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近40年的城市化进程，对女性成长具有特殊意味。有这样一群农村姑娘，她们本是家庭、村落或学校的宠儿，充满内在的骄傲，对人生有着特别的渴望期许，但最终走上了成功与幸福相对立的道路。对她们而言，成长中的陷阱遍布爱情、家庭与事业各个方面。在这里，赫然存在一种文化中断。这种文化中断不是根源于波伏瓦所说的“幸福的被动性”或布迪厄所说的“男性统治”及其背后的“象征暴力”，也不是由于家庭资本或社会经济地位的特殊影响，而是与一套外在的打断系统息息相关。正是这套打断系统在她们生活中再造了相互观看与占有、情感结构与事业组织、理论生活与生产性劳动的现实区分。而城乡二元体制，则是这种打断系统制度化的核心。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城市、学校与理论知识这样一套公共支持系统与女性成长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女性成长；文化中断；打断系统；事业组织；理论生活；再生产；城市视角
本文基于朋友圈的恳谈，致力于发展一套对女性成长的本土理解，关注的是湘西南某市一群曾经的农家子弟，最后聚焦到几位“公主”身上。她们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始学业，在改革开放之际接受初高中教育，然后为生计各自奔波。借着改革的东风，她们突破了户籍的限制，但其背后有各式各样的忧伤与苦痛。从中，既可以看到她们独特的进身之阶，又可以发现近40年的城市化对她们家庭、教育与情感结构的特殊影响。借此，我们不但试图与那种女性主义的女性发展观对话，还试图与各种文化缺陷或再生产理论对话。为保护隐私，受访者的相关信息及其与访谈材料的对应关系，在此不一一注明。
一、理解女性成长的城市视角
波伏瓦的《第二性》给我们反思女性成长提供了一幅历史、人生与思想画卷。至此，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突然呈现在我们面前。波伏瓦才华横溢的表达和对世事洞察无遗的睿智，让我们充分意识到女性成长过程的特殊性。这种基于社会过程而不是女性本身的特殊性，此前还没有得到如此生动的阐释。但这一关切，既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也有“始生之物，其形也丑”的局限。
在波伏瓦的笔下，女性的命运自一开始就被认为进入了“他者”[1]的轨道，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2]。最初的“特权”[3]和“幸福的被动性”[4]，从早年起，就将“她的使命”，或“被动的，爱撒娇的，富于母性的”性情倾向，“蛮横地注入她体内”[5]。成为一个独立的女人，就要与整个传统养育方式对抗，包括与最初的特权对抗，也包括与母亲对抗，后者“半是受害者，半是同谋”[6]。当然，波伏瓦已经认识到，“放弃女性身份，就是放弃一部分人性。”[7]但很显然，她最终没有找到女人与女性身份的共存之道。对她而言，“女人只能在与男人同化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解放”[8]。而现在，“自由的女人仅仅正在产生”[9]，但依然遥不可及。
布迪厄的《男性统治》一书坚持的也是类似视角，强调存在于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中的男性中心世界观的永久性。当然，他强调的是“象征暴力”的作用。并认为，“既定的秩序，连同它的统治关系，它的权利和破格优待，它的特权和不公正”，因此经常能“轻易地永久延续下去”，“而最无法忍受的生存条件常常以可接受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出现。”[10]具体而言，他是这样说的：
我也总是在男性统治及其得到承认和接受的方式中，看到这种自相矛盾的服从的典型例子，此种服从是我称之为象征的暴力，温柔的、其受害者本身不易觉察的、看不见的暴力造成的。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暴力是通过纯粹的象征途径来实施的，这些象征途径包括交流、认识，或更确切地说，包括不知情、承认，或推至极限，包括情感。[11]
与这样一种专门关注女性成长的性别理论不同，有一种研究在更为宏大的经济或政治框架下展开。布迪厄自己就认为，“占统治地位的合法占有文化和艺术作品的方式的定义，甚至在学校教育领域，都有利于那些有教养家庭里的人，他们很早就在学校教育科目之外接触到合法文化；其实，这个定义为了赞扬直接的经验和单纯的愉悦，将知识和博学的阐释贬低为‘书呆子的’，甚至是‘卖弄学问的’。”[12]根据这一理论，女性成长不是取决于知识的学习，而是取决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相应的教养方式。没有“对占有工具的无意识支配”，单纯凭借“学院主义”的“理性的教育学”，不足以获得一种可以引以为傲的“行家的能力”[13]，只能与“洒脱的资产阶级”[14]的高雅文化形成“疏远的、静观的和高谈阔论的关系”[15]。
我们不认为，女性的被动地位直接建立在人类文明的整体设计的基础之上，或直接建立在家庭资本及其文化影响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作为身份标识的文化惯习，不是个人社会晋升的真正动因，而是其结果。随着现代社会借助知识的力量向女性不断敞开，传统意义上禁锢女性而且看起来牢不可破的文化心理约束，最终会表现出难以置信的脆弱性。因而可以说，人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公共性，城市社会对女性的全面接纳，对个人尤其女性成长，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相应地，教育世界本身的构造，它所依赖的理论活动，以及看起来具有阶级属性的精英文化，对女性的成长也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我们试图借助城市化进程中“公主们”的成长故事，来讨论这样一套公共支持系统的重要性。
二、作为研究对象的“公主”
