的直接产物，是恩格斯深思熟虑后的理性驱动。马克思认为革命的胜利取决于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和有效的知识指导与思想引领。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以理论武装工人、指导工人运动的革命思想与意志。这一革命传统明确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政治功能。
（一）社会主义理论自身建设与发展的需要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的到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机器的轰鸣声中首先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启蒙运动使人们认识到了自由与平等的价值意义，引导人们摆脱蒙昧，追求理性。另外，表面的人身自由背后掩藏着的却是资本主义赤裸裸的剥削与奴役，是人对物的依赖以及异化的黑暗现实。资本主义在客观地推动历史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现实的反思与批判，社会主义思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从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不伦不类的“复杂混合物”到杜林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经历了曲折坎坷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索，这是作为一个概念本身发展的辩证过程。因此，良莠不齐的理论主张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必由之路。在当时诸多的社会批判思潮中，那些纯粹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都因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对革命实践的认识不足而走向了失败。杜林及其杜林主义作为社会批判思潮的典型代表，以其独创的思想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全面批判，并试图与马克思主义分庭抗礼。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初心与使命，马克思与恩格斯直面来自杜林的挑战，全面肃清了杜林这位冒牌社会主义行家、改革家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高超的胡言乱语，并逐一进行了回应与批判，揭示了杜林主义的虚假与空洞。“批判的批判”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变革了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错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不良导向，驱散了笼罩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上形而上的迷雾，有效克服了向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幼稚病”，起到了净化思想的作用。通过在批判中构建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加强了当时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建设与组织建设，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指明了方向。
（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需要
马克思主义的建设与发展除了面对科学社会主义研究领域本身的“内忧”，还要应对来自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攻击的“外患”。在法国和英国工人运动处于低迷状态的情况下，德国无产阶级随着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同时成为德国资产阶级要瓦解的对象。德国社会主义党自身存在的发展不成熟、阶级成分复杂、政治思想不统一等问题，加之受到来自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的思辨哲学对德国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及宣传工作不足等，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大众化造成了严重干扰。进而导致政治敏锐性不强、辨别能力不够，使得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乘虚而入，从而在工人阶级思想上造成一定的混乱，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政党组织的团结统一。诚如马克思所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的物质力量，需要科学彻底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革命实践的思想引领，保证革命方向的正确性。为了保证这个年轻的政党的团结与统一，为了有效消除以杜林主义为代表的错误的思想观念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巩固加强工人“健康的本性”，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的健康发展，恢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理论与意识形态阵地的主导地位，实现对德国工人阶级教育与思想政治引领，马克思与恩格斯以“批判的批判”的形式旗帜鲜明地回应杜林及其思想理论，揭露杜林蓄意争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领导权地位的阴谋，保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政治上一致、思想上统一、行动上团结。
二、于宏大整体之中的“批判的批判”
作为批判的武器，恩格斯以《反杜林论》为载体，分别从逻辑结构、价值立场、科学方法层面对杜林主义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于其整体性、价值性与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我们应当在宏大的、普遍的、总的联系中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认识，巩固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一）理论结构的整体性：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力量
“笼统地诋毁方法并不等于把成果一一驳倒”，因此，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按照杜林的行文逻辑，以具体文本为依据，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逐一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哲学部分，杜林的现实哲学旨在突破传统哲学，实现哲学现实化。然而，杜林却以先验的“世界模式论”强调哲学原则在先，认为“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久远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并提出了“世界的存在原则”，认为世界统一于存在。以物质的自身等同性否认唯物辩证法的价值与规律，将矛盾排除在哲学体系之外，这一思维逻辑次序的本质缺陷，决定了杜林世界观的唯心主义本质和形而上的思维特征，充分体现在对于有机界、无机界以及社会历史领域的本质把握当中。面对“德国的所谓启蒙学说的最稀薄的清汤”，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针对杜林的现实哲学形而上特征与唯心主义痼疾，通过非生物的科学、活的有机体的科学、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三部分的论述实现对杜林的“世界模式论”的批判与反驳，明确了世界统一于物质而非存在，强调了物质运动的辩证本性与矛盾特征，批判了杜林思维形而上的错误方式与世界观的不彻底性，揭示了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的根本区别。在道德等社会意识问题中，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彻底批判了杜林将意识与存在颠倒的世界观，否定了杜林的历史虚无本质，强调了包括道德、平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归根结底是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具有历史性、阶级性。通过对杜林哲学的批判，进一步确立、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转向的世界观，明确了哲学应当以改变世界为历史责任，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人类解放事业确立了科学的哲学基础。
