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哲学以其历史观的深刻性介入了“人工智能与人的未来”这一主题，并且指向了四个基本命题，即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有助于异化劳动向自由自觉劳动转变、有助于社会关系朝着真正的人际关系发展、有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以及有助于按需分配原则的确立。而“非马克思路径”的一些观点对这些命题的挑战，实质上只是在未能触及资本逻辑扬弃的情况下对马克思异化批判的重复或延续，因而也就看不到人工智能变革生产关系的潜能。因此，生产关系变革应当自觉成为思考“马克思路径”的核心观点，而依赖于人工智能算法革命安排社会经济运行的控制论思路则是“伪马克思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路径”就意味着历史地考察人工智能，超越乐观与悲观的二分，自觉将历史观的讨论作为“技术与社会”问题讨论的前提，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变革中的政治行动的维度，展开争取技术共享的现实斗争。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的未来；马克思；资本逻辑；历史观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我们时代不可阻挡的趋势，它的应用已然逐步渗透到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影响甚至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始终伴随着充满忧虑的反思，认为它的发展和应用危及到人的生存和发展。可以说，作为当前时代最大的社会现实和不确定因素，人工智能构成了思考人的未来的不可回避的处境。
“人的未来”的问题本质上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问题，也是追问现存社会运行方式的问题。因此，与其说“人工智能将把人的未来带向何处”这类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人工智能的理解，不如说取决于对历史和现存社会的理解。而马克思能够实质性地介入到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正是因为他的思想如海德格尔所说“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中去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优越于其他的历史学”①。所以，借助19世纪的马克思讨论21世纪的人工智能问题，绝不是将人工智能单一地还原为机器、生产力或一般智力等概念，“套入”到马克思的技术哲学中；而是将人工智能视为发展中的社会现实，从马克思提供的历史性原则中考察人工智能作为不同要素对社会生活不同维度的影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
基于马克思的历史观，本文尝试一条讨论“人工智能与人的未来”的马克思路径，即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有助于异化劳动向自由自觉劳动转变、有助于社会关系朝着真正的人际关系发展、有助于按需分配原则的确立，最终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然后梳理并回应“非马克思路径”的观点对上述命题带来的挑战；进而在反思的基础上澄清前提、划清界限，清除似是而非的“伪马克思路径”；最终实现对马克思路径实质内容的概括。
一、“马克思路径”的四个命题
正如贝淡宁（Daniel Bell）教授所言，马克思解释了“机器在不同经济制度下的使用，如何帮助促进或阻碍了美好生活的实现。马克思也预测了几乎类似于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的发展，这些先进技术能促进人类的繁荣”②。从马克思的哲学出发，我们不难构想人工智能促进美好生活之实现的积极意义，它们构成了马克思路径的四个基本命题，亦即四个方面的可能性：
（一）人工智能有助于异化劳动向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转变
在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诸多“红利”中，最常被学者提及的当属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解放。因为作为生产力的人工智能带来了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一系列繁重的、有害的、重复性的劳动的承担者由人变成了人工智能。当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后，人可以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时间来从事“自由自觉的劳动”。
此外，自由自觉劳动的具体形式已经部分地展现在互联网的各种非盈利、分享性质的创作劳动中。这些形式的劳动不是出于“强制”，因而人们便不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这些确认人的本质性力量的劳动。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极大地拓宽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并且降低创造的门槛，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势必拓宽其深度与广度。
（二）人工智能有助于社会关系朝着人与人之间直接交往发展
人不是孤立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的交往依赖于货币媒介，每个人都是彼此交换的私有者。智能技术的发展使知识与信息等共享性资源在社会生产中日益占据决定性地位。与土地、资本相比，作为新生产要素的“信息、知识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它具有可共享性”。③私有财产占有者的身份一旦转变为信息资源的共享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就能摆脱货币媒介的异化，实现直接交往和真正的相互补充。并且，以共享性、公益性为原则的万物互联的智能技术成果有可能超越经济全球化推动下以交换为原则发展起来的交往模式，为马克思所说的“世界交往”④的发展提供基础，为全球范围内人的自由联合奠定基础。这样，人类就摆脱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走向人的自由个性。⑤
