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精英教育曾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理想类型，它以培养精神上的贵族为旨趣。在工业文明进程中，精英教育逐渐演变为精英主义和优绩主义，人们对优绩的迷思加剧了高等教育的内卷化。在现代分层分类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精英教育在多样性、包容性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缺陷。精英的培养不能只遵循一个模式，科研创新人才、大国工匠、新技能型人才都是精英，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我们需要重构一种鼓励多样性、包容性的高等教育理想类型，即“新精英教育”。新精英教育范式框架包括：价值取向坚持贡献正义；核心要素重点把握不同类型高校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异质性；运作逻辑主张精英人才的分类培养。新精英教育范式的理想类型应同步关涉高等教育的人民性和国家性，以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发挥促进教育社会功能的实现并满足国家需求。在实践进路中，新精英教育需要破除制度与资源供给不均抑或制度与资源双重依赖的困局。

关键词：高等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类型；新精英教育；精英主义；优绩主义；范式危机

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大众对高等教育的诉求从“上大学”转向“上好大学”，表现为普通高等教育与精英高等教育之间的权衡，实则蕴含机会公平、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何以协调的深层逻辑。规模的扩张和普及化性质使高等教育凸显“义务化”倾向。虽然普通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但精英高等教育资源却仍旧稀缺，这二者之间的矛盾真实地显现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也揭示了高等教育领域颇为关注又备受困扰的公平悖论。由于教育筛选和社会筛选都青睐精英，且人们对精英的框定又太过狭窄，众多普通高等教育接受者在踏入校门的那一刻就被关在了精英的大门之外，这其中的原因似乎很合理，因为他没有拿到入场券。但是，精英的培养难道就只能遵循一个标准吗？事实上，研究型高校培养科研创新人才、应用型高校培养应用技术人才、职业技能型高校培养生产技能人才，科研创新、技术创新、生产技能创新都是创新，科研创新人才、大国工匠、新技能型人才也都是精英，只是他们承担的社会分工不同而已。用一个模具去“雕刻”精英必定会窄化高等教育系统结构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样的精英循环既不合理，也不符合现代社会对不同类型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以及国家分层分类高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初衷。因此，我们需要重申精英高等教育的理想，重构多样化、层次性、包容性的“新精英教育”范式。本研究以历史与现实为镜，管窥普及化阶段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与精英高等教育的冲突，进而描绘出“新精英教育”的理想类型。

一、传统精英教育及其范式危机

精英教育曾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理想类型，它产生于崇尚博雅教育的古典教育体系中，并以培养精神上的贵族为旨趣。但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后，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走出象牙塔成为现代大学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在工业社会经济效率主义与个人市场主义等的影响下，精英教育最初的价值理想逐渐演变为精英主义并进而异化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资本，这不仅激化了社会对优绩主义的狂热追求，加剧了高等教育的日益内卷化，而且加剧了高等教育资源与资格的垄断，抑制了高等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

（一）精英教育的缘起与流变

从“质”与“量”两个不同逻辑起点出发，高等教育领域的精英教育具有不同的图式。“质”的层面的精英教育表现为一种高等教育模式，其核心表征是严格筛选与高深学问，它们都以高标准来体现精英的卓尔不群。“量”的层面的精英教育则表现为一种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它与数值有关。马丁·特罗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作为划分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分界点，毛入学率处于15%以下的高等教育阶段被视为精英教育。作为一种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精英高等教育于1973年才被马丁·特罗在高等教育阶段论当中予以明确；但作为一种教育模式或曰教育事实，精英高等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至高等教育起源之时。在东方，精英高等教育的缘起发轫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高等教育活动，该地区的宫廷学校旨在培养国家机关的书吏、文武双全的统治人才，是特权阶级的专利品。在西方，精英高等教育的雏形萌发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术共同体活动，该学派主张教育旨在培养灵魂高尚的公民，即有闲暇参与政治事务的精英阶层。闲逸的好奇与自由也仅限于精英阶层内部，古希腊先哲柏拉图创办阿卡德米学园，其目的就是聚天下英才而教之。

