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顺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满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诉求，两者的社会理想、哲学根基、价值指向、内在特性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使得两者相结合成为必然之势。两者相结合是以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的历史进程为镜鉴，总结归纳而出的最新理论成果。长期以来，两者相结合隐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以来的理论创新使得两者相结合从隐性走向突显，其所遵循的固本培元、求同存异、允执厥中、扎根实践的原则也逐渐明确。两者相结合得以从历史进程之实然走向原则遵循之应然，具有钩深致远的价值意义与境界，彰显出与时偕行的时代性与革故鼎新的超越性，具体体现在“空间－时间”耦合的维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开辟、在现代化范式革新的维度上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推进拓展、在文明形态突破的维度上滋养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结合；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与题中之义，而且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创新的内在资源与价值诉求。长期以来，两者相结合隐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中，并没有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者相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数月以后的决议再次予以明确，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系统阐发，体现了党对两者相结合不断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自觉。两者相结合得以从隐性走向突显，一跃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而积淀五千年历史底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可谓是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与智慧结晶，在现今仍然发挥着日益显著的重要作用。厘清两者相结合的缘由与必然性（顺势），镜鉴两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鉴史），明确两者相结合的原则遵循（明道），揭橥两者相结合的价值意义与境界（入境），构成了两者相结合的四重视阈。

一、顺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之势

厘清两者相结合的缘由与必然性，是深入剖析两者相结合的前提性问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与扎根，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面临现代化的转型，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激活，这是两者相结合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两者的社会理想、哲学根基、价值指向、内在特性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为两者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准备。客观需要与思想准备汇聚在一起，造就了两者相结合的必然性。

（一）落地与扎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两者相结合可以从“中国化”与“化中国”两个层次来理解。马克思主义首先需要“中国化”，在中国落地与扎根，得以立足与生存，才能实现“化中国”，在中国开花与结果，影响与改造中国。“只有先解决‘中国化’问题，才能解决‘化中国’问题，‘中国化’的目的是为了‘化中国’。”^[2]因此，脱胎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欲深度融入中国，必然希冀从中国特有土壤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结合点，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引领力和实践上的推动力更为彰显。一方面，两者的有机结合与互融互通，才能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引领力。外来理论和这个国家国情相结合的程度极大地影响了该理论引领力的发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面临一个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过程，不仅体现在与社会现实的结合上，更需要深入文化传统的结合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理念与精神形态，两者相结合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能否获得中国人的心理认同，关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命运与引领力的发挥。另一方面，两者的有机结合与互融互通，才能更加昭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推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世界的同时，更在改变世界上发挥了实践性的独特品质。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充分发挥，需要扎根在中国文化土壤之中，进而开花与结果。几千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实践形式，润物无声般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习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如果要被中国人接受并体现出鲜明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必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能提升人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从而更好地改造中国，解决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实践道路问题。

（二）甄别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诉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要实现转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真理之光来甄别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劣，剔除不合时宜之糟粕，萃取穿越时空之精华，进而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首先，批判性扬弃。作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物的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许多精华元素，如为政以德、民惟邦本、天下为公等理念具有穿越时空的恒久价值，但不可否认，也存在着某些丧失合理性的糟粕成分，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愚忠愚孝等思想已经不合时宜。因此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与糟粕成分往往因时因地因条件变化，甚至相互交融在一起，需要秉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抽丝剥茧，方能批判性扬弃。其次，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转化是以时代发展为准绳，对传统资源的内在蕴意与外在形式进行与时俱进的转化。在转化的进程中，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去粗取精、由表及里，使其与时代特征相契合、与时代需求相协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最后，创新性发展。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前者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又各有侧重。创造性转化侧重于“继往”，强调将传统资源转化为当代价值，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资源的限制，而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在“照着讲”前人思想文化的基础上“接着讲”，着眼于突破与飞跃，指向于未来，呼唤一种崭新形态的出现。以传统“民本”思想为例，就创造性转化而言，就是剥离其“立场在官”“以民为用”的内涵与陈旧表达方式，激活其生命力，实现其现代化与时代性的转化；就创新性发展而言，就是保留“民本”重视民意、关注民生的合理性，摒弃其封建内涵，发展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就是江山”等新理念。

