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猎人乌托邦”是流动的现代性境遇下生存方式的表征。这种生存方式缺乏终极性目的，奉行自我保全之圭臬，遵循计算理性，崇尚“赌场式”“无根性”文化。就大学教师而言，“猎人乌托邦”既为一种谋生策略，又是一种自我认同和治学态度。其主要表现为：追求绩效主义的成功，进行竞争主义的自我谋划，坚持机会主义的原则等。大学教师“猎人乌托邦”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和生存状况。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剧了学术精神和教师生命意义的本真性遗忘。面对猎人乌托邦现象的挑战，坚守大学的“价值承诺”“真知底线”，不断探寻大学教师自我的生命意义，依然是一种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力量。

关键词：猎人乌托邦；流动时代；无根状态；大学教师；生命意义

在大学传统中，大学是探寻真理和捍卫美德的精神之所，是最具“精神乌托邦”的存在。赫钦斯（R. Hutchins）就将大学视为“乌托邦的大学”。大学传统实为崇高精神追求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激励、鼓舞、滋养、支持着大学教师及其认同。大学教师被誉为这样一群人：以追求真知为业，崇尚思想独立性，恪守理性精神和博雅理想。然而今天，这种认同和理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一个突出的变化便是，大学教师之“猎人乌托邦”现象。

一、何为“猎人乌托邦”？

一般而言，乌托邦指一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常常和我们的精神理想、终极追求相关。在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所著《乌托邦》中，它指一个理想的世界，一个可靠的、安全的、可信赖的人类向往的美好世界。^[1]“乌托邦”一词“utopia”意指超越当下、现实的理想状态。在这里，“乌托邦”与人类的精神理想、终极关怀、神圣价值、道德卓越相连，表达了人类向往的美好、幸福和黄金时代。乌托邦精神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激励、教育、促发人类的各种崇高追求和理想动能。

然而，当代文化与实践出现了“反乌托邦浪潮”，乌托邦被视为可怖的空想主义。思想家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说，当代文化为“乌托邦之死”或“乌托邦终结”。在他看来，我们时代出现了另一种乌托邦：反乌托邦的乌托邦。^[2]这是一种冷漠的文化，渗透着平庸主义和反智主义。其局限于当下、鼠目寸光，缺乏崇高的理想，充满了布尔乔亚的精神气质。他认为，乌托邦在当代走向了与现实的合谋，不断兜售着各种现实主义的精明和物化取向。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分析了三种文化及其对应的三种乌托邦，系统地提出了“猎人乌托邦”理论。他认为，前现代时期是一种看守人的乌托邦，看护世界和事物存在的神圣链条，坚守个人在其中的正当位置。现代世界观和实践发展出一种园丁式乌托邦，以科学和理性、精心安排去构建和开发一个有序的世界。^[3]后现代文化发展一种片刻的、碎片化的、流动的文化，随之产生追求无序、变幻、即时、虚无的乌托邦。鲍曼将后者称为“猎人乌托邦”，以此标识在流动性、不确定性下个人的存在状态和理想。总结鲍曼的论述，我们认为，“猎人乌托邦”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一）无终极目标的现实关怀

乌托邦表达的是“理想性”“终极性”“不可实现性”，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是终极目的及其终极关怀。“猎人乌托邦”的“乌托邦”则与之相反。它解构了终极性，所指向的是当下未实现但可实现的现实目标，即非常现实的具体物或符号。“猎人乌托邦”是任务明确、目标可见的兴趣和取向。鲍曼说：“在这种情况下，全部的生活事实上是由一系列的项目组成，每一个项目都试图成为类似的一次性的和短期的项目，每一个项目都试图终止对其他项目的向往。”^[4]

无终极目标关怀将生活分解为种种即时性任务链条，以及工具性的各种关系。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因为项目、任务和利益而连接，自我和他人的价值以物化的工具性来衡量。因此，这种关系的建立既容易又易变。与“遥远未来”的理想不同，“猎人乌托邦”是看得见的此时此刻，是一种此时此地的欢愉。“当场使用”“及时消费”“活在当下”等是我们今天的流行语。“幸福的生活模型不再是长期的，当然，幸福的期限不足以长得贯穿整个生命历程。”^[5]自我并不为未来负责，追求即刻的、迅速的满足胜过持久付出后的收获。

