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风险频发的现代社会中,终身教育作为可能的原则、尺度与路径,成为人们回应与消解社会性风险的现实选择。从知识风险的角度看,终身教育可以通过提供终身性、系统化、体系化的知识教育,回应知识的碎片化风险,并通过确证性、更新性的知识来源以及对知识判断力的终身培养,应对知识谬误化风险。在面对社会性情绪风险时,终身教育以倡导生命价值与生活价值来消解个体性情绪风险,同时通过教育的公平取径与发展路向,回应群体性情绪风险。最后,在突发性和缓发性公共风险频发的环境中,终身教育通过生命教育与安全教育有效提升人们的风险应对能力,为社会的稳步发展提供了来自教育领域的独特贡献。
关键词:社会性风险;终身教育;知识风险;情绪风险;公共安全风险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将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再次引入人类视野中心。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社会。随着人类活动在频率、范围、影响上的扩张,以人类力量主导的“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已经到来[1],人类社会的风险结构从自然纪元中的自然风险转向了由人类行为后果导致的社会风险。相较于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在不确定性、跨区域性、群体性等方面特征显著,这对人类的知识、技能、情感、沟通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2]。终身教育是关乎人类个体与群体整全性生命发展的教育理念,作用于生命发展的长度、广度与深度。面对社会风险的不断复杂与加剧,以更加全人、全时的终身教育消解社会性风险、提升人类的风险应对能力,是可行的现实路径。终身教育理念与社会性风险有着相同的现代性背景,将为可能的知识、情绪以及公共安全风险提供来自教育领域的回应路径。
一、应对社会风险的终身教育:一种可能的原则、尺度与路径
(一)社会风险的应对取径:机制探索、行为约束、素养提升
终身教育与社会风险两个不同领域概念交集于人的发展。区别于由自然结果导致的风险,社会由具体的人构成,社会风险更多地由人的道德与行动问题引发。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等人认为,社会性风险并不具有明确的结构性、规律性与指向性[3]。人的思维意识与行动并不像自然规律那样客观运行,个人行为的发生及其影响充满了偶然,人与人、集体与集体间的相互作用则加剧了这种偶然性,这使得人类社会的潜在风险更加难以描述与判断。
面对社会的潜在风险与已经发生的危险情况,人类进行了多样化的路径探索:
一是机制探索路向。通过厘清社会性风险产生的原因、机制,以人类探寻自然规律的科学方法探寻社会性风险的内在规律,并予以把握,为人类应对这一类风险确立科学依据。但正如拉什等人的观点,社会性风险的结构性与规律性并不显著,人类难以通过验证性的科学逻辑予以把握,这造成了风险应对在根本性上的困难。
二是行为控制路向。通过对人类行为的控制与约束来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以劳(Lau)等人的“新风险”观点为代表的理论认为,极权主义扩张,种族问题加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民族多样性缺失等,以及某些突发事件都将导致或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比如核危机、金融危机等与人相关的行动性和决策性问题是社会性风险产生的重要动因[4]。因此在人的行为和决策上加以控制,比如限制人类在科学开发上的无边界性行为,警惕生物技术、核能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可以遏制可能产生的巨大风险。这一应对方式有着面向具体风险的直接性与针对性,但存在造成次生风险的可能。普里特威茨(Von Prittwitz)的“灾难悖论”理论指出,当我们以某种行为制止危险发生时,我们采取的行为本身也将成为新风险诞生的根源[5]。这就意味着,以行动解决行动、以决策应对决策的风险消解模式,在规避风险的有效性上仍旧存疑。
三是素养能力提升路向。通过提升全人类在知识、道德等方面的素养,在降低风险可能性的同时提升人类的风险应对能力。这是诸多路径中针对性弱,但根本性强的一种选择。社会性风险产生的主因是人的问题,从人的角度尝试回应有助于在根源层面实现对风险的控制甚至消解。从目前人类社会已知的风险类型上看,人类的道德水平、认识局限、情感调节等要素与风险产生的原因密切相关,这就与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身心发展水平产生了关联。从影响人的发展因素上看,人的素质取决于主体先天条件与后天环境,以及主体自身的活动等。在此其中,教育作为专门培养人的有目的、有系统、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应该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6]。因而教育与社会性风险因人的身心发展产生交集,教育活动的目标与成效关涉着社会性风险的形成与影响,以及人们对于风险的应对。
