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化是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演进过程，包括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文化—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本质与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一个从“家庭人”走向“社会人”、从“熟人”走向“公共人”、从“经验人”走向“知识人”、从“知识人”走向“智慧人”不断演进升华的历史渐进过程。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辩证审视经济、科技、人口与教育发展的现实发展水平与问题，有助于正确认识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艰巨任务：经济增长乏力亟待通过科技创新转型升级，而原始创新能力不强、技术依赖问题突出、成果转化率偏低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存在差距；人口出生率下降与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人口减少等人口数量与结构变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亟待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以“人才红利”代替“人口红利”；我国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教育财政投入支撑着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但教育投入水平、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人才竞争力都与发达国家水平、与建设现代化强国建设要求存在相当差距。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现代化的教育是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路径与方法，建设教育强国，走向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教育变革，需要坚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深化教育改革发展；需要从协同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入手，系统重构各级各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需要在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村教育改革发展，补齐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短板，着力提升农村人口现代化发展水平；需要以技术赋能教育，打造创新教育新业态，助力人的现代化智慧发展；需要建立与完善以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系统的支持与保障体系。
关键词：现代化国家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教育现代化；人的发展
现代化是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演进过程[1]，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及工业化的推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智能社会的巨大转变，引发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与战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本质与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需要通过教育现代化来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既有国际教育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既有国家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符合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和教育改革发展的独特使命与任务，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使命与核心任务。在实现教育现代化乃至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深刻认识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社会变革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挑战、新要求，妥善处理各种条件与因素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教育强国是实现社会主义强国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教育现代化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现代化国家建设需要人尤其是高素质的人来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既包括人以现代化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也包括人的现代化所达到的发展水平与状态。现代化的教育是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路径与方法；推进以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现代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系统工程，涉及主客观许多条件和因素，深刻认识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社会变革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挑战、新要求，需要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各种条件与因素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建设教育强国，走向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教育变革，需要坚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深化教育改革发展；需要从协同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入手，系统重构各级各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需要在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村教育改革发展，补齐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短板，着力提升农村人口现代化发展水平；需要以技术赋能教育，打造创新教育新业态，助力人的现代化智慧发展；需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建立与完善以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系统的支持与保障体系。
一、正确认识教育强国对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
党的二十大指出了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战略安排。在阐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相关表述中，提出了建设“数字中国”和“健康中国”，13次强调包括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贸易强国”“海洋强国”“农村强国”“体育强国”“网络强国”“文化强国”以及“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教育强国”。这15个相关表述，共同支撑起“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及“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以上表述，也并非在同一层面上，其中有的表述，涉及单一领域；有些表述，则涵盖多个领域和行业。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领域的“强”，都离不开“科技”和“人才”，而“科技”和“人才”又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教育强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发挥着基础性、战略性的支撑作用。
首先，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判断，是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要求的科学判断基础上，形成的对教育、科技、人才在整个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的创新性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期，亟待以科技创新激活发展动能，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就需要切实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需要打造创新平台，深化科技创新要素由分散转向高效聚合，持续向企业集聚。科技创新需要谁来实现？显然，需要高素质的创新人才；而高素质的创新人才需要通过高质量的教育来培养，基于此，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安排部署，以协同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
其次，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判断，体现了党对教育事业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几经变迁，从“经济建设”到“文化建设”到“民生和社会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并列，独立成章，即第五章——“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表明党对教育事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定位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在这一章里，充分肯定了教育、科技、人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赋予教育新的战略地位、历史使命和发展格局。强调了在发挥这个“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中坚持的“三个第一”，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阐明了要深入实施的“三大战略”，即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而“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最后，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要求。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教育强国”：一是建“教育强国”，二是以“教育”“强”“国”两个层面，上面我们提到的现代化国家的十五个表述，“教育强国”是其中之一，就是说，“教育强国”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表现之一。作为现代化强国的一个方面，“教育强国”即“强国”之“教育”，“建”教育强国，就是要建设一个公平的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质量是教育强国的核心，提高教育质量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我们过去曾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办有质量的教育的目标和任务。随着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论断的提出，需要教育由“学有所教”的规模增长转向“学有优教”的高质量发展，建设一个具有强大自主培养能力、强大综合实力与竞争能力、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教育体系。教育公平是教育强国的重要基础。建设现代化强国，意味着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现代文明国家意味着要培养和造就文明人。现代教育的重要使命是普遍地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进而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教育强国也就意味着保证每个人是平等地接受教育，保障每个人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绽放人生精彩、成就人生梦想。以“教育”“强”“国”，就是将教育作为一个手段、方法和路径来建设现代化强国。其含义有三层：一是从人力资本的层面，教育要从数量与质量两个层面促进支撑科技、经济持续、健康、绿色地发展与提升；二是从知识生产的层面，意味着以教育传播、创新、应用知识，推动科技进步与知识创新，增强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国家科技与经济竞争力；三是从社会进步的层面，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社会一定是民主的、公平的、正义的，这意味着需要以教育改善和提升人的素养，进而实现、保障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二、确立人的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英格尔斯（Alex Inkeles）通过研究六个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发现①，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从西方先进工业国引进科学技术、企业管理方法、政治制度和形式、教育体制乃至全部课程体系，希望通过移植这些现代性要素能够促成本国顺利实现现代化，但是，结果却往往失败多于成功。他意识到，要想现代制度得以在落后和不发达国家植根生长，就必须具备必要的社会土壤——使国民具有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因此，他强调，现代化发展的最终要求在于人的素质的改变，即从传统主义到个人现代性（individual modernity）的改变。在英格尔斯看来，现代化是“在场”的现代化，不仅是政治制度、经济体系、文化范式、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制度等层面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无论一个国家引入了多么现代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也无论这个国家如何效仿最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如果执行这些制度并使之付诸实施的那些个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动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真正能顺应和推动现代经济制度与政治管理的健全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也只是徒有虚名。”[2]他甚至认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和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3]他后来对人的现代化素养以及国民性的心理—社会方面进行了探讨②。
