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译马克思关于教育的一些语词需要辨析。人的发展包涵身、心两方面；“心”的发展包涵智、德或智、德、美。人的身、心发展的教育为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劳动教育极其重要。然而，对体育、智育、德育、美育来说，劳动教育是另一类别的教育、另一个层次的教育，它不能、也不应与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并列为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mental education；身、心发展的教育；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

由于手头的一点工作，因此迟读了黄济教授在《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上发表的《关于劳动教育的认识和建议》。这是一篇语重心长的文章。这篇文章在《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2期第171页上，有“学术卡片”。

我与黄济同志相知已五十又三年了。忝为同道，我们相摩以道义，相磋以学问，相输以肝胆，是亦师亦友的五十又三年。我无论在口头上和书面上，几十年来，一直称“济兄”，改也难了。

在这篇论文中，谈到“一、劳动和劳动教育的意义”，“二、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三、劳动教育的内容和实施”，讲得多好！朴厚真挚，沉稳凝重。只是对论文最后的“四、劳动教育应列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我倒要发些不成熟的不同声音。

一

济兄在论文中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材料。这些材料对我们理解劳动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都具有重要启示。

他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肯定欧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

“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在马克思德文版《资本论》（Das Kapital）中，这里的“智育”用的是“Unterricht（教学）”这个词；这里的“体育”用的是“Gymnastik（体操）”这个词（Band I，Berlin）。在恩格斯校订过的英文版《资本论》（Capital）中，“智育”用的是“instruction（教学）”这个词；“体育”用的是“gymnastics（体操）”这个词。

在中国，自19世纪末创办所谓新式学堂以来，中小学的课程设置中，有“体操”科目。有“普通体操”、“柔软体操”和“兵式体操”等不同的名称。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小学的课程中，仍称“体操”。规定初等小学为游戏体操；高等小学以上，应注重兵式体操。只是到了1922年实施所谓“新学制”后，中小学课程中才称“体育”。

济兄又引用了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这里是写漏还是印漏为：《临时中央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在这里，您只是简引为：

“教育的三件事：智育、体育、技术教育。”

这是马克思1866年8月底概括第一国际临时总委员会的讨论，用英文写成的一个文件，其中包括“4．男女青少年和儿童的劳动”^[4]Jurenile and Children’s Labour（Both Sexes）。“临时总委员会”也称“临时中央委员会”。

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在马克思的英文原件里，这里的“智育”用的是“Mental education”；这里的“体育”用的是“Bodily education”；这里的“技术教育”用的是“Technological training”。（See Instructions for the Delegates of the Provisional General Council．The Different Questions．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1864—1866．Minutes，Document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For the Centen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1864—1964，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Moscow，lst printing，1963，p．345；Progress Publish-ings，Moscow，2nd printing，1974，p．345）

“mental”与“bodily”是对应的。就像“intellectual”与“physical”，“spiritual”与“material”一般都是对应的。

“mental education”译为“智育”是不确切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正确的。苏联教育史学家弗鲁莫夫早在他的《第一国际日内瓦大会上的教育问题—纪念第一国际90周年》的论文中（《苏维埃教育学》杂志1956年第10期；福建师范学院教育课教研室编译：《第一国际日内瓦大会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载《教育译丛》第2期，1957年9月），就认为应译为“精神教育”。“精神”对应于“肉体”，也就是对应于“身体”。后来，又有苏联教育史学家罗田别尔格、沙巴也娃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谈综合技术教育》的论文中，也认为，更确切些地说，“mental education”应当译为“精神教育”。（载《教育译报》1958年第2期）

正如马克思在他的论著中，通常在同“Handarbeit”（直译是“手的劳动”）相应的情况下，用“Kopfarbeit”（直译是“头的劳动”）；在同“Körperliche Arbeit”（直译是“肉体的劳动”）相应的情况下，用“geistige Arbeit”（直译是“精神的劳动”）。一般称手的劳动、肉体的劳动为体力劳动；头的劳动、精神劳动为脑力劳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资料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脑力劳动、智力劳动二词的含义和它的译文情况》，载《光明日报》1978年5月3日）

“mental education”和“bodily education”，是心、身两方面的教育，也就是“心的教育”与“身的教育”。就是王国维在1906年说的“心育”与“体育”了。

在这个《指示》中，马克思也用了“mental training”作为“mental education”的同义词。总之，“mental education”，“mental training”是无论如何不宜、不能、不应译为“智育”的。

关于“bodily education”，在这个《指示》里，马克思还以“pymnastic training”，“bodily exercise”作为同义词使用。

