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蒋南翔在长期革命活动和教育实践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与开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观。他注重在时代变局中赓续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思想精髓和把握教育的本质功能，突显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和结合本土实际的“摸索创造”，坚持“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育人导向，自觉以唯物辩证法破解教育实践中的各种矛盾症结，求索中国现代化的教育变革路向。其孜孜不倦的努力探索彰显了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崇高理想追求，以及他为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发展而做出的杰出贡献。
关键词：蒋南翔；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中国现代化
蒋南翔（1913-1988年），中国现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1913年9月生于江苏省宜兴县（现宜兴市）高塍镇，先后就读于高塍镇滆南小学、宜兴县立中学和江苏省立镇江高级中学。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进步组织和学生运动，迅速成长为青年运动的著名领袖。从1952年12月至1966年，他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其中1959年后同时担任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部长。之后，历任天津市委书记、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并经邓小平提名出任教育部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1]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特别是有关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探索，近年来学术界已有较深入探讨，学者们从不同侧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问题。①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家蒋南翔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也开展了多方面的相关研究，深化了对蒋南翔教育思想丰富内涵的理解和认识。②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侧重于蒋南翔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问题展开系统的探索，力图还原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如何从教育角度展现其“如何追求真理、揭示真理和笃行真理的过程”。
蒋南翔长期投身革命活动和教育实践，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与开拓，注重在时代变局中赓续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思想精髓和把握教育的本质功能，突显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和结合本土实际的“摸索创造”，坚持“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育人导向，自觉以唯物辩证法破解教育实践中的各种矛盾症结，求索中国现代化的教育变革路向，为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注重在时代变局中赓续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精髓和把握教育的本质功能
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从来都是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构造，资产阶级教育同样“也是由社会决定的”[2]；但同时，教育绝非社会的被动适应物，一定社会的教育必然要对社会本身产生反作用，先进的教育总是依据对社会前进方向的理性把握而彰显其独特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导向功能。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本质功能”观传入中国后，即受到李大钊、陈独秀、杨贤江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一致认可，并借此展开其对纲常名教和狭隘“教育救国论”的批判、对新教育的讴歌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作为成长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蒋南翔在长期参与青年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也不断加深对教育本质功能的理解，深刻认同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对社会革命与教育价值的辩证关系；并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自身教育实践探索，越来越理性地认识到新时期的教育功能价值的科学定位。
蒋南翔赞同教育的功能发挥离不开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实际需要。他说：“过去说‘士农工商’、‘天下唯有读书高’、‘教育救国’，都是把教育放在第一位。但从实际上考察，却是经济在先……教育是为了适应实际斗争的需要而存在。”[3]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野蛮侵略的步步紧逼，国破家亡的危机感弥漫于整个社会，教育生态环境被严重扭曲，“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4]值此民族危难的严重时刻，蒋南翔号召全国同胞和进步青年务必奋起抗争，强调“只有抗争是我们死里逃生的唯一出路。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5]同时，他更要求学生们务必为抗战建国而努力读书，指出：“假使今日的学生不能及时努力求学，各自加紧学习有助于抗战建国的各种知识和技能，明日就将不能为抗战建国事业有所效命。”[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全面迈入了由新民主主义教育走向社会主义教育建设的新阶段。应该肯定，“以俄为师”的教育整体价值导向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教育变革路径，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蒋南翔指出：“十七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我们培养的学生质量，那个时期比旧中国是大有进步的。我们的学生思想面貌是好的，他们抱有为祖国社会主义服务的远大理想，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虽然也有过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7]
