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现代性的时间技术、时间制度和时间伦理的奠基和推动下，现代社会已全面进入加速时代。加速时代的教育实践正在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教育时间运动形态。教育技术变革的加速，教育系统改革的加速以及教育生活节奏的加速等，已成为加速时代教育时间运动的基本表征与主流印象。不断加速的教育时间形态一方面确保了现代教育精细的时间管理秩序和高效的时间运用价值，然而，另一方面，其自身也日益发展成一种独立的、异在的结构性力量而造成诸多时间困境。诸如“主观时间焦虑”“工具时间异化”以及“时间伦理失范”等正在成为加速时代教育时间困境的主要症候。超越加速时代的教育时间困境是现代教育实践改进的必要选择和可能方向，故而走向“共鸣教育学”的理念超越之路，探索教育减速机制的制度超越之路以及建设教育时间伦理的规范超越之路，或可有为。
关键词：加速时代；加速社会；教育时间；时间困境
近代以来，随着时间技术本身的不断更新，随着钟表的发明，时间逐渐发展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时间技术、时间制度、时间伦理等共同作用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一方面带来了短期内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足见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速度之规模，也正因此，刘易斯·芒福德（L.Mumford）才说：“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2]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从科学技术、社会结构到生活节奏等各个方面的快速变迁，“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3]最终，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现代社会全面进入了加速时代。
正如德国当代思想家彼得·康纳德（B.Conrad）所言：“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加速。”[4]英国学者科尔维尔（L.Colvile）也指出，“我们的生活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节奏越来越快。”[5]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五代杰出代表哈特穆特·罗萨（H.Rosa）则将整个现代社会的核心逻辑集中在时间结构方面，并由此展开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建设思路，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在发展中所展现的结果就是以加速为首要特征的。过程和事件的加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6]加速本来是现代社会高速发展，进而实现现代思想所追求的自由和解放的社会理想的必要途径或生活模式。然而，当整个世界各个方面都变得越来越快，快到人自身都无法控制时，“加速的力量就不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而是成为一种奴役人们的压力”[7]。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实践以及日常生活领域，还突出表现在教育实践领域。
在由现代性时间技术、时间制度和时间伦理等所奠基的加速时代，统一的、标准化的、精确的、线性的、外在的、工具性的时间形态全面主导了现代教育实践的运行逻辑。由此现代教育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普遍流行的怪现象，如“起跑线”“超前”“倒计时”等。公共学校教育之外，由资本推动的市场教育机构蓬勃发展，学生学校教育之外的自由时间被剥夺殆尽。以提升、增强和发展物质世界的时间技术或模式来操控生命实践的教育事业，其对于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目标的消极影响难以估量。正因如此，深刻反思和批判现代加速时代的教育时间结构及其困境，并寻求应对之策，不仅是教育实践自在发展的逻辑要求，也是积极回应教育变革的时代需要。
一、加速时代的教育时间印象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时间结构或时间模式，对于人们来说，也意味着不同的时间观念和时间体验。“要想检视我们的生活结构与质量，就必须聚焦于我们的时间模式。”[8]对于教育生活而言，也是如此。作为人类社会最为基本的社会生活和实践类型之一，教育生活既受到总体性的社会时间模式的制约和影响，也具有自在的时间属性。这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冲突，展示出教育时间的动态结构和模式特征。对于当今时代而言，教育生活正深处加速时代的时间结构漩涡之中，其实践展开和运转过程充分表现了加速时代的时间特质。
（一）教育技术变革加速
