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动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当前，国家乡村教育资源投入效用较低，出现“投入增长，发展有限”的“内卷化”现象。这一现象与乡村教育功能发生三重偏移相关，具体表现为文化传播功能被挤压为抚育照料、社会化功能转化为“只教不育”以及选拔功能下降为保底式完成任务。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进行分析发现，资源投入乡村教育并未推动教育系统中的学生系统、教师系统和课堂教学系统等子系统各自发挥功能并形成均衡结构关系，从而导致教育系统陷入功能偏移的“病态”后果。上述分析表明，国家教育资源投入需重视乡村教育结构并引导其达到平衡，才能推动教育功能的目标化实现，打破资源投入“内卷化”的困境。
关键词：乡村教育；中国式现代化；教育功能；教育资源；内卷化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因而，高质量发展也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内在品质。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提出要“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农村学校办学水平。”
为巩固基本均衡成果，推进优质均衡，国家向乡村教育进行政策和资源倾斜，但乡村教育发展仍然不尽如人意，教育质量提升有限，城乡教育仍存在明显差距，乡村留不住人。教育资源“有投入、产出少”的内卷化结果成为亟需讨论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围绕乡村义务教育资源投入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学界也展开了大量研究。归纳而言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资源配置不均衡观点。杨斌等通过运用DEA方法和Tobit回归模型对“十五”期间全国各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发现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很大程度上受教育经费投入水平限制。李毅则进一步指出乡村教育优质资源规模投入不足，尤其长期以来优质师资难以在农村留下来，严重阻碍了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董新良等通过对山西省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配置状况分析，认为城乡教师配置不均衡、学校办学条件存在不足以及机制创新发育不成熟导致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二是资源激活不充分观点。该观点认为仅有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农村学校既有教育资源进行激活，实现增量均衡与存量激活并重，最终实现教育资源效用最大化，提高教育质量。然而两种观点始终都局限在对资源的单一考量，虽然能够部分解释城乡教育差距为何拉大，但无法解释独立的乡村教育为何随着国家教育资源投入越来越多，其发展仍然有限。
本文认为国家资源投入效用的发挥依赖于教育功能的合目标化实现，教育作为系统，其功能发挥并非依赖单个教育要素功能的发挥，而需要教育结构达到整体均衡。因而，本文借用结构功能理论进行分析。结构功能理论将社会与有机体进行类比，认为社会由相互依存的各部分按照一定结构组成整体系统，每一部分都在系统中履行一定功能。结构与系统是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简单来说，结构决定功能，功能满足需要。任何系统功能的发挥都需要满足一定的功能性条件，即必须关注系统的结构构成特征及其变化，使其充分发挥积极功能。
二、乡村教育功能与国家教育目标定位
国家向乡村教育投入资源旨在实现教育目标。相比教育功能,教育目标突出的是国家对教育活动的能动态度和自为程度。换言之,国家希望投入资源推动教育功能导向教育目标的实现。因此,明确教育的功能和具体目标便成为讨论起点。
(一)乡村教育功能的维度划分
功能是本质属性作用的展示,基于马克思关于事物性质由事物内部主要矛盾所决定的认识,教育的本质也由其内部特殊的矛盾所决定。乡村教育功能,主要指的是学校教育功能。学校作为制度化教育在近代社会大工业生产之后,尤其是随着义务教育制度的确立逐渐成为教育系统的核心。国家教育资源输入乡村,潜在以及完整的含义其实是国家对以乡村学校为代表的教育系统的投入。因此,必须更具体讨论学校教育的功能。
对学校教育功能的探讨最早源于功能主义社会学家涂尔干。他认为“教育在于使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而后,帕森斯对涂尔干所提出的社会化过程进行了拓展和阐释,认为“学校不仅是一个社会化的机构,还将越来越成为选择的主要渠道,以便同人们在一个日益分化的、逐步向上升迁的社会里所期望的相一致。”总结而言,功能取向的教育社会学家认为学校教育具有社会化和选拔功能。而冲突取向的教育社会学家则对此提出质疑和批判，认为学校是社会控制和再生产的机构。这当中以鲍尔斯与金蒂斯在《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一书中提出的“符应理论”、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为代表。尽管这两种观点存在分歧，但对分歧本身进行辨析，则会发现二者的分歧在于教育功能产生的结果。由于教育基础受国家社会制度影响，上述讨论背景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带有资本主义教育的特征，其一便是阶级性。而搁置学校教育结果的争议不议，两种取向实际上共同承认了教育具有社会化和选拔两项客观功能，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培养什么人以及选拔究竟打破还是维系社会阶级秩序的讨论。