（二）无他者的自我保全

“猎人乌托邦”是一个关乎自我利益和生存的理想。鲍曼认为，每个人都有关于自己的方案目标，这一目标在于改善自己的社会位置。这一目标的实现途径是通过个人之间的竞争、争斗来占有战利品，获得成功。

“猎人乌托邦”是一个并不真正需要他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奉行粗糙的自我保全原则。在这里，我们因目标和具体任务而聚合，并且以工具性、物化价值来审视自我和他人。这是一个“工于计算”的交往逻辑，旨在获取利益的最大化和最有效。它产生出一种看似矛盾的相互关系：敌对又合作、冷漠又友善、脆弱又牢固。在“猎人乌托邦”境遇中，个体并不以他人作为自我认识的镜观。这便促生两种流行的误区：一是，他人是自我存在的“地狱”；二是，“自我”无须“客我”。如是，不仅无法体验到真切的互动关系，无法构建和融入一种持久、和谐的共存关系，难以进行有效的自我反观；而且不断破坏和谐的共鸣关系。鲍曼说：“他们总是太多了。他们本该少一些——或者最好是一个都没有。而我们永远嫌少，‘我们’应该多一点。”^[6]于是，围绕“唯我性”的规定与筹划加剧了竞争主义的宰治。自我在此是排他性的。

（三）盛行的赌场文化

“猎人乌托邦”盛行的是一种赌场文化。首先，其重视瞬间性、流转性。在这种文化环境下，重要的是“有所斩获”，是不餍足和无止境的欲望满足，以及由此证明自身合格的心理认同。换言之，猎人的目的在于刺激体验，而非猎物本身。如是，片刻兴奋，片刻消散，旋即开始。没有持久的体验，沉溺即刻满足与当下快乐，记忆变得短暂易逝。“片刻与健忘是幸福的意义。”^[7]

赌场文化是疯狂冒险与孤注一掷的文化。在这里，激进与投机、精明与疯狂、算计与无知等奇异地融合在一起，其共同指向了如何成为最终赢家，如何做到赢家通吃。为此，个体常常在大事上疯狂，在小事上聪明，不断加剧竞争主义的惨烈和精致化。这里没有同情、仁慈，盛行的是残酷的丛林法则。

（四）无根的“观光”崇拜

“猎人乌托邦”是无根基的“精神流浪”状态。在罗萨（Hartmut Rosa）看来，这是“流浪者”和“观光客”的崇拜。观光崇拜是流动崇拜、瞬时性崇拜。它不会局限于某一点，不停地寻求变化，不产生持久的兴趣和情感体验。在这里，它是一种猎奇心态，重要的是此刻的满足。因此，“浅尝辄止”才是“深刻的”“理性的”和“可取的”。相反，坚守、逗留却是过时的、不理智的。观光崇拜意味着，自我只能不停地“奔忙”“转换”“更迭”才能激发动能和生命活力。它将生命过程重塑为永无休止的任务完成和目标达成。

观光崇拜催生了两种素质要求：灵活性和全面性。灵活性要求个体具有迅速适应变化的能力；全面性则要求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能够迅速转换。事实上，两者都走向了与现实合谋的随机应变，利用现实，保全自我。

综观上述，与传统乌托邦对精神性、终极性、未来性的强调不同，“猎人乌托邦”看重当下和现实，发展适应现实变化的能力，致力于生存的功利化考量。它并不提供宏大理想、终极关怀和生命意义，却是一种强大的形塑力量和自我筹划观念。

二、“猎人乌托邦”大学教师之生存景观

“猎人乌托邦”观念根基低，不宏伟，也缺乏想象；却稳固、现实，影响力大和覆盖面广。在日益加速的今天，在强调大学不断适应现实的境遇下，“猎人乌托邦”观念已渗入大学及其学人的思想与行动之中。大学教师的“猎人乌托邦”取向并非鲜见。

（一）市场绩效取向的生存认同

猎人文化是一种绩效取向文化，重视任务完成和目标达成。大学教师之“猎人乌托邦”现象首先表现为，市场绩效取向的生存认同，将自身分解为各种具体指标、成果和业绩。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数字化生存之道。绩效导向要求数字、量化认同，只有能够被数量化，才能有绩效。对大学教师而言，以量而估、以量取胜似乎并不新奇。在绩效考核的评估中，大学教师的价值往往由各种数据构成，自我意味着数字、数量。数量为王，为量所动、为量所累、为量所支配。于是，重要的便是多多益善。在这里，各种项目、课题、奖项、论文就是“猎物”，构筑了个体的生存之路。它迫使大学教师千方百计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重量轻质。对于一个大学教师而言，每年产出一定数量的论文、项目便是标配。评估一个大学教师的价值也往往根据这些“猎物”的数量而定。