1977年，邓小平全面设计了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高度重视教育和科技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战略地位，他推举蒋南翔担任教育部长。面对新时期的时代挑战，蒋南翔善于放眼世界、以史为鉴，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其中，就新时期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战略定位问题，他于1979年就指出：“我国的教育事业，三十年来有了很大发展，但远远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世界上还处于很落后的地位，这和我们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最近又说：‘发展科学、教育，也是经济问题，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可惜这些非常重要、非常正确的指示，在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上迄今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没有落实。”[8]在他看来，与新时期经济建设相比，文化教育建设被严重忽视，从而造成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比例失调。蒋南翔说道：“文化教育，眼前看是软任务，长远看是硬任务，先进的工业要建立在先进的应用科学基础上，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文盲的基础上……应该说三十年来，对文化教育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这使我们的国家吃了亏。”[9]1980年8月，蒋南翔再次指出，“拿国民经济计划中教育投资的比例来说，有相当大的盲目性，第一个五年计划高，以后就越来越低……过去派干部，首先是考虑工业、农业等等，教育排在后面。”[10]
蒋南翔将“教育”视为“硬任务”，强烈要求在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上提高教育投资的比例，使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体建设中占据应有地位。这一重要认识，促使国人不断强化对当代教育功能的深层思考和科学定位，进而在全社会逐渐形成“教育强国”、“科教兴国”的价值共识。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1]。
二、突显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和结合本土实际的“摸索创造”
1952年12月，蒋南翔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此时全国已掀起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高潮。次年3月，他在《向习仲勋、杨秀峰、中宣部、北京市委并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不学习苏联经验，我们不但不可能迅速地建立起真正近代化的工厂，同样也不可能迅速地建立起真正先进的工业大学。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清华大学是已走了一小段路程，但还很不够。”[12]为了更深入地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蒋南翔除强调学习俄文、加强理论联系实践、引进苏联教育专家外，更要求在教学中要努力贯彻科学技术与政治觉悟的结合。他指出：“我们学习苏联经验，就也要努力在整个教学工作中贯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神，要在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坚实基础上，提高学生的科学技术水平，使高度的科学技术和高度的政治觉悟密切地结合起来。”[13]
随着“以俄为师”的全面展开，蒋南翔越来越意识到学习苏联经验与结合本土实际的重要价值。1953年8月，他说：“在学习苏联中，我们特别注意了和本国及本校的实际情况结合，防止冒进，也防止保守。”[14]1956年8月，蒋南翔在《关于高等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中更明确要求，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说：“我们在学习苏联经验问题上的缺点，在于缺少具体分析，不正确地搬用苏联的经验。有些措施在苏联高等学校是正确的，但是不适合我国情况，我们机械地抄袭过来，因而发生了问题。”[15]蒋南翔认为，我们不能因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而“拒绝采用英美或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用东西。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科学技术，我们应该虚心学习；他们出版的好的教材和书籍，我们应该参考；他们如有好的工作经验，我们应该适当地加以采用。例如英美高等学校所通行的自由选课制度，我们也可以批判地加以吸收。”[16]应该指出，这些认识是值得肯定的理性认识。
为了破除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过程中所产生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弊端，蒋南翔指出，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学习苏联先进经验”。1956年，蒋南翔在《略论高等学校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中说：“学习苏联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为了贯彻实现全面发展的方针，首先的也是最基本的方面，就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富有创造性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同时也注意学习其他国家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正确地修订现行的教学计划，克服目前教学工作中所存在的各种缺点。”[17]这些缺点包含无视中国实际的教条化简单照搬。蒋南翔指出：“学习苏联以后的一个缺点是基本上取消了选课制度，对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一个教学计划，学时很多，多数人感到吃力，少数人被拖住了后腿。这种情况应当加以改变。”[18]
作为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对该校的“三阶段”历史发展十分熟悉，主张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要求以“两点论”去一分为二地透析自己校史变迁的内在逻辑及其经验。他说，“学苏是好的，但学得太死板了，负担过重一直不能解决，苏联也没有解决。”[19]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并颁布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虽然各地在贯彻教育方针时也出现了劳动过多、考试关不严等缺点，但蒋南翔始终坚持：“要有意识地把方针和我们的工作结合，摸索创造适合我们的新经验……要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摸索创造新经验。”[20]事实证明，蒋南翔当时在清华大学所进行的“教学、生产和科学研究三结合”实践探索，确实创造了符合时代发展和结合本土实际的新经验。诚如有学者所说，当时中央“提出要‘走自己的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办学道路。南翔同志在领导清华大学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过程中，把它更加具体化了。他提出‘教学、生产和科学研究三结合’，要把清华大学建成为教学、生产和科学研究的‘三联基地’，为正确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开拓了新途径，创造了新经验。”[21]
三、坚持“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育人导向
