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流动规模不断增大，“乡土中国”向“流动中国”的转变势不可挡。进入新时代，在两个大局的双重叠加和相互激荡下，中国教育呈现四种新的流动趋势：从出国留学向国内就学的流动、从体制外就学向体制内就学的流动、从乡村就学向城镇（县城＋都市圈）就学的流动以及毕业生从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的流动趋势。中国教育的四大流动趋势实际上是对教育资源体系的大调整，深刻塑造和改变着当前中国的教育版图，使国际与国内、国家与市场、城镇与乡村以及不同阶层之间展开了复杂的互动和博弈，对中国教育发展带来诸多新挑战。为此，通过探索人才“在地”双培养模式、优化支撑公共教育的服务体系、构建圈层融合的城乡教育发展新格局、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竞争力措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关键词：两个大局；教育；流动
“流动”是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我国流动人口总量高达3.85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1.62亿。中国已然从依靠户籍制度建立的定居型社会转变成要素自由流动的迁居型社会。“乡土中国”向“流动中国”[1]的转变势不可挡。
人作为“流动”的主体，其在地理空间和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变化被统称为社会流动，具体包含横向的人口流动和纵向的阶层流动两个层面[2]。教育从本质上是培养人的活动。社会流动所引发的人口规模、结构与质量的变化对中国教育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总体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这一时期，社会成员受特定制度身份（如户籍制度、档案编制身份等）的限制被固定在“蜂窝状”的组织体系之内[3]，人口流动总体呈现静止状态，阶层流动处于固化状态。1984年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随着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中国人口乡城流动、区域流动和国际流动的规模不断增大，总体呈现全方位、多元化、家庭化、高频率的发展趋势。一是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线，人口呈现从北到南、从西向东的流动趋势，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4]，这使中国教育呈现“东强西弱、中部塌陷”的总体格局；二是城镇常住人口的持续增加、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5]，使中国教育呈现城挤乡空、城市内部二元对立的发展格局；三是规模浩大、形式多样的国际学术流动不断促使中国与全球学术系统整合，使中国不断从全球学术体系的边缘迈向中心[6]。
通过历时和共时的视角分析社会流动对中国当前教育的影响，可以看出“流动”改变和激活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格局，是观照和理解当下和未来教育的重要透镜和关键指标。因此，本研究将聚焦中国教育的流动逻辑，揭示中国教育流动呈现的新趋势及新挑战。同时，就如何应对这些新挑战尝试提出相应的教育治理之策。
一、文献回顾
社会流动与教育有紧密而复杂的交互关系。目前学术界集中探讨的是社会流动对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涉及人口流动、阶层流动两个层面。
关于人口流动对教育的影响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看，人口流动对教育资源空间配置带来新的挑战。有研究者指出，人口流动不仅仅是空间地域的变化，还伴随着配套公共服务资源需求的增加。[7]因此，在治理策略上，要关注高流动背景下教育资源供需关系的区域格局，在人口变动预测基础上分析教育资源需求差异。从微观层面来看，人口流动对教育影响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对于流入地的城镇地区而言，随着人口向城镇的快速聚集，城镇地区面临着学龄人口增加与教育经费、学校建设和师资配置供给不足的矛盾。因此，要客观评估城镇地区义务教育资源的承载力，实时监测、预测城镇地区学龄人口总量与分布形态，依据布局调整的底线标准对城镇学校布局进行规划。[8]此外，就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而言，要厘清教育责任的边界，追求流动儿童终身学习能力的提升[9]。同时要进一步破除不利于流动儿童享有应有教育权利的制度障碍、文化障碍[10]，对家庭支持不力的学生开展补偿教育，对背景多元、阶层分化的孩子开展融合教育，开展包容差距、尊重差异的个性化教育[11]。对于流出地的乡村地区而言，则面临着所谓的教育“洼地效应”。一方面，乡村教育面临着学生生源流失，以及教师等教育资源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的窘境。另一方面，“规模效益”宰制的发展主义逻辑正在逐渐支配乡村教育的发展，使得乡村教育日益远离乡村而呈现出“悬浮”的发展趋势[12]。因此，要立足教育现代化整体发展的视角，使城市与乡村在教育资源“共生”的状态下协同发展、共同进步[13]。同时应坚持多元、均衡、智慧、系统的发展思路，全面促进城乡教育资源按需供给，积极推动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文化再生，持续提升城乡智慧教育水平，协同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坚定不移走城乡义务教育公平之路。[14]
教育与阶层流动的关系研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两者关系可以概括为阻碍论、促进论、条件论。教育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基于文化再生产的视角认为，教育几乎就是优势阶层维持自身地位的隐形工具，“学校比其他任何东西能更好地有助于既定秩序的再生产”[15]。教育是促进阶层跃升的主因。教育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学校教育的功能是向下一代“重新发牌”，筛选出有动机与能力的学生。[16]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eter Michael Blau）与邓肯（Otis Dudley Duncan）通过“地位获得模型”对美国阶级结构和职业地位获得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认为个人受教育程度是最重要的自致性因素之一。[17]教育促进阶层流动是有条件的。除了教育背景外，不仅“先赋因素”或“社会出身”对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会有直接影响[18]，同时二元劳动力市场、经济产业部门等结构性因素对个人社会流动也存在较大影响[19]。此外，国内研究多从制度文化视角出发，将教育地位获得放在宏观制度背景下进行历时分析，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教育文凭与政治凭证都是向上流动的有效凭证[20]。改革开放之后，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成为阶层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21]，尤其是促进了社会下层向上的社会流动。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制度和社会的变迁，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有所弱化，教育一定程度上复制或再生产不平等的阶层结构，尤其是在优势社会阶层中，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封闭机制。[22]
