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伴随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教育失配已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中重要且紧迫的现实问题。教育失配的现状层面，教育学历和职业岗位之间的纵向失配比例为24%，专业学位和职业岗位之间的横向失配比例为34%。教育失配的成因层面，学校层级和学业成就主要影响纵向失配：学校层级越高、学业表现越好，毕业生越不可能发生纵向失配；专业类型和资格证书主要影响横向失配，专业学位的职业特殊性强、市场联结度高的专业更不可能发生横向失配，并且获得资格证书有助于降低横向失配的发生几率。教育失配的后果层面，它会降低初职工资水平。这些分析拓展了教育失配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解释，并且揭示出以往研究所忽略的教育失配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
关键词：纵向失配；横向失配；学校层级；收入惩罚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的汹涌而至，当代大学和社会企业之间的错位脱节日益凸显。自1999年高等学校扩招以来，全国高考录取率和大学毕业生数量一路攀升，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但是，由于高等技能职业岗位的增长速度滞后于高等教育文凭的增速，导致劳动力市场无法完全吸纳这些迅速增长的高学历劳动者，“就业难”问题日益严峻。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今年4月份16～24岁的劳动力城镇调查失业率为20.4%。①许多大学生从学校向劳动力市场的转化过程中，因为无法找到与其教育文凭相匹配的职业岗位，而不得不去接受那些教育需求更低的职业岗位，或者从事与所学专业不相关的工作，最终发生教育失配。[1]本文将评估教育失配的发生水平，探索学校教育过程对教育失配的影响，并检验教育失配对初职收入的效应。
一、研究背景
我国的教育失配植根于教育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双重变迁之中。本研究下面将首先回顾高等教育的扩招进程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随后简要评述既往教育失配研究的发现及局限。
（一）高等教育扩招与大学生供需失衡
肇始于1999年的高等学校扩招，导致我国高学历劳动者数量呈现骤升趋势。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为了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我国决定于1999年开始实施大学本科扩招，成为高等教育扩张的起点。下图（略）为1978—2022年全国高考录取率和大学毕业生数量的增长趋势。全国高考录取率在1978年约为7%，到2020年，高考录取率已经超过90%，一个明显的跳跃点就是1999年的大学扩招（从34%跳至56%）。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正式从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同时，全国大学毕业生数也呈现出跳跃式增长，这一数量在前一个20年增长平缓（从1978年的16.5万上升至1998年的82万），而在后一个20年骤然上升（从1999年的84万上升至2022年突破1000万）。整体而言，我国大学毕业生数量在40余年增长65倍。毫无疑问，高等教育扩招为更多人创造了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但过于急促的教育扩招和毕业生数量的骤然上升，造成了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和严重的就业压力，扭曲了劳动力市场高学历者的供需平衡。
从2003年第一批扩招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开始，高学历劳动者的“就业难”问题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应届毕业生为212万人，但初次就业率仅为50%。[2]此后，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日益严峻。其不仅体现在，高学历者的供给持续高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同时也表现为，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和职业岗位技能需求间的失衡。[3]最终导致劳动力市场中职业岗位无法消化与日俱增的高学历劳动者。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对于1份白领岗位，在全国平均有45个竞争者，而在北京则有96个竞争者。[4]毫无疑问，过于急剧的高等教育扩招，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高学历劳动者的供求体系，导致大学毕业生的竞争压力倍增，就业率下降。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压力，许多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与其教育学历相匹配的职业岗位，最终不得不去接受所需教育程度更低的工作，或去从事与所学专业关联很低的职业，从而发生教育失配。
（二）教育失配的相关研究