古代先哲对精英教育的构想包含两重意蕴，一是将“才与德的等级”作为划分是否具备精英特质的标准；二是精英教育的目的指向培养精神上的贵族。彼时的精英教育是具有“学科属性”的，精英的特质体现为在“智者的学科”方面天赋异禀。学派研究和传授的数学、天文、音乐等科目也成为希腊乃至整个欧洲一千多年精英教育中最基本的教学内容。如布尔迪厄所言，“根据‘才与德的等级’划分出来的类别与会考的概念联系得如此密切，以至于模糊了学科分类的界限：哲学或者法语，以及同属一类的数学，都被看作是需要才华和天赋的学科，而且这些学科还与拥有非常可观的由继承得来的文化资本相关联。相反，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则被认为是最需要努力和学习的学科”。从教育自身的使命来看，传统精英教育强调人的内在德性与精神性，以培养德才兼备的精神贵族。从教育的社会使命来看，传统精英教育旨在培养政治领袖或学术领袖，使其能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从教育价值取向来看，传统精英教育的旨趣主要在于个体养成，尔后再衍生出对公民社会责任的思考，因此是比较纯粹的基于个体价值取向的绅士教育，它不包括甚至歧视基于社会功能取向的职业能力培养。从教育规模看，作为培养精英的教育必定是少而精且非常人所能及的。传统精英教育的理想影响深远直至现代，尼采对精英教育的构想也继承了传统精英教育范式的核心主张，他认为精英教育应是“规模上的窄化与浓缩、内涵上的强化和自足”。换言之，尼采眼中的精英教育就是应限制对象而丰富课程。“我们的目标不可能是多数人的教育，而只能是少数特选的、为伟大持久的作品而准备的人的教育。我们终于懂得，公正的后代在评价一国之民的整个教育状况时，将完完全全根据一个时代的那些特立独行的伟大英雄，根据他们被认知、支持、尊敬或者被埋没、虐待、毁灭的方式，唯有他们的声音将流传下去。”“真正的教育也就是一种以心灵的精选为支撑的高贵的教育。”

传统精英教育范式在现代社会工业化进程中发生了不可抑制的价值流变。工业社会中人们对工业生产效率的追逐使现代管理思想应运而生。20世纪以降，在泰罗科学管理思想的影响下，其追随者莫里斯·库克把效率主义扩大到了教育领域。虽然库克的研究主要针对教育中的管理与教师的工作效率等问题展开，但这一举动也不可避免地把“绩效”这一经济领域的测量工具引入了学术空间并成为“优绩主义”的开端。此外，在欧洲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和美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下，英美等国倡导的理性主义与教育平权运动也冲击了传统精英教育的理想，“教育是少数人的特权”这一原本不可撼动的信念开始松动。而当精英教育的理想被现实所困时，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应如何权衡平等与精英二者之间的关系。经济领域的理性人假设逐渐成为教育领域的信条，这也促使精英教育从关注人的内在德性向外在工具性价值转变，如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将人的外在工具性价值诠释得淋漓尽致。大学的知识生产也从人文性向实用性转变，从一种学科的、主要是认知语境中进行的生产模式（模式1）向一个更广阔的、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中进行的生产模式（模式2）转变。经济效率主义与个人市场主义相对于传统精英教育对少数人特权的坚守而言仿佛更能回应公平。在经济效率主义与市场个人主义的影响下，传统精英教育在“自我保存”与“社会适应”的价值张力中被撕扯，对传统精英教育的价值坚守与精英主义价值流变同时存在于如今的高等教育系统中。然而，传统精英教育在现时代的价值流变并不能说明精英教育当初的理想有误，而只是建构理想的初始情境已变，现在的情境已不再能支撑彼时的理想罢了。“现有的体系由于它们具有许多等级森严的形式和歧视性的实践而受到人们的责备，但是实际上这些等级森严的形式和具有歧视性的实践，乃是一种为不同于现在社会的社会类型而设计的教育所留下的残余。”当社会情境发生变化时，传统精英教育出现范式危机就不足为奇了，而流变后的“精英主义”又成为高等教育“优绩主义”盛行的幕后推手。

（二）传统精英教育的范式危机

传统精英教育的价值流变滋生了优绩主义的繁衍空间，优绩主义又反向加剧了传统精英教育的范式危机。“优绩主义”作为一个专有概念，由迈克尔·杨于1958年在其著作《优绩主义的兴起》中首次提出。根据迈克尔·杨给出的公式“功绩=智力+努力”，功绩是个人才能与个人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优绩主义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被奉为圭臬，人们深信经济与社会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来决定，最好的大学应当录用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最理想的职位应当分配给最有能力的人。在现代社会中，“择优而取”与“能者多得”都被视为理所应当的公平，社会达尔文主义似乎成为人类生活的不二法则。优绩主义的逻辑悖论在于“优绩”自身的生产有多大程度来自天赋性的差异和个人努力，又有多大程度来自社会性的“优绩”循环。这个悖论引发了学者们对优绩主义的质疑，就连因批评罗尔斯正义论而蜚声学界的迈克尔·桑德尔也加入了质疑的阵营。桑德尔认为，优绩主义制造了“优绩的暴政”，它让社会撕裂、背离正义；优绩主义催生了“精英的傲慢”，它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分化并促进了民粹主义的兴起。优绩主义赖以存在的伦理基石反向成为悬在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优绩主义潜在的正义悖论使学界开始质疑并反思传统精英教育的局限，这也加剧了传统精英教育的范式危机。

