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自己后期经济学研究中形成的关于“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理论，是他晚年在历史辩证法话语的特定主体向度中，对科学历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统一理解的一个重要观点。可是长期以来，在我们的传统哲学解释框架里，这一重要的理论只是在抽象的“未来人类解放”这一逻辑质点上被简单诠释。依我所见，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换的理论确证，内含着极为深刻的哲学命意，而科学地深入理解马克思这一重要论点的本真含义，对于我们今天对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否证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的科学建构，都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特别是对当今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反省，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本文拟就马克思这一重要思想进行一些新的理论审视，以期理论研讨的深入和拓掘。
一、必然王国：自然必然性与经济必然性
在《资本论》第3卷末，当马克思完整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后，他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作了一个总体性的勾勒，并提出了著名的“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论断。他写道：“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可以看出，在这里马克思并不是站在历史辩证法逻辑主要思路的客体向度，即确定社会历史一般物质基础物质生产和生产方式客观运动的角度，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方面，即确定社会历史主导因素的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去观察历史进程的。这是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在这里，他以人类主体的活动目的将社会历史生活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以谋生手段为主体的物质生产领域，另一个是以人类主体的自我发展为主体的自由活动领域；前者是人类生存的必然王国，后者是人类高级发展的自由王国。
在前一个生存领域内，人类主体的活动主要体现在物质生产方面。这里又存在着两个逻辑层面。首先，“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2]按照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只要人类历史存在，这就是人无法摆脱的必然的客观前提：“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这是“必然王国”的第一层含义。关于这一点，我们的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已经注意到了。
但是，马克思的“必然王国”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历史性的逻辑命意，这就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主导因素上历史地形成的不合理状况，即人类主体在自身的生存活动中受到外在客观力量（必然性）的支配和奴役的物役性现象，是在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将要被超越的历史现象！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的理论又内在地指称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以前的全部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前时期，即由物役性的自然必然性和经济必然性支配人类主体的历史发展时期。
遵循马克思的意见，在人类社会发展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的整个史前时期中，人类主体实际上是不可能获得自身的真正自由的，他们历史地处在被外部客观力量强制性支配的“必然王国”中。原始社会和第一种社会形态仍然是自然的必然性王国。因为在原始社会中，人类主体还处在为满足其生存需要而进行近乎本能的生产活动时期，人的生产几乎像动物一样仅仅“限于占有现成的、自然界本身业已为消费准备好的东西来再生产他自身的躯体”。[4]在这个全面依存于自然界的生存情境中，人类主体是不可能自由的。在后来的第一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发展中，固然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其劳动生产始终没有超出对土地的依赖。
而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世界中，自然的必然性王国开始被超越了。资本主义“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5]在这里，当然出现了人对自然关系上的自由！同时，人类主体也开始生产出人和社会的全面性，“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这就是作为商品经济生产和工业社会创造的一个全新的人的经济王国。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人类主体开始在“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6]在这里，人类社会才第一次有可能“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7]以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第一种社会形态中的“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8]并且，这里的“一切关系都是由社会决定的，不是由自然决定的”。[9]也只有资本主义才“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10]在这里，人类主体也获得了社会存在上的“更大的自由”，即个人从原来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的人身自由，在商品交换中的自由和竞争中的自由。可是，也正是在这个人类主体自己创造的经济王国中，马克思发现人类主体虽然在面对自然力量中获得了自由，在新的社会生存层面上创造出更加广泛的生活条件，但是人类主体又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失去主体性，失去自由，受制于他们自己造出的经济必然性之奴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创造的自由并不是人的真正自由，而只是客观经济力量特别是资本运动的自由。马克思说，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的观点是荒谬的看法，因为自由竞争不过是人“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在这里，“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11]而对人来说，“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消除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12]人从外部的自然必然性的枷锁中走出来，却又落入经济必然性的王国的窠臼。在这里，人与物的关系仍然是颠倒的。这就是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的第二层意义。
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必然王国是注定要被超越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不可能是永恒的，人类主体的自身发展也不会永远处在这种主体与客体的颠倒状态之中。马克思说，“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13]
扬弃必然性的王国走向何方？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由王国。
二、自由王国：人类主体的自我实现和解放
马克思提出的第二个人类活动的领域是非手段性生产和活动领域。在这里，人们生存活动的目的就是自身。人的发展成了目的。劳动和一切人类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主体自身的内在需要。在这里，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活动本身就体现了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人的价值实现和创造过程的统一。这也就是人类活动的自由王国，它的实际内容就是人类主体本身的能力的发展成为社会的目的。马克思的自由王国理论其实也有两个含义：其一是必然王国中人类主体在外在必然性支配（物役性）消除后所获得的自由；其二是在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上将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物质生产基础）扬弃在自身内部后进入的“真正的自由王国”。