政治经济学部分，杜林以“完全没有先驱者”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完美继承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将本来源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规定性看作永恒的真理，并作为一切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起点，以“暴力论”为核心，无视历史现实的经济基础的根本作用。通过歪曲与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学说，进而实现杜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杜林不仅机械地割裂了分配与生产、交换的关系，同时对重要经济范畴做出了庸俗经济学式的分析。其批判不仅没有实现其“经济公社”与“共同社会”的科学制度安排，更为恶劣的是其形而上的思维方式与庸俗的分析不仅将现实的经济问题拖入了以道德为主的社会意识领域，而且使得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与秘密被其错误的理论所遮蔽，所有的经济学概念在杜林的理论中失去了资本主义批判的尖锐性与革命性。面对杜林的歪曲与批判，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作为研究与批判的基础，通过在生产领域中对生产、交换及分配的分析，阐明了“暴力”的本质与基础在于社会经济关系与社会阶级关系当中，暴力仅仅是实现经济目的的手段，而资本主义的存在也仅仅是为了实现利润榨取和积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也绝非“达到自己目的”的政治组合，就此彻底批判了杜林的“暴力论”颠倒的世界观。为了纠正杜林的错误理论与观点，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商品”这一范畴入手，突出了人作为劳动主体的价值与作用，进一步通过剩余价值分析及资本逻辑的探讨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以概念辨析的方法，厘清了劳动与劳动力、生存时间与劳动时间、工资与商品价值的区别，恩格斯在经济范畴的逻辑运演中证明了资本主义及伪社会主义如何以概念的混淆的“障眼法”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了观点及途径。
社会主义部分，杜林由于其哲学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立场、观点、方法的非科学性，进而导致他无视历史现实，在空想的领域中执着于对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的“吹毛求疵”的全盘否定，同时在“永恒真理”的指引下构建出冒牌的杜林社会主义。他否定社会主义发展的环节性与历史现实性，将社会主义的实现定义为思辨运动的抽象成果，无法在质量的辩证运动规律中洞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与其历史意义。他缺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清醒认知和对大工业生产本质的掌握，进而消除了生产与分工之于社会变革的意义，并以通过纯粹的意志行为单纯改良分配形式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期待以永恒的等量交换原则这一“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由于杜林的形而上思维局限与分工观念，他在家庭、宗教、教育层面的见解也显得十分庸俗。恩格斯针对杜林的历史虚无主义，客观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及其历史局限性，明确了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与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与批判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与实现的依据，揭示了以经济危机“作为社会变革的强制手段的意义”。在准确把握大工业实质的前提下，一方面，恩格斯以“错误的分工”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对人的奴役与异化，并以现代生产力自身发展逻辑为依据，提出消除旧的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恩格斯将分配问题还原至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的关系之中，揭示了价值和货币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阶级对立与剥削，在批判杜林分配观的虚假性的同时明确了唯有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能彻底实现公平正义的分配方式。在对杜林国家观、宗教观、家庭观、教育观的批判中，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明确了未来社会中国家作为暴力机器不再凌驾于个人主权之上，阐述了在自然、社会的异己力量统治下宗教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以及终将消失的历史必然性，勾勒出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真正自由的家庭的高级形式，并以强调将生产劳动与体育智育相结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由此形成对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合理设想与安排。
恩格斯对杜林主义的“批判的批判”是在马克思主义“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完成的，是在理性批判与资本批判中完成的。《反杜林论》逻辑的环环相扣与观点的层层深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品质所在，也是其理论的力量所在。其不仅以理论的形式消解了杜林绝对精神的神圣形象，而且有效地将消极、被动的批判转化为积极、主动的建构与完整的诠释。
（二）政治立场的一致性：领悟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趣
如果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秘籍，那么实现人类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坚持以人为本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灵魂，二者始终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当中。空想社会主义中所蕴含的先进性与超越性为人类社会合乎理性的发展提供了一盏明灯。马克思汲取了欧文的新拉纳克的合乎人的尊严与“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的营养成分，形成的对人类命运深度关怀的价值旨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亦是其价值终点。
在哲学层面，一方面，针对杜林的“永恒真理”与“哲学原则”的错误观点，恩格斯提出了思维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强调思维受到历史与民族的局限而决定了任何阶段的认识都是暂时的“联系和结果”，从而否定了杜林的终极真理观。同时，恩格斯从意志的自由性与必然性关系的把握中明确了人的自由取决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必然规律的把握程度，对规律的认识越是深入与彻底，人就越是自由。因此，人类作为历史主体，其思维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在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辩证运动中以其自身的超越性与革命性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促进人类对实现自由解放的认识与实践从低到高、从浅到深、从自为到自觉的不断向前发展。在承认主体思维能动性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提供了思维层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针对杜林提出的道德真理与抽象意志的平等观，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是历史的道德，并提出只有在对阶级对立与其历史印记的超越中，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才能形成。而平等作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是社会主义社会革命与建设的重要范畴。杜林将摆脱了一切现实因素的抽象的人的平等归结为意志的平等，并将不平等关系建立在暴力论的基础之上。恩格斯以历史现实为基础，同样强调了平等观念的阶级形式，提出无产阶级的平等是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平等。通过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道德与平等，是《反杜林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目标的历史逻辑。
