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需要从横向国际比较中总揽全局。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且国际实质等效可比的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拟合教育现代化指数，分析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国际方位。研究发现，在以高收入国家为主体的51个国家中，我国教育现代化指数排名第17位。我国义务教育毛入学率、高校毕业生中STEM专业学生占比等指标指数排名第1位；高等教育留学生数占全球的比例、高中毛入学率、政府总支出中教育占比等指数排名处于前三分之一位次。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生均财政经费支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指数排名处于相对靠后位次。对比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国际坐标方位，在新的起点上，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要确保优先发展教育事业，适时提高教育投入；推进高中及高等教育更高水平普及，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逐步提高教师准入学历标准，切实增加教师工资收入；进一步丰富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内涵，提升开放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国际方位；未来路向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教育事业在短短几十年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在全球教育史上可谓是独一无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经历了由旧到新、由小到大的非凡历程，实现了从文盲大国向教育大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把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1]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领域的教育现代化，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基于中国教育行动实践，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既彰显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教情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同时也是具有世界教育现代化一般特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积极回应乃至引领时代要求和趋势的教育现代化。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3]从辩证法关于一般和个别的道理来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这个命题本身就是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如果把教育现代化看作是一般、共性和普遍性，那么，“中国式”就意味着个别、个性和特殊性。所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内在地包含着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之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一致性。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世界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典型案例，既遵循世界教育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更体现中国实践的本土特色。[4]
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是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也是把我国建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是过程和结果的辩证统一，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一体两面，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呼应并推动教育强国建设，教育强国建设进程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中进行审视，需要对照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所确定的“主框架”和目标，以及所描绘的“作战图”与制定的“进程表”进行过程性监测和进展成效研判。事实上，今天我们不仅需要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合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还要把中国的过去、现代和未来放在国际视野下进行审视。由此，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动态进程和成效，既需要从纵向的时间视角追踪其发展历程和成就，也需要从横向的空间比较维度总揽全局，拓展世界眼光，在全球视野中多维度立体呈现和准确理解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成效、所处的国际方位，进而在国际比较中研判教育强国何以为强。现代化“本质上是指人作为主体认识、掌握、占有客体世界的一种发展程度，是指在现时代人认识、掌握、占有客体世界的最高发展水平”。[5]从发展程度或水平的角度理解现代化是一种正确且深刻的把握，判断是否实现现代化，就看在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是否达到现时代的最高发展水准。[6]由此而言，在国际坐标中审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方位，尤其是从与发达国家的横向比较中，研判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否达到现时代的世界最高发展水准，在全球视野中把握中国式教育现代所取得的成就，凝练和彰显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优势和特色，发现需要克服的短板和弱项，进而从深化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改革、加快建成教育强国的角度提出相应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在紧密联系世界中发展自身，并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的繁荣稳定。伴随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步伐，中国将更加紧密地联系世界。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图景，加强中国教育现代化实践探索经验和发展成效的国际传播，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推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的重要现实体现。事实上，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中国式”之关键，就在于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不仅引领和推动着教育强国建设，而且要在世界教育现代化探索进程中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7]