因此，学校教育具备社会化和选拔的功能，这也是教育“育人”本体性功能的细化，一定程度上对应的正是“成人”和“成才”两个方面。
（二）我国乡村教育的目标定位
乡村学校既是人才培养中心，也是乡村文化中心。乡村教育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人才振兴与提升教育选拔功能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乡村教育主要是义务教育，它为乡村留住人并非是将乡村儿童培养成“为农”倾向的人，更多指的是通过提高教育质量，降低和延缓农民家庭为了追求高质量教育而不得不离乡进城的教育城镇化进程，从而为乡村留下更多不必被迫进城的人，维系村庄社会完整性。乡村教育本质上仍然是教育，它的价值同样是为国育人育才，在城乡流动和融合的当下，“离农”“为农”思维的争执与现实存在较大距离。
当前，农民离乡进城的主要动力之一便是子女教育。随着教育责任伦理从传统“读书的料”转变为“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农村家长的教育竞争越来越具有合理性，也越来越激烈。择校和陪读等教育竞争行为越来越普遍，为了子女获得优质教育，家长们不得不跟随孩子离乡。换言之，当孩子能够在家门口获得优质教育或者说教育需求能够被满足时，家庭的教育城镇化动力便会减弱，村庄能够以孩子为抓手，留住和吸引更多人在村，为乡村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多资源和力量。因而，乡村教育在当前不仅仅是解决有学上的问题，更是上好学的问题。这点反映在教育功能上便要求提升乡村教育的选拔功能，增强乡村教育在教育选拔中的竞争力。
2.乡风文明与强化教育社会化功能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作为乡村文化中心，乡村教育也与乡风文明有关。乡风文明发展根基在于乡土文化教育，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乡土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成相互嵌套结构，获得推陈出新的发展。乡村学校作为“村落中的国家”，其教育对象乡村儿童是乡村社会中的主要群体之一。对乡村儿童的教育和引导一方面能够使学生本人养成良好道德，习得优秀品质，成为社会主义公民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另一方面也能够借助孩子的家庭成员和村庄成员角色身份，促进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激发乡土文化生命力，促进乡风文明发展。因而乡村教育的社会化功能必须充分发挥，使学生具备良好道德品质和素养，成为社会需要之人。
综上所述，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投入教育资源，旨在推动乡村教育充分发挥社会化功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培养人才，同时强化选拔功能，促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乡村教育对乡村振兴的强大赋能。而针对社会的派生性功能，例如社区凝聚等功能都依赖本体性功能发挥，在此不专门讨论。
三、资源投入与乡村教育功能偏移
国家教育资源投入需实现教育功能的目标化，才能达到资源投入目的，发挥效用。但当前大量经验事实表明乡村教育功能并未达到或者说导向教育目标方向，而是发生明显偏移。前文已经论述到乡村教育的本体功能是社会化和选拔，这二者都以教育对社会文化或者说人类知识、智慧的传递、传播为前提。为更加清晰呈现当前教育功能偏移现象的丰富性和层次性，本部分对教育功能偏移现象的呈现将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作为前提和基础，其后讨论社会化功能和选拔功能的表现。
（一）文化传播功能挤压为抚育照料
教育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活动，是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展开的、以文化知识为内容的文化传承与知识教育活动。这也是教育实现育人、使受教育者成人成才的重要基础。尤其随着学校作为制度化的教育逐渐建立，学校教育便从泛化的大教育中独立出来，成为专业化领域。
家庭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和单元，从家庭任务角度来定义，其基本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条件，从而保障家庭的生存和人口结构的再生产。作为多职能的社会组织，家庭发挥着抚育幼儿、赡养老人等重要功能。作为儿童生活和成长的场域，家庭对儿童的教育是日常性、生活性和经验性的，并且家庭也并非专门从事教育工作。