优绩主义使精英教育的丰富内涵窄化。“优绩主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迫使我们放弃任何可能妨碍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提升的个人‘爱好’，转而将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攀登精英教育的阶梯，以提升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精英教育与优绩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精英教育以优质的教育培养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精英人才，它是手段更是目的；而优绩主义则是纯粹的手段，它以“优绩”为标准进行更高层次的教育选拔或社会筛选。而事实上，精英教育沦为了顺利通过优绩选拔的手段，内涵丰富的精英教育窄化为以“优绩”为主要甚至唯一目标的教育。“在优绩主义的驱动下，表面上看，个人经由市场的价值评估得到了自己的应得，抑或经由精英教育达成了自我实现，但实质上，市场个人主义和竞争性精英主义仅仅是筛选了部分指标进行资源或价值分配，并以一种‘温柔’的专制，使个人对于与这些指标无关的事不再感兴趣，结果‘争上游竞赛’非但没有拓展个人的实质自由，反而缩减了可能生活的选择空间。”相比于普通教育，精英教育生产更多的优绩者，这些优绩者更适应优绩主义游戏规则，他们是没有输在起跑线上的最后赢家，但却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以牺牲均衡为代价换取“优绩”，由于过度关注某些维度而遗漏了诸多更重要的其他维度。究其根本，优绩主义作为一种手段还不足以支撑整个内涵丰富的精英教育。

优绩主义使精英教育的价值理想漂移。精英教育从最初“闲逸的好奇”变异为一种“对成功的极度渴望和追逐，学术职业内部求真、求誉与逐利等价值张力难以遏制的流行”。位移后的精英教育，其价值取向愈益契合“拔尖”逻辑，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的强制性成功哲学在教育领域弥漫。其后果表现为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始终被“优绩”所支配并陷入永无止境的竞争循环，或仅擅长获得教育“优绩”但社会性的情感技能缺失。前者是勇往直前的“精英的捍卫者”，他们是“纯粹的精英主义者——受过良好教育、薪酬优厚、频繁进出不同职业和行业，被训练成了在任何地方都无情地追求效率的人”；后者则是乖顺依从的“优秀的绵羊”，他们“为了名校的炫目光环而奋斗，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生的目的和内心的热爱从未被给予足够的尊重，从未被思考和探索，当他们被艾姆赫斯特学院或者达特茅斯大学这样的名校录取之后……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那里，他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又要做些什么……他们懂得如何做好一位‘学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由于价值理想发生漂移，高等教育变身为现代社会核心利益分配的权威代理，其外延扩大、内涵缩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样的教育乱象极易引发另外一种力量——资源与资格的垄断，大学排名、重点工程等成为获取资源与资格的垄断性要素，不同高校为了资源和资格竞相挤入同一个赛道，那么不同高校在行动上其实都在遵循同一个逻辑，即“精英主义”逻辑。一旦进入逐利化与趋同化的发展循环，高等教育将或多或少失去对人的主体性价值追求与差异性的关照，“受制于天”的通才因“受制于人”的教育而高开低走，上智、下愚与中人的差异将无处安放，精英教育所追求的卓越与普及化高等教育所追求的公平就会成为镜花水月。当精英教育的理想与“精英主义”现实之间不再同频共振，具有制度合法性的精英教育在理想上也将不再合理，而缺失合理性又极易使合法性根基面临瓦解。“尽管很少有人把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其合理性基础之上，但实际政治生活表明，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而且还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虽然说政治制度一旦缺乏合法性，就会导致合法性危机，但政治制度一旦丧失了合理性，也同样招致合法性危机。”当传统精英教育在精英主义和优绩主义价值观的强势侵蚀中发生了实质性的窄化与漂移时，传统精英教育范式就不再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概言之，精英教育原初的设想是追求美好的教育理想——发挥教育在塑造精神贵族方面的意义。这样的理想类型在工业社会经济效率主义与个人市场主义等的强势侵蚀中逐渐演变为对成功和名利的追逐，这恐怕是先哲们当初勾画理想的轮廓时所不曾预料的。“教育的一般概念和理念并不适用于现代制度化的教育系统，如学校或大学。今天，教育实际上成为竞争的场所。”传统精英教育范式危机的诱致因素是多方面的，优绩主义并不是唯一推手。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高深知识在制度化与分化的过程中逐渐呈现理性与实用性的价值分野，走出象牙塔成为现代大学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现代大学若拘泥于单一化的精英人才培养和以知识生产知识的知识生产范式，只会造成大学与社会之间更大的区隔。现代社会加之于大学身上的还有多样化的时代使命——人文的因素、公平的权衡、社会的需求、应用的考虑等。正是在种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传统精英教育面临范式危机。现代分层分类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一种多样性、包容性的“新精英教育”范式，它应是一种能够促成新的社会契约的高等教育理想类型，并且能够协调教育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