（三）相符与融通：两者具有高度契合性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西方各种理论与主义曾风靡一时，如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但经历无数仁人志士的尝试，这些理论与主义最终都在中国“水土不服”，无法彻底融入中国。为何只有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得以在中国特有的文化土壤上扎根与发展？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同为包罗万象的思想形态，不谋而合地蕴含着对美好社会的崇高向往、重视人的主体价值、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推崇辩证法的思维，这些高度的契合性都使得两者相结合水到渠成。其一，两者的社会理想相符，都饱含着对美好社会的崇高向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病与缺陷耳濡目染，希望使人们从劳动异化之中摆脱出来，冲破资本主义的束缚与牢笼，解放全人类，从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所渴望的大同社会异曲同工，都代表着人们对崇高理想之追求。因此，在共产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往往将其与大同社会相结合进行宣传，以便民众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接受。儒家经典《礼记》首次对大同社会进行了详细描述，充分彰显出大同社会崇尚公平与和谐的内涵，强烈寄托着古人摆脱剥削与压迫的殷切希望。因而，大同社会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执着追求的理想。近代以来，康有为《大同书》的论述以及孙中山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无不闪烁着大同社会的理想之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虽有时代与制度的迥然差异，但在社会理想层面却具有鲜明的契合之处，促进了两者相结合的理论建构。

其二，两者的哲学根基相融，都蕴含着浓厚的辩证思维。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与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提倡用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去认知客观世界，反驳了脱离人和现实而陷入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传统，又主张以辩证思维的角度来审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决定性以及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同样，辩证思维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如阴与阳、道与器、动与静、理与气等观念，无不充溢了浓厚的辩证思维。《周易》提倡“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世界万物是由阴阳构成的，体现了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周易》“否极泰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理念也流露出一分为二看问题的辩证思维。老子推崇“反者道之动”，认为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来自相反与否定的力量，蕴含了一种否定的辩证思维。老子还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认为对立双方是普遍联系的，是相互依存且相互统一的。由此可见，两者在辩证思维上的不谋而合，为两者相结合奠定了哲学根基。

其三，两者的价值指向相通，都充分重视人的主体价值的彰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崇尚资本过度扩张的特性使得人的劳动被异化，人的自由被消解，从而遮蔽了人的主体价值，迫使无产阶级堕入物质剥削与精神桎梏的两难境地。因此，无产阶级需要革命，打破“物统治人”的资本逻辑，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彰显人的主体价值。在恩格斯看来，人的解放与自由受到自然、社会和自身的三重束缚，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价值，摆脱这些束缚与羁绊，方能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中华传统文化也蕴含着重视人主体价值的思想。早在殷商之际，《尚书》“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的思想就展现了古人对人主体价值的初步确认。春秋以降，人的价值与主体性进一步得以彰显。孔子主张“仁者，人也”，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意境，孟子倡导“仁者爱人”的仁政与王道，力主“民贵君轻”，这些都是在肯定个体价值的同时，强调爱民重民的群体价值，有效协调了人的个体价值与民众的群体价值，也是儒家“内圣外王”道德修养理念的自然阐发。“内圣外王”将内在的道德修养外化为治国理政之道，在重视人的主体价值的基础上，也强调人的主体价值的向外践行，追求知行合一的理想状态。由此可见，两者都充分重视人的主体价值的彰显，为两者相结合赋予了价值指向。