首先，马克思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这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消除了史前社会中的那种人被外部客观力量所支配的物役性和人类社会历史畸变出的似自然性。当然，这也包含了人对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利用，主要是指社会发展经济规律中“看不见的手”变成“看得见的手”（共同控制）。那种被黑格尔称之为“理性的狡黠”的外部规律（特别是代表新生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规律），将再一次为人类主体所支配。马克思说：到那时候，“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孩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14]在马克思眼中的未来社会里，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自发的似自然过程过渡到人类主体自我实现全面发展的自觉创造的人类历史过程。当然，马克思也指出，在物质生产领域中，“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因为这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一般基础。马克思这里讲的自由王国决不是说有一天人类会不要物质生产这个一般基础（必然王国的第一层含义），而是指人类主体重新获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导性支配地位。
其次，马克思说，在真正物质生产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有一种误解，即将马克思的必然王国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而把自由王国也单纯理解成“非物质生产领域”。这是不准确的。马克思的区分不是简单的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划分，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发展的逻辑递升意义。这就是说，自由王国的前提是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阶段上的物质财富的极大富足，人们不再为谋生而困扰，人类主体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获得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而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15]
所以在这里，马克思才说人的自由的实现：“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16]“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马克思赞同斯密的观点，认为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是外在的强制劳动，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但是，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的另一种形式，即“真正自由的劳动”，只是在那里，劳动才会成为“吸引人的活动，成为人的自我实现”。
在此处，应认真注意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马克思所指称的劳动究竟是什么。首先，它不是一般地指人类主体的活动，即不是历史存在的具体的劳动，当然也不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作为他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本体意义上存在的理想化的抽象劳动。同时，它也不仅仅是与客观对象已经结合起来的物质实践过程，即不是以创造物品的使用价值为主旨的一般物质生产。马克思这里所界定的作为人的自由之对象化的、自我实现的劳动，是一种特定历史阶段上出现的人类主体活动。它是指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状况下，人类主体在彻底摆脱了外在客观必然性的奴役之后，在一般物质生产基础上，使劳动成为主要目的的、为实现人类主体才智的创造性发挥的主体活动。
可是，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出现这种人的自我实现的自由劳动呢？马克思分析道：“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17]“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8]
只有在这个时候，人类主体才可能在一般物质生产之上，在这个以自由劳动作为全部社会存在主要内容的条件下，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人。至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才会失去自身的盲目性，转变为由人类主体自由活动创造的真正的历史进程。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能消除人的创造物奴役主体的物役性，获得人类自身的最终解放，从而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
三、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飞跃
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实际上也就是人类社会历史从前两种形态过渡到第三种形态的过程。很显然，这首先是物质生产过程客观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观念或政治的逻辑要求。理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从自然必然性走向经济的必然性，还是人类社会发展摆脱外在的必然性而达到自身生存的全面自由发展，都是由人类主体通过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实践（“是”）客观建构出来的。这里面不含有任何来自主观价值论的非现实的“应该”！所以，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主要是生产力发展创造出来的现实前提，人是在物质生产的高级阶段上现实地获得来自经济关系中的自由和全面性，然后再在这个新的生产力水平上真实地解放自己。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伟大飞跃。
从这一转变的具体机制上看，首先是人类主体在物质生产过程的高级阶段上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富足的生产力，在这时，人类主体足以将物质生产作为自身发展前提条件的一般自然基础，并能够将其扬弃为自己发展的内在前提。其次，是在上述基础之上对资本主义物役性的超越，重新支配创造出来的经济过程，彻底消除社会历史发展的似自然性，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成为一个自觉自主的过程，最终达到人类主体的真正解放。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的关系是一种前提与结果的不可逆转的有序关系。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必然性王国中的似自然性和物役性，既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发生的，也必然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由经济发展本身创造出必需的客观物质条件后才能得以消除。马克思从来没有想象过在一个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的物质生产基础上，能够炸毁资本主义并现实地超越社会历史发展的似自然性和物役性阶段。马克思说：“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19]
所以，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是一种社会历史进程中由物质生产力发展决定的客观变革。只有在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这种转变。我们已经看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王国时期，从其历史本质来说，是人类把劳动生产作为谋生的手段，社会活动的中心问题是生存，主要为了满足人类主体的生物性需求；而在自由王国中，在物质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类主体开始将劳动生产和社会活动作为生活目的，人们生活的中心由生物性物质需求为主，转变到以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为主，由消极地占有外部物质对象转变为非手段性的不是以物化为主的创造性活动。在那时，随着谋生劳动转变为自由劳动，人类主体在发展自己的能力中同时实现着与对象的一致性，生产和物质变换过程同时就是人的自我创造过程，生产的对象化也就直接成了主体自身的自我确证。
