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作为有效引领国家和人民迈向现代化的“牵引器”，内蕴以人民之“力”满足人民之“需”，办成人民满意教育的理性逻辑。作为面向人民现代化的教育，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应致力于满足人民指向效益型生产的物质需要、指向合作型生产的社会需要、指向绿色型生产的自然需要。作为服务人民现代化的教育，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应从教育理性上映射人民整全性生命、从教育资源上支撑人民跨界型发展、从教育制度上保障人民多向度行动。作为依托人民现代化的教育，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应以修正“为何”兼“何为”的人民行动理性触发动力擎、以优化“提质”兼“增效”的人民行动范式铺就快车道、以完善“输血”兼“造血”的人民行动制度再造新优势。
关键词：人的现代化；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理性逻辑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我国社会发展已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与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西方式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社会主义国家之上，人民群众作为当之无愧的主体存在，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2]作为与社会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核心关切不应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在独特的历史命运、基本国情以及文化传统之下，以对“应该怎样现代化”以及“如何建成现代化”等问题的寻解，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近年来，学界虽有对职业教育现代化“为什么”的价值论、“是什么”的本体论以及“如何做”的实践论进行探讨，但多是秉持向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向内谋求教育本体发展、向上响应国家发展战略的“混合本位论”。[3][4][5]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与手段，对其价值性、合理性与可行性的探问理应依循中国式现代化向下谋求人民现代化实现的扎根逻辑。为此，本研究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中心”逻辑，以“人民需要的现代化”为出发点，以“现代教育的人民化”为着力点，以“现代化人民办现代化教育”为落脚点，深入探究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价值追寻、本体形态以及实践路向，分析框架图1所示。（图1略）
二、人民需要的现代化：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价值追寻
人的需要作为其肉体生存的显现、内在本性的表征以及本质力量的确证，[6]是人的现代化的原始根据和内驱动力。[7]而何谓人的需要？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认为，人的生物学本能构成了人需要的自然前提，人的需要本身是通过实践，在改造自己的自然本性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与社会、文明在实践的基础上辩证统一。[8]“教育本身并没有界限，无论是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都是对人的塑造。[9]”但不同类型的教育对人的塑造不可没有区分，于职业教育而言，唯有从自身有别于普通教育的生产属性出发，通过对人民指向实践且与物质、社会、自然保持辩证统一的现代化需要的精准发力，才有可能建成长足而有时代生命力的现代职业教育。
（一）生存的现代化：满足人民指向效益型生产的物质需要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0]”在技术弥漫的时代背景下，“人民—物质”的直接作用关系虽普遍被“（人民—技术）—物质”的间接作用关系所取代，但这种改变只停留于实践表面，如何借技术之力促进人与物质之间对象性关系的现代化，仍构成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性价值觅求。
职业教育应以形塑人民从“数量”到“质量”的现代化物质生产理念为先。人民存在的生命性虽决定了物质资源生产的基础性意义，但人对单一物质资源的渴求程度和占有总量并不构成现代人与动物、与传统人之间的本质区别，使人在物质资源生产理念上与后者保持向度与尺度的差异，才应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之一。一方面，职业教育应致力于形塑人民指向更高层次的物质资源生产理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1]”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物质贫困”，也不是“精神贫乏”的现代化，职业教育唯有助力人民形塑指向更高层次的物质生产理念，才能引导人民以更高层次的物质生产行动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应致力于形塑人民指向更有尺度的物质资源生产理念。作为14亿多人口的大国，我国现代化同时面临着人口众多与资源有限矛盾的重大发展难题。[12]职业教育有必要以对人民物质资源需要观的改造升级，弱化人民之间的物质资源占有矛盾，保障全体人民都能走向现代化。