这里研究的“公主”，儿提时代在当地有着不错的家境，在同龄人中有着不错的容貌，在家庭中受着父母兄长特别的恩宠。与其他女孩相比，她们不但没有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限制，还明显享有一种高人一等的特权。她们当然不能与真正的公主相提并论，但把她们称作“公主”，说到底也不是臆造。因为这一点在她们的伙伴乃至邻里中，都能得到相当的认可，她们本人有时也以“公主”自称。
想当初我真是一个骄傲的公主，成绩又好，家境也好，我父亲很灵活，经济条件在我院子里是最好的。
我喜欢撒娇，要人宝贝，撒娇可以使人更融洽甜蜜。只是我同时还会哄人，我对人是很真心的。在外面吧能干果断，但撒起娇来谁都抵挡不住。
从小被宠惯了，喜欢撒娇、耍无懒，喜欢自己爱的人宠自己。我会明明白白地说出自己想要的。我很直白，爱，我就会说出来。
究竟该如何理解这种“特权”生活？她们的父母为什么对她们如此“网开一面”？“满崽”幼子的身份、对天生丽质者的偏爱，究竟能维持多长时间？至少到少女时代，她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与那些男孩会有什么不同。人们总是倾向于向天生丽质者投资，这种投资经常并非受制于功利的目的，而是包含一种对纯粹物的真正向往。因此很难理解，她们自小受到的这种善待本身，会像波伏瓦所说的那样，最终只是为了养成她们的“客体”地位。[16]在她们自己那里，这种关爱很长一段时间支撑着她们的成长，为她们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当然，公主们的地位，也不能完全从个人排行、家境和天生丽质中得到解释。由于现代学校的存在，女孩们至少在上学期间，实现了男孩才享有的“家务免除”[17]。不过，“公主”的待遇转变显然更为彻底，她们在上课之余也颇为悠闲。因此，她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像男孩一样，可以尽情发挥天性力量。甚至因此从小就带有一种男孩子气质，在男孩中都可能获得了特别的声望，有时还成了“孩子王”。地位最突出的公主，同时还是学习上的翘楚，因而也是老师偏爱的对象。这一切，全赖她们被置于世界的中心，没有被封闭在一个单一性别的角落。
当然她们也并没有制度化的特权，一切仿佛都基于某种“天作之合”。娇美的容颜、良好的家境和善意的环境，使她们变得可爱。可爱使她们向整个世界敞开，家庭、同伴与学校，也都因此进一步向她们敞开。她们就在这样一种看起来充满特权的环境中，养成了自己的安全感和高傲的个性，并敢于探索更大的世界。可见，表面上的“高冷”下，隐藏着的是一颗更为敞亮的心，以及一种对美好事物更为坚定的向往。这既进一步增强了她们的社会地位，使她们拉大了自己和同伴的距离，也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她们和同伴之间的社会联系。
正因为这样，她们既是自己的异性同伴仰慕乃至暗恋的对象，又是他们游戏的伙伴，同时还是他们保护和敬畏的对象。只要男孩能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对美好的事物敬而远之，对喜爱的人甘愿承担责任，就会产生这种心理。这样一来，在那些真正把她们当“公主”看待的人中间，就很难出现公开的追逐者。因而可以说，在这里，如果是真爱就不会轻易说出来。一大帮少男少女就此进入一种羞涩状态，为公主们的成长提供了温床。她们和伙伴因此可以长时间地相互观看，默默地将对方想象成自己的榜样、竞争对手和未来伴侣。但男孩女孩之间的“青春萌动”，说到底还是一个普遍现象。乡村生活似乎也特别适合这种青春萌动的岁月。随着初中生活的开始与新同学的加入，“公主”们首先受到关注，她们也差不多同时开始打量乃至捉弄身边的新男生。
我在家是父母的心肝，不让我做任何事的，可他欺负我，罚我扫地……我曾和同学计划用脚绊他，可又怕他摔倒，还想着要是倒自己身上接还是不接？不确定的时候，我就用另一个动作，划书。我还在后面用书作势砸他头呢。他一回头我就装若无其事。
另一方面，这又似乎是她们“三观”最正的时候。周边很多女孩已经明白自己的处境，对学业不是特别上心。但真正的公主不一样，师友与父母对她们的学业依然持有厚望，未来在根本上取决于她们自身的状态而不是一种宿命。对她们自己而言，也像帕森斯所说的那样，存在一种“成就中轴”[18]。意中人则仿佛在未来等着她们。当然，她们也能意识到那样一种情窦初开的状态，但她们都能掌控那种暗生的情愫，似乎能这样在相互观望中走到瓜熟蒂落的那一天。
能做到这一点的不仅仅是众目睽睽中的“公主”，那些堪与争锋的“对手”少年也如此。在他们心目中，也只有“二流子”才会放肆地追逐女生。威利斯认为，“要解释中产阶级子弟为何从事中产阶级工作，难点在于解释别人为什么成全他们。要解释工人阶级子弟为何从事工人阶级工作，难点却是解释他们为什么自甘如此。”[19]但对这些有雄心的乡村少年，“跳农门”才始终是他们心中所愿。至于那样一种青春萌动，更多表现为一种以成长为基调的暗恋。
最终，他们中没有一对是这样一种青梅竹马的浪漫故事的结晶，甚至这种故事在他们之间完全没有展开过。一点点风吹草动，当然会被过度解释，但又都埋在心底。这就像人们今天已经认识到的那样，“喜欢就会放肆，但爱就是克制。”说到底，他们都清楚自己的使命。早婚，身边早已不乏这样的心酸故事。早恋，在他们心中也都警钟长鸣。他们正在为跳出农门做准备。印象中的父母和学校，也都不会允许他们越界。而且，他们越是承担着家庭的重托，就越接纳这种立场。他们转贴的一位朋友的诗，细述了情窦初开季节诸如此类的动人细节。虽然其中的场景已有所不同，但那种关系的性质依然如故：
那时，我不敢看你的眼神/最喜欢看你的背影/看你背影时，不希望你转身/你若转身/我会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在你未觉察前挪开视线/我会在别人说起你时/仔细地听/但会表现得并不关心
我会在分数榜上/先找你的成绩/再找我的成绩/在老师表扬我时/我会留意你的神情/擦肩而过时我总把问候你的话/张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很反感追求你的人/当听到你拒绝了别人/或同学说起追你的人/狼狈的故事时/我很开心
我喜欢看你吃饭/小口小口的样子/我也会放慢吃饭的频率/一直等你吃完/毕业时留言本上/我好希望你的留言/与别人不一样/我反复琢磨那些文字/有没有什么暗示/我好希望你知道我喜欢你/也想看到你的回应