“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人的教育目标导向问题。对红、专的深刻内涵及其关系的辩证理解极其重要，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蒋南翔对此钻之弥深，有颇多理性思考，其主张与毛泽东、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十分契合，有力传承和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育人理念的广泛传播。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对红与专的关系做了十分精要的辩证分析。他说：“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22]毛泽东批评那些不注意思想和政治而成天忙于事务者，“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同时，他也告诫政治家必须加强业务学习，“要懂些业务”，不要做“空头政治家”。[23]与之相应，邓小平更指出不懂业务而瞎指挥的空头政治家是要损害人民利益和耽误现代化建设。他说：“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24]毛泽东、邓小平论述红专关系各有侧重点，但都强调红与专缺一不可，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体。
毛泽东站在革命领袖的立场上，主要从广义的“工作方法”来阐述红与专的辩证统一关系；邓小平站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总设计师理论高度，重新审视新时期红与专的本质内涵；蒋南翔汲取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教育思想智慧，更多地从教育学角度去思考“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目标问题。一方面，他直接批评那些只要专不要红、只要业务不要政治的偏激者。蒋南翔指出：“这些人对政治要求不高，只想学业务，作个不问政治的科学技术人员，他们叫做‘精密机床’。这种想法当然是不对的，我们要求又红又专。”[25]他说，人在阶级社会里必然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什么是红呢？就是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同甘苦共命运。”[26]另一方面，他也明确反对“不学业务，只搞政治”的狂热者。蒋南翔指出：“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并不是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占用很多时间。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围绕教学这个中心，结合教学工作去做，但不能冲击或代替教学工作。”[27]在蒋南翔看来，突出思想政治，并非要弱化或取消业务教学。他说：“我们要求‘红’，不是不上课，不学业务，只搞政治。”[28]强调真正的“红”一定会化为“专”的不竭动力，并做出更大的成绩。
如何才能做到“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呢？蒋南翔从政治、学习和身体三个方面对学生提出了相应要求与指导。其一，关于政治上的要求，蒋南翔视之为“方向问题”，极为重视。他说：“一个人的成就对社会主义、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政治因素在某种情况下起决定的因素。我们学校是社会主义大学，要培养红色工程师、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要求又红又专，这一点是绝不能动摇的。”[29]其二，关于学习上的要求，蒋南翔要求学生们务必继承清华大学严格认真的优良传统，学好外国语，打好基础理论和技能训练，并通过加强综合训练以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的能力和解决实际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30]其三，关于身体上的要求，蒋南翔要求清华学生要劳逸结合、注重锻炼，并期待“将来清华毕业的同学，不仅业务上、政治上都很好，身体也很棒，独立工作能力特别强，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31]
其实，清华学生要做到在政治、学习和身体上都达到要求并不容易，其中蕴藏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深刻意涵。在蒋南翔看来，要做到“思想过硬、业务过硬、身体过硬”，才能算过关。以思想过硬为例，蒋南翔把它概括为三个境界或形象地比喻成三层楼：“第一层楼是爱国主义，即爱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层楼是社会主义，即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层楼是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32]在他看来，学生向上每登一层楼，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教师和同学们都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才能有所收获。蒋南翔长期坚持的清华大学思想政治探索和“又红又专”导向，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说：“清华大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这样做很见效，现在学校风气很好，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33]
四、自觉以唯物辩证法破解教育实践中的矛盾症结
蒋南翔不仅长期传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教育思想，而且自觉抵制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批判各种形式的固化思维，以唯物辩证法破解教育实践中的种种矛盾症结。诸如，关于传统继承与当代创新、全面发展与个性专长、唯实求是与破除教条、面向全体与追求卓越等方面的辩证分析，充分彰显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深邃眼光和理论智慧。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蒋南翔就特别强调要在学校中加强以唯物辩证法为旨趣的思想政治教育。他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人类历史上最科学最进步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列宁、斯大林所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34]在他看来，“学校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行，不但是要依靠各种方式的课外活动和现在一般学校中所增设的‘政治课’来进行，而且更重要更基本的，是尽可能地努力在学校的各种课程当中来贯彻进行。”[35]就政治理论课而言，蒋南翔于1952年12月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伊始，就非常重视政治理论课，要求全校系统开设，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他写道：“政治理论课程是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主要阵地，学校必须很好地利用这个阵地来培养学生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清华大学从一九五三年起，全校设立了系统的政治理论课，一年级学习中国现代革命史，二年级学习马列主义基础，三年级学习政治经济学。”[36]
蒋南翔不仅在理论上阐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性，而且在清华大学还亲自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颇受学生欢迎。贾观、黄美来、金丽华回忆道：1959年春，蒋南翔“作为校长兼党委书记，亲自为全校高年级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虽然公务繁忙，但仍认真备课。在教学中，他既注意科学性、系统性，又十分注意针对性……他强调政治理论课要联系学生的思想，帮助学生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37]
