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是驱动基础研究创新的重要方式，相关影响效应与机制需进一步厘清。研究利用2001-2019年我国30个省区（不含我国港澳台地区和宁夏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对基础研究创新产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发现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显著提升了基础研究创新产出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的基础研究创新效应突破了自东向西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产学研协同创新、经费投入扩大、科研项目增量是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促进基础研究创新提质增效的三个关键要素。基于此，研究认为相关部门应因地制宜地推进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促进区域研究生教育规模与基础研究创新产出协调发展；同时，应强化科研经费与项目投入力度，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建设，以有效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基础研究；研究生教育规模；创新效应
20世纪末以来，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重点领域，对人才积累和社会创新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据统计，1998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为7.25万人，毕业生规模为4.71万人，2021年这两个数值分别上升到117.65万和77.28万。[1]随着不同学科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迅速发展，知识创新的人才资源持续优化，为推动基础研究发展和实现高质量的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重要保障。研究生教育可以增强科学研究的理论性与系统性，[2]其规模扩大有助于提升基础研究的知识传递、交流与学习效率，并有利于形成全社会支持基础研究的创新环境，促进基础研究取得新突破。那么，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是否促进了基础研究创新产出？经费投入、项目安排以及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能否在其中发挥预期作用？对基础研究创新的影响效应是否突破了区域资源禀赋差异的约束？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厘清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对基础研究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
现有研究并未直接回应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对基础研究创新的影响，而是致力于揭示政府与市场配置人才资源对基础研究创新的作用价值，并以此为线索形成了“政府介入有效论”[3]和“市场机制有效论”[4]，以上研究为阐释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对基础研究创新机制的影响提供了助益。但上述研究的缺陷在于过度强调政府或市场的单一作用，并未跳出政府与市场二元分割以及“工具中心论”的传统话语，难以从整体层面刻画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对基础研究创新的作用效果与机制。201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将“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大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为本研究从宏观层面探究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对基础研究创新的影响提供了价值引领。总体来看，本研究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系统构建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促进基础研究创新的理论框架，并利用2001-2019年我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对理论预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可为提升研究生教育政策实施效能、促进我国前沿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提供依据。
一、文献综述
主流观点认为，研究生教育旨在打造国家科学研究人才队伍，促成国家科技创新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5]宏观层面上，研究生教育作为高水平教育，应以形塑科技自立自强能力为目标。[6]在“投入—产出”框架下，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促进技术创新的理想函数形态是单调递增，但现实中却是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分布。[7]微观层面上，研究生培养规模扩大了主体间的创新网络规模，拓宽了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协同通道，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社会化平台。但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具有复杂性，表现为研究生培养与高校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倒N形关系。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扩张会对高校科技创新形成两道“门槛”，在两道“门槛”之内，研究生人力资本通过促进知识的流动、整合与创造来提升高校的知识学习和创造能力。[8]尽管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对技术创新呈现积极作用，但基础研究作为技术创新的源头是否同样享有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的“红利”？基础研究更强调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性总结，而技术创新更加注重实践的探索，[9]两者间的明显差异表明研究生教育规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能直接套用于基础研究领域。
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是基础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10]纳尔逊（R. R. Nelson）和菲尔普斯（E. S. Phelps）较早指出，高等教育尤其是更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可以加快前沿技术创新与基础研究的进程。[11]原因在于，如果高等教育系统不能培育足够的科学家等基础研究人才，即使实施经费投入量大的研究与试验开发计划（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R&D），也无法诱导更多的基础研究创新产出，因而需要增加研究生等人才资源以匹配R&D计划。[12]熊彼特（J. A.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指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引致的创新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创新发展中知识扮演着核心生产要素的角色，而知识的习得、创造、积累、扩散和应用多依赖创新主体的知识积累。[13]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素质研究人才的重要制度安排，[14]作为知识的载体，人才因其流动性、能动性和社会性能有效促进知识要素在创新主体间交换，进而提升社会整体的创新产出。因而，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不仅直接促进更多受教育者成长，还会促进区域优质社会人力资本的积累，形成资源投入的知识创新规模效应，[15]为基础研究取得新突破注入规模和质量要素。