你上自习/我肯定也会在/我希望教室只剩下我俩/我希望忽然停电/我拿出手电为你照明/我好希望你有不懂的问题/走来与我讨论/我好希望你忽然没有了笔芯/向我借一支/我好希望你说/天很黑，你有点怕黑/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运气
有一次在学校外遇见/你问我去哪儿/我竟是慌张地一笑/其实那一段路/我们同行，但我一直/没有勇气与你说话/其实我想了很多种开头/却终于没有表达①
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会表现出这样一种审慎的态度？这既关联到他们所心仪的对象，也关联到他们自身的学习状态。对他们而言，成绩是超凡脱俗的，美也是超凡脱俗的。尤其那种朦胧的美，那种一尘不染的专注感觉，那种不带烟火气的纯真状态。而且越是成绩好，越对美好的事物有向往，也越容易收敛自己的行为。有时候因为这一切，他们还被误解成不解风情的榆木疙瘩。其实他们比成绩不好的人还可能更解风情，因为他们有一个自得其乐的意义世界，因而有能力将大家都带入一个新世界。这一点在几十年之后朋友圈的聊天中展露无遗。
因此，经常不是不开窍，而是其他的原因，最终导致了这种审慎。当然，毕业之后，有人也曾去过对方的学校，或故意走近过对方的村子。但有无数可以直接找到对方的方法，一个也没尝试过，只想着能像以前在校道上那样偶遇。心目中的那条“成就中轴”，此时成了彼此交往的一道障碍。一旦一个人率先走出了村庄，这种关系至少就暂时中止了。但他们一直拿对方作为自己上进的催化剂，学习的意义因此变得越发清晰。即便意识到对方暗藏的情愫，但不到有足够自信、因而能与对方般配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说出来。
可以说，生活相对优渥的家境为那些天生丽质的女孩撑起了一片天空；学校教育的出现，为广大乡村女孩撑起一片天空的同时，将公主们的纯真年代进一步拓展到青春后期；女孩们“懂事”之前的“观看”状态或理论生活方式，则为自己的青葱岁月，增加了又一道保险。所有这一切，都在强化一种天造地设的“公主”形象，塑造出一群具有特别理论意义的“先驱”。从她们的命运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发展的特别轨迹。但至此，我们见到的还只是公主们的高光时刻。
三、打断系统的突然登场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②很快，有些人匆匆地走了，另一些人则从天而降。公主们的生活由此变得不确定，开始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那些对公主们缺乏基本敬畏、自认更有男子汉气概、也更不受学校约束的人，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主们的面前。他们在学业上已没有追求，也根本不看重对方的学业，因而迫不及待地采取行动。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好像更懂得表达、呵护和爱恋。这一切，即使现在在很多人看来，竟然也非常的美好：“他是渣男，也确实花心，但是和他恋爱真的最有恋爱的感觉啊。”[20]那些没有青春期浪漫故事、最后平淡结婚的同学，也很是羡慕公主们曾经“轰轰烈烈的爱情”。
不以条件为前提而彼此相爱的人结婚，那才是最幸福的人。要是像琼瑶小说中那样爱两年，就死而无憾了，否则真的是枉作一世人。但我们那个年代，有几个是经历过那种轰轰烈烈的爱喏。下辈子一定要变男人，喜欢哪个就去追，追到手为止。
这里所说的“条件”，在此类话题中经常被提及，是那个时代婚恋市场中真正的枢纽。因为“条件”所限，许多真心相爱的男女，最后都被棒打鸳鸯。但看起来不以条件为前提的婚姻，也并非真的就一定基于爱情。它经常有浪漫的外表，看起来完全是一种单纯的爱恋，实则深谙男女情感世界的个中三味，而且不达目的决不收兵，乃是一种最社会化的“套路”，一套久经考验的情场宝典。但被过度忽视、压抑或限制的女孩，很少能理解其背后的机巧，分辨清爱的真相。
公主们当然渴望浪漫的爱情，崇拜男人对女人的那种关爱有加又敢做敢当的霸道气质。但她们在青春期遭遇的，经常只是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爱情。那些不计成本的校园猎手，生活中无微不至，行动上大张旗鼓。但这不是珍惜，而是要尽快占有。涉世未深的“公主们”，并非自一开始就能看穿这些把戏，但她们本身并不缺爱。而且，她们渴望读书，还对那种有雄心的乡村少年抱有好感。内在的骄傲也足以帮她们抵挡一阵，因而那些套路也不是自一开始就有效。
但有时候胡思乱想，也能迷住自己。她们仿佛也能从对方身上看到一片真心，尽管那不是自己最爱。又一次教育分流的临近，则让她们即将失去教育制度的保护。家庭的现实状况，也越来越真实地呈现在她们眼前。那些社会化的校园青年肆无忌惮的追逐行为，还进一步恶化了公主们的道德环境。这一切，使得骄傲的公主们经常考虑，要不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所有的保护伞失效之前，抓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救命稻草。一旦被“轰轰烈烈的爱情”纠缠，她们的人生际遇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公主下嫁”的故事因此频繁地出现。
我根本不愿意他给我送饭，每次他送来的饭我都不要。但别人以为我们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而我又是多么矫情，还有人在纷纷传言我“骚”。
当初不是太注重外貌，只因他家帮过我家，他又是我一个亲戚的儿子。他又是那么的疯狂，当初为了我还与别人打架，整个学校都沸沸扬扬。
我心里一直有个标准，喜欢读书的。但高考后妈妈说，不断绝与他的关系，就不准我复读。这种强烈的反对和粗暴方式，让一向好强的我认为已没有退路，于是选择了认命（嫁给他）。
真正的爱情，都要把对方摆在第一位。这样的爱是付出，不奢求回报。别人接受了你的爱，就要想着感恩，而不是得寸进尺地索取。这是一个界限，这边是可爱之人，那边是垂涎欲滴之辈。因而爱如果能成功，定是基于爱和可爱，而不是疯狂的榨取。这样的恋人不会让人痴狂，却像涓涓细流，给人空间，静待花开，并不断走向新的起点。这种爱情也有其勇敢的一面，但它以自我成长为前提，以对对方的尊重和保护为第一要务。而在社会化青年们那种看起来无微不至实则无所不用其极的追逐中，公主们的成长首先必须被阻断。她们本身必须完全处于一种被动地位，才能被对方的疯狂所感染，无可救药地堕入情网。社会化青年不断抛出的绣球，就这样扰乱了她们原本还依稀可见的前程。情窦初开时的那种相互顾盼，最终荡然无存，等待她们的只是一张已经布好的网。