政治经济学层面，杜林将利润、地租、饥饿工资、被奴役等归因于暴力，认为“这种奴役构成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和基本事实”，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人民作为历史主体被偶然的历史政治暴力事件所代替。对此，恩格斯明确阐述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奴役其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关系而非政治暴力，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历史发展从意识领域拖回经济实践领域，并进一步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的“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进行批判与分析中深化了对“劳动”的认识，在明确人作为劳动力是价值创造主体的同时揭露了资本家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导致的“劳动创造贫困”的现实。恩格斯提出，“剩余劳动……是到目前为止一切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形式的共同点”。在阶级社会中，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剩余价值追求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也是人成为商品被出卖、被异化的根本原因。由此，在财富积累与道德堕落的两极对立中，贫穷、奴役、剥削成为无产者无法摆脱的噩梦。作为社会革命家，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仅发现了问题、解释了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与路径。恩格斯将资本主义作为变革的突破口，以商品价值为起点，在概念自身的辩证逻辑运演中不断将资本主义推向自身的否定当中，即在生产、交换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联系中，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资产阶级的必然联系中，在自由工人与无产阶级的必然联系中，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经济危机的必然联系中，以及在大工业与生产社会化的必然联系中，一步步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推向自己的反面，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提供了经济逻辑与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在肯定暴力革命的积极意义方面提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无产阶级作为“直接吃到苦头”的阶级是革命实践的主体，必须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夺取政权，进而实现全人类和自身的解放，这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提供了阶级基础。
在科学社会主义层面，恩格斯进一步以资本主义经济必然灭亡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为依据，彻底否定了杜林关于社会主义的绝对真理说。一方面，以周期性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必然环节，对其造成的人的相对贫困、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浪费加以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从生产社会阶段向消费社会阶段所造成的矛盾缓和的虚伪实质予以揭露，深入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错误分工”的经济根源，否定了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的消极后果；另一方面，恩格斯提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通过将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方式，消灭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以按需分配为原则，从而彻底消除阶级得以形成的物质基础，并形成政府有计划地组织生产的局面。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可实现人的生产实践的全面流通与普遍变化，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阶级将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国家的自行消亡，人类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真正意义上创造自己的历史与价值，从而勾勒出共产主义阶段的美好图景，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提供了未来憧憬与前进动力。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立场。《反杜林论》在肯定人的主体性与历史地位的前提下，深入资本主义生产环境中的“现实的人”的生存困境，通过对杜林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批判，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实质。以历史唯物主义视野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为未来社会主义做出预设，这一过程是“人类解放”这一范畴不断具体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人民立场不断深化的过程。
（三）知识体系的丰富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
《反杜林论》之所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虽然是“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详尽”，但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的真谛，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与发展普遍规律的结晶，是知识与方法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只有通过广泛的分析与运用才能证实自身的科学性，才能对杜林体系做出有力的回应与批判。
18世纪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孤立的研究方式造就了人们形而上的思维模式，杜林作为这一时代形而上思维的典型代表，其“‘科学’自炫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的理论特点就是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阶段的产物。然而，新唯物主义受到同时期自然科学发展的深刻影响，以人类思维与客观世界的辩证本性扬弃了形而上的传统思维方式，并将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世界的武器。恩格斯认为，“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因此，恩格斯运用天体演化学、气体动力学、力学的热理论、生物学、地质学、数学知识等最新科学成果为依据和载体，充分证明了辩证规律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运用中，恩格斯依然坚持从客观事实出发，“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尤其是在对平等观、对道德和法的论战中，运用大量的历史知识、法学知识、军事知识，有效说明量变引起质变的辩证关系，从而批判了杜林错误的运动观点。
