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统的教学理解和教学研究主要将教学视为知识传递活动。在这一观点主导下，“知识传递”被狭隘地视作教学的全部目的，淡化了教学的文化实践属性。自20世纪60—70年代起，批判教育学家对课堂教学中文化实践的考察分析引发人们对教学中文化现象及文化实践问题的理解和反思。文本拟对批判教育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吉鲁及其“边界教育学实验”理论思想进行考察，通过对吉鲁有关教学作为文化实践这一论题的理解阐释，为教育者反思如何基于学生已有的文化经验或体验更加合理地设计课程教学，突破知识教学传统对学生创造性发展的局限，以课堂教学微观层面作为文化实践的切入点，为文化育人提供批判性的借鉴。

关键词：文化实践；教学属性；教学理解；批判教育学派

教学是人类特有的人才培养活动。对教学属性的不同理解，将影响和制约人们有效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践成效。一般认为，当代教育教学理论对教学活动属性问题的认识存在两种迥异取向：一是发展一套更加科学适用的教学理论体系，建立一种能够用实证规范予以科学规约的规范教学论。这种教学理论体系推崇知识传递教学的科学和高效，主张教学活动处于专业化理论体系的规约之中。二是坚持对教学活动多样性特质的理解和承认，主张立足教学活动及其相关构成要素的具体情境，尊重教学活动的个体差异性特征，把教学视为具有多样文化特质的教学主体进行交流和构建的实践行动。这两种取向的教学理解方式，对教学理论的发展和教学行动的深化具有独特价值。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主义的日渐强势，教学中个体的多样性日渐被科学化、技术化取向的理解范式抹除。但科学化、技术化的教学理论体系，其教学的根本价值仍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笔者以批判教育学派学者亨利·A.吉鲁（Henry A.Giroux）的“边界教育学实验”为中心，考察其对教学作为文化实践的理论构建及实践行动，旨在以科学化教学取向成为主导性教学范式背景下，为人们从教学要素——教师、学生、课程知识等维度重新理解教学活动的基本属性问题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一、超越囿于知识传递的教学：考察吉鲁视教学为文化实践的缘由

对教学活动及其属性的理解直接关涉教师教育教学的行为选择。传统的教学理解和理论研究范式多将教学视为知识传递活动，这一认识与实践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对知识传递功能过度强化的局限日渐凸显，甚至在部分实践中，知识传递被狭隘地视为教学的全部目的，淡化了教学的文化实践等其他功能属性。例如，有学者认为，“文化多样性如今已成为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教学作为促进人和社会不断进步的一种重要活动，也势必需要关注和承认文化多样性的教学价值”^[1]。但长期以来，在以知识传递为主导的教学实践的影响下，“知识对于教师和学生的意义就被局限于理解与记忆等浅层次上，师生在面对知识时缺乏创造与生成的主体能动性。这种关系之下，掌握知识成了目的，而教育中的人则成了获取知识的器具，知识与人的关系就被异化了”^[2]。即囿于知识传递的教学在一定意义上使教师和学生成为知识传递的“技术员”和接受知识的“存储器”，导致文化实践主体的身份缺位。这种教学范式容易将知识传递的教学属性推向极端，使教学异化为培育“知识人”的实践。

理解教学的文化实践属性，承认教学实践中教师、学生、课程、教材等教学要素客观存在的文化特质，重视其可能对教学实践产生的机遇与挑战，是当下值得深思的重要议题。要深入理解教师和学生等教学要素的文化特质，带有深厚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批判教育学派及其教育理论无疑具有借鉴价值。有学者指出，“批判教育学对于科学教育学始终秉持一种不妥协的批判态度，认为教育研究应力图恢复深思熟虑的艺术，以培养教师的专业判断和实践智慧……以期实现从无知和习惯到理智和反省的转变”^[3]。作为文化教育工作者，要带着思考与批判走进教学实践场域，不能简单地将教学活动等同于知识传递的“流水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在《学做工——工人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中指出，“学校教育中的教育教学活动在本质上是微观文化领域的文化事件和文化活动”^[4]。因此，要进一步深入理解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有必要从学生在教育教学中的日常文化生活事件入手，关注教育教学生活中的文化问题，从教学活动的相关主体——课程、教师、学生等各自的文化特质及教育教学意义的体察入手进行理解和分析。