与此同时，那些还在努力读书的农家子弟，只在学业上偶露锋芒，拥有的还只是自尊。他们经常驻足停留的，还只是那个相互观看的世界，不可能疯狂地追逐一个人。他们也有自知之明，不可能在自己羽翼未丰之际，就自诩可以为自己心仪的女孩提供一个可靠的未来。更未曾社会化到那个程度，能动员家庭的力量，给对方一个可靠的现在。他们身处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正准备赤手空拳打天下。因此，当她们在自己身边出现的时候，他们渴望与对方默契，但不会积极表达自己的渴望。他们表现得那么羞涩谨慎，正因为他们渴望自己心目中的女人是一所好学校，能促进彼此的成长。优秀的农村男孩与女孩成长中的第一个差异就是这样：“公主”们的追逐者在明处，而且高度社会化；她们的仰慕者在暗处，还渴望着她能与他在学习上比翼齐飞。他们经常就在这里分道扬镳。
但公主们婚后的爱情故事经常还是能有一个不错的开端。相比于更传统的夫妻，他们说到底还是自由恋爱的新一代。但结婚生子、耳鬓厮磨，只是乡村爱情故事的一个方面。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发家致富，这也是骄傲的公主学业失败后的自救行动。她们还残留着少女时代的浪漫记忆，这种记忆反衬着现实的残酷，进而凸显了金钱的重要性。因此，曾经相对悠闲、高傲又浪漫的少女，一旦步入“家庭主妇”的轨道，就强烈地表现出现实的这一面。当然，她们也希望它成为“爱情”生活的结晶和见证。钱能使人幸福，只是幸福不能太倚重钱，但公主们梦想着能二者得兼。如果不是碰上改革开放的大时代，这也只能仅仅是个梦想。但现在已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能够精细地鉴别出那些在集体劳动时代毫不起眼、也曾被严苛的教育体制蔑视的才华。就这样，她们为了浪漫的生活，走上了为家庭拼搏的道路。一种隐藏着极大风险的局面，就这样突然降临了。
分居现象在计划体制下的城市家庭普遍存在。无论那种分配体系还是户籍制度，都有一种对情感生活的敌意，丝毫不迁就青年男女的恋情。但到20世纪90年代，至少对刚进入社会的新一代，城市家庭的完整程度已开始高于农村家庭。曾经的“公主们”首先受到了影响，因为她们习惯于身先士卒，这使得她们的家庭最早暴露在现代城市的诱惑之下。很快，缺少了乡土环境约束的另一半，再一次展现了原始的猎手本性。他们像费孝通所说的现代城市人那样，“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21]有时候，连坐月子都是在一种不忠或背叛的氛围中进行的，这对公主们真如晴天霹雳。但她们经常只能忍气吞声。
按照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理解，西洋或城市核心家庭乃是一个生活堡垒，夫妻关系是家庭的主轴，两性之间的情感是凝合的力量，家庭是获得情感安慰的源泉，子女是这一团体的配角。乡土中国的大家庭则是事业组织，纵向的父子、婆媳关系是家庭的主轴，效率是家庭的支配性力量，它排斥普通的情感，纪律、规矩和道德义务则应运而生。[22]我们有时将这种道德义务理解为一种最深层的情感，但它确实不是自由个体之间的真正感情。相反，由于改革开放激活了“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在公主们通行的“弱女子的持家经”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家庭结构对浪漫的限制，这种限制既包括婚外的，也包括婚内的：
我是个五好女人，也懂得保护自己。在别人眼中我是个能干、漂亮、大气的女人，只是我自比为莲，出污泥而不染，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大家也都很理解。一般人也不敢乱扯，生怕朋友都没得做，所以只默默地保持着距离。一同学曾说：三十年前不敢表白，如今更不敢了，但愿能静守其一切安好。这让我感动，因而一直保持着和谐的关系。
她们不是没有将心比心地替对方想过，但生活的压力让她们渴望的首先是自己男人事业上的争气，同时将男人对自己生活上的关照看成夫妻之间的情感本身。对于具有强烈义务色彩的“恩爱”与私人情感的现代区分，她们不是太敏感。因此，她们虽然渴望感情，但更关注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她们会津津乐道地谈论自己男人或身边好男人的良好表现，觉得为了这个家所牺牲掉的花前月下、儿女情长，都可以从久别重逢的快乐、现实的成就和子女的成长中得到弥补。问题是，在一个需要情感结构的城市社会，公主们只能以一种事业组织来应对。一旦夫妻感情出现裂痕，这种远离乡土根基的事业组织，就变得非常的脆弱。
再生产理论倾向于认为：底层子弟的性情倾向，是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写照；他们所拥有的文化或“初始习性”，根本上乃是一种与学校或“主教育工作灌输的习性”格格不入的文化或习性。[23]现在看来，至少在制度天花板还懵然不觉的时候，在公主们的性情倾向和学校文化之间，还是存在内在的契合。而她们遭遇的那些殷勤而务实的男生，情况则大不一样。他们早已不是公主们或学校生活的同路人，这在他们疯狂的求爱模式中就已经初露端倪。在传统的以血缘为中心的家族结构中，他们的那种大老爷们气质不一定会惹出什么大乱子。一旦缺乏有效的约束，夫妻关系破裂，原来个人性格或品行上的底色就会失去控制。而这必然招致对方的反抗。其结果，就是不断升级的暴力发泄。
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一套独特的情感逻辑，塑造着一种双重性格。他们一方面对老婆特别好，一方面也表现得特别暴力。两方面一直纠缠，因而也就带有一种自残的性质。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断试图传递这样一些信号：他非常在乎这个家，只是脾气不好，愿意以任何有失尊严的方式赎罪。在子女面前，他们也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双重性格：一方面延续了暴力倾向，这与事业组织的纪律或规矩意识纠缠在一起；一方面对他们又显得特别有担当，这让子女们也觉得气结。