二、测量国际方位的工具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释的“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构建研判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国际方位的指标体系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要在中国基本国情下研判，在遵循历史逻辑从纵向发展的视角审视进展和成就的同时，也需要在全球视野中基于国际可比数据分析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所处的方位。
（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且国际实质等效可比的“坐标体系”
科学研判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国际方位的前提是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且国际实质等效可比的指标体系，而构建这一“坐标体系”的关键是坚持国际视野与本土关照的总体思路。2016年，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的《教育2030年行动框架》明确了全球教育2030的具体目标和监测指标。[8]我国高度重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郑重承诺，以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己任，团结协作，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不断向前！”可持续发展目标适用于全球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适用。[9]由此，教科文组织《2030年教育行动框架》最新更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4的正式指标清单可作为主要参考的国际指标。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是我国新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文件，系统勾画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愿景，明确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主要预期指标。应该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战略目标和主要具体预期指标为构建体现中国特色、彰显中国国情和教情的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框架。事实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总体目标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相呼应的。此外，我国2035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有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目标要求，以及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总体目标和具体指标也是构建具有本土特色和国际实质能效可比的坐标体系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遵循以上思路，在经过广泛征询和吸收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本研究确定了指标选取的四项基本原则：
一是指标具有全球意义，且适应本土实际。选取可适用于广泛的国家环境、国际通用指标，指标内涵和数据统计口径与国际规范实质可比，可以直接比较各国的表现。同时，每项指标对于我国本土实践而言都应具有实际意义或价值。
二是数据来源权威、可获得且更新及时。数据来源于公认的国际组织和国家官方统计和调查，或其他有信誉的来源（如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等）。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权威性、可获得。同时，选定的指标应是最新的，并是合理时间（一般为最近5年）内公布的数据。
三是覆盖范围具有代表性。考虑到我国的人口、人均GDP等国情特点，本研究对研究对象国家的遴选，遵循以下条件：①根据世界银行2023财年的划分标准，属于中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②2021年人口大于500万的国家；③考虑到印度世界人口大国的因素，尽管印度为中低收入水平国家，但也把其纳入分析国家范围。此外，考虑到数据的缺失率（指标/监测点数据缺失率不超过20%），最终纳入本研究分析范围的国家有51个；其中高收入水平国家31个，占比为60.78%，中高收入水平国家19个，占比37.25%。（图1略）
四是以定量测评指标为主。选定的指标应具有统计上的充分性，有可靠和有效的保障措施。由此，选取指标以定量统计指标（相对指标，如百分比、人均等）为主。
遵循以上原则，在对教科文组织最近更新的44个指标进行逐条元数据和统计技术报告（Metadata and Methodological Documents）[10]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中提及的教育举措和承诺、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主要预期指标、我国“十四五”时期教育事业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主要指标、国家教育“十四五”规划主要发展目标，采用直接选取、改进、扩展或替代等国际指标本土化改造的主要方法，同时充分听取权威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拟定了用于研判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国际方位的、彰显中国特色且国际实质等效可比的指标体系（见表1）（表1略）。
（二）编制科学、直观的综合性教育现代化指数模型
作为一种越来越被认为是进行政策分析的有效工具，各种各样的指数或综合指标（Composite indicators，CIs）在全球各地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因为这种直观且易于开展国际比较的工具，能够用来说明广泛领域中的复杂问题。[11]在本研究中，编制教育现代化指数的程序包括以下步骤：
1.极端值处理
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研究把与前后一年相比存在明显不符合常规（急剧增大或减小）的指标变化值进行删除，并使用该年份前后一年邻近点的值作为替代值（本研究中出现极端增大值的情况一共有4处）。
2.归一化