职业教育应以培育人民从“运用”到“创新”的现代化物质生产能力为要。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全面铺开和深入渗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已然成为社会共识，促进“人—技”关系融合与创新也相应成为职业教育现代化的主基调。其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求职业教育应致力于培养全体人民运用技术的能力。“孤立的生产力要素不是现实的生产力，现实的生产力必须是诸要素的结合。[13]”面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特征，作为生产技术普及的重要载体——职业教育，必须主动面向全体人民开展适应时代发展的技术技能教育与培训活动。“创新是第一动力”则要求职业教育应致力于培养人民创新技术的能力。面对社会发展亟待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现实之需，职业教育应聚焦技术创新的本质——“裂变↔聚变”复杂反应，以独特的“专业－产业”耦合范式，促进从科学到产业“化茧成蝶”的质变，[14]塑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与新优势。
（二）生活的现代化：满足人民指向合作型生产的社会需要
作为社会存在物，人还追求精神需求的满足，其通过社会交往形成社会关系，达到精神生活的完满。[15]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在面对原先以血缘、习俗为纽带的“机械团结”持续消解，涵盖职业专业化、制度规范化、利益相关化的“有机社会”日益成型的境况下，助推人民在以物质资料生产为起点的“职业之网”中找准并获得适切的社会生态位是职业教育必行之事。
职业教育应以形塑人民从“自由”到“公正”的现代化职业理念为先。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注重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也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而这二者的实现都有赖于具有“自由公正”意志的现代职业人。一方面，职业教育应致力于形塑人民指向自由的个体意识，以摆脱“职业囚徒”的窘境。“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作为人的类特性，是使人真正成为人的关键。职业教育的育人属性决定其能够且应该引导人民在职业活动中形成独立的个人意识，让其摆脱“无自由意识导致无个体价值”的异化发展样态。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应致力于形塑人民指向公正的职业伦理，以走向“有机团结”的佳境。与传统社会存在所需要的指向人民相似性、平等性的集体意识不同，现代社会存在所需要的新型集体意识指向的是人民之间的差异性、互补性、公正性，其需要职业教育所传授的职业伦理、职业精神等作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调和剂”。
职业教育应以培育人民从“有业”到“乐业”的现代化职业能力为要。无论是“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还是“走和平发展道路”都超出“有业”的范畴，建立在“乐业”的基础之上。于职业教育而言，其使命就在于将人民放置于自愿且适切的生态位之上，让其在“职业之网”上成就自身与社会。首先，职业教育应助力人民形成正确的“职业锚”。现代化的社会应是将人民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社会，旨在让劳动成为人本质力量的外在彰显和自我确证。[16]依据指向个体整体自我观和职业价值观的现代“职业锚”理论可知，[17]职业教育要做的便是授予人民科学的职业价值观与择业观教育，助力其建构出正确的“职业锚”。其次，职业教育应助力人民获取适切的“职业位”。“在高等社会里，我们的责任不在于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而在于使它们不断集中，使它们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18]”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精深化，亟需以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为人民获取到符合自身“职业锚”指向的职业知识与技能提供保障。
（三）生态的现代化：满足人民指向绿色型生产的自然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19]人与自然不应是对立与对抗的关系，而应是互存与共生的关系。[20]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具有的生态向度与生态意蕴，预示着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必须从人民与自然发展关系的改造入手，才能办成人民满意的绿色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应以形塑人民从“共在”走向“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理念为先。自然界虽为人类提供“深沉的、永恒的”节奏，但人类却不能迷失在发展到极致的傲慢心理中。[21]在现代化这条永远指向未来的路上，职业教育有必要引导人民树立与自然共在共生的生态理性观，以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永续发展奠定基础。一方面，职业教育应致力于形塑人民的“生态共在观”。深层生态学者阿恩·奈斯（Arne Naess）指出，所谓的简单、低级或原始的植物和动物本身就有价值，而不仅仅是迈向所谓的更高层次或理性生命形式的步骤。[22]职业教育理应突破原有的“社会”与“人本”二元导向论，走向“社会”“人本”“生态”三元导向，唤醒人民对自身、社会以及自然界应同时空存在的认同。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应致力于形塑人民的“生态共生观”。人和自然互为对象正是在改造对象性存在的过程中，人的类特性才得以彰显。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影响人与自然关系最为关键的中介因素——职业教育，应帮助民众树立指向与自然共生发展的生态理念，让二者成为对方存在的确证。