(二)面向社会性风险的终身教育:原则、尺度与路径
终身教育理念诞生于现代人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之中,与社会性风险同源。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将人们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挑战总结为:社会变化加快、人口增长、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发展、政治生活的挑战、大众传媒与信息化社会的变革、闲暇时间的丰富、身体的风险与危机、生活模式和相互关系的危机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危机等九大领域[7]。这意味着在这个“万物皆动”的时代,人也必须有所行动,以应对社会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终身教育理念的提出,指出了在危机频发的现代社会中,人们需要更具生命性、全整性、动态性的教育,用以应对社会发展中的高频变化,具体表现为:
终身教育是一种原则。它提醒人们要以一种全时空性的人生观看待教育、看待人的成长与发展。终身教育的对象是完整的人生,包含个体成长的每一个时间节点与空间节点。终身教育的全时空性使其成为一种动态的、发展的教育,成为个体与飞速发展地时代之间的纽带。终身教育因此呈现出学校教育所不具备的,更加绵延的连贯性。个体在以“人生”为单位的教育活动中,持续性地成长与发展,并以此活动获得终身性、全时性、主动性的风险应对能力。
终身教育是一种尺度。终身教育指向人类社会所有成员都能实现理想化成长与发展的终极目标,该理念希望使个体能够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获得幸福,实现人生价值,这也是人类社会的应然追求。终身教育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世界的向往,也因此成为一种尺度,用以判断人类社会的观念、行动、决策是否符合人类的理想信念,是否发生了功利性的异化,是否还以实现个体身心发展的本源性意图为目标。作为尺度的终身教育理念,可用以衡量现代性社会在矛盾与转型中可能出现的价值偏差。
终身教育是一种路径。于个人而言,终身教育意味着使人过上一种更和谐、更充实、符合生命真谛的生活[8],体现个体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不断追求;于社会而言,终身教育理念的践行需要倾全社会之力,以“社会教育力”之势予以实现。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是最具教育影响力的部分[9],社会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等体系也以各自系统性的力量影响着教育事业。终身教育在寻求全社会参与的同时,也在以自身的教育影响沟通、融合社会中各方面的力量。终身教育作为路径,具有在教育活动中发展个体与全社会的公共意识、理想信念的独特价值,成为推动以人类共同体形态应对社会性风险的可能选择。
二、终身教育与社会知识性风险:碎片化、谬误化风险及回应
教育总与知识相关,终身教育关乎人类生命历程中的所有知识。同样与知识相关的还有社会性风险,“风险就是知识中的风险”[10]。因认知问题形成的知识正在成为人类自身的威胁,这向终身性的知识教育发起了挑战。
(一)碎片化风险的终身教育回应:终身性、系统性、体系化的知识教育
大数据、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在时间与空间上解放了个体的知识获取渠道,个体通过新型数据技术与媒介,可在任意时空中实现对知识的获取。在人们享受知识获取便利的同时,新兴技术也在实时地对系统性知识进行拆解与重构,这就产生了来源于知识的社会性风险,这种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知识的零散性风险。“碎片化”本身并不意味着消极与负面,相反“碎片化”包含了一个“去自然化”(Denaturalize)或者说“去常规化”(Denormalize)的过程[11],这为人们的思维提供了全新的维度。但碎片化导致的知识零散性却构成了风险要素。知识本身具有系统性、网络化等特征,这意味着知识与知识之间是彼此关联的,不应被孤立地认知与学习。大数据时代为人们提供知识学习便利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们获取零散性知识的可能性,零散知识是否仍旧反映系统知识本身的要义,是否能还原知识在系统之中的价值,这些不确定性都使其成为风险的来源。