进言之，在批判教育学派中，有学者聚焦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间的文化生产、文化冲突和文化抵制等议题，试图透过学校教育中的文化实践探索揭示教学中的文化交往与文化生产活动，进而引发人们对教育场域中文化问题的深刻反思。其中，巴西学者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5]、美国学者迈克尔·W.阿普尔（Michael W.Apple）^[6]和吉鲁^[7]是典型代表。相较而言，弗莱雷和阿普尔的批判教育学思想更具激进主义特征，吉鲁作为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乃至今天的批判教育学派的理论家，实际已逐渐走向相对温和的文化反思与社会批判道路。一方面，吉鲁继承了批判教育学派的传统，关注弱势阶层的教育诉求，揭示了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普世价值”遮掩下的教育压迫本质。另一方面，吉鲁将教育与人的文化活动相关联，强调文化研究对理解教育、文化和国家政治的重要意义，并从微观层面对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身份地位进行重构，提出教师作为文化工作者这一转化型知识分子的新定位。吉鲁提出并践行的“边界教育学实验”从教学活动中的人——教师和学生的文化特质及相互影响出发，把教师自身以及学生群体先在地理解为文化主体，并把教学活动视为文化主体间的文化实践。吉鲁构建的教学作为文化实践的新的理论范式，为审视当下科学主义取向下的课堂教学提供了新视角。

既往有关吉鲁的教育理论研究，主要从普通教育学理论切入，较少从课堂教学的视角对其将教学理解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的思想和行动给予系统梳理。实际上，课堂教学是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核心阵地，是教育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根本抓手。“课程知识是基于一定条件要求筛选的文化知识，教学过程是以知识传递为基础的文化传递和实践，也是以知识传递为基础的文化生产和创造”^[8]，以课堂教学作为其文化实践教育理论和思想研究的切入点，一定程度上是抓住其理论向实践渗入转化的关键。有鉴于此，笔者选取批判教育学派理论家吉鲁为考察对象，以其“边界教育学实验”为中心，梳理其将教学视为文化实践的理论思考，一方面，阐明当下从文化实践角度理解和思考教学活动的学理价值和现实必要性；另一方面，为当下教育工作者透过课程教学等微观世界理解教学文化实践属性提供理论参照。

二、作为文化工作者的教学实践：吉鲁的“边界教育学实验”

吉鲁明确提出要把教育学（主要是批判教育学）视为一种文化研究，强调文化研究对理解教育、文化和国家政治的重要意义，并对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身份地位进行重构，提出将教师视为文化工作者这一转化型知识分子的新定位。吉鲁提出并践行的“边界教育学实验”，实际从教学活动中的人——教师和学生的文化特质及相互影响入手，构建了教学作为文化实践的新的理论范式。

（一）对“文本主义阅读”的批判与“作为文化研究的批判教育学”的构建

受当代文化研究影响，吉鲁一方面积极尝试将教育学研究融入文化研究和后结构主义，另一方面与教育背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要素产生意义关联，进而实现对教育理解视角的丰富与拓展。此外，吉鲁将“文本主义阅读”和“受众研究”视为“将自己局限于分析对媒体的热情而颠覆性地使用”^[9]。他认为，先前的“文本阅读”理论实际将教育与学习者、文本与阅读者视为简单的知识信息的传递行为，即用文本知识信息的预定观念遮蔽了阅读者自身对文化政治的理解与批判性反思。因此，“批判教育学的任务是去除曲解并增强个体的自我意识，发现附着在资本主义主体上、在其历史复制中协助主体的主体性模式”^[10]，进而帮助学习者提升自身参与文化实践的力量。

吉鲁由此受到启发，在边界教育学理论中构建了一种文化研究的批判教育学。吉鲁认为，当人们将学校教育教学实践视为教育政治学规约下的实践行动时，应予以教师文化身份意涵新理解，摆脱既往教师作为客观知识传递者的角色局限，给予文化工作者新的角色定位。这需要发展一种“跨越边界”的专业角色意识和实践行动策略，通过对跨学科、跨文化的课程内容融合组织，使容纳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多重叙事与文化差异得以实现。即作为文化工作者的教师，要敢于批判并努力跨越既有的文化惯习和理论实践边界，尝试从文化政治学视角透视和反思专业教学生活，使其“重新疆域化”^[11]，并“借助未曾习得的学科领域，从中获得超越现状的洞见，创造新的学术连结”^[12]。