关于教育失配，学者们主要聚焦纵向失配（尤其过度教育）而非横向失配，并主要关注三个研究议题：现状、变迁趋势和收入效应。第一，在发生水平方面，学者们使用不同方法和数据去评估教育失配的发生比例。整体而言，教育失配比例在30%～40%，[5]是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严峻问题[6]。第二，在变迁趋势层面，研究者主要分析教育失配如何随个体职业生涯发生变化。教育失配是短期性还是长期性现象？基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教育失配更有可能是一种长期性现象；[7]有关中国香港年轻人的非稳定就业的长期性，也证实了这一点[8]。第三，在收入效应层面，学者们聚焦教育失配是否会造成收入惩罚。学者们使用统计方法，发现教育失配会造成收入惩罚，即相比于同等教育程度的适度教育者，教育失配者的薪资水平更低。[9]
以上研究揭示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失配的基本状况。然而，这些研究存在局限。第一，研究者忽视了专业学位和职业岗位的匹配。以往研究绝大多数是教育程度和职业岗位之间的纵向失配，但忽略了专业学位和职业岗位之间的横向匹配。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基于全国人口的抽样社会调查数据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较低，缺乏对被访问者专业学位的测量。本文使用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2009—2013”[Beijing College Students Panel Survey 2009—2013，以下简称BCSPS（2009—2013）]数据②，主要是针对高学历人口，包含专业学位和横向匹配的测量。第二，以往研究主要从区域、职业、行业、户籍和性别等视角分析教育失配的发生机制，很少从学校的视角分析教育失配产生的原因，即很少关注学校教育过程的作用。第三，绝大多数研究聚焦于所有学历层次的教育失配，而很少聚焦于高学历劳动者的教育失配。自1999年教育扩招以来，大学毕业生受到最严重的冲击效应，人们日常所关注的“就业难”问题，涉及的主要人群也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高学历劳动者，而非全部年龄人口。因此，本文分析教育扩招和失配时，聚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群体，考察该群体在横向失配和纵向失配的发生原因和后果。
二、理论分析
教育失配可以具体区分为纵向失配和横向失配。研究分别从学校层级、学业表现、专业类型和资格证书来探讨教育失配的发生原因，并以薪资收入为指标来分析教育失配的社会后果，分析不同教育失配类型对薪资水平不同影响。
（一）教育失配的类型：纵向失配和横向失配
按照教育学历和专业学位的不同，教育失配有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纵向失配，即教育学历和职业岗位之间的失配状态。对于高学历劳动者而言，纵向失配主要反映的是本科毕业生进入那些不需要本科学历的职业岗位，这可能会限制个体的生产效率和造成人才浪费。例如，当软件工程的本科毕业生，到电脑制造厂去从事普通流水线工人时，就发生了纵向失配。从现实看，尽管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有所下降，但在全球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10]并且整体职业结构的确包含大量不需要本科学位的职业岗位。由于教育扩招造成的就业压力，部分本科毕业生无法找到纵向匹配的职业岗位，从而进入了只需要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工作，造成文凭贬值的现象。第二种是横向失配，即所学专业和职业岗位之间的失配状态。具体来说，横向失配主要反映高学历劳动者去从事与所学专业关联很低的职业岗位。例如，当软件工程的本科毕业生，去当高中英语老师时，就发生了横向失配。一般来说，横向失配的评估范围主要为大学及以上群体，因为大学教育的专业分化程度高，人们掌握的专业技能，更接近于劳动力市场实际所需的人力资本。由此，横向失配构成了教育失配的一个独特维度，在本质上反映出特定领域劳动技能或人力资本的配置不充分问题；一旦发生横向失配，则意味着，个体在大学期间所掌握的专业技能，无法直接转化为劳动力市场的生产效率。但是，由于横向失配的测量困难和理论模糊性，以往学者对这类失配的研究不够充分，本文将在实证分析部分评估这类失配的发生比例、原因和后果。
基于纵向和横向失配，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四种匹配类型：双重匹配、仅横向失配、仅纵向失配和双重失配（图略）。区分这四种匹配状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每种匹配类型代表着高学历劳动者可能面临的不同优劣势。首先，有些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需要大学学历的职业岗位，但是该岗位所需专业技能与他们所掌握的专业技能关联很低，这就属于仅横向失配。其次，有些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与其专业学位相关的职业岗位，但是该岗位主要由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者来从事，这就属于仅纵向失配。再次，当纵向失配和横向失配同时存在时，就会发生双重失配，如有些大学生找到的职业岗位，既不需要大学学历，也和所学专业的关联度很低。由于现实生活中双重失配的存在，会导致以往有关纵向失配研究可能因忽视横向失配，而掩盖不同失配类型的效应，由此导致高估纵向失配的负面影响。本文将通过区分四种失配类型，分离出每种失配类型的发生比例和劳动力市场效应。理论上讲，双重失配在劳动力市场上很可能处于最大的劣势，本文将在实证部分进行检验。
（二）教育失配的发生：学校层级、学业表现、专业类型和资格证书