知识的无序性风险。序代表了一种事物结构形式,涉及到各个结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表现。序涵盖了事物发展中的时间序列、排列组合、聚类状态和结构层次等方面的信息,用于描述和理解事物或系统的组织和演变方式[12]。知识在其体系中呈现出一定的有序性,这种有序性反映了知识的生成与发展历程,是知识历史性、时代性与自身逻辑性的显现,这些属性同样也是知识本身意蕴的构成。如果以碎片式的逆序、乱序等方式接纳知识,则存在着消解知识本意的风险。
现代性社会中知识碎片化而产生的零散性、无序性风险,意味着人们需要一种系统性、体系化的知识来源。终身教育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系统性的知识教育,并在教育内容的知识体系中呈现出系统性特征,这将成为消解社会知识风险的可能路径。
终身教育意味着一种全时性、延续性、连贯性的知识教育。在终身教育的原则下,可以通过对教育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建立联系和衔接[13],构建一种终身视域下的知识教育系统。系统性的终身知识教育将考虑受教育者在不同阶段的知识需求、认知能力、已有基础,通过对知识的系统性整合以及对受教育者终身性知识学习特征的把握,实现以全整性生命历程为单位的知识教育。这样的系统性知识教育将消解在当前社会中因碎片化知识产生的风险,受教育者在系统性知识教育中可以获取更具完整性与连贯性的知识学习体验。
系统性知识体系是终身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体系化、系统性、结构式的知识网络是其特征。以系统知识体系构成的终身教育内容,一方面可以为受教育者提供“体系化”的知识,帮助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建立清晰的知识结构,为学习者明确知识的溯源、定位以及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作为终身教育内容的知识体系可以发展受教育者“体系化”的思维能力,这有助于培育受教育者体系式、关联式的思维方式,并以这样的思维能力处理正式教育、非正式教育、碎片化学习中获取的各类知识,通过自身的体系建构能力予以统合,从而获得更具整合性的知识学习体验。
(二)谬误性风险的终身教育回应:确证性、更新性的知识来源与知识判断力培育
复杂的知识来源使谬误性知识的传播风险急剧上升。当下的生活环境中,短视频、公众号、微博等各种自媒体平台都是知识传播的来源与媒介。相对于传统以纸质出版物、教育媒介为载体的知识传播,以新媒体平台为载体的传播方式在知识的审校、考证等程序上缺乏一定程度的严谨性,在知识的产生来源上也相对缺乏确证性与可靠性,这致使人们在当前时代所面临的知识风险愈发多元。这种以知识本身谬误性构成的风险正在加剧,其在产生原因上可能包括:
其一是由知识生产与传播主体由主观意愿生产的恶意虚假性知识。这种恶意一方面可能来自知识生产与传播主体的个人情绪与趋向,如通过传播与常识相违背的错误性知识来获取关注度,满足自身的情绪需求,或是某种纯然性的恶作剧抑或是负面的心理动机;另一方面则源于不同主体在知识生产与传播中的利益分配,当下,知识传播背后总是存在各种现代性主体和受影响群体的竞争和冲突[14],在特定利益的驱动下,各方面主体都以自身利益为价值导向曲解知识内容。由此“利益”取代了“真实”,成为了知识生产与传播中的“新标准”,知识受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而被任意地产出、解释、呈现,最终形成了某种违背知识本意的恶意虚假性知识。
其二是受知识生产与传播主体自身水平限制而产生的谬误知识。知识的传播过程也是其不断被转述、解释等二次加工的过程,在此其中,每一位知识传播中的参与者,其知识水平本身成为了知识传播的限度。知识生产和传播主体对知识的理解程度、视域的宽广度等要素都将影响知识内容的传播与呈现。信息时代与新媒体时代在技术上赋予了知识传播便利的同时,也大幅增加了知识传播的速度与频次,因而个体所接触的知识可能已经接受了反复多次的解读与重构,蕴含了多位知识生产者与传播者自身的理解。现代社会对知识的解释与重构已经成为重要的知识生产来源,在丰富人类社会知识结构的同时,也加剧了知识本身被误读从而产生谬误知识的可能性。
其三是未能及时更新的,已不适应于当前时代的落后知识。时代是知识本质性的适用范畴之一,知识产生于时代之中,受产生知识的时代所影响;同时,知识应用于具体时代之中,在具体时代中发挥作用,因而知识的效用也受时代性影响。这就要求学习者接触的知识应是符合时代现状的,是能够及时更新的知识。不符合学习者所处时代要求的陈旧知识持续传播,则会构成对错误知识的误学与误用,从而产生新的风险可能。
面对现代性社会以及自媒体时代可能的谬误性知识风险,终身知识教育可作为一种具有确证性的知识来源,在终身教育活动中不断地实现知识更新,并赋予受教育者一种知识判断能力,以此实现对谬误性知识风险的回应。