职业教育应以培育人民从“自治”走向“共治”的现代化生态能力为要。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所存在的矛盾主要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元对立问题，但这一对立并非不可调和，其能以分工系统中人民的生态自治和共治能力的提升得到有效解决。从“点”上出发，职业教育应促进人民生态自治能力的提升。技术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的生态性更多显现于生产技术的生态性。于作为技术型教育的职业教育而言，[23]其可从在“质”上提高人民绿色技术研发能力、在“量”上促进人民绿色技术使用能力两条路径出发，促进人民与自然“线型”共生关系的建成。从“面”上出发，职业教育应促进人民生态共治能力的提升。在高度分工的组织社会中，现代经济走向绿色化发展道路的重要表现不仅在于个体生产技术的绿色化，还在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所提供的生态性改进。职业教育应以人才链、专业链、产业链的绿色转型建设，连“线”成“网”，充分发挥绿色生产的集群效应。
三、现代教育的人民化：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本体形态
价值追寻虽能指明方向，但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作为一种实体性建设，其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促进人民现代化实现的教育本体重构上。在对事物本体的认识上我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论证方式，以道、理、器三大核心概念为支点展开，其中，道生阴阳而成器，道即器便是理。[24]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条“传承”与“创新”并进的发展道路，借“道、理、器”的论证范式对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本体形态进行阐释更具时代意蕴。
（一）“道”的人民化：职业教育理性建设映射人民整全性生命
“形而下者谓之道”，教育理性作为教育发展的“道”，是超乎教育形体的本质、规律与原则。作为人类独有的实践活动，教育在人类理性的漫长滋养中已然形成了属于自身的教育理性。与发展价值生发于对人民现代化需要的满足同理，职业教育发展本体所持有的理性也应同人民的现代化方向保持一致，即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上均走向对人民生理生命、社会生命与生态生命的全方位关照。
职业教育的价值理性建设应从物质产出中心走向生命发展中心。“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是面向未来培养人才，熔铸了‘人’的现代化这一本质内涵。[25]”围绕人民现代化存在所归纳出的物质需要、社会需要以及生态需要，要求职业教育所秉持的价值理性亟需从局部的物质中心走向整全的生命中心。从生命的广度看，职业教育要进一步强化“促进人民全面现代化”的价值理性。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民不是唯物质的“技术人”，而是同时对物质、社会、自然有着正确认识和可行能力的全面现代化的个体。职业教育应自觉跟进人民的现代化需要，在将其贯通于课程标准、专业教学标准、人才培养方案之中的同时，也将其印刻在教育管理者、教师的教育理念之中。从生命的长度看，职业教育要进一步强化“促进全民终身现代化”的价值理性。人民现代化虽是一个群体性、阶段性的概念，但群体不是抽象、阶段不是停滞，人民的现代化是由具体人的终身现代化组成。职业教育的理性建设不仅应在横向上强化对人民个体差异性需要的满足，还应在纵向上强化服务全体人民终身现代化的意识，最终将人民的现代化发展贯穿于教育理性的多个方面与整个时期。
职业教育的工具理性建设应从外在形式中心走向内在结构中心。工具理性虽然强调效率，但所强调的效率是为目的实现服务的。于兼顾规模与质量的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而言，工具理性建设同时反映在规模扩充与质量优化的效率上。一方面，职业教育工具理性建设要转向对与区域发展联结度的关照。“借助区域资源服务区域发展”是对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之间关系的真切反映，区域性作为职业教育有别于普通教育的根本属性之一，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基所在。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职业教育应自觉围绕区域发展情况“转”“动”“变”“走”，[26]生动彰显出自身的类型特色。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工具理性建设要转向对院校内部要素联结度的关照。于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而言，其目的不仅包括能够直接反映效率的“数量”，也包括能够反映效果的“质量”。面对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所存在的“数量扩张”表象掩盖了“质量较低”本质的问题，职业教育有必要从表到里优化院校内部结构中教师、课程、教学、科研等要素的结构化程度，保证职业教育内部与外部现代化的协调有序推进。
（二）“器”的人民化：职业教育资源建设支撑人民跨界型发展
没有具体要素作为支撑的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实则就是悬于空中的“海市蜃楼”，最终只会沦为一个又一个幻影。随着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从外延建设转向内涵建设是其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之路已成共识，在这其中指向“谁来教”“用什么教”的教育资源建设既是职业教育实质性本体的显现，也构成了职业教育对接人民现代化的关键着力点。