为什么会发生教育失配？尽管诸多宏观制度因素和微观个体因素都可能影响教育失配，但对于高学历劳动者而言，学校场域和教育过程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关于学校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研究中，长期存在两种著名的竞争性解释：人力资本理论和信号理论。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学校教育主要是通过培养个体专业技能和提高生产效率，由此提升劳动力市场回报。[11]但信号理论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认为学校教育主要通过向雇主释放有关个体生产能力的信号，由此影响劳动力市场回报。[12]无论人力资本还是信号理论，都预示着，学校教育过程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求职过程和劳动力市场结果，其中包括教育失配的发生。我们主要从学校层级、学业表现、专业类型和资格证书四个维度来解释学校教育对教育失配的影响机制。
第一，学校层级与教育失配。所谓学校层级，主要反映不同学校在教学质量、学生表现和社会声誉等维度的差异。在我国，学校层级可以通过多种指标来衡量，如“985工程”、“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高等学校，以及不同机构公布的大学排行榜等。既有研究表明，学校层级会显著影响专业匹配和技能匹配。[13]理论上讲，学校层级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影响教育失配的发生。首先，作为培养专业技能的场域，学校层级越高，所培养的毕业生在专业技能方面越强，因此在求职考核中表现出更强的专业技能水平，从而更不易发生教育失配。其次，学校层级可能通过释放两种信号来影响教育失配。一方面，学校层级越高，向雇主释放出的专业技能信号更强，从而个体更易获得面试机会和匹配岗位；另一方面，学校层级可以向雇主释放出求职者个人能力的信号，那些能够进入越高层级学校的毕业生，本身个人能力可能更强，因此更不可能发生教育失配。
第二，学业表现与教育失配。尽管高等学校是培养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重要场域，但在同一学校场域中，不同学生的专业技能掌握程度会存在明显分化。学业表现是评估学生在校期间对专业技能掌握程度的直观指标，如学业成绩和班级排名等。毕业生求职过程中，学业表现通过两种机制来影响教育失配。一方面，学业表现越好，个体对专业技能的掌握程度越强，因此更有可能通过求职考核，从而获得匹配的职业岗位；另一方面，学业表现越好，既可以向雇主释放个人专业技能更强的信号，也可以向雇主传递个人潜在品质（专注力、学习能力、进取精神和职业道德等），从而有助于求职者获得更多工作机会和实现教育匹配。
第三，专业类型与教育匹配。专业类型对教育匹配的影响主要产生于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专业学位的职业特殊性（occupational specificity）。如果某一专业所培养的人力资本或专业知识的职业特殊性越强，则与现实职业所需要的劳动技能更加接近，由此在劳动市场中可以直接提升生产效率和提升个体收入水平。[14]事实上，专业学位的职业特殊性可以有效促进教育和职业匹配。一般而言，相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医学、数学、工程等理工科专业具有相对强的职业特殊性，毕业生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中更有可能找到匹配的职业岗位。第二个维度，是专业学位的市场联结性。学校的专业学位和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岗位之间的联结强度越高，该专业毕业生的教育匹配程度更高、失业风险更低、收入水平更高。[15]一般来说，对于劳动力市场需求高、职业特有性强的专业，如软件工程等热门理工科专业，毕业生更有可能实现教育匹配。
第四，资格证书与教育失配。职业闭合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职业岗位，通过设立多种制度性障碍和严格资格证书要求（执业许可证、协会认证和教育证书等），由此提高职业准入门槛。[16]这一方面有助于提升职业内部从业者的薪酬回报，另一方面也将更多潜在竞争者拒之门外。在我国，有许多职业岗位设置了明确的资格证书要求，如教师资格证、医师资格证、注册会计师证、律师职业证和新闻记者证等。这些证书通常由国家或地方专业机构来认证和颁发，一般能够反映出个体对特定专业领域知识或技术的掌握程度，从而有助于提升劳动者收入水平。[17]对于高学历劳动者而言，绝大多数资格证书是在校学习期间获得的，因此在毕业生求职过程中，资格证书对于教育匹配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对于有明确资格证书要求的职业岗位，唯有求职者获得相关资格证书，方能进入相应的职业岗位。其次，部分职业岗位有隐形的资格证书要求，例如，伴随经济全球化，许多职业岗位隐形要求求职者具备较强的英语交流能力，因此具备语言水平证书将有助于求职者获得工作机会。由此可见，资格证书会直接影响求职者的教育匹配过程，那些获得相关资格证书的求职者，更不可能发生教育失配。
（三）教育失配的后果：薪资水平
关于教育失配的后果，我们主要聚焦高学历者的初职薪资水平。短期影响中，初职收入或入职收入是研究者最常用的衡量指标。大量研究发现，教育失配会造成收入惩罚，即相比于同等教育水平的教育匹配者，教育失配者会面临更低的收入水平。[18]对此，职位分配理论提供了有力解释，认为个体工资水平主要由岗位决定，而一旦发生教育失配，个体的生产效率会受到限制，因而教育失配者将会面临更低的工资水平。[19]但是，这一脉络的绝大多数研究分析的是纵向失配的后果，尤其是教育失配造成的收入惩罚。