总体来看，国内外已有研究为认识社会流动对教育的影响提供了多元而扎实的理论和实践支撑。但从研究方法上看，随着“静态社会”向“流动社会”的转变，当前教育研究未能跳出“在地逻辑”去主动拥抱“流动逻辑”，教育研究的“新流动范式”未能建立起来；从研究内容上看，已有研究未能综合研判并揭示社会流动新趋势及其对当下和未来中国教育发展带来的挑战。鉴于此，本文提出“中国教育的流动逻辑”这一概念，旨在从“流动”的视角来揭示新时代中国教育呈现的新特征、新规律，并在综合分析和研判这些流动新趋势的基础上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提出政策建议。
二、中国教育流动的新趋势及新挑战
“两个大局”是对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集中概括，是透视中国教育已来和未来的关键视角，也是理解流动中国与流动教育的重要背景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使出国留学向国内就学流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下，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使乡村就学向城镇就学流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体制外就学向体制内就学流动；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促使毕业生更多从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以上四种流动新趋势，可以划分为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两个维度。其中，横向流动主要包含了从乡村就学向城镇就学的流动、从出国留学向国内就学的流动、从体制外就学向体制内就学的流动三种趋势；纵向流动主要指教育的阶层流动，即毕业生更多从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流动的趋势。
（一）逆全球化思潮使出国留学向国内就学流动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呈现出“东升西降”的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逆全球化”“有限的全球化”思潮在全球范围持续发酵，“孤立主义、种族主义和单一文化主义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构成主要威胁”[23]，为全球教育交流与合作带来了诸多壁垒和阻滞。特别是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风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从贸易战加码升级到科技战，开始了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压封锁和围追堵截。中国留学生出国深造之路受阻。2020年，美国白宫发布了《关于暂停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以非移民身份入境的公告》；2021年，美国拒签中国500余名理工科研究生；2022年，美国向中国公民发放了31055份F-1签证（即学生签证），与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的水平相比数量下降了50%以上[24]。美国对华人才和技术的一系列遏制措施使我国教育链、人才链和技术链的国际拓展受到较大冲击。我国低龄留学、本科留学、研究生留学几个年龄层级均在不同层面上面临着国外就学难、升学难的群体性困境。
以中国C9高校本科生出国留学情况为例。2018年至2022年，9所高校的留学率连续5年总体呈现下滑趋势（图表略）。其中北京大学2018年至2021年本科生出国留学率数据跌幅达37.7%；清华大学2018年至2022年本科生出国留学率数据跌幅达46.7%，境外深造率大幅度下降。其他高校如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南京大学的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的比例也在持续降低。上海交通大学从2018年的26.32%下降到2022年的16.55%，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2018年的27.8%下降到2022年的14.9%，下降幅度都接近50%，出国人数近乎腰斩。与此相对应地，2018年至2022年本科生国内升学比例则连续5年不断增大（图表略）。如北京大学国内升学率从2018年的44.15%增加到2021年的52.26%；清华大学从2018年的52%增加到2022年的65.6%[25]。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出口不断收缩，不得不转战国内进行升学深造或“在地化留学”，出国留学向国内就学的流动趋势逐渐彰显。这一流动趋势将对我国教育发展带来双重挑战。
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迫在眉睫。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与黄卫（Wei Huang）认为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崛起是“现代智识史上决定性事件之一”[26]。而关于这一成就的取得，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认为一方面得益于儒家模式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崛起，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体系与国际体系的整合[27]，尤其是观念与人员的全球流动使中国能够快速接近科技前沿。然而，在当前“有限的全球化”的教育对外开放新语境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针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遏制与打压已经延伸至留学领域。其中，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以下简称“STEM”）高科技人才培养的国际渠道不断收窄。在此背景下，中国教育如何化被动为主动，自主培养出引领高新技术领域的战略人才以及从0到1的拔尖创新人才，进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领制高点，将成为当前教育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全球范围内吸纳一流人才仍显不足。2022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研究显示，中国以第36位跻身于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人才冠军”矩阵中，但在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等方面排名不够理想。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窗口，各国在全球范围内对科技人才的争夺不断加剧。如2022年美国颁布“绿卡”新政，规定条件优秀的STEM博士生可以直接申请美国“绿卡”；英国则公布了一项专门针对世界顶尖大学毕业生的高潜力人才签证（简称“HPI”），面向全球顶尖人才开放边境。此外，新加坡的“环球校园”计划、阿联酋的“迪拜知识村”计划等都旨在积极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强化对高端人才的“虹吸效应”。在此背景下，中国教育如何把握战略主动，吸引海外高端人才来华留学，重构全球创新人才版图、重塑全球创新人才高地，将成为关乎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
（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使体制外就学向体制内就学流动