由此，我们可以形成几个基本的判断：一是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而且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二是现代化是依靠全体人的素养的整体提升来实现的，其中，高素质的人是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与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引领者；三是人的现代化发展，体现在许多方面，包括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演化、升华，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正如恩格斯在论述人的智力发展时所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4]“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5]人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这一过程与科技进步有关；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给社会经济与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带来极大冲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与形态的变革；影响着社会和家庭组织结构与形式，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化生存与生活形式和方式。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工业文明到智能文明，每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都对人的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人的学习、教育与现代化发展方式也都跃升一个新水平。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使人从“家庭人”转向“社会人”成为现实；广泛的城市化进程，使社会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离基于“公共人”的理想社会尚有差距；当现代工业逐步取代手工业、生产的技术基础由手工经验转向科学技术，由“经验人”向“知识人”的转型得以基本实现。但随着人工智能逐步取代基于确定性知识的传统工业技术，由“知识人”向“智慧人”的转型正迫在眉睫。
（一）从“家庭人”走向“社会人”
从家庭走向社会，是人的现代化发展的第一步。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从原始氏族的采集社会到农耕社会到以家庭作坊为单位的工场手工业，家庭都是原初性的社会组织，发挥着人口、经济、社会观念与社会知识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功能，人的教育与发展同样囿于家庭之中。对于大多数社会底层的家庭及其子女而言，受教育基本是父母的责任。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看来：“儿童首先属于他的父母；所以，像他父母所理解的那样引导儿童在智力上和道德上得到发展，也是他父母的责任。因此，教育基本上被看作是一种私人事务和家庭事务。”③窘迫的经济条件，也使底层民众难以承受让子女接受其他人给予的教育的负担；对于富裕家庭而言，不管是东方的私塾还是西方的家庭教师，都是以家庭、家族或家庭的联合等形式聘用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与农业的分离，特别是机械化工业的建立，家庭的物质生产功能被剥离出来，工厂和企业成为社会物质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的社会结构和功能发生分化，导致个人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由“家庭人”成为“社会人”。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不仅在经济与生产意义上使人脱离家庭环境，更使基于婚姻与血缘的家庭交往关系逐步演变为以家庭、工厂、社区、村镇、学校为实体的社会交往关系，个人的社会交往意识增强，社会交流范围不断扩大、交往内容不断丰富，这一切都使人一步步疏离家庭血缘关系的束缚，持续丰富其社会意义上的“社会性”，教育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促进人的社会化发展。“教育是年长的一代对尚未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的一代所施加的影响。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儿童身上唤起和培养一定数量的身体、智识和道德状态，以便适应整个政治社会的要求，以及他将来注定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④由“家庭人”走向“社会人”是人的现代化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二）从“熟人”走向“公共人”
就其社会性而言，从“熟人”走向“公共人”是与由“家庭人”走向“社会人”相生相伴的人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已有本质上的差异。一百多年前（1861年），梅因（Henry Maine）的研究阐明了人类基于“身份”依赖的交往关系。所谓“身份”是指“人类最初是分散而孤立的集团中的，这种集团由于对父辈的服从而结合在一起”[6]。这种基于“身份”的交往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交往关系。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提出的“熟人社会”概念，则贴切地描绘了传统的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图景——基于血缘、姻亲、地缘关系以及乡规民约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熟人好办事”，意味着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依靠“熟人”织就的网络，沟通关系、打通关节、解困排忧。尽管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单位”似乎是一个形式上的“公共空间”，但“单位”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维系“单位”运行的机制依然是亲情、人情、关系；“单位”是一个熟人社会，“单位人”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份”与“关系”是不平等的，“单位”负责员工的生老病死，人们凭借“关系”在“单位”工作与生活，并由此生成“人情文化”“面子文化”“圈子文化”，通过熟人间的背书，结成利益纽带。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7]无独有偶，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M.Friedman）也提出并描绘了现代社会的陌生人（Stranger）关系：“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威胁我们，如犯罪。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8]实际上，这种“陌生人”恰恰是人们进入“公共领域”的生活方式与状态，现代社会的人，本质上已成为“公共人”。这里的“公共领域”（Offentlichkeit，public sphere）概念，不仅是一个表征社会场所或区域的空间概念，还涉及人在其中关联、分布与协商的过程以及由此型塑的整体的社会形态。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和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指出：“公共领域意指特定的机构、中介、实践；然而，它也是一种一般的社会经验范围，其中所有实际上或表面上对所有的社会成员相关的事情形成一个整体。在某种意义上来理解，公共领域一方面是为一些专业人士（如政客、编辑、组织官员）提供的一个场所（matter）。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涉及到每一个人，仅仅在人的思想中和他们的意识范围内才能理解的东西。”[9]
弗里德曼在描述了“陌生人社会”的种种现象之后认为：“在当代世界，我们的健康、生活以及财富受到我们从未而且也永远不会谋面的人的支配。我们打开包装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遥远的地方制造和加工的食品；我们不知道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们的任何情况。”[10]由此说明了摆脱了“熟人”与“关系”束缚的现代人，其生存与生活的支持机制是“契约”以及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法治与信任。梅因“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的论断[11]，不只是为了论证西方近代法治国家的起源与发展，更揭示了现代公共社会的本质特征：以契约取代身份，以规则取代“关系”，以公平的市场竞争取代垄断，以民主取代专制，从而建构基于法治的现代社会秩序、在法治庇护之下人与人基于信任的平等关系以及由此展开的公共生活。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其《人的境况》中阐明了承诺与契约的意义，以承诺和契约为中介，就为人们的行动“建立起一些可靠的路标”，承诺和契约要求每一位社会成员同意和遵守，并朝向一个共同世界敞开，通过这种普遍的同意和遵守，协调和激发成员的行动与交往，保障人们的“协同行动”的顺利展开，从而在陌生人中间建立起一种不同于熟人关系的公共社会关系[12]。由此，现代社会是公共社会，公共性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共同体存在的公共行动、公共领域、公共事务、公共生活以及公共福祉等公共特性的概括，具有公开、共同和共享等特点。人的现代化发展表现为人的公共精神的建立、巩固与发扬，这种以公共性为基本特质的公共精神，不仅表现为人的公共参与精神，还表现为在其社会生活中所秉持的自由平等、契约精神、民主意识、法治思维、责任义务、公平正义以及规则秩序等一系列公共性价值理念与价值准则。
（三）从“经验人”走向“知识人”
就人的现代化发展的知识与技术基础而言，从依靠经验到依赖知识，既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人类走向文明、作为个体的人走向文明的必经之路。无论是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格兰、以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为标志的“蒸汽时代”、19世纪北美的“电气时代”，还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被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工业革命都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并导致生产组织形式上以机器为主的工厂制取代手工工场，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机器化大生产的现代工厂制度是建立在确定的科学知识基础之上，依照统一的标准化的产品要求、生产（工艺）流程、质检标准运行，与此前的工场手工业凭劳作经验从事生产的工人不同，机器化大生产要求工人必须具备基本的读写算等文化知识和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客观上也就需要具备一定科学知识、标准化的“知识人”从事生产与管理，这就催生了普及教育以及现代教育体系的产生与发展。为了适应社会对接受基本教育的劳动人口的需求，普鲁士早在18世纪就以工厂制度为模版创制了以知识教学为核心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的建立，尽管主观上是为了实现普鲁士王国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标，但也的确是出于适应工业化发展对“知识人”的普遍性要求的需求。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基本照搬了普鲁士的教育体系。在美国，为顺应工业发展的要求，19世纪初期地方行政当局出资兴办和管理面向全体国民、免费和世俗性的公立学校体系，统一教材，扩大教学内容，改善学校设施，延长上课时间，培训师资，推动师范教育、公立中等教育以至高等教育的发展，这场“公共学校运动”的产生发展使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和形成了完整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打下了基础。此外，这一现代教育体系在19世纪也被其他欧洲国家仿效，并推广到欧美以外的其他国家。在我国，晚清的洋务教育、戊戍维新的教育改革与清末新政的学制改革，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开端，《钦定学堂章程》（1902年）和《奏定学堂章程》（1904年）的颁布，加速了科举停废进程，逐步为兴办新学扫除了障碍，出现了近代以来难得的兴办新学热潮，至1909年，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已达5万多所，京师外在校学生超过160万人[13]。时至今日，无论是西方的K—12教育体系，还是我国的普通中小学体系，虽几经改革变迁，中西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与方式也多有差异，但其传授确定知识的核心特征以及工业化组织体系，始终未有根本改变，这也成为当代人诟病现代教育体系的所在⑤。客观地讲，依照工业制度模版建立起来的这种具有工业主义特征的教育体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工业化对“知识人”的要求，促进了社会生产，也在“知识”超越“经验”的意义上，极大地提高了人的现代化素养，提高了社会的文明程度。
（四）从“知识人”走向“智慧人”