那么，横向失配是否必然造成收入惩罚？理论上存在两种可能。一方面，横向失配意味着学校培养的专业技能无法直接转化到职业岗位，由此可能降低收入回报，这是一种负面的横向失配。另一方面，横向失配者可能获得了更好的工作岗位，尽管该岗位与自己的专业知识关联很低，但薪资水平要高于同专业的横向匹配者，这是一种正面的横向失配。例如，英语专业的毕业生去外企担任管理职位。现有的实证研究发现，横向失配确实会造成收入惩罚，即相比于同一专业的横向匹配者，横向失配者会面临更低的薪资水平。[20]但是，横向失配造成的收入惩罚要低于纵向失配，因为部分横向失配者有能力将其学到的专业技能，转化到当前职业岗位中；[21]同时，大学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通用技能（自学能力、批评思维、沟通交流等），这有助于横向失配者适应工作需求和学习新技能。总的来说，仅横向失配可能比仅纵向失配造成的消极后果要小。据此，我们推测，双重失配造成的收入惩罚最大，仅纵向失配次之，仅横向失配造成的收入惩罚最小。
三、数据和变量
下文首先介绍BCSPS设计和样本情况，随后介绍数据中教育失配变量和其他变量的测量，最后按照职业类型和专业类型来介绍教育失配的基本现状。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数据来自BCSPS（2009—2013）。该项目的研究总体为北京市所有教育部直属、其他中央部委或北京市所属的公立大学的全日制本科生，实际调查以2009年为起点（第一轮调查），从北京市54所高等学校的2006级（时为大三）和2008级（时为大一）在校生中，采用PPS抽样方法随机抽取了4771人作为基线调查样本，随后在2010—2013年进行了四轮追踪调查。尽管抽样范围仅限于北京市，但是作为首都，北京覆盖了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等学校，因此该样本对当代大学生群体具有良好代表性。[22]对本文而言，该数据有两个特别优势，一是详细追踪了大学生从高等学校向职场的转化过程，二是涵盖了教育匹配的测量。
为了分析教育失配，本文聚焦被访者的初职信息。本文所需的初职信息主要包括职业类型、教育匹配、初职收入和其他相关信息。由于调查涉及2006级和2008级的本科生，并且部分学生选择读研后再就业，所以被访者的初职信息分布在第三至第五轮的追踪数据之中。由于学生毕业离校，造成相当比例的追踪缺失。为了尽可能多地捕获到初职信息，本研究采取初职追捕替换策略。具体而言，对于2008级学生，初职信息都源于第五轮数据；对于2006级学生，本文以第三轮初职信息为起点，如果该轮缺失，则用第四轮初职信息替换；如果依然缺失，则用第五轮初职信息替换。通过初职追捕替换，本研究共获得2006个被访者的初职信息，排除核心变量有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共为1983个。由于部分被访者因读研究生或出国而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追踪过程中部分样本流失，我们无法获得其初职信息。为了降低这一过程造成的选择性偏差，本文在模型估计中控制了个体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逆米尔斯律。[23]
（二）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1是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首先，本文测量了学校层级、专业类型、学业表现和资格证书。学校层级方面，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清北人”）的比例为19%，“211工程”高等学校占33%，非“211工程”高等学校占36%。专业类型包括六种，经济和管理专业27%，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占5%，人文和历史专业占18%，农学和其他占3%。由于理工科专业占比较大（超过45%），内部异质性比较强，我们根据麦可思就业报告各个专业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③将其区分为热门理工科（就业率90%及以上）和冷门理工科专业（就业率低于90%）。其中热门理工科主要包括数学、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化学工程与技术等专业，冷门理工科包括理学、化学、生物学、力学、机械工程、农业工程、基础医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兵器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此外，学习成绩排名来自被访者本科期间的平均专业排名（标准化处理为0~1）。本科期间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均值为490分，18%的学生获得计算机考试证书，14%的学生获得了专业资格证书。
其次，本文测量了初职相关信息。在北京工作的被访者占69%；从职业来看，初职为管理人员比例为9%，专业技术人员占31%，一般工作人员占52%。在行业方面，进入第一或第二产业的被访者占19%，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以下简称IT）产业占15%，金融业占14%，其他第三产业占43%。从初职薪资来看，月收入均值大约为5000元，标准差为4100元，表明不同毕业生初职收入的差异很大。
表1还包含了控制变量。第一，人口学变量层次，女性占50%，来自农业户籍的学生占33%，北京生源占38%，20%的被访者是硕士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第二，家庭背景方面，我们使用父母最高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其中父母至少一方上过大学的比例约为36%，父母至少一方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为36%。家庭经济地位是由被访者自我评估（1代表下层，5代表上层），均值为2.55。考虑到教育失配的发生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如个人能力较强的高学历者更不可能发生教育失配，为了减少内生性问题带来的潜在偏误，本文在模型中纳入了个体的非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的测量依托于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来测量。[24]