对本研究遴选的51个国家的29个最基础一级指标或监测点的原始值分别进行无量纲归一化处理，以解决指标的可综合性问题。为避免最基础一级指标或监测点之间的量纲影响，增强指标或监测点之间综合运算的有效性，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等指数计算方法，使用极大极小值法对各指标或监测点在2020年的观察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在综合确定每个指标或监测点的上下限阈值之后，利用公式1-1将指标变量值线性转化为[0，1]的尺度范围。
（公式1-1）
（公式1-2）
其中，i表示测度指标点，j表示不同的国家，Xij和Iij分别表示原始值和归一化后的指数值，I'ij表示最基础一级指标或监测点的归一化指数值，maxXi和minXi分别表示测度指标点的最大值和最小值，Wik为监测点i的权重（k=1～5）。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最大值和最小值（即上下阈值）的设定方法，诸如全球创新指数（GII）、人类发展指数（HDI）所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本报告研究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法，综合考虑了以下因素：①各指标或监测点原始观察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②《教育2030年行动框架》确定的目标值，③其他国际协定、宣言或承诺中提出的目标水平，以及④《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国家经济社会“十四五”发展规划和国家教育“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设定的目标值，并结合专家的意见建议，最终确定了各个最基础一级指标或监测点的上下限阈值。
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中包含正效指标和逆向指标（负效指标）。正效指标是指该项指标或监测点的值越大，效用值越高。如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各级教育毛入学率等。逆向指标是指该指标或监测点的值越大，则效用越低。如生师比。本研究对此类逆向指标的处理采用如下方法：
（公式1-3）
其中，X'ij表示反向化处理后参与计算的指标值，Xij表示逆向指标的值。
此外，为了增加不同国家之间的数据可比性，在指数构建和拟合过程中，主要使用相对占比代替绝对数字，但在有关生均教育支出等部分指标使用了对数处理的方法以缩小变量尺度（见公式1-4）。
（公式1-4）
3.权重
鉴于教科文组织早期关于给某些可持续发展目标或特定指标分配更高的权重方面没有达成共识，结合经合组织（OECD）和联合国对可持续发展指标权重赋值的方法，本研究在指标层面采用同等权重（equal weighting，EW）。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同等权重并不意味着“没有权重”。考虑到不同指标是所包含的次级监测点数量不均等，因此引入了所谓的“隐性加权”，如生师比下的4个指标的单个权重相对小于用于衡量教育财政投入的单一指标。换言之，生师比所包括的4个指标的每个权重为教育财政投入单一指标权重的1/4。
4.指数拟合模型
对指标层面指数的汇总拟合工作分两步进行。首先，在对各个指标指数进行汇总之前，对每个指标的次级监测点进行合并（公式1-2）。这种方法允许以后为某个特定的指标增加新的变量或次级监测点，而不影响每个指标在总分中的相对权重。如上文所述，指数模型构成及其计算方法主要经过标准化和合成归一化两个步骤。本研究中把指标层面的权重视为等权，教育现代化指数（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ndex，EMI）拟合计算方法见公式1-5。
（公式1-5）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关于教师收入指标的数据主要为OECD国家有统计数据，其他国家的数据较多缺失。故此，不纳入教育现代化指数计算之中，但会在后文使用绝对值进行国际比较。
（三）采集与处理多来源数据信息
1.数据来源
本研究综合使用以官方数据源为主，且包括部分非官方数据源的多源数据（multi-source data）。官方数据主要是指由政府机构提交或发布的数据，官方数据来源主要包括：①教科文组织UIS数据库（UIS.Stat），②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 Open Data、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③经合组织数据库（OECD.Stat），④欧盟教育和培训数据库（Euro Stat）等，以及美、德、英、芬、加、日、韩等国家或地区的相关官方数据库，进行一手国际数据信息的搜集和整理。
非官方数据通常是由非政府机构发布的权威数据，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等。非官方数据来源可以弥补官方统计中的部分数据空白。此外，在某些情况下，非官方数据也可以被用来改进有明显偏差的官方估计，如一些学者研究报告中的数据也作为本研究的重要参考数据信息源之一。
2.参考年份
一般而言，源自政府官方机构（UNESCO、OECD、世界银行等）的国际数据通常有2-3年的时间滞后差，在某些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国家的数据更新甚至更慢。由此，目前实际可获得的最新国际数据主要为2020年更新的数据。为了保持比较年份的一致性，在指数计算时，我国数据选取年份与国际数据实际可获得的最新年份保持一致。总体而言，本研究报告中指数拟合计算所包含的数据参考年份有74%是2020年的，有22%的指标或监测点数据是2018-2019年的数据，2021年的数据为4%左右。
3.缺失值的处理
针对国际数据存在普遍缺失或滞后性的问题，本研究借鉴教科文组织的经验，一般不归纳或模拟任何缺失数据。在对2020年的缺失数据采用前后三年的最近年份数据进行补充的总体原则同时，对以下变量做了例外处理：①高校毕业生中STEM专业占比。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报告（2022）称，我国STEM本科毕业生占比在近十年维持在50%左右，STEM专业毕业生总量占比2019年为47.2%。对于2020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中STEM专业占比，我们假设其数值为47.2%。②成人识字率。许多高收入国家已经实现了高识字水平，不再进行识字统计。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做法，对于没有报告该数据的高收入国家，我们假设其成人识字率为99.0%。③高等教育留学生占全球留学生的比例。国际教育协会（IEE）给出了2020年占全球留学生比例前10位国家的具体数据，在结合2016—2020年全球留学生占比每年排名前10国家的变化情况后，对没有相关数据的国家我们假设其在该指标的数值为0。④毛入学率。对于极个别没有报告入学率（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的国家和地区，在无法获得2020年前后三年或五年数据的时候，我们综合采用该国家所在收入水平国家平均值、所属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平均值作为替代值。⑤过去12个月内接受过在职培训的教师百分比。对于个别没有报告该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且在无法获得2020年前后三年数据时，我们使用TALIS2018相关调查数据作为替代。⑥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提供教师年均工资收入的国家主要是OECD成员国，我们在拟合国家指数或排名时会给出不考虑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情况下的结果，并另外给出与OECD等主要国家教师工资收入的比较结果。