其四，两者的内在特性契合，都显露出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可贵品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不仅着重撷取了当时欧洲先进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思潮之精髓，也借鉴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甚至欧洲以外的其他文明，是集人类思想精华之“大成”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鞭辟入里的抨击，同时也以扬弃损益、批判继承的开放态度，汲取了资本主义的合理之处，进行了创新性的转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如此，与苏联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列宁主义，与中华传统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毛泽东思想，也都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历经时间长河的积淀、熔铸而成的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兼收并蓄各种文化形态的智慧结晶：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说精彩纷呈，展现出“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则是儒家与道家融会贯通的产物；宋明理学是儒家着重汲取道家与佛学思维而成的新儒学。纵观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儒道互补、外儒内法、佛道相融、儒释道互渗的态势非常明显，甚至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外来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也秉承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由此可知，两者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可贵品质为两者相结合提供了内在特性的支撑。

二、鉴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然之史

俗话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以史为鉴，方能察往知来。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就自觉地坚持两者相结合，两者相结合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孕育与生成、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推进与曲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赓续与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创新与升华，体现出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隐到显的特征，在这期间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遇到了一些教训。镜鉴这些经验教训，为明确两者相结合的原则奠定了历史根基。

（一）两者相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孕育与生成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以俄国十月革命为镜鉴，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逐渐萌发了将两者相结合的理论自觉。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着重批判的是封建专制制度所塑造的孔子与儒家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新的！旧的！》等文章中，李大钊认为应该充分吸收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将西方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在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文章之后，李大钊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在主“静”、重“精神”的东方文明与主“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之外，存在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新文明”。李大钊热情讴歌“第三新文明”，对于“第三新文明”如何落地与扎根中国，李大钊强调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是教条，而是要从中国的“实境”出发。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的“实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相结合自然成为题中之义，这就为我党开辟了两者相结合的道路，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要充分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4]这一份遗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需要以“中国特性”的形式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命题也应运而生。毛泽东1937年先后写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中华传统文化的要素也跃然纸上，可以称之为两者相结合的经典著作。在之后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从“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三个方面指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也流露出以两者相结合的方式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维。随后的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中华传统文化所提倡的、最初用来形容良好治学态度的“实事求是”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使得“实事求是”超越纯粹书斋式的局限，赋予其崭新的意义与价值，实现了创新性转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与改造世界、须臾不可离的重要方法。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会上，借用传统文化中耳熟能详的“愚公移山”故事来激励共产党人移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决心与毅力。由此可见，两者相结合的孕育与生成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确定息息相关。

（二）两者相结合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推进与曲折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得以全面的推进，两者相结合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遭遇了一些曲折。首先，新生政权的建立需要在文化领域进行“革故鼎新”“破旧立新”，摒除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批判封建文化，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其次，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以苏联经验与教训为鉴，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再次结合，其中的中国具体实际自然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把建设“现代科学文化”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损益与扬弃，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自然是建设“现代科学文化”的题中之义。后来，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观点与方法，为处理两者的关系提供了理论的指南针。同样，周恩来在1960年1月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也将“现代化科学文化”纳入其中，主张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创造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的现代化，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不可否认这一段时间尤其是“文革”时期由于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出现了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不利倾向，致使两者相结合遭遇到一些曲折。不过这些曲折也为改革开放以后重新促成与加强两者的相结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三）两者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赓续与深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党的领导人赓续两者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并进一步深化与淬炼，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与教条主义，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启了百花齐放、古为今用的文化方针。邓小平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他借鉴《诗经》中“民劳亦止，汔可小康”的论述和《礼记·礼运》中“小康”的阐发，用“小康”社会来诠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从而赋予现代化理论以浓厚的中国传统色彩。此外，邓小平还创造性地吸收了传统文化中“保合太和，乃利贞”的和合理念，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后来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与健康发展奠定了制度保障。邓小平这些理论与实践为两者的重新结合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江泽民继承了两者相结合的优良传统，进而凝练出“与时俱进”的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提出了“以德治国”等一系列理论成果，为两者相结合开辟了新的空间。胡锦涛遵循马克思主义重视人民群众创造性的论断，并充分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民为贵”等民本思想，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也与中华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思想息息相关。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两者相结合得以赓续与深化，并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进行了诸多的理论创新。