（三）教育失配测量
本文主要使用自我评估法测量教育失配。在教育匹配测量中，自我评估法的主要优势在于：直接从工作岗位本身来衡量它所需教育学历，能够特别考虑被访者实际的工作内容，由此根据工作岗位的具体要求来调整和评估所需标准教育学历。[25]但是，自我评估法因其主观性而受到批评，因为它会造成低估或高估通常所需的教育水平。例如，部分大学生尽管在客观上已经获得教育匹配的职业岗位，但由于职业期望较高，所以在自我评估时可能倾向于选择教育失配。为了纠正这一偏差，我们在稳健性分析中控制了被访者在基线调查的期望收入和初职收入之间的差异，发现不影响研究结论的稳定性。下文分别介绍具体的测量过程。
纵向失配测量。测量题器是“您认为这份工作需要由哪种教育程度的人来做才适合”，被访者从“初中或更低教育程度、高中生、大专生、一般大学本科生、重点院校本科生、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共计六个选项中进行选择。本文将初中或更低教育、高中生、大专生定义为纵向失配（或过度教育），其他选项定义为纵向匹配（或适度教育）。表2（略）结果表明，纵向失配的发生比例约为24%，且在2006级和2008级学生中基本一致。④此外，被访者汇报的职业所需教育程度详细区分了一般本科、重点本科和研究生以上学历。因此，我们根据被访者是否为重点院校本科毕业和具有研究生学历，进一步区分了三类纵向匹配状态：教育不足、适度教育和过度教育。其中教育不足的比例仅为1.99%，但过度教育比例较高（37%），这是因为部分重点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以上学历者，认为其职业岗位仅需一般大学本科生就可以胜任。
横向失配的测量。测量题器为“在您本人看来，就实质工作内容而言，您的专业与这份工作在多大程度上算是对口”，被访者从“完全不对口、比较不对口、一般、比较对口、完全对口”进行选择。本文将完全不对口和比较不对口定义为横向失配，其他选项定义为横向匹配。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准确评估“纯”横向失配的比例，以及重点分析横向失配产生的原因和后果，我们没有将“一般”选项纳入横向失配，以免造成测量误差。表2结果表明，横向失配的发生比例约为34%，且在2006级和2008级学生中基本一致。由此可见，横向失配比纵向失配的比例更高，意味着横向失配在高学历劳动者中更为普遍，这也与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发现一致。[26]但在现实中，横向失配并非必然处于劣势；为此，本文基于专业和职业层次，界定了三分类横向失配⑤：一是横向匹配，占67%；二是横向高配，占17%，这是一种正面的横向失配，如英语专业毕业生去企业当管理人员；三是横向低配，占16%，这是一种负面横向失配，如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去高中当教师。
双重失配测量。本文根据二分类的纵向失配和横向失配，进一步区分了四种匹配状态。表2结果表明，56%的大学生初职达到双重匹配，即在教育程度和专业学位两个维度找到了匹配的职业岗位。仅纵向失配的比例约为11%；这些毕业生虽然找到了专业对口的职业岗位，但这些岗位通常由高中及以下学历者从事。仅横向失配的比例为21%；这些毕业生虽然进入了需要本科学位的职业岗位，但是这些岗位与他们所学专业并不对口。双重失配的比例约为13%；这些大学生找到的职业岗位，既与他们所学专业不对口，也不需要大学文凭；这些毕业生可能在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处境最为糟糕。四种匹配类型的比例在2006级和2008级学生中基本保持一致，表明测量结果是稳定的。
（四）教育失配在不同职业和专业的分布差异
不同职业类型中，教育失配的发生比例有何差异？分析结果如下所示（表略）。首先，纵向失配比例最高的三类职业是技术工人、一般办事人员和市场营销人员，而教师、研发、专业技术人员等职业发生纵向失配的比例较低。这表明，纵向失配更有可能发生在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低的职业岗位。其次，横向失配比例最高的三类职业是市场营销人员、一般办事人员和公务员。事实上，这些职业和专业学位之间的联结强度相对比较弱。再次，横向失配最低的三类职业是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开发人员和中小学教师，这些职业在专业技术方面的要求比较高，往往需要受过系统训练的劳动者方能从事，因此发生教育失配的比例相对低。
不同专业类型中，教育失配的发生情况有何不同？表3显示，在纵向匹配方面，失配发生比例最高的专业类型是农学，42%的农学专业毕业生去从事那些不需要大学学历的职业岗位；其次为冷门理工科专业，纵向失配的比例为32%。人文历史专业的纵向失配比例比较低（17%），绝大部分毕业生能够找到需要大学学历的职业岗位。在横向匹配方面，失配比例最高的两类专业是农学和冷门理工科专业，49%的农学专业毕业生从事跟农学关联度很低的职业岗位，42%的冷门理工科专业毕业生进入了与所学专业不对口的职业岗位。横向失配比例最低的专业是热门理工科（31%）和人文历史专业（29%）。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热门理工科专业的横向失配以正面失配为主（17.9%），而人文历史的横向失配以负面失配为主（18.4%）。由此可见，横向失配内部存在很强异质性。但是，以上是基于描述性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后文将纳入控制变量来分析教育失配的前因后果。
四、实证分析
基于上文的数据和测量，采用二分类逻辑回归、多分类逻辑回归和线性回归模型来开展实证研究，主要分析结果如下。
（一）教育失配的发生：学校的作用