在这一过程中，父母向孩子们传递的，或者是委曲求全，是面子观，或是暴力性格，或者是为家牺牲的愿望，这一切最后都化作了孩子们自身肉身的一部分。同时，这样一种切肤之痛，又使得他们深刻体会到家庭的重要性，洞察到“无助的爸爸”想要他们尽快成长的那一面，因而更加渴望家庭幸福，增强了对家的认同。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将自己活成了“苦菜花”，甘愿自我牺牲以维系家的运作。公主们忍气吞声的初衷是别伤害到孩子。现实是，如果自己过得不好，孩子们就不会好，她们也没能力使孩子们过好。
而她们男人的暴力性格也不是凭空而来。一个人面对问题应激性地诉诸暴力，只能源自此前家庭生活的扭曲与不平静。问题是，究竟是什么让这一情感的链条再一次延续？不想伤到孩子们是一个方面，相信不委曲求全必定伤害孩子又是一个方面。但她们的悲剧最终在于，他们的结合归根结底乃是一种相依为命的事业组织，但她们又不甘心认命。她们在自己还未能真正独立的时候，被搅进了这一人生旋涡。她们的爱以恩情为前提，以抱团取暖为特征，同时夹杂着各种亲情与同学关系。尽管公主们最终都进了城，但说到底没有突破乡村熟人社会的限制，却又失去了乡村社会的防护罩。
爱情、亲情、乡情、恩情与同学之情的交织，有时被认为是亲上加亲。但对她们来说，这只是让离婚带来的震动更加可怕。小的问题伤个人尊严，但可以大吵大闹或理直气壮地反抗。大的屈辱却破坏个人的社会形象，因而经常令人不得不忍。而公主们身处的这样一种环境，使离婚最终会在根本上伤及“公主”的颜面，而且看来必定“祸及”子女。她们不愿让整个家庭蒙羞，当然只能让自己受内伤。她们经常声称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子，实际上只是因为这里的沙子还不够大。一旦伤及家庭的结构，这种问题经常就只能蜕变为个人修养问题。
当初我嫁给他同学们骂我笨，现在我不想成笑柄，所以也沒离。可我无法容忍，我真是个追求完美的人。现在我什么也不想了，只想好好把孩子教育成人，变得更宽容更理智了。看淡了一切，也就活得更优雅了，现在都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了。经历了这件事，我倒觉得自己更优秀了。
公主们经常将这种个人的务实与自立概括为成长，但正是这种令人五味杂陈的历练导致她们失去了过幸福生活的能力，最终与那个有着无限可能的世界告别。而真实的伤害远不是她们这种自我修炼所能弥补的。事实上，她们所有的自我修炼，都只能作为伤害的结果被动地发展起来。没有一个女人能平静地对待这一切，并把它作为对自我的磨砺。
奇怪的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竟然也没有进一步恶化她们与公婆的关系。事情发生后，老人明里也一直站在公主们这边，家庭的维系一直是这种大家族的首要目标。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些力量的牵绊，公主们的情绪得不到彻底疏解，当然只能以内伤的形式出现。家族原来的情感结构，因而在她们这样一些外来者身上，再一次得到了复制。但事实非常清楚，这不是复制其亲生父母的情感结构，不是进入其原生家庭希望她们进入的那个位置。亲生父母希望公主们走向的那种幸福生活，已被这个半开化世界中的打断系统，联合绞杀了。
在伯恩斯坦的概念框架中，“再生产系统”与“打断系统”，乃是两套截然不同的结构。其中，“再生产系统”对应于强分类、强架构的“可见教育学”，它发端于公立学校，强调明确的学科与教—学边界，控制与标准清晰，工作与游戏边界分明，追求外在的、实际的、即时的满足，与劳动家庭中的教育立场一致，因而支持文化再生产，阻断变异；“打断系统”对应于弱分类、弱架构的“不可见教育学”，它流行于私立幼儿学校、私立中小学与大学，控制与标准含糊，工作与游戏边界互渗，追求长远目标和能力发展，关注象征性的自我陶醉机会而不是浅近自利，因而不断突破乃至重构学科与教—学边界，试图将儿童从劳动家庭和公立学校理性化的教育环境中分离出来，因而支持社会流动与优才制度。[24]
但公主们在这里遭遇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打断系统”，包括那些出现在她们面前的社会青年，连同那些使他们的男性气质在公主们面前变得锐不可挡的教育限制与制度性障碍，以及她们最终投身的作为事业组织的家庭。核心是公共支持系统现出了天花板，最终让她们无法躲避社会化青年的追逐，陷入作为事业组织的家庭的现代陷阱。它们打断的不是社会原有的阶级结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控制的再生产，而是公主们无忧无虑的家庭生活与在校成长历程。此前，公主们生活于其间的那样一个相互观看的世界，事实上替代了布迪厄眼中的高雅文化，成了她们个人前进的阶梯。因此，不是早年的幸福或男权至上的家庭结构让她们最终沾染上了一种被动性，而是眼前突然降临的“天花板”使得她们与所有有雄心的乡村少年告别。由此产生的文化中断，最终将公主们拉回了一种忙碌繁杂的日常生活，一种双重人格的世界。
四、缥缈的理论生活
公主们的不幸，就是在一个最需要安心学习、相互观看以突破制度瓶颈的时候，遭遇了社会化青年甚至老师的“猎狩”。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制度的保护伞正在失效。尽管她们的父母曾激烈反对她们的“人生选择”，但现实的经济、制度与道德压力使她们难以回头。而且越是这样，她们越需要借助对方，躲避来自父母恨铁不成钢的惩罚。在婚后一段时间，她们以为自己获得了除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之外的最好结果。她们显然忽略了那种疯狂追逐本身的掠夺性质，以及自己即将栖身的那种家庭的内在局限。不知不觉中，她们自身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深地陷入家族结构和人情世故之中。好长一段时间，她们甚至都不和同学来往。但那种悠然的学习愿望，在公主们内心深处，还是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婚后五年内，我还经常重复地做着三个梦：一是梦见教室，和教室里安静学习的同学，自己只是站在窗外默默地看着他们。二是去考试，却怎么都迈不过考场的门槛，你想跨过去它就升高。三是妈妈不肯给钱让我复读，要我写保证，说不再跟他交往，因为他耽误了我的学习，也不喜欢他父母，说他们太强势，怕我受委屈。