（四）两者相结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创新与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地位愈加显著，与马克思主义的衔接与互动也愈加紧密。习近平总书记顺势而为，首次将两者相结合明确提出，并先后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之中脱颖而出得以独立存在，两者相结合从隐含走向突显、从突显走向系统。其一，擢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从“根与魂”“文化基因”“精神命脉”“突出优势”等维度阐释其重要作用，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是须臾不可离的，一旦“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5]。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两者相结合，其后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与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对两者相结合进行了“与时俱进”的系统阐发，论述了两者相结合的重要性、原因与方式。其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运用到中国具体的治国理政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治国理政思想旁征博引，可谓是两者相结合在新时代的集大成之作。具体来讲，习近平总书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将中华传统文化中“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转化为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实学观念转化为新时代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实践精神；将中华传统文化中“大一统”国家观念转化为新时代强调“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礼法并用”的治国理念转化为新时代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将中华传统文化中“选贤任能”的选人用人观念转为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将中华传统文化中“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思想转化为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思想；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转化为新时代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其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和融入全球治理之中。近些年以来，随着全球格局的深层演变，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撷取中华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大同社会”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中“共同体”思想相结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应运而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主要体现在其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崇高目标，胸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气度，秉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和为贵”的相处原则，树立“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义利观。这些思想都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者相结合的创新与升华，在国内与国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明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应然之道

形而上者谓之道，道是事物发展的原则与纲领。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两者相结合的经验与教训，逐渐明确其原则遵循，两者相结合也得以从历史进程之实然走向原则遵循之应然。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方能保证两者相结合沿着正确的道路推进；在保留差异的前提下互学互鉴，方能促使两者相结合实现和而不同；抵制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复古主义两种极端倾向，方能使得两者相结合不偏不倚，远离狭隘；持续在中国具体的实践中推动两者相结合，方能赋予两者相结合以鲜明而又广大的实践场域。

（一）固本培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

厘清两者的关系与地位是把握两者相结合的首要原则。两者相结合虽然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并驾齐驱，平起平坐。在新时代，两者相结合的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滋养，更具有民族特色，从而丰富与充实马克思主义，而非削弱其指导地位。同时，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实践场域中才能够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不至于偏离正确的政治导向与价值取向，陷入保守主义与复古主义的泥沼而无法自拔。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是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武器，科学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成就，具有跨越时空、超越民族的普遍价值，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推进两者相结合首先需要秉持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绝非原封不动的教条，而是科学方法的指导与实践行动的指南。因此，需要在深刻研究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基础之上，顺应时代潮流，与实践有效衔接，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返本”与“开新”并卓有成效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继续扬帆起航。

（二）求同存异：通向保留差异、互学互鉴的会通之路

两者产生于东西方不同的时空语境，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精神特性实属正常，不可避免存在着某些交锋与碰撞。但两者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两者的结合就是非此即彼的零和竞争与消弭差异的熔为一炉，而是在肯定与保持两者特性基础之上的和而不同。两者通过相互了解与相互适应，寻求凝聚最大公约数的重叠共识，进而彼此见贤思齐、互学互鉴，开拓出一条求同存异的会通之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推进凝聚双重智慧。因此，在推动两者相结合的进程中，一方面，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中华民族的形态与内涵，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民心中的认同感与亲和感，有利于其在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由于时代条件与历史条件的局限，不免含有陈旧过时甚至落后的内容，在现代社会面临着转型与再造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来甄别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劣、激活其生命力自然水到渠成。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华传统文化之“的”，使其摆脱历史局限性的羁绊，实现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道统重铸与活力再现。由此可见，两者相结合是在尊重彼此差异前提下的双向补充与相互融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无比充盈的精神文化滋养。