职业教育的人力资源建设应实现“三师三能力”的跨界整合。面对人民指向物质、社会与生态的现代化需要，作为职业教育事业的主体依托——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其建设应在扩充和深化教师能力内涵的基础上，以能力体系的组成和结构的现代化为手段，促进“三师三能力”跨界整合局面的形成。一方面，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应实现“三能力”内涵的扩充。面对人民的现代化需要，职业教育教师能力体系中的专业实践能力、教育教学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应在原有内涵的基础上融入技术创新要素、职业素养要素以及生态治理要素。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应促进“三主体”结构的整合。与“双师型”教师只能是难以实现的理想概念，“双师型”结构师资队伍才是能够实现的目标同理。[27]职业教育既要追求“三师型”教师，更要强化对“三师型”结构师资队伍的建设，这需要职业教育在修正教师评聘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多种长、短期培训平台的搭建，促进教育域、企业域与社会域中的教学名师、技能大师、研创名师之间跨界协作局面的形成。
职业教育的物力资源建设应实现“四域三资源”的跨界融通。职业教育对人民现代化需要的满足不是一个毫无生命力的知识、技能再复制的机械过程，而是一个在跨界资源中促进跨界能力发展的复杂过程。在数字化背景下，职业教育资源不仅源于教育域、社会域、自然域，还包括信息域，职业教育应以强化“四域”中的生产性、职业性、生态性资源建设为重点，推动教育资源建设走向虚实相交下的跨界融通。一是在数字场域中，职业教育应强化数字化生产教育资源、数字化职业教育资源以及数字化生态教育资源的跨界融通。数字时代下利用数字资源开展教学已占据职业教育的半壁江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职业教育应借助虚拟仿真、AR/VR等时代技术的力量，在将各类生产性、职业性和生态性知识可视化的同时，将其汇集在统一的数字空间之中。二是在实体场域中，职业教育应强化实体性生产教育资源、实体性职业教育资源以及实体性生态教育资源的跨界融通。促进人民现代化发展实现所需的教育资源横跨了教育、技术、职业、社会等多个场域，未来职业教育可通过场域主体之间深度合作的方式，使得多个实体场域中所具有的技术性、职业性和生态性资源能够有机注入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
（三）“理”的人民化：职业教育制度建设保障人民多向度行动
“一个拥有高度制度化的统治机构和程序的社会，能更好地阐明和实现其公共利益。[28]”教育制度作为沟通衔接形而上的教育之“道”与形而下的教育之“器”的关键纽带，是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持续推进的重要内容与手段。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职业教育制度建设也应同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逻辑保持一致，将人的现代化需要镌刻于从“入口”到“过程”的整个环节。
职业教育的“入口端”制度建设应走向志业导向下的横纵“双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9]人的现代化从本质来看就是在与社会、与自然界矛盾和解后的自由化。于职业教育而言，在入口端赋予人民充分的自由是其推动人民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在横向层面，职业教育应建立“起－承－转”三位一体的现代化职普融通制度。职普融通看似所致力于实现的是职普之间过程的双向转轨和结果等值，实则是对人民自由发展的保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职业教育应以完善各个阶段的入学－升学-转学制度，扩大人民的教育自主选择权。在纵向层面，职业教育应建立“中－高－本—研”四位一体的职教贯通制度。“人民需求的结构性（不同类型的需求）和层次性（不同水平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30]”职业教育应以保障自身纵向体系贯通的制度建设，尤其完善普职同批次并行招生的职教高考制度，[31]满足人民指向不同层次的现代化需要。
职业教育的“过程流”制度建设应走向全面发展下的内外“双融”。制度现代化作为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以服务人的现代化发展为根本依据，即在内容设计上做到时时且处处指向人民的现代化需要。在时间向度上，职业教育应以“融通式”培养方案的设计，保障人民现代化需要的持续满足。人民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生态性需要并不能以某一阶段的职业教育得到全面而充分的满足，其需要职业教育将其融合至各个阶段的培养方案之中，以载有人民现代化需要的培养制度的纵向贯通，推动人民现代化需要的进阶性满足。在空间向度上，职业教育应以“融合式”培养方案的设计，保障人民现代化需要的全面满足。现代人民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生态性三重需要不仅有着指向“需”的理性要求，也有着指向“要”的实践要求，其需要职业教育以校地、校企、产教合作制度的健全，打破阻碍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跨主体和跨区域融合的心理与时空边界，以为人民现代化需要的全面满足提供保障。
四、现代人民办现代教育：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实践路向