在《反杜林论》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中所体现的恩格斯严谨的态度与科学精神，与杜林的经验主义与不彻底性形成鲜明对比。“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恩格斯对于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广泛运用与阐述，在深度与广度中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价值，消解了中世纪以来“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关于“此岸世界”的真理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辩护。
三、于“批判的批判”之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品质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生命线”，其现代性提升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简单、机械的理论投射，而应当在与我国现代化实践保持同频共振的基础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在现代性层面的理论自觉与效能发挥，在超越性中实现对社会整体的思想与价值引领。《反杜林论》围绕现代社会发展所做出的“批判的批判”以及明确的意识形态构建原则、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与严谨的科学精神，对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及其现代性提升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在批判中构建，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功能发挥
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本质要求，《反杜林论》的创作动机与理论形成就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为目的，以整体的意识形态批判与构建为方法，进而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主导作用。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需要以现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作为理论支撑与思想引导，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与传播的平台，应当主要围绕意识形态的净化功能、凝聚功能、价值引领功能的发挥，促进意识形态的现代构建与人的政治生命、社会生命的现代化发展。
第一，通过批判与构建起到意识形态的净化作用。面对经济全球化与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的现代化冲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要从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向度出发，针对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无用论”“过时论”以及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等错误理论观点做出全面有力的批判与回应，在揭露资本主义虚假性与剥削实质的意识形态实践中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价值与主导地位，有效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与歪曲，净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虚假需求，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民粹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造成的思想污染与腐蚀。思想政治教育正是要在上述的批判与构建中引导人们完整、科学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以时事政治教育为抓手，有效增强政治敏锐性与鉴别力，坚定理想信念，为现代化建设搭建一道稳固的“防火墙”。第二，通过批判与构建形成意识形态话语实践的凝聚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意识形态话语构建仍要以阶级性为根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在我国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其意识形态构建是无产阶级利益的表达，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应当紧紧围绕人民立场，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赤裸裸的剥削与奴役的批判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体现的优越性的鲜明对比中，凸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鲜明的人民立场。在具体教育实践中，不断将意识形态构建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相结合，持续体现人民对美好物质、精神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与主体价值中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与内化。进一步加强、完善政治文明建设，以民主政治凝聚共识，积聚力量，为现代化建设打好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第三，通过批判与构建实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思想引领作用。约翰·B.汤普森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借以意义的调动服务与支撑统治关系的象征形式，这一意义的调动即意识形态的引领。意识形态的引领功能要求该意识形态体系不仅能够在对异己批判的基础上实现意识形态的阐释功能，同时也能够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基础上完善“造血”功能，既要基于现实，同时又要高于社会现实，在不断整合中实现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思想意识引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引领中，一方面，要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践指向，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理论创新实践，引领人民主体把握改造物质世界的现代思想武器，结合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实际，通过激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进而转化为现代化进程中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作为价值引领，在国家、社会、人民利益相统一的基础上实现意识形态的整合与统一，勾勒出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大同心圆，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与智力支持。
（二）在目标导向与环节生成中彰显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内涵