加速时代教育时间的首要表现是教育技术变革的加速。高速度是现代时间最为突出的特征，这尤其表现在技术变革方面。1959年集成电路问世，迄至2000年，晶体管价格已下降了几百万倍：这意味着电子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40余年间加速（缩短）了上百万倍。[9]实际上，集成电路的发明人戈登·摩尔早就发现和指出了信息技术变革的加速规律，即“摩尔定律”。而当代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则结合当代社会技术变革速度的新变化指出“摩尔范式也不是最后的范式”，信息和通信技术将“持续指数级增长”，这就是“超摩尔定律”。[10]也就是说，“大多数对于未来技术的预测，都低估了未来发展的力量，因为这种预测主要基于‘直觉线性’增长观而非‘历史指数增长’观。”[11]库兹韦尔告诉我们的是，不要低估技术变革的加速度，它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快。
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早在50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与明天》中就指出：“科学和技术从未像现在这样突出地显示出它们的威力和潜力。”[12]其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发布的教育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再次强调：“人类已经步入新的历史阶段，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其中蕴含着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双重可能性。要想以解放性的、公正和可持续的方式受益，我们必须了解并管理各种机会和风险。”[13]
对于今天的教育实践而言，教育技术变革的速度随着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变得越来越快。尤其近几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传播，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日常教育生活中的技术环境和技术手段正在快速变化，无论是学校管理者还是教师、学生和家长，再也无法想象某种固定的教育管理方式、教学方式或家校合作方式的长期持续性。“一支粉笔写春秋”的充满诗意的教学生活在不断更新的教育技术的裹挟之下，正汇入历史的长河之中，一去不返。对于教师而言，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的教育技术成为加速时代与时俱进的教育专业成长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对于学生而言，不断掌握新的学习技术，并学会适应对应的学习生活方式，就成为比学会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成长目标。
（二）教育系统改革加速
加速时代教育时间的第二大典型表现就是教育系统改革的加速。对于漫长的古典时代而言，社会历史中的教育实践很少在人为的设计和干预下发生系统性变革。然而，近现代以来，教育实践的系统变革成为经常发生的事情。以我国近代以来的教育系统改革为例，19世纪70年代以来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推动下，具有现代西方教育特质的新式学校及其教育模式开始出现并不断扩张。20世纪初，日渐没落的清政府于1902年针对改革学校教育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完备的学制，即“壬寅学制”；该学制未及实施，清政府于1903年又制定并颁布了一个新的学制，即“癸卯学制”，且正式实施并全国推行；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王朝的灭亡，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又制定了“壬子学制”并颁布推行。其后，1922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北京市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方案》，即“壬戌学制”。短短数年，学校教育的系统变革便发生了三四次之多，这绝不单纯是社会政治动荡不定的客观环境所能造成的，这与源自西方的主张变动和革新的现代观念和精神息息相关。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康有为等正是这种观念和精神的重要传播者和塑造者，前者通过引进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后者“通过对古代时间——历史方向的倒转力图将古代循环时间及其复古立场改造为直线进步（愈改愈进）的现代历史哲学与时间观”[14]，共同确立了中国现代时间——历史观念。