二是，功利化的生存目标。大学越来越功利，大学教师越来越像一个商人，这似乎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可以感受到的事实——为稻粱谋。^[8]今天的大学及其学人行为的市场化、功利化日益凸显，重视短期效应，过度或过多追求可显示度指标。大多学人把主要精力放在更多项目、课题争取，论文发表等任务之上，重视学术、科研和教育之外的价值。这都使得他们重视形式大于重视内容，重视获取大于重视研究。事实上，这些年，教育部等相关部门一直强调“破五唯”“四个回归”，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大学教师的“猎人化乌托邦”现象。

三是，商业逻辑支配下的游戏法则。商业逻辑的最大特征便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效益最大化。这意味着，要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就需要以商业逻辑为先，自觉遵循之，并用其规范、规训、重塑自己。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就必须选择更为灵活、快捷、高效的策略和方法，发展算计理性、技术理性；而非坚守单一的、过时的“教条化”的学术伦理和学术法则。寻求含金量高的行为取向，坚持结果导向，重视KPI，论文写作追求短平快、重发表轻研究；课堂教学敷衍塞责；社会服务则“一分价格一分投入”，追求“性价比”。

（二）竞争主义的生存策略

“猎人乌托邦”是一个竞争场域。唯有在竞争中，猎人才能发展、成就和证明自己优秀、强大。选择竞争，并在竞争中快速胜出是大学教师的重要人生课题。因此，最重要的是能力、策略而非是非判断。“你能够”“你可以”“你行”优先于“你应该”，反思批判始终是第二位的，甚至是有害的。^[9]为了生存考虑，尽快适应学术游戏规则远比反思批判现有游戏规则更为重要。于是，少数学者，特别是部分大学青年教师选择积极服从，主动迎合游戏规则，加大内卷，提高竞争力。在这里，学术理想必须服从残酷的现实。适者生存、优胜劣汰，逃避竞争意味着自觉被淘汰。

为此，我们便看到几种常见现象：第一，学术附庸。少数大学教师唯领导、“学术权威”马首是瞻，并以获得更多的学术机会、项目、课题等资源。第二，学术圈子。部分学者秉持“与人方便就是于己方便”的原则，在各种评议中忽视学术本身的客观性而给圈内同行开设绿色通道。彼此之间形成学术“利益”共同体，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第三，学术炒作。一些大学教师为追求粉丝效应，主动迎合大众，降低学术品味。一些大学教师追求轰动效应，并借用流量思维的运作逻辑自我营销，以增强其成果的转载量、阅读量、引用量、再版量。

（三）机会主义的治学态度

一般而言，机会主义轻视原则、典范，不固守传统，重视投机取巧、灵活多变，为实现个人目的可以采用各种手段，甚至不惜破坏规则。机会主义往往以一种激进、乐于冒险和赌博的方式筹划自己。其主要表现为：

首先，犬儒的学术精神。受“猎人乌托邦”影响的大学教师常常体现出犬儒化的学术精神。他们利用学术、利用大学教师身份，而并不真正尊重和敬畏之；认同利益而不期待真知；寻求捷径胜于熟读精思、居敬持志。对他们而言，学术、学问只是一种职业、工作而已，而非志业和事业。其重点在于如何将自己的言行利益最大化。在这里，表现得虔诚，只是种自我经营策略。

其次，投机的学术作风。猎人化的大学教师采取隐蔽的投机方法。他们不再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学术不端，如造假、抄袭、剽窃等；而是更为精明，更有效地利用规则漏洞而投机，如低水平重复、浅表化解读、表现性写作、故作高深的佶屈聱牙、新瓶装旧酒等。投机学风还表现为对学术之外的成功之道的重视。他们认为，学术成功在学术之外，学术的功夫在学术之外；对潜规则、人际关系等的重视使他们忽视了严肃而艰辛的学术。他们无心亦不愿做“冷板凳”，甚至还表现出一种讥讽与轻蔑的态度。