随着新世纪教育改革中市场化因素的介入，竞争机制以及资本逐利的围猎促使校外培训、民办学校规模急速膨胀。据统计，2020年，“全国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十分巨大，已基本与学校数量持平”[28]。而全国民办学校共18.67万所，占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总数的比例超过1/3；在校生5564.45万人，占比接近1/5。[29]可见，民办教育和校外培训教育已具备庞大的体量，在国家公共教育体系之外形成另一个教育体系。校外培训机构和民办义务学校作为非公共教育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挤压了体制内学校教育的生存空间，使教育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属性受到很大冲击。由此所引发的学生成长异化、家长教育焦虑、人才培养扭曲、隐形阶级壁垒、意识形态淡化等一系列问题，破坏了正常的教育生态，不利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教育是“超越任何利益集团的由公共价值导向的以扩大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实践”[30]。当前，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必须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定中国教育制度自信。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基础教育作为关乎国家教育方针落实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事业，只能由公共教育系统（特别是公立学校体系）而非市场化机构来承担”[31]。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强力打压课外培训机构，重新确立了国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凸显了学校作为学科教学和素质教育主阵地的地位。根据教育部最新数据，截至2022年，“原12.4万个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压减到9728个，压减率为92%；原263个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压减到34个，压减率为87%；‘营转非’‘备改审’完成率达100%”[32]。
2021年4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也不得转为民办学校；其他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确保义务教育学位主要由公办学校提供或通过政府购买学位方式提供，原则上不得审批设立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要求。以上两项政策的推出意味着民办学校“无限扩张”的时代宣告终结。《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1.05万所，比上年减少1700所，占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总数的比例5.2%；在校生1356.85万人，比上年减少317.25万人，占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的比例9%”。
“双减”和民办教育各项政策形成组合拳，使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和民办教育的生源不断回流至体制内学校。中国教育呈现出从体制外就学向体制内就学流动的重大转向。这一流动趋势将对中国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构建带来新的挑战。
优质均衡的教育资源供给亟需增强。义务教育是“实现现代社会统合、维持、再生产和发展的基础，义务教育制度就是以这些观念为基础，并以共同性、公开性、平等性和基础性为基本条件而组织起来的。”[33]随着“双减”政策和民办教育规范引导政策的落地，义务教育逐渐回归学校主阵地。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也从体制外转嫁到体制内教育中来。在单一化供给机制下，公办教育面临着优质均衡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与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需求日渐增加的结构性矛盾。如何在坚持教育公益属性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公共教育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扩大高质量教育资源供给，是当下中国教育面临的重要挑战。
公共教育服务保障体系亟需重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立了适应基本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三分法’”[34]，分别是基本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公共服务。其中，前两者具有公益性或是非营利性，非公共服务则由于民间资本的运作而具有营利性。三者共同支撑起中国教育服务体系。随着“双减”和民办教育各项政策的实施，公共教育体系逐渐回归其主导地位。但同时也面临着做好资源配置，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化解群体资源差距的重要使命。特别是在公共财政吃紧的紧平衡的情况下，现有的公共教育投入体量如何支撑起庞大的教育发展需求，如何合理有效地配置到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中，将会是中国教育在“后4%时代”面临的重要挑战。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使乡村就学向城镇（县城＋都市圈）就学流动
当前，我国正在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五’时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而《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65.22%。诺瑟姆曲线[35]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实践表明，城镇化率30%-70%一般被认为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区间[36]。而当城镇化水平达到80%左右时会进入收敛期，并将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可以预见，中国当前仍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期，城镇化动力依然较强。但之后会逐步呈现城镇化率提升幅度较前期有所放缓的趋势。美国地理学家威尔伯·泽林斯基（Wilbur Zelinsky）将人口流动的转变过程与现代化进程、经济发展等因素加以综合，提出人口移动转变理论。[37]该理论认为，在后期转型社会，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增速放缓但规模仍然很大；进入城镇化中后期阶段，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进一步减少，城市到城市和个别城市群内部的迁移处于高水平，循环流动进一步增强。而我国城镇化进程所引起的两大人口流动新趋势与人口移动转变理论揭示的人口集聚和布局的规律基本吻合。