“人类历史的本质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人类活动的产物，是在以人民为主体的人的活动基础上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32]”在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人民既应是“剧观众”与“剧中人”，也应是“剧作者”，其对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是什么”的客体尺度、“要什么”的主体尺度、“能怎么”的方法尺度的现代化认识与掌握直接影响到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与结果。面对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整全”“跨界”“多向”等本体特征，应以对人民行动理性的修正激发人民行动的思想性动力、以对人民行动要素的重构铸就人民行动的结构性动力、以对人民行动关系的协调建成人民行动的制度性动力，最终以“精神－实体－规范”行动体系的完善，以人民之力满足人民之需，办成现代人民满意的现代职业教育。
（一）触发动力擎：修正“为何”兼“何为”的人民行动理性
“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33]”作为“剧作者”，人民自身首先必须对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为何为之”的价值理性问题以及“可以何为”的工具理性问题有着科学且合理的认识。
从“利己性”到“共利性”，形塑人民“利益共生”的价值理性。“双方均能够从合作中获取收益是确保合作治理能够实现的首要条件。[34]”与之同理，在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主体、企业主体、社会主体等要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就必须找到主体间的利益共生点。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职业教育的育人属性和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其不应沦为任何一方或多方谋利的工具，而应将受教育者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作为行动旨归。[35]然而，在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支配下，各主体对职业教育的价值认识被扭曲，职业教育被简化为锻造“工具人”的社会活动形式。[36]在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无论是教育主体、企业主体、社会主体都应打破原有的“自我中心”思维定式，将自身所持有的价值理性定位为基于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利益共生”而非“利益割据”，以为建成“职教学生发展→服务家庭/企业/社会的能力增强→家庭/企业/社会获益→家庭/企业/社会合作意愿增强→家庭/企业/社会提供更好合作→学校合作意愿增强→职教学校获益→职教学生发展”的正反馈循环提供理性基础。
从“离身性”到“在身性”，形塑人民“资源共用”的工具理性。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作为一个真切的实践过程，教育主体、企业主体、社会主体等拥有科学且合理的工具理性对于实践过程的高质量推进十分关键。然而，当前各主体“不知自身可以何为”的问题十分突出，尤其是社会尚且处于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边缘，社会主体行动意识不够强烈，具体参与方式和参与制度尚未厘清。[37]对多主体合作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各个主体同时扮演着“供给者”与“需求者”的双重身份，且任何主体合理的供给行为和需求行为都于职业教育现代化有益。以企业为例，不仅其供给行为能给职业教育带去各类发展资源，其合理的需求行为同样也能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指引和动力源泉存在。因而，在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该进一步强化各主体资源“在身”的工具理性，引导各主体对自身所能供给的要素有着更加全面、清晰且合理的认识，避免剩余型供给、压力型供给以及缺失型供给行为的产生。
（二）铺就快车道：优化“提质”兼“增效”的人民行动范式
对人民参与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过程进行剖析可以发现，此过程虽然存在不同类型的博弈格局，但究其本质还是各主体立足自身资源势差，以师资、技术、空间等职业教育办学要素为衔接点，建构形成优势互补的共益格局。
一是要以“共建－共育”平台的搭建，提升教育资源的内在质量。《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能力提升行动的通知》强调要以院校与企业合力提升职业院校教师、企业人员等所具有的育人能力。[38]然而，当前的样态是职业院校的教师疲于奔命生产学术论文，无暇、无心、无资源与企业打交道；[39]企业专家受限于教育知识和能力，有心但无力参与职业教育的建设。[40]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职业教育亟需构建“多元主体互促”的协同网络，在跨界环境下施展出跨界合力以培养出教师的跨界能力。具言之，在职业院校内部人员的能力提升上，要树立教学能力为基础、专业能力为重点、科研能力为核心的能力提升思路，通过与企业协同共建“三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企业实践基地、教师发展中心等将专业课教师和科研工作者“送出去”；在职业教育外部人员的能力提升上，职业教育要在打通引进企业人员渠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企业人员职前培训制度，以有效发挥出产业导师的育人效用。
