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劳动教育是一种社会建构。当前劳动教育的政策话语观照到了社会教育的作用，但也存在忽视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支持作用、泛化多元社会劳动教育主体、校社协同仅仅停留于理念倡导等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与教育关系角度看，有效的劳动教育离不开社会治理的配合及社会力量的支持，社会教育也具有十分明显的劳动教育特色与优势。提出“作为社会教育的劳动教育”这一命题，旨在凸显劳动及劳动教育的社会属性，从而强调劳动教育的社会建构。因此，着力完善制度层面的劳动保障机制、发挥社会教育主体的劳动教育潜能、强化校社在劳动教育上的有效联结，是推动“作为社会教育的劳动教育”从构想转化为现实的几个重要路径。

关键词：劳动教育；社会建构；社会教育；校社协同育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以来，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及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劳动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工作的重点、热点。在以“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为代表的政策话语的推动下，劳动教育已经逐步嵌入到大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中，也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起重要而具体的意义关联。

相应地，目前学界对劳动教育的探讨日趋活跃。主要包括两类：其一，劳动教育的基本理论研究，重点围绕劳动及劳动教育是什么、为何需要开展劳动教育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2][3][4]，彰显出劳动教育的价值性与必要性；其二，劳动教育的实践方略探索，涵盖开展劳动教育的学段实际、劳动教育的课程建设、劳动教育的质量评估、劳动教育的国际比较等实践课题^[5][6][7][8]，尤重劳动教育的实效提升。这些研究无疑从不同侧面丰富了教育工作者对劳动教育的认知。然而，由于长时间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且劳动教育实施的责任主体多为大中小学，而学校的劳动教育不仅存在学校教育内部各学科主体相互博弈、劳动教育时空大受挤压的问题，还存在着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以及社会教育之间有机衔接举步维艰的窘境。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热热闹闹的学校劳动教育实践，遮蔽了劳动教育如何在社会建构维度超越学校教育局限性的深层次思考。

此外，具体考察当前已有的劳动教育政策文本，不难发现，虽然这些文本观照到了劳动教育的社会维度、注意到了社会教育的作用，但相关表述仍然缺乏必要和系统的理论澄清，也没有在方法论上将劳动教育看成是一种社会建构，进而导致相关政策表述存在一定局限性，以及社会力量助力劳动教育的开展在实然层面也未很好落地。本文从劳动教育的社会建构视角出发，提出“作为社会教育的劳动教育”这一命题，希望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

一、问题的浮现：政策文本中劳动教育的社会之维

自确立建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以来，劳动教育已成为新时代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本中，劳动教育政策话语的社会之维也日益凸显。早在2015年，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少工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就已经提到过劳动教育存有“在社会中被淡化”等问题。^[9]而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更是明确指出“社会要发挥在劳动教育中的支持作用”“社会劳动教育要多样化”，并与家庭、学校形成协同育人格局。^[10]同年，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在劳动教育的组织实施部分指出，“中小学阶段要推动建立以学校为主导、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协同实施机制”“职业院校、普通高等学校要建立学校负责规划设计，行业企业社会机构主要负责业务指导，双方共同管理的劳动教育实施机制”。^[11]这些政策文件虽各有侧重，但一致关注到了劳动教育的社会之维。由于社会生活与劳动教育是双向建构的关系，且劳动教育的社会主体极为多元、复杂，上述政策文本在劳动教育的社会之维的建构上也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内容不够全面，忽视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支持作用

在目前的政策话语中，社会教育主要作为劳动教育的资源而存在。相应地，社会力量则被强调应在劳动教育中发挥支持性的资源供给功能。但教育资源只是劳动教育社会之维的一个面向，在劳动教育开展过程中，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发挥着更为基础的作用。“如果社会不改造，社会并没有对劳动者的尊重、对劳动成果的尊重，或者分配制度极端不公平、不能善待劳动者，光靠学校单独承担劳动教育的责任是没有希望的。”^[12]梳理政策文本可以发现，加强劳动教育在社会层面宣传引导等要求仍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层次，并未触及劳动教育在社会支持方面更为根本的内容，即全社会形成对劳动及劳动成果的尊重机制，而这有赖于社会制度的保障和社会治理的完善。如，2020年发布的《意见》提到“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劳动教育的良好氛围”^[13]，但就其实现方式而言，却仅仅依托于树立典型、弘扬主旋律、反对错误观念等宣传策略，而未真正尝试在制度建设层面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对不利于劳动教育的社会机制予以纠偏。社会即教育。在劳动教育方面，社会生活的教育意义更为重要。忽视社会制度和文化建设，社会生活就会从根本上失去对劳动教育的参与和支持作用。