《共产党宣言》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要旨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人的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过程当中的关键环节具有历史必然性。《反杜林论》正是从现代社会发展实际出发，以实现人类解放与自由全面的发展为终极目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石，在资本主义批判与社会主义构建的具体环节中丰富了其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科学全面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内涵旨趣，对思想政治教育从传统型教育理念向现代型转变的环节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现代化发展的语境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及方法为遵循，以人的现代化现实需求与发展规律为依据，在新问题、新矛盾的解决中，在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扬弃中，实现自我变革与发展。第一，客观准确地判断“现代性”的价值内涵。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其实践与研究应围绕“现代性”及“人的现代性”，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动因、条件为依据，着力于因社会全面变革所导致的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引导、培养。对于“现代化”“现代性”的理解应当拒绝简单、直接地与“进步”“前进”等词语等同，避免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实践理念的片面性。在概念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既要看到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同样也要看到由于现代大工业发展带来的社会价值观念冲突、人的异化，以及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等现代性困境与现代化对反思性、自主性的自我违背，思想政治教育应以克服人的现代化危机作为其现代性转变的具体实践依据。注重加强精神生命及现代思想观念的培育，以消解物质生命的片面发展造成的人的思想与行为的物化及价值观的扭曲，提高人们的生命品质，保证自然生命的健康合理发展。通过现代政治生命的培养，形成现代公民的政治素养，为构建科学、民主的政治生态环境，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稳定社会秩序提供思想规范，保证社会生命的有序参与发展。第二，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范式。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以纯粹的、单一的社会哲学为主要内容的研究范式，转变为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相结合的研究范式。通过确认人的主客体相统一的现实地位，明确人的生存方式与结构需要，围绕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本质，具体结合马克思关于人的道德、平等的思想，在传统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对“现实的人”的观照，形成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标准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指标，在思想观念引导与主体能力培养的结构中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同时，将过去思想政治教育以“挑战—应对”“发展—适应”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反思—超越”为特征的现代性变革的发展理路，在科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规律的基础上，将被动发展转化为主动引领。第三，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在阶级社会中的根本任务与基本价值功能具有历史一致性，但具体功能的外延、内涵以及形式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现代化发展的场域中，思想政治教育要以肯定人的主体性为实践前提，将以往以政治教育为主要目的的灌输转变为以促进人的现代发展为目的的全面启发疏导；将传统的宏大叙事转向以“现实的人”为焦点的平凡叙事，把脱离现实的、空洞抽象的理论说教转变为与主体实际相结合的、生动的、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引导；在学校教育中，将过去单一的课堂式封闭教学转变为以互联网为线上平台，以理论教学、社会实践为线下平台的形式多样的开放式教学。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是“现代性”这一范畴不断从抽象走向具体、回归本质的过程，也是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明确目标与环节实践逐步成熟的过程。
（三）以培育时代新人为目标，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精神
现代社会是一个全面变革的社会。随着大工业、商品经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新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塑造出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新人。新人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因此，培育时代新人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育人功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到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到“把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再到“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这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全面开启现代化进程的今天，为谁培育、如何培育、培育什么样的时代新人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思忖的问题。《反杜林论》作为一部集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与方法体系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培育现代化新人具有实践层面的指导意义。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单一的、纯粹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为内容，是就思想政治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科内容上割裂了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是形而上的，从而导致教育内容抽象、枯燥、乏味，教育效果打折扣的现象。因此，要从现代性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加以审视，以包括精神追求、价值观念、认知方式、思维方式、知识结构、能力水平等诸多方面在内的现代素质为参照，明确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意义，在理性与感性、传统与创新、科学与价值、道德与规范、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中，在“真善美”的价值逻辑引领中不断加深个体的社会化程度，提升人的现代性与生命品质。