以县城为集中承载力的就地就近城镇化权重不断上升。县城是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天然载体。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1》相关数据，2021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1亿人，其中，1472个县城的常住人口为1.6亿人左右，394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为0.9亿人左右，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到2025年，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县城短板弱项进一步补齐补强。随着国家公共政策的支持，县城未来可能成为多半乡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选择。一方面农村人口不断向县城聚集，另一方面县城也将会成为农民工返回家乡后的主要空间载体。这一变化也会在客观上带来学龄人口由乡村就学向县城就学的流动趋势。
人口向都市圈[38]聚集的趋势明显。唐纳德·博格（Donald J. Bogue）提出的推拉理论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城镇）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乡村）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39]未来中国人口将持续向经济发达的一二线大城市、大都市圈以及部分区域中心城市集聚。根据2010年-2022年全国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分布图，全国人口迁移呈现出向东部城市群及中西部核心城市聚集的特征。以长三角、粤港澳和京津冀为代表的东部发达城市群人口增量不断攀升，以重庆、郑州、武汉、成都、长沙和西安为代表的6个中西部核心二线城市强势崛起，全国人口迁移呈现“3+6”的发展新格局。由此可见，“从乡到城”的传统人口迁移方向逐渐转向“从城到城”“从小城到大城”的流动趋势。根据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的“大力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建设”的要求，核心城市和重点城市将进入都市圈建设时代，都市圈在城镇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将会不断上升[40]，人口近郊化程度也会越来越高[41]。
在人口迁移新趋势的影响下，学生从乡村就学向城镇（县城＋都市圈）就学的新流动趋势将会不断加强。城乡流动、区域流动的交织在不同层面造成学龄人口的空间重组，给城乡教育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随着农村学龄人口向县城和都市圈的大量涌入和流动，城镇教育扩容压力倍增导致城镇大班额、大校额现象突出。日益膨胀的学校生源与不断超载的城市义务教育资源之间的供需矛盾将不断激化，进而导致城镇内部新的教育二元结构出现。而农村教育则面临适龄学生不断减少、优秀教师资源短缺、小规模学校占比高、教育资源利用率低的现象。总体看，城乡教育将呈现“城镇大班化、乡村空校化”两极分化的发展格局，我国义务教育将处于大规模学校与小规模学校并存的时代。[42]如何合理进行资源配给，解决好优质教育资源的绝对“匮乏”与相对“富裕”的矛盾，将会成为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
此外，都市圈与县城的教育吸引力仍有很大不足。当下都市圈呈现出人口快速集聚的发展趋势，但都市圈的公共教育服务却未能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聚集同步完善。对县城而言，根据相关研究成果，我国精英大学的生源“主要来自地级市的高中，来自县级区域高中相对较少”[43]。而这一现象与人口流动背景下大中城市“超级中学”的强势崛起与“县中教育”的黯然没落有着紧密联系。如何实现都市圈、城市群内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同时对“县中”教育进行一体化管理将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四）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推动毕业生更多从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44]。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的重要支点，不仅有利于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促进社会稳定，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和应有之义。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的发展要求。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45]。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已有研究主要有社会学视域下“阶层”论和经济学视域下“收入”论。前者认为中间社会群体应是一个包含收入水平、职业、教育等在内的综合概念[46]；后者则主张将收入作为一项综合性指标来界定中等收入群体[47]。但在实际操作中多将收入作为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具体包括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绝对标准是指采用收入或支出等客观指标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相对标准则是以中位数收入为中心，通过设定上下浮动的比例，对中等收入群体边界的上下限进行界定。
2017年，国家统计局以绝对收入为测算标准，将“典型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50万之间”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下限和上限，测算出中国有超过4亿中等收入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0%左右。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成果，在依照国家统计局测算标准的基础上，综合GDP增速、人均收入增速和人口总量等关键因素进行测算，203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预计达到7.5亿人，与2018年相比，增量达到3.7亿人。[48]随着“扩中”制度底座的不断夯实，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以毕业生为主的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跃升将会成为不可逆转的流动趋势。
然而，当前教育促进“扩中”的动能还未充分激发。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地位获得机制和合理的流动机制[49]，在促进阶层跃升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但由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人才需求的不匹配，大学毕业生群体出现高增长低就业的“非典型性”特征，教育收益呈现递减的发展态势。“孔乙己脱下长衫”成为一种现象级的存在。职业教育体系的不健全和职业教育制度的不完备制约着技术工人群体的阶层跃升。根据人社部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占就业人口总量仅为26%，而高技能人才有5000多万人，仅占技能人才总量的28%。[50]从整个就业和经济发展需求看，我国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总量仍然不足，职业教育孵化“中产阶层”的功能还未得到充分发挥。
三、流动中国视域下的教育发展