（二）表述过于抽象，泛化多元社会劳动教育主体

从社会建构视角出发的一个共识是，社会劳动教育的主体是多元化的，而这使得社会劳动教育的多样化成为可能。但问题在于，社会劳动教育的主体指的并不只是社会生活中承担“教育”责任的机构，而是指具有直接和间接开展劳动教育条件和具有劳动教育能力的所有社会组织机构。在当前的政策文本中，高等院校及职业院校、以少年宫为典型的综合活动实践场所、行业企业基地、群团组织以及各类公益基金会、社会福利组织等共同构成了社会劳动教育的主体。2020年的《意见》如此表述各社会教育主体劳动教育功能的发挥：企业公司、工厂农场等支持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参与新型服务性劳动，使学生与普通劳动者一起经历劳动过程”，高新技术企业支持学生“体验现代科技条件下劳动实践新形态、新方式”，公共组织支持学生“参加志愿服务，开展公益劳动，参与社区治理”。^[14]从表述上看，这些政策话语均鼓励社会教育主体为学生们参与劳动、体验劳动提供接受劳动教育的平台，也强调了不同类别的社会教育主体不同的劳动教育优势，但从根本上还是将社会教育主体笼统地作为劳动教育的工具，而非劳动教育的主体、实体来看待，社会劳动教育主体的边界界定也过于狭窄。因此，许多未被点名的社会组织似乎就可以不承担劳动教育的社会责任，被明确赋予劳动教育责任的各社会教育主体也难以依托现有的政策框架，确立自身的劳动教育主体性，难以在劳动教育开展的过程中明确自己作为教育主体而非教育服务者的角色，难以真正因势利导发挥各自的劳动教育优势。

（三）机制尚未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停留于理念倡导

就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机制而言，相关政策已经明确要求劳动教育要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要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特别是要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具体来看，政策文本在纵向贯通，即在强调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化建设上着墨较多，而在横向上关注劳动教育的贯穿上则往往失之抽象，“家庭-学校-社区”的协同育人格局缺乏保障机制。2020年发布的《意见》在“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板块，分门别类地说明了家庭要发挥基础作用、学校要发挥主导以及社区要发挥支持作用，但是并未提及如何构建家庭、学校和社区三者一体化的劳动教育环境和三位一体的系统合作机制。2020年发布的《纲要》对“建立协同实施机制”进行了说明，明确了不同类别的社会力量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不同学段学校劳动教育的开展过程中。在中小学，“学校要与相关社会实践基地共同开发并实施劳动教育课程”；而在职业院校、普通高等院校，学校和行业企业社会机构“双方共同管理劳动教育实施”。^[15]但如何共同开发、如何共同管理，这些问题都没有在政策文本及相关的政策解读中得到有效的回应。总体来说，社会与学校、家庭协同育人更多地停留于理念上的倡导，如何通过机制创新在学校劳动教育和社会劳动教育之间建立有机联结还未在政策文本中具体明确。

二、命题的提出：作为社会教育的劳动教育

近年来，劳动教育研究的数量井喷式增长，然而直接关注、正面回应社会劳动教育和劳动教育社会之维的研究虽然比重不大，但也有初步进展。如，高宛玉认为以社区为基点的劳动教育兼具“刚性”和“弹性”的双重发展逻辑。^[16]程豪等基于交叠影响域理论，呼唤以家校社协同开展劳动教育，以超越家校社分离式的劳动教育。^[17]班建武认为劳动教育自身的复杂性与实践的条件性，决定了劳动教育的有效推进不是学校自身就能够独立实现的。^[18]这些研究关注到了劳动教育的社会之维，但是总体来看劳动教育与社会及社会教育的具体与全面的关系如何、社会力量如何才能更有效作用于劳动教育等原理性问题并未得到澄清。

从方法论意义上说，作为社会教育的劳动教育，不仅是社会教育机构的教育，更应当看作社会建构影响教育。以下尝试从作为社会治理的劳动教育、作为全面教育力量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劳动教育的优势及其发挥三个方面对“作为社会教育的劳动教育”这一命题具体说明。

（一）劳动教育与社会治理

回到劳动教育的原点，思考劳动教育的本质属性及其在新时期何以必要的问题，可以发现劳动教育与社会治理有着最密切、辩证的关联，劳动教育是一种社会治理，而社会治理本身也是一种劳动教育。