（三）允执厥中：抵制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复古主义两种极端倾向

两者相结合要有底线意识，需要允执厥中，遵守中和之道，抵制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复古主义两种极端倾向，从而远离狭隘。一方面，需要抵制文化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善于借助舆论，制造热点话题，迎合受众消遣与猎奇的心理，标榜所谓“去历史化”“去价值化”的理念，矮化甚至无视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质疑乃至消解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力图达到宣扬西方价值观、侵蚀我国文化根基进而动摇我国文化自信的目的。文化虚无主义集解构主义、自由主义与怀疑主义于一身，否定传统、崇高与价值，使得文化日益趋向庸俗化、娱乐化与物欲化，容易导致信仰迷失、价值失序与道德滑坡，是我们在推进两者相结合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抵制的极端错误倾向。另一方面，也要抵制文化复古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盲目崇拜古代，割裂古今，宣称以本土千年传承的“道统”反对所谓外来的舶来品马克思主义，试图消解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妄想“儒化”马克思主义、“儒化”共产党，甚至“以儒代马”，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文化复古主义没有看到中华传统文化建立在农耕文明与宗法社会的根基之上，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时代局限性。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赋予其现代性与生命力，并形成与马克思主义相互依存、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未来指向。作为结合两者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提倡两者可以“美美与共”并互融互通，不会走文化虚无主义的丧失根源之路，也不能走文化复古主义的改旗易帜之路。

（四）扎根实践：在中国具体的实践场域中拓展结合的深度与广度

纵观两者相结合的历史发展进程，两者相结合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具体实践之中，并不是单纯理论的拼凑与嫁接，而是以问题为导向，理论紧密联系实际，进而促进了两者的互动与结合。我党历届领导人无不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聚焦时代发展与实践进程，推动两者的有机结合与融会贯通。特别是到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程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淬炼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首次明确提出两者相结合，使其从隐性走向突显，充分印证了实践是理论之源的重要性。值得强调的是，扎根实践的两者相结合需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俗话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民群众普遍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与热忱的传统家国情怀，是促进与推动两者相结合的强大精神力量。因此，需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在两者相结合之中的创造精神，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善于从人民群众生活的点滴之中提炼两者相结合的要素与方法，为两者相结合夯实群众基础。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应该发挥理论的智慧，深刻体察时代之脉搏，把鲜活的具体实践作为两者相结合的着眼点，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涅槃重生，闪烁时代之光芒，迸发强大之活力，同时进一步擢升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与解释力，使其更具中华神韵，不断拓展两者相结合的道路。

四、入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超越之境

境界指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正如《人间词话》所言，“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境界之于理论的重要性亦然。两者相结合明确其原则遵循之应然，具有钩深致远的价值意义与境界，彰显出与时偕行的时代性与革故鼎新的超越性，具体体现在“空间－时间”耦合的维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开辟，在现代化范式革新的维度上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推进拓展，在文明形态突破的维度上滋养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

（一）空间与时间的耦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开辟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用了完整的章节，旗帜鲜明地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一重大理论命题。诚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6]，马克思主义绝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重在贡献一种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方法。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不拘泥于本本，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自然是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的恒久魅力与不竭活力在于其永无止境的创新精神，“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正是马克思主义展现其创新精神而形成的崭新理论成果。可以从“空间－时间”耦合的维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空间”维度来讲，“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彰显创新精神的特定“空间”，“中国”这一空间场域承载着独特的现实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各国实践中，不能削足适履地生搬硬套，而是需要根据各国的差异性来区别对待，否则就会犯本本主义与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提供“空间”支撑，给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时间”维度来讲，一方面，“时间”的流动性与变化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代得以创新与发展，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各自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时间”的连续性与绵延性将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代的创新与发展熔铸为薪火相传、一脉相承的整体理论系统，这两个方面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需要遵循“时代化”的时间维度进行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需要“中国化”的空间场域以体现“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将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化”空间一维性的单向度发展扩展到“中国化”“时代化”空间与时间二维性的辩证发展。以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隐含与内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需遵循中国不同时代的发展进行创新。现在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并列提出来，更加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独立性和“与时偕行”的特质，也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同频共振且相得益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树只有扎根于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沃土之上，获得“中国”这一特定“空间”的承载，才能本固枝荣、根深叶茂，而中华传统文化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激活，顺应“时代”的发展与需要，遵循“时间”流动性与连续性的逻辑，才能彰显出更为绚烂的时代风采。两者相结合深刻透彻地回应了中国实践与时代发展之问，是永葆马克思主义蓬勃生机的“源头活水”，对马克思主义在空间维度实现“中国化”与在时间维度实现“时代化”大有裨益，对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现代化范式的革新：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推进拓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破茧而出意味着现代化范式的革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现代化的普遍性与一般性，而且具有中国式的特殊性与主体性，而特殊性与主体性的体现离不开中国的特有土壤及扎根于其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须臾不可离，因此辩证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需要把两者相结合。其一，中华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浓厚的文化滋养。中国式现代化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理念，冲破资本主义对现代化的垄断并汲取其合理因素，与之共存并展开合理竞争；中国式现代化镜鉴中华传统文化“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开展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吸纳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损有余补不足”的思想，强调共同富裕的特质；中国式现代化撷取中华传统文化“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借鉴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观念，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汲取中华传统文化“协和万邦”“以和为贵”的思想，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其二，中华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年的历史沉淀而生，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特质与人文风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且强大的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奠基于文化自信之上，这种延续五千年历史“生生不息”的文化自信增强了“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进而突破西方式现代化的底气，沉淀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巨轮扬帆启程、迈向蓝海的精神启航器。其三，毋庸置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推进拓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华传统文化以上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激活，从而摒弃其不合时宜之糟粕，保留其穿越时空之精粹，激发出中华传统文化的蓬勃生机。两者相结合形成合二为一的融通之力，共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推进拓展与行稳致远。