终身教育作为全民性的、终身性的教育活动,提供的教育教学内容与学习材料应与学校教育、正式教育具有相同的知识权威性与确证性。终身教育所提供的教育资源,包括网络电子资源、社区教育资源、社会服务资源(图书馆、博物馆)等,都应是可靠的知识来源,成为人们获取确证性知识的理想渠道。终身教育可成为个体终身性获取确证知识、循证知识的来源,终身教育中的知识教育可成为个体终身性的知识基础,这就在知识积累与学习层面上一定程度地为消解谬误性知识风险提供了条件。
终身教育在提供知识的过程中,也在以自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汲取着时代知识。终身教育是一种知识更新、知识创新的教育[15],知识的更新性与时代性是终身教育的显著特征之一。终身教育在知识的更新与教育活动的开展中,帮助适应时代变化、促进时代变化,使个体在接受终身性教育的过程中更新自我知识,掌握前沿知识,最终推动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由此,终身教育也因自身的知识更新性回应了社会中的谬误知识风险。
终身性的知识教育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培养和发展人们的知识判断力,这是终身教育内在的责任与功能。判断力是个体立足未来社会的基础,是应对未来社会的关键,更是思考未来社会的起点。终身教育活动可视为一种以教育活动为载体,以知识为媒介的理性沟通过程,在此其中受教育者的认识判断力得以养成。终身教育将在持续性的教育活动中培养个体适应时代的知识判断力,良好的判断力能使外在知识融入个体的生命之中,并使个体主动地接触和统摄其所需要的知识[16]。理想的知识判断力将成为人们应对知识风险的重要保障。
三、终身教育与社会情绪性风险:个体性、群体性情绪风险及回应
社会情绪风险作为现代社会中影响社会和谐与生活品质的不安因素而广泛存在。社会情绪兼有社会信号、社会能量的双重属性,基于此,社会情绪风险至少包含两方面要素:一是指向个体的情感压抑,以及由此构成的情绪风险与不确定性[17];二是指向在现代性社会中由集体情绪、公众情绪表现出的风险倾向[18]。因而社会情绪性风险可分为个体性情绪风险与群体性情绪风险。情绪性风险以“全民化”与“全龄化”的趋势迅速蔓延,终身教育对此问题有着不可推卸的教育使命与责任。
(一)个体性情绪风险的终身教育应对:生命价值与生活真实的回归
从个体情绪与社会情绪的关系上看,个体情绪是社会情绪构成的基础[19]。个体情绪又是个体的生物性反应与社会情绪建构影响的复合产物[20]。个体情绪在心理学研究中可划分为四维度与三强度,四维度指“满意与高兴”“厌恶与恐惧”“强硬与愤怒”“失望与悲伤”,其中每一个维度都有高中低三种强度[21]。这些个体情绪的基本要素本身并不构成风险,但受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影响,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都随之受到冲击,个体价值危机、自我认同危机等情绪问题随之蔓延。
现代社会的个体价值危机主要表现为人们的价值失落与生活无意义感。当个体觉察到生活没有向其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感受时,这种价值失落就成为了根本性心理问题[22]。随着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多元变化与传统文化意义世界的衰落,人们在应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时,在找寻生命活动的价值与意义时,产生了身心分离的碎片感、疲惫感、宿命感和孤独无助感等情绪[23]。这种个人情绪进一步随经济社会中欲求与满足的落差,在外在物化世界和内在精神世界的争斗中,发展为对信念、意义的质疑与舍弃,丧失了对生活意义与生命价值的追逐。
价值失落与生活无意义感进一步引发了个体自我认同的迷失。人是一种“类”存在物,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24]。这反映了人的自我认同机制源于人的本质,是人与其他生物的本质区别。在现代性社会到来之前,人的自我认同与某种超越性的精神存在一同绑定,如宗教、传统哲学等,这些超越性的精神存在为人提供了情感、价值、伦理等方面的秩序与准则。启蒙运动后,人们从对超越性存在的关注转向对自身存在、自身价值的关注,人们将自己从宗教性的精神秩序中解放的同时,也将超越性价值的来源定位于自身。然而,传统超越性的价值源头消解之后,现代性社会并未产生和提供有效的替代物[25]。这就造成了人在自我认同、自我评价上的危机。如何在价值旁落与自我迷失的现代社会中,帮助个体塑造出一个真实的、自信的、理想的自我,成为了艰难的现实问题。
价值失落、生活无意义感、自我认同等情绪危机,体现了现代性社会中人的价值迷惘,也反映了现代社会需要重新寻找一种超越性精神,回应现代性中的“过渡、短暂与偶然”[26],回归生命价值与生活意义,这与终身教育的理念与宗旨产生了关联。终身教育诞生于现代人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中,并以使人们过上一种完满地、幸福地生活为主旨目标。