改革开放之前，虽然有将劳动等同于体力劳动的错误观念，但当时全社会都表现出了对劳动、劳动者的尊重，劳动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而且是社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然而劳动价值尤其是体力劳动的价值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贬损。一方面，“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脑力劳动价值逐步被认可的同时，体力劳动日渐被人冷落，社会上弥漫着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嫌贫爱富的氛围也进一步促成了学校教育中出现文化知识学习垄断教育生活的问题；另一方面，信息化社会加剧了现实生活里本来就有的劳动异化，简单强调动手流汗的劳动教育也不再适应新的劳动形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基于新时代的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建构势在必行。

在一定意义上，重申劳动教育的价值性和必要性，实际上是希望把教育作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以纠偏不当的劳动价值观、实现劳动与教育世界的社会正义。劳动教育不仅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且应当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参与社会治理。“具有公共品德的多元主体参与共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19]劳动教育作为面向所有对象的普通教育，通过提升个体层面劳动素养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无疑有利于社会成员在社会层面的劳动中成为具有公共品德的社会治理主体。坚持正确劳动价值观的引导有助于形成尊重劳动人民和劳动成果、热爱劳动过程的社会氛围。与此同时，如果超越性地理解社会教育，即将其理解为社会建构的教育而不止于狭义理解成由社会机构开展的教育，那么社会治理本身也是社会教育，也许是更根本、影响深远的劳动教育。这是因为，一个劳动者（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不受尊重的社会，必然没有真实、有效的劳动教育。反之，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制度理念、坚决捍卫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包括体力劳动者的福利保障，也包括脑力劳动者的知识产权等）等社会治理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劳动教育。实际上，劳动教育自诞生之始就带有个体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双重意味，只可惜，这一常识在劳动教育开展的过程中却常常被人遗忘。

（二）劳动教育的社会力量

按照目前的政策文本，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构成了劳动教育内容的三个方面。但无论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还是服务性劳动，显然都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也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

具体来看，日常生活劳动的开展主要发生在家庭和学校空间，社会力量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对劳动价值观的健康引导上。生产劳动更多依托于社会实践场所，社会力量的支持更多体现在社会物质资源供给上。服务性劳动则可能发生于真实的社会情境并导向社会责任感的养成，而利他的服务精神尤其需要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护航。由此可见，劳动教育的有效开展和落实需要社会力量在资源供给、制度保障和文化导向等方面大力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生活本身就具有教育性。正是因为社会资源、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会说话”，劳动教育也就愈加需要在利用社会资源的同时“凸显教育的专业性和公共性”“强化制度自身的公共性”“突出（劳动教育）价值取向（在不同时空场域）的一致性”。^[20]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提出的“作为社会教育的劳动教育”，意在强调劳动教育的社会建构，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劳动教育”。社会劳动教育并列于学校劳动教育、家庭劳动教育，指的是劳动教育在社会空间上的延展。它突出了社会主体在物质层面的资源供给能力，但忽视了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在劳动价值观引导上的重要作用，同时弱化了社会主体在开展劳动教育过程中所必需的教育能力。而本文所提出的“作为社会教育的劳动教育”一方面强调劳动教育具有社会性且具有社会建构导向，劳动教育既是广义的社会教育的手段，也是社会教育的内容；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教育的劳动教育”更加强调的是，社会作为教育主体而非一般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劳动教育过程中的深度参与。简言之，对社会力量的理解不应局限于资源供给层面，劳动教育的开展亟需社会主体全方位的教育支持。

（三）社会教育的优势发挥

在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联系方面，目前的主要形式体现在学校劳动教育对校外劳动实践场所的利用上。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及发挥社会教育的优势，显得极其重要和关键。

目前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校外实践场所主要包括两类：以“学工、学农”为主要目标的综合实践基地和以服务性劳动为关键任务的服务性劳动基地。农业劳动实践基地往往为劳动教育所需而专门设立，而工业劳动实践基地更多依托于企业单位，服务性劳动基地则专指经由认定的“城乡社区、福利院、医院、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公共场所”^[21]。它们皆具有劳动教育（潜在）价值，但这些机构的专业性水平参差不齐，所能提供的劳动教育资源也差异巨大。劳动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实施主体，即大中小学除了需要因势利导，发挥不同校外实践场所各具特色的教育潜能，也需要更多地“看见”、发挥社会教育主体所独具的劳动教育优势。