在这个《指示》里，马克思说的“technological training”，还以“polytechnic training”作为同义词使用。

马克思在《指示》的“4．男女青少年和儿童的劳动”中指出：

“可是，就目前来说，我们只能考虑工人的男女儿童和年轻人。”

“但是我们在这里谈的，只是抵制资本主义制度各种趋势最必要的措施。”

“首先，必须把童工和青少年工人从现行制度的摧残下拯救出来。”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认为，除非同教育结合起来，否则决不容许任何一个父母和任何一个雇主去使用青少年的劳动。”

然后，再写到：“至于教育，我们理解为三件事情”。

《指示》是1866年为临时总委员会代表，也就是所谓伦敦代表拟定的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一份备忘录，是给国际无产阶级揭示当时最主要的斗争的一个纲领。它在这里无意于反映人的全面发展的规范；它是为当前的斗争服务的，这从上述引文里应该说是很明确的。

伦敦代表在大会上宣读了这个《指示》。《指示》共有9点，在大会上通过了6点，包括“4．男女青少年和儿童的劳动”。

对技术学训练（综合技术训练，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综合技术教育），马克思在1869年《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普及教育的发言记录》中，又谈到1866年的这个《指示》，说“无产阶级的决议的起草人所主张的综合技术教育，旨在弥补分工所造成的缺陷，因为分工妨碍学徒获得本身业务的牢固知识”^[2]。马克思在《指示》中提出技术学训练的目的和意义，在这里表述得如此清晰！如此明确！

至于这个《指示》（Instructions for the Delegates of the Provisional General Council．The Dferent Questions），规范一点来说，虽然临时总委员会也称临时中央委员会，但是这里是“临时总委会（the Provisional General Council）”。重要的在于它是“给临时总委员会代表（for the Delegates of the Provisional General Council）”为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日内瓦代表大会）写的；它不是给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写的。原来译为《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容易生歧义吧？这样，也许以译《就若干问题给临时总委员会代表的指示》为确切。195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译出版苏联教育学家格鲁兹迭夫（格鲁兹杰夫）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中，这个题目译作《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几个问题的指示》，倒也很好。

济兄在文中引述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里的话：

“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3]这里的“教育”这个词，在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为“Unterricht（教学）”（BandⅡ，1955，s．28）；在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为“education”（vol．Ⅱ，1958，p．36）。也许英文版译德文版不够严谨。在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版上，把原译的“教育”，居然改译为“智育”！真是“’随心所欲”却又出了“矩”！当年，强调的必须是“教学”—学校的教学。

顺带说说，马克思在这个《批判》中，就明确讲了：“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不当心，或者振奋一下“理想主义”想象力的翅膀，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就会误认为“现代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自己的疏忽，责任编辑的失察，错误的黑字就会落在白纸上。

济兄还引用了列宁在1917年制订党纲的时候写的、并经通过的学校教育的那一项：“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门）；把教学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4]济兄在这里引用的是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列宁选集》（第3卷）第746和765页上的译文。这个译文把“免费的和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误译为：“免费的普通义务综合技术教育”了。

二

劳动教育是重要的，而且是极其重要的。我也与济兄一样信奉了几十年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是需要把握的，而且是需要紧紧地把握的。我也与济兄一样，信奉了几十年了。

至于济兄的论文：“四、劳动教育应列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劳动教育应与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并列？则是难以“友声”的。

我大致按学习他这部分文章的先后，试以论述。

在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通称“老本”）中，它是这样说的：苏维埃教育学，既“根据共产主义创始者底学说”，同时，“并考虑到苏维埃教育机关底多年经验”（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认为共产主义教育包括智育、综合技术教育、德育或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体育、美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全一册”本，第45页）——在这“老本”中，您查查，并没有把劳动教育与上述“五育”“并举”。

只是在凯洛夫（总主编）、冈查洛夫、叶希洛夫、赞科夫主编的《教育学》（通称“新本”）中，才把体育、智育、综合技术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劳动教育、美育列为六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22—28页）——只是在“新本”中，才把劳动教育与“老本”的“五育”“并举”而“发展”成为“六育”。

“老本”是先引了马克思写的《就若干问题给临时总委员会代表的指示》中的“三育”，然后再申展为“五育”。

至于蔡元培于1912年在《我对教育方针之意见》（后改题目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和世界观教育，是审视1906年清末学部在专制时代提出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开示民国共和时代需要的教育方针，具有其历史意义。然而，不是蔡元培就在这篇文章中说吗？

“以心理学各方面衡之，军国民主义毗于意志；实利主义毗于知识；德育兼意志情感二方面；美育毗于情感；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

“以教育界之分言三育者衡之，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5]