（三）人工智能有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
自由职业者在当下已经得到实现，人工智能的移动平台将为人们学习新的劳动技能和增强相互协作提供更大的便利，自由职业者有条件会实现真正的劳动自由，而且在消除强制分工片面性后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3D打印技术被赋予制造业“民主化”的期望，一旦这些技术成熟并且成本大幅下降，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制造者。因此，有人设想“现在我们要回到工匠的世界，只不过我们现在改称他们为‘创客’”。⑥于是，马克思关于消灭强制分工的著名表述——“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⑦——可能会获得一个更有“科技感”的版本。
但是，马克思主张的不是自由制造者们“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社会，而是“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⑧社会，个人生产者在自由联合中实现相互补充。自由人的联合体借助人工智能平台超越空间的变革将更有可能以网络空间而非自然地理空间的形式存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公社主义”（Communalism）很可能是一种互联网和物联网基础上的“网络公社”形态。
（四）人工智能有助于自由人联合体中按需分配原则的确立
人工智能向更加广泛的共享性发展的潜能，既为劳动和交往的真正共享、相互补充奠定基础，同时也是为分配原则的根本变革奠定基础。在马克思看来，“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⑨因此，当人工智能有助于推动生产领域的劳动和交往方式的变革被确认后，新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也将看到可能性。简言之，如果生产最大限度地成为按需生产，分配方式上的“按需分配”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当人工智能推动劳动成为自由自觉劳动的原则确立后，马克思所说的“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而“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⑩也就满足了；当人工智能推动社会关系走向直接交往的原则确立后，不依赖于物关系的社会关系也就实现了，交往真正成为联合起来的人们的“相互补充”；当人工智能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原则确立后，马克思所说的“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⑪也就满足了。因此，在前三个命题的基础上，人工智能有助于按需分配原则也就得以确立。
二、“非马克思路径”的挑战与对它们的回应
四个基本命题的提出意味着马克思路径主张人工智能的积极潜能，因而势必要直面那些充满忧虑的反思，并从马克思的立场予以回应。
（一）四个基本命题面临的挑战
失业问题和劳动—消费动物对自由自觉的劳动的挑战。这一命题主要面临两种观点的挑战：其一，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劳动将导致失业问题。与以往的技术更新换代不同，人工智能冲击了以往被认为专属于人的工作领域，彻底的“无用阶级”将被生产出来。其二，空闲时间的支配也许并不自由，看似解放的人们将成为阿伦特所说的“劳动动物”。在她对马克思的评论中，我们看到自由自觉劳动的对立面：“对于劳动动物而言，空闲时间除了消费没有别的活动”⑫，人工智能将导致消费社会而非自由。
交往异化对人与人之间直接交往的挑战。这种挑战在于：人工智能究竟是加深交往异化还是消除交往异化？国内学者有研究指出，人工智能将在信息崇拜、虚拟交往和数字鸿沟等方面导致交往异化的加深。⑬而这些研究恰恰运用了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与“人工智能促进人与人的直接交往”的命题产生了独特的视差之见。
需要控制对按需分配的挑战。这仍然与消费主义相关。大数据技术的理想目标朝向尽可能掌控一切关于人和社会的数据，进而通过分析这些反映一切要素的数据推断出各种社会要素和人的行为的变化趋势。亚马逊的软件工程师林登曾说：“在组里有句玩笑话，说的是如果系统运作良好，亚马逊应该只推荐你一本书，而这本书就是你将要买的下一本书。”⑭由此产生的忧虑就是机器学习基础上的强大智能算法，将会比人“更懂”人的需要。如果相信人的需要可以依靠大数据算法完全决定，那么会导致一种自上而下的按需分配模式，由一个强大的大数据处理系统决定生产和分配的全部计划。这将是一种一切被机器决定的非人化的反乌托邦场景。
控制论社会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挑战。人工智能算法隐含的强制性对需要问题的挑战，实质上也构成控制论资本主义（Cybernetic Capitalism）或算法资本主义（Algorithmic Capitalism）对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形成的挑战。这里再次出现了资本主义向更深层次的异化发展的未来或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取代的未来之间的分叉路口。
（二）“马克思路径”对于挑战的回应
一切社会历史变革都会产生诸多方面的效应，如果简单地将人工智能导致的多重后果列举起来加以分析，往往忽视了诸效应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问题的实质。借鉴心灵哲学家大卫·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将意识问题分为“难问题”（the Hard Problem）和“易问题”（the Easy Problem）⑮的思路，我们也将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分为难、易两类：一类是人工智能对传统观念冲击导致的问题，这是可以通过观念转变和消除误解加以解决的易问题；另一类则是真正触及社会结构本身的问题，而马克思路径为这类难问题提供了社会形态变革的科学分析，即对资本逻辑自我扬弃的分析。