三、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在国际坐标中的优势与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系统总结了推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九个坚持”，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根本问题。“九个坚持”述明晰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指明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唯物论表现、辩证法和主要方法论表现，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和依靠教师的群众路线。[12]在国际比较中检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优势与短板，是对“九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的有力佐证，也为新时代我国教育现代化改革发展指明重要战略抓手。
（一）坚定道路自信：我国教育现代化总体水平处于国际领先位次
根据测算，2020年我国教育现代化指数为0.738，在本研究选定的以高收入国家为主体的51个国家中位列第17位，处于前三分之一的领先位次。这一结论可谓是“（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13]的有力注脚之一。与此同时，美国以0.818的教育现代化指数得分排名第1位。从相对位次来看，我国与加拿大、法国的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基本相当，但略低于加拿大。具体而言，我国教育现代化指数低于美国、澳大利亚、韩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但高于法国、新加坡、日本等发达国家，远高于巴西、印度等世界人口大国，反映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发展成就在国际上处于较为领先的位次。
在本研究选定的51个国家中，我国教育现代化指数在“义务教育毛入学率”“高校毕业生中STEM专业学生占比”“小学和初中教师接受在职培训的比例”三个指标的指数排名均排名第1位。除了以上三个指标指数排名处于第1位外，我国“高等教育留学生数占全球的比例”“高中毛入学率”的指数排名分别处于前3名和前10名。同时，我国“政府总支出中教育占比”“最后一学年毛在学率”“青年/成年识字率”等指数排名均处于选定的51个国家中的前三分一位次。需要提及的是，由于选定的51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义务教育毛入学率”指数均接近1.00，由此，虽然我国在“义务教育毛入学率”指数排名中处于第1位，但在指数数据表现与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呈现绝对的领先优势。
整体而言，从教育现代化指数表现和排名来看，我国教育现代化在义务教育普及、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高等教育STEM人才培养供给、留学生教育事业发展、高中教育普及和成人扫盲，以及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占比等方面在本研究选定的51个国家和地区中处于领先的位次。但与此同时，我国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生均财政经费支出”“中小幼生师比”“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指标的指数和排名上处于相对靠后的位次。
此外，从主要方面来看，2020年，在中国教育现代化指数15个主要方面中，反映义务教育普及水平等内容的“义务教育毛入学率”“最后一学年毛在学率”、高校毕业生中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专业毕业生占比以及反映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之一的“青年/成人识字率”和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情况的“小学初中教师接受在职培训的比例”等指数较高，均明显超过总指数；其次是反映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内容的“幼儿园毛入学率”，以及另外两个与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紧密相关的“高中教育完成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以上几个主要方面的指数得分均大于中国教育现代化指数总得分，成为突出体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水平和特色的主要领域。
然而，相对于指数总得分而言，在反映教育经费支出与保障水平方面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政府总支出中教育占比”“（中小幼）生均财政支出”、师资队伍建设规模水平的“（中小幼）生师比”，以及教育国际影响力的“高等教育留学生占全球的比例”，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方面的现代化水平得分则均小于中国教育现代化指数的总得分，成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补短板、强弱项的重要突破点和努力方向，特别是主要反映教育经费支出与保障水平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指标，需要在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给予着力关注。（表2略）
（二）见贤思齐：与领先国家相比查不足
与教育现代化指数排名前16位的国家（以下简称“领先国家”）相比，我国在“政府总支出中教育占比”“义务教育巩固率”“高等教育留学生占全球留学生的比例”“小学和初中教师接受在职培训的比例”等指标的指数方面，均具有一定相对优势。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指数上，我国与领先国家的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瑞典“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指数排名第1位，澳大利亚、美国、芬兰等国家排名前10位，英国、加拿大、韩国排名前15位，排名第16位的德国在该指标的指数也明显高于我国。与以上领先国家相比，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指数偏低。尽管自2012年以来，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连续10年保持在4%以上，达到了“将至少4%到6%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拨给教育”的国际倡议，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2020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不及澳大利亚（6.10%）、美国（6.05%）、芬兰（5.88%）、英国（5.53%）、法国（5.50%）、德国（4.66%）、韩国（4.68%），甚至不及中低收入国家的印度（4.47%）。此外，与世界平均4.3%和OECD国家平均4.9%的水平相比，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还有一定差距。