更为重要的是，蒋南翔善于用唯物辩证法破解现实教育实践中的种种矛盾及其症结，给人以深刻的智慧启迪。
其一，传统继承与现代创新。关于文化教育遗产的继承问题，1961年6月，蒋南翔在清华大学教师大会上明确指出：“文化机构及遗产是上层建筑，它有相对独立的部分，要有继承。”[38]在他看来，现代创新就是要在充分吸收“过去经验”基础上所进行的大胆探索，强调以“两点论”去辩证地透析问题和把握本质。他说：“一方面，不能自我作箍，前无古人，不要遗产，这样做法一定要吃亏，一九五八年搞热了，什么都不要了；但另一方面不能故步自封，古人也不是高不可攀的，相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以超越过去。要敢于超越，开创我们自己新的道路。”[39]他指出要继承历史遗产，认真总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教育探索经验，深刻反省教训，为今后教育工作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他说：“离开深入地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就不可能承先启后，科学地制定今后工作的正确指导方针。”[40]
其二，全面发展与个性专长。蒋南翔认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作为教育方针，学校固然要严格贯彻执行；但同时，学校也应该为学生的“个性专长”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 1955年5月，他在“三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争取‘三好’这是我们的目标，在争取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除掉大家有共同的活动以外，还必须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和爱好，允许有自己特殊的活动，发挥个人的特长。”[41]针对当时学术界有些学者的误解，蒋南翔做了十分耐心的辩证解读。他说：“全面发展和个性专长的发展，是并不矛盾的，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都应该有明确的政治方向、集体主义精神和健康的身体，不是要求他们既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又是体育家。一个人有了全面发展的基础，不是妨碍而是有助于他的专长的发展。”[42]正是因为肯定了学生的个性专长，蒋南翔进一步认为，“因材施教”的实施有助于“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真正落实。
其三，唯实求是与破除教条。陈云曾题词赞扬：“蒋南翔同志一生唯实求是献身党的事业。”[43]蒋南翔“唯实求是”的特质和作风，很早就有所显露。1945年春，他在《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中即对1943年7月在延安开始的内部肃反所采取的“抢救运动”做法，提出严厉批评，明确要求废止“普遍肃反”的斗争方式，认为：“克服知识分子缺点的主要方法，是要让他们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这是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所明白指示了的。”[44]早在1953年，他就强调，“学习苏联，不能满足在形式上，不能满足于简单地抄袭，要用思想，要开动脑筋。”[45]1956年2月，蒋南翔更是进一步指出：“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我们另外还反对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学习。我们反对只是简单抄袭苏联现成作法而自己不假思索和具体分析的那种学习态度，主张注意研究我们国家和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努力把苏联经验同我们的实际情况适当地结合起来。”[46]此外，蒋南翔还明确反对“唯成分论”的形而上学思维定式。他说：“唯成分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没有变化发展，这就是形而上学。”[47]在蒋南翔看来，即使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搞形式主义和绝对化。他说：“毛泽东著作是马列主义科学，是革命的理论，不是白莲教的符咒，不能像符咒一样，以为什么东西都靠它念念有词就行……读毛主席的著作是件好事情，但搞得过分，绝对化了，就会出现小偏差。”[48]由此可见，蒋南翔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真理，唯实求是地审察社会发展与教育变革过程中的复杂问题，极力破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活化思维和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
其四，面向全体与追求卓越。1977年，高等学校恢复了统一招考制度，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但社会上很快也出现了单纯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升学率高低被简单地看作一所学校办得好坏的唯一标准。对此，蒋南翔明确表示“中小学教育要面向全体”。在他看来，无法升学的绝大多数学生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人力资源，同样需要加以精心培养，使他们获得全面发展。他说：“我们一定要重视百分之九十六的学生的培养，使他们符合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成为优良的劳动后备力量。做到了这一点，对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对于四个现代化建设，也是一大贡献。”[49]同理，蒋南翔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高等教育需要发展数量，但更需要在提高质量和追求卓越上下功夫，使数量与质量保持适当张力，以实现辩证统一的协调发展。他说：“现在高等教育不适应‘四化’的要求，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数量少是一个方面，而质量的差距则是更严重的问题……如果我国有一两万个真正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各方面专家，就会改变我们在教育和科学技术上不完全独立的落后状况。因此，我们不但要积极发展数量，更要不断提高质量。应当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数量。”[50]这些有关中小学和大学应该如何办学的深层思考和对策建议，直面现实需求与挑战，不仅对当时教育改革产生了直接的正面影响，至今仍不乏其重要的启迪之功。
五、求索中国现代化的教育变革路向
与西方现代化不同，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51]这是一条汇聚了许多先驱者不断努力探索的光明大道。作为清华大学的资深校长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教育部长，蒋南翔深知坚持社会主义教育变革路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价值，进行了长时段的系统思考和探究，提出了宝贵的战略对策与建议。