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推动基础研究发展并非必然。由于基础研究是漫长的、复杂的和不确定性高的科研活动，其发展过程会受到经济社会中诸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尽管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高学历研究型人力资本积累，但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可能引发培养质量下降等问题，[16]如硕士研究生培养对学术研究的嵌入性不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科研创新基础力量“量多质平”的窘境，[17]不利于前沿基础研究创新取得突破；另一方面，从研究生人才资源配置看，研究生对进入体制工作的意愿十分强烈，[18]导致适合从事科研的优秀人才流失，这与研究生教育知识创新的价值导向存在冲突，进而影响基础研究创新产出。
已有文献为理解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经济发展效应，尤其是科技创新效应提供了助益。但研究生教育作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19]应以发展基础研究这一科技创新的“总开关”为重要价值指向。因此，精准评估研究生教育扩招对基础研究发展的实际效果，是未来优化研究生教育制度设计的重要依据。但现有研究并没有关注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对基础研究创新的影响，仅少数学者从学位论文的研究类型视角考察了不同群体特征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的基础研究差异。[20]因此，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阐释中国情境下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的基础研究创新效应及其机制，为优化研究生教育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二、理论分析框架
作为科研型人才，硕博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对基础研究创新的影响兼具规模和质量双重效应。第一，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释放了优质人力资本“红利”，能实现基础研究产出的规模效应。基础研究作为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活水，通过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可为基础研究配备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发挥知识溢出作用形成知识创新的规模效应，[21]从而推进基础研究的规模发展。第二，以研究生为主体的高校研究人员具有高知识与创新性思维，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圈层，[22]更容易形成学习型组织，通过组织成员互相学习有助于基础研究高质量产出。
从理论机制上看，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从产学研协同、增加科研项目和研究经费投入三个方面形塑了基础研究发展格局，三者发挥中介效应的作用。第一，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使更多研究者进入社会各系统。通过人的链接作用，产学研部门均能被有效纳入基础研究创新网络。通过网络链接和网络沟通能对凝练科学问题、合理配置基础研究资源和开展协同创新具有显著作用。[23]第二，国家和社会通过研究项目资助研究团队开展科学研究，研究项目具有方向导向性和成果约束性，这对研究队伍的整体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为基础研究团队提供了更大的人才选择空间，使社会系统的基础研究队伍水平得以显著提升，进而有助于提高基础研究的创新水平。因此，有研究认为我国需大力支持基础科研项目和实验室建设，促进原始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24]第三，基础研究是长期性、高投入的科研活动，需要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提供更多的设备和资金支持，确保研究环境的稳定和研究活动的持续，才能收获更多基础研究成果。[25]
受我国区域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促进基础研究创新效应还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我国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研究生教育质量存在客观差异，[26]东中西三大区域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人力资本聚集程度自东向西逐渐递减，[27]进而形塑了基础研究发展的不同格局。东部地区依托于优质的经济条件与区位优势，对外交流密切，成为高学历人才的净流入地，拥有开展基础研究的优异条件，更有利于基础研究创新产出；中西部地区高学历人才流失严重，基础研究发展相对缓慢。因此，研究生扩招助推基础研究创新效益可能呈现出自东向西的“区域边际效应递减规律”。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研究以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政策为背景切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而言，本研究设定如下固定效应估计模型：
LnInnovationit=α0+α1LnHcapitalit+βXit+λi+γt+εit（1）
式（1）中，i表示省区，t表示时间；λi为省区固定效应，γt为时间固定效应；被解释变量LnInnovationit表示地区年度基础研究创新水平；LnHcapitalit是解释变量，表示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测量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基础研究创新产出水平（LnInnovation）。与应用研究不同，基础研究成果更多以论文的形式进行发布。因此，本研究选取省区基础研究SCI论文发表篇数衡量基础研究创新产出水平。SCI是国际公认质量较强的学术论文数据库，SCI论文由相应学科主流权威期刊收录，因而地区SCI论文的发表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一个地区的基础研究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28]测量方式为省区年度基础研究SCI论文发表篇数加1取自然对数。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是研究生教育规模（LnHcapital）。本研究以地区当年硕博研究生在校生人数占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的比重取自然对数来衡量研究生教育规模。原因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政策促进了社会人力资本质量不断提升，而硕博研究生作为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其规模发展直接关系到科研型人才存量和人力资本的质量，能够反映科研产出的创新水平。[29]
3.控制变量
基础研究创新产出水平是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不仅会受到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的影响，还会因地区经济社会的差异造成不同的结果。因此，本研究对以下影响基础研究创新产出水平的潜在变量进行控制：①开放程度（LnOpen），以地区当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亿元）在生产总值（亿元）的占比进行测量；②经济发展程度（LnGDP），采用地区年末人均GDP（元）来测量；③金融业发展水平（LnFinancial），使用地区当年单位GDP的金融业增加值（%）进行测量；④高校规模（LnCollege），对地区年末高等院校数（所）进行测量；⑤基础设施（LnLaboratory），采用地区当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数（个）进行测量；⑥人口规模（LnPopulation），对地区年末总人口数（万人）来衡量；⑦R&D经费投入（LnR&D），采用地区当年R&D经费（万元）来测量。以上控制变量均以自然对数化处理。