二是在高中教育完成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指数表现上，我国与领先国家的相比仍存在提升空间。当前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学前教育实现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已实现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实现基本普及，高等教育实现了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尽管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然而，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我国高中及高中后教育阶段的普及程度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从高中教育完成率指数来看，韩国“高中教育完成率”指数排名第1位，美国、加拿大、芬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排名前10位，英国、德国排名前15位，排名第16位的丹麦也明显高于我国。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数来看，澳大利亚、韩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数排名并列第1位，芬兰、美国等国家排名前10位，加拿大、德国、英国排名前15位。与以上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数明显相对偏低，与排名第15位的以色列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
三是与高中及高等教育阶段普及程度明显相关的是，我国在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指数与领先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的核心指标。从具体数据来看，德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数排名第1位，美国、英国等国家排名前5位，芬兰、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排名前15位。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数均高于0.90，而我国在该指数的数值仅为0.79，且与同属东亚的韩国相比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差距。近年来，我国教育普及的全方位跃升带来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显著提升。在此处需要特别提及是“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青年/成年识字率”“最后一学年毛在学率”四个指标指数及排名表现的关系。由于我国义务教育高位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也位于高水平位置，由此我国“青年/成年识字率”指数得分和排名位次较高。与此同时，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数表现和排名处于后进位次，作为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主要指标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数及排名也相对靠后。巧合的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数排名十分靠近。从这一角度来看，并考虑到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因素，未来进一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是提升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的重要着力点。
四是从经费投入来看，我国与领先国家相比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近十年来，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实现翻番的同时，生均经费水平也实现历史性跨越，生均财政保障水平大幅提高。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幼儿园、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普通高校，分别是2011年的3.3倍、2.2倍、2.4倍、2.5倍、2.1倍、1.5倍。[14]然而，从具体指数数据来看，瑞士“生均财政经费支出”指数排名第1位，排名前5位的国家中除了丹麦等人口规模较小的北欧国家之外，美国也位列其中。芬兰、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生均财政经费支出”指数排名都在前10位之列；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生均财政经费支出”指数排名均在前15位之列。从指数表现来看，我国“生均财政经费支出”指数与以上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差距。
此外，尽管近年来我国教师工资收入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但与OECD成员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师工资收入水平仍存在不小的差距。通过购买力平价美元（PPP$）换算后，2020年我国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分别约为英国、法国，以及OECD、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约为美国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的30%，约为德国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的20%。
五是在师资队伍规模保障方面，我国与领先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较小的生师比有助于取得更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通过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等举措，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5]2021年我国专任教师总数与2012年相比增幅达26%，专任教师总数达1800多万人。[16]本研究中，中小幼生师比指数是经过逆向处理后的指数，指数越大表明生师比越低。从具体指数数据来看，瑞士等北欧国家的生师比指数相对较高，表明北欧等国家中小幼教育阶段的生师比较低。德国、丹麦、芬兰等国家生师比指数排名第10位，加拿大是生师比指数排名前10位中唯一一个非欧洲国家。从数据表现来看，我国生师比指数明显高于英国，但与德国、芬兰等国家的生师比指数差距较为明显。此外，我国生师比指数与澳大利亚、韩国和美国生师比指数均存在一定的差距。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韩国教育现代化指数为0.762（排名第7位）。在教育现代化指数的全球排名中，韩国是唯一一个进入全球排名前10的亚洲国家。与韩国相比，我国教育现代化指数与之有较为明显的差距。从具体指数表现来看，韩国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高中教育完成率”“幼儿园毛入园率”“高中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生均财政经费支出”等指标指数上，与我国相比均具有较为明显的领先优势。