（人们往往在意蔡元培1912年的《我对教育方针之意见》，而忽视他1920年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演说词。在这篇演说词里，他说：“前年我国审查教育会，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为：（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然后他分述四育，再概括说：“以上四育，都宜时时试验演进，要一无偏枯，才可教练得儿童有健全的人格。”^[6]看来，他是首肯了的。

济兄的论文里，在蔡元培之后提到了王国维。王国维在中国教育学史上是一位要纪念的人物。他在1901年主编了中国第一本教育专业刊物：《教育世界》；在1901年第一个全文翻译和引进了第一本《教育学》（日本学人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在1905年出版了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本《教育学》（教育世界社出版社）——这三个“第一”，也足够他在中国教育学史上留芳了的。

王国维在他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一开头就说（免得您去查找，我索性把它引出来）：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7]

在这篇论文结尾时，又说：

“然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错者。”

“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

而且，王国维以一张表（图表略）结束全文：

王国维提出“心育”，似乎不能说没有创见性。

知、情、意的“三分”，就要说到德国启蒙学者提顿斯（J．N．Tetens）了。他是属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沃尔夫（C．Wolff）系统化了近代官能心理学。也许多数西方心理学史家认为：知、情、意的“三分”，是提顿斯在沃尔夫集官能心理学大成的基础上创立的。

沃尔夫对心的功能进行了“二分”：认识功能和欲求功能。认识功能（知的功能）又分为感觉、想象、记忆、注意、悟性、理性等；欲求功能（情的功能）包括愉快不愉快的情感和意志作用^[8]。提顿斯还对情感与感觉作了区分。他认为，感觉只是外物的一种表象，而情感是感觉者自身的变化。情感不能独立发生，而是附在感觉或其他心理过程上的。^[9]并且，他为心的功能开了“三分”的先河：理解（understanding）、情感（feeling of pleasure and pain）、意志（will）。也就是后来人们讲的知、情、意——认知、情感、意志了。

康德（I．Kant）曾深受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影响，并传承了提顿斯心的功能“三分”的思想。他认为这三种功能中，任何一种都不是其他一种派生出来的。但是，康德有关这一观点的文字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心的功能、“三分”的流行，主要是由于他的三部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主要讲认识论—认识活动；《判断力批判》，主要讲美学—美感，属情感活动；《实践理性批判》，主要讲伦理学—乃意志活动。有些学者认为，这三部分不仅构成了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也构成了他的心理学体系^[10]。康德“肯定了把心理活动再分为认识、情感和意志三大项的见解”^[11]。正由于康德在学术上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到18世纪末，公认的心理功能就被概括为知、情、意三种了。

王国维当年在文中说的“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如果把“知力”改作“认识”或“认知”似乎就更好了。他所谓“完全之人物”的实质，也就是身、心全面发展的人。

当然，不同的时、空，对人的身、心发展，也就是体、智、德、美的发展的具体内涵必有一定差异—身、心全面发展的一般性寓于其特殊性之中。但是，身、心还只能是“两者”。这“心”，或一分为二：智、德；或一分为三：智、德、美。“心”是不涵“劳”的，“心”是“生不出”“劳”的。不同的时代，对体育、智育、德育、美育的具体要求必有一定区别—体育、智育、德育、美育的一般性寓于其特殊性之中。但是，体、智、德、美还只能是“四育”。

过去，例如1953年就有一种说法：“……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1953年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对普通中学宗旨和教育目标的规定。载中央教科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又如1981年《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正草案）》的“说明”中，说“……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这些都写误了！讲差了！而且传讹而滋蔓了！不是使学生在德育、智育、美育、体育方面都得到发展；而是使他们在德、智、美、体方面都得到发展。

1981年，《关于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几点说明》中讲得对：“……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全面而和谐的发展”；1984年，《关于全日制六年制小学教学计划的安排意见》中也讲得对：“……促进少年儿童在德、智、体、美诸方面，更加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

王国维倒是从“完全之人物”、蔡元培是从“健全的人格”的教育理论来论证的。坚持体、智、德、美四育，济兄称之为“传统观念”。我一直赞同过去对“传统教育”、“教育传统”的许多点到“穴位”的分析。正确的传统、优良的传统要维护、要发扬。教育传统还是教育现代化的历史条件呐。您说对不对？这里的这一所谓“传统观念”是不能丢的，不能破除了，不能叛离的，而且其“影响”恰恰是愈“深远”愈好。因为它才是教育学的正确概念和命题。在这里，是不能按“气候”办事的，是不能从“形势”来定身、心全面发展教育组成部分的“几育”的。教育理论与教育政策的定位与关系需要摆正。