究竟该如何解读情窦初开季节中这样一种学习愿望？少男少女们相互观望、羞于表达的那样一种青葱岁月，契合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同窗时光，究竟有着什么特殊的人生意义？要回答这些，需要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论”有真切的理解。
在古希腊，“理论”（theoria）一词是动词“看”（theorein）的阴性名词形式，而且是与“剧场”（theatre）的词根相通的，其本义就是观看或观赏。在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72—前497）的伦理学中，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为生计而叫卖的小贩属于最低的一等，比他们高一等的是那些为了荣誉而竞赛的人，最高的一等是那些只是来观看的人们，他们摆脱了日常生活的困扰，欣赏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并进行“热情而动人的沉思”，被认为是真正的哲学家。[25]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因此认为，理论的本质应被理解为与真实的存在物的纯粹的同在。它不是一种主动的看，而是一种真正被事物本身所吸引的状态，一种真正的参与方式，一种由好奇而来的入迷状态。[26]在这里，我们与自己沉浸于其中的现象遥相呼应，“台上是疯子，台下是傻子。”[27]
这样一种纯粹的“观看”，是“公主们”的豆蔻年华中最动人的生活样态。这样既相互关注，又不轻易打扰别人，一切基于“成就中轴”，乃是一种真正的成长状态。自从轰轰烈烈的爱情敲开了自家的门，她们就远离了单纯的少女生活，进入了世俗的大旋涡。不再是生活真切的观看者，而是成了运动员乃至小贩，成了为荣誉、面子乃至生计而奔波的人。她们开始追寻名分，而且很快就采取世俗的逼宫策略，迫使男人面对现实的婚恋问题。从此，适应眼前的格局，凡事都要能带来确切的结果，甚至儿女们的生活也要以实利为要务，这成了她们的第一选择。她们当然愿意像自己的父母那样，为自己的子女撑起一片蓝天，但理论在她们那里已成了“笑柄”。她们就这样彻底告别了那样一种相互观看的少女时代。
读书人想得多。我们一往无前，他们还在斟字酌句，借机观望。我直人一个，一开口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想什么就说什么。而他们说话总留有余地，总是试图摸着石头过河，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求进可攻退可守，表达得密不透风。他们会用文字恰当地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与他们最不同的地方，也让我们很难确定他们的真实想法。
当然，理论生活还有更为理性的形式。如在选择人生伴侣时这样判断：允许你不选择他的才是你的真爱，把你的幸福和感受放在最上位的爱你最深，一定要你爱他的不一定是良配。一个真正的男人，之所以经常表现得那么谨慎，一是因为他善良，因为他在乎她，而且因为在乎而更加善良；二是因为他将爱理解成心心相印，不愿意勉强任何人；三是因为他还没有从她这里得到足够的回应。永远不要理睬那些对女人狂轰滥炸又脾气暴躁的男人，他们所拥有的，说是男子汉气概，其实是自控力空场，是把对方摆在从属者位置的欲望。而真正的良配必须要善良，要能尊重、平等地对待对方，要热爱学习、上进，要给对方选择的权利和空间，愿意为了爱情而退出，能真正关注对方的感受。这是一条试金石。
但当“公主们”迫切地追求实利，她们的心灵便不再向这个世界敞开，不再有那样一种等待瓜熟蒂落的原初态度。他们那种不计成本的“爱”，最终也让“公主们”产生了一种“懂事”的幻觉，一种自己已能为家庭分忧担责的独立感。等她们醒悟过来，已经深陷世俗目光的泥淖，无力自拔。当然，按照理论生活的理性模式，在家庭问题尚未激化的时候，个人依然有足够的机会“拨乱反正”。如降低生活的物质目标，把夫妻关系放在第一位，把子女的幸福建立在夫妻恩爱的基础之上。或者开诚布公地跟子女交流，让他们学会理解、宽容，以一种更理智的态度面对冲突。而不是像现实中那样把子女当上帝，让他们觉得自己为了这个家可以牺牲一切，但又总露出一副幽怨的样子。但她们最终选择文过饰非。
俗语道，莫为儿孙担远忧，儿孙自有儿孙福。但她们现在已认定，某些事注定就是不好的，至少在世俗的目光中注定如此。她们因此不再面对真实的问题，甘愿为了家的外表委曲求全，结果经常只能给子女做一个很坏的榜样。她们已无法面对这样一些基本事实：自己不可爱，自己不自信，自己不能过好日子，就温暖不了别人，别人的温暖也无法传给自己；而事情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表达和对待；不跟那些“世俗的目光”保持距离，就走不出问题的怪圈，不可能教会小孩正确的知识。但这些在深陷其中的公主们看来太虚幻。她们一直为自己的发家之道所拖累，无力中断分居式的家庭生活，重筑爱巢。而为了回避“世俗的眼光”带来的伤害，她们选择按照世俗的方式行动。她们自己也因此身心俱疲，到了崩溃的边缘。最终，只能向内挖掘，以求内心的平衡。
五、城市、学校与女性成长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乡村，公主和她们的少年同伴，依然被封闭在狭小的土地上，封闭在一个个条块分割的自然村落。放牛的时候看到的对面山头，依然是一个陌生而危险的世界。尽管村庄之间毫无间隙，彼此也高度相似，但只要被紧紧地钉在村庄，他们就只能透过有限的窗口向外窥探，就会失去面对外部世界的自信目光，甚至经常不知道对方的确切位置，只能根据道听途说来揣摩。这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
故事发生的地方，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属此系列的主要有国营农场（又称“园艺场”，下设三个工区）和煤矿。农场里的人们平时只种经济作物，主要有蜜桔、花生、雪峰梨、西瓜、茶叶，不种田，国营煤矿工人主要的工作是井下作业。另一种是集体所有制，属于此类的有三个生产大队。这是真正的农村，主要靠种田为生，当然也有自己的山和土。