二、新精英教育范式及其框架

传统精英教育描绘了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美好教育愿景，且在一定范围内体现了因材施教的价值主张。鉴于此，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需要重申更为彻底的因材施教以回应人的差异性与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否则高等教育有可能面临合法性危机。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学而优则仕”的基因，“学优”思想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并构成制度化精英教育的起点，这便为教育领域的制度化筛选及紧随其后的社会筛选奠定了合法性基础。然而，精英教育理想的合法性是一回事，现实的合理性又是另外一回事。无论是“学优”也好，还是“英才”也罢，在工业文明进程中它们都逐渐演化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身份象征。“学优”或“英才”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主体能力的差异，譬如学习态度、学习能力、时间管理能力或智力天资的不同，但这些都不足以遮蔽现实中本末倒置的问题。当精英教育在实践中被“精英主义”所主导，其导致的精英循环必定是不可持续的。精英教育的获得者所接受的知识、获得的学历和文凭不再是简单的智识和能力证明，而变成了象征个体身份地位的符号资本；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也被框定在精英阶层内部进行代际复制和再生产，弱势群体则看不到社会流动的希望，也得不到精神上的滋养，精英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流变为阶层固化的幕后推手。这样的落差不仅仅体现在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弱势群体中，更体现在一流大学以外的普通高等教育接受者群体中。普及化时代的高等教育亟须打破将“精英人才”等同于“一流大学培养的人才”的简单通约，并倡导精英人才分类培养的教育逻辑，以此为指导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

（一）新精英教育的价值取向

亚里士多德将人的灵魂分为两个部分：本能、感觉、欲望等的非理性灵魂与思维、认识、理解等的理性灵魂。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作用和目的是超越人非理性灵魂的局限性进而发展灵魂高级部分的理性。教育的本体功能是培养人，并且是培养具有理性灵魂的人。普及化高等教育背景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使机会公平成为高等教育领域公平叙事的重要议题，然而“机会公平”作为消弭社会矛盾的有利抓手，其意义更为吸引政治性或社会性的关注，受教育者则更为重视过程与结果的实质性公平。当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而精英教育资源却持续收紧时，非理性的竞争状态并不能得以缓释。教育领域的非理性竞争并非全都是教育的过错，还关涉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文化根基，但在迎合扭曲的社会期待中教育沦为政治与经济的共谋也不可谓无错。普通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但精英教育资源却仍旧聚集于那些精英型大学，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与竞争的惨烈并没有给人留下选择的余地和理性的空间，在这样的困局中，即便理性的教育也难以击溃人们灵魂深处的非理性，反倒充分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竞逐优质教育资源的原始欲望，其结果就是为了精英入场券而展开的争夺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究其根源，机会公平并不必然导致过程或结果的实质性公平，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扩大与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之间的悖论也恰好印证了这个问题。普及化高等教育看似赋予了受教育者更多的选择机会和自由，但绝大部分的机会和自由却并非他们所期待的。他们不仅需要不同的赛道，也需要在不同赛道中获取通往精英之门的入场券，以满足其在不同赛道中“出类拔萃”的高级需求。新精英教育的价值取向就在于强化贡献正义，从而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追求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当然，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教育公平的边界在于将教育与受教育者均维系在理性的范畴。理性的教育才能培养理性的灵魂，他们不被感性压制或欲望驱使、敢于失败、敢于创新，理性地看待成败、正误和因果，这样的人方能以稳定的内核应对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的未来。

教育筛选和社会筛选各采用什么标准才足以鼓励不同类型人才中的佼佼者能够享受平等的精英福利和权力，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单纯以成绩和文凭作为入场的唯一砝码，否则就会陷入对优绩主义和学历主义的盲从。这一点国际社会早有共识，并采取了各式各样的针对性行动。如美国教育领域的“平权运动”采用配额制与多重因素考察两种差异补偿方式以强化贡献正义，虽然配额制的表达方式因过于直白而广被诟病甚至引发诉讼不断，但教育“平权运动”在促进教育公平的维度上仍旧发挥了不容辩驳的正向作用。20世纪末，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威廉·鲍恩和哈佛大学前校长奥里克·博克在对College And Beyond的数据追踪研究中就肯定了教育“平权运动”之于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的重要意义。他们的研究认为受益于该计划的学生普遍都能朝更好的方向发展，这些学生还为同样身处困境的弱势群体起到榜样作用。由此可见，平权行动对于弱势群体有多么重要。“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建立合法性干预机制，将教育资源向社会地位不利者适度倾斜，进而改变因先赋性或社会性不平等而造成的发展差异，这正契合罗尔斯式的正义理论。