终身教育与人类终身生活密切相关,隐含着在真实生活中寻求意义的责任与使命。终身教育理念认为应该把关注点置于人类生活的长远目标之中,即通过教育重塑社会道德,避免文明危机和社会困境的重演[27]。对人性的关注,对个体生存境遇的关注是终身教育理念的重要构成,终身教育有助于长远的发展个体在自主选择、自主学习、自我实现等方面的能力,帮助个体在真实生活中重寻价值意蕴。
终身教育是持续关怀人类生命质量的教育活动。在人们的生命历程中,年龄阶段过渡所带来的危机,年龄增长与身体机能衰退所象征的死亡恐惧都在现代社会中笼罩着人们。终身教育理念指出了教育在人们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角色,“教育是一种最强大的力量,……(使人)不要虚度光阴,而要把时间看成是丰富和充实生命的一个因素。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一个人就可以探索展现在他面前的全新领域,收获他的新硕果”[28]。终身教育在关怀生命的同时以自身的教育功能提高生命质量,成为丰富和充实生命的途径。人们在接受终身教育的过程中以自身成长为目的,将自身发展视为超越物化世界的理想目标,以此实现对现代性个体消极情绪的回应。
(二)群体性情绪风险的终身教育回应:来自教育的公平取径与发展路向
群体情绪概念属社会情绪范畴,当社会群体面对特定的社会现象与事件时,会产生相应的集体情感反应。在群体情绪中,个人情感处于一种遮蔽和消弭状态,受个体间情感及行为的相互感染以及相互暗示影响,使得个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在群体情绪中呈现出区别于个体情绪的不同状态。也由此,群体性情绪与个体性情绪产生了区别与边界,成为一种新的情绪状态。群体性情绪包含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如“万众一心”“群情振奋”等积极社会情绪,以及“仇富心态”“相对剥夺感”“社会焦虑”等消极社会情绪[29],后者呈现了一些当下负面群体性情绪的原因示例,同时也指出了一种可能的群体性情绪社会风险。
“仇富心态”背后是由社会公平问题引发的群体情绪风险。社会公平问题关涉人们所体验到的“公平感”,“公平感”反映了群体视角下社会规则和社会运行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社会公平是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的最基本、最迫切要求之一,因此,社会成员对不公平感的体验是具体且鲜明的,不公平感的扩大和加深将直接引起社会问题和冲突。群体“公平感”不仅体现于经济财富领域,政治权力、受教育权、司法公正等问题都关涉于此,不公平感是社会常规运行中群体情绪风险的重要来源。
“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RD)”是指个体因参照群体比较,从而感知到自身在以群体境遇为标准的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进而感到愤怒、不满等一系列负面情绪的主观认知和情绪体验[30]。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eter Michael Blau)指出,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的不平等,社会资源、教育水平、社会地位以及自我实现机会的差距,都是导致相对剥夺感产生的原因[31]。相对剥夺感是一种因资源、条件、地位上的差距、高低、疏离等关系而产生的负面心理感受,在此其中由个体与群体交互造成的差异比对是其主要特征。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使社会群体对于文化价值和行为规范产生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进而成为群体不满和愤怒情绪的起源。
“社会焦虑”已经成为考量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的维度之一。“焦虑”本身是个体内化的一种负面情绪,而社会由无数个体组成,随着焦虑人群数量的增长,个体焦虑就成为一种共同焦虑,即社会焦虑。如果社会中的焦虑情绪没有得到及时释放,很容易演变为对社会秩序、社会稳定以及社会和谐的潜在威胁[32]。在当前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焦虑由个体向群体与社会蔓延,这也使焦虑的范畴与性质发生变化。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以群体性关系为中心的社会性焦虑成为现代社会焦虑体验的显著标识[33]。