最后，算计化的学术筹划。即以利益计算而非学术发展的自我筹划。他们并不执着于某些严肃的主题，也不致力于学术自身的开拓，而是计算着学术行为的价值，不断地变换研究主题。因此，这些大学教师什么都研究，但什么又都不研究或没有研究。学术只是被视为某种晋升之阶，正如尼采所言的“智识与财产结盟”“更高级的利己主义”。“这里所要求的东西，即一种速成教育。……它完全被视为一个道德要求。在这里，倘若其目标超越于金钱和收益，倘若耗时太多，便是可恨的。”^[10]“因为在今天，一个人为了学术的利益而被榨取，这是到处都没有异议地接受的前提，还有谁会问自己，一种如此……的学术究竟能够有什么价值？”^[11]于是，哪里有可以发掘的富矿或猎物，哪里就有他们积极的身影。勤奋、繁忙、拼搏、劳作等表现出一种相异于学术的功利化景象：服务于种种利益的经营，在不断地“贪婪”中实现自己的新生、动能、兴奋。

综观上述，绩效目标、竞争策略和机会主义构成了大学教师猎人乌托邦之生存图景。它们分别应和着大学教师之价值取向、方法抉择和治学形象。这是一种“无乌托邦之乌托邦”或“更加现实化的乌托邦”。无疑，在很多地方，它已经发展为大学教师的一种思想规训和行为要求。

三、大学教师“猎人乌托邦”之现实危机

大学教师“猎人乌托邦”带来了大学教师自我认同的变化：解构理想与永恒，崇尚现实功利化，唯“流变”和“适应”是求。这并非一种“罕见的蜕变”，相反正引导一些资质优秀的大学教师走向另一种镜像。他们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是立足于当下，顺应时势而为，在不断地扩大欲望和即时满足中自我兴奋、慰藉和沉迷。在日益功利化和普遍浮躁的环境下，大学教师“猎人乌托邦”现象所产生的尖锐问题正摆在我们面前。

（一）学术价值的沦落

猎人化大学教师认可并追逐学术的工具价值。学术成果和学术地位的获取是证明其自身价值的唯一尺度。于是，外在学术价值挤压着内在学术价值：他们对现实目标的达成抱以“势在必得”之态，对学术价值的坚守却投以“忽略漠视”。学术价值的陨落意味着大学教师不再以精神的卓越为目标，学术研究变得赤裸现实，其中不再关涉人的德性、理性和超越性追求，这就带来两种后果：

第一，重实用，轻基础理论。实用之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治学风气：“实用之美”。各个学科都致力于使自身研究具有科学性，并在现实实践中得以广泛应用。实用之风的盛行带来实证研究的胜利与基础性研究的没落。^[12]较少有学者再不惜成本地投入艰难的理论学习和研究之中，他们转而投向性价比更高的数据、实验研究中。因数据化的研究重视现象解读，而轻基础理论的构建，于是便形成一种空洞浮躁的治学之气：空话、大话、套话泛滥。当下，一些学者对基础性理论研究避而远之。因为理论研究没有捷径，它需要持续的积累和深耕。同时，又因理论的超越性洞见导致其无法较好地直接移植于现实，于是理论研究本身又成为一种奢侈、迂腐的选择。这些均与猎人化大学教师的灵活性、当下性等生存特点相悖。

第二，常识化的学术探究。猎人化的大学教师秉持投机的治学心态，学术价值在研究中被搁置，他们奉行钻营之道，目的在于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学术研究的常识化是一条治学捷径，它既简便又获利。于是，他们不再关注普遍的、公共性的、普世性的知识，学术研究只局限于当下现实事务之中，缺乏宏大意识和高远的学术志趣。安东尼·克龙曼（Anthony T. Kyonman）说：“日常生活的要求是无限的，常识鼓励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13]于是，混迹于当下应急之中，不为恼人的具有挑战性的学术价值或目标等问题所分心。结果是，这样的学术研究较难生产出创新性的理论成果，更多是同质化重复。

（二）学者使命的空场

猎人化大学教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筹划，自我地位的提升、自我目标的达成是其终极使命。他们不再担当社会文化的批判者和引领者，也不以教化启蒙人的理性思维为使命。学者使命的空场意味着一种身份危机，一种“进步”的陷阱。

