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身份是个体使命职责定位及其在社会地位中排序的内在依据，根据社会身份理论，乡村教师的社会身份通过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社会认同得以确证。乡村振兴对乡村教师社会身份提出了新的要求，但从总体上看，乡村教师身份地位错位、身份形象受损、身份功能固化等问题影响着其身份确立、身份认同和身份功能释放。重构乡村教师社会身份需要重建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重塑乡村教师的社会形象、重释乡村教师的身份功能，更好实现乡村教师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意义。

关键词：乡村教师；社会身份；身份重构

身份问题作为理解人的存在的一种角度，存在的意义是海德格尔所言的“一切问题的问题”，既关乎实然也关乎应然，实然蕴含对存在的认知问题，而应然更多关涉的是在变革中如何定位意义的问题，同时还表现为对意义世界的生成。无论是对世界的认知亦或是对自身的体认，都统摄于对自我身份的感知和他者的认同。根据社会身份理论创始人泰弗尔（Tajfel）的观点，教师个体从其感知到的团体归属而形成自我形象，并以团体成员的身份拥有相应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由此，教师个体作为异质性存在，通过其集体和团体的归属和认同，得到身份价值的升华，进而其社会价值和意义也可得到更深层次的实现。

一、乡村教师社会身份形成

（一）社会身份的定义探寻

讨论乡村教师的社会身份首先要厘清社会身份的概念内涵。目前对乡村教师社会身份的研究并不多见，大量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对乡村教师公共使命、职业职责的阐释中。对社会身份的界定，一是应从“社会”的角度来定义“社会身份”；二是从“身份”的角度来定义“社会身份”。若从前者来定义，则侧重于作为乡村教师的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及其排序，通常将社会身份理解为权利、义务与特权所确定的一个人的地位。威望、权力、财产、工资收入等都是构成社会个体的社会身份的要素。若从后者来定义，则凸显出对具有多重身份的乡村教师的“社会性”功能，如从教师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感的“社会”对象出发，为了凸显“社会”的独特性，将注意力集中在教师专业角色与公共角色、“社会”与“教育”的区别上，把乡村教师的社会责任感看作是除了教育责任感以外的其他责任感。实际上，对乡村教师社会身份的定义，需要综合上述两种视角来探寻，阿兰·德波顿（Atainde Botton）认为身份是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地位，所谓的社会身份就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发挥的功能。乡村教师的社会身份是空间地域和职业特征叠加形成的一种复合身份，因此乡村教师的社会身份是经由社会、国家关于教师职业法律法规规定并叠加乡村社会礼法规约所赋予乡村教师特定职责使命及其公共行为期盼而形成的社会地位排序。

（二）乡村教师社会身份形成过程

社会身份的形成过程是识别与归属、体认与内化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体现个体和社会关系范畴的一个概念，也体现着身份的社会属性，并且在关系和属性中对自身的社会身份进行定位的过程。按照社会身份理论，其形成需经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社会认同等环节才得以形成和确立。

1.乡村教师的社会分类

身份认同理论中的社会分类认为，个体会将环境中的各类他者进行分类，并将自我归属为其中的一类，进而形成社会比较和社会区分。不同的群体显示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拥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些都是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身份形成的起点。乡村教师的社会分类，具有多重分类视角，从社会地位来看，教师由原来的事业单位人员变为国家公职人员，2018年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确立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地位”。从职业类别来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的分类，教师是“从事各级各类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属于专业技术人员之列。从乡村社会实际来看，乡村教师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属于专业技术人员，还属于乡村知识分子，肩负着乡村教书育人和社会文明建设的公共使命。而这些不同角度的纵横坐标归属就框定了乡村教师的分类，也暗含了乡村教师肩负的多重社会身份，这为他者识别乡村教师身份提供了显性的、稳定的外部线索。

2.乡村教师的社会比较

乡村教师社会比较结果在于强化社会身份分类，乡村教师职业的社会比较，通过与城市教师、与传统社会的乡村教师、与非教师职业的重要他者进行比较来确定自我身份定位，无论是上行比较、平行比较或是下行比较，其目的都是确立“我是谁”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排序问题，也就是说乡村教师的社会身份是在与其他职业群体甚至同一职业和自身承担的多种社会身份的对照中建立起来的，这也是乡村教师社会身份自我认同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3.乡村教师的社会认同