一般理解的社会教育主体，常常是指由政府、公共团体或私人所设立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22]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因其具有公共性且具备一定的教育能力，故具有在劳动教育的开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教育优势。这是因为一方面，区别于一般的社会组织机构，对公共性理念，如“努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民主”^[23]的追寻往往贯彻于以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为典型代表的文化教育机构践行社会责任的全过程。对这些文化教育机构而言，教育服务是其社会职能发挥的关键，也是其确立自身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目前许多社会教育机构已经意识到劳动教育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的关键环节，有必要主动地观照劳动教育、积极地探索如何开展劳动教育；另一方面，虽然与体制化的学校教育相比，社会教育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开展的教育活动仍然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24]，也会综合考虑个体的学习需要、机构自身特点以及社会整体的发展需要等。可以说，社会文化教育机构虽不是专门的教育机构，但已具备一定程度的教育专业性。再加上社会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资源本身有可能比学校教育更为生动活泼，学校劳动教育主动寻求社会文化教育机构的支持并且积极形成劳动教育的合力，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目前症结在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机构如何建立具体、有效的协作关系。若学校劳动教育只是将社会教育机构简单看成是一种校外教育资源而非一类具有独立价值的教育主体，则无论是学校劳动教育还是社会劳动教育，都会浅尝辄止、难以取得真正的教育合力和应有的教育实效。前述政策文本之所以会出现家校社协同育人更多地停留于理念上的倡导、在学校劳动教育和社会劳动教育之间建立有机联结方面缺乏具体规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社会教育的独立价值、优势及其发挥存在认识上的局限。

总之，如果说政策文本对劳动教育社会之维的关注不够、还未真正完整地“看见”社会教育之于劳动教育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而言，无疑是一种缺憾，那么，理论界在劳动教育的社会建构以及社会教育优势发挥等议题上长时间的失语，则是更严重的问题。教育理论向来是实践性的。前述失语状态的改变，既需要理论上的努力，更需要实践上的探索。

三、方法的探寻：作为社会教育的劳动教育

需要澄清的是，“作为社会教育的劳动教育”这一命题无意弥散“社会教育”的概念边界，也无意消解学校劳动教育的主体地位。“作为社会教育的劳动教育”的基本要义是突出劳动及劳动教育的社会属性，强调社会建制与劳动教育的相互建构，从而提升劳动教育的实效。当然，理论构想如何更好地照进现实，“作为社会教育的劳动教育”如何在教育实践上得以真正的落实，还需要从宏观到微观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探索。

（一）大力完善社会制度层面的劳动保障机制

良善的社会制度建设是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基石，也是提升劳动教育实效的需要。通过社会治理的完善推进劳动教育是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具体发力点至少应当包括健全劳动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完善劳动争议处置机制三大方面。

与劳动教育相关的社会治理的完善，首先是健全社会的劳动保障制度，切实满足劳动者对于美好生活的基本需要。当前，劳动就业格局的显著变化已经大大加剧了劳动者社会地位和收入待遇等方面的差距。其中一些差距既是社会不公，更是反向劳动教育。国家应当采取切实措施优化劳动保障制度，“维护与发展好劳动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项权益，使其在劳动中获得尊严、觉得体面、过得幸福、活得滋润”^[25]。

其次是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权衡效率和公平，大力促进共同富裕。分配问题从来都不纯粹是经济学问题，而是具有鲜明价值导向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上存在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新业态从业人员与企业的劳动关系和权责分配尚未完全厘清”“创新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机制仍未完善”“新兴和传统行业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方面。^[26]国家应当通过优化收入分配、再分配制度，让劳动者“在享受公平发展机会的基础上，充分享受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的权利”^[27]；另一方面，完善与创新社会的建构相关的创新激励机制也十分重要。若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措施不能落实，则创造性劳动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抑制，既伤害劳动者的创新积极性，也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

最后是完善劳动争议处置机制，在保障用人单位权利的同时，注重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28]应当健全法制，并促进政府、工会组织和企业组织共同参与劳动争议处置机制的改革，提高劳动争议处置的效率。让劳动者获得应有的尊严，是“劳动最光荣”的底线。总的来说，“劳动最伟大、最光荣、最美丽”，需要有社会制度的支撑。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建设关系到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也与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舆论氛围直接相关。以维护劳动者权益与尊严等为目标的社会治理的完善，既是劳动教育的重要支撑，也是作为社会建构的劳动教育本身。

（二）充分发挥社会教育主体的劳动教育潜能

当前，作为社会教育主体的劳动教育潜能还未被充分“看见”。而这一教育价值被“看见”的实现需要社会教育主体有更高的劳动教育自觉。以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教育机构应当更自觉、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教育优势，开展独具特色的劳动教育实践。