流动中国视域下教育的四大流动是结构性的流动，不是个别发生的自由流动；是不可逆转的流动，不是昙花一现的流动。新时代中国教育的四大流动趋势深刻塑造和改变着当前中国的教育版图，使国家与社会、城镇与乡村、国际与国内、不同阶层之间展开了复杂的互动和博弈，对中国教育治理带来极大挑战。本研究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应对措施。
（一）探索人才“在地”双培养模式
哈里斯（D. J. Harris）在建构知识生产模型时提出，知识存量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够从知识存量相对领先国家的“溢出”中获取优势[51]，国际交流与学习无疑是学生更新知识体系和加快学术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逆全球化思潮的持续深化，使人才培养的出口不断收窄，进而倒逼我国加快人才的自主培养，从而消解逆全球化思潮“周期性回摆”对中国教育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培养接班人，更要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通过对2010年-2020年316位C9大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的培养路径进行画像分析发现，“过半学者有‘双培养’经历，以国内博士＋国外博士后类型为主，对国外学术训练存在较强依赖”[52]。因此，“国外＋国内”的人才双培养模式（同时接受国内外学术训练）是撬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支点。尽管逆全球化思潮使学生的国际流动和学术交流受阻，但正如阿特巴赫所说，学者国际化和科学家国际市场是推动21世纪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因素[53]。因此，中国教育可以转换发展思路，通过加快建设世界教育中心，促进国际优秀师资资源的来华流动，进而弥补双培养模式中国际资源受阻的困境，从依附式发展模式转向人才“在地”双培养模式。
当前我国正面临吸引全球人才的重要窗口期，“从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单向流动的‘人才流失’，被更复杂和分散的双向或多向人才环流所取代”[54]，这也是中国大学集聚全球优秀学者的重要机遇期。基于此，首先，要深化世界教育中心形成、变迁和转移的规律及经验研究，并结合中国教育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潜力，从中心定位、体系建设、开放格局到中国优势、目标设计和战略选择等方面来进行整体谋划和全面设计[55]。其次，要加强对国际学术人才流动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综合研判当前中国外籍学者集聚现状和制约因素，通过提高薪酬标准、优化吸引外籍学者的国家政策体系建设、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等措施增强人才引进的“拉力”。第三，要实施国家主导型人才引进战略，以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为战略支点，依托新学科群的崛起，以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为突破口，促进全球人才集聚裂变，进而打造人才国际交流合作新载体。第四，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溢出效应，主动开辟全球创新人才网络，坚持“招进来”与“走出去”协同推进，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秀青年人才来华学习。第五，要推动来华留学内涵式发展，通过加快师资国际化发展进程，提供多语言、多学科优质课程，实行宽松的就业与移民政策等措施，促进优质国际生源向中国流动，将来华留学生教育升级为引入国际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引智工程”和“引智途径”[56]。
（二）优化支撑公共教育的服务体系
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学生从体制外就学向体制内就学流动。其背后所隐含的深层逻辑是引导教育回归公共属性。然而，如何完善教育保障体系，不断提高优质均衡公共教育服务的可及性成为亟需思考的问题。日本学者藤田英典从六个方面构建了教育公共性的分析框架：应该由谁来控制和管理教育；应该由谁来负责教育；应该由谁来教育学生；应该指向一个什么样的公民社会；应该保持何种程度的教育机会平等；教育应该指向什么程度的文化和经济水平等。[57]这一分析框架明确了教育公共性的价值导向和主客体，为优化支撑公共教育的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和学理支撑。
从价值导向看，应坚持教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所谓“均等”，已然超越了单纯强调均等或平等的朴素正义观，是一种“差别对待的正义观，提倡对相同者可采取均等的对待，而对于不相同者则可采取差异化对待”[58]。美国当代著名公共行政学家弗雷德里克森（H. George Frederickson）在“如何确定什么应该公平地分配”时指出，公平的界定主要“受分配（以公共机构的资源为基础）和诉求（以申请人对平等的要求为基础）的制约”[59]。从根本上看，弗雷德里克森探讨的是如何在有限资源条件下满足实际需求。这一理念启示我们，推动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基于财政供给能力、公共收益最大和积极差别对待三大原则”[60]。即在坚持公共收益最大化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供补偿性服务使地区或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趋于平衡，充分发挥其“不断消除受教育群体异质性、重构社会秩序”[61]的重要作用。
从服务客体上看，应坚持以“1+X”做大公共教育服务体系。“1”即以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核心。随着少子化进程的加速，未来学龄人口总量将波动状地进入持续负增长，进而出现教育资源总体相对过剩的状态。因此，要盘活教育资源存量，提前将未来会富足的教育资源按照公平为主、效率优先的原则逐步配置到公办学校中，进一步利用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不断缩小义务教育阶段区域、城乡、校际之间的差异。“X”则分别基于学段和项目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服务范围。从学段扩容上看，要积极“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等重点领域；从项目导向上看，应重点将有补偿性的托管服务项目、普通高中奖学金项目、中职免学费项目、英才教育项目等纳入进来。通过以上两个方面来提高公共教育服务的覆盖范围和水平，使有限的教育资源投入精准配置到公共教育体系中。
从服务主体上看，应坚持多元共治的教育发展格局。校外培训机构和民办义务学校对教育公共性存在一定的消解。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也形成一种鲶鱼效应，在激活教育生态、激发体制内学校教育改革和质量提升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一个国家只有一种教育体系和办学模式的时候，教育结构可能会出现系统性偏差，陷入“政府失灵”亦或是“市场失灵”的极端。因此，保卫教育的公共性与保持一定张力的教育结构是不矛盾的。保持合理的教育结构，首先要允许不同的办学模式和办学体制的存在，进而满足不同老百姓的受教育的选择权。如公办教育应承载使社会的公共教育资源能够均衡化配置的使命，而校外培训机构与民办教育则应该在更好地满足人们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上下功夫。因此，在新的教育格局“破而未立”的情形下，应采用“政府＋市场＋公益机构”多元供给模式，在坚持控量、坚守公益性的原则下，通过政府出资、学校购买服务等方式将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学校公共教育体系，保持教育结构的丰富性，使校外培训机构、民办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三）构建圈层融合的城乡教育发展新格局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下，人口呈现出从乡村向县城和都市圈不断集聚的新流动趋势，对城乡教育发展格局和资源分布带来新的调整。在此背景下，坚持以系统性思维构建有梯度化、有圈层化的城乡教育发展新格局，才能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都市圈和县城教育的吸引力。