（二）新精英教育的核心要素

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是高等教育的核心职能，新精英教育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人才培养的异质性。无论在什么时代，高等教育最核心的要素一定是人，并且对人的培养内核始终不变。但是在不同的时代，我们需要不同的“才”，方能推动社会再生产与文明的再衍生。在成人与成才之间建立平衡本应是高等教育的理想图景，但现实样态却是“才”的培养过剩而“人”的培养不足。马丁·特罗认为，“精英高等教育模式已显示出改变和适应新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能力，它不仅存在于旧的形式中，也有新的形式，但是我们必须明确新旧精英高等教育的特点，新精英教育的目的是塑造思想和品格，而不限于传递信息、理论或形成技能”。新精英教育坚持通识教育的同质性，注重从人之为人的内在理性出发，培养人的核心素养并使之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新精英教育包括但不限于特罗所言说的塑造思想和品格，还应包括培养主体的道德品性、全球视野、数字素养、感知幸福的能力等。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汉娜·格雷指出，普及化时代精英教育理念需要转型，不仅需要坚守“卓越”“学术”的传统，而且要促进培养目标的多样化，从单一培养学术精英转向学术与社会精英并重，促进精英人才多样化并提高其社会适应性。换言之，新精英教育还要强调专业教育的异质性，注重从人作为社会人的外在工具性价值出发，培养人的专业素养并使之具备社会才能和职业能力。专业素养与核心素养并不相互割裂，其中核心素养是根基，它融入主体专业素养的方方面面；专业素养是联接人与社会的纽带。由于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专业素养的分类属性和专业教育的异质性，因此我们不能强迫接受职业技能型专业教育的人去搞科技研发，同样也不能苛责接受研究型专业教育的人缺乏生产技能，他们之间接受的专业教育不同，具备的专业素养不同，因而擅长的社会分工自然也不相同。但从人之为人的本质出发，他们又并没有什么区别。新精英教育提倡包容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鼓励培养完人，鼓励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创新与创造，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特罗和格雷的畅想——在塑造思想和品格的基础上促进精英人才多样化并提高其社会适应性，从而变“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或“行动上的巨人、思想上的矮子”为“并驾齐驱”的人。

新精英教育的另一个核心要素是多元化的原创性知识创新。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创新是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科学研究以生产原创性知识为目标。在现代社会系统中，高等教育系统是科学研究的“孵化器”，并承担相应的知识生产职责。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与人才”结合起来综合考虑，这既是对教育重要性的重申，也是期待教育更进一步在国家科技创新中发挥作用的必然要求。基于闲散的自由、灵魂的碰撞而产生的思想创新对于育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其在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对于人的全面发展而言并不充分。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知识创新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科学研究仅仅重视理论知识创新显然是不够的。而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应用知识。“在现代社会里，知识产业不再是由知识精英们运作的一件次要的事情，一种可能被那些讲究实际的领导人认为是消费性的活动。它是一项与重工业同样重要的伟大事业，对于它所在的国家两者同样重要。”知识创新从“象牙塔”走进“凡尘俗世”，使得大学与政府、产业等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融合更加紧密。“现代社会，知识日益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创新日益以组织或机构范畴间的协作与合作为特征，创新活动需要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共同参与，协同作战，使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相互作用成为创新系统运行的核心动力。”社会生活与产业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知识生产的多元化，社会不仅需要原创性的知识创新，更需要多元化的原创性知识。国家需要不同层次的原创性知识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创新需要，拔尖知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技术知识服务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生产知识服务地方产业生产需要。因此，新精英教育主张知识创新的异质性，要求研究型大学重点进行基础理论创新，应用型大学主攻应用技术创新与转化，职业技能型大学则聚焦开发生产技能知识。只有让不同类型大学各有侧重地生产多样性的知识，才能满足国家多样性的需求，也才能在不同的高等教育赛道中为不同层次的“准精英”们提供生长空间。

（三）新精英教育的运作逻辑

根据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人的智能存在相对独立的七种类型，每个人所具有的智能是多方面的，并且总有相对来说较强的，也有相对一般的和较弱的。不同人的智能结构不同，因而不同人的能力类型也有所差异。而且，人的“纯”智能并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它们必须与社会情境结合在一起。“很明显，也可以说毫无例外的是，社会对‘纯’智能并不感兴趣。对于语言、逻辑或身体智能方面的白痴天才来说，并没有适合他们的社会职业角色。确切地说，差不多在社会里全部有用的角色中，人们都能看到智能与符号能力组合在一起，为有价值目标的顺利实现而发挥作用。”人的智能在教育中和社会中有不同体现，教育筛选侧重能力的某些类型，而社会筛选侧重不同的其他类型。具有顺利通过教育筛选能力的人未必能顺利地通过社会筛选；反之，在教育筛选中那些能力不突出的人也未必不具备顺利通过社会筛选的能力，何况教育筛选的“纯”智能是否能发挥作用还必须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而言。因此，在高等教育中，不能因为教育对象某些类型的能力差异而阻断他们其他类型能力的发展。在“精英主义”教育范式下，教育筛选与社会筛选的标准都不约而同地简化为“优绩”，尽管个体具有顺利通过教育筛选的“优绩”便也能顺利地通过社会筛选，但这样的人进入社会后却未必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社会中会存在结构性失业与结构性人才奇缺并存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精英教育范式中人才结构缺乏多样性，“优绩”成为“精英”的唯一标准，而“精英”又成为了教育资源积聚的万有引力。