（三）戒骄戒躁：与后进国家相比看“追兵”
尽管从教育现代化综合指数来看，我国排名第 17位，但在具体指标指数的排名上，仍存在具体单项指数在51个国家中排名靠后的情况。因此，遵循“见林又见树”的系统思考理路，与教育现代化指数排名位于我国之后的国家（以下简称“后进国家”）进行比较，能够在总结和巩固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相对优势的同时，还能更好地从多维的角度明晰我国教育现代化存在的不足和弱项。
一是从相对领先优势来看，我国在STEM人才培养、留学生教育规模和中小学教师专业培训等方面具有较明显领先优势。与后进国家相比，在包括我国在内的教育现代化指数排名处于后35位的国家中，我国“高校毕业生中STEM毕业生占比”指数具有领先优势。从排名来看，我国在该指标指数的表现上领先于新加坡、印度，远领先于法国、日本、巴西和南非等国家。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留学生占全球留学生的比例”指数具有领先优势。从排名来看，我国在该指标指数的表现领先于法国、日本、新加坡，且远领先于巴西、南非和印度等国家。此外，在包括我国在内的教育现代化指数排名处于后35位的国家中，我国“小学和初中教师接受培训的比例”指数处于第1位，且具有较为明显的相对领先优势。
二是与预想不同的是，在反映教育普及程度的指数方面，我国并不具备明显的相对领先优势。由于近几十年来全球各国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普及率取得大幅提升，[17]尽管我国的“义务教育毛入学率”“最后一学年毛在学率”等指数较高，但相对其他国家的领先优势并不明显。具体而言，在包括我国在内的教育现代化指数排名处于后35位的国家中，我国“义务教育毛入学率”指数处于第1位，“最后一学年毛在学率”指数排名处于中上位次的第9位。然而，在“义务教育毛入学率”指数上，在包括我国在内的教育现代化指数排名处于后35位的国家中，有12个国家与我国并列第一位，且另有6个国家的“义务教育毛入学率”指数在0.99以上。由此，我国在“义务教育毛入学率”指数上的得分虽然较高，但并不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与“义务教育毛入学率”指数差异性相似，与排名位于我国之后的国家相比，我国“最后一学年毛在学率”指数与紧随其后的5个国家的得分十分接近，领先优势并不凸显。
与此同时，我国的“高中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指数排名，在包括我国在内的教育现代化指数排名处于后35位的国家中处于中后位次。此外，我国“幼儿园毛入学率”指数处于第14位，属于中等位次，低于法国、新加坡等国家，但领先于日本、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国家。
三是在反映教育现代化发展成果的“劳动年龄平均受教育年限”等主要指标上，我国在相关指数上的表现不具备相对优势。根据七普数据来看，2020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91年，识字率提高至97.3%。然而，随着全球各国教育参与率的提高，使得所有国家的青年和成人的识字率在近30年间都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中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青年识字率，已与中高收入国家的青年识字率趋同，达到90%以上。[18]在以上全球背景下，我国在“劳动年龄平均受教育年限”“青年/成年识字率”等指标指数的相对领先优势并不明显。此外，在“高中教育完成率”指数数据表现上，在包括我国在内的教育现代化指数排名处于后35位的国家中，我国处于第20位，在该指标指数的表现上低于日本、新加坡和法国等国家，但高于巴西、南非和印度等国家。
四是从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方面开看，我国在相关指数上的表现与后进国家相比优势并不明显。在包括我国在内的教育现代化指数排名处于后35位的国家中，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指数处于倒数第15位，在该指标指数的表现上低于南非、巴西、法国、印度等国家，但高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与此同时，在“政府总支出中教育占比”指数数据的表现上，我国在35个教育现代化指数排名靠后的国家中处于第12位，在该指标指数的表现上高于新加坡、法国、日本等国家，但低于南非、印度、巴西等国家。
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未来路向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对比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国际坐标方位，在新的起点上，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改革发展工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应对人口发展新趋势、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一是改革完善教育投入机制，确保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落地落实。经济学领域的“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表明，[1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中，当人均GDP处于12000-23000美元区间时，政府总支出占GDP比重和社会性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重的提高速度均快于其他区间，这一时期被称为“瓦格纳加速期”。[20]202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了12551美元，已进入“瓦格纳加速期”，且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035年。[21]教育是我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第一大支出，结合以上分析来看，未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需要适当提高。此外，根据联合国有关倡议，一个国家的教育开支应将下列基准作为重要参照点：一是将至少4%到6%的国内生产总值拨给教育；二是将至少15%到20%的公共开支拨给教育。[22]从国际比较视角而言，202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为4.3%、欧盟成员国平均为5.1%、OECD成员国平均为5.3%，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5.2%、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1%。从具体国家来看，2020年美国在该指标的值为6.1%、英国为5.5%、德国为4.7%、法国为5.5%、加拿大为5.2%、澳大利亚为6.1%。相比而言，2020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4.2%，甚至不及同属亚太区域的韩国（4.7%）和印度（4.5%）。值得提及的是，作为我国不可忽视的战略竞争对手之一的印度，其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自2015年（4.1%）以来呈明显增加趋势。根据以上分析来看，要确保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不低于4%并适时增长，且不断完善国家、社会和受教育者合理分担非义务教育培养成本的机制，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同时要下大决心改革经费支出结构，优化教育经费使用结构，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倾斜，不断提高教师工资收入水平。