打造“都市圈—县城—乡村”圈层融合的城乡教育发展格局（图表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我国教育发展的场域将由乡村地区不断扩充至县城和都市圈。针对都市圈附近的中小城市，可推动附近县城依托“入圈”的方式，打造以都市圈为核心的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圈层的融合，发挥核心城市对周边辐射区域以及相邻城市的虹吸效应。因此，要充分研判“都市教育圈”顶层设计、发展思路、推进措施，进一步加强大型城市边缘地区教育服务能力，充分发挥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拉动和集聚作用，改善大中小城市间以及城乡之间的人口分布结构，从而有效避免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恶性转移，缩小城镇内部二元教育差距。针对远离都市圈的独立型中小城市，则重点构建以县域为中心的城乡圈层教育发展格局。县域是打通城乡的关键区域节点，随着“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机制的不断推进，县级政府在教育布局与资源统筹中的主体地位不断确立，构建系统、有机、互动、多样化的县域教育生态成为新的发展突破口。因此，未来乡村教育治理不能再就乡村教育而论乡村教育，而应该从县域的视角看乡村教育的发展。以教师管理为例，要从县域教育发展一盘棋出发对教师进行区域统筹和动态管理，将教师和校长从过去的某学校的“学校人”改变为县义务教育系统的“系统人”，让教师在县域内流动起来，从而推进县城和乡村义务教育师资的均衡发展。
以教育公平、供需协调、适度超前为原则建立动态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即以常住人口增量为基础，通过科学预测未来城乡学龄人口的数量和空间分布，精准测算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制定与人口流动分布相一致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具体而言，在综合研判未来学龄人口增减的前提下对城市教育资源进行超前布局，适度增加教育用地、新建学校，重点解决“巨班大校”问题，实现学龄人口分布和学校空间布局的协调化，稳步推进教育城镇化。要优化农村教育布局，做好乡村教育需求预测，重点解决好农村寄宿制学校和农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发展的问题，如不能单维地按生均指标核拨资源，要使农村小规模学校资源配置体现“小规模”特征，体现满足底线、保证质量、避免浪费的原则[62]。
（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竞争力
提升人力资本是提高就业质量、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重要举措。而教育又是提升人力资本、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变量。20世纪60年代初，以舒尔茨、贝克尔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创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揭示了正规教育、在职培训、成人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对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提升个体收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63]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取得长足进步，但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供需错配也使我国面临着“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的人力资本配置困境。面对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对就业和分配带来的挑战，教育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其“扩中”孵化器和加速器的作用。
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是衡量一个国家人力资源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明瑟提出的“明瑟收入方程”模型被广泛用来分析劳动者收入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受教育年限较长的劳动者收入上升幅度更大”[64]。此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测算显示，“受教育年限和学历水平与收入水平呈明显正相关关系，中等收入群体普遍具有更长的受教育年限和更高的学历水平”[65]。可见，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提高就业收入具有正相关的关系。教育部公布的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9年，比2020年增加了0.1年，但仍“低于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同时也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不少国家”[66]。按照发达国家经历同等教育的平均发展速度，即大约每1年增长近0.1年[67]，我国要实现“十四五”末期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3年的目标，就要保持这一增速。根据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1.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59.6%。与其他各级教育相比，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水平仍然较低。因此，要继续适当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与规模，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增量，进而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促使教育赋能高质量充分就业。在技术强势时代，面对人工智能对传统教育的“降维打击”，如果教育还停留在1.0时代，那培养出来的人才很快会被以ChatGPT们为代表的“器才”所替代。因此，中国教育要瞄准复合型以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由注重知识为导向转向注重能力与素养为导向。高等教育作为创新型人力资本的重要孵化器，要以“双一流”建设为龙头，通过建立重大任务有组织科研机制、大力推动学科交叉、构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强化科技创新系统布局等举措，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西部高校要在国家数字化发展战略和“东数西算”战略布局下，积极探索与企业共建数字经济产业学院，培养一批“高、精、尖”数字化专业技能人才。对职业教育而言，“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Pascual Restrepo）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低技能劳动力具有替代效应”[68]。企业和职业院校要积极开展数字工匠培养计划，共建产学研基地，助力技术工人成长为数字工匠。