当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剧烈冲击着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经济结构与社会体系，引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系统性变革，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方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数字技术使产业链组织分工边界拓展、交易成本降低、价值分配转移、需求变化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人类社会步入以使用数据（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时代，数字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人类自身也步入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时代⑥，人的生活世界由现实世界转向现实世界与基于数字技术的虚拟的、数字化的世界共同构成的二维空间，人类的生活方式转向应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从事信息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进入21世纪，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数字化战略，期望利用数字化转型增强传统产业竞争力。美国2020年10月发布《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欧盟委员会2021年3月发布《2030数字罗盘：欧洲数字十年之路》，我国国务院2021年12月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等。时至今日，数字化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数字经济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数字技术的经济贡献、数字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正持续增长。2021年全球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8.1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15.6%，占GDP的比重达到45.0%[14]，工业时代作为传统价值的主要来源的各类专业硬件正越来越失去昔日的辉煌。
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科技推动人类社会迈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对知识的记忆、存储、提取、应用能力都远远超越了人类，依托数据和算法的人工智能正有加快替代拥有、使用确定性知识的从业者。智能社会一方面呼唤培养智能化、数字化的科技创新人才，提升全体人的智能化、数字化水平；另一方面，也在使基于工业文明、以传授和接受确定性知识为表征的标准化、效率化的教育模式遭遇前所未有的颠覆性挑战的同时，为教育、学习所依赖的基础设施条件与技术、方法的迭代升级提供了可能。自20世纪末以来，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许多发达国家以及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都致力于研究和制订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的人的核心素养[15]，尽管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厘定核心素养的出发点与结构框架不尽相同，或着眼于突显核心价值观培养有责任感的合格公民，或着眼于帮助公民实现成功生活并发展健全社会，或着眼于培养人的学习与创新能力，但是，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人们不再将获取知识作为人的发展的重心，而将包括创造力、批判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在内的学习与创新技能作为人类应对科技与社会挑战的核心，而这其中，又以信息、媒体与技术技能尤其是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作为智能时代的人发展的独特素养。伴随着科学与技术进步，对人的素养的研究同步迭代。英国学者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就倡导学校培养学生“媒介素养”的媒介教育（media literacy）——“正确使用和有效利用媒介的一种意识、方法和能力”[16]；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工具的普及，内涵已发生本质变化的“数字素养”已成为21世纪公民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必备“生存技能”。数字素养是指通过数字技术安全、恰当地获取、管理、理解、整合、交流、评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突破传统知识教学的束缚，以培养、培训、提升人的数字素养为核心，适应智能时代的“智慧人”，已成为当下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迫切任务。许多国家将提升人的数字素养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开发实施一体化数字素养发展与培训项目，构建数字技能评价标准，提高青少年学生、在职员工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会人员的数字素养，在此过程中，提高教师的数字素养更成为重中之重，欧盟委员会2022年10月发布《应对虚假信息和提升数字素养的教师指南》旨在通过教育和培训促进教师对提高数字素养的理解，并提供有关应对数字化时代虚假信息的实用知识与实践指导。
三、在辩证审视现代化强国建设现实条件中认识促进人的现代化的艰巨任务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极其脆弱的环境，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对区域安全与经济活动的破坏，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奥密克戎病毒的持续变异与快速传播，都对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带来不确定性影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将2022年人类发展报告的主题直接定义为“不确定的时代，不稳定的生活”，并期望“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塑造我们的未来”。立足现实，辩证审视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科技、人口的变迁环境及教育发展的现实发展水平，应从与发达国家的现实差距入手，理性审视教育强国建设、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现实条件，正确认识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艰巨性与紧迫性。
（一）经济增长乏力亟待创新驱动发展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5.8786万亿美元，超过当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5.474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当前，在全球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同样不乐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与重组，高于预期通胀，为遏制通胀而大幅加息，利率上升，投资持续减少，市场信心严重不足，都致使全球经济增长正急剧放缓，甚至被推入衰退境地。世界银行2020年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增长率在3.1%—3.5%之间，之后开始下降。总体TFP增长率从全球金融危机前10年的2.8%降至2009—2018年的0.7%。尽管中国生产率增长放缓与最近全球生产率增长下滑同时发生（可能受到影响），但中国的减速更为引人关注。“平均而言，中国距离全球技术前沿仍相当遥远，因此仍有巨大的追赶增长潜力”。世界银行2023年1月《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23年和2024年全球经济将分别增长1.7%和2.7%，95%的发达经济体和近70%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2023年增长预测都较前有所下调。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产业竞争优势持续削弱，越来越多的产业面临世界技术前沿挑战，后发追赶空间缩小，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造成资源、环境、生态约束日趋增强，从而导致高速增长不可持续，使我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中美贸易战、高科技和技术与产业脱钩正在一定程度削弱经济增长动力，因疫情防控而导致的部分经济活动完全停顿亟待恢复和重建，全球通胀和滞胀制约政策空间，全球供应链和产业转移压缩产业和企业的市场空间，国内投资者、企业家、消费者预期日益转弱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正如吴敬链先生所指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基本问题：一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僵化的落后体制，建立起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体制；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去那种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转变为效率驱动的增长方式，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17]。无论是走出新冠疫情封控造成的经济低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应对数字化、智能化的挑战，都亟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亟待促进具备创新能力的企业（技术劳动力）与具备价值创造能力的资本实现有效创新与有为资本的深度结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赋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以创新赋能产业基础再造，以创新驱动推动产业不断迭代升级，以智慧经济为主导，型塑创新、高效、节能、环保、高附加值的经济增长方式，突破产业链瓶颈和促进高技术应用，扎实推进绿色转型，加快低碳转型发展步伐，不断降低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持续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推动创新性、再生性、生态性、精细性、高效益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讲，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急需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
（二）科技发展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客观上需要科技创新驱动。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一个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过程。近十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将创新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从确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发展理念，到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对我国科技创新事业进行了战略性、全局性谋划。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积累，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增加，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空间探索等前沿科技创新成就令人注目；超级计算、高速铁路、智能电网、第四代核电、特高压输电技术等都进入世界先进行列；5G和人工智能的深度研发与广泛应用正加快赋能产业经济与社会发展，基于大算力和超级计算的数字经济、智能城市、智能工厂、智能医疗和智能交通逐步形成规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2）显示，我国科学研究水平和学科整体实力大幅度上升，若干学科方向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科学研究机构、大学、领军科技企业的研发能力在全球地位明显上升，我国已位居最具创新性经济体的第11位（前10名经济体分别是：瑞士、美国、瑞典、英国和荷兰、韩国、新加坡、德国、芬兰、丹麦）；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全球科技创新集群排名中均进入前10名，郑州（上升15位）、青岛（上升12位）和厦门（上升12位）也入列世界顶级科技集群。但是，与科技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创新仍存在一定差距。自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兴通讯出口权限禁令，要求美国企业7年之内禁止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以来，一个不争的共识是以芯片为代表的我国高新技术领域核心技术的缺失。2018年4—7月，《科技日报》策划推出的一组“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系列报道⑦，梳理了我国新药创制、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光电子、生命科学、基因治疗等多个领域中的35项核心技术发展存在的问题。这自然会激励国人卧薪尝胆加快科技自主创新的步伐，但与科技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不仅在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尚有短板，科技创新发展总体水平也有待大幅度提升⑧，面临的问题也很突出。