在这两部分之间，引人瞩目的是农业模式、园艺模式和工矿模式的差异。农业模式有很多的自然成长环节，适合“懒人挑重担”。园艺模式则要求无微不至的关照和无可替代的亲力亲为，在只有有限的自动灌溉和机械化设施时一直这样，被某些人认为更加艰辛。因此，在农场人称农村人“田牯佬”“打牛屁股的”③的时候，农村人能反过来挖苦他们“山牯佬”“挖山土的”。由此可见，国营农场由于依然没有摆脱农业生产，在当地还不是构成身份差距的主要参照。工矿模式下个人成天冒着瓦斯爆炸、塌方和穿水的危险，脸上也没有多少干净的时候。村里好多人最初也都在农场或矿山，但受不了那份苦，又陆续回来了。
但就在这两部分之间，存在某种平时不知不觉、实际上难以跨越的身份限制。通婚不是没有，但由于存在制度鸿沟，经常只能形成“一家两制”的“半边户”。因此，虽然当时在农场、矿山和大队之间并不存在特别明显的经济差距，隐性歧视却无处不在。而且事实证明，当年属于农场的那些同学，有着更便利的进城通道。同学群中，现在进入城市的，也多是这些人。村落中的“公主”在他们面前当然并未失去自尊，但始终有难言的苦痛。在他们之上还有真正的城里人，以及那些通过参军或招工进城的幸运儿，乃至“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面对他们，即便农场的“公主”也难以自持。可以说，她们在自己的圈中是公主，一遇到外面的世界，眼前的一切就都成了泡影，只能寄希望于招工或高考以“跳农门”。
好像是说他来的第一天就喜欢她，经过几天的打探就要求她做他女朋友这样子，记不清了。但他是农场里的，他妈妈坚决不同意，跑到她家说要她考上大学她才允许。他曾经为了挽回，用了许多疯狂的方式。而她极度地骄傲，再也不去想他。
但当时中国社会的城乡壁垒，还不是简单地来自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知识本身的命运才刚刚有所起色，大学还刚从废墟中重建。对那样一套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的知识与观念的渴望根深蒂固，但大学本身还不能真正承担起自己的职责。整个社会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还在排斥新一代读书人，读书无用论还广泛盛行。农村人的教育期望，还很容易受挫。计划体制的约束也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知识本身还找不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只能作为一种身份信号发挥其力量。被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的公主们，找不到维持那种纯粹的相互观看的状态，以及能够发挥其作为“少女哲学家”[28]的天性力量的现实道路。
这些不仅对公主们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使所有农村人的内心世界都因此蒙上了阴影。农村人刻骨铭心的自卑和敏感，在这一系列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制度实践中，依然在延续。无论其后面的发展如何顺利，都改不了这一制度环境赋予的生命底色，还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少男少女的羞涩。考虑到今天少男少女们前所未有的洒脱，所谓的青涩岁月，似乎并不是人生必备的一个阶段，而是特定的乡村生活留给他们的特殊印记。这是一些与个人优秀与否无关的情结，甚至越是优秀，种种自卑、敏感、羞涩、愧疚与无奈的情结就越强劲。
他的初恋不是她，应该另有其人，她是在他考上中专之后谈的。之所以没成，是因为后来那个有工作，她是农场的，没有工作。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多少美好的爱情败在了现实面前。但他又是个用情很深的人，喝醉了会跟人说，说到伤心处声音都哽咽了。
这里提及的工作与劳动的区分十分引人注目。“工作”有固定工资，不是靠天吃饭或按劳取酬，没有繁重的体力活，有体制内身份，子女的学习、工作与生活也都有制度化的保障。不能将它等同于凡勃伦所说的“非生产性劳动”[29]。但在此确实更容易过上那种能不断拥抱诗和远方的理论生活。“劳动”则不能旱涝保收，必须看收成，高度依赖于个人表现，靠力气吃饭，有干不完的脏活累活，没有公共保障。这是一种天然的反浪漫装置，感情的冲动很难突破身份的限制。既然大家都受制于那些无所不在的制度分割，突破的希望主要在升学，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体制中的明白人，自一开始就将目光转向那些“读书的料”。这是“向天生丽质者投资”的主要方式，也是突破城乡界限的主要方式。
公主们父母对她们的投资，也是“向天生丽质者投资”的重要方式。它造就了“公主们”的卓尔不群，锻炼了她们的社交才华，增强了她们的社会资本，培育了她们的内在骄傲，让她们有可能过一种更好的生活。但很长一段时间，也只是在乡村社会制造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反差。公主们命运的再一次转折，源于日渐开放的城市生活。在那里，一套能对个人能力精细甄别的新兴机制，不但让她们摆脱了考不上大学就只能回去“摸锄头把”（种地）的传统命运，而且让她们有机会从打工的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展现她们前期独立训练积累的光华，并最终赋予她们一种穿越城乡的力量。即便如此，在走向城市的过程中，她们很多人还是走上了那种成功与幸福严重对立的人生道路。其中的辛酸，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曾是一个躲在被子里哭的小女人，一个用力抱着自己、对自己说“不哭，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的小女人。这些年来我已经为自己披上了坚强的铠甲，刀枪不入。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卸下伪装，做回那个小女人，那个脆弱的小女人。