与中国现代化相符合，要脚踏实地地办好中国教育，需要逐步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1980年1月，蒋南翔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按党的政治路线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什么一般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对建设者的要求是又红又专。我们教育的目标，不能只有业务上的要求，还有政治上的要求。”[52] 1980年7月，蒋南翔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内在关联。他说：“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是叫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的教育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我们现在办的清华大学，也应该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清华大学。”[53]在他看来，办中国式社会主义大学固然应该向国外著名大学学习，其“科学技术、先进设备、好的经验，都应该学。但是，我们没必要对他们的教育体制盲目崇拜。”[54]他特别强调，要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经验，要脚踏实地地“在十七年的基础上继续前进”。[55]1980年12月，蒋南翔更明确提出要努力建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强调我们办教育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为了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来办教育，不是为了哪一个人成名成家而办教育。教育改革的目的不是崇尚新奇，而是要脚踏实地，逐步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56]
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离不开“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办学初心，离不开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优越性。蒋南翔指出：“在教育工作中贯彻了党的教育路线和知识分子政策，这就体现了党的领导。”[57]在他看来，真正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不能削弱党的领导，同时也离不开全国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他说：“要办好一所大学，党的领导，党的建设，还是不能忽视的……假使我们培养的人，在科学技术的发明上能够和外国人并驾齐驱，而且怀抱着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这就说明我们的教育制度比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优越。这个目标应不应该定呢？应该定下来。”[58]
建立中国式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1983年3月，在纪念马克思（Marx，K.）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蒋南翔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六十多年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且同我们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得好的，我们的事业就能兴旺发达；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59]同年，在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他结合中央党校工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核心价值，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必须掌握的，它应该成为党校的主课，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60]
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还要放眼世界、扎根本土，聚焦特定时期教育变革的发展方向和内涵提升，积极开展与时俱进的教育实践探索和制度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蒋南翔即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学习苏联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如何结合实际更好地建设清华大学无疑是他经常思考的重要问题。出于对国家教育战略的整体构想，蒋南翔十分重视当时中国科技教育发展的前沿方向。以原子能专业为例，他认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科学院理应密切联系，合作攻关。1955年11月，他写道：“为我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干部的工作，是整个国家的共同事业，科学院、北大、清华如能在工作上，在干部的调剂使用上统筹兼顾，互相支持，则就能更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加速工作的发展。”[61]他认为，核心科技中心基地建立事关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水平，刻不容缓。他说：“如果不首先集中力量在北京建立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中心基地，如像为了发展全国的工业而首先集中力量建立重工业的基础那样，那么就将使我国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进度为之延缓。”[62]他深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奋斗，我们的教育一定能够实现内涵提升和质量优化，从而“培养出大量又红又专的具有世界第一流科学水平的各方面人才。”[63]
事实上，蒋南翔在不同时期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中国式社会主义教育变革的历史洪流。1961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蒋南翔在广泛调研和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受命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工作条例》（简称《高校六十条》），内容包括总则、教学工作、生产劳动、研究生培养工作、科学研究工作、教师和学生、物质设备和生活管理、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制度和行政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等十个方面，共六十条的具体条例。以《总则》为例，该部分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等等。[64]应该肯定，这些条例是经过教育实践证明的基本认识。1961年9月，蒋南翔在《关于〈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的说明》中指出：“工作条例的目的，是在总结十二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经验，特别是最近三年来进行教育革命的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适合我国情况的一套高等教育的规章制度。”[65]他既肯定新中国“学习苏联”成效，特别是1958年以来所积累的高等教育自主探索经验，又对当时“教育质量问题”提出中肯批评和分析。他说：“对于政治质量的提高，是几乎没有异议的。就业务质量来说，应该承认是有所提高，有所降低，甚至有的学校在个别的系科或班级，由于长期不曾上课或放松教学要求，教学质量一时大为降低，需要适当补课。各校情况不一，不能一概而论。”[66]