优化劳动力市场管理。完善劳动力市场管理是塑造人力资本良好生态的重要保障。要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减少依附于户籍、编制等制度上的福利待遇，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有机融合。要改善用人、评价和激励机制，如研究制定职业技能鉴定制度，通过加强并完善职业技术资格和等级的认定，激励广大劳动者在技能和技术上精益求精，真正使教育为毕业生群体实现阶层跃升赋能增效。要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针对数字经济下新崛起的灵活就业人员，应积极完善劳动关系认定机制，畅通权益保护渠道，加强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福利等情况的精准监管。
注释：
[1]段成荣等：《从乡土中国到迁徙中国：再论中国人口迁移转变》，《人口研究》2020年第1期。
[2]在人口学研究中，“流动”主要指人口在空间地理位置上的位移，称为人口流动。在社会学研究中，“流动”则强调的是个人或群体在社会阶层、阶级、等级地位上位置的改变，称为社会流动。这两种“流动”现象都与教育发展变革有着紧密而复杂的联系。本文所讨论的“流动”基于教育人口学视角，统摄了以上两种“流动”现象，集中探讨的是两种流动现象与教育的关系。
[3]李强著：《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
[4]根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人口增长最多的5个省份分别是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4个在东南部沿海地区，反映出中西部地区在吸引人口方面与东部地区仍然存在较大差异。
[5]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最新数据，2021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比2010年提升了15.04个百分点，是1949年以来提高幅度最快的10年，反映了我国人口城镇化的巨大进步。
[6]西蒙·马金森，杨力苈：《生生不息的火焰：全球科学中的中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0年第4期。
[7]尚伟伟，郅庭瑾：《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中国教育发展论坛2019综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年第3期。
[8]刘善槐：《我国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研究》，《教育研究》2015年第11期。
[9]马晓娜等：《教育现代化视域下流动儿童“管”的变革》，《中国教育学刊》2021年第3期。
[10]熊春文，陈辉：《人口变迁与教育变革——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的社会学思考》，《教育研究》2021年第11期。
[11]郅庭瑾：《人的城镇化：教育何为？》，《人民教育》2015年第9期。
[12]姚荣：《从“嵌入”到“悬浮”：国家与社会视角下我国乡村教育变迁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年第4期。
[13]孙德超，李扬：《试析乡村教育振兴——基于城乡教育资源共生的理论考察》，《教育研究》2020年第12期。
[14]苏红键：《教育城镇化演进与城乡义务教育公平之路》，《教育研究》2021年第10期。
[15]皮埃尔·布尔迪厄，J.-C.帕斯隆著：《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9-97页。
[16]余秀兰：《教育还能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吗？》，《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第7期。
[17]伊恩·罗伯逊著：《社会学》，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05，526页。
[18]A.H.哈尔西：《趋向于能人统治吗——英国实例》，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123页。
[19]Michael J. Piore, “The Impact of the Labor Market upon the Design and Selection of Productive Techniques within the Manufacturing Pla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2，no.4 (1968): 602-620。
[20]Andrew G. Walder, “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no.4 (1992): 524-539.
[21]张文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模式与机制的变迁》，《社会》2018年第6期。
[22]顾辉：《近十年来中国社会流动研究的新进展》，《学术论坛》2014年第4期。
[23]Jane Knight and Hans DeWit,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as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no.95 (2018): 2-4.
[24]拉塞尔·弗兰纳里，文远.美媒：中国留学生减半或重创美高校[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1000069777735150&wfr=spider&for=pc.
[25]图1和图2统计数据皆来源于中国C9联盟高校最新就业质量报告数据。其中，哈工大2020年就业质量报告未公开发布数据，因此两个图表中出国留学和国内就学人数皆显示的是数据为“0”。北京大学2022年就业质量报告未公开发布数据，因此文中相关数据以2021年为最新数据。
[26]Aldo Geuna, ed., Global Mobility of Research Scientists: The Economics of Who Goes Where and Why (London: Academic Press, 2015), 155-175.
[27]Philip G. Altbach, “Gigantic Peripheries: India and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 Knowledge System,” in Knowledge Across Cultures: A Contribution to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eds. Ruth Hayhoe and Julia P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9-213.
[2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EB/OL]。
[29]教育部介绍解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有关情况[EB/OL].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1/53439/mtbd/202105/t20210518_532006.html，2021-05-17.