村落中的“公主”与城市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彼此是否截然对立？可以说，没有城市和学校提供的那一套“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的知识与观念”[30]，没有改革开放打通的那一条条通向城市之路，公主们不可能走出乡村，一展自己男孩般的人生抱负，只能陷入与公主形象格格不入的庸常生活。但光有这样的路，她们还不足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很容易陷于凡勃伦所说的“生产性劳动”的泥淖。这样说不是因为她们特别关注物质财富的生产，而是因为她们以一种刻苦耐劳的方式进行生产，而且把对物的追逐放在对人的关注之前，放在对有活力的心灵的征服之前，很少再有有闲者的那种力量的炫耀性展示。[31]就这样，她们把夫妻关系看成了既成之物，看成了不再需要经营的实体。因而她们不再通过建构关系来进行生产，而是把双方都直接派上发家致富的第一线。
由此可见，女性与城市、女性与学校或知识、女性与相互观看的青春期的关系，是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女人特别适应乡村生活与刻苦耐劳的生产性劳动，是因为她们看不到潜伏在自己身上的勇武精神。村落中的公主作为农村新一代女性的先驱，与城市、学校、知识、相互观看和成长有着内在的关联。只要切断、忽视或弱化这些联系，她们就会受制于身体上的弱势，被各种社会力量所控制。因而说到底，不是乡村、劳动阶层与女性必定延续自己的宿命，而是打断与“文化中断”及其带来的成长中断，再生产了女性的传统命运。城市化进程，给她们打开了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但如无学校的帮衬，她们依然只能受制于生产性劳动，不能走向相互观看的青春期所意指的那种纯真状态。女人的独立，就这样不但依存于城市，而且依存于学校与理论生活。一旦我们蔑视理论生活，甚至整个国家都蔑视理论生活，农村女孩将首先遭受灭顶之灾。
注释：
①诗名《关于你》，有删节。作者李新华，年龄60后，网名“唐曼”，职业公务员。从小爱好文学，2013年开始在全国各地报刊、网络上发表作品。
②语出纳兰性德《饮水词》中的《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全文如下：“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③“打牛屁股的”，暗讽农村人只能傻傻地耕田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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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esses” of the Village: The Growth Trap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Kang Yongjiu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special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past 40 years for female growth through a case study. What we focus on here are a group of rural girls, who had once been the favorites of their families, schools and even the villages, full of inherent pride and with special aspirational expectation of life but ended upon a path of success that was antagonistic to happiness. For them the growth traps spread over in various aspects of their love, families and careers. Here existed a kind of cultural discontinuity. This cultural discontinuity is not rooted in what Beauvoir called the “passivity of happiness” or what Bourdieu called “male domination” and the “symbolic violence” behind it, nor is it due to the particular influence of the family’s capital or socio-economic status. Rather, it is linked to an external interrupter system, which ultimately recreated the realistic distinctions between mutual spectation and possession, feeling structures and working organizations, and theoretical life and productive labor. The urban-rural dualism was the institutionalized core of the interrupter system. Just from here, we can see the internal link between the female growth and the public support system such as city, school a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Key words: female growth; cultural discontinuity; interrupter system; working organization; theoretical life; reproduction; urban perspective
初审：王远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