如果说社会比较、社会分类是对个体身份归属、身份标识的话，社会认同则是对身份价值和意义的追寻。社会认同是社会身份形成的关键环节。按照社会身份理论观点，乡村教师的社会认同至少应包含两个层面的认同，一是个体融入乡村教师职业中的认同；二是乡村教师融入乡村社会中的认同。前者涉及其自我认同，后者涉及社会认同，如果说自我认同是对“我是谁”的思考，那么社会认同则指向“我们是谁”，换言之，自我认同又是社会认同的前提和基础。

二、乡村振兴中乡村教师社会身份扫视

社会地位是社会身份的象征，社会身份又决定着社会地位的高低。社会身份通过社会地位来表达，社会地位是社会身份的外在映射，而社会地位又通过社会分层来区分。按照马克斯·韦伯（Weber.M）的观点，社会分层理论的三重标准是财富标准、声望标准和权利标准。社会地位是群体或个体在社会秩序中的分类、排序和所处位置的界定，同时也是其社会身份的重要支撑。但在现实境遇中，乡村教师的身份地位却发生了错位、身份形象受损以及身份功能固化等问题。

（一）身份地位错位

所谓身份错位，是指与原定身份位置发生的偏离，在这里指虚拟身份、期待身份和真实身份之间的认识落差所造成的差距。这种错位又体现在多层次、多方面，如乡村教师自我定位与社会期待的错位、专业身份与专业技能的错位、职业需求与职业能力的错位等方面，常使乡村教师陷入两难的境地。但较为突出的错位还是体现在乡村教师的社会期待与实际境遇中，也就是在乡村教师群体中存在着职业期望高但社会地位低的生存样态。

1.乡村教师经济地位

所谓经济地位，是指建立在财富积累和分配基础上的地位。近年来，国家对乡村教师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从政策层面予以保障，使得乡村教师的经济收入较以往有了大幅度提升，并且更有保障，这在实际调研中也得到了印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教育系统职工的平均工资在国民经济中位居倒数第一，20世纪90年代教育系统平均工资处在倒数第三至第五，教师的经济地位处于“脑体倒挂”的低谷时期。而2019年至202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行业分岗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统计数据显示，教育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年平均工资在16个行业类型中均位列第14。这些数据和指数均难以体现乡村教师作为“尊者”的社会地位。

2.乡村教师声望地位

所谓声望地位，是指一个职业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也即社会主流价值根据出身门第、仪表风度、知识教养、生活样式的不同对于不同职业所进行的主观评价。传统乡村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稀有性、代表性、公证性奠定了乡村教师在乡村社会中参与“长老统治”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乡村教师作为“长老”群体，不仅参与乡村治理、民间规约的制定与维护，还掌控着乡村社会的教化权利。乡村教师的声望在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中具有极高地位，但随着几次社会转型变革，乡村教师的声望地位断崖式下降，如新式教育在乡村社会的推广推动乡村教师来源、职能和身份的转型与重构；文化大革命期间对知识分子及乡村教师的阶级定位；20世纪末民办教师向公办教师转型中对乡村教师身份的重新承认都极大影响着乡村教师的社会声望。

3.乡村教师政治地位

所谓政治地位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关系中特别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状态，由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乡村教师的政治地位应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乡村教师作为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公民享有依法参与政治生活、政治事务、自由表达政治见解和意愿的权利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二是乡村教师作为教师参与学校治理决策的权利，如参与学校教职工代表会议、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担任学校行政职务、参与学校事务决策讨论的权利，这是教育法律法规赋予教师的职业权利；三是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中的人参与乡村治理的权利，这一权利是作为公民和作为教师的人的权利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但是从实际调研情况来看，无论是作为公民、作为教师、还是作为乡村建设参与者的身份，都逐渐在淡化，逐渐退出公众视野。因此，地位的降低和丧失又是社会歧视的起点和根源，也是身份“污名化”的典型特征。

（二）身份形象受损

对于“污名（Stigma）”的研究，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最初是在奴隶或俘虏身上，用刻刀或烙印留下代表惩罚或羞辱的标记，用以区分或提醒他人。乡村教师本人或他者的高期待以及对其身份认知的偏差，造成了乡村教师职业群体的社会身份“污名化”现象，具体表现在乡村教师社会身份的自我质疑、否定形成的自我贬损和制度性、舆论性刻板造成的公众刻板印象。