当前乡村学校出现的困境是学校作为专业教育组织与家庭组织之间出现功能边界的混淆，甚至学校的文化传播功能被挤压为抚育照料功能。这点尤为体现在乡村小规模学校当中，我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占比大，在中国有高达10.8万所乡村小规模学校。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对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定义为“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但实际上多数学校人数远低于100人，一项基于湖南省8000余所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调研分析也表明在学校规模上，“小规模村小平均规模为63人，教学点平均规模为20人，不足10人的教学点最为典型和普遍”。除了学校规模太小不利于形成合理的教学结构外，小规模学校的生源质量也相对不高。当前在乡村小规模学校接受教育的主要是经济条件不足，学习成绩不好的弱势群体，部分学生还存在智力障碍。对学校而言，常规教育活动也难以正常开展，往往会被各种琐事干扰和打断。一方面是教育管理部门为防范校园安全安排布置各项工作，另一方面是强势家长理直气壮提出不合理要求，这些都导致学校付出大量精力应对。许多老师也自嘲“不知道自己是老师还是保姆，在学校主要精力不是教书而是盯着学生安全去了。”
（二）社会化功能转化为“只教不育”
社会化意指个体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逐渐摆脱自然属性，习得社会属性，进而能够融入社会，掌握社会规范，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社会化是持续终生的过程，但从时间来看，一般在25岁前完成。常规情况下，学生5岁入学读书，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多数学生仍然会继续接受教育，就时间占比而言，学校教育对儿童社会化具有重要影响。此外，从社会知识发展特征来看，其复杂、丰富和专业化趋势逐渐超出家庭胜任范畴，需要借助学校系统、科学、专业的正规教育完成。这进一步凸显学校教育社会化功能发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具体而言，教育社会化功能的发挥有利于学生习得和遵守学生角色所相应的社会规范，有助于学生作为受教者与施教者之间形成良好和谐的互动，促进学生学业发展。并且，学校作为国家教育结构构成部分，对学生的教育培养需要传达国家意志，要将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以及现代公民，这些都要求学校积极主动介入学生的社会化过程。
社会化尤其儿童时期的社会化一般由外化到内化，需要施教者发挥引导、塑造和教化的作用。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这要求学生与老师紧密配合，跟随老师。另一种是社会控制介入，以警醒、强调或者惩戒等方式进行强化教育，这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身份权威。而在具体实践中，乡村教师在管理学生中“不好管、不敢管”的体验和感受却越来越强烈。一方面是网络时代的复杂性使得学生管教难度增大，另一方面是教师权威的下降以及对学生安全的担忧使老师不敢管学生。结果出现不少教师被迫“只教不育”，即教师只是自顾自地完成自己的知识教学任务，单向输出知识，而对学生的不良行为视而不见。
案例1：在江西一所乡镇中学调研，某班主任反映，她作为班主任上课，40多人的班级，仅有5位学生听课，其余学生都伏案睡觉。睡觉的同学算是给她面子，若是其他科任老师上课，教室里就会乱成一团，学生讲话的声音盖过老师讲课的声音。教师难以进行管教，只能无奈继续上课。
教师只教不育之后，学生的违规违纪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指出和制止，这不仅使学校日常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也不利于学生良好学习行为和习惯的养成，更无法引导学生成长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人。
（三）选拔功能下降为保底式完成任务
选拔功能在此导向的是增强教育质量的目标，意味着学校教育竞争力增强，学生学业能力和竞争力提升，具有更多升学可能性。学校选拔功能的发挥既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也是为家庭培养人才。乡村教育选拔功能的发挥是提升乡村教育能力的直观要求。尽管学界不乏关于学校教育“角色化”的批评，认为学校功利化选拔功能压过社会化功能，从而不利于学生主动性发挥、个性成长以及心理健康发展等。但对乡村教育现状而言，并非选拔功能对育人功能形成僭越致使教育功能发展不平衡，而是选拔功能本身也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在实践中呈现出保底式完成任务的局面。
选拔功能的充分发挥依赖于教师高质量的教学投入和教育管理水平，学生充分的学习投入，以及双方形成积极配合。而在乡村学校，教师积极性不高、教师留不住是普遍情况，学校大多处在底线维持状态。乡村学校尤其是小规模学校，教师队伍往往由临近退休的老教师和新入职的年轻老师组成。老教师无职业晋升期待，且逐渐被子女卷入孙代照料之中，教学积极性不足，往往是打卡式上班，知识储备和教学方式也较为陈旧，无更新动力。年轻老师则将乡村学校视为跳板，多数都抱有进城念头，往往5年服务期满都争先恐后报名参加县城选调。不少乡村校长表示尽管学校努力为年轻老师解决周转房问题，食堂也能够解决教师吃饭问题，但是许多教师仍然一边教学，一边准备考研、考公务员、考县城学校，几乎没有人想要踏实留下来教学。
教师队伍消极的工作态度，不稳定的工作预期，以及文化传播功能和社会化功能的有限发挥，导致乡村学校的选拔功能难以发挥效用，逐渐演变为保底式完成任务。乡村学校更多仅仅是满足孩子有学上，为周边适龄儿童提供兜底性教育保障。但这种教育定位和功能不符合当下国家和家长所需。事实上，也有不少农村家长对乡村教育质量颇有不满，认为“女儿在村小上了这么久的学连简单的数字加减都不会，而其他在乡镇上学的小孩都已经学了很多（知识）了，也不知道村小的老师在干什么。”家长对教育质量的不满又可能成为离乡的强大推力，换言之，乡村教育的保底式功能弱化教育选拔功能，将进一步推动乡村教育的衰弱。