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其一，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有多种范式，既有追赶型创新（catch-up innovation）或复制型创新（copying innovation），也有探索未来新领域的创新（new-to-the-world innovation）或追踪前沿的创新（frontier innovation）。我国科技创新基础差，起步晚，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科技进步的状态，自主、原始创新能力不强。从结果或成效看，这不仅表现为我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三大自然科学奖仍不尽如人意，还表现在论文国际发表的数量与质量比例上。日本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2022年8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基于2018年至2020年年度发表科研论文的平均值测算，中国每年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最多，其次是美国和德国；但中国进入被引次数排名前1%论文数占全部论文的1.2%，这一比例落后于美国（1.5%）等国家。其二，技术依赖问题突出。我国目前技术水平处于世界领跑位置的只占16.3%，83.7%的技术领域处于并跑和跟跑阶段，关键零部件、元器件的自给率只有1/3；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的关键材料依赖进口；其中最大短板是缺少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18]，前述“卡脖子”技术问题即是例证。其三，成果转化率偏低。尽管国际上尚没有统一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测评方法⑨，我国科技界十年前科技成果转化率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⑩、近年来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30%（发达国家成果转化率达60%—70%）+1等说法，也未必准确、依据充分，但从一个侧面的确证明了我国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商业化转化应用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差距这一共识。科技创新的竞争，呼唤高素质专业化的科技人才。200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钱学森之问”是教育改革发展久而未决的艰巨任务。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建设教育强国，需要着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三）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的变化
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性条件，也是影响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20世纪50—60年代（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除外），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为6（平均每位妇女生育6个孩子），1970年为5.81；近十年后，1979年下降到2.75，1980年为2.24；70-90年代育龄妇女生育子女较少。改革开放之初，50—60年代出生的人群进入劳动力市场，中国社会积累了庞大的劳动力集群。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从政府配置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转向市场配置资源，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小城镇落户、迁移流动到城市地区就业，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尤其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和宽松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政策成就了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12。“人口红利”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成本优势也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发达国家经历了以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和传统家庭模式弱化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转型”（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SDT）[19]，这种新的人口发展趋势的特点，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保障与财政可持续性构成了重大挑战[20]。我国的人口增长与结构性变化趋势不容乐观，表现为：其一，人口出生率下降与人口负增长。自2016年中国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以来，在前两年因为政策累积效应促使生育率短暂回升后，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幅度明显。2018年和2019年，我国的TFR分别为1.495和1.47，均低于1.5临界值，面临“低生育率陷阱”风险+13。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TFR为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下降为1.18；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TFR为1.3。根据2022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制度和调查数据推算，2022年我国人口总量略有下降，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由于育龄妇女持续减少以及受生育观念变化、婚育推迟、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过高的压力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造成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比2021年下降0.75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下降0.94个千分点。低生育率与人口负增长会是我国人口未来发展长期持续的重要趋势。其二，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抚养比加重。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出生的庞大人群在2010年以后逐步进入老年，而他们的子女数量较少。所以，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相对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年抚养比将快速上升，2000年，我国老年抚养比是9.9%，2010年是11.9%，2016年是15.0%。2022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为28004万人，增加1268万人，比重上升0.9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978万人，增加922万人，比重上升0.7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978万人，增加922万人，比重上升0.7个百分点。其三，劳动人口减少，以创新驱动提升劳动效率成为改革发展的必选项。劳动力的稀缺性增加，我国人口红利正在终结。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从2012年开始下降，每年下降数百万。2022年末，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7556万人，占62.0%；与2021年相比，劳动年龄人口减少666万人，比重下降0.4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失去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在如此严峻的人口形势下要持续促进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可实现的策略是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以“人才红利”代替“人口红利”，从而以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人的现代化，有力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四）教育发展与人的受教育水平
与人的现代化发展最为直接相关的因素无疑是教育。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开始高度重视教育、科技、人才。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21]1987年，中共十三大强调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1992年，中共十四大指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第一次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近十年来，教育始终被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建成了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在内的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2021年，全国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8.1%，比2011年的62.3%，提高了25.8个百分点，基本实现普及普惠；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4%，比2012年提高了1.8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教育在实现基本普及的基础上，毛入学率提高到91.4%，比2012年（85%）提高了6.4个百分点，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总体上居于中上收入国家行列，其中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的普及程度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21年高职学校招生557万人，相当于十年前的1.8倍，中职学校（不含技工学校）招生489万人，中高职学校每年培养1000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至2021年的57.8%，提高了27.8个百分点，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专任教师总数从2012年的1462.9万人增长到2021年的1844.4万人，增长26%[22]，规模宏大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有力地支撑起了世界上最大规模教育体系。如此庞大的国民教育体系，使国民受教育机会进一步扩大，受教育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某些指标，仍有较大差距。
首先，教育投入有待持续增加。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上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配置上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连续10年保持在4%以上，教育成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中的第一大支出。纵向比较看，过去十年，总投入、财政性、一般公共预算、非财政等渠道用于教育的钱都翻了一番：2021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5.8万亿元，是2011年的2.4倍，年均增长9.3%；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4.6万亿元，是2011年的2.5倍，年均增长9.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达到3.7万亿元，是2011年的2.3倍，年均增长8.8%；全国非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1.2万亿元，是2011年的2.3倍，年均增长8.6%。但是，横向比较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连续10年保持在4%以上，十年的平均水平是4.13%，与世界平均4.3%和OECD国家平均4.9%的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与欧盟21国平均水平（接近5%）、美国（6.1%）、英国（6.3%）等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则有较大差距。2020年，我国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总支出分别是14103元、20342元、23489元、22568元、37241元，按美元汇率计算，相当于2017年OECD国家、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24%—37%，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求也有较大差距。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财政教育投入强度支撑着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与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大国办强教育”的要求的差距，认识到加大教育优先发展力度面临的艰巨任务。
其次，国民受教育年限有待稳步提升。目前，全国总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与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年限都已有大幅度提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21年，我国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国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8年，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3]。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2》显示，2001—2020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8.4年上升到了10.7年，劳动力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19.4%上升到了43.1%，劳动力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4.9%上升到了21.8%。但是，从横向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国民受教育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2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处于极高人类发展水平、2021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十个国家为：德国（男性：14.3；女性：13.8）、瑞士（男性：14.2；女性：13.5）、加拿大（男性：13.7；女性：13.9）、冰岛（男性：13.7；女性：13.9）、美国（男性：13.6；女性：13.7）、爱沙尼亚（男性：13.3；女性：13.8）、立陶宛（男性：13.4；女性：13.6）、英国（男性：13.4；女性：13.4）、日本（男性：13.4；女性：13.3）、以色列（男性：13.3：女性：13.4），受教育年限均在13年以上。我国处于高人类发展水平，2021年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年，女性为7.3年。此外，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呈不均衡分布状态，就区域分布而言，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31个省份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上的省份有13个，在9年至10年之间的省份有14个，在9年以下的省份有4个。《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2》显示，202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五个省份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辽宁；最低的五个省份是甘肃、贵州、云南、青海、西藏。从城乡分布来看，2001—2020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有所提高，城镇从9.8年上升到了11.6年，乡村从7.5年上升到了9.2年，城乡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差距明显。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享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任务更为艰巨。
