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代教育公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超越了西方教育理论在全球教育公平理论上的话语垄断。中国的教育公平话语变迁经历了从与西方政策话语一致的“消除贫困”“平等与全纳”“起点、过程、结果公平”等全球公共话语表达后，走向“人民立场”“面向人人”“公平而有质量”的中国特色话语阐释。“新时代教育公平”的表达转向不应是脱离了实践主体的概念罗列，而是表现为人民性表达、民族性话语、实践性阐释的“中国话语”。“新时代教育公平”的阐释向度更需要多学科的跨域融合、中国式的阐释立场、接受性的传播语境，“第二个结合”为“新时代教育公平”话语表达提供了阐释论纲和理论遵循。“新时代教育公平”的中国表达要从文化的主体性和包容性中释放内涵张力，从历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中提升实践内力，从人民性立场和创造性中寻求思想驱力。
关键词：新时代教育公平；话语表达；阐释向度；“第二个结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1]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公平赋予的新时代内涵。“新时代教育公平”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伟大实践，是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历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教育公平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教育公平是全球性的公共问题，以教育公平为主题的概念建构、政策语言、理论思想、传播符号等可统称为“教育公平话语”。“新时代教育公平”的中国话语阐释从一开始就不是自说自话的“独白”，而是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公平实践中寻找着“视域融合”和“阐释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2]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需要从中国贡献、道路、方法等方面来认识还原中国教育改革的独特经验和多元协同共治的奋斗历程，同时也是与世界开放沟通的中国声音、中国表达。教育公平这一重大的时代议题的“言说者”，不仅是政策研究者、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更是期盼民生福祉、共享教育改革发展成果的全体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影响着人的全面发展，其所感、所知、所思往往都会构成“言说内容”，因此在话语传播的路径和“言说形式”的选择上更需要一种阐释力量去加以解释和传播，不能长期受西方教育公平理论影响而失去原创性的生成动力。
一、如何建构“新时代教育公平”的现代化语境和中国式阐释
四十年来，我国教育公平内涵发展的演进过程，从最初的“教育权利平等”“教育机会平等”到“教育资源均等”，再到追求“公平而有质量”的话语表达转向，不是脱离了实践主体的概念罗列，而是基于人民立场构建的规律性、内涵性反思。“如何理解教育公平”“如何实现教育公平”成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问题体系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我国的教育公平发展先后经历教育兴国和教育强国阶段：前者关注教育普及、教育机会的公平化，旨在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上学需要，体现的是传统教育公平观；后者更加突出教育质量、教育过程及结果的公平化，意在契合人民群众的优质教育需求，表现为高质量教育公平[3]。从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到二十大报告中的“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作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话语先导，成为主流且具体的内容构成，需要更具公共性和共享性的话语表达。“高质量”在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的阐释体系中生成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被赋予“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向”等具有中国自主特色的话语体系及概念表达，这是学者们的理论术语，也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规律性总结，进而上升为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
（一）人民性：话语阐释的群众立场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始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美好蓝图的奋斗历程，从早期共产党人通过革命运动推进平民教育到新时代实施教育脱贫攻坚，运用群众性话语“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成为中国实现教育公平重大战略的主要经验之一。人民作为话语传播的接受者，不仅研究数字和理论中蕴含的规律，更需要理解规律形成的复杂过程，包括政策执行中的异化、难为、冲突和差异。人民群众不仅是国家教育公平战略的受益者，更是推动者和参与者，希望感知到中国经验生成的过程性表征而非简单统一的结论性话语。人民群众在获得政策性话语动员力量的同时，也需要通过话语表达进行制度评价和价值评估，进而再次回到实践活动中成为新的理论和实践话语的共同创造者。人民性引领下的话语体系就是将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变为具体的生活逻辑，将枯燥的理论语句转化为生动的民间故事，说群众能懂的话，讲群众身边的事，让群众愿意听、听得懂、听得进。马克思曾提到，理论能服人，则能把握群众；理论若透彻，则能服人，“所谓彻底，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根本”[4]。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发出“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的全民动员，并且用“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5]他用大白话讲大道理的方式向全国人民传达出教育公平的意义。邓小平同志的教育公平思想建立在以人为本、人人平等的原则和基础上，其表达风格同样是掷地有声且言简意赅。他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6]“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7]“在学术上，只要有创造，有贡献，就应该评给相应的学术职称，不能论资排辈”[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教育公平战略动员的大众化语言上又作出典范。他创造性地使用“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越穷的地方越需要办教育，越不办教育就越穷”“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等群众性语言阐释教育公平，这些话语凝聚民族精气神，易于传播，成为创新话语表达、实现提升改革话语传播效果的典范。
（二）民族性：话语传播的全球视野