新中国成立以来，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从而产生了新中国第一个学制；到1958年，中央发布了《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改革学制；由于这次改革所造成的诸多失误，1961年中央又进行了调整和纠正；随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时间，我国学校教育系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1978年以后，随着全国整体性全面改革开放进程的展开，教育系统的重建和改革又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教育事业积极应对外部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趋势，因而在教育系统改革方面更加强调速度。从整个大教育系统到各个局部的教育子系统，都处在不断改革的机制和节奏中，“改革创新”已成为这个时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最强音符。无论是从政府层面所颁布的政策文件及其相关指示精神来看，还是从教育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理论建议和学术主张来看，如今“加快”已成为我国所有教育改革事业的一个重要“前缀”，一种时间思路。如“加快建设教育现代化”“加快双一流建设”“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加快教育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学前教育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等等，无不表明，教育系统改革加速已成为当代教育时间结构的典型表现之一。因之而来的，就是从教育目标、课程系统、教育管理到教育评价等各个方面的结构性转变和调整的加速。
（三）教育生活节奏加速
加速时代教育时间的第三大典型表现是教育生活节奏的加速。按照罗萨对现代社会中生活节奏的分析，至少从两个方面可以发现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的事实。一方面，生活节奏的加速从客观上来讲主要表现为“在一定时间单位当中行动事件量的增加”；另一方面，生活节奏的加速从主观上来讲则表现为“个人时间体验上可观察到的效应”，诸如“人们觉得时间很匮乏，觉得很忙碌，感觉到紧迫与压力”。[15]对于现代社会的教育生活而言，其时间节奏同样包括这样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是一定时间单位内的教育事务的不断增多；其二是我们在教育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时间匮乏和压力不断增强。
一定时间单位内教育事务的不断增多，既表现为学生学习事务的增多也表现为教师工作事务的增多。就学生方面而言，加速时代鼓励和强调竞争的教育逻辑，使得教育生活中的时间成为被重点争夺的宝贵资源。因而，“在既定的时间单元里设置更多的活动、占用非学习时间，以及提前开始学习时间和结束非学习时间成为普遍的选择。一旦成功赶在计划表前面，剩余的时间不会成为闲散时间，而是被重新排满内容。”[16]由此，一方面使得学生的学习时间不断扩张并侵占非学习时间，另一方面则使得学生的既有学习时间不断被压缩和密集化利用。就教师方面而言，首先，学生固定时间内学习事务或内容的增多直接促使教师单位时间内工作事务或内容的增多。其次，由于现代教育技术更新和变革的加速以及教育系统改革的加速，使得教师一方面要在有限的工作时间之内不断增加学习新的教育技术的事务，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教育系统改革的要求，则不得不增加对新的教育理念、目标、内容、实践方式和评价方式等的学习和适应的事务，同时为了教育改革的有效实施，也不得不参与各种必要的教育培训、业务交流等活动，还要完成各种烦琐且形式性的检查工作等。因此，教育生活节奏的加速对于教师而言，客观上同样表现为不断增多的各种事务。
而我们主观上所感受到的教育生活节奏的加速，在现代教育所涉及的主要当事人或教育主体那里，皆有强烈的体验。“教育中的人，无论是教育者、教育管理者、受教育者，都必然地要在时间的逻辑之下思考教育，在有限的时间里操心教和学。”[17]而在加速时代，这份操心变得越来越急迫和关键。“现代人似乎越来越患上‘时间症’，一直在各个方面加快步伐与时间赛跑，想快一点、再快一点，由此建立了一种内在的速度心理，以追求节省时间、追求效率最大化为目的。”[18]从基础教育阶段一直到高等教育阶段，日益强烈的时间匮乏感、日益模糊的时间边界意识、“时不我待”的紧张心态等各种主观的时间观念和情感体验，越来越常态化和普遍化。
二、加速时代教育时间的多重困境
不断加速的现代社会，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正在造成诸多社会困境和生活危机。正如罗萨对加速社会时间结构的批判所言：“对变动本身的喜欢，看来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可是这个基本原则从一开始就让人感到它的矛盾：它一方面作为通往真正生活的道路和保证进步的途径，而另一方面又是无限的深渊和吞噬一切的漩涡。”[19]教育是一项引导和辅助生命成长的事业，本质上有别于追求物质进步的事业，当旨在追求物质进步的时间逻辑试图主宰生命成长实践的过程时，就必然与生命成长本身的内在时间逻辑产生冲突，由此造成诸多时间困境。
（一）主观时间焦虑
在加速时代的教育生活中，我们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能够拥有和把握的时间越来越少，为了更好地利用时间，我们想尽各种办法，于是，基础教育阶段就有了“起跑线”“超前”“倒计时”“鸡娃”和“虎妈”等各种教育现象的流行，我们越来越深陷教育时间加速的漩涡之中。随之，时间焦虑的情感体验开始滋生并蔓延。也即“一种合理规划时间、充分利用时间和不能浪费时间的紧张状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表现和倾向”[20]，越来越普遍和强烈。