有了两类问题的区分，交往异化挑战首先得到解决。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下，交往的异化表现为人与人交往过程在媒介作用下间接性、依赖性不断加强，以至于人与人的交往受媒介所控制。对此，马克思说“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⑯但这个媒介是货币。当人们在市民社会中作为私有者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才被货币这一媒介所控制，使交往异化为私有制基础上的交换，人与人的真正关系能且只能以货币的关系表达。人工智能媒介与货币媒介的作用逻辑具有同构性，但二者的性质和意义却不是同一层次的。货币媒介改变的是社会关系，本身就是“社会”存在论的变革；而充当媒介的人工智能技术对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则首先是认识论的变革，其中有些只具有心理学意义，因此很大程度属于易问题。
货币媒介的存在论意义体现在交往方式为交换方式所垄断，导致了“同这个媒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⑰。这造成一种排他性的生存方式，使交往的其它可能形式，即“作为人的人”的那种形式，被否定掉了。而这种媒介遵循的原则是资本逻辑，它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将其与“上帝”类比，正是因为宗教与货币都是媒介形式下的人对人的实际统治，本质都是社会关系的异化。
人工智能的情况具有复杂性，它令人崇拜的力量、展现出的高度自主性与不可掌控的风险，来源于对人工智能“自然属性”的认识不足和人工智能应用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两个方面，因此不能完全地等同于“交往异化”。一方面，一些看似“异化”的现象来自于认识论的冲击。虚拟现实和智能主体的出现导致了新实践领域的拓展对旧知识框架的冲击。对超级智能的崇拜和盲目信任，源于我们尚不了解人工智能的工作方式和具体的能力界限。这种后果是由认识的缺乏导致的，不像货币拜物教那样由现实的社会力量维持。所以，这不是人工智能技术自身需要应对的问题，它应当由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解决。此外，沉迷虚拟社交逃避现实的负面影响只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问题，也远不是交往异化的存在论维度，因此应当通过心理学加以解决。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根本的方面，智能技术与资本合谋构成“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是其作为媒介与货币媒介产生同构性的根源，这才部分地触及“交往异化”，构成“难问题”。这一类的人工智能应用真正获得了现实的社会力量维持。当虚拟现实智能产品作为消费商品被设计和流通时，人与人通过作为商品的媒介展开交往活动才会被人为设计的行为规训系统所控制。最典型的当属电子游戏领域，尽最大可能将玩家的交往领域吸纳在游戏空间是这个行业的基础盈利模式。这意味着，游戏行业作为资本运动的一个具体形态，它的存在本身决定了伦理与法规不可能根本上消除它带来的交往异化。
因此，人工智能技术给人的交往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直接地等同于马克思意义上的交往异化，而只是在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下，即在深化“交换取代交往”的形式中才是真正的交往异化。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参与”的交往异化根本上是资本逻辑主导的后果。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那里还存在对象化和异化的区分，并非所有对象化都是异化。这表明媒介的运用是否导致了异化，关键在于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确证了人的本质性力量，还是使人与人的关系投射到物的崇拜；人与人的“直接”交往则无关乎是否使用媒介、多大程度上依赖媒介达成结果以及媒介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而是在于社会关系中是否存压迫和排斥。如今，人工智能的应用方式还远非不可选择的，它并没有像货币体系那样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法则。信息透明化和算法开源化的主张能够成为打破信息崇拜和数字鸿沟的潜在力量，以此激发人工智能的革命性力量。
另外三个命题的挑战，即失业问题挑战、劳动—消费动物挑战和需求控制挑战，则全部属于难问题的范围。
第一，失业问题挑战。马克思的很多文本都谈及机器对工人的排斥。这一挑战本质上是将机器看作人的竞争者，因此只需要说明“人与机器竞争”的前提就能够解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样描绘，“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了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⑱失业工人只能选择在更为低劣的环境下出卖劳动以换取维持生活的资料；而在获得工作计划的工人那里，人的劳动下降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正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人才与作为生产要素的机器等同，因此才能彼此竞争。两类工人的两种命运是同一过程的两种结果，这个过程即劳动异化为工资和利润（和地租）、死劳动支配活劳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普遍化。用《资本论》中的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⑲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者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取生活资料，工人必须接受由效益原则所安排的强制化的和固定化的分工。在这些条件限制下，人们必须通过就业竞争来谋求出卖劳动力的机会，要么成为“机器”，要么失去成为“机器”的机会。可见，只有当作为人的劳动者被理解为与机器同质的生产要素时，人与机器的“就业竞争”才能够成立。换言之，当“劳动异化为工资和利润（和地租）”“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成为不可置疑的绝对前提时，作为“超级劳动者”的人工智能才成为人类劳动者的竞争对手。而对这些绝对前提的批判恰恰是马克思超越国民经济学的关键。