四、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教育功能偏移成因探析
乡村学校作为教育系统，由教师系统、学生系统和课堂教学系统三大子系统构成。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三大子系统需要各自在自身系统内发挥不同功能，并形成均衡结构关系，从而共同塑造乡村学校教育的结构功能形态，否则便可能导致功能发挥陷入“病态”。借助该理论分析视角，发现当前教育功能偏移与三大子系统的结构功能未正常发挥相关，换言之，资源输入乡村教育后，并未促成子系统之间的结构关系均衡，致使教育系统功能不仅发挥有限，而且发生偏移。
（一）学生系统：资源使用重平均与班级规模不合理
学生是学校系统的基本要素，学生的规模数量和质量对学生系统以及该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互动有重要影响。学生在学校中以班级为单位接受教育，而班级规模也一直是教育政策中的重要议题，不同的班级规模有着不同的教育气氛，对课堂教学起着重要影响。
班级规模对课堂教学实践而言，要同时考虑学生数量和生源差异。脱离学生内部差异单纯谈论数量极有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陷入简单的规模效应。从教育实践和教育规律来看，班级规模人数不能太少，一方面教师需要足够的听众激发自己的教学欲望，另一方面学生之间也需要有足够多层次的学生来形成相互竞争的学习氛围，最终师生双方形成活跃的课堂气氛，能够相互启发。
国家资源投入本应推动学生系统形成合理的班级规模，即通过资源有效分配引导教育要素集聚。但当前国家教育资源投入使用重平均和全面，整合优化力度不够，存在资源配置浪费情形。以河南某县为例，据统计，2020年当地共有公立小学277所，其中小规模学校共192所。为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包括向小规模学校进行项目资金投入，进行升级改造。结果却由于项目审批和资金拨付需要时间，等到整个流程结束已经过了1年或者2年，一些原本200人的学校就只剩几十人了，又不能不建，资源浪费严重。
向小规模学校投入资源改善了学校办学条件，为少数学生提供了家门口上学的机会，让孩子能够就近、低成本上学。保障学生有学上，确实符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政治要求，但这只是最低需求，人民不仅要求有学上，更要求上好学。但当前这种资源投入方式，即使维持住了乡村小规模学校，学生也无法形成合适的班级规模，学校无法有良好的教育氛围，以至于学校基础教育功能难以发挥。并且，在城镇化大背景下，村小包括乡村小规模学校都面临衰落趋势，在当下将资源继续投向这些学校，会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稀释对其他层次和类型学校的资源投入。并且，通过资源投入维持和延长这些即将衰落的学校的“寿命”，某种程度上也是将学生和老师捆绑在此，使他们被迫失去开展常规教学活动的机会。这种资源投入方式带来的教育效果显然无法留住学生，更遑论吸引学生回流，只是进一步导致教育质量下降，教育功能无法正常发挥。
（二）教师系统：资源投入重数量与师资队伍不稳定
乡村教育功能的发挥中，教师是第一要素。教师类别、层次、数量等的影响会导致教师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教师教学质量。乡村学校师资不足是困扰学校教育的重要难题，政府在向乡村教育投入资源时，师资也是重要的资源。通过制定免费师范生计划、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城乡教师轮岗等政策，乡村教师队伍得到了多渠道的补充。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各项师资投入更多是在数量上满足了教育需求，师资队伍本身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教师留不下来，师资队伍不稳定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
所谓教师留得住和稳定并非要求教师不能流动，而是在一个教育周期内能够做到教师安心、专心教学，教师队伍结构合理且有补充。而当前乡村教师队伍在获得师资补充后，仍然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一方面是年龄结构不均衡，出现中间塌陷情形，大多是老教师和年轻老师的队伍结构。这种结构之下，不利于学校文化在不同年龄段教师之间的传递和延续，也不利于教师梯度成长，不利于学校长期稳定发展。另一方面教师队伍还存在明显的性别失衡，男教师由于更多承担家庭经济责任，乡村学校经济待遇对男性吸引力不足。而女性的经济压力相对较小，大众对其期待是有份稳定工作就好，因而乡村学校女教师较多。而婚恋考虑、生活品质追求等又使得她们往往难以在农村扎根。
此外，还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制定各项相关政策为乡村教育补充师资，这种充足更多是以县域为单位，依据师生比实现的充足，在实践中则可能存在不充足情形。一是，以县域为单位依照师生比计算出的教师数量只是无差别的数字，而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分散的小规模学校占据了过高的师生比，导致其余学校师生比过低，教师数量不足。二是，即使一些学校师生比达标，但在当前大量行政工作和为防范小概率事件所开展各项额外工作面前，由于学校教职工数量不富余，大多需要专任教师兼任各项杂事，也导致乡村教师分身乏术，苦不堪言。
国家资源投入在当前更多只是重视数量上的满足，师资投入并未有效促进教师队伍良性运转，反而导致乡村学校成为“教师培训机构”，无法有效改善乡村教育，新教师和老教师都不满意，缺乏教育积极性。