学校教育过程如何影响教育失配的发生？根据理论分析，我们从学校层级、学业表现、专业类型和资格证书四个维度展开分析。表4和表5是关于教育失配发生的逻辑回归模型。为了有效降低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所有模型中纳入个人非认知能力、逆米尔斯率、省际固定效应。第一，学校层级会显著影响纵向失配。相比于“清北人”毕业生，“211工程”高等学校和和非“211工程”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发生纵向失配的几率更高；并且，非“211工程”高等学校毕业生发生纵向失配的几率最高。这说明，学校层级越低，毕业生发生纵向失配的几率越高；但从横向失配来看，三类院校毕业生发生专业失配的几率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学校层级主要影响纵向失配的发生几率，而非横向失配。表5中进一步区分了教育不足和过度教育，以及正面和横向低配。结果表明，学校层级依然主要影响纵向失配，相对于“清北人”毕业生，“211工程”高等学校和非“211工程”高等学校毕业生更易发生过度教育，而更不可能发生教育不足。综合而言，学校层级越高，毕业生发生纵向教育失配的几率越低。
第二，学业表现会影响教育失配的发生几率。表4结果显示，从纵向失配来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本科期间学习成绩排名越高，个体发生纵向失配的几率越低；英语成绩越好，个体越不可能发生纵向失配。从横向失配来看，学习成绩排名和英语四级成绩对横向失配的发生几率都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学业表现主要影响纵向失配，而不会影响横向失配。表5中纳入三分类的纵向失配和横向失配之后，结果显示，纵向失配中，学习成绩排名越高，毕业生更不可能发生过度教育，而更有可能发生教育不足。换言之，学业成绩可以弥补自身在其他人力资本方面的不足，由此进入那些学历门槛更高的岗位；英语四级成绩越高，毕业后发生过度教育的几率越低。横向失配中，学业成绩可以降低个体发生横向低配的可能性。综合来看，在毕业生求职过程中，学业表现能够向雇主传达个人能力的信号；学习成绩排名和英语四级成绩越高，个体的学习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越强，因而更有可能找到和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工作。但是对于横向匹配而言，雇主所需要的信号并非单纯的学业表现，而是需要岗位硬性要求的专业资质证明，这些资质证明可能是影响横向失配的主因。
第三，专业类型会影响教育失配。表4结果表明，从纵向失配来看，相对于人文和历史专业，冷门理工科和农学等专业发生纵向失配的几率更高。从横向失配来看，与人文和历史专业相比，理工科专业（包括冷门和热门）和农学发生横向失配的几率更高，这似乎不符合现实生活逻辑。表5（略）中区分不同类型的纵向和横向失配以后，我们发现，专业类型主要影响横向失配。具体而言，相对于人文和历史专业，经济和管理专业更有可能发生横向高配，而更不可能发生横向低配；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更有可能发生横向低配，而更难发生横向高配；热门理工科专业更易发生横向高配，而冷门理工科专业在正面和横向低配的发生几率都更高；农学更有可能发生横向低配。综合来看，专业类型主要影响横向失配，并且，职业特殊性和市场联结性较强的专业更不可能发生横向失配，如经济和管理、热门理工科专业；而与劳动力市场联结松懈的专业更有可能发生横向低配，如冷门的理工科专业和农学等。
第四，资格证书会影响教育失配的发生几率。表4结果表明，就纵向失配而言，无论计算机考试证书还是资格证书，都不会影响教育失配的发生几率。但对于横向失配而言，相对于没有计算机考试证书的毕业生，那些拥有计算机考试证书的被访者发生横向失配的几率显著更低；相对于没有资格证书的毕业生，拥有资格证书的发生横向失配的几率显著更低。表5（略）纳入三分类横向失配之后，相对于没有资格证书的毕业生，拥有计算机考试证书可以同时降低正面和横向低配的可能，而拥有资格证书可以降低发生横向高配的几率。可见，专业资质主要影响横向失配，而不会影响纵向失配。这些发现印证了我们的推测，即作为职业岗位要求，资格证书是影响毕业生能否找到专业对口的职业岗位的重要因素。这一结果凸显了中国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闭合现象，即许多职业岗位通过设置资格证书要求，提高职业准入门槛和职业内部收入。综合以上分析，学校层级和学业表现主要影响纵向失配的发生几率，专业类型和资格证书主要影响横向失配的发生几率。
表4（略）中部分控制变量也显示出对教育失配的重要影响。首先，在人口学层次，相比于2006级学生，2008级学生发生教育失配的几率越低。可能的原因是，许多2008级学生在第五轮追踪调查时还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相比本科学位，拥有硕士学位的毕业生发生纵向失配和横向失配的风险更低。其次，在家庭背景层面，父母教育程度越高，个体发生教育失配的几率越低；北京生源的学生更易发生教育失配，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北京生源求职者的职业期望相对高，所以更易汇报教育失配；另一方面，外地生源比北京生源的留京意愿低，一旦在北京找不到合适工作，更有可能到来源省份寻找工作机会。家庭经济地位越高，个体发生教育失配的风险越低。最后，在工作特征层面，工作地点在北京的毕业生发生纵向失配的风险更低，可能的原因是，北京比一般城市能够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和一般工作人员相比，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更不易发生教育失配。和第一或第二产业的劳动者相比，IT产业不易发生纵向失配，但容易发生横向失配；金融业从业者更易发生横向失配，其他第三产业也更容易发生横向失配。
（二）教育失配的后果：薪资水平
为了检验教育失配造成的后果，本文分别从初职收入维度进行考察。表6为初职收入的决定模型，因变量为初职月收入的自然对数。模型1表明，和同等教育程度的纵向匹配者相比，失配者的初职月收入平均低13.6%（计算方式为1-e-0.146，下同）。模型2表明，和相同专业学位的横向匹配者相比，失配者的初职月收入平均低5.2%。模型3显示，和双重匹配者相比，仅纵向失配者的初职月收入平均低13.3%，仅横向失配者的月收入平均低3.2%（但统计不显著），而双重失配者的月收入平均低15.5%。可见，纵向失配和横向失配都会造成收入惩罚，但是横向失配造成的收入惩罚要小于纵向失配。同时，双重失配造成的收入惩罚最大，其次为仅纵向失配，而仅横向失配的收入惩罚不显著。