三

学习马克思的论著，见到对人的发展的分析进行“二分”的时候，往往用“身与心”（“肉体与精神”，Körperlich and geistige）的提法（如Das Kapital BandⅠ，Berlin，1953，s．381）；当“三分”的时候，往往用“体、智、德”（physische，intellektuelle，moralische）的提法（如Das Kapital BandⅠ，s．417，s．418，s．515），或用“体、德、智”（physical，moral，and intellectual）的提法［如Inaugural Address of the Working Menʾ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国际工人协会宣言》），The General Council of First International 1864—1866］。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也论述到美、审美教育（美育）。“心（精神）”（geistige，mental），如果一分为二的话，那是智、德；加上身（肉体），过去和现在，人们往往“传统”地、习惯地说智、德、体（或德、智、体）。“心（精神）”如果一分而为三的话，就是智、德、美了；加上身（肉体），过去和现在，人们往往也“传统”地、习惯地说“智、德、体、美”（我总感到“体”隔在“德”、“美”之间不“顺”。可不可以说“体、智、德、美”或“智、德、美、体”？）。作为心育（精神教育）于是涵智育和德育；或涵智育、德育和美育。因而弗鲁莫夫在1956年就说马克思在《指示》中的“Mental education”（“心育”，“精神教育”），包含智育、德育和美育的理解是对的，而我当年的理解是错了。

关于劳动教育，翻翻教育史，在近代西方有夸美纽斯、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等；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以及后来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等，都早就提倡劳动教育，只是欧文、马克思提倡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是在机器生产时代，尤其关注童工的生产劳动要与教育结合起来。

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也许在当前具有更巨大的意义，因为似乎不那么被重视了！在我们强调劳动教育、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时候，不可忘记我们在历史上的许多经验和深刻教训。

不过，对体育、智育、德育、美育来说，劳动教育是另一个类别的教育，另一个层次的教育。正如辱齿相依，但又不可唇齿不分！在劳动教育中，除了有体育的任务外，同时有智育的任务、德育的任务和美育的任务，也就是说有知（认知）、意、情的任务。也许这才是济兄在文中说的：劳动教育“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中有着特殊地位”的正确理解了。也就是在文中说的：“在劳动过程中，应进行哪些教育呢？概言之，即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劳动习惯的教育”了。

济兄在论文中认为：“……加强劳动教育，把教育的组成部分，由德、智、体、美四育，增加为德、智、体、美、劳五育，是一项必要的有益的措施。”所谓“德、智、体、美、劳”，济兄并非原创者，习焉而不察耳。例如，1986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六三”制初级中学教学计划（初稿）》中，就有“……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针……”的说法。所谓“难以站得住”云云，到底谁“难以站得住”呢？前者是否忘却了理论审视的使命感；后者是否疏忽了行政实践的理智感。所谓“应有之义”，所谓“当务之急”，都要经教育理论的“滤网”的“批判”。就“心（精神）”说，正是教育学的哲学基础是真、美、善；教育学的心理学基础是知、情、意，从而智育、美育、德育是“心育”的组成部分了。

不可以进行简单的加法运演。劳动教育再重要，也是不能、不应与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并列的。“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理论体系”，不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因为它“不伦不类”，不副逻辑。从而深感我们教育界，首先是我自己，往往缺乏对逻辑学教科书重要性的感悟。身、心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是不变的，是不会变，也是不能变的。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认识的深化、现实的需要，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内涵的广度与深度则是变化、发展的，而且是必然变化、发展的—这就是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了。

古人说：“和，谓之同；答，谓之异。”黄济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学家，德学双馨。然“学问乃千秋事”，又不可不辨。吾爱吾兄，吾更爱教育学。于是我爱之也深，责之也切。在学术探索上，也就坦荡放达了。在这里，我择焉不精，语焉不详，箕是“答”了济兄—就是不知道是“答”错了？是“答”对了？还是“答”得既有错又有对，错误与正确并存？

注释：

[1]载《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6—557页。

[2]载《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这个发言和记录是英文。原文是：“The technological training advocated by prole-tarian writers was meant to compensate for the deficiencies occasioned by the division（of）labour which prevented apprentices from acquiring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ir business．”（译文中“牢固知识”应该是“完全的知识（thorough knowledge）”。

[3]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18页，译文已有改动。

[4]载《列宁论教育》（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63页；《列宁论教育》（下卷），第84页。参见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在为建立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载《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81—82页。

[5]载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6]载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第316—318页。

[7]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008页。

[8]高觉敷主编：《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页。

[9]唐钺：《西方心理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120页。

[10]唐钺：《西方心理学史大纲》，第123页；高觉敷：《西方近代心理学史》，第68页。

[11]载墨菲等著、林方等译：《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0页。

初审：赖冬梅

复审：孙振东

终审：蒋立松