（三）课堂教学系统：资源利用重硬件与教学自主性受限
课堂教学作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以教材为媒介，教师教学活动与学生学习活动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通过教材这个媒介，师生共同理解教学的内容，掌握教材所传递的知识结构，领会教材背后隐藏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意义。由于参与课堂教学的学生差异巨大，因此教师的教学过程便不能是按部就班、形式化和僵硬地展开，而是需要依据所面对的差异化的学生充分发挥教学自主权以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完成有效的教学任务。课堂教学过程就成为不断变动调整、灵活而有序的师生交互过程。教师作为专业人员，在课堂教学中需要起到掌握相关结构要素等主动作用。
作为发生在具体班级实体空间中的活动，课堂教学最终指向达成教学目标，这是一切课堂互动的出发点和终点。当前对于课堂互动的讨论倾向从“课堂控制论”导向“课堂互动论”，无论何种方式，达成教学目标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便是课堂互动论，也需要教师将学生成功引导至真实、有效互动的场景。在乡村学校，不少学校由于教育城镇化影响，生源较差，学生学习动力不足，课堂互动经常出现“跟风式”“放任式”等虚假形式，对教学目标的有效达成造成阻碍，这更要求教师对课堂教学进行介入和把控。
但当前国家资源对乡村教育的课堂关注更多集中在硬件条件，包括改善教室的多媒体教学设备、更换照明设备、更新桌椅等。这些硬件条件对改善课堂教学环境有帮助，但乡村学校课堂教学重难点更多在于有序的课堂互动难以保障，致使课堂教学失效。换言之，教育资源的投入并未保障教师教学自主权的充分发挥。教师缺乏教学自主权，不敢使用教育惩戒权，最终教育就成为单向输出知识，教师教学也缺乏获得感和成就感。而教育惩戒原本便是学校和教师基于专业身份对学生施加的一种教育措施，目的在于通过适度惩罚帮助学生矫正自身不合范行为，助其完成社会化。随着教育场域安全问题一票否决，安全不出事高于教育发展目标，学生学会以此“威胁”老师。在这种考核方式下，老师们自嘲“年头出安全问题，一年白干；年尾出安全问题，白干一年”，出于避责和自保逻辑，干脆哄着学生，不出事就好，教育活动成为“只教不育”。
五、总结与建议
乡村教育振兴是实现乡村人才振兴，推动乡风文明的重要力量，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占据重要位置。因而，需要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但当前乡村教育资源投入并未推动教育功能的合目标化实现，反而出现教育功能不同程度的偏移，包括文化传播功能被挤压为抚育照料、社会化功能转化为“只教不育”以及选拔功能下降为保底式完成任务。这都与资源投入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背离，从而导致资源投入无效。借助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视角，发现根源在于资源投入并未推动教育系统中的学生、教师和课堂教学三大子系统达成均衡结构，致使各子系统难以有效发挥各自功能，相互之间也无法达成合作，最终塑造出教育功能的“病态”局面，即偏移现象。正因为教育功能偏移，乡村教育质量未得到提升，政府在教育优质均衡的政治目标下，又不得不加大资源投入，但因为并未能推动教育结构均衡并促进教育功能正常化，因此出现资源投入增多，但使用效率不增加的“内卷化”困境。对此，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遵循教育规律，保障基本教育规模
教学活动的开展需要适度的班级规模作为支撑，不同的班级规模对教学氛围起着直接的影响作用。教学氛围的变化不仅影响教师的教学体验和感受，也直接影响处在同一场域中的受教育者，影响教与学的互动质量，对教育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对学生而言，适度的教育规模有助于在学生之间形成梯度的教育层级，这种层级化的差距既不会让学生觉得差距过大而无望地放弃竞争，也不会由于没有差距而心安理得安于现状。相反，这种适度的差距能够调动学生的竞争心态和意识，成为学生学习的外在动力，推动学生比着学，相互进步。
尤其在乡村学校，生源质量相对不高，特别小规模学校，大多是家庭困难、学习成绩不佳、家长对子女学习重视程度有限的孩子，极易形成弱势积累的教育洼地。教育资源的投入应当遵循相应的教育规律，在保障学生受教育权的前提下，推动学生在更有质量保障的教育层级接受教育。换言之，国家教育资源投入应该提高精准性，将资源集约化使用，减少资源的分散化使用。例如将资源更多投入在乡镇层级，使之形成适度的教育规模，利于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
（二）保障教育权力，激活教师教育积极性
每个组织都由一组相互关联的地位和角色组成，在教育系统中，这些地位和角色则由该系统内部的成员担任。不同群体成员在组织中担任的不同角色具有不同的角色期待和要求，这是由组织所规定以及由社会所认同的。老师的社会角色赋予其掌控学生角色者的权威，以便教师作为专业人士能够让学生在课堂和学校中实现社会化并提升学力。在乡村学校，教师队伍不稳定是“老大难”，专业发展考虑、家庭和生活便利以及工资收入等构成教师流动的因素，其中专业发展是首要考虑。对乡村教师而言，工作负担过重、外部培训支持力度不足、日常课堂教学相长程度低等因素，都使教师积极性受到极大影响，职业倦怠感较高。因而，国家在对乡村教育投入师资，补充教师数量的同时，加强对教师教学相关权力保障，使其能够实现教学活动的教学相长，在教学中获得专业满足和成长，有助于激活教师教育积极性，提高教师工作投入度，形成教育周期内的教师队伍健康有序发展。这也是提升学校教育竞争力、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举措。