“新时代教育公平”应该更加注重面向全人类共同理解的现代化阐释语境，让民族性话语成为更好地传递教育公平经验的媒介和载体，站在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去审视大国角色扮演中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中国特色的民族性话语具有更广泛的表达空间与解释力、说服力。中国学者已经具备了建构话语体系的原材料，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丰富教育实践和经验，却缺少建构中国教育学话语的主体自觉。[9]从四十多年的历史变迁中总结“新时代教育公平”独特发展路径的价值与意义，并得出一套有别于西方世界尤为流行的“现代化图式”的发展模式，仅仅研究或关注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不全面的，而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具有符合其发展特点和传播特征的话语局限性，难以满足中国实践场域和话语体系的话语表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应指向属于自己民族性、个体化的多通道感知域的建构与理论化的思考。中国的教育公平话语变迁经历了从与西方政策话语一致的“消除贫困”“平等与全纳”“起点、过程、结果公平”等全球公共话语表达后，走向“人民立场”“面向人人”“公平而有质量”的中国特色话语阐释。
话语传播是构建“新时代教育公平”话语体系的窗口，其传播的实际效果直接影响经验的说服力和理论的解释力。“公平与质量”成为国内民众和全球公民通过多维度、大历史的视角展开讨论的重要议题，迫切需要民族性话语与世界性话语的灵活转换和呼应。目前，我们还未建立起与中国教育公平伟大成就相称的较为完整系统的民族性和世界性话语体系，使得国际社会对“新时代教育公平”中包含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等的了解有限，不能更好地向世界展示具有高水平国际影响力的教育公平。
学界对建构创新中国话语体系的意识较为薄弱，对中国独特的经验和理论体系普遍存在“难以言说”或者“声量不足”等问题。从话语传播角度来看，拥有民族性的话语体系是建立“四个自信”的精神前提。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通过研究不同国外受众的习惯和特点，择取中外融通的概念、范畴和表述方式，把我们想说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从而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10]如何运用民族性话语阐释教育公平这一全球共同性问题、贡献世界主义逻辑的智慧方案，值得我们思考。
（三）实践性：经验理解的共振追求
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一切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事物，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解决。[11]马克思这一重要观点所提供的方法论原则，为我们审视中国理论学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新时代教育公平”的经验生成是一个历史性过程，也是一个实践性过程，尤其是对理论文本的解释，呈现出开放性和生成性的特征。“新时代教育公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础上生成，在毫无前人经验可循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开天辟地的道路，其中蕴含的客观规律被广泛证明是科学的且超越国家、民族、地区界限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赋予“公平理论”中国阐释的历史使命。中国的教育公平理论只有在过去和现在时空类似或境遇叠加时才有被实践性阐释的可能。
“构建符合‘用学术讲政治’原则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实现学术性话语与政治性话语的同频共振、良性互动显得尤为重要。”[12]中国的教育公平历程离不开最广泛的政治动员，政治性话语构成了教育公平中国经验的最初语言形态，通过政策文件以政策性话语的形态在全国范围内一层一级、自上而下地传导，经过复杂的执行过程，再自下而上地以数据、图片和工作报告的形式反馈至中央，成为教育公平实践最重要的实地记录。学术性语言更多则是以“旁观者”的观察和分析形态存在，一方面为政治性话语提供阐释与解释支持，另一方面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理性力量，从思想层面对实践进行“提炼”和“加工”，再上升为政治性话语、学术性话语和传播性话语三种形态。
“新时代教育公平”需要运用学术性语言增强对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实践性阐释，提炼出合理的新理论，概括出实践的新规律。但是，公众始终被学术性话语的“精致”和“深邃”困扰，很难抓住理论的根本。如何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将实践问题准确表达出来，使之学理化地呈现，这是一个对实践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感性材料进行甄别和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维加工过程，是中国阐释的核心问题。其关键在于提炼出对实践发展有意义的“真问题”，并且不能因思维的加工而忽略或切断其与实践的有机联系，变成“纯粹观念的呓语”[13]。
二、寻求“新时代教育公平”中国阐释的三重向度
现行的国际公平理论普遍通行的模式是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帮扶贫困阶层或地区，以此来带动贫困阶层或地区一起发展、富裕；或是通过政府财政津贴经由大企业再陆续流入小企业、消费者之手，从而更好地拉动经济增长。此外，人力资本理论和权利理论对教育公平问题的认识由外部环境转向了人本身，强调公平的实质并非收入不足，而在于“基本能力的普遍丧失与一系列不同权利的不充分”[14]。“新时代教育公平”的中国阐释是在对全球化教育公平理论的批判和反思中建构起来的，冲破了长期存在于个人能动性与社会结构关系的“理论悖论”和“理论霸权”，进而以中国教育公平的具体实践为基础总结提炼出具有世界普适性、引领性、适应性的学术话语体系。
（一）多学科跨域
有两种视角帮助深度理解中国教育公平的发展道路：一种是历史经验的研究，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分析影响中国教育公平伟大实践的诸多因素，包括党的领导、治理结构以及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利弊得失；另一种是通过经验描述进行制度机制的研究，提出各自多学科对话的解释范式，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新时代教育公平”的中国阐释宏大且复杂，任何一种单一的学科话语都难以进行整体性解释，历史演进中的多种因素也不是任何一种理论模型所能完全解释清楚的。例如，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人口论》将人口增长与贫困相联系开展经济学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 A. Lewis）提出“二元经济”理论，以及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 W. Schultz）将超越传统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用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一直到1998年，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在收入贫困之下还隐藏着更为本质的决定性因素，即“能力贫困”。然而，这些通过研究经济学学科轨迹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公平理论局限于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表象解释，无法超越、结合“全域视线”，因此，用这种逻辑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时代教育公平”事业，难免会陷入解释的无力感和碎片化，难以形成一整套经过实践检验的教育公平理论体系，而且基于公平问题的历史脉络的纵向研究也局限了多学科横向“视域交汇”的可能性。