再次，人才竞争力有待持续提高。《2022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报告显示，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依次是瑞士、新加坡、丹麦、美国、瑞典、荷兰、挪威、芬兰、澳大利亚和英国，除新加坡和美国外，全部是欧洲国家。近四年来，我国在GTCI排名中呈连续上升趋势，分别是第45位（2019）、第42位（2020）、第37位（2021）、第36位（2022），与排名前十的国家以及加拿大（第15位）、新西兰（第18位）、以色列（第23位）、日本（第24位）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25位）等排名前25位的非欧洲国家差距明显。我国排名连续上升的趋势，得益于正规教育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终身学习以及以此型塑的人才培养能力，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科学和技术的政策支持，将有助于持续提高我国的人才竞争力。
四、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教育变革战略
现代化的教育是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路径与方法，建设教育强国，走向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教育变革，需要将人的现代化发展置于教育改革发展的首位，以人为本，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系统深化教育改革发展；需要从协同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入手，系统重构各级各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筑牢教育根基；需要强弱项，补短板，在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村教育改革发展，着力提升农村人口现代化发展水平；需要以技术赋能教育，打造创新教育新业态，助力人的现代化智慧发展；需要建立与完善以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系统的支持与保障体系。
（一）坚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深化教育改革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追求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无论是“社会人”“公共人”“知识人”“智慧人”，其素养构成离不开“人文”与“科技”两大领域，其成长和发展都离不开持续不断地学习，离不开旨在培养学生认识自己、认识社会、与人沟通与合作的伦理与社会规范，教人向善爱美的人文教育，离不开旨在培养学生如何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教人求真的科技教育。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是扬弃基于人力资本的工具主义价值观，以人为本，尊重人性与人的身心发展规律，高扬人自身的价值，促进人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融合发展。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需要在教育价值观上实现满足个人成长发展需要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统一，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培养健全人格；需要在教育目标上力求实现提升人性与提高人力的统一，培养人格完善、科技素养、劳动技能相统一的劳动者；需要在教育内容上把传递人类伦理道德规范、文化价值观念与传授科学知识和科技技能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提高人的现代文明素养最为重要，主要体现在：
其一，中华传统文化素养。作为当代世界中的现代化的中国人，理应具备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在教育过程中，持续弘扬仁爱孝悌、尊老爱幼、见利思义、谦和好礼、修己慎独、诚信知耻、勤劳节俭、自强不息、谦虚礼貌等中华传统美德，提高学生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从而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每一个现代中国人的文化底色。其二，现代公民素养。现代社会是公共社会，公共性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共同体存在的公共行动、公共领域、公共事务、公共生活以及公共福祉等公共特性的概括，具有公开、共同和共享等特点。人的现代化，就是要通过教育培养学生以公共性为基本特质的公共精神，使其在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时不仅具有公共参与精神，而且能够秉持理性精神、契约精神、民主精神以及自由平等、责任义务、公平正义以及规则秩序等一系列公共性价值理念与价值准则。现代文明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是国家治理和社会体系的基石，是国家生存和人民福祉的根本，法治素养是现代公民素养的重要组成。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WJP）2022法治指数（The 2022 WJP Rule of Law Index）显示，全球法治水平不断衰退，大多数国家的法治指数连续五年下降。在此环境下，加强法治教育是成就现代公民不可或缺的要素。青少年法治教育要从传授法律知识向培育法治观念、法律意识转变”，而提高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不只是为了预防违法犯罪的发生，更是为了让每一个人真正理解法律，树立法治信仰，形成法治思维，进而秉持法治精神，活用法律，以法治维护个人权利，以法治维护社会秩序，以法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其三，现代科学素养。科学素养是在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基础上，发现和确认问题，作出有证据合逻辑的推断，以便对自然世界和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改变予以理解和作出决策的能力，这里既包括通过不同的学习方式，获得科学观念、科学知识，更关乎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理解和践行科学探究过程，理解科学对社会的价值与作用，形成科学精神与科学伦理道德。
（二）从协同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入手，系统重构各级各类教育的教育内容与方法
加强科学技术教育，不仅是通过创新驱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是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需要，更是让每一个人摆脱愚昧和盲从走向现代文明的需要。在中共二十大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一体规划、统筹推进的背景下，需要系统重构实施教育强国战略、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国家战略，高扬科学技术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加强顶层教育政策设计，围绕全面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和着力培养科技创新拔尖人才，深度变革科学技术教育的理念、内容与方法。
第一，创新科学技术教育内容，重构课程教材体系。英国教育社会学家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在探讨知识本质的过程中，发现知识既具有社会性，也具有实在性，呼吁人们“把知识带回来”[25]，而他要“带回来”的知识是一种“强有力的知识”（powerful knowledge）——这种“强有力的知识”具有区别于日常生活经验中获取的普通知识，有将学生带出自身经验范围的能力，具有系统性的和专业性等特点[26]。这种社会实在论的知识观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教育中知识的客观性以及教学方式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实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战略的背景下，真正的“强有力的知识”，是那些基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经过长期研究积累形成的，具有较高技术门槛和明确的应用场景，能代表世界科技发展最先进水平，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支撑作用的关键核心技术。可以说，“强有力的知识”是一个历史、动态和发展的概念，在当前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既包括在对科学认知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的传统的经典的科学技术知识，更涉及光电芯片、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新知识，为此，需要加强大中小学一体化的科学教育，追踪当代科技发展前沿，重构科学技术教育的课程教材体系。
第二，因材施教，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对于教育现代化而言，着力造就一大批科技拔尖创新人才，成为破解科技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卡脖子”关键技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当代许多国家都把科学人才的早期培养作为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关键。美国的STEM高中以培育数学、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卓越学生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开发、发挥每个学生的智力、技能和情感潜力；德国在以数学—科学、科技为特色的文理高中着力培养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等方面的青年人才；韩国的超常儿童学校以发掘科学天才、开发潜在能力培养理工科领域优秀人才为目标。对于我国而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科技强国、加快建设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需要。我国从1978年举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到2009年为回应“钱学森之问”实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2018年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主要是在高等教育领域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但在基础教育领域，改革开放之初因国家百业待兴、急需专业化人才而实施的重点学校、重点班政策因有失教育公平之嫌而倍受诟病，近年来各地区进行了不同类型的选拔、培养智优人才的教育实验，但这些学校进行的小样本的、近乎封闭性的英才教育实验不仅在人才数量上难以满足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对“英才”的成长与全面发展本身也会产生诸多不确定的影响。当代拔尖创新人才教育的国际趋势已发生了在人才识别和选拔标准上从天赋智商转向成功智能，在培养理念上从外在设定目标转向内外目标协同发展，在教育内容上从同质性转向异质性，在培养范式上从天才儿童范式转向天资发展范式和区分教学范式，在评价体系上从一元智能到多元智能、从领域专属逐渐走向领域通用与领域专属并重等重大变化[27]。以科学化、专业化的态度和举措急起直追国际先进经验，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不二选择。为此，在观念上，需要正确认识个体智能的多样性及群体智能的差异化分布，正确认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对于国家创新能力建设的积极意义，不以“公平”之名遮蔽“创新人才培养”的价值。在研究上，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教育研究，是整个教育研究领域的“洼地”，亟待对接国际学术前沿，积极开发拔尖创新人才及其教育培养的研究，建立与完善符合中国学生与中国教育实际、科学化专业化的拔尖创新人才识别、教育、评价体系+14，为厘清和规避诸多认识误区，为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实践上，我国基础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亟待转型升级，积极有序地适度扩大超越单纯的学业成绩评价，基于智优学生创新性综合素养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实践），从智优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认知、情感、专业志趣、发展期望、主观努力水平等综合要素出发，坚持因材施教，科学设计，构建分层、分类、分项的课程体系，积极创造条件开设大学先修课程，满足不同学生的成长需求，使天赋不同、智能各异、在某些方面有突出发展优势的学生尽早脱颖而出，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第三，系统重构以思维训练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模式。