1.乡村教师自我身份贬损

自我身份贬损是主体通过社会比较对自我身份认知形成的一种低效能、低认可的身份定位，通过调研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的自我身份贬损。第一，能力不足型的主观贬低。当前在以城市化、信息化为主导的职业模式中，乡村教师职业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的现象在不同程度仍然存在。第二，期待不符型的主观贬低。主要表现为乡村教师实际工作与自身理想中的乡村教师职业有较大落差。第三，职业厌倦型的主观贬低。造成职业倦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聚焦乡村教师群体来看，职业倦怠现象在乡村教师中普遍存在，这其中既有长期从事固定职业所产生的疲惫感、倦怠感，也有工作超负荷造成的职业热情消退、自我效能感低的问题。

2.乡村教师公众刻板印象

所谓刻板印象是公众对某个体或群体僵化的、固定的、停滞的甚至是以偏概全的认知，是人类知觉中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这种现象固化了某一职业群体在社会公众中的职业形象。

第一，制度性刻板。制度性刻板是因制度性区隔所造成的，而乡村教师的制度性刻板又体现在教育系统内部和外部制度造成的双重“边缘化”，最终导致了乡村教师在乡村社会中公共性的消解，产生了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笔下的“脱域”，即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从彼此相互依存的场域中脱离出来。从教育外部来看，乡民逃离乡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乡村社会沦为现代化价值体系下落后的“他者”，乡村教师就沦为了教师职业中声望较低的“边缘人”。从教育内部来看，乡村教师慢慢脱离了与土地为伴的生活和“具有农业户口的民众逐渐划分开来”，“国家公职人员”的角色不断强化，乡村教师从“乡野”走向“庙堂”，与乡民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双重“边缘化”对乡村教师在乡民认知中形成的刻板形象、标签化对乡村教师的社会身份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在教师职业群体和乡村群体中往往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第二，舆论性刻板。舆论性刻板印象是基于乡村教师自我否定质疑、媒体公众负面报道、评价等多方面形成的，实际上是被放大的、以偏概全的污名化现象。表现为从特殊污名到一般污名，污名的对象不再是单一个体，而是整个此类机构和所属行业。如，2013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了对中西部乡村小学教师工作和生活状况的调查，其出版的调查报告将乡村教师的生存状况形容为“边缘化的打工者”。一些地区只能默认代课教师的现实，而舆论层面不承认代课教师，因而地方政府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代课教师成为“砖窑黑工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三）身份功能固化

身份与角色的不同就在于与身份相关的地位和排序可以流动，换言之，个体可以通过身份流动来改变社会地位，角色关涉扮演，与之相对应的是不同角色间的切换。但乡村教师的身份固化是影响其身份向上流动的关键阻力，所谓身份固化是对职业群体特征、地位的固定性认知和评价，如“教师形象作为教师角色的社会期待和自身角色的外化与表征，是一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教师职业社会职能、职业特点和角色行为所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固而概括的总体评价与整体印象。”这种固化能有效地确保教育教学活动有组织、有系统的进行，确保教师队伍的相对稳定性，但紧跟其后的便是“疲劳效应”，在客观上形成了乡村教师流动受阻的问题，继而引发的是职业倦怠、职业热情消退、职业动力不足等问题，最终又导致了身份位置固化、身份功能弱化和身份流动僵化。

1.乡村教师社会身份位置固化

乡村教师身份固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对教师队伍稳定、乡村教育有序运转起到了积极作用，确因这种稳定性、固定性为乡村教师的成长发展提供了可能，也铸就了一大批优秀乡村教师。但从另一方面看，身份位置的固化又阻碍了乡村教师社会身份提升的空间和渠道，是对该职业群体身份位置的“低阶固化”，从深层次说影响着乡村教师的资源多寡、利益分配、地位高低。换言之，谁选择了乡村教师岗位，似乎就必然是选择了“清贫”“艰苦”“落后”，而这种低阶固化又通过与乡民、与城市教师的社会比较呈现。

2.乡村教师社会身份功能弱化

社会身份体现着个体或群体在社会排序中的位置，需要依据某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贡献度来排序，乡村教师在乡村社会的贡献度往往通过教学、教育、教化功能来表达，而这些可以体现乡村教师贡献度的职业功能在不同程度存在着窄化、弱化及知识权威遭受质疑挑战的问题。第一，人工智能、自媒体、大数据对乡村教师教学能力的挑战。一方面表现为乡村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素养需求与乡村教师实际能力的落差；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乡村教师教学观念、方法的固化，应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能力差等问题，导致专业素养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第二，教化功能的缺失。教化是通过对民众施加影响以求达到思想行为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规范的过程，也是“化民成俗”“以德化民”的重要手段。从乡民对乡村教师社会身份感知来看，认为其成长、培养、实践等环节均与乡村社会脱节，甚至缺乏乡村生产生活基本常识，乡村教师指导乡民提升素质、发挥公共使命的信效度大打折扣，且乡村教师所能提供的提升公民素质的知识储备也与乡民需求不符，自然不被乡民所接受，也就出现了教化功能弱化问题。