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都按照各自的“学科语境”形成各自的学术话语表达，导致人们对教育公平的认知极具复杂性和模糊性。强烈的学科意识会造成概念的区隔，不同的学科立场也会带来沟通的壁垒，话语权的争夺更不利于形成研究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如果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的跨学科“新时代教育公平”研究语境体系，则多学科在相互承认和理论观照中会形成阐释共识。
（二）中国式转向
“新时代教育公平”的中国阐释必须植根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建构出具有极强解释力的教育公平中国经验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扎根于中国古老的教育传统，关于阐释的公共性的理解，是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而生成的，而非依赖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中文中的“阐”字，蕴含着彼此协商、相互借鉴、共同提高、达成共识的意思。[15]中国学者们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古典智慧中汲取对“新时代教育公平”的阐释方法，以期寻得一条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从而创立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的中国式立场转向，以“对话和互鉴”共存于中国人的学术话语和思想日常中。
关于中国阐释学传统及转向，有学者将阐释理解为一种公共行为，提出达成共识必须构建公共言论基础，认为真正的“中国解释学理论”应是在充分了解西方解释学，并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历史上注释经典的问题作系统地研究，又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丰富地注释经典的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之后，找出与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有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并有意识地把中国解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这样也许才有可能成为一门有中国特点的解释学理论（即不同于西方解释学、且以研究中国对经典问题解释的理论体系）。[16]“新时代教育公平”作为“中国问题”而成为“中国话语”的阐释对象，中国学者究竟应该如何继承与创造性地将中国古老的解释传统转化为更具包容性的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从而能够在对话与倾听中得以调和“中西古今”之争，做到“和而不同”，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建构，这是目前亟待思考的问题。
（三）接受性回归
“新时代教育公平”始终是在与人民群众的“对话”中发挥它的功能和使命，通过理论力量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教育公平的伟大事业，进而影响接受者摆脱陈旧的发展观，认识到改善民生、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重要使命。因此，中国阐释承担的传播功能就是向不同群体、不同层面的社会公众传播教育公平实践意义和精神价值，以提升全社会参与“新时代教育公平”伟大实践的整体认识水平，推动全世界人民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历史步伐。
从古希腊到当代西方哲学，从老子、孔子到当代中国哲学，所有的思想亮点都是由一批批哲学家以关怀人类为使命，以通过其独特的思想内容和传播方式冲击接受者的精神世界为己任而缔造的哲学流动着的辉煌历史。[17]中西方的解释传统都在走向理论的表达与倾听而互为“说者”与“听者”。如果接受者被置于理论的视野之外，销蚀了理论的应有价值，致使理论“高傲”地将自己置身于脱离受众的理念独白，甚至还要求接受者仰视或是“生吞活剥”概念术语，那么，广大群众也就不再作为接受主体认同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更加放弃了从接受者转向传播者的行动自觉。
“新时代教育公平”的中国阐释是基于现实的真切关怀，表现出浓郁的接受导向的表达风格，从而成为赢得广大接受者的基础。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新时代教育公平”要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以及当代西方哲学“对话”，首先就是要向“接受者”回归。只有理论思想的创造者与接受者不断沟通，才能在接受者的感受、领悟与评价中把握住理论的方向，同时寻找到理论自身的创新动力。通过不同的传播媒介尤其是语言媒介，利用多种媒体为载体，使其依托现实生活，在与接受者的相互连接中实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贡献和实践创新。
三、“第二个结合”引领“新时代教育公平”中国阐释的话语超越
中国推进教育公平的实践蕴含着独到的发展理念和价值，也是构建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公平治理体系的过程。如何体现“公平而有质量”成为“新时代教育公平”最重要的议题，这意味着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如此循环往复、不断上升的过程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理论的必需。每一次循环，都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道路相结合的认知走向深化。这是一种科学的、辩证上升的循环，是对以往任何解释学循环的超越。“新时代教育公平”的中国伟大实践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由理解和解释指向应用并在实践中再生成新的理解和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思想提供了理论检验的“试验田”，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话语体系提供了“加油站”。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理论为理解和解释“新时代教育公平”提供内在动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也在不断为“新时代教育公平”的理解和解释进行调整和校正，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下一个百年目标提供前瞻性思考。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8]“第二个结合”创新理论带领中国人民重构史观、重塑认同、重释文明，逻辑自洽地阐释今日中国之治。在西方解释出现疲软的现实困境时，建设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视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融合而成的中国阐释成为重要且必要的学界责任。“第二个结合”所蕴含的文化主体性与包容性、历史自觉性与主动性、道路思想性与创造性等内涵特征具有异质同构的内在联系。“新时代教育公平”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实践中，将传统文化蕴含的智慧转化为改造现实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增强其阐释中国教育公平与效率、规模与质量、国家发展和个体期盼的话语能力。
（一）“第二个结合”呈现的文化主体性和包容性为阐释教育公平提供了内涵张力
“第二个结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守正创新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提供强大力量。“新时代教育公平”的话语阐释是立足中国国情、把握方法规律，在对教育公平发展历程的调查研究、概括总结的基础上凝练得到的。其理论发展得益于持续不断地从传承中华民族守望相助、和衷共济、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中汲取养料，为决胜教育现代化夯实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9]。