传授知识还是培养能力，一直是教育史上颇有争议的难题，但学习和掌握知识从来就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帮助人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完满生活，才是教育终极价值。当然，知识的获得，可以提高人的获取信息和批判性处理信息的能力，可以培养基本的语言和交流技能，可以培养人的分析、综合、推理、演绎、归纳和假设等逻辑思维层面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帮助人研究和探索未知世界，可以帮助人创造新知。然而，当人工智能的知识记忆、识别、提取、应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人类的脑认知活动时，传统的基于工业体系以传授和接受、记忆知识为表征的教育，就再也无法适应时代需求了。更何况，“批判性思维和反省是可以培养出的能力，要维持民主制的活力和公民的普遍警醒，这些能力至关重要。在经济全球化占主导的背景下，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和集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背景下，深入认识不同文化、民族和国家的思考能力至关重要，它能让每个民主国家将自己视作相互依存的世界的一员，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28]。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全民科学素养的提升，还是科技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都面临着教育教学与学习方式的变革，这就需要重构课堂，系统重构以思维训练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模式：（1）要从根本上重建课堂文化，变革师生关系，营造宽松民主、自由探索的教育与学习环境和氛围，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2）要创设丰富多彩、富有趣味的问题情境与教学—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学习、探索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创造性；（3）要根据具体教学任务、教学内容与学生成长特点，科学设计基于课堂互动与学生参与学习的教学任务、主题、过程与活动，使学生在师生交流与同伴互动中相互激发；（4）要变革教与学方式，积极倡导问题导向教学与任务驱动教学，在“有意义的接受学习”（meaningful reception learning）[29]的基础上，以强化思维训练为核心，探索开展发现学习、探究性（研究性）学习、项目化学习（project based learning,PBL）、跨学科学习、（小组）合作学习，提高学生以分析和解决能力为核心的核心素养、综合素养；（5）要改进和创新实验教学，加大实验教学力度，精心设计实验教学内容，组织开展基础性实验以及探究性实验、创新性实验、综合性实验等拓展性实验，综合运用观察、观测、模拟、体验、设计、编程、制作、加工、饲养、种植、参观、调查等多种方式，促进传统实验教学与现代新兴科技、多学科融合教育、编程教育、创客教育、人工智能教育及社会实践的有机融合，使学生在动手实验、观察、辨析和借助已有经验得出结论、解释问题的过程中，变革思维模式，激发思维的创造性、批判性与活跃度，改善和提高思维品质，切实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和效果。
（三）在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村教育改革发展，补齐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短板，着力提升农村人口现代化发展水平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农村教育的改革发展、农村人口的整体现代化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历经8年脱贫攻坚的艰苦努力，到2021年，我国实现了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贫困人口脱贫。在教育领域，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国家秉承“城乡一体、重在农村”的原则，在教育政策、教育项目、教育投入上向义务教育及最困难地区、学校、学生倾斜支持，不断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促进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通过“特岗计划”招聘数十万名教师充实中西部农村学校，通过“银龄讲学计划”以及万名教师援藏援疆等措施，选派优秀教师到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支教，通过“国培计划”培训中西部乡村学校教师校长，通过生活补助惠及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从而大幅提升乡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实现20多万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动态清零，确保“不让一个贫困家庭孩子失学辍学”，籍“智志双扶”让514.05万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15。但是，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促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不是止于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使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而是要通过乡村振兴，使贫困地区、农村地区与发达地区、城市地区同步实现现代化发展；农村教育的发展，也不止于“不让一个贫困家庭孩子失学辍学”，而是让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一样共享教育改革的发展成果，让每一个孩子的人生都精彩，是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使世世代代的农村孩子都得到最充分的可持续的自由全面发展。
然而，当下我国许多贫困地区、农村地区依然存在诸多困扰和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问题：一些地区教育观念落后，对教育作为生产性投入促进文化与经济增长、促进知识与技术创新的价值与作用认识不足，严重制约受教育动力；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的明显差距，使广大农村承担教育支出的能力普遍较弱；相对于农达地区和城市教育，许多地区的教育投入依然偏少，办学条件只能满足学科教学的基本需要，与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要求相去甚远；教师学历偏低，进修学习等专业发展机会少，待遇低，流动（失）大，老龄化程度高；教育结构不尽合理，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体系薄弱。农业与农村的现代化，最根本是农民的现代化。为了强弱项补短板全面提升农村人口的现代化发展水平，需要在乡村振兴中系统推进农村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丰富、创新乡村文化，持续提升乡村文明程度，促进农村文化与农村教育协调、同步发展，使农村学校成为农村文化教育中心；加大支持农村教育改革发展力度，不断改善农村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尤其是要加强农村学校科学实验室等科技教育条件建设；持续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农村教师待遇，稳定农村教师队伍，通过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手拉手帮扶等措施，具体提升每一位乡村教师的专业水平，提高农村学校教育质量；因地制宜发展农村文化、科技教育培训，建设与完善与农村经济产业结构相适应、适应农村人口持续发展、终身发展要求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体系。
（四）以技术赋能教育，打造创新教育新业态，助力人的现代化智慧发展
当前我国教育发展正处于从传统教育向智能教育转型的发展进程，教育理念与教育改革发展方式、教育空间与基础设施、教学与学习的模式与方法，都面临着挑战与转型发展需求，教育改革发展需要主动识变、求变、应变，以技术赋能教育，打造多元、灵活、自主、多样的创新教育新业态，建构凸显自主性、交互性、生成性、创新性的学习机制，助力人的现代化智慧发展。
第一，主动应对智能技术挑战，跟踪、研究智能技术发展前沿，转“危”为“机”。从互联网到物联网，到人工智能，到元宇宙，到ChatGPT，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元化、协同化的技术迭代升级与集群突破，使学校教育面临着一轮又一轮的挑战，也为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创造了可能。对教育系统的最新挑战来自美国Open AI研发、于2022年11月30日发布的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16，作为一款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能够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来进行对话，通过上下文互动，能够回答后续问题，承认错误，质疑不正确的前提，并拒绝不适当的请求，完成撰写邮件、论文、视频脚本、文案、翻译、编写代码等任务，在实际应用中，ChatGPT不可避免地成为学生代写作业的工具，Naturec对ChatGPT会成为学生写论文的工具的担心也已成为现实，而正是基于对ChatGPT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心，纽约市的公立学校以“担心对学生学习的负面影响以及内容的安全性和准确性”为由，阻止了学校网络和设备ChatGPT的访问。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ChatGPT倍受用户欢迎的现实，也不能忽视学生成年后与AI系统一起学习、工作、游戏将是必然的趋势，正确的应对之策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跟踪、研究智能技术发展前沿，主动应对智能技术挑战，具体研究ChatGPT信息集成、运算、表达的优势以及缺乏情感沟通、并不能培养人的批判性思维、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缺陷，转“危”为“机”，深度改进教学，将ChatGPT作为一种提供个性化辅导的教学辅助工具。
第二，加快教育空间与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打造数字化、智能化的教育新业态。加快教育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充分利用5G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元宇宙等信息技术，发挥数据作为新型教育与学习要素的作用，促进传统学校的智能化环境迭代升级，打造以技术迭代、软硬兼备、数据驱动、协同融合、平台聚力、价值赋能为特征，智能化、开放化的教育与学习空间，实现教育环境、设施设备等物质条件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构灵活、开放、多元、融合、演化、智慧的教育业态，学校助力人的学习与发展的多样化选择，推动人的智慧学习。
第三，建构数字化、智能化教学与学习支持系统。在人工智能、通讯与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建设海量教育与学习资源云服务平台，保障“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推动智能搜索引擎、智能学习助手的教育与学习应用，建设教育数据与评价支持系统等，收集、存储、更新、完善学习过程中的数据，建立和完善个人学习档案，即时分析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学习路径、学习特征，帮助教育者与学习者定制和动态调整教与学的目标与任务；借助VR/MR（虚拟现实/混合现实）、元宇宙技术打通感知世界、科学世界、想象世界边界，为学习者营造直观、参与、互动、沉浸式体验的强交互性学习情景，提高学习的自主性、互动性和创新性；利用大数据技术，刻画学习者学习轨迹，根据每个学习者的具体学习情况，精准教学，通过自适应学习，优化配置、自动推送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的学习资源，支持个性化学习，实时评估学习结果，帮助学习者即时反思学习过程与学习成效，真正助推人的个性化学习与发展。
（五）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建立与完善以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系统的支持与保障体系
教育现代化包括教育事业的现代化与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当前我国教育事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促进高中阶段教育多样化发展，加快构建融通融合融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着力发展支撑引领国家战略实施的高等教育[30]，建立与完善以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教育体系。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发展需要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来保障，需要从宏观教育政策、制度到微观的教育教学过程的一体化、系统化变革，需要科技、经济、法治、社会组织对教育变革创新的全方位支持与保障。