群体性情绪反映了当前社会中人们由现代性生存境遇而产生的情绪需求,这一需求若不能及时予以回应,将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又一风险因素。从群体性情绪风险产生的根源上看,面向这一问题有两方面应对可能,一是从群体性、社会性的问题着手,将终身教育的集体性与终身性教养功能作为回应问题的手段与方式;二是从群体的情绪需求着手,以终身教育在心理、情感等方面的教育功能,探索风险消解的可能。
从群体性情绪风险产生的社会问题源头看,群体性负面情绪总是与人类理想与自身境遇的“落差”有关,造成这种落差的原因可能在于社会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或是人们因社会待遇差别而产生的“剥夺感”,或是自身生存境遇中的威胁与不安定因素带来的“焦虑”。就终身教育的属性与功能上看,终身教育并不具备直接解决社会问题和扭转社会不良趋势的力量,但终身教育可以为社会群体提供来自教育事业的合理性。从终身教育的理念上看,这种合理性表现在:一是时间维度上的合理性,终身教育是从生到老、从摇篮到拐杖,贯穿于人一生的教育形态,以人类生命作为衡量尺度,任何人都可以在自身的生命历程中参与教育、接受教育,终身教育为生命历程中每一个阶段的参与者都提供受教育机会,这是一种以生命历程为基础的公平观;二是参与机会上的合理性,终身教育意味着只要一个人有需要,这个社会就将为其提供适合的教育[34],终身教育理念推动的是让每一类社会群体都能获得适应于自身需求的教育,这种教育同样也将面向人们遭遇的生活困境。因此终身教育中所实现的公平,意味着人们在生命成长和发展上的公平,意味着人们在生命历程中自我实现的公平,这一公平观将一定程度上回应与消解现代社会部分以物质财富为基本尺度的公平观。终身教育以教育的独特属性与功能,在现代性社会问题领域探索出了独特路径。
终身教育也意味着为人们提供一种全社会路向的、终身性的情感教育与心理教育,这将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情感能力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情感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关注个体情感层面如何在教育影响下不断演进并达到新的高度。与此同时,终身性的情感教育与心理教育具有内在关联性,特别关注作为人类生命机制之一的情感机制,关注如何将情感与生理,思维机制相协调,以实现最佳的功能状态。这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应对现代社会可能引发的各种社会性情感问题,从而减少个体和群体情感风险的可能性。
四、终身教育与公共安全风险:生命教育与安全教育的互释互构
公共安全风险与公共安全危机关系紧密,前者指向后者尚未发生的潜在或临界状态。公共安全危机是指由自然或社会原因所引起的,对公共秩序与安全、公众利益已经造成或立即造成严重威胁的事件。公共安全风险则指公共安全危机背后的原因与威胁。将公共安全危机视为症疾,其可能发生的风险要素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难以预测的、瞬时性的突发性公共安全风险,二是有发展趋势的,有一定可预见性的,正在发生或进行中的缓发性公共安全风险。
(一)突发性与缓发性公共安全风险:社会运行中的双重安全威胁
1.突发性公共安全风险
突发性社会公共风险一般指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因突发事件引发的,由自然灾害、社会运行机制失灵等某种或多种原因造成的,危及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风险隐患。区别于部分性的、局部性的风险形式,突发性公共风险的危害特征在于影响范围更广,对社会整体价值观以及社会行为准则损害更大。突发性社会公共风险因其难以预测性、高损害严重性等特征,成为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
突发性公共安全风险的难以预测性意味着当风险转换为危机时,人类社会在危机决策、情报保障体系、管理与指挥机制、社会资源配置、危机预后性的社会重建与重新整合等方面缺乏准备与预案。难预测性也常常发生在新生的突发性风险之中,这就造成由“风险源未纳入识别范围”“风险识别无标准或标准界定不清”“未进行传统风险的动态识别与实时监测”“未能及时发现风险变种”“对新生风险的识别设备与技术落后”[35]等原因造成的风险应对失灵,从而因风险的难以预测性产生更大规模的社会损失。
突发性公共安全风险的高损害性源于其发生的瞬时性与传播的公共性。发生的瞬时性指突发性风险转化为突发性危机的时值较短,往往超出社会机制的应答时间,从而对社会安全与稳定产生较大威胁;传播的公共性指突发性公共风险的扩散信息化、国际化等特征,一旦转化为突发事件,因其扩散的迅速程度,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人类社会已经形成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形态,这使得公共安全危机的波及对象从国家、地区辐射至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突然性爆发与全球大流行已经说明了当前人类在公共安全风险问题上的现实处境。