同理，蒋南翔还主持和深度参与从1979年就开始组织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该学位条例于1981年1月1日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建设迈上了新台阶。1981年9月，蒋南翔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学位工作和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学位制度应该具有中国的特点，适合中国的国情，也就是要从我国实际出发，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使之成为世界上先进的学位制度。”[67]他认为，我们的学位条例务必做到三个坚持：“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必须贯彻质量第一的原则”。[68]不难看出，“三个坚持”的学位制度原则，与蒋南翔一贯秉持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教育变革路向是完全一致的。
综上所述，蒋南翔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探索，源起于“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华民族危难时刻，其“只有抗争是我们死里逃生的唯一出路”和“为抗战建国而努力求学”的呐喊，彰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对教育价值功能的正确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南翔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全民“以俄为师”的学习活动中较早提出了结合本土实践的“摸索创造”；注意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进行中国化、时代化和通俗化的教育学解读，坚持“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育人导向；自觉以唯物辩证法破解教育实践中的矛盾症结，善于处理传统继承与当代创新、全面发展与个性专长、唯实求是与破除教条、面向全体与追求卓越等方面的辩证关系；长期求索中国现代化的教育变革路向，提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建构设想，并进行相应的教育制度建设尝试。这些宝贵的长期探索与开拓，特别是其中所蕴涵的中国现代化及其教育体系建构努力，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69]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家，蒋南翔始终坚信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教育方向，并长期坚持将苏联教育先进经验与中国国情民性进行有机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具体教育实践进行创造性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华民族特点的教育现代化道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并从中汲取智慧，以便更好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注释：
①参见：李君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曹燕南，曹南来.曹孚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J].教育研究；黄书光.马克思教育教育理论的中国化求索[J].学术界.
②参见：方惠坚，郝维谦.蒋南翔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吴畏.蒋南翔教育思想的强大生命力[J].中国教育学刊；茹亚伟，等.蒋南翔体育教育思想与实践[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吴丹.蒋南翔德育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8；蒋行知.马克思主义教育家蒋南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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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6.
[21]刘冰.蒋南翔同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开拓者[A].方惠坚，郝维谦.蒋南翔教育思想研究[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11.
[22][23]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1，351-352.
[24][3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2，290.
[37][43]清华大学《蒋南翔纪念文集》编辑小组.蒋南翔纪念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280-281，卷前页.
[5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0.
[6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9月）[A].袁振国.中国当代教育思潮[C].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113-115.
Distinguished Educator Jiang Nanxiang'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Theories of Education
Huang Shuguang
Abstract: Distinguished educator Jiang Nanxiang (1913-1988) devoted himself to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theories of education in the long-term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 and created his unique Marxist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He stressed inheriting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of early Marxist educators and grasping the essential functions of education in the changing times , highlighted the use of the Soviet educational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and "exploration and creation" based on local realities , adhered to educational orientations toward "red and expert"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 used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o resolve contradictions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 and explored the direction of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His tireless efforts demonstrated a Marxist educator's pursuit of lofty ideals , along with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ducational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Jiang Nanxiang; Marxism; educational theory; Sinic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初审：伍艳丽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