（三）文明形态的突破：滋养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合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为一体、集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于一身的崭新文明形态。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出了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妄图一统江湖的神话，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物质主义泛滥、两极分化鲜明、对外扩张频繁的歧路，可谓是终结了风靡一时的历史终结论。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也超越了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高度集中且僵化的苏联模式所代表的旧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摒弃苏联模式的老路，通过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赓续并创新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可见，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与苏联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双重超越，充实与丰富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宝库，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与“世界向何处去”的双重诘问。人类文明新形态追求“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不偏重于物质一隅，坚持以统筹协调的理念推进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的综合发展，契合了人民对多元复合式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审视人类文明形态的漫长演进历史，其历经群星璀璨的“轴心时代”到大航海时代后资本主义文明的纵横天下，又到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文明的问世、进而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成双峰并峙的态势，再到社会主义文明历经苏东剧变后的曲折发展，直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崭露头角、逐渐绽放光芒。在波澜壮阔的古今人类文明形态的嬗变过程之中，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延绵至今不曾戛然而止的古老文明形态，以其胸怀天下的宽广视野来看待其他文明，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类存在观念、共同体思想、对立统一规律深度切合。两者的结合与融通转化为我国现在对外交往中所遵循的以对话超越对抗、以互鉴代替冲突的邦交理念，这就超越了西方唯我独尊的文明霸权观念，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既提供了中华文明的深厚滋养，也赋予了社会主义的鲜明标识。“中国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现代化强国、创造并不断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经验与成就，必将为世界各国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提供借鉴。”^[8]

五、结语

发轫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趋势之必然，两者相结合应运而生，得以走向历史之实然，以史为鉴，总结经验与教训，从而再通向两者相结合的原则之应然，明确其原则遵循，凸显其价值意义与境界，这四个层面环环相扣，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两者相结合的有机统一整体。中国共产党是两者的共同守护者与弘扬者，站在关乎国家与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以舍我其谁的勇气肩负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历史使命，持之以恒地促进两者的纵向发展与横向结合，推动两者良性互动互鉴，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聚珠联璧合的思想动力，而且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别具一格的中国智慧。当然，推动两者相结合的进程不会一蹴而就，也并非一路坦途，我们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满怀笃信与诚挚之心，对中华传统文化饱含温情与敬意之感，持之以恒，砥砺前行，既不固守本本，也不脱离传统，努力开拓出两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相结合之路。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2]韩庆祥.全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1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6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

[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4.

[8]刘余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根基与文化底蕴[J].甘肃社会科学，2023(2).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