分类是新精英教育的支配性逻辑，因而新精英教育强调多样化的精英分类培养。传统的精英构想与农业社会中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及精英文化有着莫大的渊源，卓越只是少数人关注的事，它不具备且无需具备普遍的社会意义。但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满足社会对公平的期许需要降低不平等程度，也需要更加广泛的卓越。现代民主社会需要由不同层次的“新精英”们共同缔造的社会集体智慧与群体智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精英的普惠。人先天条件的差异并不提倡完全无差别的教育，追求极端的公平只会造成新的不公平。但无论如何，只有某一类型的高等教育才能产生大量的精英而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都沦为陪衬，这显然不符合贡献正义的价值取向，事实上也更不公平。人们乐于承认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社会意义，但是谁又能否定一位大国工匠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实质贡献与象征含义呢？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高校由于类型不同、教育对象的智能结构不同、教学内容不同，故而人才培养的定位也不相同。但是，如果在不同定位的人才培养中充分尊重并给予拥有不同智能结构的人以卓越的空间，那么每种类型的高等教育都能培养出未来的精英。优质教育资源可以向每一种类型的高等教育开放，这既现实也必要。优质教育资源绝不能成为某种类型大学的专属，唯有如此，各种类型高等教育中的多元智能才能得以关照，也才能回应高等教育的伦理和良善。

三、新精英教育的理想类型及实践进路

在国家高等教育分层分类的制度框架中，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亟待转型。因此我们急需重构一种包容性的高等教育理想类型，以引导社会突破对传统精英教育的思维定势。这种理想类型应有利于避免“精英主义”与“优绩主义”陷阱，也应有利于增强人才错位发展的信心和定力，从而引导社会重拾“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传统文化自信。唯有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错位发展的理念认同，方能缓解高等教育日益加剧的内卷化和同质化。

（一）重构高等教育的理想类型

普及化高等教育背景下需要重构高等教育的理想类型，即新精英教育。自高等教育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在理论上应能一定程度缓解教育的高竞争、高选拔、高压力，但实践中高竞争却只增不减。在高考选拔之外，“拔尖计划”“强基工程”等又异化为高考的“第二战场”。究其根本，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与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之间的矛盾激发了新的社会焦虑与非理性竞争。“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稀缺性加剧了高考竞争的严酷性。精英们不得不一再追求更高的身份资本，而普通大众也纷纷朝着精英的目标奋进，从而使人们普遍陷入教育竞争和社会竞争的漫漫征途。”精英型高校的扩张速度远低于普通高校，优质教育资源仍旧稀缺，塔尖与塔基、分子与分母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精英的高筛选、高竞争也因而依然如故。竞争逻辑支配下，还有多少人相信并保持“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定力？经历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之后，仅仅是上大学并不一定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只有进入精英型的大学才能显著地提高收益。“读书无用”“只有读好书才有用”，这种现象的表层逻辑是社会对精英的想象和期待太过狭窄，深层逻辑则是传统精英教育范式无法契合现代国家工业化进程与数字技术变革的需要。我们需要重新构想新的高等教育范式并以新范式为指导重新构建新的教育社会契约。“它必须解决造成教育和社会排斥的现有不平等网络，同时帮着塑造有着可持续的环境和公正且包容的社会的共同未来。”在这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中强化罗尔斯式的公平，只有使精英叙事在普通高等教育中得到弱势补偿，才能塑造鼓励创新型人才、大国工匠、新技能型人才等不同类型精英的成长成才环境。新精英教育范式以高等教育的人民性和国家性为逻辑起点，包含了对因材施教、国家和社会需求多样性、高等教育自身系统多样性、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等多重因素的综合权衡，与国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构建具有一脉相承的价值意蕴。其理论内涵与国家高等教育分层分类的制度伦理相契合，都以分类为运作逻辑，既为回应多样性的社会需求，也为关照人的多元智能。如果能在分层分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配置鼓励高等教育错位发展的制度、经济与文化环境，从而构建基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新精英教育体系，并在不同高等教育赛道中同时拓宽迈向精英的成长空间，则应能出现不一样的社会图景。在新精英教育范式下，教育才能真正赋予受教育者“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底气，“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传统文化也才能焕发新的生命活力。