2.缓发性公共安全风险
“缓发性”一词是发展与人道主义领域与自然灾害领域的常用术语,指在复杂环境中致灾因子长期、缓慢累积形成的可能性风险。这种风险并非起源于单一的、独立的事件,而是自然、经济、政治、人口等要素长期交互作用产生的结果。如饥荒等一类的公共安全风险,就是由长期的自然因素(洪涝、干旱或极端天气)与人文因素(人口激增、经济失衡、地区关系紧张)的复合作用而导致。相较于突发性公共安全风险,缓发性公共安全风险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规律性。缓发性公共安全风险中致灾因子长期缓慢的累积过程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包含两大特征,其一是缓发性公共安全风险的相对可预测性,缓发性风险在早期具有预警信号特征,人们可以根据同类型风险经验,在某种范围内对风险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估计、分析、推断,并持续性地进行监测,及时开展规划,实施有效的响应措施;二是缓发性公共安全风险的反复性,因其具备规律性的风险要素,这一类型的公共安全风险呈现出一定的周期特征与回归特征,致灾因子以及环境条件二者间的反复作用使其产生了融入人类社会常规运转的可能性。
二是长期性。缓发性公共安全风险的长期性又可细分为风险起源的长期性与风险爆发后的持续影响性。这一类型风险因多元化、多种类的不同因素相互作用而起源,因此风险在起源与发展阶段的历时较长;在影响上,虽然与突发性灾害相比,造成的生命安全等极端威胁较少,但随着情况的日益恶化,其他方面的影响会不断增加。如地区经济水平持续走低,人们生活品质的长期下滑等。
(二)终身性生命教育与安全教育:面向公共安全风险的教育屏障
公共安全风险是现代社会运行中直面人类生命安全与生存境况的巨大威胁。从公共安全风险的特征与终身教育的属性上看,终身性的生命教育与安全教育将成为应对公共安全风险的现实路径。终身性的生命教育将导引人们探索生命的意义,帮助人们在终身性的历程中不断地认识生命、欣赏生命、保护生命、珍爱生命,从而实现生命的真实价值,这是源自终身教育的生命理念;终身性的安全教育将教人抵御针对生命、财产、环境的可能性危害,提高人们自我保护的意识与能力,从而全面提升人们面向公共安全风险的应对力。
终身性生命教育指向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在人类全整生命历程中所进行的生命意识培育、生存能力培养和生命价值升华教育,目的在于使生命价值充分展现于人类的生命实践过程,核心在于珍惜生命、凸显生命的价值、质量与尊严。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36]。生命教育是关乎生命历程与生命超越的理念与事业,同时也是终身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人们在终身性生命教育中,学会尊重生命的独特性与唯一性,理解生命的宝贵价值与不可替代性,从而在主体性意义上澄明人们珍惜生命、保卫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终身教育以其独特的文化感召力,对公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和精神状态都具有直接影响[37],终身性的生命教育将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升人们对生命的认识深度,唤醒人们对生命的珍惜与渴望,这为面向公共安全风险的人们注入了生命本源式的精神力量。无论是在突发性抑或是缓发性公共安全风险中,因人们对生命的执着与坚持实现自救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也从生活实践的角度证明了生命教育之于人们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对生命的尊重与珍视是人们面向公共安全风险时应持有的观念性前提,终身性的生命教育将帮助人们学会有意识地、有效地保全自己的生命,学会珍惜和热爱自己及他人的生命。
终身性的安全教育旨在使人们在生命历程中更加重视生命安全观念,更有效地在生活中控制、预防、排除及避免意外伤害事件,丰富维护生命安全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养成相应的良好习惯,以免面临生命威胁与相关损失。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将“重视安全教育”作为战略主题纳入总体战略规划[38];2020年,教育部印发的《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强调了新时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重点对大中小学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13个重点领域开展安全教育[39]。