求“真”是人的思维品质，是人对科学自由的追求。《反杜林论》以鲜明的批判性体现了人的思维方式的价值与意义，批判了杜林非科学、伪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态度。科学的本质在于思维，恩格斯强调：“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所谓“真实的思维”，是哲学精神在科学认知上的体现，是以“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极其现代的教育因素”为表现形式，在现实矛盾运动中通过不断扬弃来追求真理、接近真理。以唯物辩证法为内核的现代思维方式是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的思维方式的革命，强调在普遍的联系中认识对象，在批判中分析对象。反对孤立地、割裂地看待问题，是哲学理性与思维本质的回归，也是人作为理性动物在思维方面的集中体现。现代性思维方式的培养与知识结构转型是思想政治教育提升现代性品质的关键。第一，在知识性与价值性统一的过程中，将过去单一的、相互割裂的专业学科知识讲授转化为大思政格局下的知识结构的重构与复合，在普遍联系的整体知识结构中培育全面的科学思维，寓思想政治价值引领于专业知识传递当中，在凸显知识的价值性的同时有效改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单调与乏味，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趣味性与丰富性。第二，将辩证思维训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内容，在否定思维的至上性中引导主体以革命的精神审视世界，在辩证思维培育中塑造主体的科学思维能力与批判精神，肯定主体想象力价值，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引导人们在合规律性的求知过程中以“真善美”作为标准，引导人们求真务实、敢于批判、大胆想象、不懈钻研、善于创造，培养主体形成富有人文关怀的价值理性与科学精神，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中形成的技术理性缺陷，以合乎人道的科学精神投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当中，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撑，推动国家科技领域的创新发展，发挥推动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生力军作用。
求“善”是主体对于“为道德而道德，为意志而意志，为自由而自由”的意志自由的追求，这是康德对社会道德做出的最高设想，也是现代社会在道德层面的终极追求。与此同时，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着眼于现实生产关系，应注意到“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这一表述阐明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永远是阶级的道德，只有消灭了阶级，变革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及其生产方式的性质决定了其道德观念鲜明的无产阶级色彩，具体而言，就是以坚定理想信念、具有家国情怀与担当意识、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坚持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爱岗敬业、诚信友善等为基本内涵的无产阶级伦理道德观，是以“大德”为统帅、以“公德”为规制、以“私德”为基础的道德体系。道德水平是一个社会、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以立德树人作为育人根本任务，坚持以德为先的育人理念。一方面，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商品经济条件下建立起的以商品生产与交换为基础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道德堕落的社会经济根源，对人的奴役、剥削、压榨及拜物教导致了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揭开西方社会冰冷的社会人际关系背后所掩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黑暗本质，从而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明德、守信、律己，自觉与违反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社会利益的行为做斗争，在修身崇德中自觉抵制来自西方消极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破坏冲击，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与行为方式；另一方面，要引导人们进一步确认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道德的先进性与超越性。首先，社会主义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其重要目的就在于通过提高社会生产力实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道德培育与实现方面相较于西方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其次，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注重道德培养的民族，《易传》中就明确提出“厚德载物”之说，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十分强调个人的德性修养。《礼记·大学》开篇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由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的精髓滋养人心，哺育人才。通过道德价值观的培育，自觉形成与人为善、勤俭节约、团结友爱、诚实守信的良好的道德素养。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自觉遵守社会道德与规范，形成道德自律意识；为我国现代社会的普遍交往提供良好的道德基础与交往环境，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凝聚、民族团结。最后，着眼于世界历史转向，将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为个体道德价值追求的目标，引导人们从无产阶级道德层面的超越性出发，正确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价值内涵，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追求公平与正义，从而培养形成符合无产阶级道德要求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要求的道德素养与品质。
求“美”是人的生命品质的最高追求，是在人的“知”的自由与“意”的自由基础上进而形成的“情”的自由。《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以现代社会大工业自身发展规律为依据，将人类社会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后的“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作为对“美”的应然状态的合理构想，为现代社会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价值标准与实践方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始终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在立足现实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促成人的现代发展。一方面，应当在“真”“善”培育的基础上引导主体在全面、协调发展中积极地开展实践活动，以不同形式的劳动教育实践为载体，以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为形式引导青年及群众主动与社会结合。在这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过程中，进一步开展世界观、价值观教育，引导实践主体在参与自然领域、社会领域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获得世界本质联系的确认与真理的检验，在确立巩固科学的思维方式与正确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美”的实践意志，能够自觉地对个人认识与实践进行审美观照，促使主体在超功利层面实现个人精神升华与飞跃。另一方面，康德认为美是善的象征、黑格尔将美看作真理本身，由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挖掘艺术领域的育人内涵，在广泛的艺术审美形式中汲取科学精神、人文素养的养分，通过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文学等各类艺术形式在内的审美体验深化主体对“真”与“善”的认知，在审美愉悦中完成主体人格塑造，引导主体以“美”为价值追求，在提升主体生命品质的实践中实现人的现代性价值的引领。
四、小结
《反杜林论》中所蕴含的思想精神、价值内涵与方法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增强“四为服务”的实效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鲜亮的政治底色，以“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目标，立足人的现代化需求，在反思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构建与超越，在内涵式提升中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前进。
（本文参考文献略）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