第二，劳动—消费动物挑战。显然，在异化的社会中，劳动时间缩减并不意味着“自由时间”是真正属于工人自由支配并展开自由自觉劳动的领域。现代社会的现成经验也倾向于让人们怀疑马克思的论断。然而，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已经触及了这个问题。马克思批判这种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⑳在这里，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没有被扬弃，反倒以平均分担到每个人身上的方式永久确定下来，两大阶级的对立转化为每个人都以商品的直接占有为唯一目的，也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劳动动物”。这种挑战是触及消费社会的实质的。资本的增殖逻辑要求生产—消费的循环不断加速，消费控制生产、成为生产的动力，并成为维持资本主义运行的关键。这不过是资本逻辑的必然推论。阿伦特的观点只是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逻辑运行机制的批判，强化了扬弃异化的必要性，但尚未触及异化自我扬弃的必然性。回应这一问题的关键仍是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维度。
第三，需求控制挑战。对此，马克思在关于私有财产与需要的问题上已经作了区分性的讨论，即“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而在私有制下，“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㉑可见，强制的需要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成为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手段，成为资本主义剥削和自我维系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一旦人们摆脱强制的分工劳动和货币中介的私有者关系，就没有强制的社会性力量迫使人们按照算法规划安排自己需要什么，人尝试与探索自身的需要的过程就是丰富性的体现，也是自身的本质力量的确证。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人工智能在异化劳动向自由自觉劳动转变中、在促进按需分配原则的实现中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只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的前提下，使人工智能摆脱“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㉒，才能借助其高生产力的“红利”，使人们摆脱资本逻辑导致的“劳动强制”“就业强制”和“消费强制”“需要强制”，为确证人的自由劳动、真正交往、按需分配开辟道路。这些挑战的实质是对人工智能资本主义运用的挑战，是资本逻辑自身局限性和对人异化的表现。这些人工智能发展的消极后果的观点实质上只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非历史的、直观的外推，它一方面只是将马克思的分析延伸到人工智能机器上；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触及这些消极现象与资本的内在关系及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因此它看不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的力量。
三、对“伪马克思路径”的清除
从按需分配的命题中，我们已经看到大数据方面的人工智能技术将算法置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核心位置。可以说，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就是运用算法技术。迈克尔·彼得斯（M. A. Peters）教授等一些当代学者使用控制论资本主义和算法资本主义等概念来表征“数字理性时代”新的资本主义形态。㉓毫无疑问，它们标记了控制论科学和人工智能算法对于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意义。这种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新形态在理解上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首先，“控制论”（Cybernetics）一词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海德格尔的批判。控制论很大程度上就是他所批判的主体性现代形而上学的代名词。海德格尔认为控制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可能计划和设置的控制的学说。控制论把语言转换为一种信息交流”。 ㉔控制论在科学中占据统治地位导致科学成为技术，而技术的统治导致的是本体论被技术化的诸科学接管，对技术的追问逐渐被技术的实际应用的可行性取代，最终“表象—计算性思维的操作特性和模式特性获得了统治性地位”。㉕因此，不难想象控制论资本主义带来的是一个极权主义和单向度的社会，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反面。