（二）教材作为政治文本的课程理论及其向教学过程转化的阐释

吉鲁在“边界教育学实验”理论中强调，学校课程教学要进一步聚焦课程文本中文化内涵的更新，倡导课程实践关注学生背后的文化差异，促进文本中心的适当补充。除课程实践中的文化变革外，吉鲁提出要打破现有学科界限，形成多学科相融合的“后学科”。这两种措施旨在帮助学生超越文本理解中的教材限定，实现对其自身文化经验“文本”的再造与更新。吉鲁深受后现代主义与结构主义研究影响，对文本的表征形态理解不再单一局限于教材、书籍等传统实物化客体，而是包括多媒体形式在内的多种媒介组合。吉鲁对文本内涵的拓宽与更新，为后续重构课程实践、学生文化经验以及社会大众文化三者间的关系，并将其融入学校教育的探索提供了新的“风向标”。

此外，吉鲁在教学方式的选择上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主张用“文本情景”的教学方式取代当时学校教育中常用的“传递式教学”。迁移至语文写作教学实践中，吉鲁提出写作可分为“阅读—解释—批判”三个步骤。首先，通过阅读使学生了解和体悟作品中的文化符号，明确自己对文化符号的运用规则与情境；能够对学生复述作品中的故事情节等信息作出高度概括和属于自己理解范畴的扩充。其次，要求教师在充分引导学生在前一步骤的基础之上，将当下学习的文本与先前其他文本内容相联系进行分析，形成一种文本间的整体认知，让学生面对文本时以一种相对的主体身份充分阐释和转化。最后，要求学生自主地输出观点，尤其是关联自身既往生活经验和文化意愿对文本进行批判性评价，清晰准确地梳理该文本可能产生何种社会影响、存在哪些不足等，以此达到对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提升。

综上所述，吉鲁重视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发生的文化事件，主张教学要对教材文本以及学生的文化经验予以关注。进言之，吉鲁强调在对教学过程的考查理解中，要注意学生融合运用自身特殊经验和文化体验对文本（教材）内容进行批判性思考和输出的重要价值。这一目标的达成需要教师首先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够辨识自身局限性及其对学生发展成长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吉鲁认为，教学主体双方均应做到理解并尊重不同文化，“即把不同文化的思想、观念、价值集结在一起，创造一个文化边缘地带，引导学生去认识、分析、批判、重构”^[13]。概言之，在吉鲁的边界教育学理论中，教师作为文化工作者，突破了既往单一传递解释文本的固化角色，负载引导学生跨越边界觉察文本背后的文化差异及影响、适度接纳差异并探究原因以及实现对文本的批判与重构的重要职责使命。

三、讨论与反思：体认教学的文化实践属性及其拓展的教育论域与价值

在以吉鲁等为代表的批判教育学派理论家的探索实践下，改变了先前依靠经验文化的简单传承和基于宏大哲学视域讨论文化实践的理念方式。吉鲁尝试性地从文化维度理解教学实践，深化对真实学校教育教学情境中的教学行为、教材负载的文化形态和特质、教师角色等微观层面的反思考察。吉鲁的相关理论实践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们开始从教材、学生和教师等教学要素的不同层面重新理解教育教学及其背后的文化影响与制约等问题。以吉鲁为代表的批判教育学派的诸多有益实验成果开启了从教学要素的文化特质入手理解教学的新视域，为现阶段人们从教学理论的学科立场探索考察教学的文化实践属性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

将教学视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以文化的传递、创造等活动实现文化育人价值的教学理解，较科学化、专业化的教学理解范式更为悠久深远。在我国古代，孔子充分运用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产，强调文化的传承再造及育人功能等理念。同时，孔子以“学礼”为核心的教化思想，体现了教学中“义通于理”的文化传承与理解思想，启示人们“阅读文本的深层目的，在于理解文字背后的文化动因和思想来源”^[14]。在西方，苏格拉底等学者主张将引导学习者的认知活动建立在与学习者既有生活经验、文化习俗等因素联结的基础之上，进而形成富有文化意义的教学实践。即使在科学化教学范式备受推崇的赫尔巴特时代，也相继出现了以狄尔泰、斯普朗格、利特等为代表的文化教育学派，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从文化维度重新理解教学的研究热潮，出现了对科学化、技术化教学研究及其实践行动的批判和超越。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教育学派的学者通常基于文化哲学视角，采用宏大理论叙事方式讨论教学的文化传递功能职责，鲜有透过教学微观视角细腻阐释教学实践中具体的文化冲突、文化抵抗等问题。以吉鲁为代表的批判教育学派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注这一微观议题，主张从教师和学生以及教材文本等各自的文化表征意向维度审视现行学校教育。批判教育学派从课程知识和教学活动的文化实践的反思、教师作为文化工作者的意识和身份构建等方面入手，理解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理论探讨，时至今日仍是重新审视和理解学校教育的理论抓手。