猎人化大学教师不再产生“牛虻”般的批判精神。对社会责任的缺位与缩减，使得大学教师最终迈入犬儒主义之窠臼。所以，他们奔波于文章、项目等之中，他们对周遭不再敏感，甚至麻木无视。他们不再问询、思考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也不再忙于阐明、检验、澄清新的发现。这导致知识分子传统的合法功能被更经济有效的“诱惑或压制”机制所销蚀；而且在不断扩大的文化生产和消费领域中，知识分子的重要影响作用已被“资本家”或“官僚”所取代。^[14]鲍曼评论道：这种更替使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焦虑、脱位并失去方向”的体验，凸现出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15]

猎人化大学教师致力于持续“进步”，即在学术竞争中持续捕获更多的猎物，成为学术猎场中的终极赢家。但是，这是一种危险的进步或进步的陷阱。学术猎场遵循没有终点的学术GDP游戏规则，加入游戏就意味着要持续叠加赌注筹码。于是，猎人化的大学教师陷入了“进步”魔咒：只有前进，方可生存；他们的压力并不会随着项目、职称的解决而得到缓解。越进步越艰难。如《怀旧的乌托邦》中所言，今天的我们对未来感到恐惧，原意包含积极建构意涵的“进步”一词，在今天的含义往往表达的是人们对迫近灾难的恐惧，对当代年轻一代来讲，“无休止的进步”预示着失去的危险，而不是实现在世界中向上的流动。进步一词不再是积极的词汇，相反是与消极意蕴相关联。^[16]

（三）大学教师精神的遗忘

“猎人乌托邦”中大学教师消解崇高精神。失去崇高精神观照的大学教师遵循大学中实行的行政逻辑，以绩效作为自己的终极目的。绩效化的大学教师把如教育信念、教育价值观、道德素养等这些无法被绩效测量的隐性素养剔除在外，教师被简化为由数据与指标构成的载体。“‘重价值与意义追求的学术人’蜕变为‘重利益轻价值的商人’。职业操守、生命意义、精神价值等教师职业应有的非功利性的价值内涵被消解，教师很难从职业生活中体验到激情与生命的内在欢乐。”^[17]精神的空缺意味着心灵的涣散，这导致两种后果：

第一，道德责任的退却。在以自我保全为第一法则的学术境遇中，之前维系基本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态度与价值评判的道德基础已不再适合。相反，争取自我的利益、无视伦理秩序具有了正当性。“于是，他们的观念生产和传播就似乎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而‘不出版则灭亡’的学术行规，则还有可能加剧一种不负责任的思想观念。”^[18]此外，大学教师道德责任的退却也是独立人格的失却。它常常体现为一种媚俗之态：顺服、说违心话，不再敢尽言责，也不再善尽言责，随利益而摆动，成为“学术变色龙”。因此，猎人化大学教师的行为忠诚度较低，其将精神依托在证据确信上而非精神确信上。^[19]证据确信是情境性、条件性、短暂性的，而精神确信则为真知的永恒认可，是信仰层面的信任。精神信任不受证据信任影响，而是对真知的先验性笃定，常常表现为一种更强烈的知行统一。

第二，学术理想的物化。猎人化的大学教师过度关注现实，其理想为一个个具体的、即时的现实目标。学术精神失去了神圣性与超越性，只关注当下，关注具体任务。于是，也就不再奇怪，大学教师表现得与其他机构的职员无异，受市场经济逻辑宰治。在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看来，物化的大学教师也不是真正的大学教师，而是“一个可供使唤的丫鬟，一个有智识的女仆，生计、收益、需求方面的女管家”^[20]。

（四）生命意义的缺失

“猎人化”的大学教师追逐“有效善”^①，而忽视、遗忘了“根本善”。这带来心灵的封闭与意义的失却，以及生命发展秩序的紊乱。

安东尼·克龙曼指出，对生命意义的思考要置于比生命本身更大的背景中才能回答。因为生命意义的这一问题具有非现实性，是脱离日常生活，超越论证范围的存在。^[21]然而，猎人化大学教师不关注非现实的问题，也不操心未来。因为“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事物都在我们的手中变成了虚无，丧失了所有的真实价值”^[22]。对超越性意义的寻求最终会陷于一种恐惧。鲍曼将这种恐惧描述为：“未来是空的、虚无的、不确定的，人生没有目标，生活毫无意义，巨大无比的厌倦麻木压倒一切。人们陷入了虚无主义。”^[23]于是，为了逃避虚无，大学教师投身于不断地获取之中。此时，成就感代替了意义感。为了积攒更多的成就，而逼迫自己不停地产出；只关注竞争中的胜出，而不再问询心灵所向与意义何在。结果是，大学教师逐步走向平庸，即“一个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个只对物质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人”^[24]。