以博物馆为例，作为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的非正规教育机构，拥有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能够有针对性地满足个体的非正式学习需求、统筹多方力量开展多样化的教育活动等，构成了博物馆教育的优势所在。博物馆完全可以通过不同劳动场景的模拟来丰富多元的劳动体验，也可以通过策划主题展览和教育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而在服务性劳动方面，博物馆更是独具优势。如，在志愿服务中，学生转化角色，从参观者变成志愿服务人员，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博物馆的运作机制和公共属性，也可以有力地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相较于学校中的劳动课程，博物馆可以调动更为多元的社会文化资源来提供丰富多彩的劳动教育。博物馆既可以“迎进来”，成为联结中小学与高等教育机构、新兴产业单位等的中介力量以此推进劳动教育的协作，也可以“走出去”，进入各级各类的中小学和社区来发挥自己在劳动价值与观念引导上的教育优势。

简而言之，作为社会教育主体的劳动教育潜能具有十分广阔的想象空间，社会教育主体的主体意识一旦被充分激活，则社会教育意义上的劳动教育实践一定大有可为。

（三）有效强化校社联结意义上的劳动教育机制

劳动教育的有效开展，无疑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多方联动。其中建立、强化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在劳动教育方面的有机联结十分关键。

学校无疑是劳动教育体系化开展的主阵地，学校劳动教育课程，包括专门劳动教育课程和间接的劳动教育课程，都是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社会教育也是劳动教育尤其是生产性劳动教育、服务性劳动教育的重要依托，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则在塑造劳动价值观上发挥着关键作用。问题在于，当前劳动教育校、社联结的价值仍未被充分“看见”，学校与社会协同开展劳动教育更多地停留在一般性的口号宣传层面。落实、深化不同育人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既需要社会制度层面的机制创新，更需要教育实践层面的观念变革。对于劳动教育的实施主体，即大中小学而言，有必要更为自觉、主动地强化校社联结，通过优势互补来提高劳动教育的实效。如，在劳动教育的课程建设中，一方面改造现有的学科课程，凸显劳动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建立课程内容与社会生活特别是劳动现实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劳动教育课程也需要摆脱传统的僵化思维，更为主动地吸纳社会教育主体的力量，超越课堂和学校教育空间与时间限制，在多样化的社会情境中开展与时代脉搏共振的劳动教育。

此外，作为最为自觉的教育力量，学校在校、社劳动教育联结上不应仅作为“合作方”被动地实现协作，而应主动成为社会教育的“参与主体”之一，深度介入校外劳动教育的建构。唯有如此，社会教育机构才能充分考虑学校劳动教育的实际需要和学生参与劳动教育的心理实际，提供更为有效的劳动教育合作。

总而言之，劳动教育是一种社会建构，作为社会教育的劳动教育十分重要。就劳动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劳动连接着个体和社会，通过劳动这一纽带及劳动教育这一过程，个体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社会以及自己与他者的关系，社会也通过劳动分工、合作、创造而获得良善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真实的劳动发生于鲜活的社会生活中、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社会生活通过对劳动的需求和劳动价值的导向发挥不可忽视的教育作用。

就社会教育与劳动教育的关系而言，一方面现实的社会教育之于劳动教育具有重要价值，多元社会教育主体为劳动教育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带来更多的可能，学校与社会机构在劳动教育上的真实合作就显得十分必要、重要；另一方面，广义的社会教育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作为社会教育的劳动教育也会反过来参与社会建构。

本文抛砖引玉，提出“作为一种社会教育的劳动教育”的命题，旨在探讨如何具体、深入地将当前相关政策文本已经观照到的劳动教育的社会之维落到实处，通过社会教育观念的重建来更好助力劳动教育的有效开展，真诚希望得到教育同道的共鸣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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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Education is a Social Construction: On Labor Education as Social Education

TanChuanbao GuoLan

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is a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current policy discourse on labor education has noted the role of social education,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of neglecting the supporting role of social system and culture, ignor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social education subjects of labor education, and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society only remaining in the advocacy.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education, effective labor education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cooper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support of social forces, and social education also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n labor education. The proposition of “labor education as social education” aims at  highlight the social attributes of labor and labor education, thus emphasizing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education and labor education. Therefore, improving the labor protection mechanism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seeking the labor education potential of social education subjec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ive linkage between school and society in labor education are very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as social education” from conception to reality.

Key words: labor educa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social education; school-society collaboration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