3.乡村教师身份流动僵化

僵化多指凝滞不动、凝固不变，其可能导致的后果是组织系统内的蜕化、固化甚至是无序。身份流动僵化，是当前乡村教师社会身份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职业身份的固化、教育理念的定势、知识构成的蜕化和责任使命的僵化，进而造成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弱化。从横向层面看，这一职业群体存在着高流动期待和低流动实际的矛盾。有实证研究指出“近八成乡村教师有流动意愿，且群体差异明显。”从纵向层面看，乡村教师纵向流动也不容乐观，以城乡小学教师职称晋升情况对比为例，总体上乡村小学校教师纵向流动低于城市教师。从城乡小学教师“正高级”职称人数比较来看，2021年全国乡村小学教育专任教师正高级人数占城区小学教师专任教师正高级人数的24.86%。

除此之外乡村教师身份流动还存在着一种无序流动链，即通过非纵向、横向渠道实现的身份流动，而是以乡村教师职业和编制为跳板，实现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身份流动。

三、乡村教师社会身份重构的逻辑维度

乡村教师社会身份重构是一个复杂系统，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乡村教师身份的多重叠加、共生和平衡，也体现在乡村教师职业群体的外部保障系统的协同运转。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乡村教师作为乡村教育中的“人”与乡村社会中的“人”的平衡共生。

（一）重建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

1.乡村教师社会地位的历史沉浮

乡村教师社会地位的提升何以可能？若从历史发生学的分析视角来看，乡村教师职业群体产生以来的百余年，其身份地位也非固定不变，而是历经浮沉，但总体上处于社会分层中的中间位置。在改革开放前，对阶级阶层的划分以所有制归属和生产资料占有为重要依据，但在改革开放后，这种划分阶级阶层的依据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由生产资料占有的划分标准转向以职业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为标准的阶层划分，特别是乡村教师所具备的文化资源为其身份流动提供了巨大空间，且文化资源作为自致身份的组成部分，影响甚至决定着乡村教师的流动走向，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文化资源转化为身份流动的资本，为提升乡村教师社会身份地位提供了可能。

2.乡村振兴对乡村教师社会身份期待

乡村振兴，“兴”的是功能、是内涵，是对原有功能的重组、革新与现代化进程的融合，而非一味的否定、淘汰和抛弃，对乡村教师而言亦如此。近年来，党和国家对乡村教师不断提出新的期待，赋能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不能缺失乡村教师的作用和贡献，这些期待一是体现在乡村振兴中的“专业人才”期待中。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把乡村教师归到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中，以此来加强对乡村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二是体现在乡村教育中的“基础支撑”期待中。2020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指出，乡村教师是发展更加公平、更加有质量乡村教育的基础支撑，必须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研究涉及中小学重大事项时，应吸收教师代表参加，听取教师意见。

3.乡村教师社会地位提升路径

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技术）资源是提升乡村教师社会地位的关键路径。一般来说，组织资源是通过教育行政部门或校内行政系统根据人事需要来赋予的，是具有较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资源，经济资源主要是乡村教师通过本身劳动所得的报酬，其中既包含乡村教师工资，也包含教学工作之外的农业劳动所得。文化（技术）资源是基于乡村教师个体知识储备、占有所形成的个体教育资源，通过学历、职称提升来获得。这三种构成乡村教师社会地位支柱的资源之间也存在着流动转换的可能，即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资源、组织资源的可能性。因此，提升乡村教师社会地位的首要途径应为文化资源主导并辐射带动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提升，这是乡村教师能通过自身努力所达到社会地位提升的主动行为，也是提升乡村教师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的关键所在。

（二）重塑乡村教师的社会形象

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教师的社会形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概括来说，一是乡村教师的“新乡贤”社会形象。2020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注重发挥乡村教师新乡贤示范引领作用，塑造新时代文明乡风，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二是“大先生”的社会形象。2022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优师计划”师范生培养工作的通知》指出，注重优秀乡村教师等的榜样引领，帮助“优师计划”师范生坚定从教初心，到欠发达地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做新时代文明乡风的塑造者，振兴乡村教育的“大先生”。三是“国家公职人员”的社会形象。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明确教师的特别重要地位。突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确立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地位……公办中小学教师要切实履行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义务，强化国家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教育责任。”