这种主观体验的时间焦虑感，首先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时间匮乏感，即“师生因为对突发或非计划性活动的情绪抵触而形成的时间被挤压和占据的感觉”[21]。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由于高效办学和不断加速的教育改革的现实需要，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经常要去完成大量的突发或非计划性的任务，这些任务通常会挤占计划内的学习或工作时间，由此不断引发师生群体对时间匮乏和紧迫的强烈感受。其次，时间焦虑感还表现为一种时间冲突感，即一种矛盾的、无所适从的时间心理感受。当学校教育中固定时间内的事务类型不断增多，就必然导致“不同活动种类的时间冲突，钟表时间与事件时间的冲突以及个人时间与集体时间的冲突”[22]等，由此引发教师和学生陷入一种矛盾的、茫然的主观时间体验之中。最后，时间焦虑感还表现为一种时间不受控制、自主性丧失的主观感受。加速时代的技术时间模式已成为学校时间制度和规则体系的基础，随之“时间与教育主体的从属关系将呈现出颠倒之势，人的主体性被时间所支配与占据”[23]。
（二）工具时间异化
人类社会中的时间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工具时间被发现和利用的。历法也好，各种计时方式也好，都是以天地自然运转为参照，与万物自然生息相表里，故而与自然生命的活动过程并不冲突。也就是说，传统时代的工具时间与人的生命及其活动过程是相统一的，时间是克制的，没有逾越其自然的界限，没有打破自然的节律，因而其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宽松的、自由的。然而现代社会以来，在资本主义加速逻辑的推动下，传统的自然时间被现代技术时间所取代，作为范导社会生活秩序和节奏的工具时间越来越强调精确性、统一性、单向线性和客观性等。时间越来越成为一种外在的、独立的力量。“随着现代生活节奏持续地加快，我们开始越来越感觉到与地球上生命节律的脱节，我们不再能感到自己与自然环境的联系。相反，人类创造了一个由机械发明和电脉冲定时的人工时间环境：一个量化的、快速的、有效率的、可以预见的时间平面。”[24]钟表时间和更先进的测度时间是技术时代的伟大发明，然而“在技术时代，所有的人全都丧失了时间的垄断权——钟表自己行走，越走越精确。工业时代创造了一个人工的世界，它的时间体制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异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支配着所有人。时间开始显示它的暴政”。[25]
对于现代教育而言，作为一种独立和异在力量的技术时间，一方面既严密规范着教育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也严格控制着教育场域中所有人的生命活动。“学校是技术时代实行时间体制的一个榜样。在学校里，所有的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全都加入由铃声、作息时间表、课程表、校历等组成的交响曲中。”[26]当技术时间被加速时代的进步逻辑和效率标准所把控，所有教育时间表的设计和运用就都变成一种强大的让人无法拒绝和掌握的力量，一种独立和异在的力量。
（三）时间伦理失范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要归功于新教伦理及其中蕴涵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节约和珍视时间的伦理。节约和珍视时间的新教伦理观念和要求在现代资本主义运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加速逻辑的重要基础。如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加速社会时间伦理的经典写照，成为现代人内在的时间意识、与时间有关的义务感和责任感的重要内容。现代教育的时间伦理就是从这样的伦理思路中发展起来的，它本质上吸纳和接受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诸多要素和内容，诸如效率、速度、规模、竞争等，这些都成为现代教育伦理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因此，我们看到现代教育伦理对待一切非学习时间就像现代经济伦理对待一切非劳动时间一样，都将其视为一种错误或罪恶。由此导致学习时间对一切可以利用的非学习时间的侵占和剥夺，同时学习时间内部则通过增加更多的学习事务或内容而实现不断压缩，最终实现所谓教育效率的不断攀升。闲暇生活以及闲暇时间作为教育生活和教育时间的重要构成，如今已经失去了其自在的意义和价值，即使被学习时间不断侵占和挤压之后所剩无几的一点闲暇时间也并不具备作为教育时间的蕴涵，而是被当作学习过程的暂停，当作身心能量的恢复时间，如此，它似乎才是正当的、必要的。这些就是现代教育时间伦理失范的主要症候，时间伦理不是在规范着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教育过程，而是在规范着像经济生活一样的生产过程。由此对于标准化、专门化、快速化的要求就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精神。然而，太强调标准，就没有自由；太强调专门，就没有全面；太强调快速，就违逆了生命的本真。
三、加速时代教育时间困境的超越之路
在加速时代时间逻辑的宰制下，教育时间逐渐疏离生命本身的时间节律，变成一种异化的力量，使得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命成长与知识学习之间、生命成长与道德发展之间等日益失去和谐。生命的独特、高贵与幸福，在教育时间的加速逻辑及其所造成的主观时间焦虑、工具时间异化和时间伦理失范的诸困境中日益沉沦。因此，需要超越加速时代的教育时间困境，让生命成长过程回归自由和本真的时间秩序。