首先，改革和完善教育投入体制机制，持续提高教育投入水平，保障教育强国建设稳步推进。如前所述，我国连续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保持在4%以上，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与世界平均水平、OECD国家平均水平、欧盟平均水平特别是美英等欧美发达国家均有较大差距。要达成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的目标，客观上需要“完善教育现代化投入支撑体制”。第一，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健全保证财政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持续提高教育投入水平。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要求：“优先落实教育投入，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一般不低于4%，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在全球经济发展低迷的宏观背景下，全面扎实地落实三个“一般”，持续增加教育投入，必然会面临沉重压力，但建设教育强国，各类办学条件的迭代升级，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水平与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教育创新水平的持续提升，都客观上要求以接近发达国家教育投入的水平，予以强有力的保障。从根本上变革以县级财政为主的基础教育财政保障机制，强化省级财政的基础教育经费统筹功能，加大中央财政对不发达、薄弱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省域内各县市教育发展差距。在保证国家教育投入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深化教育投入体制改革，以财政和教育政策引导和激励社会资本不断扩大教育投入，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第二，改革和优化教育投入和使用结构，保基本、补短板、促公平、提质量、促创新。在保障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衡、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补短板、强弱项，新增财政教育资金更多向薄弱环节、贫困地区倾斜，着力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保障和促进教育公平，使弱势人群得到最适合、最充分的发展；同时，集中教育资源，加大科技教育投入，尤其是基础学科、实验学科、工程技术学科的教育投入，基于科技发展前沿科学设计、配置和实施提升教育质量与创新人才培育的教育基础设施与教育项目，保障和促进受教育者科技素养与创新能力的普遍提升，大力培育科技拔尖创新人才，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其次，高水平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激发以学校教育为核心、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育人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被纳入教育改革发展日程。《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作为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高水平推进学校治理现代化，成为保障和促进学校自主发展、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任务。教育治理的本质是多元共治——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就是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社会教育组织，通过充分沟通、协商、合作，实现教育权力配置与运行机制的重构，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对于政府而言，就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简政放权，完善协商民主机制、多元参与机制，激发政府、学校、社会等不同主体参与教育的积极性。现代教育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融通、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混合的开放的学习系统。学校不仅需要持续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促进学校自主发展，优化学校治理结构，完善学校协商民主决策机制，实现系统开放，以自主、民主、开放的办学机制与学校文化，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31]，更要主动对外开放，加强校外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积极地综合利用各种线上教育资源以及科研机构、大学、企业、社会组织等一切校外教育资源。通过体制、制度与政策创新，激发社会资本参与教育的积极性，在规范和促进校外教育转型发展的基础上，支持校外教育机构综合利用自身资源和社会资源开发专业化、特色化、个性化、项目化的教育服务资源，为学校教育服务，为学生的个性化教育需求服务。促进科学研究机构、大学及其理工院系、专业以及科技馆、博物馆等校外科技教育机构与基础教育学校的深度合作，加快建设学校科学教育、科技创新实验室等一流设施建设，助力学生创新发展。
第三，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高水平促进教育开放，为培养具有中国文化底色、国际视野、现代公民素养的现代化人才打造开放交流合作平台。建设现代化强国，需要培养具有中国文化底色和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对话、交流、合作、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这就需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高水平的国际开放交流合作平台。首先，确立正确的现代国际文明观。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以来，我们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在承认和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主体、不同文化区域的个人的独特性基础上，强调人类共同生存与发展理应秉持共同价值与原则、体现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现代国际文明观念。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既需要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又需要正确认识发达国家在推动人类科技与社会文明进步中所发挥的作用，既需要树立文化自信，又需要克服盲目自信，既要从中国认识世界，也要从世界认识中国，从而正确认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文化特色与文化差异，尊重不同文明的独立性与多样性，辩证认识我国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人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进步与社会文明成就，辩证认识中国文化优势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优势，正确认识我国在科技进步、教育发展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树立正确的现代文明观、教育观、国际观。其次，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中国对二战以来确定的共同价值观与国际秩序曾经作出过独到的贡献+17，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UDHR）融入了中国儒家思想“仁者爱人”“忠恕”“善政”“和谐世界”“包容”“和而不同”等思想，尤其是其中的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羁绊，在“理性”之外辅之以“良心”（conscience）（“仁”），使《世界人权宣言》所体现的国际人权体系超越了任何单一的宗教、文化与伦理。在今天这样一个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思潮泛滥、国际秩序正面临严峻挑战的历史时刻，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奇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所言：“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我们需要以一种新的全球团结意识来应对相互关联的共同挑战。”教育是人类的共同利益，知识是全人类的财富。通过学科教学渗透、开发和实施校本课程、学校文化建设、研学旅行等多样化形式实施国际理解教育（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以人文主义精神——尊重生命，尊重人格、和平、平等，尊重人的权益，培养学生为可持续发展承担责任[32]，使学生在对中华民族主体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深刻理解世界与文化的多元性，增强全球意识，培养关心人类共同发展的情操，增进国际理解，学会尊重、认同与包容，提高跨文化沟通能力和担负“世界公民”的责任与义务的能力。再次，着力排解困难与干扰，坚定不移扩大对外教育、学术交流与合作。在美国极力推进贸易脱勾、科技封锁并带动欧美和我国周边部分国家对我国形成合围之势的严峻历史时刻，更需要以中国人浸润儒家文化而特有的自信、平等、谦逊的态度，坚持以我为主、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促进互信、互利、协作，持续拓展对外教育开放交流的广度、宽度和深度，鼓励、支持和充分利用学者、团队、学校（大学）、协会和各种民间学术团体的力量，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与学术交流、互鉴、合作，学习、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当代世界的竞争，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美、英、德、法、芬兰等国家分别通过广揽全球STEAM人才、无限额全球人才签证计划、欧盟“蓝卡计划”、《新移民法》以及对掌握先进技术的高收入外国人实行特别税率制度等措施，大力延揽全球最优秀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和企业家，人才竞争空前激烈。在此变局之下，我们更要以高度开放的胸襟，采取多种措施，提供优惠条件，吸引海外华人学者和科学家回国，吸引国际学者来华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为我所用，助我之力，全面提高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与水平，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与质量，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让更多的现代化的中国人高水平地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体系，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独特的贡献。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上特别致辞时，系统地总结了过去十年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坚持依法治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取决于技术创新与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的数量与素养，取决于人力资源潜能的有效发挥，取决于社会成员整体素养的耦合与涌现。就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而言，需要以体制机制创新，激发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的创新活力；就具体个人的现代化发展而言，需要以自由探索与创造的空间与氛围激发人的成长与发展活力。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1955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以“科学的价值”为题演讲时所指出的：“身为科学家，我们知道，‘假定自己是无知的’这种哲学态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它具有巨大的价值，而这种进步是解放思想、自由思考的结果，所以我们有责任大声赞扬自由思考的价值；我们有责任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不要害怕质疑，而是要张开双臂去欢迎质疑，并展开讨论；我们有责任要求子孙后代也要拥有这一自由。”无论我们面临的世界充满着怎样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对科技创新、经济增长而言还是对全社会的文明进步而言，无论是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发展而言还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综合素养与文明水平的提高而言，作为人类发展阶梯的创新与作为创新源泉的自由氛围，都将是人类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注释：
①20世纪8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包括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Alex Inkeles)的《人的现代化》等一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著作的“走向未来”丛书，对当时的学术界和青年学生起了非常好的启蒙作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的现代化》不是全译本，原书名也不是“人的现代化”，而是“Becoming Modern”，直译为“成为现代人”;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该书的全译本，书名为《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参见Inkeles,A.,and David Horton Smith(1974), Becoming Modern: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出版;[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出版。
②[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曹中德，等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出版;Inkeles,A.,National Character，Psycho-social Perspective，New Brunswick，New Jersey:Transaction Publishers，1977;[美]艾历克斯·英格尔斯:《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王今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出版。
③[法]爱弥尔·涂尔干:《教育与社会学》，沈杰译;[法]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见《涂尔干文集(第三卷)》，陈光金、沈杰、朱谐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出版，第315－316页。
④[法]爱弥尔·涂尔干:《教育与社会学》，沈杰译;[法]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见《涂尔干文集(第三卷)》，陈光金、沈杰、朱谐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309页。
⑤例如，美国哲学家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认为，这种“要求学生具备基本技能、识字和计算能力”的教育是一种旧的教育发展模式，这种教育是一种“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教育”，“全世界的教育制度正在日益走向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教育模式”，“各国和各国教育制度都在拼命追求国家的利润”。这种“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教育”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同构的，它强调经济增长和群体价值，抵制批判性思维，反对人文和艺术教育。参见[美]玛莎·努斯鲍姆:《功利教育批判: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教育》，肖聿，译.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2、23、28页。