二是要以“集聚－辐射”空间的贯通，激发教育资源的外在效能。随着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和教育投入机制改革的持续深化，建立多元化的经费筹措机制，进一步挖掘社会潜在资源，提高非财政性经费比例，成为影响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因素。然而，当前职业院校与市场主体之间资源整合不科学、资源分配不合理、信息共享不到位等问题仍较为突出。[41]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对资源进行有效组织或组合的能力是获得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42]于职业教育现代化而言，从企业域、社会域和自然域中获取到资源使用权只是实现价值创造的第一步，实现对资源的有效组合才是关键所在。一方面，可以通过实施职教城、产创基地、社区学院等多种形式的多边园区战略，以生成大规模的空间集聚效应，促进资源的转化与创生；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国家－省－市－县－校”五级贯通的职业教育资源共享平台，让资源在数字空间中汇聚，应用在数字空间中集成，数据在数字空间中沉淀，[43]发挥出数字资源的空间辐射效应。
（三）再造新优势：完善“输血”兼“造血”的人民行动制度
当合作双方之间激励兼容空间不稳定或脆弱时，适当的外力约束是合作治理能够稳定运行的必要保障。[44]面对当前人民参与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无法可依、法律条款不明确、权责划分不清晰等法律和制度困境，强化指向人民“输血”的利益赋予制度和指向“造血”的行动规约制度是为深化多主体参与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必要之举。
首先，要以利益赋予制度的完善，盘活人民“输血”的动力。利益既是人民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动力源，也可能成为人民抵制现代化的导火索，是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必须审慎处理的问题。一方面要以灵活多元的利益激励制度建设，激活人民“输血”的动力。作为经济主体的属性和定位决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内驱力与所能获得的效益呈正相关关系。[45]当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建设的关键阻碍在于教育收益产出滞后的问题，因而有必要以对接各企业、社会民众利益诉求点的税收、信贷、土地、社会声誉等利益激励制度的建设为“引线”，点燃企业、社会等主体初始阶段的“输血”热情。另一方面要以公平正义的利益保障制度建设，稳固人民“输血”的动力。无论是“校热企冷”或者“校冷企热”，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在于二者未能在构筑起的博弈场里达成“利益平衡”。在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当前所存在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收益缺乏保障机制的问题，[46]亟需政府这一核心行动者在制度层面完善对学校、企业、社会多方行动者“投入-产出”的利益规定，以成本分摊、收益协调等制度的完善，解决好人民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利益冲突问题。
其次，要以行动规约制度的完善，赋予人民“造血”的潜能。与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过程特征相一致，人民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化也应是一项长期性任务，而要推动人民长期参与，就需要以对过程性制度的完善，赋予人民行动“造血”的潜能。一方面要以清晰的权责制度建设，强化人民行动的规范性。权责关系不清不明极易导致行动主体陷入失序或者瘫痪的发展样态。在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不论是职业主体、社会主体还是教育主体都被放置于一个新的场域，此时亟须通过形成具体的义务规则和明确的法律责任裁量基准，帮助人民找准各自的生态位，促进各主体在内部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比、专业设置与调整等自治范围内形成正向内生动力。[47]另一方面要以多元的评价制度建设，促进主体行动质量的持续提升。良好的评价有利于各主体清晰认识到自身的行动情况以便及时做出调整。在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应集结学生、教师、教育管理者、社会人士等多个主体，采取过程性评价、结果性评价以及增值性评价等评价方式，对人民参与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与结果进行科学监测，以监测结果为依据研判人民未来行动的路向。
参考文献：
[1][1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1).
[2]张三元.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的现代化[J].思想理论教育,2023(8).
[3]秦祖泽,黄俊伟,吴敏,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价值向度与推进策略[J].职业技术教育,2023,44(1).
[4]李阳.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实践向度[J].教育与职业,2023(5).
[5]庄西真.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内涵、图景与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23(2).