二是以进一步提高高中及高等教育普及水平为重要抓手，着力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在《人的现代化》中论及，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是现代化制度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在讨论国家现代化时，如果不考虑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23]受教育水平和年限是标识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又是现代化建设最基本、最重要的支撑。世界银行的有关研究发现，在全球范围内，个体每多上一年学，收入就会增加9%。这也是学者普遍提及的“劳动力受教育平均年限每增长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就可增加9%”[24]的重要依据。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发挥人力资源的潜力与优势是促进我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最大支撑。[25]从社会发展视角而言，教育普及尤其是高中及高等教育的高水平普及对整体提升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我国人力资源整体水平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作用。[26]从上文国际比较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相对发达国家而言，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目前部分发达国家2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超过12年，其中，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均达到13年、甚至超过14年，而我国这一数值没有超过11年。若按照年均递增0.1年的幅度，要达到平均12年（相当于高中毕业生的平均水平）可能还存在10年以上的差距。在我国各级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甚至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当下，仅靠目前我国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很难达到有力支撑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要求。由此，要推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协调发展，从增加增量、激活存量两个维度实施提升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的“双轮驱动”战略，构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贯通衔接的现代教育体系。即一方面要继续提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加快实现高中阶段教育的全面普及；同时，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由教育部、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多部门协同的国家职后人员教育和培训体系，形成至上而下和至下而上相结合的运行落实机制，在提升学历水平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职后人员适应产业新变革的需要。
三是进一步加强高质量专业化的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教必先强师，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27]学历结构是测度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重要维度之一。2021年，我国幼儿园、普通小学、初中、高中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分别为29.1%、70.3%、90.0%、98.8%，距离《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义务教育专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比例”在2020年要达到75%、到2035年将超过95%的目标尚存一定差距。此外，2021年，我国幼儿园、普通小学、初中、高中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学历占比分别为0.23%、1.89%、4.58%、12.39%。同时，作为我国师资队伍建设的薄弱环节，幼儿园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不到0.3%，而乡村幼儿园有超过20%的教师学历层次为高中及以下。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学历层次严重偏低，与高收入国家和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从具体数据来看，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已成为高收入国家，甚至部分中高收入国家基础教育师资队伍的主体。2021年，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学历的教师比例，英国分别为45%、45%、66%和66%，美国分别为53%、57%、61%和63%，瑞典分别为4%、30%、73%和86%，芬兰分别为8%、96%、96%和99%，韩国分别为21%、27%、32%和37%。2021年，德国小学、初中和高中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占比均达到100%；法国小学和高中阶段专业教师中研究生学历占比分别为33%和38%。[28]由此而言，在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进程中，要进一步健全教师资格制度，通过大力推动研究生层次教师培养，搭建教师专业培训与学历教育衔接的“立交桥”等举措，有步骤有计划地逐步提高幼儿园、中小学教师入职学历标准和在职学历水平；同时，要适应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和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强化职前教师培养和职后教师发展的有机衔接，通过优化教师职前教育、岗前培训与职后发展连续动态机制，切实提高教师数字化教育教学能力水平。