然而，横向失配存在两种可能，即横向高配和横向低配。表6表明，和相同专业的横向匹配者相比，横向低配者的收入平均低12%，而横向高配没有显著收入劣势。同时，模型4表明，相比于同等教育程度的纵向匹配者，过度教育者的初职收入平均低10.5%，而教育不足者没有显著收入优势。综合来看，纵向失配的收入惩罚主要来自过度教育，即毕业生进入了职业岗位所需教育水平低于自身教育水平的工作岗位；横向失配的收入惩罚主要来自横向低配，即毕业生进入了与所学专业并不对口的职业岗位，并且这类职业岗位的平均收入普遍低于毕业生所学专业的市场平均收入水准。
五、结论与讨论
在我国取消大学生毕业包分配的制度之前，只要能考上大学，基本就可以获得一份工作稳定、薪资体面的“铁饭碗”。但伴随深化改革和教育扩招进程，大学毕业生数量与日俱增，职场中高学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许多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困境和教育失配问题。本文聚焦我国高学历劳动者教育失配的类型、原因和后果，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学历劳动者的教育失配形势严峻，学校层级、专业类型和学校过程都会影响教育失配，而教育失配会降低薪资水平。
第一，研究区分了教育失配的两种形式：纵向失配和横向失配。以往教育匹配研究重点分析教育程度和职业岗位之间的纵向匹配，而很少关注专业学位和职业岗位之间的横向匹配。通过采用自我评估法，本研究发现高学历劳动者中发生纵向失配的比例为24%，发生横向失配的比例为34%。这是两个不小的比例，反映出教育失配是目前高学历劳动者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从职业类型看，教育失配在一般办事人员、市场营销人员、技术工人和公务员等职业的发生比例很高。从专业类型看，教育失配在农学、教育学的发生比例很高，而医学毕业生不易发生教育失配。总体来看，这一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力市场中横向失配比纵向失配更为普遍，这种横向失配值得引起学者们的更多关注。同时，严格区分两种教育失配有重要价值，未来学者考察教育失配时，唯有考虑和区分两种不同的失配类型，才能更有助于准确理解教育失配的机制和后果。
第二，在教育失配的发生原因中，学校层级和学业表现主要影响纵向失配，而专业类型和资格证书主要影响横向失配。首先，在纵向失配方面，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学校层级越低，毕业生发生纵向匹配的几率越高。考虑到我国高考过程中的诸多不公现象，[27]尽管能够考上名校能够反映出较强的个人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学校层级较低的毕业生的能力就更差。对此，劳动力市场招聘需要更加关注个人能力，而非完全依赖学校层级。从学业表现看，个体学习成绩排名越高、英语能力越强，则发生纵向失配的几率越低，但不会影响横向失配的发生几率。其次，在横向失配方面，专业类型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些具有较强职业特殊性和市场连接性的专业（经济和管理、热门理工科专业）更不可能发生横向失配；相反，与劳动力市场连接松懈的专业（冷门理工科专业和农学）更有可能发生横向低配。此外，拥有专业资格证书和计算机考试证书，可以显著降低横向失配的发生几率，但不会影响纵向失配。这与职业闭合理论的推断一致，即现代社会许多职业岗位通过设置资格证书限制而提高准入门槛，而拥有专业资格证书的毕业生可以有效促进专业匹配。总体来看，这些发现表明，学校教育过程对教育失配的发生具有直接影响。同时，尽管学校层级对找工作很重要，但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人力资本累积（无论学业表现还是专业资质），都对实现教育匹配具有积极影响。
第三，就教育失配的后果而言，它会显著降低初职工资水平。我们通过分析初职工资水平发现，纵向失配和横向失配都会给个体造成收入惩罚，但是横向失配的收入惩罚要小于纵向失配。具体而言，相比于同等教育程度的纵向匹配者，纵向失配者的收入平均低15%；相比于相同专业的横向匹配者，横向失配者的收入平均低5%；与相同教育程度和专业学位的教育匹配者相比，那些同时发生纵向失配和横向失配的劳动者，平均收入低18%。由此可见，教育失配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劣势，对于同时发生纵向失配和横向失配的高学历劳动者尤为严峻。
本研究揭示了以往研究所忽略的教育失配在社会分层中的潜在作用，即从教育视角来看，决定人们收入水平的不仅仅是教育程度的高低，还包括教育学历和职业岗位之间的匹配状况。本质上，我们有关教育匹配的发现有助于深化以往关于教育回报的研究结论。在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的过程中，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就业难”问题，并且高等教育回报率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28]这在本质上都可以追溯到教育失配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即教育回报率下降的深层次原因是教育失配的发生。