（三）改善教育结构，形成均衡教育系统
学校教育功能的发挥要求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合作、密切配合，任何单一子系统的变化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因而推动乡村教育功能的有效发挥，应该是对教育系统内部所有子系统及其构成结构的关注，要对其整体进行改善，实现均衡。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教育层级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特优势，这也构成了不同层级教育系统的自身特点，资源投入应该认识和利用这些比较优势。例如乡村学校一般具有以下相对优势，如学生独立自主性更强，受到的外界干扰较小；学校教育环境相对简单，师生关系单纯；学校作为乡村为数不多甚至唯一的教育组织容易得到家长尊重和依赖等。这些都与城市学校具有较大的差异，因而，对乡村学校而言其教育功能的提升以及教育质量的提高不能仅仅依赖单纯资源量的投入，而需要借助和发挥乡村教育的独特性，推动乡村教育形成自身结构上的均衡与和谐，从而提升学校整体教育能力，真正达成县域内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
（本文参考文献略）
The “Involution” of Resource Input and the Function Deviation of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Xi Luo
Abstract: Promoting the quality and balance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ounti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aliz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t present,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r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input is low,and the phenomenon of “investment growth, limited development” appears. This phenomenon is related to the threefold shift of rural education function,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at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function is squeezed into caring, the socialization function is transformed into “teaching only infertile”, and the selection function is reduced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task at the bott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it is found that resource investment in rural education does not promote the function of the subsystem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such as the student system, the teacher system and the classroom teaching system to play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 and form a balanced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which leads to the “pathological” consequence of functional deviation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abo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national education resource invest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ural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guide it to achieve balan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function and break the dilemma of resource investment.
Key words: rural educati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educational function;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volution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