四是不断丰富教育合作交流和对外开放内涵，提升开放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教育现代化，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系统加快和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务实合作，全面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29]我国是亚洲学生重要留学目的国，已成为亚洲第一大留学目的国。在看到我国留学工作所取得成绩的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面对欧美等国家与中国“脱钩断链”的严峻挑战，我国留学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根据教科文组织2020年国际比较数据来看，在高等教育留学生占本国/地区高等教育学生总规模的比例上，我国仅为1.2%，[30]与中高收入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存在明显差距。由此，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以“一路一带”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做强“留学中国”品牌，建立包含教育系统等多部门多主体共同参与，涵盖来华留招生宣传、专业建设、日常教学和管理、毕业创业等环节的综合性留学生支持体系，加快探索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提质增效路径，不断丰富教育合作交流和对外开放内涵，实现共建共享共赢。其次，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等高等教育对外交流合作水平较高的国家重大战略区域为试点，打造来华留学生教育区域共同体，通过整合优势学科教学资源，构建来华留学教育课程共建互选、学分互认等中国区域版的“伊拉斯谟计划”，探索来华留学教育区域高校联合培养的机制和模式。同时，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IaH）办学新道路，丰富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合作交流内涵。此外，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以率先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2030行动框架”提出的目标任务为主要抓手，进一步深入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大倡议、重要议程、重点计划，积极贡献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加快形成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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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Strengths Shortcomings and the Way Forward
WangZhongkui ChenYueyang
Abstract: Chines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requires an overview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in the context of horizontal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By constructing an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ndex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arable international material equivalence, and fitting th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ndex, we analyzed the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and find that China ranks 17th out of 51 countries, mainly high-income countries, in th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ndex. The indexes of China's gross enrolment rate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STEM majors among university graduates rank 1st; the indexes of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s a percentage of the world, the gross enrolment rate in high school and the proportion of education in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rank in the top three quartiles. However, the ratio of national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to GDP, the average financial expenditure per student, the average number of years of schooling for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and the gross enrolment rate of higher education ranked relatively low. Comparing the international coordinate orientation of Chinese-styl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on the new starting point, China'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should ensure prior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raise education investment in due course; promote a higher level of popularization of high school and higher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gradually raise the standard of teachers' entry qualifications and effectively increase teachers' salary and income; further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in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openness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forward directions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