“第二个结合”为“新时代教育公平”的话语阐释提供了主体性和包容性相统一的文化张力。一方面，“第二个结合”首次从文化向度系统引领我们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有机融合，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将使马克思主义深植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土壤，并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实践精神和人民精神等时代精华融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来看，其思想和理论体系缘起于人类起源以来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最广泛的思想精华。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便是全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和智慧结晶。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与中华文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共振，并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中获得了广泛的实践经验、历史启迪和理论总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系列成果，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新时代教育公平”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绝不单纯只是中国意义的、地域性的封闭话语体系，而是具有现实指导性和普遍性意义的“中国经验”，立足中国大地，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第二个结合”呈现的文化主体性和包容性对“新时代教育公平”的整体图景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同时也为揭示中国教育实践的客观真理性和普遍适用性，引领世界范围内教育公平的阐释、推广、实践与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内涵张力。做好“新时代教育公平”的话语阐释，要坚持教育实践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现实，通过更多具有能动性、创造性、接地气的意义阐发和话语转换，将中国教育公平的伟大实践上升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迸发出更具生命力的解释力量。
（二）“第二个结合”体现的历史自觉性和主动性为教育公平阐释提供了实践内力
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归根到底取决于国家和民族能把握时代发展趋势，能在发展规律性中把握历史主动权。历史主动精神是建党精神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依据历史大势、发展规律、时代机遇，主动引领社会发展的思想、意识和经验的总结。“新时代教育公平”既是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历史自觉，也是党领导人民充分发挥历史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力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教育初心使命的历史主动。“两个结合”是新时代新征程掌握历史主动的必然选择，也是指导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实践密码。“新时代教育公平”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础上生成的，也是在根植于中华民族数千年人文教化的历史土壤中滋养的。
“第二个结合”为“新时代教育公平”的话语阐释提供了自觉性和主动性相统一的实践内力。历史自觉指向行动自觉，历史主动归根到底依赖于主动的实践。“新时代教育公平”本质上是一种契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教育善治。“善治”作为一种良性实践，一直被认为是在西方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然而西方国家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善治”认识是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个体”与“集体”、“群众”与“精英”相互对立的基础之上。从理论源头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治”思想进行审视，有助于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善治能力提供多元、系统、整体、过程、自然、现实的分析视角，充分体现出文化自信境域下“善治”模式的中国话语。中国传统的“善治”是一种系统性整体思维，“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朴素宇宙观、价值观和发展观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思想之一。《管子》中“善治”思想追求无治、礼治、法治、经治和德治相融合的“一体之治”，凸显了中国治理模式的历史传统。
“新时代教育公平”的伟大实践从思想上继承和发扬了“知行合一”的历史自觉性和主动性，为进一步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借鉴性示范。教育公平是满足人民群众的基础性和普遍性需求、兜住社会公平底线、推动全社会高质量的基础性工程。“第二个结合”引领下的“新时代教育公平”话语阐释要坚持围绕教育“善治”的具体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的具体实践中，推动“新时代教育公平”话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外来文化本土化和本土文化国际化的辩证式、螺旋式演替。
（三）“第二个结合”体现的人民性立场和创造性为教育公平阐释提供了思想驱力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人民始终是理论的“创造者”和“接受者”，在中国的优秀文化中始终突出强调了“民为邦本”“敬天爱民”的民本思想。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最鲜明的特征。“第二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性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的融合。推进新时代的教育公平，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实现教育公平与效率、规模与质量、国家发展和个体需要的平衡中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第二个结合”体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人民的创造主体性为教育公平阐释提供了思想驱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人，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自主活动和自由个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贯穿始终的出发点和最高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能够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20]“新时代教育公平”阐释的关键在于能否返回中国原点。