（三）样本来源
本研究构建了2001-2019年我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模型估计，相关变量数据完整无缺失值。样本数据来自三个渠道：一是通过Python技术获取不同省区基础研究SCI论文发表篇数数据（我国港澳台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数据缺失）；二是依据科技部发布的《2016年国家重点试验室年度报告》和此后公布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名单信息，整理得出控制变量中各省区国家重点试验室年度数据；三是通过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得出解释变量和其余控制变量的省区数据。
四、实证分析
（一）净效益分析
依照计量公式（1）设定的估计方法，表1（表1略）的列（1）至列（4）呈现了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对基础研究创新产出水平的净效益估计结果。由此可知在逐步控制地区效应、时间效应和控制变量后，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越大，其基础研究创新产出水平更高。
（二）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单一回归模型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同时我国4个直辖市行政层级较高，对社会资源获取能力更强，因而其样本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为此，本研究具体采用Tobit模型和Poisson模型以及剔除直辖市样本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不存在明显差异，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比较可靠。
（三）区域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依照国家统计局对东中西三类区域的划分方法，将总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子样本进行分组估计，①结果如表2（表2略）所示。
表2的列（1）和列（2）呈现的是东部地区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从列（2）可知，东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带来了显著的基础研究创新产出效益。表2的列（3）和列（4）显示了中部地区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控制其他变量后，列（4）表明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的基础研究创新效应不明显，反映出“中部塌陷”问题依然存在。原因可能是，在劳动力“孔雀东南飞”的迁移格局下，中部地区大量高层次人才流入东部地区，造成优质人力资本规模“红利”随之转移到了东部地区。[30]进一步，由表2中列（5）和列（6）汇报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子样本中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估计系数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子样本的估计系数，说明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促进基础研究创新产出水平提升的贡献率更高。原因可能在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最小，所以其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带来的优质人力资本积累和基础研究创新产出的规模边际效应弹性最高。总之，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对基础研究创新产出水平的积极效应突破了自东向西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
五、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促进基础研究创新产出的机制分析
本研究从产学研协同、经费投入和科研项目三个方面检验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促进基础研究创新产出的中介机制，进而识别出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促进基础研究创新产出的有效举措。借鉴温忠鱗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三步法，[31]设定如下检验模型：
LnInnovationit=α0+α1LnHcapitalit+βXit+λi+γt+εit（2）
mediatorit=α0+α1LnHcapitalit+βXit+λi+γt+εit（3）
LnInnovationit=α0+α1LnHcapitalit+θmediatorit+βXit+λi+γt+εit（4）
公式（2）与前文基准模型一致，公式（3）（4）中mediatorit为中介变量，θ表示中介变量的估计系数。其中，基础研究产学研合作过程中企业是投资主体与风险承担者。[32]因此，本研究产学研协同（LnCollaboration）变量通过各地区当年基础研究产学研合作的研究开发机构和高校科技经费筹集中企业经费的比重（%）取自然对数来测量；经费投入（Lninvestment）通过各地区当年基础研究经费在R&D经费中的占比（%）取自然对数来测量；科研项目（Lnprojects）则通过各地区当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包括重点、面上、地区、青年和杰青项目等）合计项目经费总额在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中的占比（%）取自然对数来测量。首先，本研究检验了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影响基础研究创新产出水平的结果，见表2列（4）。其次，检验了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的基础研究创新效应，见表3（表3略）。表3列（2）和列（3）分别展示了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对基础研究产学研协同、经费投入和科研项目的影响效果。从结果来看，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带动了基础研究产学研协同的发展、经费投入的增加和科研项目力度的加大，表明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存在明显的基础研究创新效应。