自我价值的混乱与缺失。猎人化大学教师“处在这个时代的永不停歇的骚动之中”，他们的生命仿佛被切割成了碎片，不再能领略那种永恒的愉悦。^[25]这种碎片化的生活体验、短暂的即刻满足使得生命无法叙述出一段完整的生命故事。生命只有记忆短暂的片段和稍纵即逝的体验，它们又是如此的短暂，在未进入生命的自我经验阶段就已经消逝了。因此，生命失去了组织自我意义的能力，自我也较难形成统一和谐的认同模式。如同当代作家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所言：“所有一切都消失了，那一系列的使命也是；我们已经真的不再有可确定的目标；……然而我们生活着，我们经历着生命，没有欢乐也没有奥秘，时间对我们显得很短暂。”^[26]生命的无意义感带来了自我价值的混乱与失序，浮躁、急切、焦虑、盲从、不安、迷茫等从未像今天这般严重地影响着大学教师。

四、何以为之：顺从，抑或疏离？

在大学发展日趋功利化和日益加速的境遇下，面对大学教师“猎人乌托邦”，何以为之？顺从，抑或疏离？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顺从意味着合乎时宜，它可能带来巨大的发展，带来相应的利益，获得更大的认可，享有令人满意的体面地位。但是也意味着自我批判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丧失，意味着背弃大学教师传统和大学之本真。不同于以往，今天，一些天赋异禀的大学教师毫无抵制地自我同化，安之若素，听任被不断规训。这是“畏缩地听凭现状”，“软弱急切地顺从”，“是对安逸和自满的投降”，“令人不安地标志着知识分子在文化顺应的方向上的漂浮”^[27]。

疏离则意味着行走在边缘、教条守旧、自我孤立和不求发展，甚至被誉为不明事理、令人生厌、不谙世事的笨伯。如同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所言的那样，当一个人痛骂白痴，就冒着变成白痴的风险。但是，它也可能意味着精神的独立，思想的坚守，责任的担当。

何去何从？今天，我们如何做大学教师？大学教师意味着什么？这绝非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口舌争锋，而是我们如何关涉自己的生存之忧和发展之惑。在这里，思考自身就是一种实践力量和自我更新。我们认为，面对大学教师“猎人乌托邦”，至少应该坚守如下三项。

（一）教育价值承诺

大学教师从来就不只是一种职业性存在，并不仅仅出于谋生；而是一种崇高精神价值的象征。即使在商品化社会下，在教育日益功利化和技术化的趋向下，大学教师皆表达着一种巨大的精神价值。也正是这种对崇高精神价值的坚守和承诺，才使得大学教师赢得了尊重。事实上，professor一词原本就是对崇高、信仰和志业的承诺、捍卫和践行。^[28]在著名思想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看来，大学教师是一种“以信仰表达方式出现的呼吁：这种信仰就是对大学的信仰，对明日人文科学的信仰”，并且“它是无条件的”。^[29]德里达认为，即使面临着各种政治、经济、技术对大学的冲击，大学教师也表达着“无条件抵制的权利”。在《失去灵魂的卓越》一书中，刘易斯（Harry Lewis）认为，大学必须行使崇高价值的教育，失去了这一点，它意味着大学的颓废。^[30]于当下而言，大学及其大学教师必须扭转一种“唯现实”“唯利益”的取向，重回大学教师的价值表达。

首先，大学教师需要重塑价值理想和学术自身的热情，坚持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指导和优先性。其次，大学教师需要坚持育人价值的根本性。大学教师要成为一个品德和学识高尚的人，这是教师作为教师的本质性要求。育人价值要求大学教师要引导学生追求、向往人类美好的生活，用真善美滋养学生的心灵，要能够在社会的各种俘获活动中保持一定抵制与批判，以此来影响学生和成就自己。最后，大学教师要有完整的价值结构，防止价值断裂和价值僭越。大学教师要正确对待影响自己行为的不同价值，要超越现实的单一的功利化诉求。教师行为的价值结构包含生命价值、文化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教师要处理好相互关系，遵循“先做正确的人，再做正确的事”的价值逻辑。教育的价值承诺意味着大学教师要坚持价值的内在性、育人性、崇高性优先和根本地位。