新精英教育的理想类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以高等教育的人文性为原点促进人的主体性自由与发展，鼓励创新，包容失败与偏差，从而发展主体理性认知与敢于行为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兼顾现代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多样性需求，鼓励培养不同赛道的精英并构建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新精英教育体系。新精英教育范式不是对传统精英教育的全盘否定。精英教育的缘起是基于理想的教育情境描绘美好的教育愿景，并以培养“精神贵族”和“卓越之士”为目标，只是在工业社会经济效率主义与市场个人主义的驱使下，精英教育出现了概念设定之初不曾计划的结果，才演变为“精英主义”。传统精英教育人文性与精神性的价值追求有助于促进人的主体性自由与发展，也有利于培养主体理性认知的能力。高等教育赋予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对于主体认识世界大有裨益，但对于主体改造世界却并不充分。主体改造世界更需要在不断尝试与失败的经验中建立预感、直觉和判断，并能对业务中的问题或研究中的问题做出回应。理想的教育类型还应有利于受教育者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包容失败的教育环境中鼓励受教育者体验失败与试错纠偏。教育的国家性是现代社会或者社会的现代性中教育无法回避的命题，国家性体现了教育在现代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极端重要性。需要明确的是，教育满足国家需求是教育的派生功能，它以教育本体功能即个体价值的发挥为前提，教育的国家性无论如何都不应以挤压教育的人民性为代价。而实践中，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对教育国家性的曲解却并不罕见，其结果首先是教育人文性的丧失、教育产品主体性的消弭，尔后是教育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被削弱。精英的傲慢、现实中隐藏的不公、高等教育创新能力不足等弊病并非全都是教育的过错，但也不能因此而无视精英主义教育范式所引发的危机。人的差异性需要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需要多样化的精英，精英的成长除了理性的认知以外，还包括敢于行动与善于行动的社会能力。因此，新精英教育范式的理想类型应同步关涉高等教育的人民性与国家性，促进人的主体性生长与社会性发展，以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发挥促进教育社会功能的实现并满足国家需求。

教育的人民性和国家性具有不同的价值蕴含。教育的人民性基于教育的本体功能和教育自身的目的，它从教育的本原出发，顺乎人的天性与特长并促进人的自然生长。人生长的标志在于其自身纵向的内在对比，主体自身的现在胜于过往，未来优于现在，主体因不断生长而使其具有可期的更为美好的未来。教育的国家性则关乎国家需要和社会期待，它主要基于教育的社会功能对教育进行制度化安排和伦理规范，并从教育的派生功能出发激发教育的工具性价值，以满足国家需要和社会期待。教育的社会功能的标志在于教育促进社会再生产的绩效和促进社会文明的贡献。教育的人民性和国家性或曰本体功能与社会功能之间存在价值冲突，但并非不可调和。“重要的是区分清楚教育发展和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限度，明确何时需要从人的发展的立场思考教育，何时需要从社会发展的立场理解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教育同时具有人民性和国家性是合理的，但在精英主义教育范式下，教育的人民性不断萎缩，而国家性在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侵蚀中被曲解甚至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理论上教育应被“视为创造自我和塑造社会的过程”，但实践中却被“视为制造产品（等级、考试分数、成就、胜利、班级排名、技能、理解力、价值观）”。教育的国家性逐渐被化约为社会地位和身份象征并成为主体间展开竞技游戏的合理辩护。于是，主体是为了获得社会地位和制度化身份而展开的比拼，人的自然生长过程演化为“手段—目的”框架下的塑造过程。高等教育在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的过程中，诸如此类异化的理想和极端化的操作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并具有合理化甚至合法化的趋势，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对教育国家性的错误辨识不仅抑制人的自由生长，而且影响教育生态乃至社会生态的良性运行。教育改革亟须重塑社会对教育人民性和国家性的理解和价值期待。

（二）如何实现新精英教育

制度和资源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都是硬通货，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制度确立合法性地位，资源赋予生存性空间。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主要是依托职业技能型与应用型高等教育完成的。这两种教育类型既回应不同类别的国家需求，也因规模优势成为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重要载体。反观研究型大学，其主要任务从来不包括也不应包括实现教育公平。在高等教育分层分类的制度安排下，研究型大学必须聚焦于培养精英与创新科学，否则就会招致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教育系统结构来看，不同类型的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序列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它们以此来确认其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并维护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良善。然而，质量差异使研究型大学倍受青睐，而应用型大学或职业技能型大学则被招生对象与用人单位双重地不予待见。剖析其原因，学校水平差异、受教育者差异都是导致质量差异的因素。但是，我们将观测的视角稍作改变，又会看到另外一重面相。从教育资源配置来看，研究型高校近乎处于垄断地位，应用型高校与职业技能型高校则挣扎于“温饱线”边缘。据统计，2022年“双一流”高校中20所高校部门预算经费超过百亿元，4所高校超过200亿元，而诸多低水平高校不足亿元。有研究表明，“高等教育经费配置宏观调节力度不足，经费长期在部分高等学校过于集中，以及未形成良好竞争局面，低效率高等学校对高效率高等学校追赶不强烈，难以改变资源配置长时间处于低效率水平现状”。当然，重点建设“一流大学”体现了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均衡分配难以突破重点，难以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也难以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因此关键少数势必要抓。近年来，在国家实施教育重点工程的推动下，中国的重点建设大学在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位次逐渐上升。2022年QS世界大学排行榜显示，中国内地共有71所大学入围，其中6所进入世界前100名，北京大学位居全球第12位，亚洲第2位。重点建设的确成绩斐然，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短板之短会影响包容多元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若绝对多数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难以满足，当隐藏的不公无处隐藏时，就会成为社会矛盾的触发点。教育质量与教育资源配置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从现行的或明或暗的规则来看，质量差异必然导致资源差异，资源差异又必然影响教育质量，教育质量与教育资源之间相互影响又互为因果，质量不高、资源不好，会使得处于较低层级的高校深陷困局难以自拔。“高等教育治理中的制度化精英主义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等级结构的形成，不同类型高校的地位在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中不断被固化。在这个体系中获得精英身份的高等教育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就获得了遗传的特性和继承的权利，从而使金字塔的结构保持稳定而难以改变。”研究型大学在获取优质资源的博弈中具有并持续保持绝对优势，以致在我国高等教育层级中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局面变成了解不开的死结。“如何平等地对待不同的高等教育接受者是高等教育资源分配问题的题中之义。”实现新精英教育的理想，需要兼顾好高等教育的人民性和国家性，那么就同时包含了满足人的主体性需求与不同层次的国家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离不开制度和资源的支撑，需要我们在实践层面重点关注并重新权衡不同层次高校资源配置标准的合理性。唯有如此，才能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此为构建新精英教育理想有待破解的现实困局之一。