依马克思的厘定，在必然王国中的第一个时期里，自然必然性为主导的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为了产品的具体的使用价值，人类主体是为生存而生产，人为自然对象所奴役；而在经济必然性为主导的社会里，生产的目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人为了金钱而生产，人被自己创造出来的商品和货币所奴役；在进入自由王国后，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开始是人自身能力的发展，在此，使人获得全面的发展成为历史运动的直接目的。马克思说，在这个阶段上，“不依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20]也由此，人的全面发展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因为只有在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自动化现代生产）阶段上，当谋生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问题已经解决，人类主体不再需要为谋取生活资料而劳作时，才有可能把目的转向人自身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上来。只是在那时，人类主体才有可能真正去“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21]
依马克思的观点，这种人的能力的充分发展又是以自由时间的富足为前提的。马克思指出，在整个历史性的必然王国中，特别是资本主义，“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22]“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活动”。[23]而“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24]
所以，马克思认为首先必须是物质生产本身的发展能够使非自由时间即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创造出足够多的自由时间，才会出现超越必然王国的现实可能性。这样，“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这也就是说，只有人在物质生产领域获得了真实的解放，才有可能使人类主体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25]“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26]于是，“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27]
这也就是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28]
只有这样，人类（社会的个人）才真正实现了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真正完成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次最伟大的转变—人类的解放。正像后来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9]恩格斯这里的观点是何等的精辟和深刻！
我们发现，马克思的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理论本身并不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具体分期，而是从一个很深的层面上对社会历史根本性质的一种揭示。它同时又转型为一种重要的历史分期理论，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前社会是必然王国，而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由王国。
我认为，科学地说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学说，最重要的逻辑指归是确证马克思从本质上透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和不合理性，从而也揭示了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这个问题的辨误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理论建设有着极重要极深刻的意义。
必须确证，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换的理论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客观逻辑（含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和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逻辑统一的集中体现，即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历史性和主体性原则、基础性条件与主导性因素、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等一系列重大社会矛盾内在的辩证统一。同时，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之根据的重要基点之一。人类史前社会中的前两大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历史发展的似自然性和物役性，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暂时性和历史性，而与新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作为第三大社会发展形态的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开始。也只是在这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才最后结束了自身的史前时期，社会彻底摆脱了自身发展的似自然性，人才彻底摆脱了动物界（经济动物—－经济人），从而步入真正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即马克思所说的“大写的人”的发展时期。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由王国。
在这一点上，传统的哲学解释框架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似自然性泛化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似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永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十足的误解。如果人类社会永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也就意味着承认资本主义社会颠倒的物化现象的永恒性，人将永远被外部力量所奴役。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放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实践的角度来确证，这就又激变为一种严重的理论错误！因为，在未来的人类解放的自由王国——共产主义社会中，难道还会有反人的似自然性和物役性现象吗？这说明，传统哲学解释框架根本就没有深刻理解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本质的科学论证！
以马克思之见，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才获得了真正的历史主导地位，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一般基础上，在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成为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主人。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本质！共产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现实实现，是对社会历史的似自然性和物役性状态的历史超越。
还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似自然性和物役性状态的超越，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转换，而更主要的，表现为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客观条件。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类进入自由王国的前提主要不是来自社会制度上的一般政治解放，而是来自人类主体生产力上的解放。不是仅仅从政治上消灭资本家，因为资本家不过是经济力量的人格化。马克思说：“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30]重要的是要首先通过发展生产力消除来自物质过程的物役性，使人类主体真正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解放。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这也是后来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走弯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人类最终解放的自由王国——共产主义决不能仅仅从狭隘的经济学视角去理解，更不能变形为一种在落后的物质生产条件下的抽象平均主义。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反思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和深入理解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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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熊娅琼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