“新乡贤”“大先生”“公职人员”实质上既是国家主导的教师形象的确立，又都蕴含了作为乡村社会中的人的乡村教师公共身份的确立和公共使命的发挥。因此重构乡村教师社会形象的着力点应在于发挥其公共理性认知，拓展其参与公共事务空间，完善其发挥公共使命机制，为“新乡贤”“大先生”“公职人员”的形象重塑提出了新的方向。因此，一是培养乡村教师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是公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重要特征，而公共知识分子概念本身就蕴含着两重特性：专业性和公共性，正是这两点使得其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公共价值的建构。二是拓展巩固乡村教师投身乡村事务的参与空间。乡村教师参与公共事务的主导权并不在其本身，在于乡村基层自治中的权利结构和分配中，也在于乡村教师自身所具备的知识技能与乡村实际需要的匹配程度。一方面，要在村务治理中充分考虑乡村教师代表应占的比例；另一方面，又需要乡村教师把自身专业与乡土知识和需求发生联系；三是完善乡村教师发挥公共使命机制。乡村教师发挥公共使命，不应仅限于校园之内，从目前调研情况来看，即使在校园之内的乡村教师也承担许多非教学的行政事务，但又非乡村事务，而是来自于教育系统及其他行政系统中的事务性工作，这就造成了乡村教师虽然参与了社会公共事务但不被乡民认可的尴尬局面，从深层次上来说是乡村教师参与的公共事务与乡民的切身需求或期待之间仍有一定差距。从这个角度而言，乡村教师社会形象的重构应是一种匡正性重构，即对原来不属于其职责范围和公共使命中的行政事务进行分解、转移，转而参与到乡村治理事务中来，这就需要完善保障机制来确保乡村教师在乡村治理中的合法地位。

（三）重释乡村教师的身份功能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人才是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最短缺的资源。乡村教师是乡村社会中最稳定、最活跃的人才因素，没有哪一支队伍能够像乡村教师一样在空间区域上长期驻扎乡村、服务乡里，但又缺乏身份功能释放的空间，因此，一是重释乡村教师教化功能。乡村教师之于乡村社会其意义不仅在学校教育中，也在于乡村社会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其作用的对象也不仅在学生群体中，而应在乡村社会的各群体中，引领社会风尚、改良乡村社会弊端的功能应回归到传统乡村教师的社会定位上来。二是发挥乡村教师“智库”功能。智库原指以社会政策为研究内容，以社会责任为己任，以大众利益为研究导向的专业研究机构。乡村教师智库功能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应满足乡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主动回归乡土、融入乡民、服务乡村；第二，应满足乡村治理的需求。把乡村教师代表纳入红白理事会、村民代表、乡贤理事会、乡村振兴理事会等村民自治组织中，拓展乡村教师发挥公共使命的平台和空间，提升其在乡村社会的显示度和贡献度，并在其中加深对乡村社会的了解，是实现专业性与公共性有机融合的重要渠道，更是发挥其身份功能，提升社会地位、展示社会身份的举措。三是应满足乡村社会革新的功能。乡村社会革新需要引领者，除行政管理系统外，在乡村社会，没有哪个群体和队伍像乡村教师这样能够长期驻扎在乡村，没有哪个群体像乡村教师这样具有改造乡村的天然优势，如培育和引领文明乡风，指导乡村婚丧嫁娶、铺张浪费、厚葬薄养、高额彩礼、攀比消费、不尚书学等不良习俗的改良，引领乡民崇德向善、扶弱助残、扶危济困、互帮互助建立与乡村振兴目标相适应的相协调的规约习俗，也是乡村教师重塑教师形象，形成乡村教师特有的社会形象和知识构成特质的重要举措。

（本文参考文献略）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Teachers’ Social Identity

MaWeiqi WangZhan

Abstract: Identity is the internal basis for the individual to position their missions as well as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ir ranking in social status. According to social identity theory, the social identity of rural teachers is confirmed through social classification, social comparison, and social identificati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social identity of rural teachers. However, in general, problems such as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status of rural teachers’ identity, damage to the image of the identity, and solidific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identity have had influence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identity as well as the release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identity.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teachers’ social identity requires rebuilding their social status, reshaping their social image, reinterpreting their identity and functions to better realize the roles and significance of rural teacher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teachers; social identity;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