[30]金生鈜：《保卫教育的公共性》，《教育研究与实验》2007年第3期。
[31]余晖：《“双减”时代基础教育的公共性回归与公平性隐忧》，《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32]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双减”明白卡[EB/OL].
[33]藤田英典著：《走出教育改革的误区》，张琼华，许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34]张力：《完善中国特色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中国教育学刊》2022年第7期。
[35]1979年，美国城市学者诺瑟姆在总结欧美城市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把城市化的轨迹概括为拉长的S形曲线，并将城市化划分为起步、加速和稳定三个阶段，这条描述城镇化发展过程的经验曲线被称为诺瑟姆曲线。未来15年我国将从快速城镇化转向慢速城镇化，符合诺瑟姆曲线所呈现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发展趋势。
[36]李国平，孙瑀：《面向2030年的中国城镇化及其区域差异态势分析》，《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
[37]Wilbur Zelinsky, “The Hypothesis of the Mobility Transition,” Geographical Review 61, no.2 (1971): 219-249.
[38]关于都市圈的概念，2019年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在出台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中指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大量劳动力由于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的分离，往返于都市圈中心和外围圈层之间。
[39]Philip M. Hauser and Otis Dudley Duncan, eds.,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An Inventory and Apprais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486-509.
[40]丁学森等：《城镇化背景下人口流动对大城市义务教育学龄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影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年第4期。
[41]李国平，孙瑀：《面向2030年的中国城镇化及其区域差异态势分析》，《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
[42]范先佐：《城镇化背景下县域义务教育发展问题与策略——基于4个省（自治区）部分县市的调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43]郭丛斌，王家齐：《我国精英大学的生源究竟在何方——以A大学和B大学2013级生源为例》，《教育研究》2018年第12期。
[44]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45]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46]李强，徐玲：《怎样界定中等收入群体》，《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47]Alberto Alesina and Roberto Perotti,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0, no.6 (1996): 1203-1228; William Easterly, “The Middle Class Consensu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 no.4 (2001): 317-335; José Gabriel Palma, “Homogeneous Middlesvs. Heterogeneous Tails, and the End of the ‘Inverted-U’: It’s All about the Share of the Ric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2, no.1 (2011): 87-153.
[48]刘世锦著：《新倍增战略》，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23，29页。
[49]吴克明，吴丹：《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一个文献综述》，《教育经济评论》2021年第4期。
[50]李心萍.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EB/OL].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9/content_5593804.htm.
[51]马丁·卡努瓦著：《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第二版）》，闵维方，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257页。
[52]乔锦忠，孙娜：《“双培养”路径对我国科技学术产出的影响——以“C9大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为例》，《教育研究》2021年第12期。
[53]菲利普·阿特巴赫等：《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前景展望：动因与现实》，《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
[54]黄海刚：《从人才流失到人才环流：国际高水平人才流动的转换》，《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
[55]高书国：《2030中国将回归世界教育中心地位》，《中国教育学刊》2017年第4期。
[56]毛芳才，方宝：《高等教育学生跨境流动的现状与特点——基于全球八个主要国家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57]藤田英典著：《走出教育改革的误区》，张琼华，许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202页。
[58]胡劲松：《论教育公平的内在规定性及其特征》，《教育研究》2001年第8期。
[59]杨志勇，张馨著：《公共经济学（第3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60]邬志辉，杨清溪：《新发展阶段需要什么样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中国教育学刊》2022年第7期。
[61]安迪·格林著：《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王春华，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62]秦玉友：《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基本判断与治理思路》，《教育研究》2018年第12期。
[63]Theodore W. Schultz, 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10-11; Gary S. Becker, “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 no.3 (1993): 385-409.
[64]李实，张钰丹：《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收益率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0年第1期。
[65]刘世锦著：《新倍增战略》，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23，29页。
[66]牛建林：《中国人口教育发展的特征、结构性矛盾与下一步思路——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和相关人口教育统计的发现》，《教育研究》2021年第11期。
[67]刘世锦著：《新倍增战略》，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23，29页。
[68]龚六堂：《数字经济就业的特征、影响及应对策略》，《国家治理》2021年第23期。
The Mobile Logic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JinZiwei DengYouchao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cale of China’s migr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ural China” to “floating China” is unstoppable. Entering the new era, The Overall Situation brings the Chinese four new mobile trends. Firstly, Students in China will study from the foreign schools to the domestic schools. Secondly, Students will study from the private school to the public school. Thirdly, more and more students will study from the countryside school to the school in cities (including city circle) and towns. Lastly, graduates in growing numbers will leap from low-income groups to middle-income groups. In fact, the four mobility trends of Chinese education are the great adjustment of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 system, which profoundly shapes and changes the current education map of China and brings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education governance. To cope with the new pattern of China’s education mobility, and constantly promote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innovation, we are supposed to strive to adopt the double training talent mode; improve the basic public education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 a new pattern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Key words: The Overall Situation; education; the mobile logic
初审：王远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