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能，这两项基本职能使大学成为以学术为底色的共同意义系统和组织共同体。这个意义系统非常关键，一方面它维持了高等教育的独立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它也塑造了组织成员的结构和行为，并创建了制度化的期望。这种共同的意义系统维护了大学作为社会轴心机构的地位，并实现大学的自我保存。高等教育的运行方式除反映制度逻辑外，也反映了社会对其应当如何运行的概念框架，故而在大学内置的意义系统以外还存在一套外部的关系系统，关系系统则推动大学与社会场域中其他组织之间不断进行关系互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我改造。自我保存与自我改造对于大学而言都至关重要。自我保存维护了高等教育意义系统的独立性，正是这套意义系统使大学在社会场域中具有独立行为能力和合法性地位；自我改造实现了高等教育关系系统的包容性，包容性的关系系统确保大学不至于因过度封闭而失去生命力。因此，大学必须在自我保存和自我改造中保持适度的张力。理想的高等教育生态应避免陷入两种极端，一种是极端的自我封闭，“象牙塔式”的自负；另一种是过度的自我改造，“依赖式关系”中的自轻。两种取向都不可取，前一种往往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后一种则容易价值自弃、失去自我。然而现实中，制度和资源的利益既得者倾向于捍卫高等教育的意义系统，并固守“精英主义”教育范式，从而导致“优绩的暴政”“精英的傲慢”，其结果既加剧了阶层固化，也促成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单向度循环；而利益匮乏者在制度和资源配额严重不足时则倾向于过度启用关系系统，向项目或市场寻求补给，以牺牲定位为代价开展项目化或资本化的学术。两种极端取向引发了高等教育系统中现有的一种怪象，即过度的制度依赖或过度的资源依赖。但事实上，大学的生存之本在于其自身，大学抓好创新性人才培养与原创性知识创新才是最根本的生存之道。不同类型的高校如何体现“类型”特色，在自我保存与自我改造中寻求平衡，既维护教育的独立性，又促使教育最大限度地致力于公共利益，此为构建新精英教育理想有待破解的另一重困境。

我国高等教育分层分类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包含了对教育人民性和国家性的同步关照，形塑了普及化高等教育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传统精英教育范式下，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分层分类的制度框架中平等与精英何以权衡，不仅关涉教育伦理，更关乎教育理想能否实现。我们应当认识到，平等与精英并非一对不可协调的动态关系。在新时期，我们可以展开一场彼此平等的交流对话，重新解读平等主义与精英主义二者间的新型关系，进而在协商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寻找潜在的重叠共识。我们要普遍入学，但是我们同时要为优秀留有余地。我们亟须剖析传统精英教育范式的利弊，重构一种新的教育理想类型，为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远大理想提供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向的参考。

（本文参考文献略）

New Elite Education: Reconstructing the Ideal Type of Higher Education

ChenHaijing WangJianhua

Abstract: Elite education was an ideal type of higher education aimed at cultivating spiritual nobi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lite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elitism and meritocracy, and people’s misunderstanding of meritocracy has intensified the irrational competi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modern hierarchic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elite education shows deficiencies in diversity, inclusion, and other aspects. The cultivation of elites cannot follow one model.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talents, craftsmen of great powers, and talents with new skills are all elites. In the stage of universalizing higher education, we need to reconstruct another ideal type of higher education that encourages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called new elite education. The framework of the new elite education paradigm includes adhering to value orientation and contributing justice; the core elements focusing on grasp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different types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operational logic advocating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elite talents. The ideal new elite education paradigm should simultaneously involve the people-oriented and national na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and social functions and meeting national needs through exercising human subjectivity value. In the practical approach, new elite education needs to break through the dilemma of uneven supply of institutions and resources, or the dual dependence of institutions and resources.

Key words: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type; new elite education; elitism; meritocracy; paradigm crisis

初审：胡天扬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