当我们把马克思人学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相结合时，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进路呈现出一个双向互动的实践、应用过程。《尚书·五子之歌》提到的“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起源。政治的主要决定力量从顺从天意转向顺从民心和民意，政治要以民为本的思想逐步形成。孔子、孟子、荀子的“仁者爱人”“民贵君轻”“舟水之喻”确立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主调，西汉政论家贾谊提出的“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以及南宋朱熹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极大地发展了民本思想，晚明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以及20世纪初的孙中山等人完成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上千年的民本思想体现出以人民安居乐业为核心、重视民众的观念。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一种朴素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即重视民众力量、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动力，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历史观为开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1]毛泽东创造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观相融通，形成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邓小平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富国富民主张，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发展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和群众观点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实现最大程度的融合与转化。
在建设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人民是教育现代化建设、实现教育公平的主体力量，群众的获得感和认同感也是检验教育治理现代化成效的根本标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教育的现实需求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展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对“新时代教育公平”理论的内在性解释，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面向人人的“新时代教育公平”战略体系。做好“新时代教育公平”的话语阐释，应以个体的发展以及人类整体的进步作为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终极价值追求，坚持以人民立场作为追求公平的话语基点，坚定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关注教育改革实践中“人”的精神成长，进而外化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公平感、满意感和幸福感的言说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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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Education Equity in the New Era
Liu Ji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Education Equity in the New Era” inherits and develops Marxist educational ideas, surpassing the discourse monopoly of western educational theories in global education equity theory. The discourse of educational equity in China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global public discourse expressions such as “poverty eradication”, “equality and inclusiveness”, “fairness in starting point, process, and outcome”, 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western policy discourse, to a Chinese specific discourse interpretation of “people ’s stance”, “facing everyone”, and “fairness and quality”. The expression shift of “educational fairness in the new era” sh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ncept list of practical subjects, but rather manifested as the “Chinese discourse” of people oriented expression, national discourse, and practical interpretation. The explanatory dimension of “new era education equity” require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 Chinese style explanatory stance, and a receptive communication context. The “second combination” provide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expression of “new era education equity” discourse. The expression of educational fairness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should release the tension of connotation from the subjectivity and inclusivity of culture, enhance the internal force of practice from the consciousness and initiative of history, and seek ideological driv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people and creativity.
Key words: Education equity in the new era; Discourse expression; Interpretation dimension; Second combination
初审：王远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