其次，从彼得斯教授的分析来看，控制论并非如海德格尔所理解那般危险，量子计算（Quantum Computing）和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带来的不仅是运算力的量变，而且还带来思维方式的转变：控制论和复杂性科学结合，超越经典力学基础上的经典计算，不确定性获得了根本性的地位。他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来解读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和西方传统的实体观念。㉖然而，尽管他指出了量子计算思维带来的技术社会变革，但他的结论却是一种算法资本主义的永存。㉗换言之，在一部分支持控制论能够变革社会的学者看来，旧的算法和控制论被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新控制论超越，社会变革的结果是一种合理的资本主义。如果说彼得斯教授在“后数据”视域下谈论控制论资本主义和算法资本主义时保有批判的维度，那么，作为日本国家规划的“社会5.0”则是真正“危险的”。它完全借助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使用的概念，却提出一种“人的资本主义”。充满悖谬的是，日本学者声称“无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造就的共享经济将成为未来趋势，但却坚持认为“这与资本主义并不矛盾，而可以理解为共享型经济依托于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㉘
最后，一些社会主义者也希望借助智能技术和控制论实现社会主义模式。代表性实践就是20世纪70年代智利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的赛博协同工程（Cybersyn Project），即尝试一种控制论的社会主义应用。“相较于苏联的集中计划，阿连德对社会主义的阐述强调了对工人参与管理的放权治理的承诺，强化了他所宣称的个体自由的信仰。”㉙这项工程希望借助计算机的运算和工人民主参与的模式消除官僚主义，并保障社会主义经济的平稳运行。尽管这项计划没能真正实现就随着阿连德政府被推翻而告终，但是控制论社会主义的思路却仍被一些左翼学者坚持。他们与第二类观点一样认为控制论使社会运行更加合理和稳定，但不同的是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调工人的个体自由和参与管理的地位。
以上三种与控制论相关的判断都是非马克思的观点，包括控制论社会主义的思路。海德格尔的批判具有决定性意义，控制论的应用本身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无论新控制论如何推崇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本体论，都没有克服“摆置”对象的目的设定。不确定性的承认和对机械决定论的超越不过是为了更有效的“摆置”。新的控制论导致的不是将一切变为同质性的极权主义，而是容纳差异的极权主义。在“社会5.0”中，即便控制论科学的形象隐退了，但是这种所谓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无力解决资本主义的主体性思维。而社会主义与控制论结合的问题在于，它设定的目标本质上是经济体的良好运行，人们在经济体系中尽可能有自由感地参与生产和管理。这实质上是一种改良的、有参与感的资本主义。
控制论只能提供一种符合特定要求的最优解，它忽视了马克思追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是，反对使用控制论作为安排社会生产生活的手段并不意味着抛弃任何计划和控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㉚这里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的意义在于克服异己的、盲目的社会力量，即资产阶级社会中表现为经济运行的自然必然性的阶级统治。可见，控制论诉诸强大技术力解决“盲目性”的做法本身标记了盲目性和神秘性，它等于宣告只有超级计算机才能认识社会运行的“本质”，这不过是以超级计算力的神秘性取代了经济学“自然规律”的神秘性。相反，马克思意义上的控制不是海德格尔批判的技术性控制，而是通过人与人的联合实现的自觉分工和自觉计划的交往与实践，对社会生活中神秘性的真正克服。由此，智能技术的意义也就不在于为模拟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现成的方案，而是更加高效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某种程度上讲，赛博协同中民主参与的方面才真正合乎马克思的思路。
由此可见，控制科学和相关技术只能作为一种实验方法为联合的自由劳动者提供参考，以控制论为基础的社会变革道路不是补充马克思，而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和忽视。马克思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解本质上是对人之为人的哲学理解，而不是基于非历史前提的经济学或管理学的理解。马克思理解中的哲学深刻性使他超越了单纯的“分配公平”，并站在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及其扬弃的高度考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前提批判，而不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某种历史产物妥协。对马克思而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依靠自由自觉劳动作为自我确证，以及人与人的直接交往作为相互补充的实践过程，而不是依赖于超级技术的科幻乌托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马克思在没有控制论和人工智能的时代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命题，这足以说明实现这个命题的核心不在于某个技术奇点的到来，而是在于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这才是人工智能改变社会的真正的“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
结语
至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概括马克思路径的实质：
首先，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关系方面。关于人工智能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结论实际上都内在于马克思的思想并为马克思所超越。人工智能尚不能抵抗资本逻辑的收编时表现为异化的加剧，当其展露扬弃资本逻辑可能性时则是变革的力量。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及其扬弃的考察将乌托邦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社会主义。也正因如此，马克思路径和非马克思路径不是单纯的对立，而是后者内在地被扬弃于前者之中。按萨特的话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所谓的超越，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则是重新发现一种已经包含在人们自以为超越的哲学中的思想”。㉛