正是受以吉鲁为代表的批判教育学派从课堂教学活动的微观要素入手理解教学作为文化实践的启发和影响，21世纪逐渐兴起从课堂教学层面理解教学活动的属性问题，进而形成把教学视为文化实践以及从这一角度考察教学的理论潮流。我国“在教学理论研究领域对教学作为文化实践这一教学属性进行明晰的阐释厘定仍不多见。国内学界教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主流走势仍然是科学化、专业化视野主导下的教学理论生产与推广模式，缺乏对教学生活中的文化实践予以足够关注和重视的相关分析”^[15]。因此，重新审视和梳理吉鲁等批判教育学家把教学视为文化实践的努力和行动，有助于反思并超越囿于知识传递实践的教学范式，同时，为我国现阶段以教育优质均衡为基础的教育公平的实现提供了切入视角。

综上所述，笔者对吉鲁“边界教育学实验”关于教学作为文化实践的考察梳理，意在从文化角度拓展现阶段以科学化、专业化视野为主导的教学理论研究；通过讨论反思吉鲁对“教学作为文化实践”这一理论议题的研究，为优化教学理论研究以及教学改革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注释：

[1]程良宏：《成为文化理解型反思性实践者：教师角色的新定位》，《课程·教材·教法》，2017年第11期。

[2]魏同玉，徐文彬：《知识教学研究的教育性回归》，《当代教育科学》，2022年第7期。

[3]康永久：《当代教育学研究的实践转向》，《中国教育科学》，2016年第4辑。

[4][英]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5] Paulo Freire.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5:12-19.

[6] Michael W.Apple.Relevance and curriculum ：a study in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 Teacher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70 ：102-104.

[7] H. A. Giroux. 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 toward a critical pedagogy of learning, New York: Bergin & Garvey, 1988:70.

[8]汤伊心：《从课程文本到教学文本的张弛之道》，《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10期。

[9][奥]雷纳·温特：《批判的教育学》，陶东风，周宪，译，《文化研究》（第9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30页。

[10] H. A. Giroux. Critical theory and school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radical pedagogy, Discourse [Australia], 1983:1-21.

[11][美]亨利·A.吉罗克斯：《跨越边界：文化工作者与教育政治学》，刘惠珍，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申卫革：《教师专业标准中“教师作为知识分子”角色的缺失》，《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3]郑金洲：《美国批判教育学之批判——吉鲁的批判教育观述评》，《比较教育研究》，1997年第5期。

[14]夏国强、张福龙：《古文教学中的义与篇——以“学而时习之”为例》，《双语教育研究》，2022年第2期。

[15]程良宏：《教学的文化实践属性研究》，《全球教育展望》，2017年第12期。

Teaching as Cultural Practice: An Investigation of and Reflection on Giroux’s Border Pedagogy

DuoQiang ChengLianghong

Abstract: Teaching has been seen as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ctivities. From thi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knowledge transmission is narrowly regarded as the entire purpose of teaching, weakening the cultural and practical attributes of teaching. From the 1960s and 1970s, the critical educationists’ inspection and analysis of cultural practice in classroom teaching triggered their perception and reflection on cultural phenomenon and cultural practice in teaching. This article aims to examine the theoretical notions of Giroux, one of th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ritical education school, and his border pedagogical experiments, presenting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practice of teaching so as to reflect on how to design curriculum teaching more reasonably based on students’ existing cultural experiences, to breakthrough the restric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teaching on students’ creative development, and to provide critical reference resources for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and cultural education through cultural practice at the micro level of classroom teaching.

Key words: Cultural Practice; Attributes of Teaching; Understanding of Teaching; Critical Education School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