（一）理念超越：走向“共鸣教育学”
对于现代教育生活而言，由于加速时间逻辑的宰制，导致个体生命深陷“异化”的生存处境和关系状态之中。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教育材料之间，学生、教师与教育制度环境、教育文化环境之间，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等各种教育生活中的关系，都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不稳定、陌生化、紧张、对抗乃至冷漠的关系状态和趋向。罗萨认为“如果加速是问题所在，那么共鸣可能是解决方案”[27]。在罗萨看来，“共鸣”意味着对教育主体之间以及教育主体与学习环境之间异化关系状态的克服，它指的是一种人与世界之间相互积极回应、自由互动的经验模式。由此，罗萨提出了一种“共鸣教育学”的理念。罗萨认为“共鸣教育”涉及三个要素：教师、学生与教育材料，三者之间构成的“共鸣”关系被其称为“共鸣三角形”，它抵抗的正是加速所造成的“异化三角形”。[28]教育生活要从异化走向“共鸣”，需要“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互动关系，彼此感兴趣并能在积极互动中体验到自我效能感；教师要建立起与教育材料之间的价值信任关系，使教育材料更具吸引力；学生与教育材料之间也应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公开接触教育材料并被其所感动，相信他们能让教育材料有所变化；学生之间要形成开放的、良好的互动关系”[29]。针对加速时代的教育时间困境及其克服，由罗萨所开启的“共鸣教育学”的理念或许是教育现实应当致力的改进方向。
（二）制度超越：探索教育减速机制
在加速时代，教育时间制度结合和运用现代时间技术，一方面不断试图将非教育时间剥夺和转化为教育时间，另一方面则不断强化既有的单位教育时间的使用效率，由此成为现代教育时间困境的主要推手。要克服现代教育时间困境，调整现代教育时间制度及其要求，是十分必要的。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已经涉及对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教育时间制度的调整。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归根到底要从教育时间上体现出来，只有学生完成作业和参与校外培训的教育时间得到实质性地减少，“双减”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双减”政策的出台和推行，正是当前我国探索教育减速机制的一个具体实例，也是克服现代教育时间困境的重要方式。当然，要真正从制度层面解决现代教育的时间困境，除了像“双减”政策这样直接对教育生活的时间结构进行调整的机制建设之外，还需要探索对教育评价机制的改革。只有改变急功近利、单一标准化的评价机制，教育生活的节奏才能真正步入正轨。
（三）规范超越：建设教育时间伦理
“从现实角度来说，对时间的伦理关怀，已经成为当代人生存现状的强烈诉求。”[30]对教育领域来说，“面对来自技术、市场和资本等的冲击，现代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始终面临着不仅仅是基本伦理观念层面的道德困惑与冲突，而且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内部，同样面临着基本伦理价值观念的恢复与重建的伦理使命。”[31]教育的时间伦理建设是现代教育伦理建设的重要方面，是积极应对加速时代教育伦理失范的困境与危机的重要思路。总体而言，加速时代的教育时间伦理建设有两项重要工作。其一，全面审视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中的时间规范对现代教育实践的纠缠和干扰；其二，基于生命主体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一核心价值和教育伦理要求，建设现代教育时间伦理观念和规范系统。
正如马克思所言：“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32]他所要表明的是，在现代社会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生命尺度和积极存在的自由时间是重要基础和前提。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生活及其背后的加速时间逻辑，借由现代时间技术、时间制度和时间伦理全面侵入当今社会的日常生活时间和教育时间，由此造成自由时间越来越稀缺，其教育意义和价值也越来越模糊和扭曲，“时间不再是通向生命自由的条件，而是攫取生命能量的手段”。[33]从时间角度看，教育起源于闲暇，而如今，教育却不断试图告别和远离闲暇，由此带来的后果可能会消解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根基。故而，对于加速时代而言，教育实践的最大时间难题在于自由时间的缺失，只有重新提出和实践自由时间之于人的发展的教育意义和价值，现代教育的“成人”使命或可不被辜负。就这一点来说，回到马克思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正是马克思最深刻地认识到了时间与人的发展之间的价值逻辑——“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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