其次，技术观与历史观的关系方面。本文已经说明扬弃资本逻辑在“人工智能对人的未来的意义”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在马克思的路径中，核心问题不是静态地理解人工智能，为人工智能应用的利与弊进行功利的考察，以至于将人工智能所导致的不同维度和性质的影响放在同一平面加以评论甚至计算；而是关注于它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意义，考察现实发展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具备变革生产关系的潜能。只有真正了解了现存社会的运行秩序，才能真正区分人工智能发展不同后果的不同意义，才能触及真正的变革因素。因而，在历史观上自觉的技术观才有资格讨论“人的未来”的问题。技术哲学只有在技术成为决定性和统治性力量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历史地成为“第一哲学”。
最后，思想与现实的关系方面。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性，意味着绝不提供盲目乐观的态度和独断的历史目的论的结论，而是指向以现实的斗争逻辑对抗现存的资本逻辑。在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是自动的结果而是斗争的结果。争取智能技术脱离资本逻辑实现真正共享的政治维度是一条现实的斗争策略，也是一些当代思想家倡导和实践的路径。
于是，马克思路径将“人工智能与人的未来”从一个利弊分析的问题转化为一个历史实践的问题，从局限于关于利弊的“客观全面”的价值定性走向一种行动纲领。在这个纲领中，“非马克思路径”的那些充满忧虑的反思对于马克思路径而言，反倒确证了资本逻辑下人工智能发展的结果将是人类失去未来。这无疑深化了“社会主义或野蛮”抉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人工智能与人的未来”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化用阿尔都塞的一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者——谢天谢地——在我们的时代远不是独自为战，有许多诚实的人接近于马克思主义者而不自知”。㉜
注释：
①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01页。
②宋冰编著：《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111页。
③孙伟平：《智能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页。
⑤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86页。
⑥皮埃罗·斯加鲁菲：《人类2.0：在硅谷探索科技未来》，牛金霞，闫景立，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38页。
⑦⑱⑳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159，183，223页。
⑨⑩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435，436页。
⑫Melvyn A. Hill, The Recovery of the Public World, St Martin’s Press, 1979, p.79.
⑬程宏燕，郭夏青：《人工智能所致的交往异化探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9期。
⑭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
⑮D. Chalmers, Facing Up to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1995,3,pp.200-219.
⑯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19页。
⑲㉒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493，97页。
㉓M.A. Peters, Algorithmic Capitalism in the Epoch of Digital Reason, Fast Capitalism, 2017,14(1), pp. 65-74.
㉔㉕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3-84，84页。
㉖㉗M.A. Peters and Tina Besley, Cr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Post digital, Post digital Science and Education,2019,1, pp. 29-42.
㉘日本日立东大实验室：《社会5.0：以人为中心的超级智能社会》，沈丁心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196页。
㉙E. Medina, Designing Freedom, Regulating a Nation: Socialist Cybernetics in Allende’s Chile,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2006,38(3), pp. 571-606.
㉛萨特：《辩证法理性批判》，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㉜阿尔都塞：《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蔡鸿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页。
初审：刘佳琦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