[6]燕连福.马克思关于身体概念的三个维度[J].贵州社会科学,2014(11).
[7]张智.人的现代化:内涵、动因、规律及经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J].理论探讨,2016(2).
[8]姚顺良.论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兼论马克思同弗洛伊德和马斯洛的关系[J].东南学术,2008(2).
[9]朱德全,王志远.新时代职普融通的教育强国战略与评价改革赋能路径[J/OL].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2[2023-08-23].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0726.001.
[1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1.
[1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12]刘同舫.党的二十大的重大论断及其理论意蕴[J].理论视野,2022(10).
[13]曹洪滔.中国改革的唯物史观逻辑——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4.
[14]王茤祥,刘杨.科技创新的“专业—产业”耦合范式与实践——以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三元耦合”协同创新机制为例[J].中国软科学,2022(11).
[15]赵笑蕾.在推动共同富裕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J].兰州学刊,2023(2).
[16]毛勒堂.马克思的劳动正义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江汉论坛,2018(12).
[17]王冠宇.职业选择理论简评[J].人口与经济,2009(S1).
[18]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359.
[20]彭洪莉,朱德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多维演进与未来图景[J].教育发展研究,2022,42(19).
[21]比尔·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M].孙晓春,马树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98.
[22]Naess A.The basics of deep ecology[J].The Trumpeter,2005(1).
[23]谢元海,刘涵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起点、价值旨归与实践路向——从技术哲学的视角观之[J].民族教育研究,2023,34(2).
[24]步蓬勃,枫叶.道、理、器的形上形下之辨——谈程颢哲学[J].河南社会科学,2012,20(12).
[25]朱德全,熊晴.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逻辑理路：价值与路向[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3(5).
[26]朱德全.职业教育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5).
[27]徐国庆,王浩南.我国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体系重建的核心逻辑[J].现代教育管理,2022(12).
[28]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9.
[2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2.
[30]吕普生.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转化的理论与实践依据[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31]祁占勇,鄂晓倩.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与技能强国之路[J].民族教育研究,2023(2).
[32]郭广银.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3(1).
[33][44]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
[34]周春光,杨锟.合作治理的秩序约束：高等职业教育中校企合作的法律架构[J].中国高教研究,2021(10).
[35]匡瑛,井文.深化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逻辑起点、实践痛点与出路要点[J].教育发展研究,2022(Z1).
[36]王娜.生存论视域下高等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研究[J].高教探索,2019(9).
[37]王明志.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内涵、困境及应对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7).
[38]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能力提升行动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22(9).
[39]王海莹,丁力,常小勇等.自组织视角下“系统”的职教师资培养逻辑[J].江苏高教,2022(7).
[40]花鸥,曾庆琪.从新世纪到新时代：二十年职业教育课程发展回溯与展望[J].教育与职业,2023(3).
[41]王家熙.新时代职业教育助力区域产业发展的条件、问题与优化路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36).
[42]王淑敏.企业能力如何“动”“静”组合提升企业绩效?——能力理论视角下的追踪研究[J].管理评论,2018(09).
[43]金玉,汤玲,王瑞喆,等.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省域推进的路径与对策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22(9).
[45]徐小容,杨雨倩.博弈与平衡：产教融合型企业主体责任的差序格局与困境超越[J].教育与职业,2023(7).
[46]李金.冲突与整合：现代学徒制中企业责任的双维价值向度[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7).
[47]张啸宇.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力机制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18(11).
Running a Satisfactory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the Rational Logic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Vocational Education
FengDan ZhuDequan
Abstract: As the "tractor" effectively lead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to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tains the rational logic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with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eople's education. As the education that faces the people’s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committed to satisfying the material needs pointing to beneficial production, the social needs pointing to cooperative production, and the natural needs pointing to the green production of the people. As the education that serves the people’s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map people's holistic life from educational rationality, support people's transboundary development from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guarantee people's multi-dimensional action from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s the education that depends on the people’s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trigger the power engine by correcting the "why" and "how" of the people's action rationality, pave the fast track by optimiz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people's action paradigm, and rebuild new advantages by improving the "blood-transfusion" and "hematopoiesis" of the people's action system.
Key words: human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style vocational education; rational logic
初审：曹洪家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