（二）真知的底线

陶行知先生认为，教育就是教人求真、学做真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31]唯有坚持真知的底线，才能达此目标。大学教师首先要实事求是，不虚应故事，不口是心非，不犬儒主义，要启智真学问、教人真知识。韦伯（Max Weber）认为，“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知识人，应当做的，也是唯一能够做的，仅仅是力求保持‘头脑的清明’并努力传播这种清明”^[32]。即以学术为业就是以求真为业。大学教师担当着人类求知的重任，学术最重要的德性就是求真，探寻“高深学问”。何为“高深学问”？它是一种指向真理的伦理要求。对于大学教师而言，它意味着要有学术的真诚和批判的勇气。

真知底线需要大学教师不断地反思其教育行为、追问教育目的、思考现实教育困境、审视自我精神、关切教育问题、批判教育危机。优秀的学者不仅有对社会与人性的理性认识、分辨本真价值的能力，还有关乎自己的教育理想和信念，批判教育异化现象的勇气，践行教育终极价值的担当。大学教师要有赤诚之心，应有一定的风骨和气节，有说真话的勇气，而不是一味地媚俗，使其本有的智慧和勇气萎缩。^[33]

真知底线需要大学教师坚守学术生活自身的伦理要求和规范。学术生活发现的是真问题。治学态度应是坦诚的、质朴的，要对学术充满热爱和敬畏。学术生活要求个体不断砥砺品格。它意味着，选择了学术生活就代表坚守一种超越性的自觉，敢于用强大的内心、健康的体魄、沉静的心灵、强烈的求知欲来面对现实生活。这是对真知的承诺，也是对自我的承诺。

（三）自我生命意义

大学教师本质上是一种崇高的信念存在，其价值在于一种精神的教化与引导。因此，重塑大学教师的影响力，重要的是，弱化大学教师的工具理性，引导教师探寻自我的生命意义。

探寻生命的意义需要自我反思、知无知。这是自我负责的体现。自我反思需要突破“竞争主义”和“唯我论”视角，保持开放的心灵，真诚地与他人对话。正如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言：“爱与交流的行为是人的天性中的重要一维。与人的爱的天性相对的是怯懦，然而怯懦恰恰会助长别人对自己的控制，人的良知和在良心规则之下的爱与交流是逐渐减少怯懦的重要途径。”^[34]生命意义的发现需要学术共同体，在彼此开放地对话中，生命的意义才能敞亮开来。

追寻生命意义就是寻求生命终极价值。大学教师“猎人乌托邦”的最大症候就是遗忘了对终极价值和意义的问询，将生命物化为具体的指标和数字。寻求生命意义意味着对这种取向的纠偏与抵制，意味着我们必须用一种更宏大的视野审视这种取向，避免大学教师陷于一种精神上的虚无。

追寻生命意义要求大学教师将自我发展与人类对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的向往联系起来，使自我发展符合、服务于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并以此来提升自我发展的格局。大学教师自我生命发展必须能够对真理、智慧、人类尊严表现出崇敬与憧憬，能够为真正好的教育担起责任，以淳朴、坦诚、勇敢、执着的气质面对现实教育的困境与生命过程中的艰难与迷茫。正如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所言，大学教师作为真善美的保护人，提出了一种毫不动摇的忠诚于探索精神的宗教。^[35]

注释：

①有效善概念引自金生鈜教授《德性与教化》一书，指代外在的善，在一定的算计中确定自己的行为。这种善虽然在追求幸福中具有补充性的作用，但它们不是生活的目的，只是生命的利益。参见金生鈜：《德性与教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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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ter Utopia” of University Teachers: Phenomenon and Crisis

ZhangYaping CaoYongguo

Abstract: “Hunter Utopia” is a symptom of the way of existence in liquid modernity. This way of existence lacks ultimate purpose, pursues the rule of self-preservation, follows calculating rationality, and advocates a “casino style” and “rootless” culture. As far as university teachers are concerned, the “Hunter Utopia” is both a livelihood strategy and a self-identity and scholarly attitude.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are the pursuit of performance-based success, competitive self-planning, and adherence to opportunistic principles. The “Hunter Utopia”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s an inescapable fact and living situatio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is phenomenon further exacerbates the ignorance of the essence of academic spirit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for teachers.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Hunter Utopia phenomenon, it remain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rce to uphold the “value promise” and “baseline of truth” of universities and to constantly explore the meaning of life for university teachers.

Key words: hunter utopia; liquid times; rootlessness; university teachers; the meaning of life

初审：王远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