未来研究需要关注教育失配在社会分层和流动的作用。首先，教育失配可能影响社会流动过程。在现代社会，教育是人们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通道，但教育失配的出现，可能会限制高学历劳动者的向上流动过程。因此，未来研究需要特别关注高学历劳动者从学校向职场的转化过程，尤其初职获得过程和职业流动过程中的教育匹配问题。其次，教育失配可能形塑社会分层过程。以往研究关注了高等教育获得中性别、阶层和户籍等维度的不平等，[29]但这些维度的不平等可能在教育匹配过程中依然存在，需要特别关注。这是因为，对于较低阶层的“寒门”学子而言，教育几乎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和成为“贵子”的唯一通道，尤其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人们普遍认为名牌大学可以让人通过提升收入、地位和阶级，从而走上向上流动的轨道。但在教育失配形势比较严峻的当下，大学教育不再是成功的保证。
注释：
①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sj/sjjd/202305/t20230516_1939599.html.
②这是目前可得的、兼具纵向失配和横向失配测量的最新数据，并且该调查详细追踪了个体的学校教育过程以及从学校到职场的转化过程。未来研究有必要使用更新的数据评估教育失配的发生比例。
③麦可思研究院基于全国2093所高等学校的22.7万份问卷调查，发布了系列《看就业选专业》报告。该报告统计了606个本科专业的毕业就业状况，为本文划分热门和冷门理工科专业提供了依据。由于2012年报告是来自2011年的调查，具有一定滞后效应，为此我们在划分过程中也参考了2020年最新的就业报告，由此获得更加准确的划分依据。
④作为稳健性分析，本文使用较新年份的全国代表性数据评估了纵向失配比例，包括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和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21）。我们将样本限制为大学及以上学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个体，发现纵向失配的发生比例依次为27%（CGSS2015）、29%（CFPS2018）和25%（JSNET2021），这与BCSPS（2009—2013）数据的评估结果比较接近（24%）。
⑤具体界定分为三步。首先，计算出每种专业内部的平均收入；其次，在所有横向失配样本中，界定每个“专业—职业”格子内部的平均收入；最后，如果“专业—职业”格子平均收入高于专业内部平均收入，则定义该格子为横向高配，反之为横向低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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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Occupation Mismatch Among Highly-Educated Workers
Li Xiaoguang Lu Yao Wu Xiaogang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education-occupation mismatch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in the labor market. In regard to the current education-occupation mismatch, 24% of the samples experienced vertical mismatch between the academic degree and the occupation, and 34% underwent horizontal mismatch between the field of study and the occup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cause for education-occupation mismatch, the school ranking and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vertical mismatch, with the higher-ranked school and the better academic performance reducing the risk of vertical mismatch; the field of study and the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mainly affected horizontal mismatch: the fields with stronger occupational specificity and higher linkage with the labor market were less likely to lead to horizontal mismatch, and obtaining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helped reduce horizontal mismatch. As to the consequence of educational mismatch, it brought about wage penalty in the first occupation. These findings broade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of educational mismatch, and reveal the role of educational mismat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which has been overlooked before.
Key words: vertical mismatch; horizontal mismatch; school hierarchy; wage penalty
初审：李丽冰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