在公共安全风险频发、安全教育重要性日益凸显的今天,以一种终身性视角构建的终身安全教育体系势在必行。安全需求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终身性安全教育是为人们提供安全意识、普及安全技能、提升安全素养的终身性教育活动,以在全整生命历程中守护人身安全为目标。终身性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应体现不同年龄段的需求,在教育体系中保持自然衔接与系统连贯,并将实践训练贯通于各阶段的安全教育内容中,这将成为人们面对公共安全风险时的有力保障。
终身性的生命教育赋予了人们珍爱生命的意识与价值,这将提醒人们为何要寻求安全、规避风险,为何要保护自己的生命,以及自身生命的独特价值;安全教育授予了人们应对风险、规避风险所需的知识、技艺,赋予人们获取安全、远离风险、保卫生命的具体能力。终身性的生命教育与安全教育的互释互构,促成了人类在生命历程中长期性、永续性地自我珍视意识,与自我保护的能力。终身教育也由此成为人们应对社会性公共安全风险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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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ifelong Educational Responses to Societal Risks
WangTianjian LiZhengtao
Abstract: In a modern society where social risks are frequent, lifelong education, as a principle, measure and path for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realistic choice for human beings to respond to and eliminate social risks. Lifelong education, with its unique educational attributes and functions, has become a realistic choice for human beings to respond to and eliminate social risks. At a time when social risks of knowledge are frequent, lifelong education responds to the risk of knowledge fragmentation with lifelong, systematic and systematic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responds to the risk of knowledge falsification with corroborative and updated sources of knowledge and lifelong cultivation of knowledge judgement; in the face of the spread of social risks of emotion, lifelong education responds to the risk of individual emotion with the value of life and life reality advocated in its educational values. Finally, in a modern society where sudden and slow-onset public risks are frequent, lifelong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people’s ability to cope with risks through life education and safety education, providing a unique contribution from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o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society.
Key words: sociability risk; lifelong education; knowledge risk; emotional risk; public safety risk
初审:王远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