最后，将产学研协同、经费投入、科研项目三个中介变量分别与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以检验上述三个维度的中介机制是否真实存在，见表4（表4略）。表4的列（2）至列（4）显示，三个维度机制变量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由此说明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将通过产学研协同、经费投入和科研项目的机制路径带来基础研究创新产出效益。其中，产学研协同机制变量的系数最大。由此说明在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的推动下，强化基础研究产学研协同发展、促进企业创新成果转化，有助于激发基础研究发展的更大潜力。此外，为精确验证以上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了Sobel检验方法，验证得出Z统计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数据见表4。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基于200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硕博研究生在校生人数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人数的比重作为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的代理变量，构建了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促进基础研究创新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实证分析了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对基础研究创新产出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规律。首先，本研究从理论与实证分析的角度论证了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对促进基础研究知识创新产出的规模效应，丰富了此领域的研究文献。其次，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对基础研究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具言之，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对基础研究创新产出水平的积极效应呈现出“U型”特征，突破了自东向西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最后，通过中介效应三步法检验了经由经验推演抽象得出的产学研协同、经费投入、科研项目三类机制要素及其作用效应，发现产学研协同机制要素的作用效果最大。
研究结果表明，硕博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促进了我国基础研究创新产出水平持续提升。由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赋能基础研究创新实现新的突破。第一，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有序扩大硕博研究生教育规模，促进优质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实现人力资本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红利”，进而持续推动基础研究创新水平提升，最终塑造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第二，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推进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协调发展，实现基础研究创新产出协同增长。东部地区应依托于优质人力资本规模优势，积极打造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与基础研究创新高地，聚焦世界基础研究创新前沿，形成新的创新经济增长极。中西部地区应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优化人才成长环境，有效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基础研究创新发展。第三，在新发展阶段，需要继续深化基础研究，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增强政策驱动力，打好政策“组合拳”。同时，持续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培育创新精神，推进“政产学研用”向纵深发展，加大资金与项目投入，优化基础研究创新内外环境，切实推动中国基础研究实现新的突破，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
注释：
①本研究依据国家统计局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区域划分方法，将全国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研究中，港澳台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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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v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Basic Research on the Scale Expansion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ZhaoQingnian LiuKe Song Xiao
Abstract: The expansion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drive the innovation of basic research. The related effects and mechanisms need to be further clarifie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regions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Taiwan and Ningxia) from 2001 to 2019, this study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the expansion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n the output of basic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its mechanism. It is found that the expansion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level of basic research innovation output, an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support this conclus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basic research innovation effect of the expans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has broken through the “diminishing marginal effect law” from east to west. Further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hree key factors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basic research innovation are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 expansion of fund investment and the increment of research projects. Based on this, the research believes that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scale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postgraduate education scale and basic research innovation output. At the same time, research funding and project invest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latform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effectively support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Basic research; Scale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novative effect
初审：王远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