⑥硅谷新范式(New Paradigm)智库创办人塔斯考特(Don Tapscott)、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分别于1995年、1996年从不同领域预言数字时代的到来。参见Don Tapscott, The Digital Economy.McGraw-Hill Education Publishing Company，1995年出版;[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出版。
⑦35项“卡脖子技术”分别是: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短舱、触觉传感器、真空蒸镀机、手机射频器件、iCLIP“靶点”技术、重型燃气轮机、激光雷达、适航标准、高端电容电阻、核心工业软件、ITO靶材、核心算法、航空钢材、铣刀、高端轴承钢、高压柱塞泵、航空设计软件、光刻胶、高压共轨系统、透射式电镜、掘进机主轴承、微球、水下连接器、燃料电池关键材料、高端焊接电源、锂电池隔膜、医学影像设备元器件、超精密抛光工艺、环氧树脂、高强度不锈钢、数据库管理系统、扫描电镜。参见:刘亚东主编:《是什么卡住了我们的脖子》，中国工人出版社2019出版。
⑧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ASPI)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过去五年，中国产生了全球48.49%的高影响力研究论文;该机构所追踪的44项关键技术与新兴技术，中国在国防、太空、机器人、能源、环境、生物技术、人工智能(AI)、先进材料和量子技术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领域已有37项占全球领先优势。报告声称:“西方民主国家”正在失去全球技术竞争，包括科学和研究突破的竞赛，以及留住全球人才的能力——支撑世界上最重要技术(包括那些尚不存在的技术)的发展和控制的关键要素。无庸讳言，自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的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已有大幅提升。但是，鉴于ASPI的背景与经费支持来源（2020-2021年“年报”显示，来自澳大利亚政府及其盟友国家政府以及军工产业的经费占到了该智库总预算的87%，其中，美国国务院更是其海外经费最大的来源。该“年报”显示，美国国务院提供的费用占该智库2020－2021年度海外政府经费的80%。路透社报道称，此次ASPI发布的这份涉及中国科技发展的研究报告，同样得到了来自美国国务院方面提供的资助），对该报告所涉及的中国科技发展的国际水平，尚需谨慎研判。
⑨我国科技部门采用全国技术市场交易额这一长期可统计的数字来作为参考指标;国家知识产权局用专利实施率和专利转移率统计来测度和衡量技术成果交易和产业化的活跃程度。在美国，能源部所属工业技术项目(ITP)在统计全年登记在册的研发项目基础上，再统计这些项目最终有多少项被行业部门应用，从而得出科研成果商业化成功率。在欧洲，欧洲知识转移测度专家委员会(EuropeanCommission’sExpertGrouponKnowledgeTransferIndicators)通过研发合作协议数、披露发明数、专利申请数、专利授权数、技术许可数、许可收入数以及创办企业数等7个核心指标评估科研成果。
⑩出自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2013年12月21日在“2013－2014中国经济年会”上的演讲。参见国家发改委官员: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10%。
⑪出自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2020年12月5日在凤凰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人民日报出版社协办，凤凰网财经、中华网财经承办的“2020凤凰网财经峰会”上的演讲。参见中华网财经，李毅中: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发达国家达60－70%。
⑫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少儿抚养比例)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的比例尚未达到较高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较高，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社会保障负担较轻的人口条件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经济发展呈现高投资、高增长、财富积累较快的局面。
⑬一般认为，某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个育龄妇女(15－49岁)生育子女数量达到2.1，才能够维持人口总量不增不减，因此，总和生育率(TFR)达到2.1被定为世代更替水平;1.5被公认为TFR的警戒线，一旦TFR跌破1.5，就有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重新回升至1.5以上极其困难。
⑭美国心理学家斯滕伯格(Robert J.Sternberg)早年提出“五角内隐论”(Pentagonal Implicit Theory)，认为应该从卓越(excellence)、稀缺(rarity)、产出(productivity)、展示(demonstrability)和社会价值(value)等五方面考察拔尖人才。2003年，他又提出超越传统智商测试窠臼的WICS模型，从智慧(wisdom)、智能(intelligence)、创造力(creativity)及其综合作用(synthesized)来衡量拔尖人才。参见Sternberg，R.J.,and Zhang,L.F.,What do we Mean by Giftedness? A Pentagonal Implicit Theory. Gifted Child Quarterly,1995,39(2),88－94.Sternberg,R.J.,WICS as a Model of Giftedness. High Ability Studies，2003年第2期，第109－137页。
⑮参见樊未晨，叶雨婷:《教育扶贫斩“穷根”——全国教育系统脱贫攻坚综述》，2021年3月3日中国青年报;钟曜平:《教育脱贫攻坚筑基伟大复兴》，2021年2月25日中国教育报。
⑯ChatGPT是一款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GPT即预训练生成模型(Generative Pretraining Transformer)，可以理解为“聊天机器人”+“搜索工具”+“文本创造生成工具”。
⑰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the Commissionon Human Rights)副主席身份参与《人权宣言》起草的中国外交家张彭春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参见Roth，Hans Ingvar(2018),P.C.Chang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刘蔚之:《教育学者张彭春的思想演进及其对<世界人权宣言>之锻造(1923－1948)》，《教育研究集刊》2019年第3期，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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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Education and Human Modernization
Fan Guorui
Abstract: Modernization i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includ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material and technology,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and of people. The essence and core of modernization is the human modernization which is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evolution and sublimation from “family members” to “social members,” from “relatives and friends” to “citizens,” from “people with experience” to “people with knowledge,” and then towards “people with wisdom.” At pre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is rather complicated with increasing uncertainties. A dialec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actu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problems of economic, technological, demographic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arduous task of promoting the human moderniza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achieve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However, such problems, as lack of originality, technology dependence, and low level of technology transfer，seriously restrict China’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c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nce, there is a gap in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etween China and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addition, changes in population size and structure, including the decline in birth rate and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decrease in the size of workforce, have brought profound impacts o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is view, it is urgent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opulation, promote the human modernization, and replace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with “talent dividends” in consequence.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by China is close to that of the average level of the world. However, what we are supporting is the world’s largest education system，and in terms of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the average education level of citizens,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alents, we still lag behind compared with the level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building a modern and strong country.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 quality workforce are the basic and strategic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To build a strong country in education and move towards educational reforms that promote the human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to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 as the core, and to deepe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with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the strategies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 quality workforce, and systematically restructure the content and methods of all types of education at all level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make up for the weaknes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modernization, and striv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mpower education with technology and create a new landscape of innovative education,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modern wisdom;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upport and guarantee system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with the promotion of human modernization as the core.
Key word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country; education pow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 invigorating China through human resources;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the human development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